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的建筑
开头的话
解放以来，祖国各方面都在进行着有计划的建设：铁路方面有成渝、天兰、宝成、兰新等新路线；水利方面有治淮、荆江分洪和官厅水库等大工程；基本建设遍及全国，在三四年的短期间中，就已经完成了若干千万平方米的建筑物。这些建设的规模和施工速度在我国都是史无前例的。
在基本建设工作中我们遇到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在纯工程技术之外，我们的建筑艺术到底向哪个方向走。
我们中国本来有我们中国体系的建筑。但是百余年来，在我国大城市中出现了许多所谓西式建筑，它们具有英、法、美、德等国的不同形式和风格，近二十年来又出现了一些没有民族性的所谓摩登建筑，好像许多方方的玻璃匣子。过去四年中人们对于建筑的民族性的问题有过不少不同的意见。最近由于大家进行了学习、讨论，并且苏联专家热诚地给我们介绍了他们过去的经验，我们的认识才渐趋一致了。现在大家都认为我们的建筑也要走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的路，那就是走“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路，而扬弃那些世界主义的光秃秃的玻璃匣子。
我们认识到这个正确方向以后，首先就要研究我国建筑的民族传统。设计民族形式的建筑时，不是找几张古建筑的照片摹仿一下，加一些民族形式的花纹就可以成功的。在设计工作中应用民族形式，需要经过深入和刻苦的钻研。我们必须真正地了解祖国从古到今的建筑遗产，对它们的发展有了相当的认识，掌握了它们的规律，然后才可能推陈出新，创造适合于我们新中国这一伟大时代的新建筑，并且使我国建筑艺术不断地发展和丰富起来。
什么是建筑
研究祖国的建筑，首先要问：“什么是建筑？”“建筑”这个名词，今天在中国还是含义很不明确的；铁路、水坝和房屋等都可以包括在“建筑”以内。但是在西方的许多国家，一般都将铁路、水坝等称为“土木工程”，只有设计和建造房屋的艺术和科学叫作“建筑学”。在俄文里面，“建筑学”是“архитектура”，是从希腊文沿用下来的，原意是“大的技术”，即包罗万象的综合性的科学艺术。在英、意、法、德等国文中都用这个字。
人类对建筑的要求
人类对建筑最原始的要求是遮蔽风雨和避免毒蛇猛兽的侵害，换句话说，就是要得到一个安全的睡觉地方。五十万年前，中国猿人住在周口店的山洞里，只要风吹不着，雨打不着，猛兽不能伤害他们，就满意了，所以原始人对于住的要求是非常简单的。但是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要求也就不断地提高和变化着，而且越来越专门化了。譬如我们现在居住、学习、工作和娱乐各有不同的建筑。我们对于“住”的要求的确是提高了，而且复杂了。
建筑技术已发展成为一种工程科学
在技术上讲，所谓提高就是人在和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步获得了胜利。在原始时代人们所要求的是抵抗风雨和猛兽。各种技术都是为了和自然作斗争，争取生存的更好条件，而在斗争过程中，人们也就改造了自然。在建筑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的祖先发现木头有弹性，弄弯了以后还会恢复原状，石头很结实，垒起来就可以不倒等现象。远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掌握了最基本的材料力学和一些材料的物理性能。譬如，石头最好是垒起来，而木头需要连在一起用的时候，却最好是想法子把它扎在一起，或用榫头衔接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人类的曙光开始的时候，建筑的技术已经开始萌芽了。有一种说法——当然是推测，不过考古学家也同意——认为我们的祖先可能在烧兽肉时，在火堆的四周架了一些石头，后来发现那些石头经过火一烧，就松脆了，再经过水一浇，就发热粉碎而成了白泥样的东西，但过一些时间，它又变硬了，不溶于水了。石灰可能就是这样发现的。天然材料经过了某种物理或化学变化，便变成另外的一种材料，这是人类很早就认识到的。这种人造建筑材料，一直到现在还不断地发展着和增加着。例如门窗用的玻璃，也是用砂子和一些别的材料烧在一起所造成的一种人造建筑材料。人类在住的问题方面不断地和自然作斗争，就使得建筑技术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工程科学了。
建筑是全面反映社会面貌的和有教育意义的艺术
人类有一种爱美的本性。石器时代的人做了许多陶质的坛子和罐子，有的用红土造的，有的用白土或黑土造的，大都画了或刻了许多花纹。罐子本来只求其可以存放几斤粮食或一些水就罢了，为什么要画上或刻上许多花纹呢？人类天性爱美，喜欢好看的东西；人类在这方面的要求也随着文化的发展愈来愈高。人类对于建筑不但要求技术方面的提高，并且要求加工美化，因此建筑艺术随着文化的提高也不断地丰富起来。
在原始时期，建筑初步形成，发展得很慢，但越往后，发展速度就越快。建筑艺术是随同文化的发展而不停地前进着的。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也就是人们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要求都提高了，就必定要求建筑在实用上满足更多方面的需要，在艺术方面更优美，更能表达思想内容。
建筑是在各种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要求下产生的，所以当许多建筑在一起时，会把当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情况多方面地反映出来的。建筑不但可以表现当时的生产力和技术成就，并且可以反映出当时的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思想情况。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能多方面地反映社会面貌的艺术创造，而不是单纯的工程技术。
原始时代单座的房屋是为了解决简单的住的问题的。但很快地“住”的意义就渐渐扩大了，从作为住宿用的和为了解决农业或畜牧业生产用的房舍，出现了为了支持阶级社会制度的宫殿和坛庙，出现了反映思想方面要求的宗教建筑和陵墓等。到了近代，又有为了高度发达的工业生产用的厂房，为了社会化的医疗、休息、文化、娱乐和教育用的房屋，建筑的种类就更多，方面也更广了。
很多的建筑物合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城市。建筑与建筑之间留出来走路的地方就是街道。城市就是一个扩大的综合性的整体的建筑群。在原始时代，一个村落或城市只有很简单的房屋和一些道路，到了近代，城市就是个极复杂的大东西了。电气设备、卫生工程、交通运输和各种各类的公共建筑物，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关系，无论是街道、广场、园林或桥梁都和建筑分不开。建筑是人类创造里面最大、最复杂、最耐久的东西。
今天还存在着许多古代的建筑物，像埃及的金字塔和欧洲中古的大教堂等。我们中国两千年前的建筑遗物留到今天的有帝王陵墓和古城等，较近代的有宫殿和庙宇等。一般讲来，这些建筑都是很大的东西。在人类的创造里面，没有比建筑物再大的了。五万吨的轮船，比我们的万里长城小多了。建筑物建立在土地上，是显著的大东西，任何人经过都不可能看不到它。不论是在城市里或乡村里，建筑物形成你的生活环境，同时也影响着你的生活。所以我们说它是有教育作用的东西，有重大意义的东西。譬如说我们到莫斯科看到了地下电车站，通过这车站的辉煌美丽的形象，我们就能感到建造它的时代的伟大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不能在那里看见列宁和斯大林本人；但是，你走进去，会受到许多列宁和斯大林所教导的思想教育。这种建筑物，目的是为劳动大众服务的，它的美丽和舒适反映了社会主义的优越的文化。我还可以举莫斯科大学为例，通过那么一座建筑，我们就具体地看到了将来共产主义城市的一部分。这种建筑对人民起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这座建筑上高度的艺术性所表现的是社会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所可能产生出来的事物。见到它的人就体会到，只要我们朝这个方向走，中国的将来也能和苏联一样美好，建筑在人类社会生活里面起的作用就是这样的一种作用。它不但是社会里各种事物中的一个显著的东西，它还全面地反映了那个社会的本质。
建筑是有民族性的
莫斯科大学的形式是由俄罗斯传统发展出来的，是具有俄罗斯的民族形式的。在苏联其他共和国，我们看见的是其他民族的形式，这种情形帮助我们明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建筑是有民族性的。我们在俄罗斯所看到的建筑，是俄罗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一代又一代继续着俄罗斯传统而发展来的，所以没有一所像天安门那样的建筑物。因为天安门那种形式是中国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它有它的传统，继承这个优良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建筑，就会有中国的特征。这说明各个国家的建筑可以有同样的社会主义内容，但是可以各有不同的艺术上的民族形式。当然我们也许在苏联盖一所中国民族形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苏联也可以在中国盖一个俄罗斯民族形式的展览馆。可是我们不能无端把苏联形式的房子盖在中国，或在苏联用中国式的房屋作为他们的建筑的一般形式。建筑是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变化着的。只有在我们被侵略，被当作半殖民地的时代，我们的城市中才会有各式各样的硬搬进来的“洋式”建筑，如在上海或天津那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民主德国在东柏林计划并重建了一条主要大道，整齐地盖了许多具有德意志民族形式的房子。西柏林也盖了一些房子，都是美国近年流行的玻璃匣子式的，样子五花八门，却丝毫没有德意志民族的风格。从西柏林到东柏林来的人，看到了继承德意志民族传统的新建筑，感叹地说：“这才是回到祖国来了！”这是建筑物在人们精神上起巨大作用的一例。
中国建筑有悠久的传统和独特的做法与风格
我们中国建筑的传统的特征是什么呢？
我们中国的建筑，以单座的建筑来分析，一般都有三个部分：下面有台子，中间有木构屋身，上面有屋顶。几座这样个别的房屋，就组成了庭院。具有这样的基本构成部分的房屋，已经有三千五百年的历史了。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县殷墟发现了一些土台子，在土台子上面有许多柱础，它们的行列和距离非常整齐。石卵上面有许多铜盘（后来叫做“”）。在铜盘的上面或附近有许多木炭，直径约15公分到20公分。显然那木炭是经过焚烧的木柱，而那些石卵和铜就是柱础。这个建筑大约是在武王伐纣的时候（公元前一一二二年）烧掉的，在抗日战争以前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了，并已证明是殷朝的遗物。这就是说，我们确实知道由殷朝起已有在土台子上面立上柱子用以承托屋顶的这种建筑形式。我们从另一些文献上也能考证出来这种形式。“史记”上说，尧的宫殿“堂高三尺……茅茨不翦”。“堂”就是台子，用茅草覆在房顶上，中间是用木材盖起来的。
几千年以来，我们一直应用木材构成一种“框架结构”，起先很简单，但古代的匠人把这部分发展了，渐渐有了一定的规矩，总结出来了许多巧妙合理的做法，制定了一些标准。我们从宋朝一本讲建筑的术书《营造法式》里面，知道了当时的一些基本法则。
在这些法则中，我们要特别提到一种用中国建筑所特有的方法所构成的构件——斗拱。在一副框架结构中，在立柱和横梁交接处，在柱头上加上一层层逐渐挑出的称作“拱”的弓形短木，两层拱之间用称作“斗”的斗形方木块垫着。这种用拱和斗构成的综合构件叫作“斗拱”。它是用以减少立柱和横梁交接处的剪力，以减少梁的折断的可能性的。在汉、晋、六朝时代，它还被用来加固两条横木的衔接处。简单的只在斗上用一条比拱更简单的“替木”。这种斗拱大多由柱头挑出去承托上面的各种结构，如屋檐、上层楼外的“平坐”（露台）、屋内的梁架、楼井和栏杆等。斗拱的装饰性很早就被发现了，不但在木结构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而且在砖石建筑上也普遍地应用，成为中国建筑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从春秋战国（公元前七二二—前四八一）的铜器上，我们就看到有这种斗拱的图形。在四川的许多汉代（公元前二〇六—公元二二〇）石阙和崖墓中，也能看到这样的斗拱。
图一 中国建筑中的斗拱、檐柱和柱础
图二 中国建筑主要部分名称图
在朝鲜平安南道有些相当于我国晋朝时代的坟墓，墓中是用建筑的处理手法来装饰的。这些墓内有柱子，在旁边墙壁上画了斗拱。并在两斗拱间用“人字形拱”。北魏（公元三八六—五三四）的云冈石窟，保存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建筑的形状：三间的殿堂，八角形的柱子，柱头上边有斗拱，上面有椽有瓦。从这样一些古代各个时代留下来的实物中，我们知道我国古代的建筑很早就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做法和风格了。
我觉得建筑的各种做法的规则很像语言文字上的“文法”。文法有时候是不讲道理的东西。例如：俄文的名词有六个格，在字的尾巴上变来变去。我们的汉文就没有这些，但是表情达意也很清楚。为什么俄文字尾就要变来变去，汉文就不变，似乎毫无道理。可是它是由习惯发展来的、实际存在的一种东西。你要表达你的感情，说明问题，你就得用它。建筑上的各部分的处理也同文法一样，有一些一定的组合的惯例。几千年以来，各民族的建筑都不是一样的；即使大家都用柱子、梁和椽子，但各民族处理柱子、梁和椽等的方法一般地都不一样。每个民族的建筑形式虽然也随时代而有所不同，但总是有那么一个规则被遵循着。这种规则虽不断地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基本特征总是传留下来，逐渐改变，从不会一下子就完全变了样。
在各民族的语言里都有许多意义相当的词，例如，英语里有“column”一词相当于我们的“柱”字的意思。在各国的建筑上也有许多构件具有同样的作用与意义，但是样子却不一样。有许多不同的建筑上的构件，有如各国语言中的字那样不同。把它们组织起来的方法也都不同，有如各国言语的文法不同。瓦坡、墙面、柱子、廊子、窗子和门洞组成了许多不同的建筑物，也很像由字写成不同的文章。但因为文法的不同，希腊的就和意大利的不同，意大利的又和我们的不同。总之各国的建筑都是各自为解决生活上不同的需要，反映着不同的心理特点和习惯，形成了自己的特征，并且逐渐发展而丰富起来的。
唐、宋和元的木构建筑
现在让我们把现在还存在的祖国历代的建筑提出几个典型的来看看。我们所已知道的中国最古的木建筑物是公元八五七年（唐）造的，就是山西五台山豆村镇的一所大寺院佛光寺的大殿，再过三年它就满一千一百年了（去年又发现了一座比它更古的，尚未调查）[1]。佛光寺大殿下面有很高的台基。殿正面是一列柱子，柱子之上由雄大的斗拱托着瓦檐，木构组织简单壮硕。上面是中国所特有的那种四坡屋顶，体形简朴而气魄雄壮。内部斗拱由柱头一层层地挑出来，承在梁底，使得梁的跨度减少，不但使结构安全，并且达到高度的艺术效果，真是横跨如虹。这种拱起来略有曲度的梁，宋以后称作“月梁”，大概是像一弯新月的意思。这里由柱头挑出来的斗拱是结构上的重要部分，但同时又是很美的装饰部分。这样工程结构和建筑上丰富的美感有机地统一着，是我们祖国建筑的优良传统。唐朝的佛光寺大殿的斗拱，和后代如明、清建筑上我们所常见的有何不同呢？第一，唐朝的尺寸大，和柱子的高度比起来在比例上也大得多；并且只在柱头上用它，柱与柱之间横额上只有较小的附属的小组斗拱。这里只有向前出挑的华拱数层，没有横拱的做法，叫做“偷心”，这是宋以前结构的特点，能承托重量，显得雄壮有力。
北京以东约八十五公里蓟县独乐寺中的一座观音阁，是我们第二个最古的木建筑。这座建筑物比刚才的那座大殿规模更大，而在塑形上有生动的轮廓线，耸立在全城之上。看起来它是两层，实际上是三层的楼阁，巍巍然，翼翼然，和我们在唐宋画中所见的最接近。这是辽代的建筑实物。它的建筑年代是公元九八四年。它的木构全部高约22公尺，也是用了柱、梁和各式各样的斗拱所组织起来的大工程。里面主要是一尊十一面观音立像；三层楼是围绕着这立像而建造的，所以四周结构的当中留下一个井一样的地方。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在结构上就发生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了。由于应用了各种能承重、能出挑的斗拱，就把各层支柱和横梁之间，支柱和伸出的檐廊部分之间的复杂问题解决了。这些斗拱是为了结构的需要被创造的，但同时产生了奇妙的、惊人的、富于装饰性的效果。
山西应县佛宫寺的木塔高66公尺，平面八角形，外表五层，内中包括暗楼四层，共有九层。这木塔建于辽代，再过三年它就够九百年的高龄了。它之所以能这样长期存在，说明了它在工程技术上的高度成就。在这个建筑上也应用了不同组合的斗拱来解决复杂的多层的结构问题。全塔共用了五十七种不同的斗拱。塔下部稍宽，上面稍窄，虽然建筑物是高峻的，而体形稳定，气象庄严。它是我国唯一的全木造的塔，又是最古的木结构之一，所以是我们的稀世之宝。
北宋木建筑遗物不多，山西太原晋祠圣母庙一组是现存重要建筑，建于公元十一世纪。建筑的标准构材比唐、辽的轻巧，外檐出挑仍很宽，但是斗拱却小了一些，每组结合得很清楚，形状很秀丽。全建筑轮廓线也柔和优雅，内部屋架上部很多部分都处理得巧妙细致。
宋画可作为研究宋代建筑的参考。它们虽然是画的，但有许多都非常准确，所有构件和它们的比例都画得很准确。黄鹤楼图就是其中一例。无疑的，宋代木建筑的艺术造型曾达到了极高的成就。河北正定龙兴寺宋或金初的摩尼殿，体形庞大，在造型方面与轻盈飞动的楼阁不同，结构方面都是很大胆的，总形象非常朴硕顽强。但同画中的黄鹤楼一样，这座殿的四面凸出的抱厦（即房屋前面加出的门廊）和向前的房山（即房屋两端墙上部三角形部分）是宋代建筑的特征。这种特征唐代或已有，但没有在两宋时代普遍，宋以后就比较少见了。这是很美妙的一种建筑处理形式。
河北曲阳县北岳庙元朝建的德宁殿是一二六〇年建造的。我们看到建筑发展越来越细致。斗拱缩小了，但瓦部总保持着历来所特有的雄伟的气概。木构部分在宋以后所产生的柔和线条，这里也还保持着。但元朝是个经济比较衰落的时代，当时的统治者蒙古族是外族，进入中国后对汉族压迫剥削极重，所以建筑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形象上比宋代的简单得多。
明和清的木构大建筑
明清的木构大建筑，北京故宫一组是最好的代表。北京故宫建筑的整体是明朝的大杰作，但大部都在清朝重建过，只剩几座大殿是例外。太和殿是一六九七年（清康熙时）重建的。它的后面的中和、保和二殿，都还是明朝的建筑。保和殿在明朝叫作建极殿。今天保和殿檐下牌子金字的底下还隐约可见“建极殿”的字样。这个紫禁城主要建筑群的位置，形成故宫和北京城的中轴线。在中轴的两旁还各有一条辅轴：左边是太庙（现在的文化宫），右边是社稷坛（现在的中山公园），两组都是极为美观的建筑组群。太庙的大殿在明朝原是九间，后来改成十一间。［我们猜想这是清弘历（乾隆）为了给他自己的牌位预留位置而改变的。但这次改建不见记录，至今是个疑问。］除大殿有可疑之处外，太庙的全组建筑都是明朝的遗物，工精料美，现在已成为劳动人民文化宫了，人民有权利享受我们祖先最好的劳动果实。右边的社稷坛（中山公园）以祭五谷的神坛为主体，附有两座殿。它们都是明初一四二〇年以前，即明成祖朱棣由南京迁都至北京以前所完成的。这是北京最古的两座殿堂。这两座殿就是现在公园里的中山堂和它的后面一殿，到现在它们都已经五百三十多年了，仍然完整坚固，一切都和新的一样。解放以后，它已成为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会场。从前是封建主祭祀用的殿堂，现在却光荣地为人民服务了。这也说明有些伟大的建筑并不被时代所局限，到了另一时代仍能很好地为新社会服务。
现在我们不能不提到山东曲阜的孔庙。过去儒教在中国占有极大势力，孔庙是受到特殊待遇的建筑。曲阜的大成殿比起太和殿来要小些，它的前廊却用有极其华丽的雕龙白石柱子，在艺术方面使人得到另一种感觉。大成殿前大成门外的奎文阁是一五〇四年（明弘治时）的一座重层建筑物，和独乐寺辽代的观音阁属于同一类型，但在艺术造型上，它们之间是有差别的。奎文阁没有观音阁那样的豪放、雄伟和顽强的气概。这个时期的一般艺术和唐宋的相比，都显得薄弱和拘束。
除了故宫的宫殿以外，我们还可以看看北京外城的另一种纪念性建筑物。首先是天坛。天坛是庄严肃穆的祭天的地方，很大的地址上只盖了很少数的建筑物，这是它布局的特点。天坛肃穆庄严到极点，而明朗宏敞，好像真能同天接近。周围用美丽的红墙围着，北头是圆的，南头是方的，以象征“天圆地方”。内中一条中轴线上，最南一组是三层白石的圆台，叫做“圜丘”，是祭天的地方。北面有精致的圆墙围绕的一组建筑，就是“皇穹宇”，是安放牌位的，后面沿石墁的甫道约六百公尺到祈年门、祈年殿和两配殿。此外除了一些斋宫、神库之外，就没有其他建筑，只有密茂的柏树林围绕着。这组建筑的艺术效果是和故宫大不相同的。苏联建筑专家阿谢普可夫教授来到北京以后，说过几句很有意思的话：“中国建筑有明确的思想性，天坛是天坛，北海是北海。”接着他解释说：“天坛，我愿意一个人去；北海，我愿意带我的小孩子去。”他的话说明了他对建筑体会得非常深刻：他愿意独自去天坛，因为那是个非常庄严肃穆的地方；他愿意带着小孩子去北海，因为北海的布局富有变化的情趣，是适宜于游玩的大花园。祈年殿、皇穹宇和圜丘不惟塑形极美，且因平面是圆的，所以在结构上是中国所少有的。它们怎样发挥中国的结构方法，怎样运用传统的“文法”以灵活应付特殊条件，就更值得重视了。
中国建筑的特殊形式之一——塔
现在说到砖石建筑物，这里面最主要的是塔。也许同志们就要这样想了：“你谈了半天，总是谈些封建和迷信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在一个阶级社会里，一切艺术和技术主要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过去的社会既是封建和迷信的社会，当时的建筑物当然是为封建和迷信服务的；因此，中国的建筑遗产中，最豪华的、最庄严美丽的、最智慧的创造，总是宫殿和庙宇。欧洲建筑遗产的精华也全是些宫殿和教堂。
在一个城市中，宫殿的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庙宇寺院的美，人民大众都可以欣赏和享受。在寺院建筑中，佛塔是给人民群众以深刻的印象的。它是多层的高耸云霄的建筑物，全城的人在遥远的地方就可以看见它。它是最能引起人们对家乡和祖国的情感的。佛教进入中国以后，这种新的建筑形式在中国固有的建筑形式的基础上产生而且发展了。
图三 汉画像石中的重楼与双阙（此石已被美帝国主义掠夺）
在佛教未到中国以前，我们的国土上已经有过一种高耸的多层建筑物，就是汉代的“重楼”。秦汉的封建主常常有追求长生不老和会见神仙的思想；幻想仙人总在云雾缥缈的高处，有“仙人好楼居”的说法，因此建造高楼，企图引诱仙人下降。佛教初来的时候，带来了印度“窣堵坡”的概念和形象——一个座上覆放着半圆形的塔身，上立一根“刹”杆，穿着几层“金盘”。后来这个名称首先失去了“窣”字，“堵坡”变成“塔婆”，最后省去“婆”字而简称为“塔”。中国后代的塔，就是在重楼的顶上安上一个“窣堵坡”而形成的。
单层塔
云冈的浮雕中有许多方形单层的塔，可能就是中国形式的“窣堵坡”：半圆形的塔身改用了单层方形出檐，上起方锥形或半圆球形屋顶的形状。山东济南东魏所建的神通寺的“四门塔”就是这类“单层塔”的优秀典型。四门塔建于公元五四四年，是中国现存的第二古塔，也是最古的石塔。这时期的佛塔最通常的是木构重楼式的，今天已没有存在的了。但是云冈石窟壁上有不少浮雕的这种类型的塔，在日本还有飞鸟时代（中国隋朝）的同型实物存在。
图四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所表现的北魏木塔形式（公元四五〇～五〇〇年）
中国传统的方形平面与印度窣堵坡的圆形平面是有距离的。中国木结构的形式又是难以做成圆形平面的，所以唐代的匠师就创造性地采用了介乎正方与圆形之间的八角形平面。单层八角的木塔见于敦煌壁画，日本也有实物存在。河南嵩山会善寺的净藏禅师墓塔是这种仿木结构八角砖塔的最重要的遗物。净藏禅师墓塔是一座不大的单层八角砖塔，公元七四五年（唐玄宗时）建。这座塔上更忠实地砌出木结构的形象，因此就更亲切地充满中国建筑的气息。在中国建筑史中，净藏禅师墓塔是最早的一座八角塔。在它出现以前，除去一座十二角形和一座六角形的两个孤例之外，所有的塔都是正方形的。在它出现以后约二百年，八角形便成为佛塔最常见的平面形式。所以它的出现在中国建筑史中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变。此外，它也是第一个用须弥座做台基的塔。它的“人”字形的补间斗拱（两个柱头上的斗拱之间的斗拱），则是现存建筑中这种构件的唯一实例。
重楼式塔
初期的单层塔全是方形的。这种单层塔几层重叠起来，向上逐层逐渐缩小，形象就比较接近中国原有的“重楼”了，所以可称之为“重楼式”的砖石塔。
西安大雁塔是唐代这类砖塔的典型。它的平面是正方的，塔身一层层地上去，好像是许多单层方屋堆起来的，看起来很老实，是一种淳朴平稳的风格，同我们所熟识的时代较晚的窈窕秀丽的风格很不同。这塔有一个前身。玄奘从印度取经回来后，在长安慈恩寺从事翻译，译完之后，在公元六五二年盖了一座塔，作为他藏经的“图书馆”。我们可以推想，它的式样多少是仿印度建筑的，在那时是个新尝试。动工的时候，据说这位老和尚亲身背了一筐土，绕行基址一周行奠基礼；可是盖成以后不久，不晓得什么原因就坏了。公元七〇一到七〇四年间又修起这座塔，到现在有一千二百五十年了。在塔各层的表面上，用很细致的手法把砖石处理成为木结构的样子。例如用砖砌出扁柱，柱身很细，柱头之间也砌出额枋，在柱头上用一个斗托住，但是上面却用一层层的砖逐层挑出（叫作“叠涩”），用以代替瓦檐。建筑史学家们很重视这座塔。自从佛法传入中国，建筑思想上也随着受了印度的影响。玄奘到印度取了经回来，把印度文化进一步介绍到中国，他盖了这座塔，为中国和印度古代文化交流树立了一座庄严的纪念物。从国际主义和文化交流历史方面看，它是个非常重要的建筑物。
图五 清式须弥座（上附栏杆）
属于这类型的另一例子，是西安兴教寺的玄奘塔。玄奘死了以后，就埋在这里；这塔是墓的标志。这塔的最下一层是光素的砖墙，上面有用砖刻出的比大雁塔上更复杂的斗拱，所谓“一斗三升”的斗拱。中间一部伸出如蚂蚱头。
资产阶级的建筑理论认为建筑的式样完全决定于材料，因此在钢筋水泥的时代，建筑的外形就必须是光秃秃的玻璃匣子式，任何装饰和民族风格都不必有。但是为什么我们古代的匠师偏要用砖石做成木结构的形状呢？因为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从木结构上已接受了这种特殊建筑构件的形式，承认了它们的应用在建筑上所产生的形象能表达一定的情感内容。他们接受了这种形式的现实，因为这种形式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因此当新的类型的建筑物创造出来时，他们认为创造性地沿用这种传统形式，使人民能够接受，易于理解，最能表达建筑物的庄严壮丽。这座塔建于公元六六九年，是现存最古的一座用砖砌出木结构形式的建筑。它告诉我们，在那时候，智慧的劳动人民的创造方法是现实主义的，不脱离人民艺术传统的。这个方法也就是指导古代希腊由木构建筑转变到石造建筑时所取的途径。中国建筑转成石造时所取的也是这样的途径。我们祖国一方面始终保持着木构框架的主要地位，没有用砖石结构来代替它；同时在佛塔这一类型上，又创造性地发挥了这方法，以砖石而适当灵巧地采用了传统木结构的艺术塑形，取得了光辉成就。古代匠师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不少卓越的范例，正足以说明他们是怎样创造性运用遗产和传统的。
图六 河北赵县安济桥（隋）隋李春建造的一座石造单孔券大桥，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桥净跨为三七·四七公尺，主券两头各做两个小券，此桥无论在材料的使用上、结构上、艺术造型上和经济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成就。
河北定县开元寺的料敌塔也属于“重楼式”的类型，平面是八角形的，轮廓线很柔和，墙面不砌出模仿木结构形式的柱枋等。这塔建于公元一〇〇一年。它是北宋砖塔中重楼式不仿木结构形式的最典型的例子。这种类型在华北各地很多。
河南开封祐国寺的“铁塔”建于公元一〇四四年，也属于“重楼式”的类型。它之所以被称为“铁塔”是因为它的表面全部用“铁色琉璃”做面砖。我们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宋朝初年初次出现了使用特制面砖的塔，如公元九七七年建造的开封南门外的繁塔和这座“铁塔”。而“铁塔”所用的是琉璃砖，说明一种新材料之出现和应用。这是一个智慧的创造，重要的发明。它不仅显示材料、技术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而且因此使建筑物显得更加光彩，更加丰富了。
重楼式中另一类型是杭州灵隐寺的双石塔，它们是五代吴越王钱弘俶在九六〇年扩建灵隐寺时建立的。在外表形式上它们是完全仿木结构的，处理手法非常细致，技术很高。实际上这两“塔”仅各高十公尺左右，实心，用石雕成，应该更适当地叫它们做塔形的石幢。在这类型的塔出现以前，砖石塔的造型是比较局限于砖石材料的成规做法的。这塔的匠师大胆地用石料进一步忠实地表现了人民所喜爱的木结构形式，使佛塔的造型更丰富起来了。
图七 西康雅安高颐阙（汉）
图八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殿形壁龛（北魏）
图九 万里长城
图十 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北宋，公元一〇五七年）
图十一 山东历城神通寺四门塔（东魏，公元五四四年）
图十二 陕西西安兴教寺玄奘塔（唐，公元六六九年）
图十三 陕西西安市大雁塔（唐，公元七〇一至七〇四年）
图十四 河南嵩山会善寺净藏墓塔（唐，公元七四五年）
图十五 河北定县开元寺料敌塔（北宋，公元一〇〇一年）
图十六 浙江杭州灵隐寺双塔（五代，公元九六〇年）
图十七 河北涿县双塔（辽，公元一〇九〇年）
图十八 河南开封祐国寺铁色琉璃塔（北宋，公元一〇四四年）
图十九 铁色琉璃塔细部
图二十 河南嵩山嵩岳寺塔（北魏，公元五二〇年）
图二十一 北京天宁寺塔（辽，公元一〇八三年）
图二十二 北京妙应寺白塔（元，公元一二七一年）
图二十三 北京真觉寺金刚宝座塔（明，公元一四九三年）
图二十四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唐，公元八五七年）
图二十五 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辽，公元九八四年）
图二十六 山西太原晋祠圣母庙正殿（北宋，公元十一世纪）
图二十七 河北曲阳北岳庙德宁殿（元，一二六〇年）
图二十八 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清）
图二十九 山西太原永祚寺大雄宝殿
图三十 圆明园长春园海晏堂
图三十一 圆明园“大水法”正面 圆明园欧式宫殿（清乾隆）残迹（公元一八六〇年被英法联军焚毁）
图三十二 故宫太和殿（清，公元一六九七年）
图三十三 故宫太和门
图三十四 紫禁城角楼
图三十五 太和殿前的铜狮
图三十六 清陵华表
图三十七 北京故宫（明、清）
图三十八 从飞机上俯瞰北京紫禁城与景山
图三十九 北京前门箭楼（清）
图四十 北京的鼓楼和钟楼（清）
图四十一 北京天坛祈年殿
图四十二 祈年殿之一角
图四十三 祈年殿内顶部藻井
图四十四 琼岛白塔（清）
图四十五 北海九龙壁
图四十六 远望五龙亭
图四十七 万寿山上的佛香阁和智慧海
图四十八 从昆明湖望万寿山
图四十九 颐和园玉带桥
图五十 颐和园长廊
图五十一 颐和园十七孔桥
图五十二 从万寿山望昆明湖
图五十三 苏州网师园明轩
图五十四 苏州留园
图五十五 苏州狮子林
图五十六 拙政园曲廊
完全仿木结构形式的砖塔在北方的典型是河北涿县的双塔。两座塔都是砖石建筑物，其一建于公元一〇九〇年（辽道宗时）。在表面处理上则完全模仿应县木塔的样式，只是出檐的深度因为受材料的限制，不能像木塔的檐那样伸出很远；檐下的斗拱则几乎同木构完全一样，但是挑出稍少，全塔就表现了砖石结构的形象，表示当时的砖石工匠怎样纯熟地掌握了技术。
密檐塔
另一类型是在较高的塔身上出层层的密檐，可以叫它作“密檐塔”。它的最早的实例是河南嵩山嵩岳寺塔。这塔是公元五二〇年（南北朝时代）建造的，是中国最古的佛塔。这塔一共有十五层，平面是十二角形，每角用砖砌出一根柱子。柱子采用印度的样式，柱头柱脚都用莲花装饰。整个塔的轮廓是抛物线形的。每层檐都是简单的“叠涩”，可是每层檐下的曲面也都是抛物线形的。这是我们中国古来就喜欢采用的曲线，是我国建筑中的优良传统。这塔不惟是中国现存最古的佛塔，而且在这塔以前，我们没有见过砖造的地上建筑，更没有见过约四十公尺高的砖石建筑。这座塔的出现标志着这时期在用砖技术上的突进。
和这塔同一类型的是北京城外天宁寺塔。它是公元一〇八三年（辽）建造的。从层次安排的“韵律”看来，它与嵩岳塔几乎完全相同，但因平面是八角形的，而且塔身砌出柱枋，檐下用砖做成斗拱，塔座做成双层须弥座，所以它的造型的总效果就与嵩岳寺塔迥然异趣了。这类型的塔至十一世纪才出现，它无疑地是受到南方仿木结构塔的影响的新创造。这种特殊形式的密檐塔，较早的都在河北省中部以北，以至东北各省。当时的契丹族的统治者因为自己缺少建筑匠师，所以“择良工于燕蓟”（汉族工匠）进行建造。这种塔型显然是汉族的工匠在那种情况之下，为了满足契丹族统治阶级的需求而创造出来的新类型。它是两个民族的智慧的结晶。这类型的塔丰富了中国建筑的类型。
属于密檐塔的另一实例是洛阳的白马寺塔，是一一七五年（金）的建筑物。这塔的平面是正方形的；在整体比例上第一层塔身比较矮，而以上各层檐的密度较疏。塔身之下有高大的台基，与前面所谈的两座密檐塔都有不同的风格。在十二世纪后半，八角形已成为佛塔最常见的平面形式，隋唐以前常见的正方形平面反成为稀有的形式了。
瓶形塔
另一类型的塔，是以元世祖忽必烈在一二七一年修成的北京妙应寺（白塔寺）的塔为代表的“瓶形塔”或喇嘛塔。这是西藏的类型。元朝蒙古人把喇嘛教从西藏经由新疆带入了中原，同时也带来了这种类型的塔。这座塔是中国内地最古的喇嘛塔，在修盖的当时是一个陌生的外来类型，但是它后来的子孙很多，如北京北海的白塔，就是一个较近的例子。这种塔下面是很大的须弥座，座上是覆钵形的“金刚圈”，再上是坛子形的塔身，称为“塔肚子”，上面是称为“塔脖子”的须弥座，更上是圆锥形或近似圆柱形的“十三天”和它顶上的宝盖、宝珠等。这是西藏的类型，而是蒙古族介绍到中原地区来的，因此它是蒙、藏两族对中国建筑的贡献。
台座上的塔群
北京真觉寺（五塔寺）的金刚宝座塔是中国佛塔的又一类型。这类型是在一个很大的台座上立五座乃至七座塔，成为一个完整的塔群。真觉寺塔下面的金刚宝座很大，表面上共分为五层楼，下面还有一层须弥座。每层上面都用柱子做成佛龛。这塔型是从印度传入的。我们所知道最古的一例在云南昆明，但最精的代表作则应举出北京真觉寺塔。它是一四九三年（明代）建造的，比昆明的塔稍迟几年。北京西山碧云寺的金刚宝座塔是清乾隆年间所建，座上共立七座塔，虽然在组成上丰富了一些，但在整体布置上和装饰上都不如真觉寺塔的朴实雄伟。
明朝砖石建筑的新发展
在砖石建筑方面，到了明朝有了新的发展。过去，木结构的形式只运用到砖石塔上，到了明朝，将木结构的形式和砖石发券结构结合在一起的殿堂出现了。山西太原永祚寺（双塔寺）的大雄宝殿，以及五台山、苏州等地的所谓“无梁殿”和北京的皇史宬、三座门等都属于这一类。从汉朝起，历代匠师们就开始在各类型的砖石建筑上表现木结构的形式。在崖墓里，在石阙上，在佛塔上，最后到殿堂上，历代都有新的创造、新的贡献，使我们的建筑逐步提高并丰富起来。清朝也有这类型的建筑，例如北京香山静宜园迤南的无梁殿，乃至一些琉璃牌坊，都是在这方向下创造出来的新类型。
世界上最早的空撞券大石桥——赵州桥
我国隋朝的时候，在建筑技术方面出现了一项伟大的成就，即民歌“小放牛”里面所歌颂的赵州桥。“小放牛”里说赵州桥是“鲁班爷”修的，说明古代人民已把它的技巧神话化了，其实这桥并不是鲁班修的，而是隋朝的匠人李春建造的。它是一座石造的单孔券大桥，到现在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了，仍然起着联系洨水两岸的作用。这桥的单孔券不但是古代跨度最大的券（净跨三七·四七公尺），而且李春还创造性地在主券两头各做了两个小券，那就是近代叫做“空撞券”的结构。在西方这样的空撞券桥的初次出现是在一九一二年，当时被西方称颂为近代工程上的新创造。其实在一千三百年前就有个李春在中国创造了。无论在材料的使用上、结构上、艺术造型上和经济上，这桥都达到了极高的成就。它说明到了隋朝，造桥的科学和艺术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因此才能够创造出这样辉煌的杰作。
中国古代的伟大建筑工程之一——长城
我们不能不提到长城，因为它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建筑工程之一。西起甘肃安西县，东抵河北山海关，在绵延二千三百公里的崇山峻岭和广漠的平原上，它拱卫着当时中国的边疆。它是几百万甚至近千万的劳动人民在长时期中用自己的生命和血汗所造成的。二千年来，它在中国历史的演变过程中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它那壮伟朴实的躯体，踞伏在险要的起伏的山脊上，是古代卓越的工程技术和施工效能的具体表现，同时它本身也就成为伟大的艺术创造，不仅是一堆砖石而已。原来的长城是用黄土和石块筑造的，现在河北、山西北部的一段砖石的城则是明中叶重修的。这一段所用的砖是大块精制的“城砖”。这一次的重修正反映了东北满族威胁的加强，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这时期造砖的技术和生产效率已经大大提高了。
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
现在我们要谈谈祖国古代的城市建设。从古时我们的城市建设就是有计划的。有计划的城市是我们祖国可宝贵的传统。按照《周礼考工记》所说，天子的都城有东西向和南北向的干道各九条，即所谓“九经九纬”；南北干道要同时能并行九辆车子，规模是雄伟的。因为它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当然反映封建制度的要求，所以规定大封建主的宫殿在当中，前面是朝廷，后面是老百姓居住和交易的地方，左边是祖宗神庙，右边是土地农作物的神坛。按着这样的制度进行规划，就成了中国历代首都的格式。
唐朝的长安是隋朝开始建造的，在隋朝叫作大兴城，也是参照“周礼”上这个原则布置下来的。它是历史上规模最宏伟的一个城市。长安城也规划成若干条经纬街道，北部的中央是宫城和皇城所在地。皇城是行政区，宫城是大封建主住的地方。皇城的东面有十六个王子居住的“十六宅”。这些都偏在北部。城的南部是老百姓住的地方，而在适中的地点有东西两个市场，也可以说那就是长安城的两个主要的商业区。城的东南角有块洼地，名曲江，风景极好，就成了长安的风景区和“文娱中心”了。诗人杜甫曾在许多的诗中提到它。我们今天所理解到的是：这个城不仅很有规划条理，而且是历史上最早的有计划地使用土地的城市，反映出当时种种的社会生活和丰富的文化。
驰名世界的古城——北京
我们祖国另外一个驰名世界的伟大的城市是元朝的大都，它就是今天的北京的基础。我们在这个城市也看到所谓“面朝背市”的格局：前面是皇宫，后面是什刹海，以前水运由东边入城，北上到什刹海卸货，什刹海的两岸是市集中心。但在明朝扩大建设北京的时候，城北水路已淤塞，前面城墙又太近，宫前没有足够的建造衙署的地方，就改建了北面的城墙，南面却从长安街一线向南推出去，到了今天正阳门一线上，让商市在正阳门外发展。这样就把元朝这个城市很彻底地改造了。经过清朝的修建，这个城现在仍是驰名世界的一个伟大的古城。我们为这个城感到骄傲，因为它具体地表现了我们民族的气魄，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我国高度发展的文化。
这个城具有从永定门到钟楼和鼓楼的一条笔直的中轴线，它是世界上一种艺术杰作。这条轴线共有八公里长，中间一组又一组的纪念性大建筑，东西两边街道基本上是对称的，庄严肃穆，是任何大都市所少有的大气魄。西边有湖沼——“三海”，格局稍有变化，但仍取得均衡的效果。这湖沼园林的安排又是一种艺术杰作。当你从两旁有房屋的街道走到三海附近，你就会感到一个突然的转变，使你惊喜。例如我们从文津街走到了北海玉带桥，在这样一个很热闹的城市里，突然一转弯就出来了一个湖波荡漾、楼阁如画、完全出人意外的景色，怎能不令人惊奇呢？不过当时它是皇宫的一部分，很少人能到那里玩赏，今天它成了全民所有的绿化区了。
这个城市的主要特点之一是道路分工明确——有俗语所说的“大街小巷”之别。我们每天可以看见大量的车辆都在大干线上跑，住宅都布置在安静的胡同里。这样的规划是非常科学的。
我们试将中国的建筑和绘画在布局上的特征和欧洲的作一个比较。我觉得西方的建筑就好像西方的画一样，画面很完整，但是一览无遗，一看就完了，比较平淡。中国的建筑设计，和中国的画卷，特别是很长的手卷很相像：用一步步发展的手法，把你由开头领到一个最高峰，然后再慢慢地收尾，比较的有层次，而且趣味深长。北京城这条中轴线把你由永定门领到了前门和五牌楼，是一个高峰。过桥入城，到了中华门，远望天安门，一长条白石板的“天街”，止在天安门前五道桥前，又是一个高峰。然后进入皇城，过端门到达了午门前面的广场。到了这里就到了又一个高峰。在这里我们忽然看见了紫禁城，四角上有窈窕秀丽的角楼，中间五凤楼，金碧辉煌，皇阙嵯峨的形象最为庄严。进入午门又是广场，隔着金水河白石桥就望见了太和门。这里是另一高峰的序幕。过了太和门就到达一个最高峰——太和殿。这可以说是这幅长“手卷”的中心部分。由此向北过了乾清宫逐渐收场，到钦安殿、神武门和景山而渐近结束。在鼓楼和钟楼的尾声中，就是“画卷”的终了。
北京城和故宫这样的布局所造成的艺术效果是怎样的呢？当然是气势雄伟，意义深刻的。故宫在以前不是博物院，而是封建时代象征最高统治者的无上权威的地方——皇帝的宫殿。过去的统治阶级是懂得利用建筑的艺术形象为他们的统治服务的。汉高祖刘邦还在打仗的时候，萧何已为他修建了未央宫。刘邦曾发脾气说，战争还未完，那样铺张浪费干什么？萧何却不这么看，他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无以重威。”这就说明萧何知道建筑艺术是有政治意义的。又如吴王夫差为了掩饰战败，却要“高其台榭以鸣得志”，建筑也被他用作外交上的幌子了。
北京的城市和宫殿正是有计划的、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建筑，北京全城的总体的完整性是世界都市计划中的卓越的成就。
中国造园艺术的发展
造园的艺术在中国也很早就得到发展。传说周文王有他的灵囿，内有灵台和灵沼。园内有麋鹿和白鹤，池内有鱼。从秦始皇嬴政以来，历代帝王都为自己的享乐修筑了园林。汉武帝刘彻的太液池有“蓬莱三岛”、“仙山楼阁”、柏梁台、金人捧露盘等求神仙的园林建筑和装饰雕刻。宋徽宗赵佶把艮岳万寿山和金明池修得穷极奢侈，成了导致亡国的原因之一。今天北京城内的北海、中海和南海，是在十二世纪（金）开始经营，经过元、明、清三朝的不断增修和改建而留存下来的。无疑地它继承了汉代“仙山楼阁”的传统，今天北海琼华岛上还有一个“金人捧露盘”的铜像就可证明这点。北海的艺术效果是明朗、活泼，是令人愉快的。
著名的圆明园已在一八六〇年（清咸丰时）被英、法侵略者所焚毁了。封建帝王营建园苑的最后一个例子就是北京西北郊的颐和园。颐和园也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园子。由于天然湖泊和山势的秀美，从元朝起，统治阶级就开始经营和享受它了。今天颐和园的面貌是清乾隆时代所形成，而在那拉氏（西太后）时代所重建和重修的。
颐和园以西山麓下的天然山水——昆明湖和万寿山——为基础。在布局上以万寿山为主体，以昆明湖为衬托。从游览的观点来说，则主要的是身在万寿山，面对昆明湖的辽阔水面；但泛舟游湖的时候则以万寿山为主要景色。这个园子是专为封建帝王游乐享受的，因此在格调上，一方面要求有山林的自然野趣，但同时还要保持着气象的庄严。这样的要求是苛刻的，但是并没有难倒了智慧的匠师们。
那拉氏重修以后的颐和园的主要入口在万寿山之东，在这里是一组以仁寿殿为主的庄严的殿堂，暂时阻挡着湖山景色。仁寿殿之西一组——乐寿堂，则一面临湖，风格不似仁寿殿那样严肃。过了这两组就豁然开朗，湖山尽在眼界中了。由这里，长廊一道沿湖向西行，山坡上参差错落地布置着许多建筑组群。突然间，一个比较开阔的“广场”出现在眼前，一群红墙黄瓦的大组群，依据一条轴线，由湖岸一直上到山尖，结束在一座八角形的高阁上。这就是排云殿、佛香阁的组群，也是颐和园的主要建筑群。这条轴线也是园中唯一的明显的主要轴线。
由长廊继续向西，再经过一些衬托的组群，即到达万寿山西麓。
由长廊一带或万寿山上都可瞭望湖面，因此湖面的对景是极重要的。设计者布置了涵远楼（龙王庙）一组在湖面南部的岛上，又用十七孔白石桥与东岸衔接，而在西面布置了模仿杭州西湖苏堤的长堤，堤上突然拱起成半圆形的玉带桥。这些点缀构成了令人神往的远景，丰富了一望无际的湖面和更远处的广大平原。这样的布置是十分巧妙的。
由湖上或龙王庙北望对岸，则见白石护岸栏杆之上，一带纤秀的长廊，后面是万寿山、排云殿和佛香阁居中，左右许多组群衬托，左右均衡而不是机械地对称。这整座山和它的建筑群，则巧妙地与玉泉山和西山的景色组成一片，正是中国园林布置中“借景”的绝好样本。
万寿山的背面则苍林密茂，碧流环绕，与前山风趣形成强烈的对比。
我们可以说，颐和园是中国园林艺术的一个杰作。
除去这些封建主独享的规模宏大的御苑外，各地地主、官僚也营建了一些私园，其中江南园林尤为有名，如无锡惠山园、苏州狮子林、留园、拙政园等都是极其幽雅精致的。这些私园一般只供少数人在那里饮酒、赋诗、听琴、下棋，充分地反映了它们的阶级性；但是其中多有高度艺术的处理手法和优美的风格。如何批判吸收，使供广大人民游息之用，就是今后园林设计者的课题了。
中国的陵墓建筑
我们在谈中国建筑的时候，不能不谈到陵墓建筑。
殷墟遗址的发掘，证明三千五百年前的奴隶主就已为自己建造极其巨大的坟墓了。陕西咸阳一带，至今还存在着几十座周、汉帝王的陵墓，都是巨大的土坟包。
四川许多山崖石上凿出的“崖墓”，说明在汉代坟墓内部已有很多采用了建筑性的装饰。斗拱、梁、枋等都刻在墓门及墓室内部。四川、西康、山东等地的汉墓前多有石阙和石兽。南朝齐、梁帝王的陵墓，则立石碑、神道碑（略似明、清的华表）和天禄、辟邪等怪兽。唐朝帝陵规模极大，陵前多精美的雕刻，其中如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前的“六骏”，是古来就著名的。
明朝以来，采用了在巨大的“宝城”、“宝顶”之前配合壮丽的建筑组群的方法，其中最杰出的是河北昌平县明“十三陵”。
长陵（明成祖朱棣的陵）依山建造，前面有一条长八公里以上的神道，以宏丽的石牌坊开始；其中一段，神道两旁排列着石人石兽，长达八百余公尺。经过若干重的门和桥，到达长陵的棱恩门，门内主要建筑有棱恩殿，大小与故宫太和殿相埒。殿后经过一些门和坊来到宝顶前的“方城”和“明楼”，最后是巨大的宝顶，再后就是雄伟的天寿山——燕山山脉的南部。全部布置和个别建筑的气魄都是宏伟无比的。这个建筑的整体与自然环境的配合，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更是令人钦佩的大手笔。
点缀性的建筑小品
在都市的街道、广场或在殿堂的庭院中，往往有许多点缀性的建筑或雕刻。这些点缀品，如同主要建筑一样，不同的民族也各有不同的类型或风格。在中国，狮子、影壁、华表、牌坊等是我们常用的类型，有我们独特的风格。在别的国家也有类似的东西。例如罗马的凯旋门，同我们的琉璃牌坊基本上就是相同的东西，列宁格勒涅瓦河岛尖端上那对石柱就与天安门前那对华表具有同一功用。石狮子不惟中国有，在欧洲，在巴比伦，它们也常常出现在门前。从这些点缀性建筑“小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格来处理这些相似的东西。
图五十七 牌坊（清式）
侵略势力把欧洲建筑带到中国来了
随同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传教士把他们的建筑带到东方来了。十八世纪中叶，郎世宁为弘历（乾隆帝）设计了圆明园里的“西洋楼”，以满足大封建主的猎奇心理。这些建筑是西式建筑来到中国的初期实例。一八六〇年，英、法侵略军攻入北京，这几座楼随同圆明园一起遭到悲惨的命运。郎世宁的“西洋楼”虽然采取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形式，但由于中国工人的创造和采用中国琉璃的面饰，取得了很新颖的风格。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略者以征服者的蛮横姿态，把他们的建筑生硬地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来。完全奴化了的官僚、地主和买办们，对它无条件地接受，单纯模仿，在上海、广州、天津那样的“通商口岸”，那些硬搬进来的形形色色的建筑，竟发育成了杂乱无章的“丛林”，而且甚至传播到穷乡僻壤。解放前一个世纪中，中国土地上比较重要的建筑都充分地表现了半殖民地的特征，那些“通商口岸”的建筑更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我们将来的建筑向哪个方向走
读者也许在想，这里所说的好建筑尽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将来的建筑应该向哪个方向走呢？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了方向，《新民主主义论》中“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一节就是我们行动的指南。那也就是斯大林同志为全世界文艺工作者，包括建筑工作者，所指出的“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总方向。苏联各民族的建筑师们在斯大林时代的创作，就是以民族形式来表达社会主义内容的最好的范本。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了中国过去百年来文化的特征后，指示我们说：“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毛泽东选集》六三六页）毛主席不惟给我们提出了方向，而且给我们指示了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和达到这目标的方法。毛主席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毛泽东选集》六七八页）我们要求我们的新建筑在艺术造型上，无论远看、里看、外看，都明确而肯定地，而不是似是而非和若有若无地。“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就是要我们的建筑应该能够“把对祖国的具体感觉传达给人”。但是这些建筑绝对不是一座座已经造成的坛、庙、宫殿的翻版，而是从它们传统的艺术造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且同时吸收了外国建筑的先进科学技术以及他们的艺术造型中的“我们用得着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新建筑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为了满足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的和文化的需要，我们需要创造许多中国历史中从来未有过的建筑类型，如工厂、学校、医院和文化宫等。它们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全面地表达对人的关怀。那就是说，这些建筑的内容必须是社会主义的。
我们新中国的建筑必须是具有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建筑。
我们应该怎样承受祖国的建筑遗产
读者们也许要问，在中国古代建筑中，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呢？我们将怎样处理它们呢？
在这问题上，我们首先应该分清楚承受历史遗产和创造新的建筑两者之间的区别。
例如我们今天承受了明、清两朝的故宫，是承受了封建时代的一件建筑杰作，如同我们承受了《水浒传》和《红楼梦》那样的封建时代的文学杰作一样。我们承受它们，是作为一件件完整的杰作而承受的。通过它们，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的生活，看见当时劳动人民怎样在当时的条件下创造为当时社会所要求的建筑和表现那时代的思想，以及当时的各种艺术和技术的成就。因此我们必须用历史观点珍惜和爱护它们原来的整体。
但当我们为了创造新的建筑而研究那些遗产时，我们就要批判地去吸收它们的某些优良部分，而剔除其糟粕。一般地说来，它们的糟粕主要在其内容，在其阶级局限性，其次是古代的落后的工程技术所带来的缺点。
图五十八 沥粉金琢墨石碾玉彩画（清式）
再以北京故宫为例：它是为专制的皇帝服务的。午门和太和、中和、保和三殿的一组是为了在朝贺时表现封建主在“万人之上”的尊严而设计的。它有明确的思想内容——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但是它却极其成功地表达了这思想内容。它以笔直的中轴线，左右均齐的对称，鲜明壮丽的色彩和壁垒森严的墙垣等取得了这效果。在今天，为了广大人民的需要，为了表达人民的力量，中轴线和对称的布置，壮丽的彩画都是可以吸收利用的。但是那种层层包围的防御性的墙垣就不应再用在人民的建筑上。至于装饰图案中用以象征帝王或迷信的题材是我们的新建筑中所用不着的。山、水、云霞、卷草、花朵之类的花纹，我们可以加以发展而利用。至于历代劳动人民总结经验而创造出来的处理构件的手法——“法式”，即建筑的“文法”，已成为千百年来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表现方式。用它们的组合所构成的形象，是我们中华民族所喜爱、所熟识、所理解的，并引为骄傲的艺术。我们必须应用它、发展它，来表达我们民族的思想和情感。
中国古代的建筑材料有许多是很好的。例如屋顶的瓦，特别是琉璃瓦，不惟坚固耐用，百年如新，具有优良的去水、隔热的性能，而且颜色鲜艳，所组成的瓦垄和坡面又是很美的艺术造型。但这种瓦的传统制法仍是原始的手工业方式的。敷瓦的方法也是用很厚的泥背垫托，以致增加了梁架上的荷重；这一切不惟结构不合理，且使建筑造价提高。在瓦形的设计方面也有一些缺点，而易使接缝的地方杂草孳生。因此我们如果要发展它，我们的任务就在于设计可以挂在挂瓦条上而不用泥背的瓦，使重量减轻，不生杂草。同时使它的生产机械化，能在工厂中大量制造，并且便于输送到工程地。这就是剔除其糟粕而吸收并发展其精华的办法。
又如古代建筑常常使用精美的雕砖，这些装饰性的砖也是可以用模子压出在工厂中预制的。汉朝的制砖工人发明制造画像砖的方法，他们已在二千年前为我们指示了途径，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范本，问题是怎样在古法的基础上发展它的优点。
我们不能在此一一分析中国建筑的一切优点和缺点，而且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机械地将一切都划分为优点或缺点。我们必须先研究我国的建筑遗产，掌握了它的规律，熟识了它的许多特征，在创作过程中加以灵活运用。我们还须注意，同一东西用在这里可以是“精华”，用在那里可能成为“糟粕”。例如彩画的斗拱和雕花的白石栏杆，用在一座大戏院门口可以增加壮丽，若在一般建筑物上到处都用就会显得繁琐复杂，过分铺张，即使是美丽的斗拱和白玉栏杆也就被连累成为“糟粕”了。
新中国的新建筑必须从实际创作中产生出来，而且必须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摸索时期。这时期的长短，决定于我们对于建筑艺术——一种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的认识，而这个认识取决于我们的思想水平。所以对于一个建筑工作者，马列主义的学习是首要的工作。
图五十九 栏杆柱头四种（清式）
其次，这时期的长短决定于我们对于民族建筑传统和规律的掌握的迟速。不掌握规律，不精通，不熟悉，只是得到皮相，或生吞活剥地临时抄袭和硬搬，就难有成就。所以努力向祖国建筑遗产学习是创作的一个先决条件。
新中国建筑师的任务
西方建筑在从封建社会转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已有了几百年发展的历史。十九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为建筑创造了发展的条件。中国在十九世纪中叶由封建社会转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科学技术方面，我们落后于西方国家。这情况已经不可掩饰地反映在这百余年中的建筑上。
图六十 沥粉金琢墨石碾玉彩画（清式）
图六十一 几种窗格图案
为了满足广大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我们不可能再停留在手工业的生产方式中。我们必须采取标准化的设计，材料和构件的制造必须工厂化，施工则必须机械化。但这“三化”的基础在于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建筑方面的建设是不可能超越经济建设的进度而突进的。因此我们建筑工作者目前的任务乃在为重工业服务。而社会主义的工业建筑不仅是厂房、车间的建筑，而且包括工人的居住、文娱、学习、休息的建筑以及公园、广场等。一个二万工人的工厂，连同为工人服务的商店、学校、医院、剧院……中的工作人员，城市行政人员以及他们的眷属，就是一个接近十万人的中等城市。所以为重工业服务也必须建造大量的民用建筑；而民用建筑的大量建造必须先有重工业的基础。建筑工作者必须更深入地学习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精通我们的艺术和技术，随同国民经济的进展而稳步前进。过去两年的事实证明：广大人民对于建筑的要求一天比一天提高，对于民族形式的要求也一天比一天迫切；我们若不掌握民族遗产的传统和规律，我们就将落后于人民在这方面的要求。
解放以后，我们的许多建筑师还沉溺在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思想意识中，已为祖国造成了许多不足以反映这伟大时代的建筑。幸而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使我们认识到建筑的思想性、艺术性和民族性（乃至地方性）的重要，从而更深入地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毛主席关于文艺思想的著作，更认真地学习了苏联先进经验，提高了我们的思想认识。
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广大人民。我们不再只设计一两座“公馆”、“别墅”、“银行”、“公司”，而是整条街道、整个街坊和整个城市。我们必须面向工农兵，体验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的需要，以近代科学技术上的一切成就，以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为他们创造适宜于生产用的和生活用的物质环境。而我们创造出来的物质环境，又必须是能鼓舞人民群众热爱祖国，鼓舞他们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努力奋斗的艺术创作。我们的事业是全民的事业。我们的任务是无比光荣的，同时也是极其艰巨的。
毛主席告诉我们：“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清理古代文化不是少数所谓“建筑史专家”的事情。他们的力量有限，过去虽然曾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很不够。我们今天对祖国建筑的知识还是很肤浅的。必须全国的建筑师随时随地地向遗产学习，调查、分析和总结出来，我们的知识才可能逐渐积累起来，丰富起来，为我们的创造打下基础。
两张想象中的建筑图
最后，让我提出两张想象中的建筑图，作为在我们开始学习运用中国古典遗产与民族传统的阶段中所可能采用的一种方式的建议。这两张想象图，一张是一个较小的十字路口小广场，另一张是一座高约三十五层的高楼。在这两张图中，我只企图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无论房屋大小，层数高低，都可以用我们传统的形式和“文法”处理；
第二，民族形式的取得首先在建筑群和建筑物的总轮廓，其次在墙面和门窗等部分的比例和韵律，花纹装饰只是其中次要的因素。
这两张图都不是任何实际存在的设计，只是形象处理的一种建议。我们在开始的阶段掌握了祖国建筑的规律，将来才有可能创造出更新的东西来。这样做法是否正确，希望同志们给予批评。
我还希望广大群众肯定地承认建筑是一种重要的艺术，而不仅仅是工程。我们建筑师希望大家关心建筑——认识它，监督它，批评它，如同大家对于文学、戏剧、音乐、绘画和雕塑所给予的关心一样。新中国的建筑师们有权要求广大群众给我们以监督和批评，指出建筑创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鼓励正确的创作。必须得到群众的帮助，建筑师才可能创造出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建筑。
（本文系作者在中央科学讲座上的讲演速记稿，1954年10月由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出版单行本。）
图六十二 三十五层高楼
图六十三 十字路口小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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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山西五台山南禅寺。
《中国古代建筑史》（六稿）绪论
中国位于亚洲大陆东南部，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是一个土地广阔，资源丰富，多民族，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具有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国有约四千年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中国建筑的历史发展过程，不言而喻，当然要比史书记录的年代更古远得多了。从文化的曙光初放的时代起，一直到今天，中国的建筑，如同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样，一脉相承，从来没有间断过地发展着。
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有着巨大的差别。从地形上来看，总的是山地多，平原少；西部地势高，东部渐渐低下。但是，其中又有悬殊的起伏：有世界最高的西藏高原和世界最低的新疆吐鲁番盆地；有峭壁深谷构成的横断山脉，有千里无涯的华北平原和蒙古、新疆高原；西北地区有荒无人烟的沙漠，东南一带又多河流如织的水乡；西南和东北有密茂的森林和广阔的草原，华北一带是黄土平原。由西向东三条主要河流——黄河、扬子江、珠江——和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润育着这辽阔的土地。
从气候方面来看，从南中国海到蒙古和西伯利亚的边境，南北将近四千公里，包括亚热带、温带和亚寒带。东南方多雨，西北和北方干旱。内陆高原地区，一年之内，甚至一日之内，寒暑剧变，而沿海地区则温差较小。新疆、内蒙古沙漠地区和华北黄土平原地区，受到每年春季季节风的影响，东南沿海各省又须提防夏秋来袭的台风。显然，不同地区的建筑，都必须适应当地特有的气候情况。
从中国传统沿用的“土木之功”这一词句作为一切建造工程的概括名称可以看出，土和木是中国建筑自古以来采用的主要材料。这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发祥地黄河流域，在古代有密茂的森林，有取之不尽的木材，而黄土的本质又是适宜于用多种方法（包括经过挖掘的天然土质的洞穴、晒坯、版筑以及后来烧制成的砖、瓦等）建造房屋。这两种材料之参合运用对于中国建筑在材料、技术、形式等等传统之形成是有重要影响的。至于山区，各种石料被广泛采用。西南的贵州省很多用石柱石板建造的房屋。在森林山区，如古代在甘肃或陕西一带，《诗经》里就说当时的西戎“在其板屋”；今天云南西部，民居多采用井干式结构；长江以南，竹木房屋很多。由于广大地区自然条件和就地取得的材料之不同，就使得中国建筑在一个总的、统一的民族性之下又派生出丰富多彩的地方性。
古生物学者和考古学者的发掘和发现给我们揭示了中华民族的起源。北京周口店著名的“北京猿人”的遗址说明五十万年前，我们的远祖已经在这地区居住。学者们肯定了周口店十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和广西柳江的“柳江人”，四川资阳的“资阳人”，广西来宾的“麒麟山人”都已属于原始蒙古人种类型或已具有原始蒙古人种的特征。后三者都可能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初叶的人类。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已有二百处以上，而新石器时代遗址则在三千处以上。在发掘工作比较多的黄河流域，仰韶、龙山等文化典型遗址已经揭示了中国母系氏族公社发展期和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基本面貌。至于发掘还不很多的长江流域、东南沿海以及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原始文化的面貌和分布情况也已有了不同程度的认识。这些都是今天的中华民族的远祖和中国文化孕育形成时代的遗址，其中包括例如西安半坡村的仰韶文化时期（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房屋和聚落遗址。尔后几千年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建筑在内，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从这些谦逊、质朴而茁壮的萌芽发扬壮大而成长起来的。这一切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悠久的连续性。
按照中国史籍中的古代传说，夏代（公元前2207？至公元前1766？年）以前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夏朝的创造者禹以后则是财产私有、王位世袭的阶级社会。夏代正处于我国历史上由原始公社逐渐进入阶级社会的阶段。历史传说当时中国遭受空前的大水灾，禹“卑宫室，致费于沟淢”。这启示当时的建筑和治水工程，可能已达到一定的水平。考古学者们认为，河南省的许多龙山文化遗址和郑州洛达庙类型的文化遗址可能就与夏朝的年代相当。河南、陕西的若干龙山文化遗址中曾发现了当时的房屋和聚落的遗址。这些房屋，在布局、材料、结构方面都是很原始的，和仰韶文化的原始建筑基本上没有重大的区别。显然，这些遗址并不代表当时最高的建筑水平。
中国的奴隶社会，到商朝（公元前1765？年建立，至公元前1401？年改称殷，公元前1122年灭亡）无疑地已经确立了，一直到周朝（公元前1121至公元前249年）的“春秋”时期（公元前722至公元前482年），也就是孔夫子的时期，奴隶社会才逐渐瓦解，开始进入封建社会。青铜器之使用和新的生产关系使得商殷时代的农业生产水平较之以前任何时期都有着显著的提高，从而促使手工业脱离农业而独立，并且促使技艺水平迅速提高。虽然当时青铜还是贵重金属，在农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的仍然是那些比较原始的，像马克思所说，在强使奴隶进行劳动的情况下必然使用的“……最粗糙最笨重，并且就因为笨重，所以不易损坏的工具——石制农具”，但在手工业技艺的生产，包括建造房屋这样的工艺性工作中，青铜工具之使用却起着巨大的作用。因此虽然商代早期居住遗址还是和仰韶、龙山文化的居住遗址基本上相同；但到了殷末，当青铜器已大量铸造的时代，建筑的规模和水平，如殷墟所见的宫殿和墓葬遗址所显示，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并且青铜也已用作建筑材料，如殷墟宫殿的柱础即是一例。我们还可以从殷墟宫殿遗址台基上行列整齐的柱础和烬余的木柱脚得出结论，中国后代典型木柱梁框架结构系统到了殷代已经基本形成了。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都市及有关的防御设施也逐渐形成、发展起来。安阳围绕宫殿遗址的一段壕沟和郑州的一段夯土墙（有人认为是城墙）等，就是一些例证。
从这时代起，奴隶制度国家的政治、经济日益发展，各种手工业和建筑技术不断提高。社会阶级和等级的差别逐渐固定成制度，宫殿、住宅乃至城邑的大小制度也不例外。春秋时期有些贵族的建筑在规模上或者装饰、色彩上逾越等级，就受到孔子的谴责。这说明在从殷到春秋的十个世纪中，建筑不但在工程、材料、结构上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它的艺术性已越来越显著了。
这时期的文献中，出现了“中国”和“四夷”之类的名词。上面提到《诗经》中“在其板屋”的西戎就是一例。这说明到了周朝，在中华民族的形成的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汉民族的主干地位已经确立。在尔后的三千年中，汉族和它的外围各民族，经过不断的接触、斗争、交流、融合，逐渐成长成为今天的汉族。中国的建筑，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自然地，主要的也是汉民族的建筑。但同时也必须明确，在它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整个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建筑在内，也是在不断吸收各民族的以及外国的影响而形成的。同时，汉民族的文化和建筑也不断地影响外围各民族乃至邻国。这种相互影响，一直到今天也没有间断过。
周朝末年的战国时期（公元前403至前249年），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这一个半世纪的期间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的史实标志着封建制度之开始。一千年的奴隶制到这时期已经崩溃瓦解。铁器之使用为生产力带来巨大发展。周初数以百计的小封邦，经过七百年的兼并，到战国时期已成为七国。又经过一个半世纪的不断的战争，终于在公元前221年，由秦始皇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成为以后一直到1911年的二千一百六十年间[1]（虽然其间曾经出现过若干次比较短期的分裂的局面）的国家机构的组织形式。
春秋、战国时期，亦即中国由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的时期，出现了一个中国文化空前活跃的时代，出现了大量的思想家，形成许多学派，许多著作一直流传到今天。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等，都是这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相应地在技术、艺术方面也空前繁荣。思想家们往往爱用工程技术方面的比喻来阐明他们的政治、哲学理论。中国最古的数学书《周髀算经》也是这时期的产物。墨子就有许多有关数学，物理以及军事工程的论述。这时期的巧匠鲁班、王尔已成为著名人物。一直到最近，鲁班还被中国的工匠们奉为匠作craftmanship之神。
由于兼并而形成的七国，比起过去零散的小封邦，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技术力量上，都雄厚得多了。七国都在自己的首都营建宫殿。春秋时期开始形成的一些城市，到了战国时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例如齐国（今山东省）的临淄，人口就有七万户（约三四十万人？），街道上“肩摩毂击”。类似的城市不在少数。显然，各国的建筑已形成了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因此秦始皇每灭一国，就“写仿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
统一的大帝国为建筑的发展创造了空前的有利条件。首都咸阳不但建造了规模空前、辉煌华丽的宫殿，而且在咸阳二百里之内，修建二百七十处离宫别馆。从规划构图的角度上，“表南山之颠以为阙”，利用数十公里外的天然地形组织到构图中来。这样“超尺度”的构图观点正是这个伟大帝国的气魄的反映。战国时代各国所筑的长城，在北方边境的各段也在统一后连续起来了。
秦帝国的寿命并不长。秦始皇死后，立刻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革命，推翻了秦皇朝。公元前206年建立伟大的汉朝，前后持续了四百余年。公元220年，中国又分裂成三国（历史上称“三国时代”），至265年重新统一。
汉朝是中国封建文化的第一个高潮时期。新兴的封建制度已经确立，持续了几百年的战争已经结束，强大的中央政权已经建立，经济、文化得到巨大的发展。汉朝的军事力量也日益强大，遏止了北方的匈奴的南侵，开拓了通向中亚细亚的交通线，促进了东西贸易和文化的交流。这一切都为建筑的发展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根据史籍和考古学家发掘的遗址证明，汉的首都长安和皇宫都是规模巨大、庄严华丽的。虽然留存到今天的实物仅有少数的石室、石阙和大量的崖墓、砖墓，已经可以看到汉代建筑所达到的水平。通过这些砖石建筑还精确地反映了当时木结构的形式和石刻的高度水平，以及当时在制砖的工艺上和产量上的巨大提高和发展。从一些墓葬中的壁画和出土的铜器、玉器、陶器、漆器、陶俑、明器等还可以看到当时工艺、绘画、雕塑的高超成就。
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来，汉朝是一个经济、文化的高潮，秦朝正是它的“序曲”，而三国是它的“尾声”。今天中国的骨干民族——汉族——的名称，就是从这个朝代而得名的。
265年建立的晋朝只暂时统一了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西北游牧民族的入侵以及各地的农民起义使得中国又一次陷入战乱分裂的状态。鲜卑族在北方建立了强大的魏朝，迫使汉族统治者于318年，退到长江以南，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一直到581年才重新统一为隋朝。
这是一个充满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的时期，但也是汉民族经过与外围民族三个世纪的接触中，吸收了新血液而进一步融合的时期。从304至439年之间，除汉族外，五个外围民族先后在中国建立了十六个国家。其中唯有鲜卑族在北方建立了长期的巩固的政权——魏朝。在那动荡的岁月里，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甚至那些统治者自身的生命也没有保障。今天的胜利者明天就可能成为俘虏、奴隶。人们只能把幸福的幻想寄托在另一个世界。因此，在汉朝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到了第四世纪得到广泛的传播。统治阶级也发现它是一件麻痹人民斗争意志，巩固统治政权的有效政治工具，予以大力提倡。
在那样的政治、社会、经济情况下，佛教之传播对于中国建筑带来了巨大影响。中国原有的建筑体系已经成熟了。当时的匠师为了满足佛教的需要，就运用传统的结构和布局的方法，创造了许多宏伟庄严的寺塔。这些新的类型大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城市面貌和生活。原来城市里只有宫殿衙署和贵族府第之类的大型高质建筑，仅供统治阶级享受使用，现在却增加了许多巍峨的佛殿和高耸的佛塔，而且对广大人民是开放的。佛教建筑还带动了雕塑、绘画的发展。历史记载南朝的首都建康（今南京）有“四百八十寺”，北魏首都洛阳有一千多个佛寺，其中永宁寺木塔高达“一千尺”。许多著名的雕塑家和画家都在佛寺里塑造了佛像，画了壁画。许多西方的装饰花纹也用到传统的中国建筑上来。这一切说明当时佛教对于中国人民的生活、文化、艺术和建筑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时期遗留下来的实物主要是从新疆一直到山东半岛上无数的石窟寺，一些墓葬，和极少数的砖石塔。
尽管南北朝留存下来的实物（除石窟寺外）很少，但是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木结构已达到极高水平，从中国现存最古的砖塔——520年建；高约40米的嵩岳寺塔以及南京附近的一些陵墓可以看到当时砖的生产有了巨大发展，技术和艺术方面都达到很高的水平，石刻方面的艺术水平更为中国美术史写下辉煌的一章。从这些遗物也可以看出，尽管佛教的教义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方面带来很大影响，但是中国的建筑（在结构上和形式上）、绘画、雕刻（主要是佛像）基本上还是沿着古来的传统形式和手法向前发展。这一点在建筑上尤为明显。
公元581年建立的隋朝重新统一了中国。三个半世纪的分裂战乱的局面结束了。比较安定的政治统一局面和土地的重新分配带来了经济繁荣。隋朝选择了长安作为它的首都，并在汉长安故址之东规划了新城——大兴城，修建了规模不大的宫殿；此外还开凿了由长江通到淮河、黄河的大运河。但是37年之后，在公元618年，隋皇朝就为唐朝所代替。中国历史上辉煌灿烂的一个朝代开始了。
新的政权除了分配土地，恢复农业生产外，官办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都有巨大发展，质量更加提高。地方行业组织促进了国内和国外贸易。许多内陆和沿海城市空前繁荣起来。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丰富了中国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到印度研究佛教教义的高僧玄奘就是这时期的人。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画家吴道子、雕刻家杨惠之等也都是这时代的人。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突出发展的时期。唐代的中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
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的反映，唐代的建筑也出现了突出的高峰，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规划最完善的都城——长安，建造起来了。近年来对于城墙和宫殿遗址的发掘证明了文献中所记载的宏伟规模和富丽的建筑。这时期遗留下来大量石窟寺，为数不少的砖塔，许多陵墓以及少数的木构殿堂和石桥都说明无论在技术或艺术方面都已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第八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中央政权的腐化削弱，被剥削压迫的农民不断起义和地方掌握军权的官吏的叛乱，这个伟大的朝代走上了没落、瓦解、崩溃的道路，终于在公元906年灭亡。在尔后短短的半个世纪中，中国又陷入“五代十国”的分裂状态，直至960年，由于宋朝的建立而重新统一。
历史仿佛重演了一遍。战国为秦的统一打下基础，暂短的秦朝成了辉煌的汉朝的序曲，而三国是它的尾声。同样地，南北朝为隋的统一打下基础，暂短的隋朝成了伟大的唐朝的序曲，而以五代作为尾声而结束。假使说汉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青春时期，那么，唐就是它全盛的壮年时期了。
宋朝从建国之初就受到北方日益强大起来的契丹族的威胁。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占有东北、内蒙古以及黄河以北的一部分土地；羌族的西夏也占据了内蒙古西部地区，和宋朝形成一百多年对峙的局势。后起的女真族的金朝在1125年灭了辽朝，把汉族的宋朝赶到扬子江以南，历史上称之为南宋。中国再度出现了南北对峙的形势。1234年和1279年蒙古人先后灭了西夏、金和南宋。中国在蒙古族元朝的统治下重新统一了。
北宋、南宋前后三百余年的期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期。北宋时期，对峙的局势比较稳定。唐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商业有了很大发展，促进了城市繁荣。五代末期，汴梁——后来宋的首都——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城。沿海一些城市也由于对外贸易而兴盛起来。手工业的分工越来越细致。矿冶业占着重要地位。火药和活版印刷也是这时期的发明创造。千余年来在城市之内又用高墙封闭的住宅坊里以及贸易必须在集中的市场进行的制度被打破了。分散的商店冲破了坊里的围墙，沿街开设起来；茶楼、酒店、旅馆、剧院也出现了。城市生活活跃丰富起来了。这就为宋朝的城市带来了崭新的面貌。
在百余年比较稳定的政治局面以及日趋繁荣的经济条件下，民间建筑出现了上述的新类型，统治阶级更大建其宫殿、苑囿、府第、庙宇。这些建筑之中，唯有佛寺、道观还有留存到今天的；除了个别殿堂和佛塔外，还有若干相当完整的组群。这时期的政治形势也反映在建筑上：北方辽朝统治地区的建筑更多地保留了唐代淳朴雄厚的风格，而南方宋朝统治地区的建筑则开始向轻巧华丽的方向发展。从这时期的遗物中，我们开始看出明显的地方风格。
从殷墟遗址中已经显示出来的木梁柱框架结构的建筑体系，到了唐代无疑地已经采用了标准化、定型化的设计施工方法。但是到了宋朝才给后世留下一部有关这方面的工程技术专著。北宋末叶（公元1103年）出版的《营造法式》是当时的皇室建筑师李诫编修的一部国家建筑规范。从这部书里可以看到当时已采用了模数制，按照封建制度的等级订定建筑等级，材料、施工都有定额；尤其足以引起后世钦佩的是从整座房屋到每一构件的详细规定和做法都是将整体和个别构件的材料、结构、美观等因素综合考虑制订的。《营造法式》是中国古代有关建筑的最重要的一部专著。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虽以征服者的姿态统治了全中国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一个世纪，但是各族人民在共同反抗阶级压迫和共同劳动的斗争中，进一步相互融合，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边疆地区的落后经济得到了开发和提高。元代初年，战后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社会经济开始恢复繁荣。对外贸易和商业的发展，使南方许多城市保持了南宋以来的繁荣。泉州是当时的主要海港。
蒙古族的统治者充分地利用了宗教作为巩固他们的政权的政治工具。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得到了统治者的保护和提倡。其中佛教和喇嘛教（佛教中的一个宗派）在元代占有特殊地位。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统治正是在元朝统治下建立起来的。喇嘛寺庙因而也有了普遍的修建。西藏式的瓶形塔也是蒙古人从西藏介绍到中原地区的。元朝的统治者利用从中亚和中原地区俘虏的各族有技艺的工匠（事实上是工奴）兴办了各种官办手工业，使中国的工艺美术增加了许多外来因素。但元朝的建筑主要是由汉族工匠，继承宋、金的传统建造的。
元朝对中国建筑最重要的贡献是大都城——今北京城的前身——的规划和建造。如同隋唐的长安一样，大都在它自己的时代，是世界上规模最大、规划最完善的城市，它就是马可·波罗以无限敬佩的心情所记述的XANBALUC。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考工记》中所描绘的“王者之都”的理想。后来明清两朝的北京，以及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就是在它的基础上改建、扩建的。
元朝修建的佛寺、佛塔、道观，留存到今天的为数不小。由于蒙古族是一个游牧民族，原来没有固定的建筑，所以在他们的统治下，中国建筑还是沿着汉族几千年的传统发展。在许多寺、观中还保存了不少壁画和塑像。它们，和倪瓒、黄公望、赵孟等人的绘画和关汉卿等的剧本、小说具体地说明，即使在当时那样种族歧视的外族统治下，中国传统文化仍以它的旺盛的生命力向前发展着。
汉族农民的起义驱逐了蒙古统治者，于1368年建立了明朝。由于新兴的统治阶级出身于农民的汉族，民族尊严的重新建立和阶级矛盾有所缓和，都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发展。明朝的统治者先建都于南京，十五世纪初迁都北京。迁都以后，社会经济就进入一个全面发展时期。商业和手工业的发达以及人口的增加，促进了城市建筑的发展与建筑技艺的提高。砖、琉璃、玻璃等烧制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元代完成的南北大运河第一次使得有可能由遥远的四川、西康等地将高贵的木材——例如楠木之类，运来供应北京建筑的需要。在蒙古统治奴役下的工奴获得了解放，他们的创造性得到发挥。南京、北京的先后建设，促使大批工匠的南北调动和经验交流。这一切都为明代建筑之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今天的北京城和它的故宫（其中还有相当部分的明代原建筑），以及各地许多府第、庙宇、民居为后世留下许多明代建筑的优秀范例。
十六世纪初叶以后，统治阶级的日益腐朽和系派的争权夺利，已使明的统治岌岌可危。同时，东北兴起的满洲族日益强大。农民起义推翻了明朝的统治，但革命果实却落入乘虚而入的满洲统治者手中。1644年，胜利的满洲人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清朝。
明朝建立的时代正是欧洲资本主义开始的时代。当北京的皇宫建成的时候，Brunelleschi[2]正在开始兴建Firenze[3]大教堂的穹窿顶。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到中国来了。葡萄牙人于1535年在澳门建立了在中国领土上的第一块外国殖民地。欧洲的自然科学以及欧洲的建筑也开始输入到中国来了。当然，建筑的影响，是需要更多的接触和很长的时间才能发生的。
清朝的统治持续了二百六十七年，于1911年为中国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推翻。这是一个变化剧烈的朝代。
在和俄国的彼得大帝约略同时的康熙皇帝的统治下，中国今天的版图大致开拓奠定了。从黑龙江、蒙古一直到海南岛，从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一直到太平洋岸，于中居住着汉、满、蒙、藏、维吾尔等五十多个民族，都已统一到大清帝国里来了。
和元朝蒙古族的统治者不同，清朝的满洲族统治者对于各民族采取了比较平等待遇的政策。在继承了中国（亦即汉族）传统的国家机构的组织形式和制度下，各族人民基本上都享有参加国家考试从而在政府中担任任何官职的权利。各民族都被允许保持他们自己的文字和风俗习惯。满族统治者取得了各民族统治阶级的合作和支持，使帝国的统一完整始终保持下来，为经济、文化、科学、艺术、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尽管如此，总的说来，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之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毕竟存在着根本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各地各族农牧民的起义此起彼伏，到十九世纪中叶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不久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革命。仅仅是由于英、美帝国主义的干涉，才使这个朝代免于倾覆。1840年以后，中国便转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本篇的叙述也到此为下限。
在以后的七十年间，帝国主义国家竞向中国侵略，各地不断爆发反帝反封建的起义，终于在1911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皇朝。
清朝的统治者除了在血统上是满洲族外，在生活习惯和文化方面（除了服装之外），事实上已完全和汉族一样。清朝的政府机构和国家考试制度等，基本上还是明朝的继续。相应地，在建筑的发展过程中，明清两朝也基本上是一样，没有显著的差别。
在这五百余年间，手工业和商业得到不断的发展。丝织业，烧瓷业等都达到极高的水平。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露头。到了十八世纪，甚至出现了盐商分区包办全国食盐的供销，包纳盐税的垄断资本集团，并且形成政治势力。十六世纪以后开始的远洋国际贸易促进了澳门、广州、宁波、上海等沿海城市的繁荣。随着欧洲商人东来的传教士——最初是耶稣会士（Jesuits）——也带来了欧洲的宗教和科学、技术。这一切都在默默地影响着中国古老的封建制度和经济、文化。在建筑方面，虽然在十八世纪的圆明园中首次出现由郎世宁（Castilignone）、王致和（Attiret）等设计、专供皇帝玩赏的巴洛克式（Baroque）组群。但是欧洲建筑以它的完全陌生的结构技术和新奇的形式对于中国城市面貌的冲击，还是1840年以后的事。
这五百余年间留存下来的建筑类型比过去更多了；留存下的实物更是遍及全国各地。明清两朝留下来许多完整的城市、宫殿、府第、住宅、陵墓、庙宇、园林、商店、作坊、桥梁等等。
明清的建筑，特别是在城市的规划，组群的布局，木梁柱框架的结构体系方面，是几千年传统的继续和发展。城市的规划，特别是首都北京的规划和皇宫的总体布局，都显示了中华民族和封建帝国的雄伟气概。但是在木构架的结构方面，若干过去曾经起着巨大作用的结构，例如斗拱之运用，有了明显的退化，几乎沦为纯粹的装饰；但这也正是当时工匠们明确要求框架的进一步简化的合理的发展。这类的变化就必然影响到建筑物的形象，和宋朝以前的建筑有着明显的区别。
尽管木框架结构是中国建筑主要的、并且是它所最独特的结构方法，但是砖石建筑也在这期间获得巨大发展。十六世纪以后建造的许多砖拱殿堂以及遍布山西、陕西一带的砖拱民居，和过去砖只用于佛塔、陵墓等纪念性建筑的情况相比，不但反映了砖的生产的巨大发展，同时也反映了用砖技术的提高。
虽然从历史文献中我们知道造园的艺术到汉朝就已很发达，但是元朝、宋朝，更不用说以前的朝代，都没有给后世留下任何实例。但是明清两朝留下的园林，从皇帝的苑囿到私人的小园都不少。如同中国的建筑一样，中国园林也是自成一个独特的体系的，观赏性的小型建筑在中国园林中占有重要位置。中国园林和中国山水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园林就是一幅幅立体的中国山水画。这就是中国园林最基本的特点。园林艺术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一颗明珠。十八世纪以后，它对欧洲的园林设计曾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1840年以后，中国的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艺术都受到来自西方的猛烈冲击，建筑当然也不能除外。这一切我们将在《中国近代建筑》篇中叙述。
上文已经阐明，中国建筑是从中国文化萌芽时代起就一脉相承，从来没有间断过地发展到今天的。从发展的过程上说，必然先有个体房屋，然后有组群，然后有城市；必然从所掌握的建筑材料，先满足适用的要求，然后才考虑满足观感上的要求；必然先解决结构上的问题，然后才解决装饰加工的问题。从殷墟宫殿遗址，作为后世中国建筑体系的基本特征的最早的，“胚胎”时代的例证开始，在约三千五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些特征就一个个、一步步地形成、成长，并在不断的实践中丰富发展起来了。在这漫长的但一脉相承、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传统建筑形成了以下一些最突出的特征。
一、框架结构
在个体房屋的结构方面，采用木柱木梁构成的框架结构，承托上部一切荷载。无论内墙外墙，都不承担结构荷载。“墙倒房不塌”这句古老的谚语最概括地指出了中国传统结构体系的最主要的特征。这种框架结构，如同现代的框架结构一样，必然在平面上形成棋盘形的结构网；在网格线上，亦即在柱与柱之间，可以按需要安砌（或不安砌）墙壁或门窗。这就赋予建筑物以极大的灵活性，可以做成四面通风、有顶无墙的凉亭，也可以做成密封的仓库。不同位置的墙壁可以做成不同的厚度。因此，运用这种结构就可以使房屋在从亚热带到亚寒带的不同气候下满足生活和生产所提出的千变万化的功能要求。
上面的荷载，无论是楼板或屋顶，都通过由立柱承托的横梁转递到立柱上。如果是屋顶，就在梁上重叠若干层逐层长度递减的小梁，各层梁端安置檩条，檩上再安椽子，以构成屋面的斜坡，如果是多层房屋，就将同样的框架层层叠垒上去。可能到了宋朝以后，才开始用高贯两三层的长柱修建多层房屋。
一般的房屋，从简朴的民居到巍峨的殿堂，都把这框架立在台基上。台基有高有低，有单层有多层，按房屋在功能上和观感上的要求而定。
台基、按柱高形成的屋身和上面的屋顶往往是中国传统建筑构成的三个主要部分。
当然这些都是一般的特征。必须指出，与框架结构同时发展的也有用砖石墙承重的结构，也有砖拱、石拱的结构，在雨量小的地区也有大量平顶房屋，也有由于功能的需要而不做台基的房屋。这是必须同时说明的。
二、斗拱
中国木框架结构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一般殿堂檐下非常显著的、富有装饰效果的一束束的斗拱。斗拱是中国框架结构体系中减少横梁与立柱交接点上的剪力的特有的部件（element），用若干梯形（trabizoidal）木块——斗ГYH[4]和弓形长木块——拱（ГYH）[5]层叠装配而成。斗拱既用于梁头之下以承托梁，也用于檐下将檐挑出。跨度或者出檐的深度越大，则重叠的层数越多。古代的匠师很早就发现了斗拱的装饰效果，因此往往也以层数之多少以表示建筑物的重要性。但是明清以后，由于结构简化，将梁的宽度加大到比柱径还大，而将梁直接放在柱上，因此斗拱的结构作用几乎完全消失，比例上大大地缩小，变成了几乎是纯粹的装饰品。
三、模数
斗拱在中国建筑中的重要还在于自古以来就以拱的宽度作为建筑设计各构件比例的模数。宋朝的《营造法式》和清朝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都是这样规定的，同时还按照房屋的大小和重要性规定八种或九种尺寸的拱，从而订出了分等级的模数制。
四、标准构件和装配式施工
木材框架结构是装配而成的，因此就要求构件的标准化。这又很自然地要求尺寸、比例的模数化。传说金人破了宋的汴梁，就把宫殿拆卸，运到燕京（今天的北京）重新装配起来，成为金的皇宫的一部分。这正是由于这个结构体系的这一特征才有可能的。
五、富有装饰性的屋顶
中国古代的匠师很早就发现了利用屋顶以取得艺术效果的可能性。《诗经》里就有“作庙翼翼”之句。三千年前的诗人就这样歌颂祖庙舒展如翼的屋顶。到了汉朝，后世的五种屋顶——四面坡的庑殿顶，四面、六面、八面坡或圆形的攒尖顶，两面坡但两山墙与屋面齐的硬山顶，两面坡而屋面挑出到山墙之外的悬山顶，以及上半是悬山而下半是四面坡的歇山顶。——就已经具备了。可能在南北朝，屋面已经做成弯曲面。檐角也已经翘起，使屋顶呈现轻巧活泼的形象。结构关键的屋脊、脊端都予以强调，加上适当的雕饰。檐口的瓦也得到装饰性的处理。宋代以后，又大量采用琉璃瓦，为屋顶加上颜色和光泽，成为中国建筑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六、色彩
从世界各民族的建筑看来，中国古代的匠师可能是最敢于使用颜色、最善于使用颜色的了。这一特征无疑地是和以木材为主要构材的结构体系分不开的。桐油和漆很早就已被采用。战国墓葬中出土的漆器的高超技术艺术水平说明在那时候以前，油漆的使用已有了一定的传统。春秋时期已经有用丹红柱子的祖庙；梁架或者斗拱上已有彩画。历史文献和历代诗歌中描绘或者歌颂灿烂的建筑色彩的更是多不胜数。宋朝和清朝的“规范”里对于油饰、彩画的制度、等级、图案、做法都有所规定。中国古代的匠师早已明确了油漆的保护性能和装饰性的统一的可能性而予以充分发挥。
积累了千余年的经验，到了明朝以后，就已经大致总结成为下列原则：房屋的主体部分，亦即经常可以得到日照的部分，一般用“暖色”，尤其爱用朱红色；檐下阴影部分，则用蓝绿相配的“冷色”。这样就更强调了阳光的温暖和阴影的阴凉，形成悦目的对比。朱红色门窗部分和蓝绿色檐下部分往往还加上丝丝的金线和点点的金点，蓝绿之间也间以少数红点，使得彩画图案更加活泼，增强了装饰效果。一些重要的纪念性建筑，如宫殿、坛、庙等，上面再加上黄色、绿色或蓝色的光辉的琉璃瓦，下面再衬托上一层乃至三层的雪白的汉白玉台基和栏杆，尤其是在华北平原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的蔚蓝天空下，它们的色彩效果是无比动人的。
这样使用强烈对照的原色（primal colours）在很大程度也是自然环境所使然。在平坦广阔的华北黄土平原地区，冬季的自然景色是惨淡严酷的。在那样的自然环境中，这样的色彩就为建筑物带来活泼和生趣。可能由于同一原因，在南方地区，终年青绿，四季开花，建筑物的色彩就比较淡雅，没有必要和大自然争妍斗艳，多用白粉墙和深赭色木梁柱对比，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强烈颜色会使人烦躁，而淡雅的色调却可增加清凉感。
七、庭院式的组群
从古代文献、绘画一直到全国各地存在的实例看来，除了极贫苦的农民住宅外，中国每一所住宅、宫殿、衙署、庙宇……等等都是由若干座个体建筑和一些回廊、围墙之类环绕成一个个庭院而组成的。一个庭院不能满足需要时，可以多数庭院组成。一般地多将庭院前后连串起来，通过前院到达后院。这是封建社会“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思想意识的产物。越是主要人物或者需要和外界隔绝的人物（如贵族家庭的青年妇女）就住在离外门越远的庭院里。这就形成一院又一院层层深入的空间组织。自古以来就有人讥讽“侯门深似海”，但也有宋朝女诗人李清照“庭院深深深几许？”这样意味深长的描绘。这种种对于庭院的概念正说明它是中国建筑中一个突出的特征。
这种庭院一般都是依据一根前后轴线组成的。比较重要的建筑都安置在轴线上，次要房屋在它的前面左右两侧对峙，形成一条次要的横轴线。它们之间再用回廊、围墙之类连接起来，形成正方形或长方形的院子。不同性质的建筑，庭院可作不同的用途。在住宅中，日暖风和的时候，它等于一个“户外起居室”。在手工业作坊里，它就是工作坊。在皇宫里，它是陈列仪仗队摆威风的场所。在寺庙里，如同欧洲教堂前的广场那样，它往往是小商贩摆摊的“市场”。庭院在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这样由庭院组成的组群，在艺术效果上和欧洲建筑有着一些根本的区别。一般的说，一座欧洲建筑，如同欧洲的画一样，是可以一览无遗的；而中国的任何一处建筑，都像一幅中国的手卷画。手卷画必须一段段地逐渐展开看过去，不可能同时全部看到。走进一所中国房屋，也只能从一个庭院走进另一个庭院，必须全部走完才能全部看完。北京的故宫就是这方面最卓越的范例。由天安门进去，每通过一道门，进入另一庭院；由庭院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一院院，一步步景色都在幻变。凡是到过北京的人，没有不从中得到深切的感受的。
八、有规划的城市
从古以来，中国人就喜欢按规划修建城市。《诗经》里就有一段详细描写殷末周初时，周的一个部落怎样由山上迁移到山下平原，如何规划，如何组织人力，如何建造，建造起来如何美丽的生动的诗章[6]。汉朝人编写的《周礼·考工记》里描写了一个王国首都的理想的规划。隋唐的长安、元的大都、明清的北京这样大的城市，以及历代无数的中小城市，大多数是按预拟的规划建造的。
从城市结构的基本原则说，每一所住宅或衙署、庙宇等等都是一个个用墙围起来的“小城”。在唐朝以及以前，若干所这样的住宅等等合成一个“坊”，又用墙围起来。“坊”内有十字街道，四面在墙上开门。一个“坊”也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城”。若干个“坊”合起来，用棋盘形的干道网隔开，然后用一道高厚的城墙围起来，就是“城市”。当然，在首都的规划中，最重要最大的“坊”就是皇宫。皇宫总是位于城的正中，以皇宫的轴线为城市的轴线，一切街道网和坊的布置都须从属于皇宫。北京就是以一条长达8公里的中轴线为依据而规划、建造的。
宋以后，坊一级的“小城”虽已废除，但是这一基本原则还是指导着所有城市的规划。
当然，在地形不许可的条件下，城市的规划就须更多地服从于自然条件。
九、山水画式的园林
虽然在房屋的周围种植一些树木花草，布置一片水面是人类共同的爱好，但是中国的园林却有它特殊的风格，总的说来，可以归纳为中国山水画式的园林。历代的诗人画家都以祖国的山水为题，尽情歌颂。宋朝以后，山水画就已成为主要题材。这些山水画之中，一般都把自然界的一些现象予以概括、强调，甚至夸大，将某些特征突出。中国的传统园林一般都是这种风格的“三度空间的山水画”。因此，中国的园林和大自然的实际有一定的距离，但又是“自然的”，而不像意大利花园那样强加剪裁使之“图案化”的。玲珑小巧的建筑物在中国园林中占有重要位置。巧妙地组织到山水之间。和一般建筑布局相反，园林中绝少采用轴线，而多自由随意的变。曲折深邃是中国人对园林的要求。这一点在长江下游地区的一些私家园林尤为突出。
园林艺术在中国建筑中占有重要位置。它的特征是应该予以特别指出的。
这篇“绪论”概括地介绍了中国的地理、气候、建筑材料和它们对建筑的影响；介绍了中国的民族，民族关系以及汉民族之形成及其在各民族中的地位；叙述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各历史阶段中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建筑发展的关系；扼要介绍了中国建筑的几个最主要的特征。希望这会有助于读者对以下各章的了解。
（此文写于1964年7月。手稿存原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档案。）
* * *
[1]原文如此，疑为2132年间。
[2]文艺复兴初期意大利著名建筑师伯鲁乃列斯基。
[3]佛罗伦萨。
[4]为斗的俄文音注。
[5]为拱的俄文音注。
[6]见《诗经》·大雅·绵。
中国建筑的特征
中国的建筑体系是在世界各民族数千年文化史中一个独特的建筑体系。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世代经验的累积所创造的。这个体系分布到很广大的地区：西起葱岭，东至日本、朝鲜，南至越南、缅甸，北至黑龙江，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区域在内。这些地区的建筑和中国中心地区的建筑，或是同属于一个体系，或是大同小异，如弟兄之同属于一家的关系。
考古学家所发掘的殷代遗址证明，至迟在公元前15世纪，这个独特的体系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它的基本特征一直保留到了最近代。三千五百年来，中国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发展了这个体系的特长，不断地在技术上和艺术上把它提高，达到了高度水平，取得了辉煌成就。
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下列九点。
（一）个别的建筑物，一般地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下部的台基，中间的房屋本身和上部翼状伸展的屋顶（图一）。
（二）在平面布置上，中国所称为一“所”房子是由若干座这种建筑物以及一些联系性的建筑物，如回廊、抱厦、厢、耳、过厅等等，围绕着一个或若干个庭院或天井建造而成的。在这种布置中，往往左右均齐对称，构成显著的轴线。这同一原则，也常应用在城市规划上。主要的房屋一般地都采取向南的方向，以取得最多的阳光。这样的庭院或天井里虽然往往也种植树木花草，但主要部分一般地都有砖石墁地，成为日常生活所常用的一种户外的空间，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很好的“户外起居室”（图二）。
图一 中国建筑主要部分名称图
（三）这个体系以木材结构为它的主要结构方法。这就是说，房身部分是以木材做立柱和横梁，成为一副梁架。每一副梁架有两根立柱和两层以上的横梁。每两副梁架之间用枋、檩之类的横木把它们互相牵搭起来，就成了“间”的主要构架，以承托上面的重量。
图二 一所北京住宅的平面图
两柱之间也常用墙壁，但墙壁并不负重，只是像“帷幕”一样，用以隔断内外，或分划内部空间而已。因此，门窗的位置和处理都极自由，由全部用墙壁至全部开门窗，乃至既没有墙壁也没有门窗（如凉亭），都不妨碍负重的问题；房顶或上层楼板的重量总是由柱承担的。这种框架结构的原则直到现代的钢筋混凝土构架或钢骨架的结构才被应用，而我们中国建筑在三千多年前就具备了这个优点，并且恰好为中国将来的新建筑在使用新的材料与技术的问题上具备了极有利的条件（图三）。
（四）斗拱：在一副梁架上，在立柱和横梁交接处，在柱头上加上一层层逐渐挑出的称做“拱”的弓形短木，两层拱之间用称做“斗”的斗形方木块垫着。这种用拱和斗综合构成的单位叫做“斗拱”。它是用以减少立柱和横梁交接处的剪力，以减少梁的折断之可能的。更早，它还是用以加固两条横木接榫的，先是用一个斗，上加一块略似拱形的“替木”。斗拱也可以由柱头挑出去承托上面其他结构，最显著的如屋檐，上层楼外的“平坐”（露台），屋子内部的楼井、栏杆等。斗拱的装饰性很早就被发现，不但在木构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且在砖石建筑上也充分应用，它成为中国建筑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图四，五）[1]。
（五）举折，举架：梁架上的梁是多层的；上一层总比下一层短；两层之间的矮柱（或柁墩）总是逐渐加高的。这叫做“举架”。屋顶的坡度就随着这举架，由下段的檐部缓和的坡度逐步增高为近屋脊处的陡斜，成了缓和的弯曲面。
（六）屋顶在中国建筑中素来占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它的瓦面是弯曲的，已如上面所说。当屋顶是四面坡的时候，屋顶的四角也就是翘起的。它的壮丽的装饰性也很早就被发现而予以利用了。在其他体系建筑中，屋顶素来是不受重视的部分，除掉穹窿顶得到特别处理之外，一般坡顶都是草草处理，生硬无趣，甚至用女儿墙把它隐藏起来。但在中国，古代智慧的匠师们很早就发挥了屋顶部分的巨大的装饰性。在《诗经》里就有“如鸟斯革”，“如翚斯飞”的句子来歌颂像翼舒展的屋顶和出檐。《诗经》开了端，两汉以来许多诗词歌赋中就有更多叙述屋子顶部和它的各种装饰的辞句。这证明屋顶不但是几千年来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并且是我们民族最骄傲的成就。它的发展成为中国建筑中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图五）。
图三 北京北海凉亭 柱间可以没有墙壁门窗成为凉亭，亦可砌墙安门窗
图四 太谷万安寺 斗拱在内部承托梁架枋檩
（七）大胆地用朱红作为大建筑物屋身的主要颜色，用在柱、门窗和墙壁上，并且用彩色绘画图案来装饰木构架的上部结构，如额枋、梁架、柱头和斗拱，无论外部内部都如此。在使用颜色上，中国建筑是世界各建筑体系中最大胆的（图六）。
（八）在木结构建筑中，所有构件交接的部分都大半露出，在它们外表形状上稍稍加工，使成为建筑本身的装饰部分。例如：梁头做成“挑尖梁头”或“蚂蚱头”；额枋出头做成“霸王拳”；昂的下端做成“昂嘴”，上端做成“六分头”或“菊花头”；将几层昂的上段固定在一起的横木做成“三福云”等等；或如整组的斗拱和门窗上的刻花图案、门环、角叶，乃至如屋脊、脊吻、瓦当等都属于这一类。它们都是结构部分，经过这样的加工而取得了高度装饰的效果。
（九）在建筑材料中，大量使用有色琉璃砖瓦；尽量利用各色油漆的装饰潜力。木上刻花，石面上作装饰浮雕，砖墙上也加雕刻。这些也都是中国建筑体系的特征。
这一切特点都有一定的风格和手法，为匠师们所遵守，为人民所承认，我们可以叫它做中国建筑的“文法”。建筑和语言文字一样，一个民族总是创造出他们世世代代所喜爱，因而沿用的惯例，成了法式。在西方，希腊、罗马体系创造了它们的“五种典范”，成为它们建筑的法式。中国建筑怎样砍割并组织木材成为梁架，成为斗拱，成为一“间”，成为个别建筑物的框架；怎样用举架的公式求得屋顶的曲面和曲线轮廓；怎样结束瓦顶；怎样求得台基、台阶、栏杆的比例；怎样切削生硬的结构部分，使同时成为柔和的、曲面的、图案型的装饰物；怎样布置并联系各种不同的个别建筑，组成庭院；这都是我们建筑上二三千年沿用并发展下来的惯例法式。无论每种具体的实物怎样地千变万化，它们都遵循着那些法式。构件与构件之间，构件和它们的加工处理装饰，个别建筑物与个别建筑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建筑上的“文法”。至如梁、柱、枋、檩、门、窗、墙、瓦、槛、阶、栏杆、槅扇、斗拱、正脊、垂脊、正吻、戗兽、正房、厢房、游廊、庭院、夹道等等，那就是我们建筑上的“词汇”，是构成一座或一组建筑不可少的构件和因素。
图五 北京中和殿及保和殿 屋顶壮丽的装饰性很早就被发现而予以利用了
图六 在使用颜色上，中国建筑是最大胆的。在黑白照片中也可以看出颜色的效果
这种“文法”有一定的拘束性，但同时也有极大的运用的灵活性，能有多样性的表现。也如同做文章一样，在文法的拘束性之下，仍可以有许多体裁，有多样性的创作，如文章之有诗、词、歌、赋、论著、散文、小说等等。建筑的“文章”也可因不同的命题，有“大文章”或“小品”。大文章如宫殿、庙宇等等；“小品”如山亭、水榭、一轩、一楼。文字上有一面横额，一副对子，纯粹作点缀装饰用的。建筑也有类似的东西，如在路的尽头的一座影壁，或横跨街中心的几座牌楼等等。它们之所以都是中国建筑，具有共同的中国建筑的特性和特色，就是因为它们都用中国建筑的“词汇”，遵循着中国建筑的“文法”所组织起来的。运用这“文法”的规则，为了不同的需要，可以用极不相同的“词汇”构成极不相同的体形，表达极不相同的情感，解决极不相同的问题，创造极不相同的类型。
这种“词汇”和“文法”到底是什么呢？归根说来，它们是从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建筑活动的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经过千百年的考验，而普遍地受到承认而遵守的规则和惯例。它是智慧的结晶，是劳动和创造成果的总结。它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它是整个民族和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的产物。
由这“文法”和“词汇”组织而成的这种建筑形式，既经广大人民所接受，为他们所承认、所喜爱，于是原先虽是从木材结构产生的，它们很快地就越过材料的限制，同样地运用到砖石建筑上去，以表现那些建筑物的性质，表达所要表达的情感。这说明为什么在中国无数的建筑上都常常应用原来用在木材结构上的“词汇”和“文法”。这条发展的途径，中国建筑和欧洲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体系，乃至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建筑体系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者，是那些体系很早就舍弃了木材而完全代以砖石为主要材料。在中国，则因很早就创造了先进的科学的梁架结构法，把它发展到高度的艺术和技艺水平，所以虽然也发展了砖石建筑，但木框架还同时被采用为主要结构方法。这样的框架实在为我们的新建筑的发展创造了无比的有利条件。
在这里，我打算提出一个各民族的建筑之间的“可译性”的问题。
如同语言和文学一样，为了同样的需要，为了解决同样的问题，乃至为了表达同样的情感，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是可以各自用自己的“词汇”和“文法”来处理它们的。简单的如台基、栏杆、台阶等等，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多少民族创造了多少形式不同的台基、栏杆和台阶。例如热河普陀拉的一个窗子，就与无数文艺复兴时代的窗子“内容”完全相同，但是各用不同的“词汇”和“文法”，用自己的形式把这样一句“话”“说”出来了。又如天坛皇穹宇与罗马的布拉曼提所设计的圆亭子，虽然大小不同，基本上是同一体裁的“文章”。又如罗马的凯旋门与北京的琉璃牌楼，罗马的一些纪念柱与我们的华表，都是同一性质，同样处理的市容点缀。这许多例子说明各民族各有自己不同的建筑手法，建造出来各种各类的建筑物，就如同不同的民族有用他们不同的文字所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和通俗文章一样。
我们若想用我们自己建筑上优良传统来建造适合于今天我们新中国的建筑，我们就必须首先熟习自己建筑上的“文法”和“词汇”，否则我们是不可能写出一篇中国“文章”的。关于这方面深入一步的学习，我介绍同志们参考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和宋李明仲的《营造法式》。关于前书，前中国营造学社出版的《清式营造则例》可作为一部参考用书。关于后书，我们也可以从营造学社一些研究成果中得到参考的图版。
（本文原载《建筑学报》195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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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图四为“吴县玄妙观三清殿，斗拱在外部承托檐部。”现原图遗失，从略。
古建序论
古建序论主要的内容是“为什么和如何为广大的劳动人民保护祖国伟大灿烂的建筑遗产”。
我们人民的中国三年来的伟大成就，使资本主义国家惊异不已，我们建设的力量是他们所不能想象的。有一次印度文化访问团的一位考古学家曾问我：“目前中国的考古人员大概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吧？”我回答他说：“恰恰相反，现在我们正在各处建设，进行庞大的工程，如修铁路和兴水利工程，发现古坟古物的报告不断地来到，正急待政府派专人去保管与整理，考古人员供不应求。从前的考古工作者孤独地在象牙塔里钻牛角尖，无人过问，也无人关心，现在的考古人员的工作是配合着全国人民文化的需要而推进着，并且迅速发展着。”这样事实的回答，使他恍然有所觉悟。毛主席早曾说过：“随同经济建设的高潮，必将同时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文化建设是紧追着经济建设而来的，如影随形。整理民族古代文化遗产是发展新文化的必要条件，在文化建设的前夕而急需考古人员，正说明这一点。考古工作本身就是文化建设的一部分。经济建设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文化建设不可能不也欣欣向荣，有了新生命。今天我们这样迫切地需要这方面的大量技术人员，已开始举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就证明我们文化的新生命的到来，这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有一次，来北京的英国访问团中有一位建筑师，他就告诉我：他一到了北京，就看到天安门、端门、午门等文物建筑正在大事修理，这就使他具体地了解到中国人民政权的方向和力量。在英国他所听到的都是说中国共产党要摒弃本国的一切旧文化，到了中国他才知道事实正和这种宣传相反；在中国一切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中国人民珍视他们祖先的丰富的遗产。你们看！我们的初步的文化工作就在国际上起极大的作用，使全世界知道我们是爱好和平，并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就能证明我们新制度不但是符合本国人民的利益，并且是符合全世界的和平人民的利益的，因为给人类带来幸福的就是和平与文化。
在讲为什么我们要保存过去时代里所创造的一些建筑物之前，先要明了：建筑是什么？
最简单地说，建筑就是人类盖的房子，为了解决他们生活上“住”的问题。那就是：解决他们安全食宿的地方，生产工作的地方，和娱乐休息的地方。“衣、食、住”自古是相提并论的，因为他们都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需要。为了这需要，人类才不断和自然作斗争。自古以来，为了安定的起居，为了便利的生产，在劳动创造中人们就也创造了房子。在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或加强国防，我们仍然都要先建筑很多为那些建设使用的房屋，然后才能进行其他工作。我们今天称它为“基本建设”，这个名称就恰当的表示房屋的性质是一切建设最基本的部分。
人类在劳动中不断创造新的经验、新的成果，由文明曙光时代开始在建筑方面的努力和其他生产的技术的发展总是平行并进的，和互相影响的。人们积累了数千年建造的经验，不断地在实践中，把建筑的技能和艺术提高，例如：了解木材的性能，泥土沙石在化学方面的变化，在思想方面的丰富，和对造型艺术方面的熟练，因而形成一种最高度综合性的创造。古文献记载：“上古穴居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从穴居到木构的建筑就是经过长期的努力，增加了经验，丰富了知识而来。所以：
（1）建筑是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克服自然，改变自然的斗争的记录。这个建筑活动就必定包括人类掌握自然规律，发展自然科学的过程。在建造各种类型的房屋的实践中，人类认识了各种木材、石头、泥沙的性能，那就是这些材料在一定的结构情形下的物理规律，这样就掌握了最原始的材料力学。知道在什么位置上使用多大或多小的材料，怎样去处理它们间的互相联系，就掌握了最简单的土木工程学。其次，人们又发现了某一些天然材料——特别是泥土与石沙等——在一定的条件下的化学规律，如经过水搅、火烧等，因此很早就发明了最基本的人工的建筑材料，如砖，如石灰，如灰浆等。发展到了近代，便包括了今天的玻璃、五金、洋灰、钢筋和人造木等等，发展了化工的建筑材料工业。所以建筑工程学也就是自然科学的一个部门。
（2）建筑又是艺术创造。人类对他们所使用的生产工具、衣服、器皿、武器等，从石器时代的遗物中我们就可看出，在这些实用器物的实用要求之外，总要有某种加工，以满足美的要求，也就是文化的要求，在住屋也是一样。从古至今，人类在住屋上总是或多或少地下过功夫，以求造型上的美观。例如：自有史以来无数的民族，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同时在建筑艺术上，是继续不断地各自努力，从没有停止过的。
（3）建筑活动也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制度。如宫殿、庙宇、民居、仓库、城墙、堡垒、作坊、农舍，有的是直接为生产服务，有的是被统治阶级利用以巩固政权，有的被他们独占享受。如古代的奴隶主可以奴役数万人为他建筑高大的建筑物，以显示他的威权，坚固的防御建筑，以保护他的财产，古代的高坛、大台、陵墓都属于这种性质。在早期封建社会时代，如：吴王夫差“高其台榭以鸣得意”，或晋平公“铜鞮之宫数里”，汉初刘邦做了皇帝，萧何营未央宫，就明明白白地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从这些例子就可以反映出当时的封建霸主剥削人民的财富，奴役人民的劳力，以增加他的威风的情形。在封建时代建筑的精华是集中在宫殿建筑和宗教建筑等等上，它是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以作为压迫人民的工具的；而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民政权时代，建筑就是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美好的生活而服务了。
（4）不同的民族的衣食、工具、器物、家具，都有不同的民族性格或民族特征。数千年来，每一民族，每一时代，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积累了世代的经验，都创造出自己的形式，各有其特征，建筑也是一样的。在器物等等方面，人们在科学方面采用了他们当时当地认为最方便最合用的材料，根据他们所能掌握的方法加以合理的处理成为习惯的手法，同时又在艺术方面加工做出他们认为最美观的纹样、体形和颜色，因而形成了普遍于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典型的范例，就成了那民族在工艺上的特征，成为那民族的民族形式。建筑也是一样。每个民族虽然在各个不同的时代里，所创造出的器物和建筑都不一样，但在同一个民族里，每个时代的特征总是一部分继续着前个时代的特征，另一部分发展着新生的方向，虽有变化而总是继承许多传统的特质，所以无论是哪一种工艺，包括建筑，不论属于什么时代，总是有它的一贯的民族精神的。
（5）建筑是人类一切造型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也最耐久的一类，所以它所代表的民族思想和艺术，更显著、更多面也更重要。
从体积上看，人类创造的东西没有比建筑在体积上更大的了。古代的大工程如秦始皇时所建的阿房宫，“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记载数字虽不完全可靠，体积的庞大必无可疑。又如埃及金字塔高四百八十九英尺，屹立沙漠中遥远可见。我们祖国的万里长城绵亘二千三百余公里，在地球上大约是一件最显著的东西。
从数量上说，有人的地方就必会有建筑物。人类聚居密度愈大的地方，建筑就愈多，它的类型也愈多变化，合起来就成为城市。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改变自然的面貌如建筑这么厉害。在这大数量的建筑物上所表现的历史艺术意义方面最多也就最为丰富。
从耐久性上说，建筑因是建造在土地上的，体积大，要承托很大的重量，建造起来不是易事，能将它建造起来总是付出很大的劳动力和物资财力的。所以一旦建筑成功，人们就不愿轻易移动或拆除它，因此被使用的期限总是尽可能地延长。能抵御自然侵蚀，又不受人为破坏的建筑物，便能长久地被保存下来，成为罕贵的历史文物，成为各时代劳动人民创造力量、创造技术的真实证据。
（6）从建筑上可以反映建造它的时代和地方的多方面的生活状况，政治和经济制度，在文化方面，建筑也有最高度的代表性。例如封建时期各国的巍峨的宫殿，坚强的堡垒，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拥挤的工业区和紊乱的商业街市。中国过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通商口岸，充满西式的租界街市，和半西不中的中国买办势力地区内的各种建筑，都反映着当时的经济政治情况，也是显示帝国主义文化入侵中国的最真切的证据。
以上六点，不但说明建筑是什么，同时也说明了它是各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的代表。从考古方面考虑各时代建筑这问题时，实物得到保存，就是各时代所产生过的文化证据之得到保存。
可是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不能不认识各种建筑的特征，尤其是中国建筑的特征。因为我们今天的考古还是为创造服务的，苏联建筑专家说：没有历史就没有理论，没有理论我们无法指导我们的新创造。中国建筑的特征是什么？中国建筑体系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世代经验的累积所创造的，这个体系分布到很广大的地区，西起葱岭，东至日本、朝鲜，南至越南、缅甸，北至黑龙江，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区域在内。这些地区内的建筑和中国中心内的建筑，或是同属于一个体系，或是稍有差异如弟兄之同属于一家的关系。
至迟在公元前一千四百年左右，中国建筑体系就已经肯定地形成了，它的基本特征一直保留到了最近代。那就是：
（1）每一座个别的中国房屋都有三个主要部分：底下的砖造石造的台基，中间木构为主的房身，和两坡或四坡很舒展的屋顶，由多座这种的房屋围绕起来成一庭院，由很简单的农民住宅到极大的皇宫寺庙，都是如此。
（2）这个体系始终是以木材结构为主。房身这部分是以木材做立柱和横梁，成一副梁架，每一副梁架有两立柱和两层以上的横梁，每两副梁架之间用所谓“枋”和“桁”（或称檩子）的横木把它们互相牵联就成了一“间”房子的主要构架。
两柱间如用墙壁并不负重，也只是像“帷幕”一样用以隔断内外，或分划内部空间而已。所留门窗位置极为自由，由全部用墙壁，至全部用门窗都不妨碍负重问题；而房顶的重量总是全由立柱承担。
（3）在一副梁架上，在立柱和横梁的交叉处，在柱头上，加上一层层逐渐挑出称做“拱”的短木料，中间用称做“斗”的小木块垫着，柱头上这样的一种结构称做“斗拱”，它是用以减少立柱和横梁交接处的“剪力”，减轻梁折断的可能。同时这种斗拱可以由柱头虚挑出去承托上面其他的结构，最显著的如屋子外面的前檐，上层楼外的廊子，屋子内部的楼井栏杆等。
（4）梁架上的梁是多层的，上一层总比下一层短，两层中间小立柱总是逐层加高的，这称做“举架”。外面屋瓦的坡度就随着这举架由下部的平舒到近屋脊处的陡斜，成了和缓的曲线面。
（5）大胆地用朱红作为大建筑物立柱的主要颜色，并用彩色绘画图案来装饰木构架的上部结构，如：额枋、柱头和斗拱，不限内外都如此。
（6）所有结构部分的交接之处，大半露出，在它外表的形状上稍稍加工，成为建筑本身的装饰部分。如：梁头之成为蚂蚱头、麻叶头等和雀替之种种式样，或如屋脊、脊吻，或整组斗拱本身和窗门上的刻花图案都属于这一类。它们都是结构部分，而有极高的装饰效果的。
（7）建筑材料中的有色琉璃的砖瓦，除木上刻花和石面作浮雕之外，还在清水砖上加雕刻，也都是中国体系建筑的特征。
这一切特点我们可以叫它做建筑的“文法”。建筑和语言文字一样，一个民族总创造出他们所沿用的惯例成了法则。中国建筑如何组织木材成了梁架，成了斗拱，成了一个“开间”，成了一座独立建筑物的构架，如何用举架的比例求得屋顶的曲线轮廓，如何结束瓦顶，如何切削生硬的部分使成柔和的、曲面的、图案型的装饰物，都是我们建筑上一千几百年沿用下来的惯例原则，无论每种具体的实物怎样地千变万化，它们都遵循那种法则的范畴，有一定的方法和相互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建筑上的文法。至于梁、柱、枋、檩、门、窗、墙、瓦、槛、阶、栏杆、槅扇、斗拱、瓦饰、正房、厢廊、庭院、夹道，那就都是我们建筑上的“词汇”，是构成一组中国建筑的不可少的细部和因素。这种文法是从累积的实践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提炼出来的，有一定的拘束性，但在其范围中又有极大的运用的自由。也如同做文章可有许多体裁，如诗、词、歌、赋、散文、小说等等。建筑上也可有“小品”，如亭榭、小园，也可以有大文章，如宫殿、庙宇。但只要它们是中国的建筑，它们就必是遵守着一定的中国建筑文法的。运用这方法的规则，为了极不相同的需要表现绝不相同的体形和情感，也解决不相同的问题。这种文法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经验中产生出来而普遍遵守的法则和惯例，它是智慧的结晶和胜利果实的总结。它不是一时一人的创造，它是民族和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的产物。
其次，我们要了解中国建筑有哪一些类型。
（1）民居和象征政权的大建筑群，如衙署、府邸、宫殿，这些，基本上是同一类型，只有大小繁简之分。应该注意的是它们历史和艺术的价值，绝不在其大小繁简，而是在它们的年代、材料和做法上。
（2）宗教建筑。本来佛教初来的时候，隋、唐都有“舍宅为寺”的风气，各种寺院和衙署、府第没有大分别，但积渐有了宗教上的需要，和僧侣生活上的需要，而产生各种佛教寺院内的部署和体形，内中以佛塔为最突出。其他如道观，回教的清真寺，和基督教的礼拜堂等，都各有它们的典型特征，和个别变化，不但反映历史上种种事实应予以注意，且有高度艺术上成就，有永久保存的价值。例如：各处充满雕刻和壁画的石窟寺，就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又如前据报告，中国仅存的一个景教的景堂，就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此外中国无数的宝塔都是我们艺术的珍物。
（3）园林及其中附属建筑。园林的布局曲折上下，有山有水，衬以适当的怡神养性，感召精神的美丽建筑，是中国劳动人民所创造的辉煌艺术之一。北京城内的北海，城郊的颐和园、玉泉山、香山等原来的宫苑，和长江以南苏州、无锡、杭州各地过去的私家园林，都是艺术杰作，有无比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4）桥梁和水利工程。我国过去的劳动人民有极丰富的造桥经验，著名的赵州大石桥和卢沟桥等是人人都知道的伟大工程，而且也是艺术杰作。西南诸省有许多铁索桥，还有竹索桥，此外全国各地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木桥和石桥，建造方法各各不同。在水利工程方面，如四川灌县的都江堰，云南昆明的松花坝，都是令人叹服的古代工程。在桥和坝两方面，国内的实物就有很多是表现出我国劳动人民伟大的智慧，有极高的文物价值的。
（5）陵墓。历代封建帝王和贵族所建造的坟墓都是规模宏大，内中用很坚固的工程和很丰富的装饰的。它们也反映出那时代的工艺美术，和工程技术的种种方面，所以也是重要的历史文物和艺术特征的参考资料。墓外前面大多有附属的点缀如华表、祭堂、小祠、石阙等。著名的如山东嘉祥的武梁石祠，四川渠县和绵阳，河南嵩山，西康雅安等地方都有不少石阙，寻常称“汉阙”，是在建筑上有高度艺术性的石造建筑物。并且上面还包含一些浮雕石刻，是当时的重要艺术表现。四川有许多地方有汉代遗留下来的崖墓，立在崖边，墓口如石窟寺的洞口，内部有些石刻的建筑部分，如有斗拱的石柱等，也是研究古代建筑的难得资料。
（6）防御工程。防御工程的目的在于防御，所以工程非常硕大坚固，自成一种类型，有它的特殊的雄劲的风格。如我们的万里长城，高低起伏地延伸到二千三百余公里，它绝不是一堆无意义的砖石，而是过去人类一种伟大的创作，有高度的工程造诣，有它的特殊严肃的艺术性的，无论近代的什么人见到它，都不可能不肃然起敬，就证明这一点了。如北京、西安的城，都有重大历史意义，也都是伟大的艺术创作。在它们淳朴雄厚的城墙之上，巍然高峙的宏大城楼，它们是全城风光所系的突出点，在它们近处望它能引起无限美感，使人们发生对过去劳动人民的热爱和景仰，产生极大的精神作用。
（7）市街点缀。中国的城市的街道上有许多美化那个地区的装饰性的建筑物，如钟楼、鼓楼，各种牌坊、街楼，大建筑物前面的辕门和影壁等。这些建筑物本来都是朴实的有用的类型，但却被封建时代的意识所采用：为迷信的因素服务，也为反动的道德标准如贞节观念、光荣门第等观念服务，但在原来用途上，如牌坊就本是各民坊人口的标识，辕门也是一个区域的界限，钟楼、鼓楼虽为了警告时间，但常常是市中心标识，所以都是需要艺术的塑形的。在中国各城市中这些建筑物多半发展出高度艺术性的形象，成了街市中美丽的点缀，为了它们的艺术价值，这些建筑物是应保存与慎重处理的。
（8）建筑的附属艺术，如壁画、彩画、雕刻、华表、狮子、石碑、宗教道具等等，往往是和建筑分不开的。在记录或保管某个建筑物时，都要适当地注意到它的周围这些附属艺术品的地位和价值。有时它们只是历史资料，但很多例子它们本身都是艺术精品。
（9）城市的总体形和总布局。中国城市常是极有计划的城市，按照地形和历史的条件灵活地处理。街道的分布，大建筑物的耸立与衬托，市楼、公共场所、桥头、市中心和湖沼、堤岸等等，常常是雄伟壮丽富于艺术性的安排，所做成的景物气氛给人以难忘的印象。与注意建筑文物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有计划的或有意识的，城市布局的方面，摄影、测绘以示它的特点的。尤其是今天中国的城市都在发展中，原有的优良秩序基础做成某一城某一市的特殊风格的，都应特别重视，以配合新的发展方向。
单单认识祖国各种建筑的类型，每种或每个地去欣赏它的艺术，估计它的历史价值，是不够的。考古工作者既有保管和研究文物建筑的任务，他们就必须先有一个建筑发展史的最低限度的知识。中国体系的建筑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它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是以各时代的一定的社会经济作基础的，既和当时的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分不开，也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也就是当时的人所接受所承认的思想意识分不开的。
试就中国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和它当时的建筑提出来讲讲。例如：（一）商殷周到春秋战国；（二）秦汉到三国；（三）晋魏六朝；（四）隋唐到五代；（五）辽宋到金元；（六）明清两朝。
第一阶段：商殷周到春秋战国。商殷是奴隶社会时代，周初到春秋战国虽然已经有封建社会制度的特征，但基本上奴隶制度仍然存在，农奴和俘虏仍然是封建主的奴隶。奴隶主和封建初期的王侯，都拥有一切财富；他们的财产包括为他们劳动的人民——奴隶和俘虏。什么帝，什么王都迫使这些人民为他们建造他们所需要的建筑物。他们所需要的建筑是怎样的呢？多半是利用很多奴隶的劳动力筑起有庞大体积的建筑物。例如：因为他们要利用鬼神来迷惑为他们服劳役的人民，所以就要筑起祭祀用的神坛；因为他们时常出去狩猎，就要建造登高远望的高台。他们生前要给自己特别尊贵高大的房子，所谓“治宫室”以显示他们的统治地位，死的一定要极为奢侈坚固的地窖，所谓“造陵墓”，好保存他们的尸体，并且把生前的许多财物也陪葬在里面，满足他们死后仍能占有财产的观念。他们需要防御和他们敌对的民族或部落，他们就需要防御的堡垒、城垣和烽火台。虽然在殷的时代宫殿的结构还是很简单的，但比起更简单而原始的穴居时代，和初有木构的时代当然已有了极大的进步。到了周初，建筑工程的技术又进了一步。《诗经》上描写周初召来“司空”、“司徒”，证明也有了管工程的人，有了某种工程上的组织来进行建筑活动，所谓“营国筑室”也就是有计划地来建造一种城市。所谓“作庙翼翼”，立“皋门”、“应门”等等，显然是对建筑物的结构、形状、类型和位置，都作了艺术性的处理。
到了春秋和战国时期，不但生产力提高，同时生产关系又有了若干转变。那时已有小农商贾，从事工艺的匠人也不全是以奴隶身份来工作的，一部分人民都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墨子就是一个。又如记载上说“公输子之巧”，传说鲁班是木工中最巧的匠人，还可以证明当时个别熟练匠人虽仍是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但却因为他的“巧”而被一般人民重视的。在建筑上七国的燕、赵、楚、秦的封建主都是很奢侈的。所谓“高台榭”、“美宫室”的作风都很盛。依据记载，有人看见秦的宫室之后说：“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推断当时建筑技术必是比以前更进步的，同时仍然是要用许多人工的。
第二阶段：秦汉到三国。秦统一中国，秦始皇的建筑活动常见于记载，是很突出的，并且规模都极大，如：筑长城，铺驰道等。他还摹仿各处不同的宫殿，造在咸阳北陂上，先有宫室一百多处，还嫌不足，又建有名的阿房宫。宫的前殿据说是“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立五丈旗”，当然规模宏大。秦始皇还使工匠们造他的庞大而复杂的坟墓。在工程和建筑艺术方面，人民为了这些建筑物发挥智慧，必定又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但统治者的剥削享乐和豪强兼并，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引起农民大反抗。秦末汉初，农民纷纷起义，项羽打到咸阳时，就放火烧掉秦宫殿，火三月不灭。在建筑上，人民的财富和技术的精华常常被认为是代表统治者的贪心和残酷的东西，在斗争中被毁灭了去，项羽烧秦宫室便是个最早、最典型的例子。
汉初，刘邦取得胜利又统一了中国之后，仍然用封建制度，自居于统治地位。他的子孙一代代由西汉到东汉又都是很奢侈的帝王，不断为自己建造宫殿和离宫别馆。据汉史记载：汉都长安城中的大宫，就有有名的未央宫、长乐宫、建章宫、北宫、桂宫和明光宫等，都是庞大无比的建造。在两汉文学作品中更有许多关于建筑的描写，歌颂当时的建筑上的艺术和它们华丽丰富的形象的。例如：有名的《鲁灵光殿赋》《两都赋》《两京赋》等等。在实物上，今天还存在着汉墓前面的所谓“石阙”“石祠”，在祠坛上有石刻壁画（在四川、山东和河南省都有），还有在悬立的石崖上凿出的“崖墓”。此外还有殉葬用的“明器”（它们中很多是陶制的各种房屋模型），和墓中有花纹图案的大空心砖块和砖柱。所以对于汉代建筑的真实形象和细部手法，我们在今天还可以看出一个梗概来。汉代的工商业兴盛，人口增加，又开拓疆土，向外贸易，发展了灿烂的早期封建文化；大都市布满全国，只是因为皇帝、贵族、官僚、地主、商人和豪强都一齐向农民和手工业工人进行剥削和超经济的暴力压榨。汉末，经过长时期的破坏，饥民起义和军阀割据的互相残杀到了可怕的程度，最富庶的地方，都遭到剧烈的破坏，两京周围几百里彻底的被毁灭了，黄河人口集中的地区竟是“千里无人烟”或到了“人相食”的地步。汉建筑的精华和全面的形象所达到的水平，绝不是今天这一点剩余的实物所能够代表的。我们所了解的汉代建筑，仍然是极少的。
由三国或晋初的遗物上看来，汉末已成熟的文化艺术，虽经浩劫，一些主要传统和特征仍然延续留传下来。所谓三国，在地区上除却魏在华北外，中国文化中心已分布在东南沿长江的吴，和在西南四川山岳地带盆地中的蜀，汉代建筑和各种工艺是在很不同的情形下得到保存或发展的。长安、洛阳两都的原有精华，却是被破坏无遗。但在战争中人民虽已穷困，统治者匆匆忙忙地却还不时兴工建造一些台榭取乐，曹操的铜雀台，就是有名的例子。在艺术上，三国时代基本上还是汉风的尾声。
第三阶段：晋魏六朝。汉的文化艺术经过大劫延续到了晋初，因为逐渐有由西域进入的外来影响，艺术作风上产生了很多新的因素。在成熟的汉的手法上，发展了比较和缓而极丰富的变化。但是到了北魏，经过中间五胡乱华的一个大混乱时期，北方外来民族侵入中原，占据统治地位，并且带来大量的和中国文化不同体系的艺术影响，中国的工艺和建筑活动，便突然起了更大的变化。石虎和赫连勃勃两个北方民族的统治者进入中国之后，都大建宫殿，这些建筑，只见于文献记载，没有实物作证，形式手法到底如何，不得而知。我们可以推想木构的建筑，变化很小，当时的技术工人基本是汉族人民，但用石料刻莲花建浴室等，有很多是外来影响。北魏的统治者是鲜卑族，建都在大同时凿了云冈的大石窟寺，最初式样曾倚赖西域僧人，所以由刻像到花纹都带着浓重的西域和印度的手法情调。迁都到了洛阳之后，又造龙门石窟。时中国匠人对于雕刻佛像和佛教故事已很熟练，艺术风格就是在中国的原有艺术上吸取了外来影响，尝试了自己的创造。虽然题材仍然是外来的佛教，而在表现手法上却有强烈的中国传统艺术的气息和作风。建筑活动到了这时期，除却帝王的宫殿之外，最主要的主题是宗教建筑物。如：寺院、庙宇、石窟寺或摩崖造像、木塔、砖塔、石塔等等，都有许多杰出的新创造。希腊、波斯艺术在印度所产生的影响，又由佛教传到中国来。在木构建筑物方面，外国影响始终不大，只在原有结构上或平面布局上加以某些变革来解决佛教所需要的内容。最显明的例子就是塔。当时的塔基本上是汉代的“重屋”，也就是多层的小楼阁，上面加了佛教的象征物，如塔顶上的“覆钵”和“相轮”（这个部分在塔尖上称作“刹”，就是个缩小的印度的墓塔，中国译音的名称是“窣堵坡”或“塔婆”）。除了塔之外，当时的寺院根本和其他非宗教的中国院落和殿堂建筑没有分别，只是内部的作用改变了性质，因是为佛教服务的，所以凡是艺术、装饰和壁画等，主要都是传达宗教思想的题材。那时劳动人民渗入自己虔诚的宗教热情，创造了活跃而辉煌的艺术。这时期里，比木构耐久的石造和砖造的建筑和雕刻，保存到今天的还很多，都是今天国内最可贵的文物，它们主要代表雕刻，但附带也有表现当时建筑的。如敦煌、云冈、龙门、南北响堂山、天龙山等著名的石窟，和与它们同时的个别小型的“造像石”。还有独立的建筑物，如：嵩山嵩岳寺砖塔，和山东济南郊外的四门塔。当时的木构建筑，因种种不利的条件，没有保存到现在的。南朝佛教的精华，大多数是木构的，但现时也没有一个存在的实物，现时所见只有陵墓前的石刻华表和狮子等。南北朝时期中木构建筑只有一座木塔，在文献中描写得极为仔细，那就是著名的北魏洛阳“胡太后木塔”。这篇写实的记载给了我们很多可贵的很具体的资料，供我们参考，且可以和隋唐以后的木构及塔型作比较的。
第四阶段：隋唐五代辽。在南北朝割据的局势不断的战争之后，隋又统一中国，土地的重新分配，提高了生产力，所以在唐中叶之前，称为太平盛世。当时统治阶级充分利用宗教力量来帮助他们统治人民，所以极力提倡佛教，而人民在痛苦之中，依赖佛教超度来生的幻想来排除痛苦，也极需要宗教的安慰，所以佛教愈盛行，则建寺造塔，到处是宗教建筑的活动。同时，为统治阶级所喜欢的道教的势力，也因为得到封建主的支持，而活跃起来。金碧辉煌的佛堂和道观布满了中国，当时的工匠都将热情和力量投入许多艺术创造中，如：绘画、雕刻、丝织品、金银器物等等。建筑艺术在那时是达到高度的完美。由于文化的兴盛，又由于宗教建筑物普遍于各地，熟练工匠的数目增加，传播给徒弟的机会也多起来。建筑上各部做法和所累积和修正的经验，积渐总结，成为制度，凝固下来。唐代建筑物在塑形上，在细部的处理上，在装饰纹样上，在木刻石刻的手法上，在取得外轮线的柔和或稳定的效果上，都已有极谨严、极美妙的方法，成为那时代的特征。五代和辽的实物基本上是承继唐代所凝固的风格及做法，就是宋初的大建筑和唐末的作风也仍然非常接近。毫无疑问的，唐中叶以前，中国建筑艺术达到了一个艺术高峰，在以后的宋、元、明、清几次的封建文化高潮时期，都没有能再和它相比的。追究起来，最大原因是当时来自人民的宗教艺术多样性的创造，正发扬到灿烂的顶点，封建统治阶级只是夺取这些艺术活力为他们的政权和宫廷享乐生活服务，用庞大的政治经济实力支持它，庞大宫殿、苑囿、离宫、别馆都是劳动人民所创造。一直到了人民又被压榨得饥寒交迫，穷困不堪，而统治者腐化昏庸，贪欲无穷，经济军事实力，已不能维持自己政权。边区的其他政权和外族侵略威胁愈来愈厉害的时期，农民的起义和反抗愈剧烈，劳动人民对于建筑艺术才绝无创造的兴趣。这样时期，对统治者的建造都只是被迫着供驱役、赖着熟练技术工人维持着传统手法而已。政权中心的都城长安城中，繁荣和破坏力量，恰是两个极端。但一直到唐末，全国各处对于宗教建筑的态度，却始终不同。人民被宗教的幻想幸福所欺骗，仍然不失掉自己的热心，艺术的精心作品，仍时常在寺院、佛塔、佛像、雕刻上表现出来。
第五阶段：宋、金、元。宋初的建筑也是五代唐末的格式，同辽的建筑也无大区别。但到了公元1000年（宋真宗）前后，因为在运河经疏浚后和江南通航，工商业大大发展，宋都汴梁（今开封），公私建造都极旺盛，建筑匠人的创造力又发挥起来，手法开始倾向细致柔美，对于建筑物每单位的塑形，更敏感、更注意了。各种的阁、各种的楼都极窈窕多姿，作为北宋首都和文化中心的汴梁，是介于南北两种不同的建筑倾向的中间，同时受到南方的秀丽和北方的壮硕风格的影响。这时期宋都的建筑式样，可以说：或多或少的是南北作风的结合，并且也起了为南北两系作媒介的作用。汴京当时多用重楼飞阁一类的组合，如：《东京梦华录》中所描写的樊楼等。宫中游宴的后苑中，藏书楼阁每代都有建造，寺观中华美的楼阁也占极重要的位置，它们大略的风格和姿态，我们还能从许多宋画中见到，最写实的，有：黄鹤楼图、滕王阁图、金明池图等等。日本的镰仓时期的建筑，也很受我们宋代这时期建筑的影响。有一主要特征，就是歇山山花间前的抱厦，这格式宋以后除了金、元有几个例子外，几乎不见了。当时却是普遍的作风。今天北京故宫紫禁城的角楼，就是这种式样的遗风。北宋之后，文化中心南移，南京的建筑，一方面受到北宋官式制度的影响，一方面又有南方自然环境材料的因素和手法与传统的一定条件，所发展出的建筑，又另有它的特征，和北宋的建筑不很相同了。在气魄方面失去唐全盛时的雄伟，但在绮丽和美好的加工方面，宋代有极大贡献。
金元都是外族入侵而在中国统治中国人民的时代，因为金的女贞族，和元的蒙古族当时都是比中国文化落后许多的游牧民族，对于中国人民是以俘虏和奴隶来对待的。就是对于技术匠人的重视，也是以掠夺来的战利品看待他们，驱役他们给统治者工作。并且金元的建设都是在经过一个破坏时期之后，在那情形下，工艺水平降低很多，始终不能恢复到宋全盛时期的水平。金的建筑在外表形式上或仿汴梁宫殿，或仿南宋纤细作风，不一定尊重传统，常常窜改结构上的组合，反而放弃宋代原来较简单合理和优美的做法，而增加繁琐无用的部分。我们可以由金代的殿堂实物上看出它们许多不如宋代的地方。据南宋人记录，金中都的宫殿是“穷极工巧”，但“制度不经”，意思就是说金的统治者在建造上是尽量浪费奢侈，但制度形式不遵循传统，相当混乱。但金人自己没有高度文化传统，一切接受汉族制度，当时金的“中都”的规模就是模仿北宋汴梁，因此保存了宋的宫城布局的许多特点。这种格式可由元代承继下来传到明清，一直保存到今天。
元的统治时期，中国版图空前扩大，跨着欧亚两洲，大陆上的交通，使中国和欧洲有若干文化上的交流。但是蒙古的统治者剥削人民财富，征税极为苛刻，对汉族又特别压迫和奴役，经济力是衰疲的，只有江浙的工商业情形稍好。人民虽然困苦不堪，宫殿建筑和宗教建筑（当时以喇嘛教为主）仍然很侈大。当时陆路和海路常有外族的人才来到中国，在建筑上也曾有一些阿拉伯、波斯或西藏等族的影响，如在忽必烈的宫中引水作喷泉，又在砖造的建筑上用彩色的琉璃砖瓦等。在元代的遗物中，最辉煌的实例，就是北京内城有计划的布局规模，它是总结了历代都城的优良传统，参考了中国古代帝都规模，又按照北京的特殊地形、水利的实际情况而设计的。今天它已是祖国最可骄傲的一个美丽壮伟的城市格局。元的木构建筑，经过明清两代建设之后，实物保存到今天的，国内还有若干处，但北京城内只有可怀疑的与已毁坏而无条件重修的一两处，所以元代原物已是很可贵的研究资料。从我们所见到的几座实物看来，它们在手法上还有许多是宋代遗制，经过金朝的变革的具体例子。如工字殿，和山花向前的作风等。
第六阶段：明、清。明代推翻元的统治政权，是民族复兴的强烈力量。最初朱元璋首都设在南京，派人将北京元故宫毁去，元代建筑的精华因此损失殆尽。在南京征发全国工匠二十余万人建造宫殿，规模很宏壮，并且特别强调中国原有的宗教礼节，如天子的郊祀（祭天地和五谷的神），所以对坛庙制度很认真。四十年后，朱棣（明永乐）迁回北京建都，又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重新建设。今天北京的故宫大体是明初的建设。虽然绝大部分的个别殿堂，都由清代重建了，明原物还剩了几个完整的组群和个别的大殿几座。社稷坛、太庙（即现在的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和天坛，都是明代首创的宏丽的大建筑组群，尤其是天坛的规模和体形是个杰作。明初民气旺盛，是封建经济复兴时期，汉族匠工由半奴隶的情况下改善了，成为手工业技术匠师，工人的创造力大大提高，工商业的进步超越过去任何时期。在建筑上，表现在气魄庄严的大建筑组群上。应用壮硕的好木料，和认真的工程手艺。工艺的精确端整是明的特征。明代墙垣都用临清砖，重要建筑都用楠木柱子，木工石刻都精确不苟，结构都交代得完整妥帖，外表造型朴实壮大而较清代的柔和。梁架用料比宋式规定大得多，瓦坡比宋斜陡，但宋代以来，缓和弧线有一些仍被采用在个别建筑上，如角柱的升高一点使瓦檐四角微微翘起，或如柱头的“卷杀”，使柱子轮廓柔和许多等等的造法和处理。但在金以后，最显著的一个转变就是除在结构方面有承托负重的作用外，还强调斗拱在装饰方面的作用，在前檐两柱之间把它们增多，每个斗拱同建筑物的比例也缩小了，成为前檐一横列的装饰物。明、清的斗拱都是密集的小型，不像辽金宋的那样疏朗而硕大的。
明初洪武和永乐的建设规模都宏大。永乐以后太监当权，政治腐败，封建主昏庸无力，知识分子的宰臣都是没有气魄远见、只争小事的。明代文人所领导的艺术的表现，都远不如唐宋的精神。但明代的工业非常发达，建筑一方面由老匠师掌握，一方面由政府官僚监督，按官式规制建造，没有蓬勃的创造性，只是在工艺上非常工整。明中叶以后，寺庙很多是为贪污的阉官祝福而建的，如魏忠贤的生祠等。像这种的建筑，匠师多墨守成规，推敲细节，没有气魄的表现。而在全国各地的手工业作坊和城市的民房倒有很多是达到高度水平的老实工程。全部砖造的建筑和以高度技巧使用琉璃瓦的建筑物也逐渐发展。技术方面有很多的进展。明代的建筑实物到今天已是三五百年的结构，大部分都是很可宝贵的，有一部分尤其是极值得研究的艺术。
明清两代的建筑形制非常近似。清初入关以后，在玄烨（康熙）、胤禛（雍正）的年代里由统治阶级指定修造的建筑物都是体形健壮、气魄宏大的，小部留有明代一些手法上的特征，如北京郑王府之类；但大半都较明代建筑生硬笨重，尤其是柁梁用料过于侈大，在比例上不合理，在结构上是浪费的。到了弘历（乾隆），他聚敛了大量人民的财富，尽情享受，并且因宫廷趣味处在领导地位，自从他到了江南以后，喜爱南方的风景和建筑，故意要工匠仿南式风格和手法，采用许多曲折布置和纤巧图案，产生所谓“苏式”的彩画等等。因为工匠迎合统治阶级的趣味，所以在这期以后的许多建筑造法和清初的区别，正和北宋末崇宁间刊行《营造法式》时期和北宋初期建筑一样，多半是细节加工，在着重巧制花纹的方面用功夫，因而产生了许多玲珑小巧、萎靡繁琐的作风。这种偏向多出现在小型建筑或庭园建筑上。由圆明园的亭台楼阁开始，普遍地发展到府第店楼，影响了清末一切建筑。但清宫苑中的许多庭园建筑，却又有很多恰好是庄严平稳的宫廷建筑物，采取了江南建筑和自然风景配合的灵活布局的优良例子，如颐和园的谐趣园的整个组群和北海琼华岛北面游廊和静心斋等。
在这时期，中国建筑忽然来了一种摹仿西洋的趋势，这也是开始于宫廷猎取新奇的心理，由圆明园建造的“西洋楼”开端。当时所谓西洋影响，主要是摹仿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古典楼面，圆头发券窗子，柱头雕花的罗马柱子，彩色的玻璃，蚌壳卷草的雕刻和西式石柱、栏杆、花盆、墩子、狮子、圆球等各种缀饰。这些东西，最初在圆明园所用的，虽曾用琉璃瓦特别烧制，由意大利人郎世宁监造；但一般的这种格式花纹多用砖刻出，如恭王府花园和三海中的一些建筑物。北京西郊公园的大门也是一个典型例子[1]，其他则在各城市的店楼门面上最易见到。颐和园中的石舫就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中国建筑在体形上到此已开始呈现庞杂混乱的现象，且已是崇外思想在建筑上表现出来的先声。当时宫廷是由猎奇而爱慕西方商品货物，对西方文化并无认识。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武力侵略各口岸城市，产生买办阶级的媚外崇洋思想，和民族自卑心理的时期，英美各国是以蛮横的态度，在我们祖国土地上建造适于他们的生活习惯的和殖民地化我们的房屋的。由广州城外的“十三行”和澳门葡萄牙商人所建造的房屋开始，形形色色的洋房洋楼便大量建造起来。祖国的建筑传统、艺术传统，城市的和谐一致的面貌，从此才大量被破坏了。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建筑设计转到知识分子手里，他们都是或留学欧美，或间接学欧美的建筑的。他们将各国的各时代建筑原封不动的搬到中国城市中来，并且竟鄙视自己的文化，自己固有的建筑和艺术传统，又在思想上做了西洋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各流派建筑理论的俘虏。解放后经过爱国主义的学习才逐渐认识到祖国传统的伟大。祖国的建筑是祖国过去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劳动中智慧的结晶，是我们一份极可骄傲的、辉煌的艺术遗产。这个认识及时地纠正了前一些年代里许多人对祖国建筑遗物的轻视和破坏，但是保护建筑文物的工作不过刚刚开始，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很多很艰巨的。
最后让我再严重地指出爱护古建筑的意义，千万不要忘记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因此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这是毛主席交给我们考古工作者的任务。这个任务之完成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们要为发展新建筑创造条件。毛主席告诉我们：“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中国现时的新建筑也必是从古代的旧建筑发展而来的。因此，建筑师们必须认识和掌握旧建筑的特征和规律，然后才能进行自由创造。所以他们需要考古人员的帮助。因此我们要搜集古建筑实物，研究它们，把我们研究的结果供给建筑师们。这是为创造新中国建筑的设计建筑师们服务的。
其次是在今后所有城市的发展改建中，我们必然要遭到旧的和新的之间、现在和将来之间的矛盾的问题。具有重要历史艺术价值的文物必须保存，但是有些价值较差的，或是可能妨碍发展的旧建筑是可能被拆除的，因此这也是一种“清理、剔除、吸收”的工作，必须慎重从事。在这工作中，我们要注重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富有代表性和说明性的文物就是富有历史价值的。有许多建筑曾为封建帝王或官僚地主所有，但它的本身却是劳动人民劳动的果实。我们也要重视文物本身的艺术价值。例如北京的天安门、故宫、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它们的艺术价值是全世界公认的；它们过去是封建主所有的，今天已都是人民自己的珍宝了。对于建筑的评价，在改建城市的工作中是极重要的，评价的任务往往须由我们考古工作者担负起来。因此我们必须认清造成某一建筑物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认识它的艺术价值，不能凭主观出发。近代的高大的建筑不一定比某些古代的小建筑有价值；石头的不一定就比砖木的好。我们不应该以现代的尺度去衡量古代建筑的价值，正如李四光先生所说：“难道我们要以建造爱菲尔铁塔的方式来研究万里长城吗？”一座文物建筑一旦被盲目拆毁，我们是永远不能把它偿还给我们的子孙的。但是我们绝不应将一切古建筑“生吞活剥的毫无批判的吸收”，也“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而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主要的不是要引导他们——（人民群众）——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在一座城市的发展和改建的工作中，考古工作者对于过去要负责，对于将来更要负责。
这个任务的另一方面是文物建筑的修缮问题。我们要避免不知道古建筑的结构而修理古建筑。我希望同志们多做历史研究工作，从形式上、结构上、材料上、雕饰上、总的部署上去认识时代的和地方的特征，做各种各样多方面的比较研究。千万不要一番好意去修缮古文物建筑，因为这方面知识不够，反而损害了它。
（本文原载《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3期，署名：梁思成讲，林徽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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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西郊公园大门的砖碉于1966年拆除。
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
世界上最古老，最长寿，最有新生力的建筑体系
历史上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产生了它自己的建筑，随着这文化而兴盛衰亡。世界上现存的文化中，除去我们的邻邦印度的文化可算是约略同时诞生的弟兄外，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最古老、最长寿的。我们的建筑也同样是最古老、最长寿的体系。在历史上，其他与中华文化约略同时，或先或后形成的文化，如埃及、巴比伦，稍后一点的古波斯、古希腊，及更晚的古罗马，都已成为历史陈迹。而我们的中华文化则血脉相承，蓬勃地滋长发展，四千余年，一气呵成。到了今天，我们所承继的是一份极丰富的遗产，而我们的新生力量正在发育兴盛。我们在这文化建设高潮的前夕，好好再认识一下这伟大光辉的建筑传统是必要的。
我们自古以来就不断的建造，起初是为了解决我们的住宿、工作、休息与行路所需要的空间，解决风雨寒暑对我们的压迫；便利我们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但在有了高度文化的时代，建筑便担任了精神上、物质上更多方面的任务。我们祖国的人民是在我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建筑环境里生长起来的。我们会意识的或潜意识的爱我们建筑的传统型类以及它们和我们数千年来生活相结合的社会意义，如我们的街市，民居，村镇，院落，市楼，桥梁，庙宇，寺塔，城垣，钟楼等等都是。我们也会意识的或直觉的爱我们的建筑客观上的造型艺术价值，如它们的壮丽或它们的朴实，它们的工艺与大胆的结构，或它们的亲切部署与简单的秩序。它们是我们民族经过代代相承，在劳动的实践中和实际使用相结合而成熟，而提高的传统。它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工匠和人民在生活实践中集体的创造。
因此，我们家乡的一角城楼，几处院落，一座牌坊，一条街市，一列店铺，以及我们近郊的桥，山前的塔，村中的古坟石碑，村里的短墙与三五茅屋，对于我们都是那么可爱，那么有意义的。它们都曾丰富过我们的生活和思想，成为与我们不可分离的情感的内容。
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民从古以来就不断地热爱着我们的建筑。历代的文章诗赋和歌谣小说里都不断有精彩的叙述与描写，表示建筑的美丽或它同我们生活的密切。有许多不朽的文学作品更是特地为了颂扬或纪念我们建筑的伟大而作的。
最近在“解放了的中国”的镜头中，就有许多令人肃然起敬，令人骄傲，令人看着就愉快的建筑，那样光辉灿烂的同我国伟大的天然环境结合在一起，代表着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艺术，我们祖国光荣的文化。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就不可能不被它们所激动，所启发，所鼓励。
但我们光是盲目地爱我们的文化传统与遗产，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认识它。我们的许多伟大的匠工在被压迫的时代里，名字已不被人记着，结构工程也不详于文字记载。我们现在必须搞清楚我们建筑在工程和艺术方面的成就，它的发展，它的优点与成功的原因，来丰富我们对祖国文化的认识。我们更要懂得怎样去重视和爱护我们建筑的优良传统，以促进我们今后承继中国血统的新创造。
我们祖先的穴居
我们伟大的祖先在中华文化初放曙光的时代是“穴居”的。他们利用地形和土质的隔热性能，开出洞穴作为居住的地方。这方法，就在后来文化进步过程中也没有完全舍弃，而且不断地加以改进。从考古家所发现的周口店山洞，安阳的袋形穴，……到今天华北，西北都还普遍的窑洞，都是进步到不同水平的穴居的实例。砖筑的窑洞已是很成熟的建筑工程。
我们的祖先创造了骨架结构法——一个伟大的传统
在地形、地质和气候都比较不适宜于穴居的地方，我们智慧的祖先很早就利用天然材料——主要的是木料，土与石——稍微加工制作，构成了最早的房屋。这种结构的基本原则，至迟在公元前一千四五百年间大概就形成了的，一直到今天还沿用着。《诗经》《易经》都同样提到这样的屋子，它们起了遮蔽风雨的作用。古文字流露出前人对于屋顶像鸟翼开展的形状特别表示满意，以“作庙翼翼”，“如鸟斯革，如翚斯飞”等句子来形容屋顶的美。一直到后来的“飞甍”“飞檐”的说法也都指示着瓦部“翼翼”的印象，使我们有“瞻栋宇而兴慕”之概。其次，早期文字里提到的很多都是木构部分，大部都是为了承托梁栋和屋顶的结构。
这个骨架结构大致说来就是：先在地上筑土为台；台上安石础，立木柱；柱上安置梁架，梁架和梁架之间以枋将它们牵联，上面架檩，檩上安椽，作成一个骨架，如动物之有骨架一样，以承托上面的重量。在这构架之上，主要的重量是屋顶与瓦檐，有时也加增上层的楼板和栏杆。柱与柱之间则依照实际的需要，安装门窗。屋上部的重量完全由骨架担负，墙壁只作间隔之用。这样使门窗绝对自由，大小有无，都可以灵活处理。所以同样的立这样一个骨架，可以使它四面开敞，做成凉亭之类，也可以垒砌墙壁作为掩蔽周密的仓库之类。而寻常房屋厅堂的门窗墙壁及内部的间隔等，则都可以按其特殊需要而定。
从安阳发掘出来的殷墟坟宫遗址，一直到今天的天安门、太和殿，以及千千万万的庙宇民居农舍，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骨架结构方法的。因为这样的结构方法能灵活适应于各种用途，所以南至越南，北至黑龙江，西至新疆，东至朝鲜、日本，凡是中华文化所及的地区，在极端不同的气候之下，这种建筑系统都能满足每个地方人民的各种不同的需要。这骨架结构的方法实为中国将来的采用钢架或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具备了适当的基础和有利条件。我们知道，欧洲古典系统的建筑是采取垒石制度的。墙的安全限制了窗的面积，窗的宽大会削弱了负重墙的坚固。到了应用钢架和钢筋混凝土时，这个基本矛盾才告统一，开窗的困难才彻底克服了。我们建筑上历来窗的部分与位置同近代所需要的相同，就是因为骨架结构早就有了灵活的条件。
中国建筑制定了自己特有的“文法”
一个民族或文化体系的建筑，如同语言一样，是有它自己的特殊的“文法”与“语汇”的。它们一旦形成，则成为被大家所接受遵守的方法的纲领。在语言中如此，在建筑中也如此。中国建筑的“文法”和“语汇”据不成熟的研究，是经由这样酝酿发展而形成的。
我们的祖先在选择了木料之后逐渐了解木料的特长，创始了骨架结构初步方法——中国系统的“梁架”。在这以后，经验使他们也发现了木料性能上的弱点。那就是当水平的梁枋将重量转移到垂直的立柱时，在交接的地方会发生极强的剪力，那里梁就容易折断。于是他们就使用一种缓冲的结构来纠正这种可以避免的危险。他们用许多斗形木块的“斗”和臂形的短木“拱”，在柱头上重[1]而上，愈上一层的拱就愈长，将上面梁枋托住，把它们重量一层层递减的集中到柱头上来。这个梁柱间过渡部分的结构减少了剪力，消除了梁折断的危机。这种斗和拱组合而成的组合物，近代叫做“斗拱”。见于古文字中的，如栌，如栾等等，我们虽不能完全指出它们是斗拱初期的哪一型类，但由描写的专词与句子，和古铜器上图画看来，这种结构组合的方法早就大体成立。所以说是一种“文法”。而斗、拱、梁、枋、椽、檩、楹柱、棂窗等，也就是我们主要的“语汇”了。
至迟在春秋时代，斗拱已很普遍地应用，它不惟可以承托梁枋，而且可以承托出檐，可以增加檐向外挑出的宽度。《孟子》里就有“榱题数尺”之句，意思说檐头出去之远。这种结构同时也成为梁间檐下极美的装饰，由于古文不断的将它描写看来，也是没有问题的。唐以前宝物，以汉代石阙，与崖墓上石刻的木构部分为最可靠的研究资料。唐时木建还有保存到今天的，但主要的还要借图画上的形象。可能在唐以前，斗拱本身各部已有标准化的比例尺度，但要到宋代，我们才确实知道斗拱结构各种标准的规定。全座建筑物中无数构成材料的比例尺度就都以一个拱的宽度作度量单位，以它的倍数或分数来计算的。宋时且把每一构材的做法，把天然材料修整加工到什么程度的曲线，榫卯如何衔接等都规格化了，形成类似文法的规矩。至于在实物上运用起来，却是千变万化，少见有两个相同的结构。惊心动魄的例子，如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三层大阁，和高二十丈的应州木塔的结构，都是近于一千年的木构，当在下文建筑遗物中叙述。
在这“文法”中各种“语汇”因时代而改变，“文法”亦略更动了，因而决定了各时代的特征。但在基本上，中国建筑同中国语言文字一样，是血脉相承，赓续演变，反映各种影响及所汲取养料，从没有中断过的。
内部斗拱梁架和檐柱上部斗拱组织是中国建筑工程的精华。由观察分析它们的作用和变化，才真真认识我们祖先在掌握材料的性能，结构的功能上有多么伟大的成绩。至于建造简单的民居，劳动人民多会立柱上梁；技术由于规格化的简便更为普遍。梁架和斗拱都是中国建筑所独具的特征，在工匠的术书中将这部分称它做“大木作做法”。
中国建筑的“文法”中还包括着关于砖石，墙壁、门窗，油饰，屋瓦等方面。称做“石作做法”“小木作做法”“彩画作做法”和“瓦作做法”等。屋顶属于“瓦作做法”，它是中国建筑中最显著，最重要，庄严无比美丽无比的一部分。但瓦坡的曲面，翼状翘起的檐角，檐前部的“飞椽”，和承托出檐的斗拱，给予中国建筑以特殊风格，和无可比拟的杰出姿态的，都是内中木构所使然，是我们木工的绝大功绩。因为坡的曲面，和檐的曲线，都是由于结构中的“举架法”的逐渐垒进升高而成，不是由于矫揉造作，或歪曲木料而来。盖顶的瓦，每一种都有它的任务，有一些是结构上必需部分而略加处理，便同时成为优美的瓦饰。如瓦脊，脊吻，垂脊，脊兽等。
油饰本是为保护木材而用的。在这方面中国工匠充分的表现出创造性。他们敢于使用各种颜色在梁枋上作妍丽繁复的彩绘，但主要的却用属于青绿系统的“冷色”而以金为点缀，所谓“青绿点金”，各种格式。柱和门窗则限制到只用纯色的朱红或黑色的漆料，这样建筑物直接受光面同檐下阴影中彩绘斑斓的梁枋斗拱更多了反衬的作用，加强了檐下的艺术效果。彩画制度充分地表现了我们匠师使用颜色的聪明。
其他门窗即“小木作”部分墙壁台基“石作”部分的做法也一样由于积垒的经验有了谨严的规制，也有无穷的变化。如门窗的刻镂，石座的雕饰。各个方面都有特殊的成就。工程上虽也有不可免的缺点，但中国一座建筑物的整体组合，绝无问题的，是高度成功的艺术。
至于建筑物同建筑物间的组合，即对于空间的处理，我们的祖先更是表现了无比的智慧。我们的平面部署是任何其他建筑所不可及的。院落组织是我们在平面上的特征。无论是住宅、宫署、寺院、宫廷、商店、作坊，都是由若干主要建筑物，如殿堂、厅舍，加以附属建筑物，如厢耳、廊庑、院门、围墙等周绕联络而成一院，或若干相连的院落。这种庭院，事实上，是将一部分户外空间组织到建筑范围以内。这样便适应了居住者对于阳光、空气、花木的自然要求，供给生活上更多方面的使用，增加了建筑的活泼和功能。一座单座庞大的建筑物将它内中的空间分划使用，无论是如何的周廊复室，建筑物以内同建筑物以外是隔绝的，断然划分的。在外的觉得同内中隔绝，可望而不可即，在内的觉得像被囚禁，欲出而不得出，使生活有某种程度的不自然。直到最近欧美建筑师才注意这个缺点，才强调内外联系打成一片的新观点。我们数千年来则无论贫富，在村镇或城市的房屋没有不是组成院落的。它们很自然的给了我们生活许多的愉快，而我们在习惯中，有时反不会觉察到。一样在一个城市部署方面，我们祖国的空间处理同欧洲系统的不同，主要也是在这种庭院的应用上。今天我们把许多市镇中衙署或寺观前的庭院改成广场是很自然的。公共建筑物前面的院子，就可以成护卫的草地区，也很合乎近代需要。
我们的建筑有着种种优良的传统，我们对于这些要深深理解，向过去虚心学习。我们要巩固我们传统的优点，加以发扬光大，在将来创造中灵活运用，基本保存我们的特征。尤其是在被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数十年之后，我们对文化传统或有些隔膜，今天必须多观摩认识，才会更丰富的体验到、享受到我们祖国文化的特殊的光荣的果实。
千年屹立的木构杰作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建筑绝大部分是木构的。但因新陈代谢，现在已很难看到唐宋时代完整的建筑群，所见大多是硕果仅存的单座建筑物。
国内现存五百年以上的木构建筑虽还不少；七八百年以上，已经为建筑史家所调查研究过的只有三四十处；千年左右的，除去敦煌石窟的廊檐外，在华北的仅有两处依然完整的健在。我们在这里要首先提到现存木构中最古的一个殿。
五台佛光寺 山西五台山豆村镇佛光寺的大殿是唐末会昌年间毁灭佛法以后，在八五七年重建的。它已是中国现存最古的木构，它依据地形，屹立在靠山坡筑成的高台上。柱头上有雄大的斗拱，在外面挑着屋檐，在内部承托梁架，充分地发挥了中国建筑的特长。它屹立一千一百年，至今完整如初，证明了它的结构工程是如何科学的、合理的，这个建筑如何的珍贵。殿内梁下还有建造时的题字，墙上还保存着一小片原来的壁画，殿内全部三十几尊佛像都是唐末最典型最优秀的作品。在这一座殿中，同时保存着唐代的建筑、书法、绘画、雕塑四种艺术，精华汇粹，实是文物建筑中最重要，最可珍贵的一件国宝。殿内还有两尊精美的泥塑写实肖像，一尊是出资建殿的女施主宁公遇，一尊是当时负责重建佛光寺的愿诚法师，脸部表情富于写实性，且是研究唐末服装的绝好资料。殿阶前有石幢，刻着建殿年月，雕刻也很秀美。
蓟县独乐寺 次于佛光寺最古的木建筑是河北蓟县独乐寺的山门和观音阁。九八四年建造的建筑群，竟还有这门阁相对屹立，至今将近千年了。山门是一座灵巧的单层小建筑，观音阁却是一座庞大的重层（加上两主层间的“平座”层，实际上是三层）大阁。阁内立着一尊六丈余高的泥塑十一面观音菩萨立像，是中国最大的泥塑像，是最典型的优秀辽代雕塑。阁是围绕着像建造的。中间留出一个“井”，平座层达到像膝，上层与像胸平，像头上的“花冠”却顶到上面的八角藻井下。为满足这特殊需要，天才的匠师在阁的中心留出这个“井”，使像身穿过三层楼；这个阁的结构，上下内外，因此便在不同的地位上，按照不同的结构需要，用了十几种不同的斗拱，结构上表现了高度的“有机性”，令后世的建筑师们看见，只有瞠目咋舌的惊叹。全阁雄伟魁梧，重檐坡斜舒展，出檐极远，所呈印象，与国内其他任何楼阁都不相同。
应县木塔 再次要提到的木构杰作就是察哈尔应县佛宫寺的木塔。在桑乾河的平原上，离应县县城十几里，就可以望见城内巍峨的木塔。塔建于一〇五六年，至今也将近九百年了。这座八角五层（连平座层事实上是九层）的塔，全部用木材骨架构成，连顶上的铁刹，总高六十六公尺余，整整二十丈。上下内外共用了五十七种不同的斗拱，以适合结构上不同的需要。唐代以前的佛塔很多是木构的，但佛家的香火往往把它们毁灭，所以后来多改用砖石。到了今天，应县木塔竟成了国内唯一的孤例。由这一座孤例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匠师使用木材登峰造极的技术水平，值得我们永远的景仰。塔上一块明代的匾额，用“鬼斧神工”四个字赞扬它，我们看了也有同感。
我们的祖先同样的善用砖石
在木构的建筑实物外，现存的砖工建筑有汉代的石阙和石祠，还有普遍全国的佛塔和不少惊人的石桥，应该做简单介绍的叙述。
汉朝的石阙和石祠 阙是古代宫殿，祠庙，陵墓前面甬道两旁分立在左右的两座楼阁形的建筑物。现在保存最好而且最精美的阙莫过于西康雅安的高颐墓阙和四川绵阳的杨府君墓阙。它们虽然都是石造的，全部却模仿木构的形状雕成。汉朝木构的法式，包括下面的平台，阙身的柱子，上面重叠的枋椽，以及出檐的屋顶，都用高度娴熟精确的技术表现出来。它们都是最珍贵的建筑杰作。
山东嘉祥县和肥城县还有若干汉朝坟墓前的“石室”，它们虽然都极小极简单，但是还可以看出用柱，用斗，和用梁架的表示。
我们从这几种汉朝的遗物中可以看出中国建筑所特有的传统到了汉朝已经完全确立，以后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继续不断地把它发扬光大，以至今日。这些陵墓的建筑物同时也是史学家和艺术家研究汉代丧葬制度和艺术的珍贵参考资料。
嵩山嵩岳寺砖塔 佛塔已几乎成了中国风景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千余年来，它们给了辛苦勤劳，受尽压迫的广大人民无限的安慰，春秋佳日，人人共赏，争着登临远眺。文学遗产中就有数不清的咏塔的诗。
唐宋盛行的木塔已经只剩一座了，砖石塔却保存得极多。河南嵩山嵩岳寺塔建于五二〇年，是国内最古的砖塔，也是最优秀的一个实例。塔的平面作十二角形，高十五层，这两个数字在佛塔中是特殊的孤例，因为一般的塔，平面都是四角、六角，或八角形，层数至多仅到十三。这塔在样式的处理上，在一个很高的基座上，是一段高的塔身，再往上是十五层密密重叠的檐。塔身十二角上各砌作一根八角柱，柱础柱头都作莲瓣形。塔身垂直的柱与上面水平的檐层构成不同方向的线路；全塔的轮廓是一道流畅和缓的抛物线形，雄伟而秀丽，是最高艺术造诣的表现。
由全国无数的塔中，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中国建筑，即使如佛塔这样完全是从印度输入的观念，在物质体形上却基本的是中华民族的产物，只在雕饰细节上表现外来的影响。《后汉书》陶谦传所叙述的“浮图”（佛塔）是“下为重楼，上叠金盘”。重楼是中国原有的多层建筑物，是塔的本身，金盘只是上面的刹，就是印度的“窣堵坡”。塔的建筑是中华文化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绝好的结晶。塔是我们把外来影响同原有的基础接合后发展出来的产物。
赵州桥 中国有成千成万的桥梁，在无数的河流上，便利了广大人民的交通，或者给予多少人精神上的愉悦，有许多桥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深刻的意义。长安的灞桥，北京的卢沟桥，就是卓越的例子。但从工程的技术上说，最伟大的应是北方无人不晓的赵州桥。如民间歌剧“小放牛”里的男脚色问女的：“赵州桥，什么人修？”绝不是偶然的。它的工程技巧实太惊人了。
这条桥是跨在河北赵县洨水上的。跨长三十七公尺有余（约十二丈二尺），是一个单孔券桥。在中国古代的桥梁中，这是最大的一个弧券。然而它的伟大不仅在跨度之大，而在大券两端，各背着两个小券的做法。这个措置减少了洪水时桥身对水流的阻碍面积，减少了大券上的荷载，是聪明无比的创举。这种做法在欧洲到一九一二年才初次出现，然而隋朝（公元五八一至六一八年）的匠人李春却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就建造了这样一道桥。这桥屹立到今天，仍然继续便利着来往的行人和车马。桥上原有唐代的碑文，特别赞扬“隋匠李春”“两涯穿四穴”的智巧；桥身小券内面，还有无数宋金元明以来的铭刻，记载着历代人民对它的敬佩。李春两个字是中国工程史中永远不会埋没的名字，每一位桥梁工程师都应向这位一千三百年前伟大的天才工程师看齐！
索桥，铁索桥，竹索桥，这些都是西南各省最熟悉的名称。在工程史中，索桥又是我们的祖先对于人类文化史的一个伟大贡献。铁链是我们的祖先发明的，他们的智慧把一种硬直顽固的天然材料改变成了柔软如意的工具。这个伟大的发明，很早就被应用来联系河流的阻隔，创造了索桥。除了用铁之外，我们还就地取材，用竹索作为索桥的材料。
灌县竹索桥在四川灌县，与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同样著名，而且在同一地点上的，就是竹索桥。在宽三百二十余公尺的岷江面上，它像一根线那样，把两面的人民联系着，使他们融合成一片。
在激湍的江流中，勇敢智慧的工匠们先立下若干座木架。在江的两岸，各建桥楼一座，楼内满装巨大的石卵。在两楼之间，经过木架上面，并列牵引十条用许多竹篾编成的粗巨的竹索，竹索上面铺板，成为行走的桥面。桥面两旁也用竹索做成栏杆。
西南的索桥多数用铁，而这座索桥却用竹。显而易见，因为它巨大的长度，铁索的重量和数量都成了问题，而竹是当地取不尽，用不竭，而又具有极强的张力的材料；重量又是极轻的。在这一点上，又一次证明了中国工匠善于取材的伟大智慧。
从古就有有计划的城
自从周初封建社会开始，中国的城邑就有了制度。为了防御邻邑封建主的袭击，城邑都有方形的城廓。城内封建主住在前面当中，后面是市场，两旁是老百姓的住宅。对着城门必有一条大街。其余的土地划分为若干方块，叫做“里”，唐以后称“坊”。里也有围墙，四面开门，通到大街或里与里间的小巷上。每里有一名管理员，叫做“里人”。这种有计划的城市，到了隋唐的长安已达到了最高度的发展。
隋唐的长安首次制定了城市的分区计划。城内中央的北部是宫城，皇帝住在里面。宫城之外是皇城，所有的衙署都在里面，就是首都的行政区。皇城之外是都城，每面开三个门，有九条大街南北东西的交织着。大街以外的土地就是一个一个的坊。东西各有两个市场，在大街的交叉处，城之东南隅，还有曲江的风景。这样就把皇宫，行政区，住宅区，商业区，风景区明白地划分规定，而用极好的道路系统把它们系起来，条理井然。有计划的建造城市，我们是历史上最先进的民族。古来“营国筑室”，即都市计划与建筑，素来是相提并论的。
隋唐的长安，洛阳和许多古都市已不存在，但人民中国的首都北京却是经元、明、清三代，总结了都市计划的经验，用心经营出来的卓越的，典型的中国都市。
北京今日城垣的外貌正是辩证的发展的最好例子。北京在部署上最出色的是它的南北中轴线，由南至北长达七公里余。在它的中心立着一座座纪念性的大建筑物。由外城正南的永定门直穿进城，一线引直，通过整一个紫禁城到它北面的钟楼鼓楼，在景山巅上看得最为清楚。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城市有这样大的气魄，能够这样从容地掌握这样的一种空间概念。更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这样以巍峨尊贵的纯色黄琉璃瓦顶，朱漆描金的木构建筑物，毫不含糊的连属组合起来的宫殿与宫廷。紫禁城和内中成百座的宫殿是世界绝无仅有的建筑杰作的一个整体。环绕着它的北京的街型区域的分配也是有条不紊的城市的奇异的孤例。当中偏西的宫苑，偏北的平民娱乐的什刹海，禁城北面满是松柏的景山，都是北京的绿色区。在城内有园林的调剂也是不可多得的优良的处理方法。这样的都市不但在全世界里中古时代所没有，即在现代，用最进步的都市计划理论配合，仍然是保持着最有利条件的。
这样一个京城是历代劳动人民血汗的创造，从前一切优美的果实都归统治阶级享受，今天却都回到人民手中来了。我们爱自己的首都，也最骄傲它中间这么珍贵的一份伟大的建筑遗产。
在中国的其他大城市里，完整而调和的，中华民族历代所创造的建筑群，它们的秩序和完整性已被帝国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保留下来的已都是残破零星，急待整理的。相形之下北京保存的完整更是极可宝贵的。过去在不利的条件下，许多文物遗产都不必要的受到损害。今天的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我们保证尽最大的能力来保护我们光荣的祖先所创造出来可珍贵的一切并加以发扬光大。
（本文原连载于《人民日报》1951年2月19—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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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此处缺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