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界评
近年出版杂志中，间有设“书报介绍”一栏者，然论列所及，但以善著为限，从不见有日本杂志之“蒲鞭”。今日中国出版界暗淡极矣。有价值之作，能有几何？所累出不穷者，皆不堪寓目者耳。不有以匡其误谬，非惟贻患读者，且无以促出版界之自觉心与上进心。于是本志特设此栏，贡其愚诚，对于善者将称道尽情，对于劣者亦不敢有所忌惮。学术，公器也；是非，公谊也。原非个人所得而假借，故本志取而曝之。若竟成闲怨，则亦记者所乐受而不恤也。
年来出版物，独以恶滥小说为最多。本志对此，殊不滥费笔墨。本志以为不韪而讥弹之者，犹认为立于平等地位；若此恶作，竟如“犬马与我之不同类也”者，更何为耗弃精神，以成词费。记者暇时，拟撰一文，名曰《今著述家地狱九等表》，广包并容，分别部居，则等差自见。今决不肯一一致其词也。
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
商务印书馆出版
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庵《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其余亦间有一二可观者，然大都不堪入目也。
问王君此书何以有价值？则答之曰：中国韵文，莫优于元剧明曲。然论次之者，皆不学之徒，未能评其文，疏其迹也。王君此书前此别未有作者，当代亦莫之与京。所以托体者贵，因而其书贵也。
宋金元明之新文学，一为白话小说，一为戏曲。当时不以为文章正宗，后人不以为文学宏业。时迁代异，尽从零落，其幸而存者，“泰山一毫芒”耳。今欲追寻往迹，诚难诚难。即以《元杂剧》而论，流传今世者，不过臧刻百种，使臧晋叔未尝刻此，则今人竟不能知元剧为何物。持此以例其他，剧本散亡，剧故沉湮，渊源不可得考，事迹无从疏证者，多多矣。钩沉稽遗，亦大不易。当时人并无论此之专书：若于各家著述中散漫求之，势不能不遍阅唐宋元明文籍，然而唐宋元明文籍，浩如烟海，如何寻其端绪？纵能求得断烂材料，而此材料又复七散八落，不相联属，犹无补也。王先生此书，取材不易，整理尤难。籀览一过，见其条贯秩然，能深寻曲剧进步变迁之阶级，可以为难矣。
研治中国文学，而不解外国文学；撰述中国文学史，而未读外国文学史，将永无得真之一日。以旧法著中国文学史，为文人列传可也，为类书可也，为杂抄可也，为辛文房“唐才子传体”可也，或变黄、全二君“学案体”以为“文案体”可也，或竟成世说新语可也；欲为近代科学的文学史，不可也。文学史有其职司，更具特殊之体制；若不能尽此职司，而从此体制，必为无意义之作。王君此作，固不可谓尽美无缺，然体裁总不差也。
王先生评元剧之文章，有极精之言。今撮录如次：
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愿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时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则又为其必然之结果，抑其次也。
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有者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难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主人翁之意思。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丑色也（按：即此而论，可见中国戏剧历代退化）。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共口出是也。古时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结构仅有胜于前人者，惟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
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
书中善言，不遑悉举，姑举数节以见其余，皆极精之言，且具世界眼光者也。王君治哲学，通外国语，平日论文，时有达旨。余向见其《人间词话》，信为佳作。年来闻其行事不甚可解，竟成世所谓“遗而不老”之人。此非本文所应论。就本书，论本书，却为甚有价值耳。至于今日，中国声乐之学，衰息极矣。世有有心人，欲求既往以资现在，则此书而外，更应撰论述明南曲之书词之来源与变化。汉魏以来，至于明清声乐之迁嬗，亦应有专书论次。盖历来词学，多破碎之谈，无根本之论，乐学书中，燕乐考原，声律通考虽精，而所说终嫌太少也。必此类书出于世间，然后为中国文学史、美术史与社会史者，有所凭传。
马叙伦著《庄子札记》
北京大学出版部刊，刊刻者仅《在宥》至《至乐》八卷，余未见
同学某君以此书相示。取而观之，见叙中有云，“仆既略涉‘六书’，粗探内典，籀讽本书，遂若奥衍之辞，随目而疏，隐约之义，跃然自会”，则大惊喜，以为释诂必有胜义，谈玄必有妙谛也。及泛览一周，始觉失望。今取所包含，分析之如次。
请先谈故训。马先生谈故训之方，可分为下列数种：
（一）抄录成说，而案以“某说是也”、“某说得之”，或“某说美矣”……更不附以解证。
夫成书具在，治《庄子》者，理必取阅，今是而录之，且刊而布之，得无辞费乎？
（二）抄录成说，而案以“某说是也”、“某说得之”，或“某说美矣”……更附以解证。然而所解证者，并不见具何条理，有何发明。烦言碎词，若干不甚关联之经籍故训，衍成多行，则亦何贵之有。昔人立一说时，自必有若干资证，然而布之方策，不能无所简汰，固以为一义之明。片言居要，罗列多说，反为辞费也。今乃取彼字纸篓中物，以为创获乎？
（三）抄录成说，而案以“某说非也”、“某说未谛”……然而据以驳某说之根据，亦取资于他人者，则若可解若不可解之“玄言”耳。
（四）书中常有博物之言，考其情实，犹是古人识名不识物之法。故但见异名罗列，而不见罗列之后，得何结果也。使吾辈生于百年以前，本此道著书可也。今非其时也。其尤异者，甚至谓植物化为动物。夫下等生物，不辨动、植则诚有之。若植物化为动物，记者学浅，未闻生物学家有是言。
（五）谈及地理，则放之荡之，至成长篇，著述家应以缩杀为工，不应以夸炫为贵，其无甚关联之材料似不必多多益善。
以上略举数端耳，其浮词固不只此。凡谈故训，当以条理为先，发明为要，并不贵乎罗列群书，多所抄写。如苟以抄写为能，则取《说文本书》、《尔雅义疏》、《广雅释诂》、《说文通训定声》、《经籍籑诂》、《骈雅训纂》等，置之架上，可以终身用之无穷。然如“著作”何！阎若璩《潜丘札记》、王念孙《读书杂志》，札记之式楷也。今观其书，何等谨严，有溢词乎？以阎、王诸君之学业，苟不极加制裁，亦何患不能“汗牛充栋”。然彼实有所不屑为也。大凡著述之业，有得则识之，无得则缺之，不烦广抄多写，成其博异。博者非浮滥之谓，若取材极难，而又精慎辨之，理而董之，以成独见，则谓之博。若取材极易，庞杂引用，仅可谓之浮且滥耳。况如《庄子札记》所引采者，诸家庄子注解而外，一部《经籍籑诂》大体具矣。其余稍有引自他籍者，然终不足示解者以博也。或谓余曰，“马先生此书以札记为名，君何必以专家著作之正义衡之”。则答之曰，“果马先生作此札记仅备自身修业之资，记者不特不敢致其平议，且将颂为精勤。今马先生竟刊而布之，又示学生以购而习之，又于叙目中施炎炎之词，固以著作自负矣，则记者当然以著述之道待之”。
果以采集众说疏通文义为旨，则于郭氏《庄子集释》、王氏《庄子集解》而外，另作一《庄子集注》可也。果以登录独得为旨，则如王怀祖之体制可也。今上之不为王氏之精审，下之不为笺注之事业，所成者乃一不类之书。意者先生“六书”犹欠钩稽，不能多多发明，势必取材他家。而集注之业，须逐句求之，不若札记体裁，可于疑窦处伸缩任便乎？
次论玄谭。今日浮夸之士，好习佛典，如流行病然。寻其所由，则以佛言圆融，可取而循环其词（Petitio principii），以济词穷，梵名深阻，可取作为城府，文其浅陋。一言蔽之，曰，哗众取宠而已。马先生固非与此等论，记者亦不敢妄诬贤者。然而马先生满篇玄旨，自记者观之，确不免于笼统。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庄生旨宰，岂可云与佛绝无近似者。然欲就《庄子内典》求其合，不可不先就内典自身求其分。所谓佛说者，不出一人，不出一时，或来自印度，或出自中国。如愿研其真相，第一，须即各派求其差异；第二，须辨各派之是非；第三，须辨各派变化之迹，及其因果。于此诸端皆曾致力，然后可云精识佛学，然后不妨择出一派，以与《庄子》较其异同，审其非是。否则浑沌言之，曰：“庄生某义，佛书某义也。”壹似庄周释迦，异地同心，庄周所言释迦无不契，释迦吐指庄周无不备，如达赖喇嘛之轮转者。不知庄佛之异，断断乎不能解庄佛之同，纵庄佛有其同然，然不知庄佛之异者，无术可得窥见，何者？同之所自出者异也。且泛言佛书，不太无边际乎？今试曰：“吾以庄义与欧洲哲学较，差有共同”，恐无人不非笑者。何者？欧洲哲学，不拘一旨，仅有极相反背者，遽以一物视之，必无是处。今佛书固互相为用而不相悖乎？固可视为一物乎？果不能视为一物，因可泛言以与庄议相和乎？
今之谈哲学者，皆以为玄之又玄。其实天地间事，自魍魉魑魅而外，未有玄之又玄者，哲学则实之又实耳。字句必有着落，思想必有边际；必也深切著明，然后可称胜义。如乃词义圆转，放之泛之，称心所之，牵率同之，则文士之结习，非学者之术业。今试为《庄子札记》之总评曰：以效仿魏晋文词论，则先生道诚高矣，然而非所以语哲理也。
先生书中，有自居创获之见，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例如，卷十八，五至八页，释“种有幾……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一节，所有胜义，皆取自胡适之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九篇第一章七八两页。曰：“郭说非，幾读如字。”曰：“幾从二幺，幾如大秦言原子。”曰：“言生物由水先具，即于水中先生植物……而人物最后成此；与大秦进化之论，大氐符合”（按此句以文义论，极不可通。大秦者，罗马也。进化论者，自达尔文之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与The Descent of Man、赫胥黎之The manlike Apes出，然后确定。其余为此学者亦皆英、德、法人，远与大秦无涉。若以大秦被之全欧，犹如称日本、高丽以支那矣。有是理乎？敢告马君，慎其词也）。曰：“三机字皆当作机，此言万物之几化生死复几”……皆胡先生说，特字句不同，又多抄录耳。考前人未有为此说者，胡先生此讲义，印于去冬，马先生《庄子札记》，刊于今夏。同教一堂，不得云未见，见而不言所自来，似为贤者所不取也。
此评作于1月以前，今日之《北京大学日刊》，载有马先生启事云：“《庄子札记》现改为《庄子义证》。”
记者前云“可以伸缩任便”者，当然认罪取消。抑马先生以《义证》名书，吾因之有所感想。书名《义证》者，桂未谷之《说文解字义证》为最著名。此书但求容纳，极抄书匠之能事；世人公认其为无意识之作久矣。今马先生步武其名，读者恐以为从其实也。
傅斯年附识
十二月三日
《论理学讲义》
蒋维乔 译
这本书的本身，并没有什么可以评论的。我也不愿把它再看一遍，仔细考较一番。但是我对于这书，有许多感想，顺便写出几条来，请大家想想。
有个很肯求学，也有思想，却不懂外国文的人，对我说道，“论理学根本没有用处”。我觉着很诧异，问他，“何以见得”。他说“你看蒋维乔《论理学讲义》上界说道，‘论理学者，研究思想形式上法则之科学也。’他这话定然是从西洋弄来的。西洋的论理学，想来大概也不过这样。我很觉着可疑：要是拿它来解释思想的自然，请问什么叫做‘形式法则？’要是拿它来应用，请问我们日用生活，能时时刻刻画圆圈，想着那些AEIO和那些Barbara Celarent……吗？”我听了这话，心里顿然起了许多意思。便回答道，“你这话极有思想。就是Dr.Schiller一部五百页批评形式逻辑的书，也不过你这几句话扩充起来。但是西洋的逻辑，并不尽是这样无聊；你却不可因为蒋君的书不好，一概抹杀了”。
我以为纠正中国人荒谬的思想，最好是介绍西洋逻辑思想到中国来。因为逻辑一种学问，原是第一流思想家创造出来，是一切学问的基本，是整理学问的利器。现在的中国思想界，只是空泛乱杂，没有一点道理可讲的，要是能够介绍逻辑进来，比较一下，顿然显得惭愧的很，也就不觉的纠正许多了。但是被这些人，挑选了顶支离，顶无理性、顶没用的进来，大家见了失望，可要把逻辑的门面弄坏了。我们再想介绍，费了许多唇舌，人家依然是将信将疑的。就此而论，著作是要谨慎啊！
我把制作逻辑书籍的等级，说个大概罢。要是想做部《真逻辑》、《真出版物》、《真现日的出版物》，总应晓得John Dewey和F. C. S. Schiller等《实验态度的逻辑》（Logic in The Pragmatic Attitude）。因为这是逻辑界最近最精的出产品，这是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最切实的逻辑，这是近代思潮进化的结果。要是不晓得这个，就难得谈论理学。如果说，这不过是一派的学说，不必然人人从他，那么也可以别从一派，借着逻辑谈谈知理论，也是很有道理、很有趣味的事情。如果说，这仍然不过是一派，我们不必偏重一派，那么可以从苏格拉底的概念论以来，谈谈各种的Logics，就可悟出逻辑的根本大法，引得我们自然上哲学上去。如果说，通常论理学上不必这样高深，那么仅可以把逻辑讲成“辩学”，专就日用生活，一切言谈思想上著笔，也是很有用处的。如果必脱不了遗传逻辑（Traditional Logic即形式逻辑Formal Logic）的性质，也应当把道理说得极明白，不教人感觉麻木不仁，并且加上许多练习，教人可以应用，才中形式逻辑的“壳”。如果说，仅仅给初学做的，那么更要有精神，使得初学的人读来之后，但觉得怡然理顺”，全不觉得气闷，才算有用处。现在请问蒋君这本《论理学讲义》，是上来说的那一格里头的？说是部专门著作吗？我想蒋君也不便答应道，“是”。说是部教科书吗？却没有一个练习题，就譬如数学教科书没有演题一个样。说是为教员用的吗？弄得词意干枯看不透彻，是书后Summary的体裁。说是为学生用的吗？学生看见这种Summary如何领会？再加上那些黑白圈圈，AEIO的大字母，AAA，EAE……许多个，闹不清楚，看的人只觉得麻木干燥，那里还有工夫理会他的道理去。这样看来，这部书是部无感觉、无意义、无理性的书。
然而这是部里审定的师范学校用书！这是风行的论理教科书！我见过几个师范学校，都用它教授的。难为教员怎样教？学生怎样听来？咳！
老实说罢，这部书还是我在几年前看过两遍的；我现在很不愿意买来再看一遍。既然觉着根本不是这样做法。也就不必一条一条的，一面看着，一面批评了，直论体裁就完了。我还记得那他荒唐材料里，引用“吴王愁”一个古代童谣。拿这样不逻辑的东西讲逻辑，我想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没有过！
我写到这里，忽然觉得错了。他本是自日本陈书里翻译来的，我为何安在他身上！不仍旧是拿“著作者”待他吗？
（原载1919牟1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一号）
故书新评
我们杂志的第一号里，曾有过这“故书新评”一栏。一般读者对这一栏的意见很不同：有的人很欢迎；有的人以为《新潮》里不必有它。为这缘故，我有两层意思要说明：
（1）我以为中国人读故书实在是件不急的事：因为披沙拣金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照真正道理说起来，应当先研究西洋的有系统的学问，等到会使唤求学问的方法了，然后不妨分点余力，去读旧书。只可惜这件事很不容易办到。一般的人对于故书，总有非常的爱情，总不肯稍须放后些。所以不得不“因利乘便”，就读故书的方法讨论一番了。
（2）我做这《故书新评》并不是就一部旧书的本身批评，只是取一部旧书来，借题发挥，讨论读故书的方法。简捷说来，不是做“提要”，是做“读书入门”。倘若照着一部旧书的本身仔细考索起来，我们杂志岂不要变成“旧潮”了吗？
宋朱熹的《诗经集传》和《诗序辨》
这两部书很被清代汉学家的攻击——其实朱子同时的人，早已有许多争论了。——许多人认他做全无价值的“杜撰”书。但是据我看来，他实在比毛公的传，郑君的笺，高出几百倍。就是后人的重要著作，像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虽然考证算胜场了，见识仍然是固陋的很，远敌不上朱晦庵。我且分成三个问题，逐条回答。
（1）《诗经》里的“诗”究竟是什么
后来的学者，都说它是孔子删定的“经”，其中“有道在焉”，决不是“玩物丧志”的。其实这话非特迂腐的可笑，并且就诗的本文而论，也断断讲不通。所以必须先把诗叙根本推翻，然后“诗”的真义可见；必须先认定“诗”是文学，不是道学，然后“诗”的真价值可说。孔子在《论语》上论诗的话非常明白，决非毛公以下的学究口中的话。现在就用他的话，证明诗的性质。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这是孔子删去的诗。孔子所以删去它的缘故，正为它说的不通，没有文学的意味。从此可见孔子删定的标准，止靠着文学上的价值。拿这章诗和《卫风》的《河广》来比，这章诗是无味的。那章诗是有味的（那章诗的本文是“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因而去此存彼。
“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此节把诗、礼两事分得清楚。诗是文学，所以学了诗，语言会好的：有个雅驯的风度，去了那些粗浮固陋的口气了。礼是治身的仪节，所以学了礼，行事才有可方。道学先生讲的诗正是孔子说的礼。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照这一节看来，可以见得孔子的教育，很注重美感的培养。诗是文学，所以能兴发感情。若如道学家的意思，不应当说“兴于诗”。应当说“立于诗”了。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节里说从政，是因为《诗经》里的《雅》多半说当日的政治和风俗，从政必须知道当日的情形，才可以“达”，所以孔子有这话，并不是学了诗然后“心正意诚，可以从政”。至于“专对”一说，同上面说的“无以言”一样。当日使命往来，总要语言讲究，所以有了文学的培养，才可以做“行人”。
“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所谓“兴”、“观”、“群”、“怨”，都是感情上的名词、文学上的事件。至于事父、事君两句，大可为道学先生所藉口。但是仔细想来，孔子说这两句话，不过是把文学的感化力说重了（emphasized）。其意若曰，有了诗的培养，才可以性情发展的得宜，一切行事，都见出效用来，和那些“夫妇之道，人伦之始”的说话，是不相干的。
就以上的证据，可以断定诗的作用只是文学一件事。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里有一段说：“孔子是一个有文学眼光的人。他选那部《诗经》，替人类保存了三百篇极古的绝妙文章。这部书有无上的文学价值，没有丝毫别的用意。不料被后来的腐儒，以为孔子所删存的诗，一定是有腐儒酸气的。所以他们做造诗叙，把那些绝妙的情诗艳歌，都解作道学先生的寓言。如《周南》各篇，本多是痴男怨女、征夫思妇的情诗，那些腐儒却要说是‘后妃之德，文王之化’。如《关雎》一篇，本写男女爱情，从无可奈何的单相思到团圆，所以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腐儒偏要说是‘后妃悦乐君子之德，慎固幽深，云云’。文学变成了道学。”这一段话，说得痛快极了。同我的意见完全一致。我还记得去年曾对一位朋友说：“孔子独许子贡、子夏可与言诗。子贡是以言语著名的，子夏是以文学著名的。他两个有推此知彼的力量，用到文学上，最能兴发想象，所以可与言诗。若果《诗经》真是道学书，还要让颜渊、闵子骞干去了。”（但是这话很有点酸气）
总而言之，诗是文学，可用孔子的话证明，可就诗的本文考得。诗是道学，须得用笺注家的话证明，须得离开诗的文笺，穿凿而得。我们既不便“信口说而悖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还是就诗论诗，不牺牲了诗，去服从毛亨、卫宏的说话为是。
（2）《诗经》里的诗对于我们有甚么教训
现在虽然断定诗是文学了，但是从古以来的文学，正是多得很，为甚么专来标举《诗经》呢？我自己回答这问题道：正因为《诗经》的文学，在中国的韵文里，古今少有。现在我们想在四、五、七言诗、词、曲等类以外，新造一种自由体的白话诗，很有借重《诗经》的地方。换句话说，《诗经》虽然旧了，然而对于我们还有几条新教训哩！
《诗经》对于我们的第一条教训是真实两字。拿《诗经》和《楚辞》比，文章的情趣恰恰相反。《楚辞》里最动人的地方是感想极远，虽然是虚而不实，幻而不真，可也有独到的长处，但是这种奇想的妙用，到了后人手里，愈弄愈糟了。起初是意思奇特，其后是语言奇特，最后是字面奇特；起初仅仅是不自然，结果乃至于无人性。《诗经》里的《国风》、《小雅》，没有一句有奇想的，没有一句不是本地风光的。写景便历历如在目前，写情便事事动人心绪。画工所不能画的，它能写出来。如：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回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或降于河，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 ……麾之以肱，毕来既升。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傩。
又有“声情兼至”，真是“移我情”的，如：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
萧萧马鸣，悠悠旆旌。
燕燕于飞，参差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
又有情事逼真，我们一想便堕落到里头的，如：
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
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
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婚，如兄如弟。毋逝我梁，毋发我笋。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
微我无酒，以敖以游。……薄言往诉，逢彼之怒。……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阅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有洸有溃，既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来塈。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诸如此类的例，举不胜举。大雅和颂，因为被体裁所限制，应当另论外，若《国风》、《小雅》里的诗，没有一句不是真景、真情、真趣，没有一句是做作的文章。为着这样的真实，所以绝对的自然，为着绝对的自然，所以虽然到了现在，已经隔了两千多年，仍然是活泼泼的，翻开一读，顿时和我们的心思同化。文人做诗，每每带上几分做作气，情景是字面上的情景，趣味是他专有的趣味。所以就在当时，也只得说是假文学。《诗经》的文章，有三种独到的地方：一、普遍；二、永久；三、情深言浅。这都是自然的结果。我们把《楚辞》和它对照一看，《离骚》里千言万语，上天下地，终不如《诗经》里的三言两语能够丰满啊！
《诗经》对于我们的第二条教训是朴素无饰。一句话，（Primitive）文学到了文人手里，每每要走左道。所以初民的文学，传到现在的社会里，仍然占据文学界的一大部。《诗经》的《国风》、《小雅》既不是文人作的，又不是文化大备的时代作的，所以只有天趣，不见人工；是裸体的美人，不是“委委佗佗，如山如河”的“不淑”夫人。例如：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繁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蟀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牖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酒。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適为容？
《七月》一篇，真是绝妙的“农歌”。此外的文章，也是篇篇有初民的意味——质直、朴素，因而逼真。即如《褰裳》的头一章说：“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可以说是鄙污极了。但是揣想那话的情景，止欢喜它的逼真，活灵活现，忘了它的鄙污了。后人做诗，意思尽管极好，文章尽管很修饰，情气每每免不了一个游字。《诗经》里全没有巧言妙语，都是极寻常的话，惟其都是极寻常的话，所以总有极不寻常的价值。Chaucer的Tales到了现在，还给一般人做师资，只因为是初民的（Primitive）文学。《诗经》对于我们的教训，也是如此。
《诗经》对于我们的第三教训是体裁简单。文章里最讨厌的毛病，是滔滔刺刺，说个不休。后来的赋家，是不消说的，很犯这病了。就是五七言的诗家、词家、曲家，也多半专求尽量的发泄，不知道少说比多说更有效。《诗经》的诗，除去《大雅》和《颂》有点铺张外，其余都合最简单的体裁。须知天地间的文章，最怕的是说尽了；最可爱的是作者给读者以极少的话头，却使读者生无限的感想。换句话说来，作者不把他的情景全盘托出，却使读者自己感悟去。《小雅》、《国风》没有多说的话，因而结构没有松散的，因而没有没含蓄的，因而没有缺少言外的意境的。作者不全盘托出，就是使读者完全陷入。这是《诗经》里惟一的文学手段。
《诗经》对于我们的第四条教训是音节的自然调和。做诗断离不了音节，全没音节便是散文。但是这音节一桩事，颇不容易讲。律诗重音节了，只是它那音节，全是背了天真，矫揉造作而成的“声病”。《诗经》里的体裁，真可说是自由诗。然而音节的讲究，还比律诗更觉自然，更觉精致。押韵的方法不限一格；句里又有声韵的组织。双声叠韵的字，上下互相勾连，成就了“一片宫商”。总而言之，《诗经》里的诗，体裁是自由的，押韵法是参差不齐的，句里边都是有声韵的组织的。这样又自由又精致的音节，是我们做白话诗的榜样（孔巽轩先生的《诗声类》，讲《诗经》的韵法很详；钱晓徵先生的《养新录》里，也有一段，论《诗经》里音节的组织的，都可参看；今人丁以此先生的《毛诗正韵》，我曾经见过稿本，实在是讲诗声最详最完的书）。
以上的四条，不过一时偶尔想到，顺便写了下来。其实《诗经》对于我们的教训，还不只此。约略来说，《诗经》可分两大项：一项是《国风》、《小雅》，一项是《大雅》、《颂》。后一项是后来庙堂文学的起源，我们对它不能得甚么有益的教训。至于前一项，是二千年前的自由体白话诗，不特用白话做质料，并且用白话做精神；不特体裁自由，思想、情趣、意旨等项，也无一不自由。我们有这样的模范白话诗，当然要分点工夫，研究一番了。
（3）为甚么单要举出朱晦庵的《诗经集传》和《诗序辨》
朱晦庵的这两部书，在清代一般汉学家的眼光里，竟是一文不值了；其实这是很不公允的见解。据我个人偏陋之见，关于《诗经》的著作，还没有超过他的。先就训诂而论，训诂固然不是这部集传的特长。但是世人以为训诂最当的《毛传》，也不见有什么好处：如“施，移也”；“济济，难也”；“京，大也”；真个不通极了。后人不明白他的意思，“从而为之辞”，说他是说文字的本训。他明明白白是做《诗经》的注，偏牵连到文字的本训上，弄得意思愈加不明白了。算甚么营生呢？又如“履帝武敏歆”一句，《毛传》的穿凿，可谓达于极点了。平情而论，毛公只是个冬烘先生，幸而生的较早些，因而粗略记得几个故训；这可谓生逢其时的人，他自己何曾有深密的学问。后人说他和《左传》、《周礼》互相发明，其实《左传》、《周礼》是伪经，他和它们互相发明，更见其不安了。况且小序尚是卫宏做的，《后汉书》上有明文，故训传也就可想了。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呢。郑康成的笺，实在比故训传好些。凡是笺传不同的地方，总是笺是传非。现在举一个例：《豳·七月》说“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传说，“尔公子躬率其民，同时出，同时归也”。笺说，“悲则始有与公子同归之志，欲嫁焉”。这真比《毛传》通多了。我平日尝玩笑着说：“郑康成免不了几分学究气，还不至于像小毛公的冬烘气象。”《正义》一部书更是不足道的。每逢传笺反背的地方，他先替传说话，再替笺说话，自己和自己打架。这简直是明朝的大全，清朝的高头讲章了。宋朝人关于《诗经》的著作，零碎的多。训诂一层，除朱子的《集传》外，其他是全无所得的。清朝人对于《诗经》训诂，很有些整理发明的功劳。散见的不必说了，即以专书而论，《毛诗稽古篇》、《毛诗传笺通释》、《毛诗传疏》全是重要著作。但是这些著作都是依附着荒谬的《诗序》而作的，都有点“根本错谬”的毛病，所以一经讲起礼，谈起故，论到“诗人之义”来，便刺刺不休的胡说一片。朱子这本《集传》，在训诂上虽然不免粗疏，却少有“根本误谬”的毛病。他既把小序推翻了，因而故训一方面也就着实点儿，不穿凿了。况且朱子在宋儒中，原是学问极博的一个人。他那训诂，原不是抄袭来的，尽多很确当的地方。就是反对他的戴东原，注起诗来，还不能不引用他呢。还有一层，我们读《诗经》，无非体会他的文章，供我们的参考，那里有整工夫去“三年而通一艺”的办呢？所以那些繁重的训诂，大可以不闻不问，还是以速议为是。朱子这部书，虽然不精博，却还简单啊！
至于诗义一层，朱子这两部书真可自豪了。朱子是推翻诗序的。他推翻诗序的法子，只以《诗经》的本文证他的不通。这真可谓卓识了。诗序上的高子，就是孟子所说的“固哉高叟”。诗序从这种人的徒子徒孙做出来，还能要得吗？所以《关雎》等篇必定加上后妃，真个附会迂腐的可笑。后妃是谁，谁也说不清楚，至于“淑女”，更难定了。郑康成竟然硬把太姒安上，章太炎先生又异想天开的说，“文王与纣之事也。后妃淑女，非鬼侯女莫之任”。更曲喻穿凿了一大篇，读者不曾看完，必要发笑的。然而这事不能怪太炎，都是诗序上妄加后妃二字，勾引出来的。总而言之，诗序的大毛病，是迂腐、穿凿、附会、妄引典礼、杜撰事实。“正心”、“诚意”、“修齐治平”（这几个名词虽然不是汉儒所重，但是毛诗已有这气象）的道气，已经很重了，所以自他而降，讲诗的人，都不免有“先生帽子高”的气象。和毛诗同时或者较前的鲁、韩两家，都是道学派的诗。《韩诗外传》有很多的道气，齐诗、翼氏诸家，弄上些五行谶纬，道气变而为妖气，成了方士派的诗学（这都本胡适之先生的话；道学、方士两个名字，也是胡先生造的）。宋元人讲诗，都是学道派，其中还有几家，把诗论政，大讲起功利主义的，尤其可笑。就是王柏疑诗，也还是道气重的紧。他敢于删诗，固算有强毅的魄力了，然而他所以疑诗的缘故，仍是道学先生恨情诗的心理，所以要删郑卫。只有章如愚的见解是极透彻的。他说：“正使学者深维其义，而后可以自得。诗人之义，不若《春秋》、《易》之微。学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知。”这真透彻极了。程伯子是个聪明不过的人，对于《诗经》很有些远妙的见境。他虽然说诗序是国史做的，我们却可翻过来借他这话证明诗序的不可靠。因为他说，若“不是国史做的，孔子又如何凭空做出来”（这话的原文忘了，意思确是如此）。朱子这部《集传》也还有几分道气，但是它的特长是：
（1）拿诗的本文讲诗的本文，不拿反背诗本文的诗序讲诗的本文。
（2）很能阙疑，不把不相干的事实牵合去。
（3）敢说明某某是淫奔诗。
就这几项而论，真是难能可贵了。虽然他还有他的大缺点，但是总算此善于彼的。他虽不曾到了“文学的诗”的境界，却也在道学的诗派中，可称最妥当的，实在是有判断、有见识、能分析、能排众议的著作（朱子这两部书，很被当时人和后人攻击）。现在我把他解一番，奉请读者诸君：（1）学他的敢于推翻千余年古义的精神；（2）学他敢于称心所好，不顾世论的魄力；（3）再把《诗经》的研究更进一步，发明文学主义的《诗经》。
这篇文章写完之后，忽然想起《诗经》的诗，只有一种最大的长处，就是能使用文学的正义。文学的至高用处，只是形状人生，因而动起人的感情，去改造生活；决不是丧志的玩物。《诗经》里的哀怨之词，虽然出在劳夫怨妇的口里，却含有许多哲义。这种“不平之鸣”、天地间的至文，都如此的。所以《诗经》（专指《国风》《小雅》）的文学主义比它的文学手段更是重要，可惜我为篇幅所限，现在不能畅畅快快说了。
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
清朝一代的学问，有许多的派别，我想合起来替它造个称呼，却是办不到。称它做汉学吧，是不通的；称它做朴学吧，是不概括的。必不得已，还是统而言之，用个不逻辑的“清代学问”称它。这不过是作个标识。这一派的先锋，像王应麟诸君，并不是清代人。就是顾宁人、王而农、李二曲等等，说他是清朝人，未免冤他太甚。这个名称正是俗话说的，“呼牛而牛，呼马而马”。若是“顾名思义”起来，便大错了。
我以为清朝一代的学问，只是宋明学问的反动，很像西洋Renaissance时代的学问，正对着中世的学问而发。虽说是个新生命，其实复古的精神很大。所以我平日称它做“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但是这个名词不能通行，我现在只好仍用“清代学问”四字了。
清代学问是中国思想最后的出产品。在汉朝以后，出产的各种学问中，算是最切实最有条理的。想明白它的精神的所在，不可不先观察它和前于它的学问的根本差别。这差别不必就它的本身追求。只看影响它的原动力，就可知道个大概：因为一种学派的命运，大体上总是影响它的原动力所决定：甲学问和乙学问的不同，都由于它们的原动力不同。晚周的学问有两种原动力：第一是历史，第二是粗浅的自然科学。这两种原动力是使晚周学问所以为晚周学问的，是使晚周学问所以不和宋明学问相似的。宋朝学问的原动力是佛、道两宗。谈起心性来，总是逃禅；谈起道体来，必要篡道。我平日常想：假使唐朝一代的学者，能在科学上研究得有些粗浅条理，宋朝的学问必定受它的影响，另是一番面目。无如唐朝的学问太不成东西了，宋人无从取材，只好逃禅篡道去。所以整天讲心，却不能创出个有系统的心理学；整天说德，却不能创个有系统的伦理学。程伯子的天资，朱晦翁的学问，实在是古今少有的。但是所成就的，也不过“如风如影”的观念，东一堆西一堆的零杂话。这都由于先于它的学者，不能在科学上有点成就，供给与它，因而它走了错道了。至于影响清代学问的原动力，不消说得是经籍的古训了。何以经籍的古训能引起清代的学问呢？这是宋明学问的反动了，我们可把戴东原的话作证：
“以理为学，以道为统，以心为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诸六经”。宋朝的学问，在周濂溪、程伯子手里，已经有许多不着边涯的说话，以后愈闹愈甚，直到明末，心学普遍天下，直弄得遍天下皆是自负的圣贤。所以清朝的学问恰是针锋相对的发出。有明末的空洞心学，便有清儒的注重故训；有明朝士流的虚伪浅妄气，便有清儒的实事求是；有明末的束书不读，便有清儒的繁琐学问；有明末的不讲治事，便有清儒的专求实用（顾、颜、黄、李都如此）。宋明的学问是主观的，清代的学问是客观的；宋明的学问是演绎的，清代的学问是归纳的；宋明的学问是悟的，清代的学问是证的；宋明的学问是理想的，清代的学问是经验的；宋明的学问是独断的，清代的学问是怀疑的。就这方法上而论，彼此竟是截然不同，所以彼此的主义，竟是完全的相左。仔细看来，清代的学问，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不过西洋人曾经用在窥探自然界上，我们的先辈曾经用在整理古事物上。彼此所研究的不同，虽然方法近似，也就不能得近似的效果了。平情而论，西洋文化进化的步次，虽然和中国的不尽相同，大致说来，还有近似的地方。西洋的中世纪，作学问的人，何尝不是“以理为学，以道为统，以心为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呢。科学家对着这个造反，恰似我们中国的朴学家对着宋学开衅。又如戴东原的理解，只是实地考索，不凭虑思，照着人的性情，导引到好方向去；“去蔽”而“止善”；“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道义”，而“不主静以为体，穷理以失用”。这层道理，恰似西洋近代的学者，反对当年极有势力的智慧主义。这不是我好为影响附会的话。实在由于同出进化的道路，不容不有相近的踪迹了。但是有一件可惜的事，就是西洋Renaissance时代的学者，求的是真理；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求的是孔二先生、孟老爹爹的真话。他未尝不是要求真理，只是他误以孔二先生、孟老爹爹当做真理了，所以他要求诸六经，而不要求诸万事万物。宋儒明明白白是做自己的学问，偏说直接孔孟的心传；清儒明明白白是做自己的学间，偏说独合六经之正义。若是把这偶像打破，彼此明目张胆的争真是真非，可以省去许多无谓的辩论，而且争论的结果总要有益的多。然而竟自不能，真可惜了！
至于我所谓清代学问的范围，只以四派为限。第一是朴学派。这派是清代学问里最大的一派。通常都称它做汉学派，着实不通的很。宋学对于汉学，只有进化；清学对于宋学，只有进化；清朝的汉学家和汉朝的学者决不是一流人，研究学问的方法，也截然不同。第二是今文学派，就是从孔广森、庄存与到康有为的一派。第三是理学派。这派里只包颜习斋、李刚主等两三人。第四是浙东学派。这派里有黄梨洲、万氏兄弟、全谢山、章实斋等。他如王船山、陈兰甫诸君虽然不能算浙东学派，可是就学问的性质上分来，有非常相同之点，很当以类相从，归成一派。此外的派别就不算数了。至于就时期而论，又可分做五期，第一期称它做胚胎期，从王应麟到焦竑，一般朴学的先进，都归在里头（这在清朝以前）。第二期称它做发展期，从顾亭林到江慎修的时代。第三期称它做极盛期，就是钱晓徵、戴东原、段懋堂、王怀祖的时代。第四期称它做再变期，就是从孔众仲到俞曲园的时代（曲园虽是朴学家，主义上却很受今文学派的影响）。第五期称它做结束期。这一期的代表，只有康有为和章太炎先生两人（康有为原是个不足齿的骗子，近来的议论行事，又如此狂谬，读者诸君或以我举他为疑，不知我只就他在戊戌以前所做的学问论他，但问他在清末学问上的位置，戊戌以后不问他了。至于章先生，也是过去的人物。好在我这篇文章里所论的尽是过去，读者诸君当不至于误会）。这都是中国的学艺再兴时代的各阶级。前三期是遵着一条线而行的；第四期是前三期的反动；朴学派的发达已经极圆满了，大家觉着它难以复加，又觉着它烦琐无用的可厌，所以才能别开一条道路。第五期是结束第二、第三两期的：太炎先生结束第三期，康有为结束第四期。我以为这一时期非常有关系，中国人的思想到了这时期，已经把“孔子即真理”一条信条摇动了，已经临于绝境，必须有急转直下的趋向了。古文学、今文学已经成就了精密的系统，不能有大体的增加了，又当西洋学问渐渐入中国，相逢之下，此消彼长的时机已熟了，所以这个时期竟可说是中国近代文化转移的枢纽。这个以前，是中国的学艺复兴时代，这个以后，便要说是中国的学艺再兴时代。国粹派的主义，当然从此告终。自此以后，必不再会有第一二流的国粹派的学问家。
清代学问的精神，可分做消极、积极两方面说。消极的方面是怀疑。这怀疑恰成一串，疑宋儒（顾亭林、毛西河、胡朏明等）、疑伪古文（阎百诗、惠定宇等疑伪孔，于是乎把魏晋六朝唐人学问上的权威推翻了）、疑古文（今文学派皆然，尤以康有为为最备）、疑今文（太炎先生），结果便疑孔子，于是乎百家平等了［推翻孔子的权威，嘉庆间才有个端绪。汪中《述学》里已把孔子、墨子同等看待（见《墨子后序》），张皋文又替《墨经》做注，章实斋又说孔子不曾集大成。康有为虽是尊孔子，其实他证明白许多经是伪的，便不知不觉的去了孔子的一大部分作用。他又说孔子改制托古，直不啻说孔子曾经作假，我们不可尽信经，章先生现在虽然尊崇孔子，当年破除孔子的力量，非常之大］，于是乎容纳印度化、西洋化了（太炎虽反对欧化，却崇拜印度化）。积极的方面是本着亲历实验的态度，用着归纳的方法，取得无数的材料，翻来覆去，仔细考索，求异求同——这真是条好教训。至于清朝学问的意义，引到人生上，便给我们三大教训：第一是求知，因为知识培养心意（朴学家的作用，只是求知。戴东原说，学问养其心知）；第二是求实用（这是颜、李一派）；第三是求实用（这是今文学派主义）。这三项虽然各不相同，在说者也不曾充分的发挥，还夹着许多毛病。然而就大体论来，却是都有极深意义的话。
如此看来，清代学问在中国历朝的各派学问中，竟是比较的最可信、最有条理的。一般的中国人，既然不肯尽把中国的学问完全搁起来，那么与其做文选派的文、江西派的诗、梦窗派的词、方士派的理学，还不如粗略研究研究清朝学问，比较的近于科学，比较的有益少害啊！所以记者现在就举出几部清朝学问的门径书给读者。
（1）《汉学师承记》 江藩作的
（2）《汉学商兑》 方东树作的
（3）《东塾读书记》 陈澧作的
读者诸君或者以为我举出这三部，未免太无道理。因为这三部书的本身，没有价值可说，像方东树一种人，又是天下绝无仅有的妄人。但是列举清代学问的门径书，非常困难。最要最精的著作，在作者是终生的事业，在读者却困难的非常，所以现在断不便举专门的名著，只得降格相求，举出这三种三四等以下的书。《汉学师承记》一书，有几条很显著的毛病：第一，江是扬州老，地方观念太重，所以许多“吴下阿蒙”都谰进来了；第二，每每有很谬的议论，既媚清朝，又袒吴派；第三，材料的去取太不精，缺漏的太多，可删的也不少。但是虽如此说，却寻不到代替它的书。阮芸台的《儒林传》既不易得，所载的人又太少，读起来又太无滋味，所以记载清代朴学家的事迹和求学方法的书，还是只有他这一部，可作门径之用。《汉学商兑》一书究是“泥中斗兽”的把戏，胡闹的争论，着实可笑。但是他把一般汉学家的根本议论都集在一块，对于我们却非常便利，可以免去初学的人东寻西找的劳苦。我们这样因利乘便的用它，真是方氏所梦想不到的了。至于方氏自己的议论，也不是全无可取：他的学问还算略有根底，思想也不尽浑沌。所以尽管诞妄的地方很多，也尽有说到朴学缺陷的地方。我们把他据以驳骂的话，和他自己的话，仔细比较一番，或者可以得个对于宋学、清学的明了观念。《东塾读书记》一部书，直是“合古今，杂汉宋”的。说它好，它便是不拘门户之见；说它坏，它便是不成统系。陈兰甫的根本观念，差不多是“义理皆在文字中”。更进一层，可说是“汉学即宋学，宋学即汉学，郑康成即朱元晦，朱元晦即郑康成”。这种见解固然不免糊涂，但是清朝的学问，到了咸丰、同治的时代，把乾嘉年间的狭隘门户见解脱去，也是当然的一个阶级。这部书也有独到的地方，辟如说《易》，他称许王弼易，匪薄虞氏易，是很通达公平的说话，绝不是偏浅的“汉学家”所能做到的。我们可以就这一部书的基本意趣上，悟到古今四方的学术，都是演进的状况，都有相成相连的关系。——总而言之，这三部书都是对于初学的人最方便的门径。
第二步的门径书，我再举出几种：
顾炎武的《日知录》（这部书和《养新录》看来好像零碎，其实清代朴学的方法和精神，都可在里边见得）
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这部书可当做清朝学问的方法论读）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这部书也是对着宋明思想革命的。清朝一代的政治理想，还算此书最高超）
戴望的《颜氏学记》
钱大昕的《养新录》
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和《原善》
汪中的《述学》
孔广森的《春秋公羊通义》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
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
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
章炳麟的《检论》
以上的十几种书，为初学者言，可说是入门之用，但是就它们的本身而论，也是非常有价值，不仅是门径书而止。学者从此研究去，必能得正当的道路。
我希望有人在清代的朴学上用功夫，并不是怀着甚么国粹主义，也不是误认朴学可和科学并等，是觉着有几种事业，非借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做不来，这事业就是——
（1）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中国学问不论哪一派，现在都在不曾整理状态之下，必须加一番整理。有条贯了，才可给大家晓得研究。
（2）清朝人的第一大发明是文字学，至于中国的言语学，不过有个萌芽，还不能有详密的条理。若是继续研究下去，竟把中国语言的起源演变发明了，也是件痛快事。
（3）中国古代的社会学正待发明。
以上的三种事业，必须用清朴学家的精神才能成功。但是若直用朴学家的方法，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仍不能得结果。所以现在的学者，断不容有丝毫“抱残守缺”的意味了。
（原载1919年4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四号）
故书新评
《史记志疑》三十六卷
清 梁玉绳撰
世之非难此书者，恒以为疑所不当疑。自我观之，与其过而信之也，毋宁过而疑之。
中国人之通病，在乎信所不当信，此书独能疑所不当疑。无论所疑诸端，条理毕张，即此敢于疑古之精神，已可以作范后昆矣。
读者以吾言为过乎，则请详其说。中国学术，壅塞无过唐代。唐代所以独敝者，实缘拘泥成说，信守师法，五经正义之论，“例不破注”，直类清朝高头讲章耳。赵啖《春秋》之妄，韩李《论语》之陋，虽不可以为是，而自信之风，已启其端。宋代学术再兴，则以此精神为之本也。《老学菴笔记》云：“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嗟乎，陆游、王应麟以此致憾，不解宋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所以非前人所及者，正赖不难疑经之精神，树其本也！论诗至王安石，可谓斯文扫地矣。“视尔如翘，贻我握椒”之解，难为他说得出来。然安石不云乎，“原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想变秀才为学究”。王氏五经说之作，正教人敢于自用，虽逾轨物无伤也。宋儒所蔽，在于观察不肯精密，不能为客体的研究。若共疑古之处，正其所以超越汉唐处。再就清代学术而论，顾炎武、阎若璩，皆善于疑古者。毛奇龄辟草莱，斩荆棘，阮元推之，谅矣。降及乾嘉而有古文之学，及于嘉道而有今文之派。凡此所以造诣独深者，皆以变古为其内心，所有发明，乃敢于自信，不轻信古人之效也。于是可知学术之用，始于疑而终于信，不疑无以见信。若《史记志疑》者原非创造之才，独此过疑之精神，诚哉不可没也。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一书，不伪者亦伪之；然较之伪者亦不伪之，度量相越，不可以道里计其短长也。
太史公书（从钱晓徵考订名）遭厄最甚，今列举之。迁以直谅之才，不为暴君隐恶。其书在于当年，未能溥行于世。虽曰“藏之名山”，终无补于“书缺简脱”，而又经杨终之受诏删定。褚少孙者，学非通人，“妄言补苴，污秽旧史”。其后增益削改者不一家，以至颠倒错乱，读者淆焉。此一厄也。班固者，宗法子长，如其体制；仅具体而微，未尝“青出于蓝”也。而必掩人之善，炫己之长；其毁子长之言，竟无一语不剌谬者。然而班书行世，司马微矣。此二厄也。汉魏六代学人，于此书未知见重。徐广、裴骃、司马贞、张守节之徒，均非通才，故义多不彰，词每曲解。《汉书》上闻君主，受诏传学，服虔以来，训解昭晰。自此而降，孟坚每多功臣，子长终无“巨子”。此三厄也。师古校《汉书》归其本始，后人窜改，尽加删刈。至于宋明，板本校正，代有其人，本书真面，流传今世。若夫《史记》，则注者既无令善之才，是正词文，而俗子妄人，每加改易。至于今日，竟成断烂不可读之书。此四厄也。宋人射策之学盛，渐有以论时文之法论《史记》者。明人归有光、清人方苞、吴汝纶辈，复就太史公书，圈点涂识。误字则认为笔法，脱简则认为笔法，后人改补矛盾处，则认为寓意。持此方术以论《史记》，下于束高阁者一万等。此五厄也。有此五厄，而《史记》真不成书矣。此《史记志疑》者于矛盾之端，错简之处，增考之迹，诂训之义，皆致其疑。因其疑可见其真。古文家文法之谈，村学究史笔之议，可假此括清之矣。世有愿为子长之学者，刊落妖言，复共朔始，则玉绳之作，其导源也。
是书之长，在于敢于疑古，详于辩证。其短则浮词充盈，有甚无谓者。又见其细不见其大，能逐条疑之，不能括全体为言。盖于《史记》删改之迹，犹不能直探其本也。崔怀琴之《史记探源》视此进一等矣。
《乐府诗集》一百卷
宋 郭茂倩撰
今先置此书本身之价值于不论，论《乐府》之价值。乐府诗歌者，中国最优美文学之一也。盖中国文学中，有二种最有势力，而又最可厌恶之原质，到处发现，而《乐府》之大部（非其全体）幸免焉。斯其所以贵也。其质惟何？一曰，文学为独夫政治之附庸；二曰，文情为字面之客体。世所尊为独贵之文学，皆所谓庙堂之作，易词言之，则为独夫政治之优倡者也。此风气殊不以朝堂制作为限，凡一切文体，恒见被其感化。今任执一家文集观之，有不被此优倡之化者乎？藉曰有之，亦极少也。人妖李商隐颂韩愈《平淮西碑》云，“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如此法则，固世人奉为文章第一流也。夫不曰“点窜《国语》《左传》字”，而曰“点窜《尧典》《舜典》字”！不曰“涂改《蒹葭》《东山》诗”，而曰“涂改《清庙》《生民》诗”（此泛言之不就《平淮西碑》论）。则中国人衡量文学，固以如彼之“堂皇典贵”（此是妄人所谓堂皇典贵，其实但有卑鄙龌龊，何堂皇典贵之有）者，为第一流。如此之文情尽至者，在其下也。《乐府》之郊祀、雅乐，固是“兔园册子”，然清商燕乐，却不被其流化。世所传之乐府歌词，恒为情词备至之妙文章！其不受俳优之化，视“杂体诗”更为能自洁焉。此一长也。堆砌之体，盛于汉赋！自尔以后，一切体裁，几乎无不被其影响者。故文情为字面之附庸，字面为文学之主体，拟诗文于“镂金错采”、“飞青丽白”，则其为“字面主义”（Verbalism）可知矣。乐府诗歌者，或作于不解文书者之手，其无从运用字面主义可知。即文人为之，亦必不解文书者歌之，势必徇俗，专尚情趣；所有雕镂之功，无能为役也。今观《乐府诗集》恒有淫荡鄙陋之言，然但觉其情挚，而不觉其淫鄙，其情真也。文人苦意为诗，恒有旷朗之言，然但觉其情游，而不觉其旷朗，其辞饰也。乐府诗歌者，歌于优倡之口，人于庶民之耳，托体如此，故不受中国文学界恶空气之熏陶也。此二长也，他如辞多长短句，近于语言之自然，又能达客观之情。各类人口吻，皆可肖似，不专状文士心境，皆所以优于杂体诗处。
《乐府》价值如此，而《乐府诗集》之价值，亦有可称者。凡所解述评量之语，虽未尽是，搜集要自不易。方之诸史、乐志实超越之，乐学亦当取资，不仅文学而已。
余尝以《乐府诗集》、《宋六十名家词》、《元曲选》三书，为中国文学最要之书。今此类文学体裁，已成往迹，而欲于四、五、七言诗，词、曲而外，别创第六种优美韵文，则此三书之研讨不可缓也。
The Principles of Science, A Treatise on Logic and Scientific Method by W. Stanley Jevons.
此书为逻辑书中甚有价值之作。今列其短长如次：
“符识逻辑”（Symbolic Logic）派始创者为Boole，耶方斯则踵其事者也。Boole之术甚繁，耶方斯约以简易。学者览之，较诸Boole所言，易于领会。盖耶方斯所谈Symbol能建一术以驭群法，而Boole则稍嫌凌错，此其进于前修之点也。惟Boole以纯正逻辑为纯正数学Pure Mathematics之副，而耶方斯以纯正数学为纯正逻辑之副。此其绝异之处，得失亦未易定言。
耶方斯在此书中，有一绝大发明，则以演绎归纳，不为二物，不过一事之两面是也。此发明于知识论上极有价值，而培根、弥儿以难为要，重视归纳，轻视演绎之学说，一括破之矣。
此书第二卷所言，多不精，然于逻辑书中谈“数”、“量”、“可然”者，概未若此书详也。又“可然”诸理，独到之处，亦自不少。
此书四卷所言，皆本弥儿《归纳五律》，伸张其旨。弥儿于所著名学系统中，言此五律，未尝不详；然耶方斯尽其细微，取证尤多，供给于科学方法论者诚不少也。
此书到处谈官能之穷，末卷更大伸其词，因而致人短气。盖斯宾塞First Principles中所言unknowable与knowable二义，早主宰于其胸中，故时时流露于外。耶方斯治弥儿言，原为Empiricist中途受Evolutionism之影响，折而宣告为斯宾塞之徒。识此则此书中所言，可寻其踪迹，断其于哲学上之位置也。
此书文词芜滥，全无文学制裁。一义三复，虽胜义亦复可厌，况为通常所及知者乎？又散漫不整，约之不过及今之半，而必散为七八百页之书，更无振其纲领之手段，读者昏昏然睡去矣。以耶方斯之专步弥儿者，胡为劣于文词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