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可以分三方面讨论：一、中国历代对于史学观点之变迁，二、西欧历代对于史学观点之变迁，三、近代数种史观之解释。今依次说明于后：
一 中国历代对于史学观点之变迁
客观史学方法，非历史初年产物，而为后起之事，大概每一个民族历史的发展，最初都是神话与古史不分，其次便是故事与史实的混合，经过此二阶段后，历史乃有单独的发展，如希腊古史之记载，最初亦与神话传说混合，试问中国早年历史是否与神话有关？惜乎中国文化发达甚早，旁的民族、国家，无从替中国记载，因此中国历史黎明期，就少记载的机会，加以古史之保存与人民迷信程度有关，当周朝时，中国人民知识已早发达，对于古代之传说，加以怀疑，而将传说中之神和故事人格化、理智化，而创成新的理论的系统。所以历史的初年有三皇五帝之说，《论语》一书，不谈古代史，并且亦不愿谈古代史，以其不足征也。征而后言，这种态度对于研究学问，很有帮助，不过中国古代史料就因这种态度所抹去的不在少数，由此说来，难道中国古代史料竟消灭净尽了吗？不然，也有部分保存，大概与儒家相隔愈远、与乎未如何理想化之史料，其真确性愈大，如《孟子》不如《楚辞》，《楚辞》不如《山海经》。禹鲧故事，求之《孟子》，不如求之《楚辞》，求之《楚辞》，不如求之《山海经》。
中国古代，号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可怪者，近世发现两种东西——金文与甲骨——即与《尚书》、《春秋》相印证。《尚书》中可信之材料，如《周诰》、《康诰》等篇，证诸钟鼎彝器所载而无讹。至于《春秋》乃一编年史，不外出于日记，由实录变为国史，系长期记载之产品，其特点即在编年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记事仅标题而无内容。甲骨虽占卜之用，卜后必雕文其上而保存之。记注必有主，必有事，必有月日，依时屡积，久则可据以作编年史。又《春秋》记事仅一言，此种体裁，甚为特别，在早年记载之方式中与甲文相似更厉害，再以二者文法相比较，亦可窥出二者有甚大之关系，所以我们今日研究中国史，与其求褒贬之法于《春秋》，不如将其与甲文相关之处多多加以比较研究。
《国语》载楚庄王为其子聘叔时为师，叔时教之春秋，教之世，教之礼，教之乐，教之令，教之语，因有此种种教育，才能启发贵公子。所以早年历史就存在此种贵族教育之目的中。
古史编年系统为晋之《乘》、楚之《梼杌》，及《墨子》所见百国《春秋》等，但诸书散佚，今所存者仅《汲冢周书》，于战国时埋藏，经数百年始出土，未经两汉儒家之点缀，其材料甚可贵，尤其对于战国记载特别清晰，中国古史与西欧古史之比较其优点，就在年代清楚，如史公作《六国表》根据《秦记》以秦为骨干，而忽略其余强国改元之事，记载年代，有时亦不免错误，因此《竹书纪年》大有助于年代之考订。综之，古史编年系统，今所存者，不外甲骨、《春秋》和《汲冢纪年》。
《左传》或称左丘所撰，或谓今本《左传》，乃汉人割裂《国语》以伪撰，何者为当，姑置勿论，今假定《左传》从《国语》而来，《左传》仿《国语》常多诗曰或君子曰之言以结尾，其作用就在总束故事，暗寓道德教育之义。此种体裁，《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亦多援用，所以中国左史真正记事而不怀教育、政治、社会诸作用者很少。是种诗曰、君子曰影响后来之文体甚大，后之著述者每多引诗为证，其体裁皆渊源于此。
晚周前，中国古史有编年之《春秋》与《国语》两系。后来凡带批评性之书，统称《春秋》，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虞氏春秋》等等，可见当时“春秋”之普遍性，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并无旁的证明。《论语》中关于孔子与《诗》、《书》之关系多言之，而于《易》、《春秋》独否，且孟子所见之《春秋》，是否为今日吾人所见之《春秋》尚成问题，也许今日之《春秋》在早年与孔子并无直接关系，也说不定，不过一到汉朝，《春秋》便成为儒家最重要之书籍。
《吕氏春秋》即模仿《春秋》而作，虽不编年，却编月，不记其事，而却载其道理，将许多理论而纳之于十二月中，当时凡著书立说，必须遵守二条件，即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也，换言之，著述必有所本而且能以古典之方式推出新论，此乃得成功。战国诸子著述无一例外，《吕氏春秋》既仿《春秋》而又合各种文体于一炉而冶之，实一集合诸种体裁之产物，继之而起者，后有《淮南子》。
《史记》并非客观历史，加入主观思想，不过有其特殊见解，为综合史体，其排列情形，根据《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不过前者记事，后者记理而已，史公在其自序内虽明言不敢学《春秋》，而暗里即效法《春秋》，寓褒贬之意于著述中，总之，《史记》非客观历史，而是自成一家之言，《艺文志》归之于《春秋》家，《隋书·经籍志》乃独立一部，又史公非考订家，而是记录家，如《老子列传》叙述老子多至三人，究莫知其何指，《史记》之长处：A.比较编年学之观念之早现；B.《史记》八书即中国古代之文化史；C.自《史记》以后纪传体即成立，后来史学界有编年、纪传两派，所有著述都不外此两种，虽工拙有别，而摹拟则一；D.自《史记》而后，史始自成一派，实为承前启后之一大部著作，自汉迄唐，史学竞胜者只在文学与文法而已，子玄《史通》，即批评各史之史法，此风至宋乃为之大变。
当时史学最发达，《五代史》、《新唐书》、《资治通鉴》即成于是时，最有贡献而趋向于新史学方面进展者，《通鉴考异》、《集古录跋尾》二书足以代表，前者所引之书，多至数百余种，折衷于两种不同材料而权衡之，后者可以代表利用新发现之材料以考订古事，自此始脱去八代以来专究史法文学之窠臼而转注于史料之搜集、类比、剪裁，皆今日新史学之所有事也，《通鉴》一书于《春秋》正统思想亦有莫大解放，然其主观成分亦不能廓然去之，观资治之名可知《五代史》、《新唐书》亦具同病。虽然，北宋史学因已超越前代远矣，惜乎南渡后无进展，元明时生息奄奄。
清朝之《明史》、地理学等亦有可观，大史学家亦有之，而史学终不发达者原因何在？一言以蔽之，殆政治关系使然，因之遏制史学之发展，清朝史学家为避免文网，不敢作近代史料之搜集编纂，而趋于考订史料之一途，《廿二史劄记》、《十七史商榷》为贡献之最大者。朴学之兴，始于明，最初求博后求精，再后求精求博，而更求通，顾、黄集其大成，率因政治之影响，后之学者，不敢追踪前贤，乃专注于考证。当时学术界仅有专家之发展而无通人之培养。乾嘉间，汉学发达结果，从极端分析精神中变出今文《公羊》之学，以经学为名而有政治作用。乾嘉以后，史学有新要求：A.边疆土地，B.金石学（特别金鼎钟文之学），C.辽金元史之讲求。然而有清一代始终未出一真史家与真史书。
现在中国史料由于地下之发掘与考古学之贡献，日益加多，作史较易，加以近代西洋史学方法之运用与乎社会科学工具之完备，今后史学界定有长足的进展。
二 欧洲历代史学观点之变迁
中国学问，自古比西洋继续性大，但最近千年来，反不如西洋之有继续性，此亦中国近代文化落后之一原因。欧洲历史，一方面分成几个阶段，另一方面西欧文化自罗马教会成立以来，从未经外力之扫荡，虽有革命，要不过内部之改革。中国不然，经永嘉、靖康两次南渡，许多学问，多成绝学。中国历代史籍，传者较少，失者反较多。因天灾人祸之交迫及外患之侵入，散失者更不知若干。且以学问方面，从无继续性之组织，由是专家之学，先生不得以传学生。西欧史料经教会与贵族之保存，于是史学方面，得以有继续性之进展。
欧洲史学，自教会兴起后，其继续性比中国史大，然而在希腊以前，其情形恰相反也。当时文化中心，一在尼罗河，一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史料来源有二，一为《旧约全书》，一为史学家与旅行家之记载。前者出自希伯来，后者出自希腊，虽亦有可贵处，然与中国古史比较则相去远矣。Herodotus、Xenophon等关于埃及、近东之记载，其确性实亦不如近年学者之贡献。欧洲古史，初亦以神话为本，后更基于传说，当希腊诸城邦独立时，诸城市、贵族、教士，多有种种记载。此种记载，为西史之特色，为甚可实贵之史料，希腊史头一阶段多带野蛮性，为半神半事之观念，著作以荷马之诗为代表，后来文化大进步，发出灿烂的光辉。当时历史记载方式多出之于采风问俗，这种历史很有可以批评的地方，始终有其浮夸处。欧洲史学有一特别现象，始自希腊即文史不能分离，史学独立，是晚年之事。为荷马之诗，文学兼史学，实则史学不过文学之一附庸而已。
罗马文化，处处受希腊影响，诗歌虽不及而历史实驾希腊而上之。罗马政治有效能，军事优越性大，思想迷信与汉同，罗马文化之贡献，为法律、政治，而历史亦伟大贡献之一。就史学家言，希腊史学家多为写兴家、交学家，罗马史学家不是单独的史学家，而是当时一般大政治家或大将，记述之目的，不在文字之优美，而在事实之录存，所记之事，不在往昔，而在当年，成就一种较有确实性的历史。但自教会兴起后，史学界大有变动，纪元五六世纪之交，大思想家辈出，最要者为St. Augustine，彼以整齐之方法叙述过去史实，以埃及、波斯、亚历山大、罗马四帝国所以不能长久支持者，乃无宗教为之维系，彼更以教会为上帝之代表，而为拯救之仲介，组织一有系统之神学，而以历史证明之，使历史一改旧观，而为耶稣教神化之产物。奥氏所著之罗马教会以之作为典型书籍，解释不能出教义之范围，犹幸虽作法定解释，尚未禁人研究希腊之古学，在教会中亦不断的探讨。不过，终未有若何新的发现。罗马亦未禁止古学，但禁止对于古学离于教会之解释，遂使一切学问陷于停止状态。后来因有宗教狂之发生，青年求知欲大大增加，乃从事收求遗本于东罗马之流之人与阿拉伯人，对于希腊学术发生极大兴趣，而新文学新史学于以发生，一脱宗教之色彩，此即所谓文艺复兴时期，当时史学，亦如希腊文史不分，亦以采访之史料编之，不过于St.Augustine神道化之解释，至少可说是存而不论，抑且更进而攻击之。虽然，仍不以史为谈事之对象，而以史学为表现文学之工具，此种风气流传英、法，至今未替。
近代史学发展有二点：
A. 观点——近代史学观点，与其谓为出于思想之变化，毋宁谓为事实之影响，最大者为新大陆之发现，增加无穷传闻故事，发现许多不同之人、不同之地、不同之风俗、不同之事物，激起一个普通问题，人类为何分离发展。对于以前四个大帝国在前，基督教在后。上下古今一贯之学说，根本动摇。对于异样文明，发生新的观念，新解释的要求，换言之，即引起通史之观念、通史之要求，而通史学发展，德国实居于领导地位，最后之结晶，即红巴尔提（Humboldt）之贡献，其见解虽不无可处，然其作品实世界第一部通史。
B. 方法——欧洲自中世纪以来，教会所保存之史料不少，而各地亦有各地之记载，如德之汉堡、不来梅等市，皆有记载，加以欧人性喜记载自身事迹，办外交者都常写Memoire。近代历史学之编辑，则根据此等史料，从此等史料之搜集与整理中，发现近代史学之方法——排比、比较、考订、编纂史料之方法——所以近代史学亦可说是史料编辑之学，此种史学，实超希腊罗马以上，其编纂不仅在于记述，而且有特别鉴订之工夫，自此种风气养成之后，各国皆有编纂史料之努力，重要之作品亦属不少，如德国之Monumenta Sermanae Historica是，此外法俄皆有同等之进步。过去史学与其谓史学，毋宁谓文学；偏于技术多，偏于事实少；非事实的记载，而为见解的为何。史学界真正有价值之作品，方为近代之事。近代史学，亦有其缺点，讨论史料则有余，编纂技术则不足。虽然不得谓文，但可谓之学，事实之记载则超前贤远矣。
此二种风气——一重文学，一重编辑史料——到后形成二大派别，一派代表文史学，一派代表近代化之新史学，前者如Treischke之《法国革命史》，不在史料本身之讲求，而惟文学、主观见解之是务，此书对世界影响虽大，终以文学价值为多。后者如Mommsen之《罗马史》，其记载之确实性，实较当年罗马人之作品而上之，因Mommsen所可得见之史料为当年罗马人所不及见也。
此外史料来源问题，亦使新史学大放异彩。如Herodotus之记载埃及古史，不过问诸庙宇住持，虽写得有声有色，而事之确切远不如今日挖掘之证明。至于《希腊史》，因现今希腊神话学、考古学、语言学之研究，昔年之记载亦不及今日远甚，罗马史更无论矣。由于史料之搜集、校订、编辑工作，又引起许多新的学问。中国先有金石学，后有考古学，欧洲情形亦复如是。中国金石学之对象，为钟鼎款志，欧洲为钱币，后有普遍考古学，如埃及考古之结果，而使二千余年人类历史中久已遗失部分复行发现。亚洲之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沿岸所发现之纪念物，亦藉考古学之助而得知，西亚细亚之人类如何脱去草昧时代，自爱琴海发掘后，得知希腊文化非突然兴起，埃希文化之接触，爱琴海实为之桥梁，又小亚细亚半岛之考古，吾人得知纪元前1500年前赫梯人侵入该岛之状况，此为印度欧罗巴族之第一次出现于历史舞台，由各地发掘考古之贡献，今人对于世界知识实在古人以前。不仅此也，欧人史学之发展更进而利用东方史料，如阿拉伯、印度、中国是。欧洲人利用阿拉伯之史料，最早关于研究古地理及希腊、罗马诸问题，多靠之；其次关于西方史学问题之考订，印度文献亦有帮助。自中西接触后，西域、匈奴之问题与乎蒙古之源泉，还有赖于中国史料之解释，西人利用东方史料，发展东方学，于亚洲史贡献极大。
综之，近代史学，史料编辑之学也，虽工拙有异，同归则一，因史料供给之丰富，遂生批评之方式，此种方式非抽象而来，实由事实之经验。
三 近代数种史观之解释
因人类接触，发生世界史要求，以解决新问题，同时一般哲学家以为历史无非事实之记录，事实之演变，必有某种动力驱之使然，如能寻着此种动力之所在，则复杂之历史，不难明其究竟，因是而有史观之发生。所谓史观，即历史动力之观察，观点不同推论即异，今仅择其最有势力之三种而略论之。
A. 进化史观 进化论观点渊源于达尔文，19世纪下半叶之学术界，受达尔文学说之影响极深，彼之思想甚为奇异，不出之于生物学，而得自马尔萨斯之《人口论》。马尔萨斯以为人口是按几何级数而增加，食物是按数学级数而增加，二者之间必失其调和，限制人口之增加，非斗争不足以言淘汰。后来达尔文将马氏学说用之于生物学方面，此即自然淘汰之来源。所谓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者，也由此中演出。此种思想盛极一时，人文科学、物质科学皆大受其影响，归纳拢来，达氏学说之优点，在将整个时间性把握住，于史学演进给一新的观点，同时文化人类学、人种学之兴起亦有帮助。自其流弊言之，西欧自文艺复兴以来，继续希腊文化，讲自由，斥暴君，暴君虽有，而学术思想之自由则不断言，但自19世纪以来，人道主义趋于淘汰，武力主义逐渐抬头，此种思想于达尔文学说未始全无影响。
B. 物质史观 以物质现象解释人类生活，亦即解释历史。此与唯物史观不同，唯物史观不过其中之一部而已，如新大陆之发现，许多不同之人，不同之事物，不同之风俗，皆以地理环境不同解释之，人类颜色之不同，亦因所居纬带而有差异。此种解释常有例外，马克思之《剩余价值论》中曾有详细之批评，此派在英以T.H.Buckle为代表，所著《英国文化史》包罗万象，彼之主张，以为人类愈进化，天然之影响愈小，愈草昧，天然之影响愈大。天然影响人类之物，不外天气、食物、水、地理形势四种。对于早年西班牙文化，亦有许多解释，对于各地社会组织与地理影响也有许多讨论，此种学派，现盛行法国，称人文地理学派。Buhnes之著作曾解释早年罗马村落生活之现象，彼以为古代人类之住居必在临河之高岸上，以地理环境解释文化之发展，对于历史之帮助甚大。
C. 唯物史观 唯物对唯心言，特别对黑格尔之哲学而发，黑格尔对于历史有两种解释：（一）玄学的解释，黑氏以为人类世界，全依正反合之辩证法演进。（二）黑氏以历史发展最初系由中国而印度而近东以及意、西、法、英、德，每一阶段有一Idea，后者居上，德国最好。现在言之，虽觉可笑，而当时却风行一时，其弟子马克思尽得其学而代以新名词，即成唯物史观。中国从无此种异说，对于历史只有将其伦理化，欧洲则使之抽象化，为St.Augustine之四帝国之说，早已见于5世纪，黑格尔之学说系统，大概亦受天主教之影响，尽管他要求解脱，而下意识早已受其支配。马克思虽求改革黑格尔学说，而早受黑格尔学说影响，自尚不知如彼以历史进展靠阶级斗争，在两阶级斗争之后，必然产生一新的阶级，此与黑格尔之Idea进展何异？又马克思分社会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亦无非在变黑格尔之横断发展为纵断发展，其名为唯物，实以唯心为后盾。马克思之贡献一在《剩余价值论》，其中对于人文地理学派多所批评；其次为《共产主义宣言》。其弊端（一）将整个世界进展视作直线过程。（二）马克思之《唯物史观》根据工业革命前后史料以历史片断现象，而欲概括通有之历史现象，是诚不可能。
（原载1995年12月《中国文化》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