略史
开元寺在定县南门内东侧，从北宋中期建造伟大的砖塔——料敌塔以来，几乎成为当地妇孺皆知的丛林，所以寺与塔的史料，散见于方志和各种碑记中的，也以北宋和北宋以后的占据多数。近年来因料敌塔附近发现了证物多种，寺的沿革已可由北宋初年追溯到北魏末期的七帝寺，而《高僧传》三集内所收的《贞辩传》，尤可窥五代、后唐时，此寺已具有相当规模，足补自来记载的缺漏。兹先介绍民国《定县志》中搜集的各种新证物如次。
（一）北魏宣武帝正始二年（公元505年）所制的《七宝瓶铭》，叙述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僧晖等为北魏诸帝造弥勒像的经过[1]。可惜此石在塔南出土后，移庋众春园，不久即被人盗去，现在所能引用的，只有当时传写的铭文而已。幸据下面引用的隋开皇五年（公元585年）《七帝寺碑》，知僧晖所造的像，即属于七帝寺之内[4]。
（二）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公元543年）高归彦施造的白大理石佛像残座，也在塔南出土，现藏众春园[2]。
（三）武定五年（公元547年）丰乐、七帝二寺的造像记，述邑义人等，为皇帝施造白玉龙树思维像一区[3]，出土地点同前。
（四）隋开皇五年（公元585年）的《七帝寺碑》，现亦藏众春园，内载此寺自僧晖造像后，不久即遭北周毁佛之厄，僧尼还俗，寺像俱废。到隋开皇间，崔子石等施钱赎回寺址，及僧晖的门徒惠郁等重兴寺像的经过[4]。并知隋开皇年间，凡是大县都得建立僧、尼二寺，而七帝寺就是当时的县寺，有僧众一千三百余人，规模异常宏大。
民国《定县志》根据以上四种证物，和当地最著名的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正解寺碑》，对于七帝寺的创建沿革，谓：
“七帝寺创于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而十六年僧晖并造弥勒大佛，正始二年（公元505年）竣工，于是有七宝瓶之铭。中遭周武毁废。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兴复寺像，至五年而竣，于是开皇五年之碑以记兴废。十六年改名正解寺。”[5]
“……对于七宝寺□□□□……在，亦即开元寺之故地，与七帝寺同居一隅，决也。其或先名七帝，后改开元；抑或二寺，并峙相邻，均无可徵。以□度之，似改七帝为开元，其说较长。”
今以现状证之，宋以来的开元寺系位于料敌塔的南侧。而上述各种遗物出土地点，俱在其附近，似《县志》所推测的七帝寺故址，尚可置信。至于北魏的七帝寺，到隋开皇年间改为正解寺一事，除前引诸文以外，又见于《县志》卷十八所释的正解寺残碑一文[5]，本文不必再为叙述矣。
其次唐代史料，则有民国十年料敌塔南出土的石匣，正面题有墨笔铭记，其中“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二月十五日舍利……”十余字还可辨识。石匣内原藏有金椁、银棺和盛有舍利的玻璃瓶等等，现除舍利遗失和玻璃瓶业已破碎以外，其余各件，俱保存于定县的民众教育馆内。按永徽为唐高宗的年号（公元650—655年），根据《梁书》卷五十四·扶南国传，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重建建康阿育王寺三重塔时，曾在塔下龙窟磉石下发现：
“磉下有石函。函内有铁壶，以盛银钳。钳内有金镂罂，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圆正光洁。又有琉璃碗，得四舍利及双爪。”
及《法苑珠林》、《三宝感通录》等书许多大同小异的记载，可证料敌塔附近发现的石匣，乃埋藏舍利之用。然则唐永徽间，此塔的南部建有墓塔，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开元寺的名称始于何时。民国《定县志》谓：
“七帝者本元魏之祖，时移世易，故改寺名……后又名开元寺，沈拟为唐开元时所改，或可信。”[5]
根据著者从前调查的易州、郑州、苏州等处的开元寺，不是创建于唐开元年间，即是更名于此时；以此类推，似乎《县志》所记的尚无大谬。此外《高僧传》三集·卷七·后唐定州开元寺贞辩传中还有一段关于此寺的记载：
“释贞辩，中山（即今定县）人也。少知出尘，长誓修学。……负笈抵太原城听习……洎王处直平，乃归中山讲训。补故伽蓝无不谐愿……后终于此寺焉。”
按《县志》所载当地的开元寺仅仅只此一处，而《高僧传》既在贞辩传上，冠以“后唐定州开元寺”。又在传中说“补故伽蓝，无不谐愿，……后终于此寺焉。”则贞辩补修的寺，即现在的开元寺十分明了。据著者所知道的范围，“开元寺”三字之见于记载，实以此段文字为最早。
关于贞辩修治开元寺的年代，《高僧传》内有：“洎王处直平，乃归中山讲训”二语，可为研究的线索。按王处直事略，附见于《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二·王处存传后。
“处直，字允明，处存母弟也。初为定州后院军都知兵马使，汴人入寇，处直拒战不利而退，三军大噪，推处直为帅。及部出奔，乃权留后事。汴将张存敬攻城，梯冲云合。处直登城呼曰：‘敝邑于朝廷未尝不忠，于藩邻未尝失礼，不虞君之涉吾地，何也？’朱温遣人报之曰：‘何以附太原而弱邻道？’处直报曰：‘吾兄与太原同时立勋王室，地又亲邻，修好往来，常道也，请从此改图。’温许之，乃归罪于孔目吏梁问。出绢十万匹，牛酒以犒汴军，存敬修盟而退。温因表授旄钺，检左仆射。天祐元年（公元904年）加太保，封太原王。后仕伪梁，授北平王，检校太尉。不数岁，复（整理者注：文史似脱漏“归”一字）于庄宗。后十余年，为其子都废。归私第，寻卒，年六十一。”
文中的温，按照前后文，即梁太祖朱温。今以前文与《旧五代史》梁太祖纪和后唐庄宗纪对照，知张存敬围攻定州，事在唐昭宗光化元年（公元898年）。其后处直尝附和汴军，攻击晋王李克用。到梁太祖开平三年（公元909年），进封北平王。次年冬，梁人欲收取镇州（即今正定）和定州（即今定县），处直乃与镇州帅王镕，连结投降于后唐庄宗，而与梁军相抗。《高僧传》中的“洎王处直平”，大概系指此事而言。故疑贞辩修补开元寺的年代，在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后数年之内。
此寺自贞辩补修以后，不出百年，复有建造砖塔的壮举。关于造塔的经过，《定州志》[6]、《畿辅通志》[7]和《图书集成》[8]等书，载北宋时，寺僧有会能者尝往西竺取经，获舍利子东归。到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真宗诏令会能伐嘉山之木，修造此塔。嘉山在定县城西四十里，以产乔木著称，因此之故，当地人士至今还有“砍尽嘉山木，修成定州塔”的传说。
按定州自五代中叶以后，为汉族和契丹混战的区域，故北宋初期，袭用唐以来定武军的旧名，屯集重兵，成为当时国防上的第一道防线。其后宋人虽然纳帑议和，但是北边守臣，或治河泊以限戎马，或起浮图以远眺望，都是假借名义，密修边备，为万一时之用。此塔的建造理由，在表面上纯为供养会能自印度取回的舍利，但雍正《定州志》说：“盖筑以望契丹者，故又名料敌塔。宋知州宋祁尝记岁月于巅”。[6]而《燕山丛录》也有同样的记载[9]。可见它的真正原因，和保定拒马河、景县望夷塔并无何种差别。证以咸平始工，恰好在宋、辽交争之际，此种传说，实有成立的可能。不过据塔内走道壁面上所嵌的大中祥符和皇祐题名石多种，知当时修塔的费用，大部分由民众捐输，不全是政府支出的。
至于塔的建造和落成年代，现在有四种不同的记载：
（一）北宋宋祁《景文集》中，《题开元寺塔诗》内有“经营一甲字”一语，其下注云：“自至道乙未经始，至至和岁乙未告成”[10]。所谓至道乙未，系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而至和乙未乃是仁宗的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据《宋史》列传，祁于仁宗时曾知定州军事，亲历其境，见闻较切，所述的年代当然不是凭空杜撰的。
（二）……
（三）民国《定县志》引宋进等《修塔记》，说此塔成于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谓“以六十年而成一塔，似不近情”[11]。唯《修塔记》原文现在已经佚亡，不能证实此说的可靠与否。然而依事实言之，此塔高八十米，为现在我们知道的国内唯一最高的砖塔。在科学和工业尚未发达的北宋初期，要建造这种伟大工程，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而且工程经费的来源，据塔内遗留的题名石多种，大半出于临时捐募。也许当时因经费和材料、运输等等关系，屡辍屡造，不是事理所绝不许可的。故民国《定县志》疑惑的“以六十年而成一塔”，不能成为有力的反驳。
（四）……
以上四种文献内的年代，有真宗乾兴元年和仁宗至和二年二种。现在塔内的碑刻，除去东北角崩塌部分，无法调查以外，其余各部遗失的亦不在少数。根据此种残缺不全的文献，当然不能马上得到正确的结论。不过据著者的意见，此四种史料中，正式兴工以前，必经过相当长期的筹划。所以宋祁在本人所作的诗下，特注“至道乙未经始”。但是实际上开工兴造的日期，当然要以元大德碑所记述的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七月十八日[13]，较为详密可信。洎至真宗乾兴元年，塔的一部或大部完成以后，或因经费支绌和工程上别种缘故，不得不暂时停顿，故宋祁有《修塔记》之作，告一段落。其后复继续修造，到仁宗皇祐四年，塔顶才结尖了毕，而附属工程则延至至和二年始告完成[16]。观现存塔内第七层与第十一层走道壁面上所嵌的至和元年功德石二块，即知宋祁说的“至和岁乙未告成”，实有所本。而“经营一甲子”一语，亦与事实大体符合也。
自宋以后，《县志》和《通志》对于金、元二代的文献，并无只字记载。仅据定县民众教育馆所藏的《大金定州创建园教院记》，知当时此寺规模宏巨；除去原有的毗卢院、口教院以外，金世宗大定二年至十八年（公元1162—1178年），又在寺的东南角，修盖圆教院一区，占地六十余亩[12]。其后元成宗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中山府达鲁花赤长达达复修葺寺塔和佛像等等，见塔内第一层《大元中山府大开元寺重修佛塔记》[13]。
降及明代，《图书集成》载洪武末年都督平安撤除城内的华塔，补修城堞，并毁此塔四周的铁幢，供制造军器之用[8]。然考《明史》平安本传和惠帝纪，安以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随诸军伐燕，二年八月，进屯定州，疑此事应属于建文二年，不是洪武末年的事。宪宗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御用监梁芳和典簿罗钦、知州韩文、同知黄敏、递运所大使朱逵、指挥王辅、张杰等，曾合力修葺此塔。除《通志》记录以外[7]，现在民众教育馆内，还藏有成化十四年《重修塔级檀越姓讳》石一方，可供参考。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己卯，武宗南征宸濠，经过定州，曾登塔题记[8]。其后世宗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州人鲍日龙等修塔，有《重修浮图之记》，现存于定县民众教育馆内[14]。翌年，定州卫指挥致某，又重造塔上的青铜宝珠、葫芦。《州志》虽未收入……（此处缺字），未曾完工。到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知州王大年续成其事，具见塔内第一层《重修宝塔佛像碑记》[10]。自此以后，此寺文献异常缺乏，仅在第八层内部走道壁上，发现无关重要的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游人题字而已。洎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六月，塔东北面的外壁，自巅至地，忽然崩塌[17]、[18]，毁去全塔外壳四分之一（图版4乙）。而寺内殿宇，也不知何时毁坏，到现在竟无片瓦寸椽存在。唯据传说，其东南角一部，至清末犹未全毁云。
塔为当地规模最大的古建筑，从宋咸平四年始工以来，至本岁恰为九百三十五年。从前当地人士，每遇灯节，醵金悬灯，盛极一时[6]，可是惨祸也每每随之产生。如康熙《县志》载明穆宗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和道光《县志》所载的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都因游人误闻州牧封门，惊恐逃避，压死二三百人不等[17]。虽说事故的发生原因，异常离奇幼稚，然可观此塔在崩塌以前，曾为民众游览娱乐的场所。
综合上述开元寺塔的建置经过，表列如后以供参考：
塔的位置及台基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五月，著者与陈明达、赵法参二君调查此寺的时候，除去半毁的砖塔一座，孤立废墟中外，所有全寺的堂殿门庑，都已化归乌有。就现状来说，开元寺的故基，系南北较东西略大的长方形。……处留有很完整的墙壁一段（图版5乙），方向恰与塔身平行。经发掘的结果，这墙约高3米，其下与砖砌的基脚（footing），自墙面向外挑出少许，再下则为石砌的基础（foundation）（插图1）。足证此隆起部分，即是料敌塔的台基，年久颓废，成此形状者。台基的南部面积很广，据当地一般人的传说，从前塔前曾建有三开间佛殿一座。可是现在此部破坏过，无法追索原来的情状。自塔以北，有东西方向的横街一条，紧接于后。街的北面，民居骈列，而中央又辟有小巷一条，南端正对料敌塔（图版4乙），北端通至城内最繁盛的东大街。可见塔北一带，原不属于此寺范围之内。
根据现状与前引各种史料互相参照，知此寺平面的发展，可分为三期。第一期在全寺的西南角，即北魏以来的七帝寺、正解寺和唐开元寺原有的范围，故所有北魏、东魏的造像铭刻，以及唐永徽间舍利石匣等，都发现于此一带之内。第二期在全寺的西北角，即北宋会能建塔的地点。据著者的观察，此塔约高80米，其台身及台基所占面积颇为广大，而原有的开元寺为地势所限，既不能如北魏洛阳永宁寺和辽佛宫、普庆诸寺的塔，建于佛殿之前，又不能遵照唐·道宣《戒坛图经》所述正中佛院的制度，直接置于佛殿之后，故只能在寺的后面，另辟一区供建塔之用。因此之故，寺与塔遂一前一后，成为对立的形状。第三期在全寺的东侧和东南角，就是金大定年间增建的圆教院。自此部加入之后，致使原来的开元寺和料敌塔，都偏于西侧。不过以上所述，纯系一种设想，确否如是，非待事实证明后，不能作为结论。
塔的平面
塔的平面采用八角形，但各层东、西、南、北四面的面阔，较其余四面稍大（增出10厘米），精密言之，并非等边八角形。
塔的外观虽为十一层，可是第一层特别高耸（图版3）。故利用平座的地位，在内部添设暗层，成为十二层。兹自下而上，逐层分叙如次。
第一层 在东、南、西、北四面，各辟入口一处（图版1），其余东南、西南、西北三隅面皆为平坦的壁体，未设门窗。据一般的传说，其东北面从前亦设有入口一处，适与塔心内的梯级相对，可是北部现在恰已崩塌，无法证明，故本文图版1内未予绘入。门内的走道随着外壁环绕，而在中央砌有八角形的塔心，自上而下直达塔顶。凡各层梯级都藏于塔心里面，为此塔结构上最重要的部分。第一层塔心的结构，因塔内东南、西南、西北三面的走道，现在全部用砖封砌，达于平棊附近，致不能作精密的调查。但据露出部分，知暗层在塔心内，建八角形……一尊，自像后绕至梯级的上口，可升至第二层（插图2）。
第二层 在塔身外设有平座，唯平座之上未施栏杆。其外壁东、西、南、北四面亦各辟一门，和第一层完全类似，但是窗的结构，则非下层所有。其中东南与西北二面皆用假窗，浮雕几何形花纹，独西南面因梯级的缘故，改为真窗（图版4甲）。窗很小，上加发券，不和其他假窗调和，极不可解。内部走道与塔心的配置，略如下层，可是塔心仅在东、南、北三面各设佛龛一处（图版1）。西南面设梯级下口。而东、西二面则在近北端处，又各辟梯级上口一处，至中点会合，留有正方形的Landing一块（插图3）。Landing的南侧，设佛龛一，北侧仍构梯级，通至第三层。按此塔之梯，各层都用直上式，其成转折形状者，只此一处而已。
第三层 以上至第十一层皆于塔外施叠涩式的出檐，上口平坦，兼平座、出檐为一。第三层的外壁，除东、西、南、北四门以外，俱施假窗。塔心则在东、西二面各设佛龛一处。梯级上口设于南面，下口设于北面，在平面上与第二层梯级靠北的一段，恰相重合（图版1）。
第四层 门窗同前。塔心的西、南二面，各辟佛龛一处。唯梯级的位置，上口设于塔心东面，下口设于北面，在平面上成为十字交叉的形状（图版1）。自此以上，仅仅只有第八层的梯级与第三层一致，其余皆采用本层所用的方法。同时各层梯级的上口，自东而北，自北而西；而下口则自北而西，自西而南，逐层转换90°角度，成为周而复始的形态。此种方式，又见于河北景县的望夷塔，不过它的回转方向，恰和此塔相反。
第五层 平面，将梯级上口改于塔心的北面，下口改于西面。东、南二面各设佛龛一处（图版1）。
第六层 梯级上口，依顺序转至塔心的西面，下口转至南面，余二面仍设佛龛（图版2）。
第七层 ……
第八层 ……
第九层 ……
设佛完（图版2），门窗的排列，自第四层至此，悉准第三层。
第十层 梯级的平面和上、下二层都成十字形，而上口则设于塔心北面，下口西面，余二面设佛龛各一（图版2）。窗的结构到此层忽然全部改为发券式的门，其高度与宽度，和东、西、南、北四面的门采用同一尺寸。
第十一层 平面更为简单，仅在塔心的南面设梯级下口，北面设佛龛一处而已（图版2）。外壁每面设门一处，与第十层相同。又此层在东南角辟天窗一处（图版15甲），可自此上达塔顶。
综合以上所述，此塔在平面上有二种值得注意的长处和缺点。它的长处，系在内部设有八角形的塔心柱，自基至顶，将各层梯级藏于塔心里面，不但为唐代初期的大雁塔、小雁塔所未有，就是比北宋同期诸塔置梯级于走道内的，更为方便整齐。它的缺点即各层都在东、南、西、北四面辟门，其余四面除最上两层以外，俱使用假窗。这种方法使有门的四面，与……不能平衡，而且……来，要步东北角的后尘。到那时塔心能否不受影响，却是很大的疑问。故就此点言，它的结构远不及江苏吴县罗汉院双塔，将各层门窗的位置依次调换，可以免除此种缺点。
外观
式样：
此塔八角十一层，而第一层比例稍高，故在腰檐上，再加平座一层（图版3）。自此以上，各层仅施叠涩式的出檐，并无平座和柱额、斗拱等类的装饰，手法异常简洁。其各层高度和直径的比例，也均能搭配匀当，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而且外轮廓线复具有很轻快的Entasis，故塔的形状秀丽莹洁，为北宋砖塔中不可多得的佳构。
此塔第一层虽然较高，但其上各层的出檐，并非重叠密接。而出檐的手法，又墨守北魏嵩岳寺塔以来惯用的叠涩式，故在式样上，只能谓为多层叠涩檐的塔。如与唐代砖塔比较，则此塔显系承袭唐长安香积寺塔的衣钵。所不同的是塔的平面由正方形改为八角形，以及第一层出檐上增设平座而已。
比例：
关于塔高和塔围的比例，旧籍中往往载有极简略的法则，归纳起来，可分为二种：
1. 苏州姚补云先生所著的《营造法原》内谓：“塔盘外阶沿口周围总数，即塔葫芦尖至地高低。”换言之，塔的高度等于阶台周围的总长。不过著者曾核算苏州罗汉院双塔的尺寸，并不与姚先生所述的符合。
2. 河北易县宋千佛塔有明正统十四年《重修舍利塔记》，说“塔高一百又十尺，围以称之”。《图书集成》神异典记述山西应州佛宫寺，也说“塔高三十六丈，周围如之”。此外《江西通志》载清佟国勷重修南昌绳金塔，内有“高十丈六寸，八方周围共十丈一尺六寸”数语，都是说塔高等于塔围。按此所谓的塔围，也许就指塔身第一层的外围长度而言。但是此三者中，千佛塔和绳金塔未经调查；佛宫寺塔据梁思成先生测量的结果，也与《图书集成》所说的未能符合。
此塔的高度，据余辈测量所得的数字，自第一层塔内的地面至塔顶，共高79米92厘米，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国内最高砖塔。其第一层的外围，除去东北崩塌的三面无法量计外，其余五面，平均宽9.99米。以此为根据，推算第一层外围的总数为79.92米。在前述二种原则中，与第二种适相符合。不过此塔的宝珠，曾经明嘉靖间一度重修，是否和原来的高度相等，实属疑问。故此问题决非今日根据少数之例所能解决的。
第一层塔身的直径约为塔高四分之一强，自此以上，逐层收小。至第十一层，比最下的第一层约减去百分之四十二，与本辑所载吴县罗汉院双塔的比例相差不远。各层直径缩小的尺寸，虽未能为有规律的递减数，但可注意的是自第三层到第七层，各层所减之数甚微。可是从第八层起，此数……
……查以后，恐怕不易发现正确的结论。
此塔各层的高度，据测量结果，也未成为递减式。其中最特别的，是第四层反比第三层稍高，第七层与第八层仅差两厘米，都是异常奇特的现象。兹将实测尺寸，表列于后面以供参考。
平座：
此塔的平座，仅设于第一层出檐上面，其余诸层均无此制。平座上所施砖制的斗拱，排列异常丛密，其外观结构可分为二种：
1. 最普通的仅用偷心华拱三跳，跳头上施素枋一层，无瓜子拱与令拱（图版8甲），不过素枋的背面，向后延长与下层素枋或柱头枋的上皮相交，与木造物稍异（插图4）。栌斗的左右，仅用柱头枋一层，表面未隐出泥道拱，也异常简单古朴。
2. 前述偷心华拱，每隔二朵，又插入具有斜拱的斗拱一朵（图版8乙）；其结构在栌斗的左右角，各施斜华拱一缝，每缝三跳。栌斗的中央则改为普通华拱二跳，跳头上安设翼形拱一具，托于平座外口的素枋下面，故中央华拱的出跳，比两侧者稍大（插图4）。
除此塔外，现存山东、河南二省的北宋砖塔，使用斜拱和翼形拱者，在数量上，不及普通斗拱之多，可见此种式样，纯系地理的关系，接受燕云一带木建筑的影响。斗拱上的彩画，有红地上画黑道，及米色上施绿道的二种。
出檐：
各层出檐的结构，系用叠涩式的砖向外逐层挑出。其最下一层的叠涩，大抵用砖三层。其次用砖二层。自此以上至于檐口，皆用一层。而各层叠涩挑出的长度，愈往上愈增加（图版11甲），故在断面上，成向内凹入的曲线（图版9乙、10甲）。案北魏嵩岳寺塔以来，凡规模较大的砖塔，几乎都是如此，仅本刊所载的济源县延庆寺塔和其他少数墓塔与小石塔等，断面偶然采用直线而已。此塔因建于北宋初期，所以出檐的结构还谨守旧型。唯自此以后，木构式样砖塔日趋发达，此项方法便稀如星凤矣。又此塔出檐之内，每每夹用木骨，以补助砖的荷载力，也是极可注意的事项。
出檐外口离塔心的距离，第二、第三两层相差无几。自第四层起逐渐增大，殆为塔心外轮线构成Entasis的主要原因。其尺寸如下：
出檐上所涂的色彩依叠涩的层次，用朱、绿、黄、黑、灰等色，互相综错。同时在门券上，另绘缭绕而上的火焰，至出檐外口为止。
出檐的上口仅第一层和第十一层铺瓦，其余各层都铺砌青砖（图版9甲），故其功用实兼出檐与平座为一。
门：
第一层在东、西、南、北四面辟门。门上加圆券。券的直径，比门的面阔稍大，无疑地乃从前施工时为装设架木起见，采取此种式样（插图5）。圆券正中的龙门石上，粉有深红色的矢状装饰，也许表示尖拱的意义。其外再加方框，框的上部施有扁而长的门簪二个，和辽代遗构一致。框外再饰花边一道，隐出卷草和龙凤，简洁矫健（图版7甲），不类明以后的作品。
花边上所施砖木合构的雨搭，完全模仿木建筑的形式（图版6乙）。最下用阑额一层，自墙面挑出少许，两端施木制的垂莲柱。阑额伸出柱外的部分，与普拍枋转角处所刻的海棠曲线，均像元代惯用的手法。其上再施四铺作单昂斗拱四朵，间隔颇为疏朗。昂系木制。耍头雕作龙首形，和大同善化寺金天会、皇统间建造的三圣殿异常类似（图版7乙）。令拱上的替木业已连续为一，唯橑檐枋仍保持长方形的断面。此外，栌斗两侧所施拱身较高的泥道拱，和柱头枋表面隐出的正心慢拱，都非明以后所能见到的。檐端用方椽二层，其上瓦垄现已凋落，只存微微反曲的博脊，和两端绿琉璃的兽头而已（图版6乙）。据式样判断，此门和雨搭虽不能断为北宋至和年间的原物，但至迟也不能比元代更晚，不过兽头、瓦饰当然不在此列。
入口各部所涂的色彩，虽然大部分已经剥落，还可辨出边框内的花纹，涂有红色。斗拱涂绿色。垫拱板绿地红边，中央描绘花纹。橑檐枋正面涂红色，底面涂绿色。
上层各门的面阔和高度，随着塔身的比例，逐层缩小。门的上部，大都在圆券处施过梁一根，上面叠砌砖壁。门框上又饰以门簪二个，雕刻各种花纹。框的外面仅加简单的外线，无别种装饰。
窗：
此塔第二层至第九层的窗，除第二层西南面用发券式真窗（图版10甲）以外，其余都在墙面上浮雕假窗（图版4甲）。窗的周围做出边框形式（插图6），很像唐会善寺净藏禅师塔的手法。框内的棂子共计十一种，其中仅第九层使用直棂，余皆为几何形花纹。内有六角形内配列菱花的一种（图版10乙），显为明、清二代菱花槅的祖先，很足珍贵。棂子及子桯，从前涂有红色。
塔顶：
塔顶筒瓦系以绿色琉璃瓦和布瓦合用一处，而垂脊则纯为绿琉璃制，表面刻有龙云（图版11乙），这显然表示塔顶全部原来都用琉璃瓦，而布瓦乃后来所加的。但青灰色的板瓦尺寸颇大，其底部复附有凸起的圆钉一排，即使为后代所葺，也应年代较早。垂脊的前端，各置铁人一躯（图版12甲），依山东灵岩寺辟支塔所示的式样，此铁人系牵挽相轮下铁链用的，可是此塔现在并无铁链，也许在明嘉靖重修时，与相轮同时取消亦未可知。
垂脊的上端，饰有兽首。其上再施反叠涩的砖，向内收进。再次在八角形须弥座上，置比例雄巨的莲瓣一层（图版12乙），其尖端恰与下面的垂脊相对（插图7）。莲瓣中央累砌崇峻的台座，下广上削，平面皆作圆形。其上装置铁制的俯莲。次八角形束腰，表面饰以八卦文，次仰莲，次铁座，铸有“大明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三月造，定州卫致指挥施铎”十余字。最上则施青铜制的宝珠与葫芦（图版12乙）。纵观此部结构，已将佛塔上最重要的覆钵和相轮全部略去，足以证明代砖塔的刹，已尽忘北魏以来的旧型了。
内部结构
外壁：
此塔外部壁体的厚度，极不规则，为叙述便利计，姑大体分为四种。（甲）厚度在4.5米者仅第一层一处。（乙）第二、三、四层，同为3.16米。（丙）第五层至第九层变化于2米与3米之间。（丁）第十层与十一层，在2米以内。虽然各层的厚度由下而上，自4.5米减至1米余，可是据核算的结果，所减之数，并未成为有规律的递减数，恰与前述塔身的直径同一情状。
外壁的砌法，据东北角崩塌处所示，墙的内、外二面，皆随着八角形每面的方向，各砌有Stretching course一层，不与内部壁体联络。故二者之间，现已发生裂缝，有随时分离的危险（图版13甲）。又壁内往往在平棊上，砌有平面45°的砖数层（图版13乙），也许因联络内外的缘故，采用此种方法。
墙壁上的发券和穹窿，使用普通砖砌成单券，施工异常草率，故裂缝和脱落的地方随处可以发现（图版14甲、乙）。又走道穹窿的转角处，及第十一层气窗下，并无砖骨（Rib）承托（图版14甲、15甲），都可表示当时匠工对于此种结构，实无深刻的认识。
走道：
外壁和塔身的中间，辟有走道。走道的上部有二种不同的结构：
（一）第一层至第七层，在平棊上面，自两侧墙壁用叠涩式（Cobelling）的砖相向挑出（图版16乙），以承载上部的重量。其上所砌之砖，除砖的长面与走廊方向平行外，其间又插入平面45°的砖数层（图版17甲）。不但叠涩上如此，甚至近走道表面处也偶然使用此法（图版17乙）。不过走道表面的砖缝，则多与走廊方向成90°的直角。又走廊转角处的“虎头倒”，或用或不用亦不一律。
（二）第八层以上至第十一层，未施平棊，仅仅在走道上构Stretching coarse的穹窿（Barrel Vanlt），异常简单。
斗拱及平棊：
走道上部的斗拱和平棊的结构，只有第二层在平棊下，用偷心华拱三跳。其余第一层和第三、四、五、六、七等层，皆为二跳。兹以第一、第二两层为代表述叙如后。
第一层走道的上部，自壁面砌出柱与阑额，其上直接排列砖制的斗拱，并无普拍枋（插图9）。斗拱的朵数，在走道外侧者，每面连转角铺作，共计十二朵；内侧则仅八朵。栌斗正面，出偷心华拱二跳。第一跳跳头上施素枋，第二跳施算桯枋（图版18甲），栌斗两侧则施柱头枋。所有拱和枋的结构，都能顾及到材料的本质，采用与砖质相宜的比例，而不为过分的模仿。算桯枋上面，又搁置扁而平的支条砖，上面做出□口，以承载天花砖（插图8）。而每一天花砖之间，又施断面狭而高的支条砖（图版18乙），在平面上和算桯枋成九十度角度。不过现在走道内侧的斗拱，比外侧稍高，不知是受外壁沉陷的影响，抑原来即已如此。
天花砖的底面，浮雕极精美的几何形花纹和龙凤、花鸟等等（图版19甲、乙），构图、描线俱臻上选，为此塔雕饰中最精彩的一部。此项手法，又见于北宋山东长清灵岩寺辟支塔，和河南武安的常乐寺塔，知为当时砖塔中通行的方法。
第二层在走道阑额上，外围施斗拱九朵，内围七朵。其结构与第一层不同的地方：（一）偷心华拱增为三跳（图版20）。（二）每隔一朵，插用具有斜拱的斗拱一朵（图版20），形制结构和前述外侧平座的斜拱完全符合。（三）华拱跳头上所施的素枋和算桯枋，也与平座一样，未做出枋的真正形状（插图9）。走道转角处的斗拱，则多数用华拱三跳，承托角上的算桯枋（图版20甲）。但也有在第二层华拱上面，仅施翼形拱一具的（图版20乙）。其上之天花砖尚保存十之八九，所雕花纹精巧而富变化（图版20甲、乙，21甲），内有浮雕宝相花的一块，叶上所涂绿色还未完全剥落，足证从前此类砖上，都施有彩色。
前述第一、第二两层的斗拱，虽然因砖造之故，不能与木造物的比例完全符合，可是大体相差不远，并且栌斗与交互斗的“欹”和华拱上的“栔”都比较高，足为北宋建造的证据。兹将实测尺寸表列如次，以供参考。
第三层以上，偷心华拱复减为二跳（图版21乙—23甲），拱的比例也随之减小。不过各层斗拱的朵数或多或少，却参差不一；如第七层与第二层一致，而第四层每面外围用十朵，内围用八朵，反比第二层增多。
第三层的平棊天花砖尚存全数十分之六。可是自此以上，因走道高度逐层减低的缘故，竟被盗去大部。而第五、第七两层，除天花砖外，又有在木板表面，描绘和下层砖刻同样的花纹，大概是后代修理时添补的。
关于斗拱上所施的彩画，最下三层现已剥落。唯第四层栌斗和拱的外棱缘道，都用墨色；其内绘绿色的“退晕”二道——即由浅绿退至深绿——中央再加黑心（插图10）。栌斗的“欹”则另施绿色莲瓣，与河北省南部及河南省北部通用的方法一致。第五层至第七层的斗拱，均在灰地上加黑缘道和黑心，无晕（插图10）。素枋与算桯枋、平棊枋等，都是正面涂黑色底面涂红色，上加回文。支条砖与天花砖俱涂绿色。此种灰地黑缘道的彩画，又见于河北安平县圣姑庙，在时间上，恐怕不能比明代更早。
塔心：
此塔在走道内，构有八角形的塔心，内藏梯级，外设佛龛，不论在功用上或结构上，都为全塔最重要的部分。其法是否受木塔中心柱的暗示，抑因环行礼拜的缘故，或从北魏石窟的支提塔演变而成，现在尚难断定。然而在结构上，此塔外壁崩塌四分之一，仍能屹然健在，不能不归功于塔心的结构异常坚牢，足以维系其他未倒塌部分的缘故。
塔心结构因为各层外壁都是向内收进，故塔心的直径也随之缩减。并且各层平棊下的斗拱和外侧的平座斗拱异常类似，致使观者从缺口上瞻望，往往误会大塔之内另有小塔一座（图版5甲）。最初发表此项误解文字的，就是关野贞与常盘大定著的《支那佛教史迹》。现在翻译该书《评解》第五册第203页中关于此塔的记载如次：
“塔内更有一小塔，四面设佛龛，安置佛像。两塔的中间设步道依梯级而登，得达最上层。下层步道上面构有平棊，内浮雕很精美的几何形纹样及花鸟等等。第二层以上，则为穹窿。”
按文中的错误，共有三点。（甲）误认塔心另为一塔。（乙）误梯级设于走道之内。（丙）误第二层以上，走道上所覆的为穹窿。大概关野、常盘二氏调查此塔时，因为塔门封闭，未曾登塔细查，而日后又依相片和追忆加以描写，以致发生上述的错误。其后喜龙仁（O.Sirien）在他的巨著《中国美术史》（History of Chinese Art）内，也以讹传讹，抄袭内、外两塔的臆说。本文著者为尊重事实起见，不得不加以辩正。
暗层：
第一层和第二层的中间，在塔心内构有等边八角形小室一间，每面约宽2米（插图2），现在室内砖砌的普拍枋业已大部残毁，唯斗拱则尚保存完好。斗拱分二种：（甲）在角上者，施华拱三跳；（乙）角拱至角拱之间，每面再施补间铺作一朵（图版24甲），其结构为在栌斗正中用华拱二跳及翼形拱，两侧再加斜华拱三跳（插图11），与外部平座的斗拱完全相同。又栌斗左、右和华拱跳头上，仅仅施柱头枋及素枋，表面连拱交隐，如鸳鸯交手拱的形状（图版23乙）。
前述华拱第三跳的前端，载算桯枋一层，构成八角形的井口。据说从前井口上面，曾有周斜中平的木造藻井，但现在全部毁坏，不能证实。算桯枋后面，顺着下部墙壁的方向，砌直砖一排，其上再构尖状的穹窿（Dome），其高度比半径约增三分之一（插图11）。Dome的表面再施类似阳马的砖骨（Rib）八条（图版24甲、乙）至中点留有圆形面积一块，全体形范很像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藻井。也许此部原来就是模仿木建筑而造的，不过平面上的差别，一为八角形，一为圆形而已。砖骨与砖骨之间逐层挑出的砖，和砖骨本身均用极简单的叠涩式（插图11），可见我国的建筑匠工，自汉以来，虽经过很长远的时间，还不知应用发券的方法，造出真正的穹窿来。
梯级：
此塔的梯级全部藏在塔心里面，除去第一层东北角因崩塌之故无法查验，和第二层用转角式以外，其余各层皆取直上的方式。后者之内，虽偶然有上、下二层互相重合的地方，但大多数成为十字交叉形状（图版1、2），与山东长清县灵岩寺辟支塔和兖州兴隆寺塔，均属于同系统之内。又梯级上所覆的穹窿，在从断面上成Step形状（图版25甲）。每一step的长度，虽间有超过二米以上的，但以二米以内者占据多数。
关于第二层梯级转角处的结构（插图3），在正方形Landing的四面，构有圆券；券高70厘米，四隅砌出三角形的斜面，贴于八角形藻井之下（图版25乙）。其结构式样和前述暗层内的大同小异。此外南方宋代砖塔中，如苏州罗汉院双塔、报恩寺塔，杭州开化寺六和塔等，都采用同样方式，可知此种小藻井在当时很为普及。
其他事项
壁画：
塔内壁画，以第四层东南、西南二面走道壁上所绘的年代最古。现在一切色彩虽然受长时间自然力的摧残，几乎全部变成黑色，可是它的描线简劲，神情灵活和背面古朴的竹景等等（图版26甲至27甲），不像明、清人的手笔。又第八层走道壁面上所绘的佛像，每面有二尊与八尊二种。其西南面佛像下面题有：“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本州催□□”等字。而南面有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和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题字，西北面有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六月题字。根据佛像的姿态、衣褶与上部流云的式样，确系道地的明代作品（图版27乙）。
佛像：
此寺佛像现在共存三尊。一为定县民教育馆内所藏的铜像，《县志》谓为宋崇宁[19]。……恐至早不能超过明代中叶。
碑刻：
塔内的碑刻除一部分业已遗失，和东北面崩塌处无法考察以外，其树立于走道内或嵌入壁面上的尚有三十余通。其中《县志》所称石、文俱佚的宋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刘荃等《修塔记》，还嵌在第七层走道内；而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耿素等《修塔记》则在第十层；至和元年赵成等《修塔记》在第十一层，俱未遗失。兹将石刻目录表列如后，以供留心此塔文献者参考。
注释
[1]民国《定县志》卷十八《七宝瓶铭》：正始二年正书。石形如盆，周少低，中央为圆空，文分上、下两列，刻于四面，回读右行。“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道人僧晕为七帝建三丈八弥勒像、二菩萨，□□文造素，至景明二年铸镌竟。正始二年（公元505年）岁次乙酉二月壬寅朔四月铭旨，三州教化大像，用赤金三十六万六千四百斤，黄金二千□百斤。二菩萨用赤金四万六千斤，黄金一千一百斤。大魏今上皇帝陛下，忠慕□追，孝诚通敏，班旨三州，率宣功就，略表始末，铭之后代耳。七宝瓶前定州刺史彭城王元勰、定州刺史城阳王元鸾。”
此石民国初在料敌塔前出土，旋移置众春园御碑房下，逾年为奸人窃去，或云已售之天津李小石氏矣。按七帝寺之建，不见于史。而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魏之太庙始成，迁七庙神主于新庙。当时或以中山重镇，仿建七庙，若陪都然。《集古录》谓宣武帝以七庙所立，谓之七帝寺。以此刻证之，太和十六年已为七帝造像，则七帝寺殆建于孝文之世，非宣武决也。既立七庙，刺史元鸾遂造像为七帝祈福。史称元鸾笃信佛法，此亦一证。其列前刺史元勰者，勰当时有清名重望，虽去位，犹列之也。景明二年（公元501年），明年“二”字虽泐，可以考定。余参见《正解寺碑》下。
[2]民国《定县志》卷十八·高归彦《造像记》，武定元年正书，二十七行，行七字。“盖闻般若无源，慈悲有感。众生启寤，孰不尊崇。大魏使持节都督定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定州刺史当州大都督弟子高归彦，不识过去，幸睹现世。凭缘□果，兼修将来。寂相渊微，理非可测。遂乃发此至心，割彼资业。广采名将（疑应作‘匠’），琢餝妙形。粤以武定元年岁次癸酉四月庚申朔八日丁卯，敬造白玉释迦像一区。所愿法幢常建，香津普流。帝道升平，缁素同盛。大丞相勃海王明德弥融，庆流苗裔。家门大小，皆蒙福护。百禄盈朝，七宝曜室。男喆女贤，光显内外。与诸品类，共霑梵泽”。
此石记文完好无缺，于民国初年在料敌塔前出土，盖七帝寺故基也……今存众春园。
[3]民国《定县志》卷十八·《丰乐、七帝二寺造像记》，武定五年（公元547年）正书，十五行，行五字。记文下方题名十八行，行八字。
“大魏武定五年岁次乙卯二月戊辰朔八日，丰乐、七帝二寺邑义人等，慨悼浮俗，生灭难遣。众行然，知何自运。故仰为皇帝陛下、师僧父母、旁地众生，敬造白玉龙树思唯像一区，详崇供养。上坐僧宠、上坐慧郁、宝藏、知朗……”
按七帝寺在料敌塔南，丰乐当亦在七帝寺左近。石于近年出土，今存众春园……上坐僧慧郁，与开皇五年《七帝寺碑》之慧郁当是一人。
[4]民国《定县志》卷十八·《七帝寺碑》，开皇五年（公元585年）正书，三十二行，行二十三字。
“大隋开皇五年岁次乙巳八月乙酉朔十五日己亥，前定州沙门都故魏七帝旧寺主惠郁、像主玄凝等，以先师僧晕，去太和十六年敬造三丈八弥勒金像。至后周建德六年岁次丁酉，破减大像，僧尼还俗。至七年六月，周帝宇文邕因灭三宝，见受迦摩罗之患，扶天元，承帝改为宣政。至二年，以父坏法破僧，愿造大像，即改为大象元年。但周将灭，未即（疑应作‘几’）禅位。大隋国帝主杨坚，建元开皇。自圣君驭宇，俗易风移。□天民宁，八方调顺。护持三宝，率遣兴修。前诏后敕，佛法为首。惠郁共弟子玄凝等，愿欲修理本寺。□复前像。旧□□他，悲号无及。离之咏，泣育心口。赖摩诃檀越前定州赞治并州总管府户曹参军博陵人崔子石、前萨甫下司录商人何永康二人，同赎得七帝寺院，价等布金，贵余祗树。一发檀那，双心俱施。并为俗寺主。从开皇元年造像头手。并鎶大钟。至五年素起身跗，兼修宝殿。计七匣桂像，用布一万七千五百斤，用柒（整理者注：疑为‘漆’）十二百升，黄金八万七千薄。像及殿合用钱五千七百贯。忽蒙敕旨，大县别听立僧、尼两寺。安熹令裴世元、王、刘二尉等，以七寺旧所，像殿俱兴。遂申州表省，置为县寺。兼道引群僚，口率二长，详崇结邑，尊事伽蓝。并十二州左开府其元兵、右开府和元志、副仪同宇文义，演说军人，异心归善。胡、汉士女邑义一千五百人并心，四方并助。前刺史昌平公元严，后刺史南陈公豆卢通，并首尾匡究，慰喻经纪。像成殿就，并赖二公。但周帝灭像，患报非轻，劝今世后世，须尊重。像□之下，不安宝物。有奸盗，破毁口财。敬之敬之，铭示千载。寺僧昙识、僧道□、僧宝观、僧修静、僧道泽、僧昞□、僧洪顾、僧明儒、僧弁明、僧昙珵，合寺一千三百僧。都维那郭仲口、王贵洛、郑倡敬、董景宾、卫默鬼、牛洪、段晕伯、王胡子、许神度、董叔仁、宋遵、杨零宾、王纯陁、李波利、杨伽。素（整理者注：疑为‘塑’）像匠邢洪演、赵文远、苏奉仁。柒（疑为‘漆’）匠刘松柏、路元和。大殿木匠王祖、李孝威、益君英。铭文王良预。书手刘雅铭。石匠杨静岩、郭登、郭悦。都当维那东方景仲，刘洪遵。”
按此碑与《七宝瓶铭》及《正解寺碑》三石，相为首尾。《七宝铭》为僧晖初次造弥勒像而记者也。像成，遭周武之厄，像寺俱废。至开皇五年，僧晖弟子惠郁重新修复寺像，此碑正记其事，于周武之毁佛教，三致意焉。《集古录》未见此碑，但见《正解寺碑》，遂谓寺基为赞治崔子石所舍。以此碑证之，知寺基已为周武时充公售出，至此崔子石与何永康施钱赎回，非崔一人之力，亦非寺属于崔也。僧晕，系晖字移日于上，观《正解寺碑》阴，并作比丘僧晖可证。石与高归彦造像同在料敌塔南出土，今存众春园。
[5]民国《定县志》十八·《正解寺残碑》。开皇十六年，分书共四段。首段十六行，次段三十六行，三段二十一行，四段十三行。碑阴三十七行。高一尺四寸八分，广四尺三寸。行存十字、十二三字不等。
此碑旧著于《集古录》、《宝刻丛编》，皆云《正解寺碑》隋昌刘鼎卿撰。而《宝刻丛编》、《金石考》另载有《七祖堂记》。光绪初《畿辅通志》疑与此为一碑而两收者，大约□□《七祖堂记》，非指此碑，即指《七宝瓶铭》而言也。此碑已残破，今存者共四段。其首段旧在城内开元废寺，道光戊戌，知府沈西雍（名涛）辇至真定崇因寺中，其所著《常山贞石志》考证颇详。光绪十三年，定人张枚搜掘废寺，复得一段。又于义仓门外、五路寺台下，各得一段，并真定之石凡四段。此碑虽残，所缺无几矣。张氏遂之真定，索回前石。定绅王文泉遂建廊庑于众春园，以为藏石之所。真定一段中无年月可考。《贞石志》云，文有开皇二载及十二字，疑即纪年之语。及续得大段中，末有“六年，岁次丙辰四月癸未朔”十一字，乃知碑文之年，决是开皇十六年丙辰，干支可为铁证。《集古录》作十二年，“二字”写误也。盖七帝寺创建于太和十五年，而十六年僧晖并造弥勒大像，正始二年工竣，于是有七宝瓶之□，中遭周武毁废。开皇元年兴复寺像，至五年而竣。于是开皇五年之碑以记废兴。十六年改名正解寺。故第二段石上有“六年，□名胜地，遂诏改为”十字。“六年”上必为“十字”。“改为”之下必“正解寺”三字。七帝者本元魏之祖，时移世易，故改寺名，而又增修佛殿若干间，故文中又有“又造佛殿一□”之语。殿既成，诏赐寺名，并立碑以纪也。后又名开元寺，沈氏疑为唐开元时所改，或可信……
[6]雍正《定州志》：“料敌塔又名大塔，在州治南开元寺中。寺僧会能尝往西竺取经，得舍利子。宋真宗咸平四年建塔，诏会能董其役。伐木于嘉山，仁宗至和二年始成。高十三级，围六十四步。盖筑以望契丹者，故名料敌塔。宋知州宋祁尝记岁月于巅，其八分书至为澹逸入古。每春征及佛诞午日，郡人醵金悬灯。不减长干寺报恩塔之胜概也。”
[7]《畿辅通志》：“寺有料敌塔，本名大塔，在州治南。据《旧志》云，开元寺僧会能尝往西竺取经，得舍利子。宋真宗咸平四年，诏建塔，会能董其役，伐材于嘉山。仁宗至和二年始成。高十三级，围六十四步。盖筑以望契丹者，故又名料敌塔，知州宋祁曾记岁月于巅。明成化十四年，御用监梁芳、典簿罗钦、知州韩文、同知黄敏、递运所大使朱逵、指挥王辅、张杰合修。万历四十五年，有庞子文者捐资重修，历三年乃成。万历末年至天启初年两次地震，州人王云重修。本朝顺治十三年巡道刘兴汉加修。”
[8]《图书集成》职方典·第一百四卷：“料敌塔有二：华塔定州治南。大塔定州治南开元寺中，僧会能创于宋真宗咸平四年。成于仁宗至和二年。高十三级，围六十四步。洞门八面，铁幢四落。飞窦悬梯，俯眺百里。宋知州宋祁尝纪岁月于巅。洪武末，都督平安毁华塔甃城堞，去幢为戎器，而独留大塔以便防守。考诸传曰，宋阴筑以望契丹者，其在真定、景州者，亦此故耳。今以料敌名。正德己卯秋，武宗南征，驻跸于上，因洒宸翰于壁。过客往往登览，间有题咏焉。”
[9]《燕山丛录》：“定州开元寺有塔名料敌塔，宋筑以望契丹者。高十三级。广六十四步。旁施铁幢。中贯数抱大木。登上级可瞰百里，仰视行云，势若摇动。宋失燕、云，以定州为边境，故潜备甚密。”
[10]宋祁《景文集》卷二十·开元寺塔偶成题十韵：“集福仁祠旧，雄成宝塔新。经营一甲子（自至道乙未经始，至至和岁乙未告成），高下几由句……”又卷十六登塔诗：“率堵缘霄雁势联，凭阑清眺俯三川。春华已遍燃灯地，日气犹烘□两天。游盖结阴尘不动，饮筹催釂客争传。须知四级题名处，要记浮生六十年。”
[11]民国《定县志》卷十九·宋进等《修塔记》，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正书，久佚。“《旧志》云：‘料敌塔在州治南。真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诏建，仁宗至和二年始成，盖筑以望契丹者。宋知州尝记岁月于巅云。’按塔建于咸平四年，至乾兴元年已十九年（著者按：应作二十一年）。更至至和二年，近五十六年。以六十年而成一塔，似不近情。而宋祁开元寺塔诗，亦云经营一甲子，殊为疑问。及见此证乃知塔成于乾兴元年，知州宋进记其年月，所谓《料敌塔记》者是也。《通志》误以为二，并载之，非也。至和元年殆重修之年，抑或有增修之事，刘全、赵成记是也。有此石以为证，足知宋祁诗为不审也。”
[12]《大金定州创建圆教院记》：“夫开元寺之东南有圆教院者，乃□教院也。……有所来矣。爰自圣朝抚定之后，有主僧……遂□□□招贤坊空闲官地贰段，计陆拾余亩，环筑垣墙，作院子居止。有……以给□□之用，四时无所阙矣。至大贰载幸□世宗□皇帝中兴，凡天下寺院……是时复有主僧□□，躬率清众，乐输货泉，以资于□官，谨请□□，敕赐曰：圆教院，即与开元寺□□院……住口大定十八年亦有首僧□□，与众请……同心协力……者，施□□□，咸服其言，或……良工，创建大殿五间，经之营之，不日而成。弥陀三□，供具庄严。花果间错，朝夕……丹青妙手……山……北□左右……观其……水泉石□木……为当代绝□□而有□□沙门……未备者，欲以补完。遂于弥陀后屏，起塑观音大士及……宇口犹……特命□□□平，悉令砌墁，左右前后，□整□□，由是缁徒寝广，梵教日隆。”
[13]大德元年《大元中山府大开元寺重修佛塔记》：“……汉、唐以来，佛教兴之久矣。且兹浮图者，肇大宋太宗时，有僧会能圣旨西天取经，得舍利子归。至真宗咸平四年七月十八日，首建是浮图也。至仁宗至和二年，还元易四主，凡修五十一年工毕。……□我大元皇帝岁次丙辰，国师那摩大师，圣旨赐白银重修是塔。级有佛像，风雨岁寒，渐□□落。自咸平四年，至天牟尼皇帝岁次丁酉，改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有三百年矣。有中义大夫宣差中山府达鲁花赤长达达作都功德主，重修佛像。大夫祖别石八里人也，先父名脱忽里，钦授圣旨金牌，管领……僧人宣公欲更新焉，第赖众力，以共成□之葺。故吾定有鲍洪，民众恩恤，无不称美。日因休假……此地，仰而叹曰：人多钱财，贵于能施。多而□施，谓之守价直，皆诚心出备……”“……为□任焉，不旬日间门窗墙壁，焕然尽新。……”
[14]嘉靖十四年《重修浮图之记》：“……中山古塔创自宋咸平四年。上人会能奉使西域，得秘藏真经、舍利子还。□真宗命董治之。……元后。鸠工庀材，斧竭嘉山之木。其间寒暑晦冥，凡易四君，落成于仁宗至和二年。拮据告荣……与治东华塔，均筑以舍利。宝塔高十二级围六十四步。顶贮舍利子，亘恒河沙法界……”
[15]（此处缺失）
[16]雍正七年《重修宝塔佛像碑记》：“……也。创始于宋真宗之咸平四年，落成于仁宗之至和二年。其间凡易四君，历五十八年而始成。……定武为河北重镇地，与契丹接壤，因名曰：料敌塔。而建于唐刹开元寺之后，又名开元塔。……及明重修者，殆不乏人。至康熙庚子岁月 初八日地震，其周围四面，自上至下裂二寸许。宝塔□□。时□韩何公治定，会同合邑绅士，公义修葺。维时三十六约，士民欢呼踊跃，乐捐资财，计有千金。唯南面六门尚未告竣，而何公去定，工遂寝。以致佛像四十有五，俱未庄严。岁戊申余莅兹土。……其上。则见嘉山虎踞，□水龙蟠，挺出云霄之外，诚中山之巨观也。瞻仰金容，实切感叹。……未遑议及。州城之西堡子疃子善女耿氏，目睹佛像之剥落。拮据从事，约费百有余金，半出募……囊。事毕建设道场。”
[17]见郑锦先生《开元塔实况调查册》。
[18]《图书集成》职方典·第一百八卷：“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正月，定州开元寺塔内，游人挤死。定州遇节登塔娱玩，是年正月十六日，群往游塔。忽相挤压，死者二百三十七人，寺僧取尸不能出，州守闻往登之，乃出。有未绝者，云见有神人摧击之。或谓妄传州守且至，惊□……此亦大变也。”
康熙《定州志》：“定俗遇节登塔。明穆宗隆庆二年正月十六日群往登眺，有人诈言州守且至，游众惊迫，互相拥挤，压死二百三十有七人。”
道光《定州志》：“清乾隆三十八年五月，村……塔，眺望者甚众，忽讹传州牧封锁塔门，游人惊恐，拥挤而下，压死者三百余人。”
[19]民国《定县志》卷十九·□铜佛像：“崇宁铜佛高九尺，横五尺，□手盘坐，两肩各带崇宁钱一枚。”
按：崇宁为徽宗年号，造像当在北宋之际。像出土料敌塔后，今在古物保存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