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一月间，董彦堂先生以他手写上石的《新获卜辞写本后记》寄来广州本所。所中同人看了大高兴，以为彦堂这次发掘虽然依旧是继续十七年夏之调查，不居于发掘的本身，然而若干考古学的基本问题，已在这试验的发掘中列出。例如，河道与殷墟的问题，甲骨之地下情形由于冲势，商代历法之设想，卜辞工具之举例，一个字体之“发生式”的演化等，虽说都只是提出来的问题，不是答案，然在这样试验的发掘中正只重在取得问题，持此等之试验以作结论，转是荒唐。殷代刻文虽在国维君手中有那么大的成绩，而对待殷墟之整个，这还算是第一次。于是在广州的几位本所同人，要有所贡献于彦堂。我也感于他的新获卜辞第三五八“代 ”及第二七七“令周侯”之两块，引起许多感想，写给彦堂一封信，要为这后记写一跋语；而本所北迁，终未得写。中间中央研究院聘李济之先生为本所考古组主任，于十八年春将殷墟开始为系统的发掘，于是在中国境内近代的考古学，藉这工作在本所中由李、董两先生创业。两季工作之结果，已经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到现在已全不用我来颂赞。惟旧时感于彦堂之后记而想到的两个问题，在心中续有所增展。李、董两位迫我如约写下，于是不得不有下列两段扯二连三的跋。
一 楚之先世
新获卜辞第三五八“戊戌卜又伐 ”。彦堂说：
芈作，当为殷时国名。《史记·楚世家》：“陆终生子六人……其长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又称“昆吾氏，夏时尝为侯伯。”“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按昆吾，彭祖之后，尝为夏殷之侯伯，则芈之为姓，当在夏世之前，殷代有芈姓之国，固无足异。惟史传失载，莫可考证耳。
按，此一残片，一经彦堂释定，他是芈字，则古史中若干材料凭借他点活者不少。大凡新获的直接记载，每不能很多的，而遗传的记载，虽杂乱无章，数量却不少。每每旧的材料本是死的，而一加直接所得可信材料之若干点，则登时变成活的。即如《史记·殷本纪》的世系本是死的，乃至《山海经》的王亥，《天问》的恒和季，不特是死的，并且如鬼，如无殷墟文字之出土，和海宁王君之发明，则敢去用这些材料的，是没有清楚头脑的人。然而一经安阳之出土，王君之考释，则《史记》、《山海经》、《天问》及其联类的此一般材料，登时变活了。又如现在古玩铺的及外国博物院的中国真东西，不为不多，此时还是死的，一经科学的发掘，便可因几点确定了之后而变成活的。彦堂这个发见，正是这么一个点活的一点。
记得民国十三年间，我正在柏林住着，见到顾颉刚先生在《努力》上的疑夏禹诸文，发生许多胡思乱想。曾和陈寅恪先生每一礼拜谈论几回，后来也曾略写下些来，回国途上只抄了一半给颉刚。经过两年，颉刚不得我同意，把他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二集第十四期（1928年1月31日）印出，其中有一段说（本刊本集第三四叶）：
荆楚一带，本另是些民族。荆或者自商以来即是大国，亦或者始受殷封号，后遂自立。楚国话与齐国话必不止方言之不同，不然，何至三年庄岳，然后可知？孟子骂他们舌，必然很和北方的中国话不类。按楚国话存在到现在者，只有谓，乳穀谓虎，“於菟”二词。乳是动词易变动，而虎是静名，尚可资用。查吐蕃（即今西藏）语，谓虎为吐stag，吐蕃语字前之s每在同族语中为元音，是此字容有印度、日耳曼语系的线索，但一字决不能为证耳。又汉西南夷君长称“精夫”，疑即吐蕃语所谓Rgyal-po者。《后汉书·西南夷传》有几首四字诗，汉夷对记，假如有人能精于吐蕃语、太语、缅甸语，当有所发现。这个材料最可宝贵。楚之西有百濮，今西藏人自称曰“濮”。又蛮闽等字音在藏文为人，或即汉语民字之对待。总之，文献不足，无以征之。
现在想来，楚之前因后果，还有好些可征的。大致可说：楚之先世实在是一个大民族，曾据河水与淮水流域好些地方，北至当今山西中部，至少也到河东，西至当今四川、湖北、陕西三省之间，即汉水中流之西南方东括济水上游，淮水上下游，直到海边，都有这个大民族的遗迹。历经夏商四代，都曾剪伐他们，结果是不在蛮夷，便在中国为附属小国。到了西周之末，其远在西南的一支以荆楚为号者曾经强大了一次。然而被厉王和召虎打得他又回去，到底不能吞并了中国的“南国”。直至宗周灭亡他然后大得其意，一步一步的剪伐“南国”而北上，若非齐桓晋文，他当继周而为四代了。
解明这些话，且分别去说。《郑语》：
（桓）公曰：南方不可乎？（史伯）时曰：夫荆子熊严生子四人，伯霜，中雪，叔熊，季。叔熊逃难于濮，而蛮季是立。氏将起之，祸又不克。是天启之心也。又甚聪明和协，盖其先王。巨闻之天之所启，十世不替。夫其子孙必光启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后也。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妘姓邬，，路，偪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翟，莫之数也。而又姓无令闻，必不兴矣。斟姓无后。融之兴者，其在芈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蛮芈，蛮矣。惟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
照这话，则祝融八姓的范围实在大的很。且还不只此，《晋语》八，（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周卑晋继之，为范氏。”然则陶唐氏者，也是祝融诸姓之一支。今就上列两端合以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秦嘉谟《世本辑补》所辑，参校原书，增删以成祝融诸姓表，如下：
如上列之表更依其地望画成一图，则可见祝融诸族在虞夏商周间的分布，实在洛邑迤东、河南北岸甚宽广之区域，东经许郑（河之南）卫（河之北）各地，逾曹滕诸境，直括淮水之北，凫峄之阳，而抵瑯琊东海。又有西北上的一支，在河东汾水区域。更有西南部的一堆，在今湖北境汉水中流。这样分配应如何解释，且待下文说。
又《左传》昭十二，“（楚）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赖其田而不我与。’”据此可知楚昆吾之为宗属的关系，在《左传》、《国语》中并非一见。
除上列一堆材料外，尚有《史记·楚世家》所记楚之先世，是极可宝贵的材料。这材料的大体当是从太史公所见之《国语》及《世本》出来的。现在录在下边，并附以校正疏说的话。
楚之先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
按，颛顼当为虞夏之祖（虞夏同宗，余别有论）。《国语》四：“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若楚之宗乃是祝融，《郑语》明标祝融八姓，而以祝融与虞夏商周为对，明其并非一族。《离骚》曰，“帝高阳之苗裔兮”，此高阳之帝，当是祝融。帝而曰阳，阳而曰高，与火正之义正合。又按，虞夏之盛，南方民族必受其文物之影响，则初谓虞夏之祖与自己之祖有若何关系，《楚语》“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正其例。然此但指官守而已，后来更有大一统之论者，以为有如何血统之关系。尤后更错乱其名号，于是高阳乃成颛顼。高阳成颛顼之说，只见于《史记》，不见于《左传》、《国语》。《左传》、《国语》所纪，则颛顼自颛顼，祝融自祝融。祝融为芈等八姓之祖，颛顼为虞夏之祖。《国语》虽已有黄帝十二姓之说，然“泛祖宗之黄帝”论，犹未畅然发达，且高阳之帝号犹未见。
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
按，此说与《国语》不合，应从《国语》，以《国语》远在大戴帝系及史记之前。重黎二人，而《史记》以为一人。如《史记》说，重黎乃颛顼之曾孙，即使传世甚速，亦焉能及身使其曾孙司天司地？又按：此所谓光融天下，已暗示其为拜火拜日之教。盖祝融正可译为司火。重黎两族，盖南方之拜火教也。
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按，帝喾为商之宗帝，所谓帝喾诛重黎者，无异商之先世曾与祝融之族征战而杀其王，或其族已巨服于商，而商以不适意而杀之。
又按《离骚》，“惟庚寅吾以降”，据此可知庚寅者，楚俗之重日。
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圻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
按，会人，应即《国语》之郐，参胡不知当《国语》中何名，音则与苏顾为近。
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
按，此与《国语》合。
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
按，此处若无新获卜辞“卜伐芈”之语，则楚与中国诸祝融后之关系，终在惝怳迷离之间。
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
按，此即下文所谓“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既曰早卒，焉得
子事文王？必楚人夸大之语。
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爕，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
按，此本之《左传》昭十二楚灵王语，亦高攀之词，至多芈之一部落为荆楚之先者，曾受周封朝贡，或在周人势力不及之地，开拓疆土，周人羁縻之而已。
熊绎生熊艾，熊艾生熊。熊生熊胜。熊胜以弟熊杨为后。
按，楚之诸公诸王，兄终弟及时甚多，特每由争杀得之。《左传》文元年，“楚国之举恒在少者”，盖其宗法并非传长。此亦近于殷远于周者。
熊杨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
按，杜预以庸当上庸县，即今湖北竹山县（故郧阳属）地。
杨粤至于鄂。
按，《史记集解》引《九州记》曰：“鄂今武昌。”
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
按，《集解》引张莹曰，“今江陵。”
中子红为鄂王。
按，彝器中有鄂侯驭方鼎，记王南征经鄂事，不知是即此之鄂否？《集解》引《九州记》曰，“今武昌。”
少子执疵为越章王。
按，越章疑即后来之豫章。
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按，熊渠时楚曾一次强大，旋以厉宣南征而不逞。《诗》所谓“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者，当即指其称王略地事；所谓“荆蛮来威”者，当即指其去王号事。《史记》此节实与《诗经》所记者绝相应。
后为熊母康，母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挚红立。挚红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
按，《索隐》引谯周曰，“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长子挚有疾，少子熊延立。”当是据其所见之《世本》。
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乱，攻厉王。厉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延为后。熊延十年卒，有子四人，长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延卒，长子伯霜代立，是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
按，熊渠死后，至熊徇，楚有内乱，故周幽平间，宗周虽乱，未闻楚师北上。
熊徇十六年，郑桓公初封于郑。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咢立。熊咢九年卒，子熊仪立，是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为犬戎所弑，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为蚡冒。蚡冒十三年，晋始乱，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
按，楚当仅是熊渠之一支，承若敖蚡冒之一线者。东周之初，方始强大。
据以上两种材料，我们可以推求祝融后裔，直至荆楚之大纲节目。惟在推求之前，有一事须先决者，即《国语》、《世本》、《史记》之材料，如何可据。此题若未得回答，则以下的议论皆无着落。按：《左传》一书，原不是《春秋》之传，而大体是经《国语》中抓出来，附会上些书法以成的，在今日除古文专守经学家以外，已成定论。若其中记载古代族姓国家的分合，至多也不过很少的一部分是汉时羼入的。现在若把《左传》、《国语》中这些材料抄出，则显然可以看出有两类，大多的一类是记载族姓国别的，例如上文所引《郑语》中的一节；甚少的几段记古帝之亲属关系，例如黄帝子廿五宗，受姓十四人之类。上一类是记载民族国姓之分别，乃是些绝好的古史材料，下一类当是已经受大一统观念之影响，强为一切古姓古帝（古帝即每一民族之宗神tribal gods说另详）造一个亲属的关系。此种人类同源的观念，虽于发展到秦汉大一统的局势上有甚多助力，但是混乱古史的力量也非常利害的。我们如果略去这些，则《国语》、《左传》中记载古代民族的说话，实是些最好的材料了。这个标准既定，然后我们可以去用《左传》、《国语》中的古史料。至于《史记》所记的世系，本是依据《世本》的。《世本》一部书已佚，现在只有几种辑本。我们据这几部辑本和《史记》，知道这部书实是绝重要的书，不幸亡佚了。《世本》大体可靠与否，虽不能全部证明，然可借其一部分证其全书非由妄作。《殷本纪》所载之世系，虽有小误，然皆由文字传写而生，不由虚造。既不妄于《殷本纪》，何至妄于《楚世家》？所以我们现在对于《楚世家》所记，正没有理由不凭借他。
这个先决的问题既经讨论，我们可以分析楚先世在大体上曾有几个段落了。
唐虞三代之观念，实甚后起来。在《左传》、《国语》中只有虞夏商周的一个系统。即至甚后的文词如《史记》，所记伯夷饿死时之歌，也只是说“神农虞夏忽焉没兮”，直以虞夏接神农，无所谓唐。在《左传》、《国语》中这个情形更明显。《晋语》八，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此明明白白以陶唐为在虞之先，至不以陶唐列入虞夏商周之统。然而陶唐是祝融之姓，这是我们很可注意的一点。又，虞夏商周四代的观念，只可说是周代人的观念，或可说西土（包括河南西部山西之河东及陕西）人的观念。若东土人则如《左传》所记各东夷之传说，并不如此，当是大皞，少皞，殷，一个系统。东土人之未尝看重虞夏（若禹之宗教，另有别论），又可以《诗·商颂》为证。“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是直以韦顾昆吾夏为列国。而西方之系统中，亦无风姓之太皞有济（齐），任姓之少皞。这个情形，大致如下表：
这个情形，在《左传》、《国语》里颇明显的。若说到详细，非写一本书不可，现在只好从略了。
在这东西两个系统之先，东西两地中至少有很广的一部分是被祝融的宗姓占领的。或者竟是大多的一部。祝融之本土，即所谓“祝融之虚”者，郑玄诗谱以为在桧。照地望说，正在中央，似乎可信。陶唐氏既在有虞之先，而祝融八姓之内许多是古国。所谓昆吾为夏伯者，无异说，在夏时昆吾曾为一个强大国，与夏为敌。所谓大彭豕韦为商伯者，无异说，在商时大彭豕韦为强大国，与商为敌。果然，“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则商灭之矣”。又庶人称黎民，秦俗如此称者尤多。黎之一词，盖即重黎之谓。中原之下层人为黎族，则黎族必在早年据中原。凡此种种皆证明西土之夏，东土之殷，皆继祝融诸姓而强大，在夏殷未作之前，据东土西土者，必以祝融诸姓为最强大。然则楚之先世“景员维河”，实中原之旧族，经三代而南迁，非历熊渠若敖蚡冒而始北上。
那么，我们要插进一个问题了。祝融诸姓本在中原时是何等的文化？他们所有的是何样的一个生活？根据现在的材料，我们不能解答这个话，但下列的提示颇可论定。曰，“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可知他们是林中的生活。鬷夷豢龙豕韦诸国或在其有土之时，或在其亡国之后，都以饲龙为事业，翻译成现代的话，都是玩鳄鱼的，仿佛像印度的玩蛇的，则他们必是在泽隰中过日子了。又，“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则神道为拜火之教，族类为来自南方之人，亦甚明白。且“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非日光神而何？把这些话括起来，正可以说，以祝融为宗神宗祖之诸姓，虽在夏商起来之前占据中原，但毕竟是和南方有牵连的民族，曾在中原过其林隰生活（Jungle Life）。或者黄河流域林木之斩伐，天气之渐趋干燥，正是使他们折而南退的大原因，不仅是夏商的压迫而已（按夏之遗迹，虽在中原之西部，而其来源亦若自南方者。此处不及详论）。
历夏商两代，祝融诸姓被新兴大国所驱除，已如上文所说。而凭彦堂之发见，更可见殷与芈姓必常在相斫中。甲文虽只发见此一片，然事实必不只此一次。到殷商之亡，更有力气的周民族进来，尤其把倒运的祝融后代驱除了一阵，有《逸周书》为证（按，《逸周书》各篇之可靠虽不同，《作雒解》乃其中最可靠者）。
（《周书·作雒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
（《吕氏春秋·古乐》）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
（《史记·鲁世家》）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会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
以上三节是相合的。《作雒解》之所谓熊盈，即在《吕览》所谓东夷之内，亦即在《史记》所谓淮夷之内。盈即嬴，徐之宗姓。秦赵的宗姓嬴，是因为后来被周人封建在西土的。（按秦赵嬴姓之来自徐方，《史记》所载甚明白。盖秦之人民固可为来源自西者，而秦之公姓则来源自东。今西洋人每谓秦族来自西，以黎民及黔首等辞为证，不知黎民本黎族，正是祝融之族，初普布于中原，后乃居民众之下层。若黔首者，则传记犹云，“黔其首以为城旦”，指服饰言，非谓发色。甚矣其妄也！）熊自然是楚先世之姓了。可见殷周之际，熊姓在东南，曾被人列在淮夷东夷中，更可见熊氏曾为殷商亡国而奋斗。这必是已在殷室宗盟中列于异姓之班了。楚之似殷不一端，姑举数例：一、宗法之同。即所谓传弟，亦即所谓“楚国之举，恒在少者”。二、官名之词，阿衡称伊尹，楚之执政者亦曰令尹（按伊尹应为汤之血属，不然，宗祀何以有伊尹，屡见殷墟卜辞。楚之令尹亦概由王之亲属为之）。三、舞之相同。按，万舞所布之地在商在楚，他无所闻。《诗·商颂·那》：“奏鼓简简，衎我烈祖。……庸鼓有斁，万舞有奕。”又，《邶风·简兮》：“简兮简兮，方将万舞。”邶鄘卫风固皆商地之旧。《左传》庄廿八年，“楚令尹子文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侧，而振万焉”。四、《离骚》已是甚后之作，而其中所用故典，殷事最多。彭咸，飞廉，有娀，伊挚，傅说，武丁。周为后王，事迹粲然，所用反甚少。这正可看出楚国文化所自来之系统来。彦堂的一块甲文，正可证明殷与楚祖之芈，“代相干也”。
大约宗周盛时，是祝融诸姓最倒运的时候。不特在中国的“熟祝融”因周室封建而割宰的剩下不多，即在南方的“生祝融”，亦因周室之开辟南国而大受压迫，然而周朝虽在方盛的时候也未能在南方大逞。昭王南征不复，究竟是谁做的把戏，现在虽不能考定，然齐桓以此责楚，楚请他“问诸水滨”，看来当是楚之同宗在江上者做的了。到夷厉的时代，芈之一支熊渠曾大拓土一次，封了许多的王，《史记》所载与《诗经》所记虢季子白盘所记相应。彼时荆楚必是接续着南淮夷为南方的大患。这患之大，俨然与猃狁之患为对。周室对于这个南方的大患，曾经很用了几下子力气。对付淮患最费力气，因为淮入取个攻势，周王曾命录“以成周师氏师戍于 ”（《陶斋吉金录》卷二第三十九叶）。《诗·大小雅》所记，关于徐淮者也较多。所说到荆的，只“蠢尔蛮荆，大邦为仇”，“征伐猃狁，荆蛮来威”。但所记召虎定江汉，申伯宅南国等，都应该与伐荆当做一件事看。熊渠当是夷厉时代的人，《史记》所载既这样，而《大雅》中有关各篇，若比较其年代来，也这样（说详拙著《大雅的时代》一文，尚未刊）。在熊渠先拓土后去王号的一番经过之后，周室曾以召伯虎的领导，大大的开辟江汉。这事以后，熊渠之嗣有几番内乱，如《史记》所说，不然，何以不乘宗周之乱北上呢？然而其中毕竟有一支经若敖蚡冒而开了些山林地方，到熊通便利害的不得了，俨然要窥周室了（这一节里所说，见拙著《周颂说》，本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第九五叶。又见友人丁山著《召伯虎传》，集刊第二本第一分第九十一叶）。
熊渠去王号以后，熊通复王号以前，颇有几件铜器存到现在。楚公钟三器，吴孙诸氏均释为为字，形固是，然《史记·楚世系》无以为名者，按其时代必在熊渠之后。盖熊渠以前，犹称荆，《诗》可证；春秋改荆用楚，在僖公元年。秦晋则始终称之曰荆，直到战国末，《韩非子》诸书犹然。大约荆用楚号必北上得楚麓之地然后如此。楚麓之名见于《诗》，所谓“周公奔楚”，“王在楚”，当指此成周以南大山中之区域。然此代亦必不在熊通之后，盖熊通又已用王号了。自熊渠后至熊通前之数代，假定《史记》所载并无遗漏，则眴或即之形误；可误作目或口。（眴，《索隐》引《玉篇》作咰）宀可误作勹。若然，则为即蚡冒。然此不过是一个随便的假说。至楚公夜雨钟则可较详的推测。他的铭文实是翻转了的（吾友丁山说）。我觉得中间的几个文字不与铭相干，或是记乐律者，为逆字，前人之释可信，但孙王诸氏均谓即《史记》之熊咢，则似少依据。《说文》虽云从，亦声，但金文咢字皆作噩，咢侯驭方鼎，咢侯，师咢父鼎，叔咢父，皆从双及，绝无从者。按：挚红弟曰熊延，弑而代立。延字在金文作（吕丁未角，师遽敦）诸形，逆字易于讹成之。惟无论逆字当何世，这几个钟必皆熊渠后熊通前差及百年间物，则无可疑。这个时候，楚之制作，如此粗犷，比起同时中国制作，如虢季子白盘来，真有天上人间之别，似乎不像曾染中国文化很长久的。但，我们须知，祝融之宗，本分了很多族类，以地望的不同自有生熟之别。中原的祝融孑遗，当是夷为仆隶附庸者多，能远遁者少。荆楚之兴，固当是生祝融，不当是由中原遁去的族姓之恢复。犹之女真两次进到中国皆是生人进来，不是自中国退出的重回来。进来后过些时便全是中国人了。而今黑龙江吉林东境犹存些非汉化的女真。又中国简牍之用，自唐而绝，然女真部落保持到满清入关时，正其适例。
自楚武王以下的三世，是与中国争“南国”的。实在是中夏文化之最胜处，自楚有“南国”，然后又有了正统文化，说详见我所作《周颂说》（引见前），现在不再论。
以上所陈说，差可以表显祝融诸姓在历代之起落。彦堂找到殷商与荆楚之宗国芈有关系之一片，恰恰补到古代流传下来的材料之最缺乏处。这是何等畅快的事！
二 殷周之关系
殷周的关系，如依传统的说法是不给我们任何理解的。如我们相信古代的历史犹之后代的历史，不是异国相并，便是异姓相续，则古代一切朝代的代嬗，也富同样的不出下列几个公式：
一、纯粹的外国代兴，如女真，蒙古等外国之于宋。
二、已经有若干中国化的外国，如拓跋之代，河西之夏，努尔哈赤之后金。
三、纯粹汉化了的虏姓，如刘渊之汉，苻坚之秦。
四、中国的一个部落或区域，如秦之于六国，赵宋之于南唐等。隋之对陈也这样，虽然隋所自承的是个虏朝。
那么殷周的关系是上列的哪一类呢？
以第一项的关系断为殷周的关系者，只有《诗经·鲁颂》“实维大王”，“实始翦商”，两句话。周是到太王时才立国的，而立国的朝代便翦商，岂不是与商无干吗？顾颉刚先生便颇相信殷周之不相干。但鲁人是周的子孙，周的子孙难免为他自己的祖宗夸大，所以这话还是不甚有力的证据。今有彦堂的“命周侯”一段甲片，这个可能完全消灭了。
第四项的可能也不大成问题，因为《诗》、《书》上明明白白说出他们种姓、地理、建置，各项差别的。
那么，殷周的关系非二即三。其实这两件也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
据《诗经》所载，周之种姓最与姜姓为近。古公亶父本来是个穷鬼，住在土穴裹，而一旦为姓姜的拿去做赘婿，便筑起房屋来，筑起大门来，有工头（司空），有管账的（司徒）了（见《诗·大雅·绵》）。那么，我们因此不免有一问题，即周之姬姓是否为姜之一支。这话看来很像是的，因为周人自称他的始祖总是姜嫄。但也有很有力的反此说的记载。《国语》十：“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又《国语》十六：“姜姓，荆芈，实与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后也。嬴，伯翳之后也。”有这样的反证据，所以我们不能但凭姜嫄一个名词，断定周的种姓。那么，我们还是看看据《世本》的《史记》怎样说。《史记》所据的《世本》，对殷之先世既已证明不说谎话，则对周之先世所谓后王更粲然者，当不去说谎话。若小的误谬，也当是不能免的。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说见后）。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梁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以上大致是翻译《大雅》所记者）。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以上是春秋战国贯通各姓说者之论）封弃于邰（此语与“其母有邰氏女”一语或矛盾），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窟立。不窟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窟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窟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始称公，盖始立部落，其前更微）。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事亦自《诗·大雅》翻译来）。公刘卒，子庆节国于豳。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此必父子皆名圉而后以高亚别之，犹太丁少丁也）。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以上并见《孟子》）
照《史记》说，周之先世事迹较多者有三代：一、后稷是帝后姜嫄所生之子；二、公刘；三、古公亶父。中间都是些不大重要的。这话和《诗经》正合。中间的那些名字里面，自公刘以下至亶父，有九世，而三世称公。而皇仆，差弗，公非，三世之仆，弗，非，皆似一音之转。仆之一音，固吐蕃语中男子之号。我们固不能凭着这个，断定他的种族是当和现在所谓印度支那语系者一类，犹之乎不能依据羌姜同字，而羌中之部落有吐蕃族，以断定姜姓也是印度支那族类，一个样。不过，《诗经》、《史记》所载周先世的地名人名，多是单音词，大约总当是说一种印度支那语的人了。
为讨论的方便，且倒着去说，先谈古公亶父。古公亶父之古，是个形容词，大约由于国人爱之，而称他曰古公。这恰如普鲁士人称伏里迭里二世为Alter Fritz一样。假如我们认定《诗经》的话和《孟子》不矛盾，则此公必是先被薰鬻赶到渭水南岸，到那里做了姜家的赘婿，反而发达起来的。假如我们觉得《诗经·绵》篇开头几句话，“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是说古公生来并未有土地人民，只是一个穷光棍，则《孟子》的话，又是战国人的谣言。惟无论如何，太王时代总只是草创经营的地步，只做到“虞芮质厥成”，实谈不到翦商，因为远在西极的密阮共诸国还是文王开始翦伐的呢。翦商一说也不过是他的后人夸词罢。太王、王季、文王必是一个极端接受殷商文化的时代。凡是一个野蛮民族，一经感觉到某种文化高明，他们奔赶的力量，远比原有这文化的人猛得多。这是一个公例。王季、文王、武王的强烈殷商化，并用一个最有效的法子，就是讨殷商或殷商治下诸侯的女儿做老婆。这是野蛮人整个接受文明人的文化系统的大道。后代的历史证明这个事实很清楚。譬如唐宗女文成公主下嫁吐蕃弃宗弄赞一事，文成公主未必即是一个怎样有才的人，然而挟着她宗国文化的背景，“明驼千里”到吐蕃，便在吐蕃种下一个汉化的强种子，至今在西藏人的国民宗教中，文成公主占一个极重要的位置。又如回纥，历世受唐婚，结果是唐化得无对，虽佛教的经典还要用汉文译本为正，而又带着唐化向西方流布（参看A.Von Le Cog诸书）。又如看现在的留学生，一经讨到一个外国老婆，便“琵琶鲜卑语”不觉其可耻。比喻少说，言归正传，《诗经》上记这三代的姻事说：
王季一代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大明》）这样看来，文王正是殷商旁门的外甥，必是大殷化而特殷化的，这必然即是“文王之所以为文也”。
文王二代 “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大明》）关于这一段的解释，最可喜且可信的，为顾颉刚先生的话：他以为这是帝乙归妹的故事，天之妹即是帝乙之妹。说详他所著《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载在《燕京学报》第六期，文长不转录。
然而文王又续了一个有莘氏女。《诗》同篇接着说：“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这也是顾颉刚先生说，见同文。）莘也是东方的诸侯，就地望看，仍然是在殷“邦畿千里”之内（今莘县在山东省西境，去河南省安阳一带至近）。或者即是“天之妹”之媵罢？
武王三代 武王虽然用不着再讨殷商的女子做妻，然他的生母、嫡母、祖母一直是由殷商出的，则他在种类上先有四分三是东方人。至于“母教”，便等于殷化，是不消说的了。武王的事业在灭舅的国家。楚文王也有这样德行。创业之君，总是先自近的吞并起呀。
这样子的从根基上受殷化，结果便是整个的承认了殷商的文化正统。所以周虽把殷灭了，还说，“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还追述文王娶殷女事说，“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此亦从颉刚说）还以殷人来朝为荣，说，“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大肤敏，裸将于京”。
在这样的受殷化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竟自把殷人的祖宗也认成自己的祖宗了。周人认娘舅的祖宗本有显例，如，“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这是认了大王的老婆的祖宗。至于认商的始祖，尤其是中国人宗教信仰之进化上一个大关键。这话说来好像奇怪，但看其中的情形，当知此说容许不误的。
初民的帝天，总是带个部落性的。《旧约》的耶和华，本是一个犹太部落的宗神。从这宗神（tribal god）演进成圣约翰福音中的上帝，真正费了好多的事，决不是一蹴而成的。商代的帝必是个宗族性的，这可以历来传说商禘喾为直证，并可以商之宗祀系统为旁证。周朝的上帝依然还和人一样，有爱眷，有暴怒（见《诗·皇矣》），然而已经不是活灵活现的嫡亲祖宗，不过是践迹而生。且将商周的不同观念一作比较：
商 “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这是说，商为帝之子，即契为嚳之子。
周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这是说，稷为姜嫄之子，而与帝之关系是较微弱的。
这样看来，虽然殷周的上帝都与宗姓有关系，然而周的上帝，确是从东方搬到西土的，也有诗为证。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彼四国，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廊。乃眷西顾，此维与宅。
把这话翻译成较不古的话，大致便是：
大哉上帝，赫然看着四方。监察四方的国家，求知道人民的疾苦。把这两国看，看得政治是不对的。把那四方之国再都一看，看来看去，考量了又考量，上帝觉得他们那样子真讨厌。于是转来西看（看中了意），便住在这里了。
这个上帝虽在周住下（“此维与宅”），然而是从东方来的（二国，《毛传》以为殷夏，当不误）。这话已经明说周人之帝是借自东土的了。进一步问，这个上帝有姓有名不呢？曰，有，便是帝喾。何以证之？曰，第一层，“履帝武敏歆”，《毛传》曰，“帝，高辛氏之帝也”。因为我们不能尽信毛传，这话还不算一个确证。第二层，《鲁语》上，“商人禘喾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这句话着实奇怪，岂不是殷周同祖吗？然殷周同祖之说，全不可信，因其除禘帝喾以外，全无同处。且周人斥殷，动曰戎商戎殷（说详下），其不同族更可知。然《鲁语》这一段话，又一定是全可靠，因为所说既与一切记载合，而商之禘喾，上甲之受报祭，皆完全由殷虚卜辞证明之。一个全套而单元的东西，其中一部分既确切不移，则其他部分也应可信。那么，这个矛盾的现象如何解释呢？惟一的可能，是以不与此两个都可信的事实矛盾者，即是商人的上帝是帝喾，周人向商人借了帝喾为他们的上帝，所以虽种族不同，至所禘者则一。帝者，即所禘者之号而已。第三层，《世本》、《史记》各书皆以为殷周同祖帝喾。这个佐证若无《左传》、《国语》中的明确的记载，我们总是不相信的。但一有《国语》中那个已有若干部分直接证明了的记载，而我们又可以为这记载作一不矛盾的解释，则《世本》、《史记》的旁证，也可引以张军了。
禘帝是一个字，殷虚文字彝器刻词皆这样。帝郊祖宗报五者，人名，礼名，皆同字，所在地或亦然。帝之礼曰帝（禘），帝（禘）时所享之神为帝。祀士之礼曰土（社），祀土之所在曰土（社），所祀人亦曰土，即相土（说详后）。殷之宗教，据今人研究卜辞所得者统计之，除去若干自然现象崇拜以外，完全是一个祖先教，而在这祖先教的全神堂Pantheon中，总该有一个加于一切之上的。这一个加于一切之上的，总不免有些超于宗族的意义。所以由宗神的帝喾，变为全民的上帝，在殷商时代当已有相当的发展，而这上帝失去宗神性最好的机会，是在民族变迁中。乙民族□用了甲民族的上帝，必不承认这上帝只是甲民族的上帝。周诰周诗是专好讲上帝三心二意的，先为（去声下同）夏，后来为殷，现在又为周了。这样的上帝自然要抽象，然而毕竟周诗的作者，不是约翰福音的作者，或圣奥古斯丁，还只是说上帝是“谆谆然命之”的（例见《绵》篇）。
周人抄袭殷人的全神堂时，不特借用了一个头子，并且用自己的材料仿造了第二把交椅，在殷是相土，即所谓“亳社”之神，在周是后稷。我们先看相土是什么。王静安《戬寿堂殷墟文字考释》第一叶，“其于土，”王云：
土，殷先公相土也。卜辞纪祀土者，或曰，“贞于土，三小牢，卯一牛。”又曰，“贞于土。”又曰，“贞年于土，九牛。”又曰，“贞于土。”并此书一事而六。土字作者，下一象地，上象土壤也。盂鼎“受民受疆土”之土，作，此作者，卜辞用刀锲，不能作肥笔，故空其中作，犹之作，之作矣。知土为相土者，《诗·商颂》、《春秋左氏传》，《世本》、《史记》诸书，皆连言相土，而《荀子·解蔽篇》云，“乘杜作乘马”。杨倞注曰，“《世本》云，‘相土作乘马’，杜与土同，以其作乘马之法，故谓之乘杜。”是乘本非名，相土可单称土，又假用杜也。然则卜辞之土，当即相土。曩以卜辞有字，即邦社，假土为社，疑诸土字，皆社之假借。后观卜辞中殷之先公有季，有王亥，有王恒，又自上甲至于主癸，无一不见于卜辞，则此土当为相土而非社矣。
按，王君认此文为相土之土，固为最胜之义，惟谓为非社，则实误。此文固为相土之土，亦为（邦社）之社，邦社土实即一事。土字之即社字，社字即土字，在经典中甚明显；如后土即社一类之例，正不烦遍举。相传社始于祀共工氏之子句龙曰后土者，稷始于祀烈山氏之子柱者，经三代之交替，祀礼存而所祀者因代而异，一若社稷是两事者。然社稷之称，在《左传》、《国语》、《论语》等早年可靠之书中（《左传》之云“可靠”者，指其不关书法之材料而言。）或单称社，或称社稷，从来不单言稷祀。且社之以国分，其义甚显，因为社本是邦土之主祀。若稷之分国，则颇不可解。且水土百谷实全是相因者，即令有不同之神，其祀礼当为一事。《鲁语》上，“庄公如齐观社。曹刿谏曰：‘不可。……夫齐弃太公之法，而观民于社。君为是举而往观之，非故业也。何以训民？土发而社，助时也。收捃而蒸，纳要也。今齐社而往观旅，非先王之训也。’”据此可见社稷之关系，可见稷田之礼即行于社，是则社稷之祀本是一事。《孟子》，“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社稷。”此犹是近古之说，明社稷为一事。殷墟卜辞中历历言祀土，而不言祀稷，周诗历历言祀稷，而不言祀土，明其相同，明其不妨并列。又按，时《商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此亦类于平水土之意。《周官·校人》：“秋祭马社。”郑注曰：“马社，始乘马者。《世本》曰：‘相土作乘马。’”马社虽不可谓即是社，然既曰社，而郑君复以相土之故事引入，或者可见相土与社有如何之关系。且有一事至可注意者，即殷人祭其先世，自上甲至于多后为一系，而以上诸世与之绝不同。用一切卜辞之统计而作结论，现在尚不可能，此须待至彦堂拟作之卜辞汇编成后，然姑以王静安君之《殷墟书契考释》及《古史新证》（不在《遗书》中而编于述学社《国学月报》之“王静安先生专号”内）所辑，关于卜祀之辞观之，已可见其绝不同处。此两书中所列祀殷先王者数百事，然祀“自上甲至于多后”之合祭，与祀自上甲以来各世祖妣之分祭，皆不用（只有一例外，即《殷虚书契考释》增订本卷下第十四叶第五行，“大甲，三羊，卯牛”。此为罗君增订本，不注出处，无从查考原版。然大甲或合上文读）。而祭夋与土则皆用，亦有于王亥及妣乙者。王亥即振，已为定论，此世固在上甲之前。妣乙为何代之配，因无合祭，不可知。准以高祖夋之例，则此当为其始祖妣，《说文》释乙为玄鸟，与《诗》正合，然则妣乙即简狄也（论此另有一文）。盖燔柴之祭，与沉埋等，皆不可于室中行之。自上甲以来者，既始用宗庙之祭，可以上甲、报乙、报丙、报丁诸名之书形知之。上甲之从□者，必设位于中，报乙、报丙、报丁之众者，必设位于旁，□与匚当即祏一类者。此必是室中之祭。既不可于室中行之，而祀高祖夋及土，皆但用，可知其必不在室。此与祀帝于郊，祀后土于社之场所正合。又、沈、诸祭，亦用于兕等，此数字虽不可知其究何指，然其指自然之怪，则可信。然则祀自然亦与夋、土等同，明夋、土等不仅是殷之先祖，且与自然为同类矣！凡此分别，皆显然表示夋土诸世与自然之祭焉一系，而不与上甲以来者为一系，亦即表示虽为相土，亦应并为邦社也。然最有力之证，仍为《诗·生民》中“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一语。毛曰：“相助也。”郑曰：“大矣后稷之掌稼穑，有见助之道，谓如神助之力。”此解全不可通，《毛传》、《郑笺》中此类不同之例至多。今如以相为人名，不特文从字顺，且于经典正有其证。《国语》三，“昔共工弃此道也”，正与此同其文法，特一用名词，一用代名词而已。凡上文所举，虽均非直证，然旁证者既如是多端，则相土即邦社，当可为定论。盖夏商周同祀土（即今所谓“土地庙”）而各以其祖配之。夏以句龙，殷以相土，周以弃稷。至于所谓配者，是如何解，已颇不易明。所以配者究竟以为上帝之自然神以外，更有夋，或者夋即是上帝呢？究竟土之自然神以外，更有夋，或者夋即是土之自然神呢？然三位一体之论，在后来固是一个很雄辩的哲学，在初民时代，也当有一个抽象的与具体的混淆了的背景。那么，再问周人向殷人半借用半模仿而成的全神堂，在后来有证么？曰，有。满洲的祭天，本是跳神。然自灭中国以后，承袭了儒家的祀正统之天，在天坛，并承袭了嘉靖帝的道士之天，在高大殿，而同时继续其跳神之天，于坤宁宫中杀猪！因为接受前一代的土地人民文化，不得不接受前一代的宗教，——至少在表面上。
殷之种姓，上期寄颉刚的信上一段说：
鲁是一个古文化的中心点，其四围有若干的小而古的国。曲阜自身是少昊之墟。昊（皞）容或为民族名，有少皞之于太皞，犹大宛、小宛，大月氏、小月氏也。我疑及中国文化本来自东而西，九河济淮之中，山东辽东两个半岛之间，西及河南东部，是古文化之渊源。以商兴而西了一步，以周兴而更西了一步。不然，此地域中，何古国之多也。齐容或也是一个外来的强民族，遂先于其间成大国。
十六年八月，始于上海买王静庵君之《观堂集林》读之，知国内以族类及地理分别之历史的研究，已有如《鬼方狁考》等之丰长发展者。然此一线上之题目正多，而每每甚细，如粗粗卤卤的泛以这民族那民族论，亦未曾有是处。旋见《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二号徐中舒先生《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一文，至觉倾佩。今欲辩殷之种姓，转录其一节如下：
今由载籍及古文字，说明殷周非同种民族，约有四证。一曰由周人称殷为夷证之。《左传》昭二十四年引《太誓》曰：“纣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夷人，殷人也，服氏杜氏均以夷为四夷之夷，非也。《逸周书·明堂篇》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纣夷，定天下；”纣夷连文，亦谓殷人为夷也。纣夷又见《佚书·太誓篇》，《墨子·非命》上引其文曰：“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非命》下引作“纣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天志》中引作“纣越厥夷居而不肯事上帝。”此同引一书而其文不同如此。盖昔人罕见纣夷连文，因转写讹谬，遂失其读。《逸周书·祭公篇》云：“用夷居之大商之众。”夷居大商与《太誓》之称纣夷居义同，此皆谓殷人为夷也。二曰由周人称殷为戎证之。《逸周书·商誓篇》云：“命予小子，肆我殷戎，亦辨百度。”殷戎犹纣夷也。《书·康诰》：“殪戎殷。”《伪孔传》：“戎兵也。”殊为不词。郑注：“戎大也。”亦非。《逸周书·世俘解》：“谒戎殷于牧野。”戎殷犹殷戎也。亦称戎商。《周语》，单襄公曰：“吾闻之《太誓》之故曰，‘朕梦协朕卜，龚于休祥，戎商必克。’”此皆谓殷人为戎也（以下两证不录）。
今将此处所举例，更进一步分析之，则可得下列之分别，即殷之公室为戎族，夷之土地人民为夷土夷属也。周人称戎殷者，既如此多例，而殷人亦自称其来自有娀。《诗·商颂》，“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是也。且戎族之中，有以子为姓者，《左传》，“小戎子生夷吾”自称，为人称之皆曰戎，而戎中至春秋尚有子姓，则殷之宗室，必为来自有戎者，盖可无疑。戎狄之称，后来均甚泛，然在最初必是国名，犹之胡之一称，在初不过指林胡等地，而后来用之遍称匈奴乌桓鲜卑西域以至天方各部落；蕃之一称，在初不过是吐蕃之省词，而后来用之遍称天山南各族，阿拉伯人（例如《诸蕃志》），大西洋人（例如广东人至今称西洋人及其一切物事曰蕃）。西戎姜戎之称，大约西周方有之。最初有戎必为一大国，非其族类者，用此强大之名于他族之上，后来乃为外国人之泛名也。《国语》、《左传》所谓犬戎，即《诗》所谓混夷（见王静安《狁鬼方考》）。且姜戎犬戎小戎等，皆类后起之号。可知周初尚不以戎呼一切外国人，或者殷亡而戎为贱称，乃用于一切外国人吗？以戎为西方之族，盖甚后之事。冠以西字，而曰西戎，明其有别于不在西方，原负戎称者也。
至于殷公殷王所践之土为夷境者，亦可推想知之。《吕氏春秋·古乐篇》，“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左传》，“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据此可知殷非夷人，而曾服夷。《墨子·天志》引《太誓》，“纣越厥夷居，而不肯事上帝”，明纣从殷俗，忽略其上帝之祀。此祀或是自戎狄间来，与周共之者。殷墟卜辞中每言伐人方，此人字实当释为夷字。金文中人夷两字大体无别，而以夷为名之国，入春秋尚有（见《左传》隐元年）。盖殷末东方之国，曾泛称夷，此诸夷者，其中实有太皞、少皞、有济之后而为负荷古代文化之民族，故殷亡而箕子往归之，周衰而孔子思居之。周人初与东方民族接触，知东方以人（夷）为称，于是以夷泛称一切外国人，如所谓混夷者。然蛮夷戎狄闽貉皆是国名，在初非有贱意。狄本作易，不从犬（即今易水一带之地，王君所考）。蛮本作，不从虫。秦公敦，事夏，指荆楚，而夏指晋。蛮之本地何在，今不可知，然必南方之国。戎为有戎氏之国，已如前所说。貉疑即潞子婴儿之潞。闽盖民之后起字。夷即人之分化字。黎即重黎之遣民，国亡之后，降为臣仆。古者具体及分别语多，抽象及总类语乃绝无仅有。以一人字概括王公士大夫庶人臣仆以及男女，盖甚不易者。民字之义，至今不上于士大夫。人字之义，在金文中为锡庸之品。黎为重黎之后，在经典中甚显，而黎民之称，在战国甚通用。社会的阶级即民族的阶级，在现在的世界中尚大半是这样，例如全欧洲贵族多日耳曼及斯拉夫种，而人民则希腊罗马高罗穆尔之遗也。
以上论殷为戎姓而其土地人民则为夷之一说，在今日虽不能以为定论，然看来已很像一个甚显然的设定。且此设定可解释下列一件事实。近两年中李济之、董彦堂两君之殷墟发掘所得物件，显然表示殷商文化之多源，并表示中国文化由来之正统。因为殷墟的物件中有许多野兽骨，证明其畎猎生活。又许多海中的产品，至少亦可证明其与海滨民族有甚多之关系。果“以戎姓为夷土之君”之一说可信，此谜立解。又其一切石器玉器兵器陶器之异样，虽未必即能概括周初之物质文化，因为我们现在尚不曾发掘到周初都市的故墟或墓葬，正不能如此断定，然以宋代以来研究古器物者之文书谱录来看，大体既备于殷墟。那么，殷周之际，是难得有物质文化变迁的。因民族变动而引起之文化，当是偏于社会组织一面，特别是宗法。
然而周人是不甘于但去恭恭敬敬接受殷人的文化基业的，不免一面接受，一面立异。犹之乎辽金诸虏，一面向宋人要绢缯，这些东西正是汉人文化之结晶品，一面还只呼宋人为南人，不以之为中国之正统。又犹之乎建州虏，一面以受明封为荣，一面又说并不与明相干，而远比忽必烈之功烈（即如康熙，一面向孝陵跪九叩头，一面又谓，“自古得国之正，无过于本朝者”）。周人所以标出来抗殷的是夏。夏之故域在河东（《左传》定四年，“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而渭南之崇亦是诸夏之一（《诗》“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是崇在丰，今西安之西。鲧在传说中为禹父，又号有崇伯鲧，明崇夏有关）。汉水又名夏水。或者夏之区域，错处在今河南境之大半，南至江汉之交，亦未可定。所谓诸夏者，在初必是夏族之诸部落，后乃推之一切负荷中原文化之人。所谓夏后者，当即诸夏之长，如此名之，以别于其他之夏部落。“殷因于夏礼，所损益”的，是如何一段故事，现在已不可知。但商人实未曾将夏之支姓一扫而光，而河东河南一带始终负夏之名，至荀子时尚有此称。《儒效篇》：“君子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战国末尚存此名。殷周之际，诸夏必尚有甚多分居中原者。周人两代与殷通婚，然一为异姓，帝乙之妹之下落又不可知，而生武王者，反是夏遗之莘，则周人伐殷时，说是以商待夏之道还之于商，或至竟去说是为夏人报仇，且承诸夏正统，未尝不合情理。匈奴之刘渊造反，先去祀汉三祖，正是此理。果然，周人对于夏的称呼，不是戎商一样的。《周颂》中两称时夏：一、“我求懿德，肆于时夏。”二、“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时夏之时如何解，虽不可确知，然称周亦曰时周，如“定时周之，命于绎思”，“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则时夏之称，必甚美甚亲近者。又有时说的简直是报仇泄愤一般，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一类话，在《周诰》中犹多。不特如此，更说自己是夏。《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又周诗之本体为雅，而雅即是夏，此王伯申之大发明。（余谓“诗三百”皆以地域标名，初无风雅颂之别。四始之说，乃汉儒之义，见《诗经讲义》，未刊。）这样看来，真正和刘渊建国曰汉一样了。
不过“命周侯”一版是证明《史记》所载殷命周昌为西伯，《竹书纪年》所载殷命季历为西伯一些话，是不错的。刘渊到底是晋臣呢！
补记：此文写完，承徐中舒先生为我细看一遍，作下列之提示，谨当补入，以志同好者之感情：
一 陆终娶鬼方氏曰女（似是媿、隗别体），楚灵王称“皇祖伯父昆吾”，鬼方、昆吾，当是夏或其近族，故楚仍可包括在夏民族中（说详《再论小屯与仰韶》）。
二 戎殷戎商的解释，现在又略有变更，时夏时周与戎殷戎商似为相对名词。时是同字，此也；戎女也。即此名称，也有内诸夏而外殷商之意。时周，与咨女殷商，正是显明的旁证，清人称明，也说尔明国。
三 铜器有“伐楚荆”、“伐荆”的记载，大约是成康时物，昭王、穆王，也曾经营过南方的，这是楚在周初确是周人的劲敌的证据，即楚为周初一个大民族之证。
四 蒲姑，薄姑，亳姑，亳，薄，在字音上讲与濮也有若干关系。地名有濮上，城濮，与薄（亳）均在中土，《左》文十六年“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是百濮在楚北之证。
五 易，丧牛于易，丧羊于易，《山海经》有易之君绵臣，此诸易字皆当是狄字。契母称简狄，亦当注意。
六 虢季子白盘记伐猃狁之事说“用政方”，古代未必即指南方异族，《春秋左传》有茅戎在成周附近，《公羊》作贸戎，即之声转。
（原载1930年12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