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认真阅读
文艺鉴赏并不是一桩特别了不起的事，不是只属于读书人或者文学家的事。我们苏州地方流行着一首儿歌：
咿呀咿呀踏水车。水车沟里一条蛇，游来游去捉虾蟆。虾蟆躲（原音作“伴”，意义和“躲”相当，可是写不出这个字来）在青草里。青草开花结牡丹。牡丹娘子要嫁人，石榴姊姊做媒人。桃花园里铺“行家”（嫁妆），梅花园里结成亲。……
儿童唱着这个歌，仿佛看见春天田野的景物，一切都活泼而有生趣：水车转动了，蛇游来游去了，青草开花了，牡丹做新娘子了。因而自己也觉得活泼而有生趣，蹦蹦跳跳，宛如郊野中，一匹快乐的小绵羊。这就是文艺鉴赏的初步。
另外有一首民歌，流行的区域大概很广，在一百年前已经有人记录在笔记中间了，产生的时间当然更早。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
几家夫妇同罗帐？几个飘零在外头？
唱着这个歌，即使并无离别之感的人，也会感到在同样的月光之下，人心的欢乐和哀愁全不一致。如果是独居家中的妇人，孤栖在外的男子，感动当然更深。回想同居的欢乐，更见离别的难堪，虽然头顶上不一定有弯弯的月儿，总不免簌簌地掉下泪来。这些人的感动，也可以说是从文艺鉴赏而来的。
可见文艺鉴赏是谁都有份的。但是要知道，文艺鉴赏不只是这么一回事。
文艺中间讲到一些事物，我们因这些事物而感动，感动以外，不再有别的什么。这样，我们不过处于被动的地位而已。我们应该处于主动的地位，对文艺要研究、考察。它为什么能够感动我们呢？同样讲到这些事物，如果说法变更一下，是不是也能够感动我们呢？这等问题就涉及艺术的范围了。而文艺鉴赏正应该涉及艺术的范围。
在电影场中，往往有一些人为着电影中生离死别的场面而流泪。但是另外一些人觉得这些场面只是全部情节中的片段，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反而对于某景物的一个特写、某角色的一个动作点头赞赏不已。这两种人中，显然是后一种人的鉴赏程度比较高。前一种人只被动地着眼于故事，看到生离死别，设身处地一想，就禁不住掉下泪来。后一种人却着眼于艺术，他们看出了一个特写、一个动作对于全部电影所加增的效果。
还就看电影来说。有一些人希望电影把故事交代得清清楚楚，譬如剧中某角色去访朋友，必须看见他从家中出来的一景，再看见他在路上步行或者乘车的一景，再看见他走进朋友家中去的一景，然后满意。如果看见前一景那个角色在自己家里，后一景却和朋友面对面谈话了，他们就要问：“他门也没出，怎么一会儿就在朋友家中了？”像这样不预备动一动天君的人，当然谈不到什么鉴赏。
散场的时候，往往有一些人说那个影片好极了，或者说，紧张极了，巧妙极了，可爱极了，有趣极了——总之是一些形容词语。另外一些人却说那个影片不好，或者说，一点不紧凑，一点不巧妙，没有什么可爱，没有什么趣味——总之也还是一些形容词语。像这样只能够说一些形容词语的人，他们的鉴赏程度也有限得很。
文艺鉴赏并不是摊开了两只手，专等文艺给我们一些什么，也不是单凭一时的印象，给文艺加上一些形容词语。
文艺中间讲到一些事物，我们就得问：作者为什么要讲到这些事物？文艺中间描写风景，表达情感，我们就得问：作者这样描写和表达是不是最为有效？我们不但说了个“好”就算，还要说得出好在哪里，不但说了个“不好”就算，还要说得出不好在哪里。这样，才够得上称为文艺鉴赏。这样，从好的文艺得到的感动自然更见深切。文艺方面如果有什么不完美的地方，也会觉察出来，不至于一味照单全收。
鲁迅的《孔乙己》，现在小学高年级和初级中学都选作国语教材，读过的人很多了。匆匆读过的人说：“这样一个偷东西被打折了腿的瘪三，写他有什么意思呢？”但是，有耐心去鉴赏的人不这么看，有的说：“孔乙己说回字有四样写法，如果作者让孔乙己把四样写法都写出来，那就索然无味了。”有的说：“这一篇写的孔乙己，虽然颓唐、下流，却处处要面子，处处显示出他所受的教育给予他的影响，绝不同于一般的瘪三，这是这一篇的出色处。”有一个深深体会了世味的人说：“这一篇中，我以为最妙的文字是‘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个话传达出无可奈何的寂寞之感。这种寂寞之感不只属于这一篇中的酒店小伙计，也普遍属于一般人。‘也便这么过’，谁能跳出这寂寞的网罗呢？”
可见文艺鉴赏犹如采矿，你不动手，自然一无所得，只要你动手去采，随时会发现一些晶莹的宝石。
这些晶莹的宝石岂但给你一点赏美的兴趣，并将扩大你的眼光，充实你的经验，使你的思想、情感、意志往更深更高的方面发展。
好的文艺值得一回又一回地阅读，其缘由在此。否则明明已经知道那文艺中间讲的是什么事物了，为什么再要反复阅读？
另外有一类也称为文艺的东西，粗略地阅读似乎也颇有趣味。例如说一个人为了有个冤家想要报仇，往深山去寻访神仙。神仙访到了，拜求收为徒弟，从他修习剑术。结果剑术练成，只要念念有词，剑头就放出两道白光，能取人头于数十里之外。于是辞别师父，下山找那冤家，可巧那冤家住在同一家客店里。三更时分，人不知，鬼不觉，剑头的白光不必放到数十里那么长，仅仅通过了几道墙壁，就把那冤家的头取来，藏在作为行李的空皮箱里。深仇既报，这个人不由得仰天大笑。——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少年很欢喜阅读这一类东西。如果阅读时候动一动天君，就觉察这只是一串因袭的浮浅的幻想。除了荒诞的传说，世间哪里有什么神仙？除了本身闪烁着寒光，剑头哪里会放出两道白光？结下仇恨，专意取冤家的头，其人的性格何等暴戾？深山里住着神仙，客店里失去头颅，这样的人世何等荒唐？这中间没有真切的人生经验，没有高尚的思想、情感、意志作为骨子。说它是一派胡言，也不算过分。这样一想，就不再认为这一类东西是文艺，不再觉得这一类东西有什么趣味。读了一回，就大呼上当不止。谁高兴再去上第二回当呢？
可见阅读任何东西不可马虎，必须认真。认真阅读的结果，不但随时会发现晶莹的宝石，也随时会发现粗劣的瓦砾。于是收取那些值得取的，排除那些无足取的，自己才会渐渐地成长起来。
取着走马看花的态度的，绝谈不到文艺鉴赏。纯处于被动的地位的，也谈不到文艺鉴赏。
要认真阅读。在阅读中要研究、考察。这样才可以走上文艺鉴赏的途径。
驱遣我们的想象
在原始社会里，文字还没有创造出来，却先有了歌谣一类的东西。这也就是文艺。
文字创造出来以后，人就用它把所见所闻所想所感的一切记录下来。一首歌谣，不但口头唱，还要刻呀，漆呀，把它保留在什么东西上（指使用纸和笔以前的时代而言）。这样，文艺和文字就并了家。后来纸和笔普遍地使用了，而且发明了印刷术。凡是需要记录下来的东西，要多少份就可以有多少份。于是所谓文艺，从外表说，就是一篇稿子、一部书，就是许多文字的集合体。
当然，现在还有许多文盲在唱着未经文字记录的歌谣，像原始社会里的人一样。这些歌谣只要记录下来，就是文字的集合体了。文艺的门类很多，不止歌谣一种。古今属于各种门类的文艺，我们所接触到的，可以说，没有一种不是文字的集合体。
文字是一道桥梁。这边的桥堍站着读者，那边的桥堍站着作者。通过了这一道桥梁，读者才和作者会面。不但会面，并且了解作者的心情，和作者的心情相契合。
先就作者的方面说。文艺的创作绝不是随便取许多文字来集合在一起。作者着手创作，必然对于人生先有所见，先有所感。他把这些所见所感写出来，不作抽象的分析，而作具体的描写，不作刻板的记载，而作想象的安排。他准备写的不是普通的论说文、记叙文；他准备写的是文艺。他动手写，不但选择那些最适当的文字，让它们集合起来，还要审查那些写了下来的文字，看有没有应当修改或是增减的。总之，作者想做到的是：写下来的文字正好传达出他的所见所感。
现在就读者的方面说。读者看到的是写在纸面或者印在纸面的文字，但是看到文字并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要通过文字去接触作者的所见所感。
如果不识文字，那自然不必说了。即使识了文字，如果仅能按照字面解释，也接触不到作者的所见所感。王维的一首诗中有这样两句：
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大家认其为佳句。如果单就字面解释，大漠上一缕孤烟是笔直的，长河背后一轮落日是圆圆的，这有什么意思呢？或者再提出疑问：大漠上也许有几处地方聚集着人，难道不会有几缕的炊烟吗？假使起了风，烟不就曲折了吗？落日固然是圆的，难道朝阳就不圆吗？这样地提问，似乎是在研究，在考察，可是也领会不到这两句诗的意思。要领会这两句诗，得睁开眼睛来看。看到的只是十个文字呀。不错，我该说得清楚一点：在想象中睁开眼睛来，看这十个文字所构成的一幅图画。这幅图画简单得很，景物只选四样，大漠、长河、孤烟、落日，传出北方旷远荒凉的印象。给“孤烟”加上个“直”字，见得没有一丝的风，当然也没有风声，于是更来了个静寂的印象。给“落日”加上个“圆”字，并不是说唯有“落日”才“圆”，而是说“落日”挂在地平线上的时候才见得“圆”。圆圆的一轮“落日”不声不响地衬托在“长河”的背后，这又是多么静寂的境界啊！一个“直”，一个“圆”，在图画方面说起来，都是简单的线条，和那旷远荒凉的大漠、长河、孤烟、落日正相配合，构成通体的一致。
像这样驱遣着想象来看，这一幅图画就显现在眼前了，同时也就接触了作者的意境。读者也许是到过北方的，本来觉得北方的景物旷远、荒凉、静寂，使人怅然凝望。现在读到这两句，领会着作者的意境，宛如听一个朋友说着自己也正要说的话，这是一种愉快。读者也许不曾到过北方，不知道北方的景物是怎样的。现在读到这两句，领会着作者的意境，想象中的眼界就因而扩大了；并且想想这意境多美，这也是一种愉快。假如死盯着文字而不能从文字看出一幅图画来，就感受不到这种愉快了。
上面说的不过是一个例子。这并不是说所有文艺作品都要看作一幅图画，才能够鉴赏。这一点必须弄清楚。
再来看另一些诗句。这是从高尔基的《海燕》里摘录出来的。
白蒙蒙的海面上，风在收集着阴云。在阴云和海的中间，得意扬扬地掠过了海燕……
……
海鸥在暴风雨前头哼着——哼着，在海面上窜着，愿意把自己对于暴风雨的恐惧藏到海底里去。
潜水鸟也在哼着——它们这些潜水鸟，够不上享受生活的战斗的快乐！轰击的雷声就把它们吓坏了。
蠢笨的企鹅，畏缩地在崖岸底下躲藏着肥胖的身体……
只有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泛着白沫的海面上飞掠着。
……
——暴风雨！暴风雨快要爆发了！
勇猛的海燕，在闪电中间，在怒吼的海上，得意扬扬地飞掠着，这胜利的预言者叫了：
——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
如果单就字面解释，这些诗句说了一些鸟儿在暴风雨之前各自不同的情况，这有什么意思呢？或者进一步追问：当暴风雨将要到来的时候，人忧惧着生产方面的损失以及人事方面的阻障，不是更要感到不安吗？为什么抛开了人不说，却去说一些无关紧要的鸟儿？这样地问着，似乎是在研究，在考察，可是也领会不到这首诗的意思。
要领会这首诗，得在想象中生出一对翅膀来，而且展开这对翅膀，跟着海燕“在闪电中间，在怒吼的海上，得意扬扬地飞掠着”。这当儿，就仿佛看见了聚集的阴云，耀眼的闪电，以及汹涌的波浪，就仿佛听见了震耳的雷声，怒号的海啸。同时仿佛体会到，一场暴风雨之后，天地将被洗刷得格外清明，那时候在那格外清明的天地之间飞翔，是一种无可比拟的舒适愉快。“暴风雨有什么可怕呢？迎上前去吧！叫暴风雨快些来吧！让格外清明的天地快些出现吧！”这样的心情自然萌生出来了。回头来看看海鸥、潜水鸟、企鹅那些东西，它们苟安、怕事，只想躲避暴风雨，无异于不愿看见格外清明的天地。于是禁不住激昂地叫道：“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
像这样驱遣着想象来看，这才接触到作者的意境。那意境是什么呢？就是不避“生活的战斗”。唯有迎上前去，才够得上“享受生活的战斗的快乐”。读者也许是海鸥、潜水鸟、企鹅似的人物，现在接触到作者的意境：感到海燕的快乐，因而改取海燕的态度，这是一种受用。读者也许本来就是海燕似的人物，现在接触到作者的意境，仿佛听见同伴的高兴的歌唱，因而把自己的态度把握得更坚定，这也是一种受用。假如死盯着文字而不能从文字领会作者的意境，就无从得到这种受用了。
我们鉴赏文艺，最大目的无非是接受美感的经验，得到人生的受用。要达到这个目的，不能够拘泥于文字。必须驱遣我们的想象，才能够通过文字，达到这个目的。
训练语感
前面说过，要鉴赏文艺，必须驱遣我们的想象。这意思就是：文艺作品往往不是倾筐倒箧地说的，说出来的只是一部分罢了，还有一部分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没有说出来，必须驱遣我们的想象，才能够领会它。如果拘于有迹象的文字，而抛荒了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至多只能够鉴赏一半；有时连一半也鉴赏不到，因为那没有说出来的一部分反而是极关重要的一部分。
这一回不说“言外”而说“言内”。这就是语言文字本身所有的意义和情味。鉴赏文艺的人如果对于语言文字的意义和情味不很了了，那就如入宝山空手回，结果将一无所得。
审慎的作家写作，往往斟酌又斟酌，修改又修改，一句一字都不肯随便。无非要找到一些语言文字，意义和情味同他的旨趣恰相贴合，使他的作品真能表达他的旨趣。我们固然不能说所有的文艺作品都能做到这样，可是我们可以说，凡是出色的文艺作品，语言文字必然是作者的旨趣的最贴合的符号。
作者的努力既是从旨趣到符号，读者的努力自然是从符号到旨趣。读者若不能透彻地了解语言文字的意义和情味，那就只看见徒有迹象的死板板的符号，怎么能接近作者的旨趣呢？
所以，文艺鉴赏还得从透彻地了解语言文字入手。这件事看来似乎浅近，但是最基本的。基本没有弄好，任何高妙的话都谈不到。
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从来传为美谈，因而很有效法他的。我还知道有一些少年看书，遇见不很了了的地方就一眼带过；他们自以为有一宗可靠的经验，只要多遇见几回，不很了了的自然就会了了。其实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究竟是不是胡乱阅读的意思，原来就有问题。至于把不很了了的地方一眼带过，如果成了习惯，将永远不能够从阅读得到多大益处。囫囵吞东西，哪能辨出真滋味来？文艺作品跟寻常读物不同，是非辨出真滋味来不可的。读者必须把捉住语言文字的意义和情味，才有辨出真滋味来——也就是接近作者的旨趣的希望。
要了解语言文字，通常的办法是翻查字典辞典。这是不错的。但是现在许多少年仿佛有这样一种见解：翻查字典辞典只是国文课预习的事情，其他功课就用不到，自动地阅读文艺作品当然更无须那样子。这种见解不免错误。产生这个错误不是没有缘由的。其一，除了国文教师以外，所有辅导少年的人都不曾督促少年去利用字典辞典。其二，现在还没有一种适于少年用的比较完善的字典和辞典。虽然有这些缘由，但是从原则上说，无论什么人都该把字典辞典作为终身伴侣，以便随时解决语言文字的疑难。字典辞典即使还不完善，能利用总比不利用好。
不过字典辞典的解释，无非取比照的或是说明的办法，究竟和原字原词不会十分贴合。例如“踌躇”，解作“犹豫”，就是比照的办法；“情操”，解作“最复杂的感情，其发作由于精神的作用，就是爱美和尊重真理的感情”，就是说明的办法。完全不了解什么叫作“踌躇”、什么叫作“情操”的人看了这样的解释，自然能有所了解。但是在文章中间，该用“踌躇”的地方不能换上“犹豫”，该用“情操”的地方也不能拿说明的解释语去替代，可见从意义上、情味上说，原字原词和字典辞典的解释必然多少有点距离。
不了解一个字一个词的意义和情味，单靠翻查字典辞典是不够的。必须在日常生活中随时留意，得到真实的经验，对于语言文字才会有正确丰富的了解力。换句话说，对于语言文字才会有灵敏的感觉。这种感觉通常叫作“语感”。
夏丏尊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讲到语感，有下面的一节说：
在语感锐敏的人的心里，“赤”不但解作红色，“夜”不但解作昼的反面吧。“田园”不但解作种菜的地方，“春雨”不但解作春天的雨吧。见了“新绿”二字，就会感到希望、自然的化工、少年的气概等等说不尽的旨趣，见了“落叶”二字，就会感到无常、寂寥等等说不尽的意味吧。真的生活在此，真的文学也在此。
夏先生这篇文章提及的那些例子，如果单靠翻查字典，就得不到什么深切的语感。唯有从生活方面去体验，把生活所得的一点一点积聚起来，积聚得越多，了解就越深切。直到自己的语感和作者不相上下，那时候去鉴赏作品，才真能够接近作者的旨趣了。
譬如作者在作品中描写一个人从事劳动，末了说那个人“感到了健康的疲倦”，这是很生动很实感的说法。但在语感欠锐敏的人就不觉得这个说法的有味，他想：“疲倦就疲倦了，为什么加上‘健康的’这个形容词呢？难道疲倦还有健康的和不健康的的分别吗？”另外一个读者却不然了，他自己有过劳动的经验，觉得劳动后的疲倦确然和一味懒散所感到的疲倦不同；一是发皇的、兴奋的，一是萎缩的、萎靡的，前者虽然疲倦但有快感，后者却使四肢百骸都像消融了那样地不舒服。现在看见作者写着“健康的疲倦”，不由得拍手称赏，以为“健康的”这个形容词真有分寸，真不可少，这当儿的疲倦必须称为“健康的疲倦”，才传达出那个人的实感，才引得起读者经历过的同样的实感。
这另外一个读者自然是语感锐敏的人了。他的语感为什么会锐敏？就在乎他有深切的生活经验，他知道同样叫作疲倦的有性质上的差别，他知道劳动后的疲倦怎样适合于“健康的”这个形容词。
看了上面的例子，可见要求语感的锐敏，不能单从语言文字上去揣摩，而要把生活经验联系到语言文字上去。一个人即使不预备鉴赏文艺，也得训练语感，因为这于治事接物都有用处。为了鉴赏文艺，训练语感更是基本的准备。有了这种准备，才可以通过文字的桥梁，和作者的心情相契合。
不妨听听别人的话
鉴赏文艺，要和作者的心情相契合，要通过作者的文字去认识世界，体会人生，当然要靠读者自己的努力。有时候也不妨听听别人的话。别人鉴赏以后的心得不一定就可以转变为我的心得；也许它根本不成为心得，而只是一种错误的见解。可是只要抱着参考的态度，听听别人的话，总不会有什么害处。抱着参考的态度，采取不采取，信从不信从，权柄还是在自己手里。即使别人的话只是一种错误的见解，我不妨把它搁在一旁；而别人有几句话搔着了痒处，我就从此得到了启发，好比推开一扇窗，放眼望出去可以看见许多新鲜的事物。阅读文艺也应该阅读批评文章，理由就在这里。
批评的文章有各式各样。或者就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加以赞美或指摘；或者写自己被作品引起的感想；或者说明这作品应该怎样看法；或者推论这样的作品对于社会会有什么影响。一个文艺阅读者，这些批评的文章都应该看看。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批评文章都有价值，但是看看它们，就像同许多朋友一起在那里鉴赏文艺一样，比较独个儿去摸索要多得到一点切磋琢磨的益处和触类旁通的机会。
文艺阅读者最需要看的批评文章是切切实实按照作品说话的那一种。作品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应该怎么看法，为什么；对于社会会有什么影响，为什么。这样明白地说明，当然适于作为参考了。
有一些批评文章却只用许多形容词，如“美丽”“雄壮”之类；或者集合若干形容词语，如“光彩焕发，使人目眩”“划时代的，出类拔萃的”之类。对于诗歌，这样的批评似乎更常见。从前人论词（从广义说，词也是诗歌），往往说苏、辛豪放，周、姜蕴藉，就是一个例子。这只是读了这四家的词所得的印象而已；为要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所得的印象，才选用了“豪放”和“蕴藉”两个形容词。“豪放”和“蕴藉”虽然可以从辞典中查出它们的意义来，但是对于这两个形容词的体会未必人人相同，在范围上，在情味上，多少有广狭、轻重的差别。所以，批评家所说的“豪放”和“蕴藉”，不就是读者意念中的“豪放”和“蕴藉”。读者从这种形容词所能得到的帮助很少。要有真切的印象，还得自己去阅读作品。其次，说某人的作品怎样，大抵只是扼要而言，不能够包括净尽。在批评家，选用几个形容词，集合几个形容词语，来批评某个作家的作品，固然是他的自由；可是读者不能够以此自限。如果以此自限，对于某个作家的作品的领会就得打折扣了。
阅读了一篇作品，觉得淡而无味，甚至发生疑问：作者为什么要采集这些材料，写成这篇文章呢？这是读者常有的经验。这当儿，我们不应该就此武断地说，这是一篇要不得的作品，没有道理的作品。我们应该虚心地想，也许是没有把它看懂吧。于是去听听别人的话。听了别人的话，再去看作品，觉得意味深长了；这些材料确然值得采集，这篇文章确然值得写作。这也是读者常有的经验。
我有一位朋友给他的学生选读小说，有一回，他选了日本国木田独步的一篇《疲劳》。这篇小说不过两千字光景，大家认为是国木田独步的佳作。它的内容大略如下：
篇中的主人公叫作大森。时间是五月中旬某一天的午后二时到四时半光景。地点是一家叫作大来馆的旅馆里。譬之于戏剧，这篇小说可以分为两场；前一场是大森和他的客人田浦在房间里谈话；后一场是大森出去了一趟回到房间里之后的情形。
在前一场中，侍女阿清拿了来客中西的名片进来报告说，遵照大森的嘱咐，账房已经把人不在馆里的话回复那个来客了。大森和田浦正要同中西接洽事情，听说已经把他回复了，踌躇起来。于是两个人商量，想把中西叫来；又谈到对付中西的困难，迁就他不好，对他太像煞有介事也不好。最后决定送信到中西的旅馆去，约他明天清早到这里来。大森又准备停会儿先出去会一会与事情有关的骏河台那个角色；当夜还要把叫作泽田的人叫来，叫他把“样本的说明顺序”预备妥当，以便对付中西。
在后一场中，大森从外面回来，疲劳得很，将身横倒在席上，成了个“大”字。侍女报说江上先生那里来了电话。大森勉强起来去接，用威势堂堂的声气回答说：“那么就请来。”大森“回到房里，又颓然把身子横倒了，闭上眼睛。忽而举起右手，屈指唱着数目，似乎在想什么。过了一会儿，手‘啪’地自然放下，发出大鼾声来，那脸色宛如死人”。
许多学生读了这篇小说，觉得莫名其妙。大森和田浦要同中西接洽什么事情呢？接洽的结果怎样呢？篇中都没有叙明。像这样近乎无头无尾的小说，作者凭什么意思动笔写作呢？
于是我的朋友向学生提示说：
你们要注意，这是工商社会中生活的写生。他们接洽的是什么事情，对于领会这篇小说没有多大关系；单看中间提及“样本的说明顺序”，知道是买卖交易上的事情就够了。在买卖交易上需要这么钩心斗角，斟酌对付，以期占得便宜：这是工商社会的特征。
再看大森和田浦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工商社会的：他们在旅馆里开了房间商量事情；那旅馆的电话备有店用的和客用的，足见通话的频繁；午后二时光景住客大都出去了，足见这时候正有许多事情在分头进行。大森在房间里拟的是“电报稿”，用的是“自来水笔”，要知道时间，看的是“案上的金时计”。他不断地吸“纸烟”，才把烟蒂放下，接着又取一支在手；烟灰盆中盛满了埃及卷烟的残蒂。田浦呢，匆忙地查阅“函件”；临走时候，把函件整理好了装进“大皮包”里。这些东西好比戏剧中的“道具”，样样足以显示人物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商量事情的当儿，不免由一方传染到对方，大家打着“呵欠”。在唤进侍女来教她发信的当儿，却顺便和她说笑打趣。从这上边，可以见到他们所商量的事情并不是怎样有兴味的。后来大森出去了一趟再回来，横倒在席上，疲劳得连洋服也不耐烦脱换。从这上边可以见到他这一趟出去接洽和商量的事情也不是怎样有兴味的。待他接了江上的电话之后，才在“屈指唱着数目，似乎在想什么”，但是一会儿就入睡了，“脸色宛如死人”。这种生活怎样地使人困倦，也就可想而知了。
领会了这些，再来看作为题目的“疲劳”这个词，不是有画龙点睛的妙处吗？
许多学生听了我的朋友的提示，把这篇小说重读一遍，差不多异口同声地说：“原来如此。现在我们觉得这篇小说句句有分量，有交代了。”
揣摩
一篇好作品，只读一遍未必能理解得透。要理解得透，必须多揣摩。读过一遍再读第二第三遍，自己提出些问题来自己解答，是有效办法之一。说有效，就是增进理解的意思。
空说不如举例。现在举鲁迅的《孔乙己》为例，因为这个短篇大家熟悉。
读罢《孔乙己》，就知道用的是第一人称写法。可是篇中的“我”是咸亨酒店的小伙计，并非鲁迅自己，咱们确切知道鲁迅幼年没当过酒店小伙计。这就可以提出个问题：鲁迅为什么要假托这个小伙计，让这个小伙计说孔乙己的故事呢？
用第一人称写法说孔乙己，篇中的“我”就是鲁迅自己，这样写未尝不可以，但是写成的小说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跟咱们读到的《孔乙己》不一样。大概鲁迅要用最简要的方法，把孔乙己活动的范围限制在酒店里，只从孔乙己到酒店里喝酒这件事上表现孔乙己。那么，能在篇中充当“我”的唯有在场的人。在场的人有孔乙己，有掌柜，有其他酒客，都可以充当篇中的“我”，但是都不合鲁迅的需要，因为他们都是被观察被描写的对象。对于这些对象，须有一个观察他们的人，于是假托一个在场的小伙计，让他来说孔乙己的故事。小伙计说的只限于他在酒店里的所见所闻，可是，如果咱们仔细揣摩，就能从其中得到不少东西。
连带想到的可能是如下的问题：幼年当过酒店小伙计的一个人，忽然说起二十多年前的故事来，是不是有点儿不自然呢？
仔细一看，鲁迅交代清楚了。原来小伙计专管温酒，觉得单调，觉得无聊，“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至今还记得，说给人家听听，那是很自然的。
从这儿又可以知道第一、第二两节并非闲笔墨。既然是说当年在酒店里的所见所闻，当然要说一说酒店的大概情况，这就来了第一节。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勉勉强强留在酒店里当小伙计，这也“侍候不了”，那也“干不了”，只好站在炉边温酒，他所感到的单调和无聊可以想见。因此，第二节就少不得。有了这第二节，又在第三节里说“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那么“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的经历，自然深印脑筋，历久不忘了。
故事从“才可以笑几声”说起，以下一连串说到笑。孔乙己一到，“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说了两回。在这些时候，小伙计“可以附和着笑”。掌柜像许多酒客一样，问孔乙己一些话，“引人发笑”。此外还有好几处说到笑，不再列举了。注意到这一点，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篇小说简直是用“笑”贯穿着的，取义何在呢？
小伙计因为“才可以笑几声”而记住孔乙己，自然用“笑”贯穿着他所说的故事，这是最容易想到的回答，但是不仅如此。
故事里被笑的是孔乙己一个人，其他的人全是笑孔乙己的，这不是表明孔乙己的存在只能作为供人取笑的对象吗？孔乙己有他的悲哀，有他的缺点，他竭力想跟小伙计搭话，他有跟别人交往的殷切愿望。所有在场的人可全不管这些，只是把孔乙己取笑一阵，取得无聊生涯中片刻的快活。这不是表明当时社会里人跟人的关系，冷漠无情到叫人窒息的地步吗？为什么会冷漠无情到这样地步，故事里并没点明，可是咱们从这一点想开去，不是可以想得很多吗？
第九节是这么一句话：“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句话单独作一节搁在这儿，什么用意呢？
最先想到的回答大概是结束上文。上文说孔乙己到来使酒店里的人怎样怎样快活，这儿结束一下，就说他“是这样的使人快活”，这样回答当然没有错。但是说“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说孔乙己来不来，存在不存在，全跟别人没有什么关系吗？别人的生涯反正是无聊，孔乙己来了，把他取笑一阵，仿佛觉得快活，骨子里还是无聊；孔乙己不来，没有取笑的对象，也不过是个无聊罢了，这就叫“也便这么过”。“也便这么过”只五个字，却是全篇气氛的归结语，又妙在确然是小伙计的口吻。当年小伙计在酒店里，专管温酒的无聊职务，不是“也便这么过”吗？
还有不少问题可以提出，现在写一些在这儿。
第一节说酒店的大概情况，点明短衣帮在哪儿喝，穿长衫的在哪儿喝，跟下文哪一处有密切的联系呢？
开始说孔乙己的形象，用“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这些话是仅仅交代形象呢，还是在交代形象之外，还含有旁的意思要咱们自己领会？
为什么“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呢？
孔乙己说的话，别人说的话，都非常简短。他们说这些简短的话的当时，动机是什么，情绪是怎样呢？
孔乙己的话里有“污人清白”“窃书”“君子固穷”“多乎哉？不多也”之类的文言。这除了照实摹写孔乙己的口吻之外，有没有旁的作用呢？
孔乙己到店时候的情形，有泛叙，有特叙，泛叙叙经常的情形，特叙叙某一天的情形。如果着眼在这一点上，是不是可以看出分别用泛叙和特叙的作用呢？
掌柜看孔乙己的账，一次是中秋，一次是年关，一次是第二年的端午，为什么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几乎是提不尽的。
几个人读同一篇作品，各自提出些问题，绝不会个个相同。但是可能个个都有价值，足以增进理解。
理解一篇作品，当然着重在它的主要意思，但是主要意思是靠全篇的各个部分烘托出来的，所以各个部分全都不能轻轻放过。体会各个部分，总要不离作品的主要意思，提出来的必须是合情合理的值得揣摩的问题。要是硬找些不相干的问题来抠，那就没有意义了。
精读的指导——《精读指导举隅》前言
在指导以前，得先令学生预习。预习原很通行，但是要收到实效，方法必须切实，考查必须认真。现在请把学生应做的预习工作分项说明于下。
一、通读全文
理想的办法，国文教本要有两种本子：一种是不分段落，不加标点的，供学生预习用；一种是分段落，加标点的，待预习过后才拿出来对勘。这当然办不到。可是，不用现成教本而用油印教材的，那就可以在印发的教材上不给分段落，也不给加标点，令学生在预习时候自己用铅笔划分段落，加上标点。到上课时候，由教师或几个学生通读，全班学生静听，各自拿自己预习的成绩来对勘；如果自己有错误，就用墨笔订正。这样，一份油印本就有了两种本子的功用了。现在的书籍报刊都分段落，加标点，从著者方面说，在表达的明确上很有帮助；从读者方面说，阅读起来可以便捷不少。可是，练习精读，这样的本子反而把学者的注意力减轻了。既已分了段落，加了标点，就随便看下去，不再问为什么要这样分、这样点，这是人之常情。在这种常情里，恰恰错过了很重要的练习机会。若要不放过这个机会，唯有令学生用一种只有文字的本子去预习，在怎样分段、怎样标点上用一番心思。预习的成绩当然不免有错误，然而不足为病。除了错误以外，凡是不错误的地方都是细心咬嚼过来的，这将是终身的受用。
假如用的是现成教本，或者虽用油印教材，而觉得只印文字颇有不便之处，那就只得退一步设法，令学生在预习的时候，对于分段标点作一番考核的功夫。为什么在这里而不在那里分段呢？为什么这里该用逗号而那里该用句号呢？为什么这一句该用惊叹号而不该用疑问号呢？这些问题，必须自求解答，说得出个所以然来。还有，现成教本是编辑员的产品，油印教材大都经教师加过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岂能完全没有错误？所以，不妨再令学生注意，不必绝对信赖印出来的教本与教材，最要紧的是用自己的眼光通读下去，看看是不是应该这样分段，这样标点。
要考查这一项预习的成绩怎样，得在上课时候指名通读。全班学生也可以借此对勘，订正自己的错误。读法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吟诵，一种是宣读。无论文言白话，都可以用这两种读法来读。文言的吟诵，各地有各地的调子，彼此并不一致；但是都为了传出文字的情趣，畅发读者的感兴。白话一样可以吟诵，大致与话剧演员念台词差不多，按照国语的语音，在抑扬顿挫表情传神方面多多用功夫，使听者移情动容。现在有些小学校里吟诵白话与吟诵文言差不多，那是把“读”字呆看了。吟诵白话必须按照国语的语音，国语的语音运用得到家，才是白话的最好的吟诵。至于宣读，只是依照对于文字的理解，平正地读下去，用连贯与间歇表示出句子的组织与前句和后句的分界来。这两种读法，宣读是基本的一种；必须理解在先，然后谈得到传出情趣与畅发感兴。并且，要考查学生对于文字理解与否，听他的宣读是最方便的方法。比如《泷冈阡表》的第一句，假如宣读作“呜呼！唯我皇——考崇公卜——吉于泷冈——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于其阡，非——敢缓也，盖有待也”。这就显然可以察出，读者对于“皇考”“崇公”“卜吉”“六十年”与“卜吉于泷冈”的关系，“始”字、“克”字、“表”字及“非”字、“敢”字、“缓”字缀合在一起的作用，都没有理解。所以，上课时候指名通读，应该用宣读法。
二、认识生字生语
通读全文，在知道文章的大概；可是要能够通读下去没有错误，非先把每一个生字生语弄清楚不可。在一篇文章里，认为生字生语的，各人未必一致，只有各自挑选出来，依赖字典辞典的翻检，得到相当的认识。所谓认识，应该把它解作最广义。仅仅知道生字生语的读音与解释，还不能算充分认识；必须熟习它的用例，知道它在某一种场合才可以用，用在另一种场合就不对了，这才真个认识了。说到字典辞典，我们真惭愧，国文教学的受重视至少有二十年了，可是还没有一本适合学生使用的字典辞典出世。现在所有的，字典脱不了《康熙字典》的窠臼，辞典还是《辞源》称霸，对学习国文的学生都不很相宜。通常英文字典有所谓“求解”“作文”两用的，学生学习国文，正需要这一类的国文字典辞典。一方面知道解释，另一方面更知道该怎么使用，这才使翻检者对于生字生语具有彻底的认识。没有这样的字典辞典，学生预习效率就不会很大。但是，使用不完善的工具总比不使用工具强一点；目前既没有更适用的，就只得把属于《康熙字典》系统的字典与称霸当世的《辞源》将就应用。这当儿，教师不得不多费一点心思，指导学生搜集用例，或者搜集了若干用例给学生，使学生自己去发现生字生语的正当用法。
学生预习，通行写笔记，而生字生语的解释往往在笔记里占大部分篇幅。这原是好事情，记录下来，印象自然深一层，并且可以备往后的考查。但是，学生也有不明白写笔记的用意的；他们因为教师要他们交笔记，所以不得不写笔记。于是，有胡乱抄了几条字典辞典的解释就此了事的；有遗漏了真该特别注意的字语而仅就寻常字语解释一下拿来充数的。前者胡乱抄录，未必就是那个字语在本文里的确切意义；后者随意挑选，把应该注意的反而放过了；这对于全文的理解都没有什么帮助。这样的笔记交到教师手里，教师辛辛苦苦地把它看过，还要提起笔来替它订正，实际上对学生没有多大益处，因为学生并没有真预习。所以，须在平时使学生养成一种观念与习惯，就是：生字生语必须依据本文，寻求那个字语的确切意义；又必须依据与本文相类和不相类的若干例子，发现那个字语的正当用法。至于生字生语的挑选，为了防止学生或许会有遗漏，不妨由教师先行尽量提示，指明这一些字语是必须弄清楚的。这样，学生预习才不至于是徒劳，写下来的笔记也不至于是循例的具文。
要考查学生对于生字生语的认识程度怎样，可以看他的笔记，也可以听他的口头回答。比如《泷冈阡表》第一句里“始克表于其阡”的“克”字，如果解作“克服”或“克制”，那显然是没有照顾本文，随便从字典里取了一个解释。如果解作“能够”，那就与本文切合了，可见是用了一番心思的。但是还得进一步研求：“克”既然作“能够”解，“始克表于其阡”可不可以写作“始能表于其阡”呢？对于这个问题，如果仅凭直觉回答说，“意思也一样，不过有点不顺适”，那是不够的。这须得研究“克”和“能”的同和异。在古代，“克”与“能”用法是一样的，后来渐渐分化了，“能”字被认为常用字，直到如今；“克”字成为古字，在通常表示“能够”意义的场合上就不大用它。在文句里面，丢开常用字不用，而特地用那同义的古字，除了表示相当意义以外，往往还带着郑重、庄严、虔敬等等情味。“始克表于其阡”一语，用了“能”字的同义古字“克”字，见得作者对于“表于其阡”的事情看得非常郑重，不敢随便着手，这正与全文的情味相应。若作“始能表于其阡”，就没有那种情味，仅仅表明方始“能够”表于其阡而已。所以直觉地看，也辨得出它有点不顺适了。再看这一篇里，用“能”字的地方很不少，如“吾何恃而能自守邪”“然知汝父之能养也”“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故能详也”“吾儿不能苟合于世”“汝能安之”。这几个“能”字，作者都不换用“克”字，因为这些语句都是转述母亲的话，无须带着郑重、庄严、虔敬等等情味；并且，用那常用的“能”字，正切近于语言的自然。用这一层来反证，更可以见得“始克表于其阡”的“克”字，如前面所说，是为着它有特别作用才用了的。——像这样的讨究，学生预习时候未必人人都做得来；教师在上课时候说给他们听，也嫌烦琐一点。但是简单扼要地告诉他们，使他们心知其故，还是必需的。
学生认识生字生语，往往有模糊笼统的毛病，用句成语来说，就是“不求甚解”。曾见作文本上有“笑颜逐开”四字，这显然是没有弄清楚“笑逐颜开”究竟是什么意义，只知道在说到欢笑的地方仿佛有这么四个字可以用，结果却把“逐颜”两字写颠倒了。又曾见“万卷空巷”四字，单看这四个字，谁也猜不出是什么意义；但是连着上下文一起看，就知道原来是“万人空巷”；把“人”字忘记了，不得不找一个字来凑数，而“卷”字与“巷”字字形相近，因“巷”字想到“卷”字，就写上了“卷”字。这种错误全由于当初认识的时候太疏忽了，意义不曾辨明，语序不曾念熟，怎得不闹笑话？所以令学生预习，必须使他们不犯模糊笼统的毛病；像初见一个生人一样，一见面就得看清他的形貌，问清他的姓名职业。这样成为习惯，然后每认识一个生字生语，好像积钱似的，多积一个就多加一分财富的总量。
三、解答教师所提示的问题
一篇文章，可以从不同的观点去研究它。如作者意念发展的线索，文章的时代背景，技术方面布置与剪裁的匠心，客观上的优点与疵病，这些就是所谓不同的观点。对于每一个观点，都可以提出问题，令学生在预习的时候寻求解答。如果学生能够解答得大致不错，那就真个做到了“精读”两字了。“精读”的“读”字原不是仅指“吟诵”与“宣读”而言的。比较艰深或枝节的问题，估计起来不是学生所必须知道的，当然不必提出。但是，学生应该知道而未必能自行解答的，却不妨预先提出，让他们去动一动天君，查一查可能查到的参考书。他们经过了自己的一番摸索，或者是略有解悟，或者是不得要领，或者是全盘错误，这当儿再来听教师的指导，印入与理解的程度一定比较深切。最坏的情形是指导者与领受者彼此不相应，指导者只认领受者是一个空袋子，不问情由把一些叫作知识的东西装进去。空袋子里装东西进去，还可以容受；完全不接头的头脑里装知识进去，能不能容受却是说不定的。
这一项预习的成绩，自然也得写成笔记，以便上课讨论有所依据，往后更可以复按、查考。但是，笔记有敷衍了事的，有精心撰写的。随便从本文里摘出一句或几句话来，就算是“全文大意”与“段落大意”；不赅不备地列几个项目，挂几条线，就算是“表解”；没有说明，仅仅抄录几行文字，就算是“摘录佳句”；这就是敷衍了事的笔记。这种笔记，即使每读一篇文字都作，作上三年六年，实际上还是没有什么好处。所以说，要学生作笔记自然是好的，但是仅仅交得出一本笔记，这只是形式上的事情，要希望收到实效，还不得不督促学生凡作笔记务须精心撰写。所谓精心撰写也不须求其过高过深，只要写下来的东西真是他们自己参考与思索得来的结果，就好了。参考要有路径，思索要有方法，这不单是知识方面的事，而且是习惯方面的事。习惯的养成在教师的训练与指导。学生拿了一篇文章来预习，往往觉得茫然无从下手。教师要训练他们去参考，指导他们去思索，最好给他们一种具体的提示。比如读《泷冈阡表》，这一篇是作者叙述他的父亲，就可以教他们取相类的文章归有光的《先妣事略》来参考，看两篇的取材与立意上有没有异同；如果有的话，为什么有。又如《泷冈阡表》里有叙述赠封三代的一段文字，好像很啰唆，就可以教他们从全篇的立意上思索，看这一段文字是不是不可少的；如果不可少的话，为什么不可少。这样具体地给他们提示，他们就不至于茫然无从下手，多少总会得到一点成绩。时时这样具体地给他们提示，他们参考与思索的习惯渐渐养成，写下来的笔记再也不会是敷衍了事的了。即使所得的解答完全错误，但是在这以后得到教师或同学的纠正，一定更容易心领神会了。
上课时候令学生讨论，由教师做主席、评判人与订正人，这是很通行的办法。但是讨论要进行得有意义，第一要学生在预习的时候准备得充分，如果准备不充分，往往会与虚应故事的集会一样，或是等了好久没有一个人开口，或是有人开口了只说一些不关痛痒的话。教师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只得不再要学生发表什么，只得自己一个人滔滔汩汩地讲下去。这就完全不合讨论的宗旨了。第二还得在平时养成学生讨论问题、发表意见的习惯。听取人家的话、评判人家的话，用不多不少的话表白自己的意见，用平心静气的态度比勘自己的与人家的意见，这些都要历练的。如果没有历练，虽然胸中仿佛有一点儿准备，临到讨论是不一定敢于发表的。这种习惯的养成不仅是国文教师的事情，所有教师都得负责。不然，学生成为只能听讲的被动人物，任何功课的进步至少要减少一半。——学生事前既有充分的准备，平时又有讨论的习惯，临到讨论才会人人发表意见，不至于老是某几个人开口；所发表的意见又都切合着问题，不至于胡扯乱说，全不着拍。这样的讨论，在实际的国文教室里似乎还不易见到；然而要做到名副其实的讨论，却非这样不可。
讨论进行的当儿，有错误给予纠正，有疏漏给予补充，有疑难给予阐明，虽说全班学生都有份儿，但是最后的责任还在教师方面。教师自当抱着客观的态度，就国文教学应有的观点说话。现在已经规定要读白话了，如果还说白话淡而无味，没有读的必要；或者教师自己偏爱某一体文字，就说除了那一体文字都不值一读；就都未免偏于主观，违背了国文教学应有的观点了。讲起来，滔滔汩汩连续到三十五十分钟，往往不及简单扼要讲这么五分十分钟容易使学生印入得深切。即使教材特别繁复，非滔滔汩汩连续到三十五十分钟不可，也得在发挥完毕的时候，给学生一个简明的提要。学生凭这个提要，再去回味那滔滔汩汩的讲说，就好像有了一条索子，把散开的钱都穿起来了。这种简明的提要，当然要让学生写在笔记本上；尤其重要的是写在他们心上，让他们牢牢记住。
课内指导之后，为求涵咀得深，研讨得熟，不能就此过去，还得有几项事情要做。现在请把学生应做的练习工作分项说明如下。
一、吟诵
在教室内通读，该用宣读法，前面已经说过。讨究完毕以后，学生对于文章的细微曲折之处都弄清楚了，就不妨指名吟诵。或者先由教师吟诵，再令学生仿读。自修的时候，尤其应该吟诵；只要声音低一点，不妨碍他人的自修。原来国文和英文一样，是语文学科，不该只用心与眼来学习；须在心与眼之外，加用口与耳才好。吟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从前人读书，多数不注重内容与理法的讨究，单在吟诵上用功夫，这自然不是好办法。现在国文教学，在内容与理法的讨究上比从前注重多了；可是学生吟诵的功夫太少，多数只是看看而已。这又是偏向了一面，丢开了一面。唯有不忽略讨究，也不忽略吟诵，那才全而不偏。吟诵的时候，对于讨究所得的不仅理智地了解，而且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法化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了，这是最可贵的一种境界。学习语文学科，必须达到这种境界，才会终身受用不尽。
一般的见解，往往以为文言可以吟诵，白话就没有吟诵的必要。这是不对的。只要看戏剧学校与认真演习的话剧团体，他们练习一句台词，不惜反复订正，再四念诵，就可以知道白话的吟诵也大有讲究。多数学生写的白话为什么看起来还过得去，读起来就少有生气呢？原因就在他们对于白话仅用了心与眼，而没有在口与耳方面多用功夫。多数学生登台演说，为什么有时意思还不错，可是语句往往杂乱无次，语调往往不合要求呢？原因就在平时对于语言既没有训练，国文课内对于白话又没有好好儿吟诵。所以这里要特别提出，白话是与文言一样需要吟诵的。白话与文言都是语文，要亲切地体会白话与文言的种种方面，都必须花一番功夫去吟诵。
吟诵的语调，有客观的规律。语调的差别，不外乎高低、强弱、缓急三类。高低是从声带的张弛而来的分别。强弱是从肺部发出空气的多少而来的分别。缓急是声音与时间的关系，在一段时间内，发音数少是缓，发音数多就是急。吟诵一篇文章，无非依据对于文章的了解与体会，错综地使用这三类语调而已。大概文句之中的特别主眼，或是前后的词彼此关联照应的，发声都得高一点。就一句来说，如意义未完的文句，命令或呼叫的文句，疑问或惊讶的文句，都得前低后高。意义完足的文句，祈求或感激的文句，都得前高后低。再说强弱。表示悲壮、快活、叱责或慷慨的文句，句的头部宜加强。表示不平、热诚或确信的文句，句的尾部宜加强。表示庄重、满足或优美的文句，句的中部宜加强。再说缓急。含有庄重、畏敬、谨慎、沉郁、悲哀、仁慈、疑惑等等情味的文句，须得缓读。含有快活、确信、愤怒、惊愕、恐怖、怨恨等等情味的文句，须得急读。以上这些规律，都应合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与情感，所以依照规律吟诵，最合于语言的自然。上面所说的三类声调，可以用符号来表示，如把“·”作为这个字发声须高一点的符号，把“△”作为这一句该前低后高的符号，把“△”作为这一句该前高后低的符号，把“＞”作为句的头部宜加强的符号，把“＜”作为句的尾部宜加强的符号，把“＜＞”作为句的中部宜加强的符号，把“—”作为急读的符号，把“——”作为缓读的符号，把“﹏”作为不但缓读而且须摇曳生姿的符号。在文字上记上符号，练习吟诵就不至于漫无凭依。符号当然可以随意规定，多少也没有限制，但是应用符号总是对教学有帮助的。
吟诵第一求其合于规律，第二求其通体纯熟。从前书塾里读书，学生为了要早一点到教师跟前去背诵，往往把字句勉强记住。这样强记的办法是要不得的，不久连字句都忘记了，还哪里说得上体会？令学生吟诵，要使他们看作一种享受而不看作一种负担。一遍比一遍读来入调，一遍比一遍体会亲切，并不希望早一点能够背诵，而自然达到纯熟的境界。抱着这样享受的态度是吟诵最易得益的途径。
二、参读相关的文章
精读文章，每学年至多不过六七十篇。初中三年，所读仅有两百篇光景，再加上高中三年，也只有四百篇罢了。倘若死守着这几百篇文章，不用旁的文章来比勘、印证，就难免化不开来，难免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精读文章，只能把它认作例子与出发点；既已熟习了例子，占定了出发点，就得推广开来，阅读略读书籍，参读相关文章。这里不谈略读书籍，单说所谓相关文章。比如读了某一体文章，而某一体文章很多，手法未必一样，大同之中不能没有小异；必须多多接触，方能普遍领会某一体文章的各方面。或者手法相同，而相同之中不能没有个优劣得失；必须多多比较，方能进一步领会优劣得失的所以然。并且，课内精读文章是用细琢细磨的功夫来研讨的；而阅读的练习，不但求其理解明确，还须求其下手敏捷，老是这样细磨细琢，一篇文章研讨到三四个钟头，是不行的。参读相关文章就可以在敏捷上历练；能够花一两个钟头把一篇文章弄清楚固然好，更敏捷一点只花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尤其好。参读的文章既与精读文章相关，怎样剖析，怎样处理，已经在课内受到了训练，求其敏捷当然是可能的。这种相关文章可以从古今“类选”“类纂”一类的书本里去找。学生不能自己置备，学校的图书室不妨多多陈列，供给学生随时参读。
请再说另一种意义的相关文章。夏丏尊先生在一篇说给中学生听的题目叫作“阅读什么”的演讲词里，有以下的话：
诸君在国文教科书里读到了一篇陶潜的《桃花源记》……这篇文字是晋朝人作的，如果诸君觉得和别时代人所写的情味有些两样，要想知道晋代文的情形，就会去翻中国文学史；这时文学史就成了诸君的参考书。这篇文字里所写的是一种乌托邦思想，诸君平日因了师友的指教，知道英国有一位名叫马列斯的社会思想家，写过一本《理想乡消息》，和陶潜所写的性质相近，拿来比较；这时《理想乡消息》就成了诸君的参考书。这篇文字是属于记叙一类的，诸君如果想明白记叙文的格式，去翻看记叙文作法；这时记叙文作法就成了诸君的参考书。还有，这篇文字的作者叫陶潜，诸君如果想知道他的为人，去翻《晋书·陶潜传》或陶集；这时《晋书》或陶集就成了诸君的参考书。
这一段演讲里的参考书就是这里所谓另一种意义的相关文章。像这样把精读文章作为出发点，向四面八方发展开来，那么，精读了一篇文章，就可以带读许多书，知解与领会的范围将扩张到多么大啊！学问家的广博与精深差不多都从这个途径得来。中学生虽不一定要成学问家，但是这个有利的途径是该让他们去走的。
其次，关于语调与语文法的揣摩，都是愈熟愈好。精读文章既已到了纯熟的地步，再取语调与语文法相类似的文章来阅读，纯熟的程度自然更进一步。小孩子学说话，能够渐渐纯熟而没有错误，不单是从父母方面学来的；他从所有接触的人方面去学习，才会成功。在精读文章以外，再令读一些相类似的文章，比之于小孩子学说话，就是要他们从所有接触的人方面去学习。
三、应对教师的考问
学生应对考问是很通常的事情。但是对于应对考问的态度未必一致。有尽其所知所能，认真应对的；有不负责任，敷衍应对的；有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只着眼于分数的多少的。以上几种态度，自然第一种最可取。把所知所能尽量拿出来，教师就有了确实的凭据，知道哪一方面已经可以了，哪一方面还得督促。考问之后，教师按成绩记下分数；分数原是备稽考的，分数多不是奖励，分数少也不是惩罚，分数少到不及格，那就是学习成绩太差，非赶紧努力不可。这一层，学生必须明白认识。否则误认努力学习只是为了分数，把切己的事情看作身外的事情，就是根本观念错误了。
教师记下了分数，当然不是指导的终结，而是加工的开始。对于不及格的学生，尤须设法给他们个别的帮助。分数少一点本来没有什么要紧；但是分数少正表明学习成绩差，这是热诚的教师所放心不下的。
考查的方法很多，如背诵、默写、简缩、扩大、摘举大意、分段述要、说明作法、述说印象，也举不尽许多。这里不想逐项细说，只说一个消极的原则，就是：不足以看出学生学习成绩的考问方法最好不要用。比如教了《泷冈阡表》之后，考问学生说：“欧阳修的父亲做过什么官？”这就是个不很有意义的考问。文章里明明写着“为道州判官，泗绵二州推官，又为泰州判官”，学生精读了一阵，连这一点也不记得，还说得上精读吗？学生回答得出这样的问题，也无从看出他的学习成绩好到怎样。所以说它不很有意义。
考问往往在精读一篇文章完毕或者月考期考的时候举行；除此之外，通常不再顾及，一篇文章讨究完毕就交代过去了。这似乎不很妥当。从前书塾里读书，既要知新，又要温故，在学习的过程中，匀出一段时间来温理以前读过的，这是个很好的办法。现在教学国文，应该采取它。在精读几篇文章之后，且不要上新的；把以前读过的温理一下，回味那已有的了解与体会，更寻求那新生的了解与体会，效益绝不会比上一篇新的来得少。这一点很值得注意，所以附带在这里说一说。
论国文精读指导不只是逐句讲解
教书逐句讲解，是从前书塾里的老法子。讲完了，学生自去诵读；以后是学生背诵，还讲，这就完成了教学的一个单元。从前也有些不凡的教师，不但逐句讲解，还从虚字方面仔细咬嚼，让学生领会使用某一些虚字恰是今语的某一种口气；或者就作意方面尽心阐发，让学生知道表达这么一个意思非取这样一种方式不可；或者对诵读方面特别注重，当范读的时候，把文章中的神情理趣，在声调里曲曲传达出来，让学生耳与心谋，得到深切的了解。这种教师往往使学生终身不忘；学生想到自己的受用，便自然而然感激那给他实益的教师。这种教师并不多，一般教师都只逐句讲解。
逐句讲解包括：（一）解释字词的意义。（二）说明成语典故的来历这两项预备工作；预备工作之后。（三）把书面的文句译作口头的语言，便是主要工作了。应用这样办法，论理必作如下的假定：（一）假定学生无法了解那些字词的意义。（二）假定学生无法考查那些成语典故的来历。（三）假定学生不能把书面的文句译作口头的语言。不然，何必由教师逐一讲解？（四）假定读书的目标只在能把书面的文句译作口头的语言；译得来，才算读懂了书。不然，何以把这一项认为主要工作而很少顾及其他？还有：（五）假定教学只是授受的关系，学生是没有能力的，自己去探讨也无非徒劳，必待教师讲了授了，他用心地听了受了，才会了解他所读的东西。不然，何不让学生在听讲之外，再做些别的工作？——教师心里固然不一定意识到以上的假定；可是，如果只做逐句讲解的工作，就不能不承认有这几个假定。而从现代教育学的观点，这几个假定都是不合教学的旨趣的。
从前书塾教书，不能说没有目标。希望学生读通了，写通了，或者去应科举，取得功名；或者保持传统，也去教书；或者写作书信，应付实用；这些都是目标。但是能不能达到目标，教师似乎不负什么责任。一辈子求不到功名的，只怨自己命运不济，不怪教师；以误传误当村馆先生的，似是而非写糊涂书信的，自己也莫名其妙，哪里会想到教师给他吃的亏多么大？在这样情形之下，教师对于怎样达到目标（也就是对于教学方法），自然不大措意。现在的国文教学可不同了。国文教学悬着明晰的目标：养成阅读书籍的习惯，培植欣赏文学的能力，训练写作文章的技能。这些目标是非达到不可的，责任全在教师身上；而且所谓养成、培植、训练，不仅对一部分学生而言，必须个个学生都受到了养成、培植、训练，才算达到了目标。因此，教学方法须特别注重。如果沿袭从前书塾里的老法子，只逐句讲解，就很难达到目标。可是，熟悉学校情形的人都知道现在的国文教学，一般地说，正和从前书塾教书差不多。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阅读书籍的习惯不能凭空养成，欣赏文学的能力不能凭空培植，写作文章的技能不能凭空训练。国文教学所以要用课本或选文，就在将课本或选文作为凭借，然后种种工作得以着手。课本里收的，选文入选的，都是单篇短什，没有长篇巨著。这并不是说学生读一些单篇短什就够了。只因单篇短什分量不多，要做细琢细磨的研读功夫正宜从此入手；一篇读毕，又来一篇，涉及的方面既不嫌偏颇，阅读的兴趣也不致单调，所以取作精读的教材。学生从精读方面得到种种经验，应用这些经验，自己去读长篇巨著以及其他的单篇短什，不再需要教师的详细指导（不是说不需要指导），这就是略读。就教学而言，精读是主体，略读只是补充；但就效果而言，精读是准备，略读才是应用。精读与略读的关系如此，试看，只做逐句讲解的工作，是不是就尽了精读方面的指导责任？
所谓阅读书籍的习惯，并不是什么难能的事，只是能够按照读物的性质作适当的处理而已。需要翻查的，能够翻查；需要参考的，能够参考；应当条分缕析的，能够条分缕析；应当综观大意的，能够综观大意；意在言外的，能够辨得出它的言外之意；义有疏漏的，能够指得出它的疏漏之处：到此地步，阅读书籍的习惯也就差不多了。一个人有了这样的习惯，一辈子读书，一辈子受用。学生起初当然没有这样的习惯，所以要他们养成；而养成的方法，唯有让他们自己去尝试。按照读物的性质，作适当的处理，教学上的用语称为“预习”。一篇精读教材放在面前，只要想到这是一个凭借，要用来养成学生阅读书籍的习惯，自然就会知道非叫他们预习不可。预习的事项无非翻查、分析、综合、体会、审度之类；应该取什么方法，认定哪一些着眼点，教师自当测知他们所不及，给他们指点，可是实际下手得让他们自己动天君，因为他们将来读书必须自己动天君。预习的事项一一做完了，然后上课。上课的活动，教学上的用语称为“讨论”，预习得对不对，充分不充分，由学生与学生讨论，学生与教师讨论，求得解决。应当讨论的都讨论到，须待解决的都得到解决，就没有别的事了。这当儿，教师犹如集会中的主席，排列讨论程序的是他，归纳讨论结果的是他，不过他比主席还多负一点责任，学生预习如有错误，他得纠正，如有缺漏，他得补充，如有完全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他得指示出来，加以阐发。教师的责任不在把一篇篇的文章装进学生脑子里去；因为教师不能一辈子跟着学生，把学生所要读的书一部部装进学生脑子里去。教师只要待学生预习之后，给他们纠正，补充，阐发；唯有如此，学生在预习的阶段既练习了自己读书，在讨论的阶段又得到切磋琢磨的实益，他们阅读书籍的良好习惯才会渐渐养成。如果不取这个办法，学生要待坐定在位子上，听到教师说今天讲某一篇之后，才翻开课本或选文来；而教师又一开头就读一句，讲一句，逐句读讲下去，直到完篇，别无其他工作：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第一，这里缺少了练习阅读最主要的预习的阶段。学生在预习的阶段，固然不能弄得完全头头是道；可是叫他们预习的初意本来不要求弄得完全头头是道，最要紧的还在让他们自己动天君。他们动了天君，得到理解，当讨论的时候，见到自己的理解与讨论结果正相吻合，便有独创成功的快感；或者见到自己的理解与讨论结果不甚相合，就作比量短长的思索；并且预习的时候绝不会没有困惑，困惑而没法解决，到讨论的时候就集中了追求解决的注意力。这种快感、思索与注意力，足以鼓动阅读的兴趣，增进阅读的效果，都有很高的价值。现在不叫学生预习，他们翻开课本或选文之后又只需坐在那里听讲，不用做别的工作；从形式上看，他们太舒服了，一切预习事项都由教师代劳；但是从实际上说，他们太吃亏了，几种有价值的心理过程都没有经历到。第二，这办法与养成阅读书籍的习惯那个目标根本矛盾。临到上课，才翻开课本或选文中的某一篇来；待教师开口讲了，才竖起耳朵来听；这个星期如此，下个星期也如此，这个学期如此，下个学期也如此，还不够养成习惯吗？可惜养成的习惯恰是目标的反面。目标要学生随时读书，而养成的习惯却要上课才翻书；目标要学生自己读书，而养成的习惯却要教师讲一句才读一句书。现在一般学生不很喜欢而且不很善于读书，如果说，原因就在国文教学专用逐句讲解的办法，大概也不是过火的话吧。并且逐句讲解的办法，对于一篇中的文句是平均看待的，就是说，对于学生能够了解的文句，教师也不惮烦劳，把他译作口头的语言，而对于学生不甚了解的文句，教师又不过把他译作口头的语言而止。如讲陶潜《桃花源记》，开头“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就说：“太元是晋朝孝武帝的年号，武陵是现在湖南常德县；晋朝太元年间，武陵地方有个捕鱼的人。”凡是逢到年号，总是说是某朝某帝的年号；凡是逢到地名，总是说是现在某地；凡是逢到与今语不同的字或词，总是说是什么意思。如果让学生自己去查一查年表、地图、字典、辞典，从而知道某个年号距离如今多少年；某一地方在他们居处的哪一方，距离多远；某一字或词的本义是什么，引申义又是什么：那就非常亲切了，得到很深的印象了。学生做了这番功夫，对于“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那样的文句，自己已能了解，不须再听教师的口译。现在却不然，不管学生了解不了解，见文句总是照例讲，照例口译；学生听着听着，非但没有亲切之感与很深的印象，而且因讲法单调，不须口译的文句也要口译，而起厌倦之感。我们偶尔听人演说，说法单调一点，内容平凡一点，尚且感到厌倦，学生成月成年听类似那种演说的讲解与口译，怎得不厌倦呢？厌倦了的时候，身子虽在座位上，心神却离开了读物，或者“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或者什么都不想，像禅家的入定。这与养成读书习惯的目标不是相去很远吗？曾经听一位教师讲曾巩《越州赵公救菑记》，开头“熙宁八年夏，吴越大旱；九月，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越州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在讲明了“熙宁”“吴越”“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之后，便口译道：“熙宁八年的夏天，吴越地方遇到大旱灾；九月间，资政殿大学士……赵公，在百姓没有受到灾患以前，发出公文去问属县……”若照逐句讲解的原则，这并没有错。可是学生听了，也许会发生疑问：（一）遇到大旱灾既在夏天，何以到了九月间还说“在百姓没有受到灾患以前”呢？（二）白话明明说“在百姓没有受到灾患以前”，何以文句中的“前”字装到“民”字的前头去呢？这两个疑问，情形并不相同：（一）是学生自己糊涂，没有辨清“旱”和“饥”的分别；（二）却不是学生糊涂，他正看出了白话和文言的语法上的异点。而就教师方面说，对于学生可能发生误会的地方不给点醒，对于学生想要寻根究底的地方不给指导，都只是讲如未讲。专用逐句讲解的办法，不免常常有这样的情形，自然说不上养成读书习惯了。
其次，就培植欣赏文学的能力那个目标来说。所谓欣赏，第一步还在透彻了解整篇文章，没有一点含糊，没有一点误会。这一步做到了，然后再进一步，体会作者意念发展的途径及其辛苦经营的功力。体会而有所得，那踌躇满志，与作者完成一篇作品的时候不相上下；这就是欣赏，这就是有了欣赏的能力。而所谓体会，得用内省的方法，根据自己的经验，而推及作品；又得用分析的方法，解剖作品的各部，再求其综合；体会绝不是冥心盲索、信口乱说的事。这种能力的培植全在随时的指点与诱导。正如看图画听音乐一样，起初没有门径，只看见一堆形象，只听见一串声音，必得受了内行家的指点与诱导，才渐渐懂得怎么看，怎么听；懂得怎么看怎么听，这就有了欣赏图画与音乐的能力。国文精读教材固然不尽是文学作品，但是文学与非文学，界限本不很严，即使是所谓普通文，它既有被选为精读教材的资格，多少总带点文学的意味；所以，只要指点与诱导得当，凭着精读教材也就可以培植学生的欣赏文学的能力。如果课前不叫学生预习，上课又只做逐句讲解的工作，那就谈不到培植。前面已经说过，不叫学生预习，他们就经历不到在学习上很有价值的几种心理过程；专叫学生听讲，他们就渐渐养成懒得去仔细咀嚼的习惯。综合起来，就是他们对于整篇文章不能做到透彻了解。然而透彻了解正是欣赏的第一步。再请用看图画、听音乐来比喻，指点与诱导固然仰仗内行家，而看与听的能力的长进，还靠用自己的眼睛实际去看，用自己的耳朵实际去听。这就是说，欣赏文学要由教师指一点儿门径，给一点儿暗示，是预习之前的事。实际与文学对面，是预习与讨论时候的事。现在把这些事一概捐除，单叫学生逐句听讲，那么，纵使教师的讲解尽是欣赏的妙旨，在学生只是听教师欣赏文学罢了。试想，只听内行家讲他的对于图画与音乐的欣赏，而始终不训练自己的眼睛与耳朵，那欣赏的能力还不是只属于内行家方面吗？何况前面已经说过，逐句讲解，把它译作口头的语言而止，结果往往是讲如未讲，又怎么能是欣赏的妙旨？如归有光《先妣事略》末一句，“世乃有无母之人，天乎痛哉！”要与上面的话连带体会，才知道是表达孺慕之情的至性语。上面说母亲死后十二年，他补了学官弟子；这是一件重要事，必须告知母亲的，母亲当年责他勤学，叫他背书，无非盼望他能得上进；然而母亲没有了，怎么能告知她呢？又说母亲死后十六年，他结了婚，妻子是母亲所聘定的，过一年生了个女儿；这又是一件重要事，必须告知母亲的，母亲当年给他聘定妻子，就只盼望他们夫妇和好，生男育女；然而母亲没有了，怎么能告知她呢？因为要告知而无从告知，加深了对于母亲的怀念。可是怀念的结果，对于母亲的生平，只有一二“仿佛如昨”，还记得起，其余的却茫然了；这似乎连记忆之中的母亲也差不多要没有了。于是说“世乃有无母之人，天乎痛哉！”，好像世间不应当有“无母之人”似的。由于怀念得深，哀痛得切，这样痴绝的话不同平常的话正是流露真性情的话。这是所谓欣赏的一个例子。若照逐句讲解的原则，轮到这一句，不过口译道：“世间竟有没有母亲的人，天啊！哀痛极了！”讲是讲得不错。但是，这篇临了，为什么突兀地来这么一句呢？母亲比儿子先死的，世间尽多，为什么这句中含着“世间不应当有的‘无母之人’似的”的意思呢？对于这两个疑问都不曾解答。学生听了，也不过听了“世间竟有没有母亲的人，天啊！哀痛极了！”这么一句不相干的话而已；又哪里会得到什么指点与暗示，从而训练他们的欣赏能力？
再其次，就训练写作文章的技能那个目标来说。所谓写作，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从外面得来的见闻知识，从里面发出的意思情感，都是写作的材料；哪些材料值得写，哪些材料不值得写，得下一番选剔的功夫。材料既选定，用什么形式表现它才合适，用什么形式表现它就不合适，得下一番斟酌的功夫。斟酌妥当了，便连布局、造句、遣词都解决了。写作不过是这么一个过程，粗略地说，只要能识字能写字的人就该会写作。写作的技能所以要从精读方面训练，无非要学生写作得比较精一点。精读教材是挑选出来的，它的写作技能当然有可取之处；阅读时候看出那些可取之处，对于选剔与斟酌就渐渐增进了较深的识力；写作时候凭着那种识力来选剔与斟酌，就渐渐训练成较精的技能。而要看出精读教材的写作技能的可取之处，与欣赏同样（欣赏本来含有赏识技能的意思），第一步在对于整篇文章有透彻的了解；第二步在体会作者意念发展的途径及其辛苦经营的功力。真诚的作者写一篇文章，绝不是使花巧，玩公式，他的功力全在使情意与文字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换句话说，就是使情意圆融周至，毫无遗憾，而所用文字又恰正传达出那个情意。如范仲淹作《严先生祠堂记》，末句原作“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李泰伯看了，叫他把“德”字改为“风”字；又如欧阳修作《醉翁亭记》，开头历叙滁州的许多山，后来完全不要，只作“环滁皆山也”五字：历来传为写作技能方面的美谈。这些技能都不是徒然的修饰。根据《论语》“君子之德风”那句话，用个“风”字不但可以代表“德”字，并且增多了“君子之”的意思；还有，“德”字是呆板的，“风”字却是生动的，足以传达德被世人的意思，要指称高风亮节的严先生，自然用“风”字更好。再说《醉翁亭记》，醉翁亭既在滁州西南琅琊山那方面，何必历叙滁州的许多山？可是不说滁州的许多山，又无从显出琅琊山，唯有用个说而不详说的办法作“环滁皆山也”，最为得当。可见范仲淹的原稿与欧阳修的初稿都没有达到完美的境界，经李泰伯的代为改易与欧阳修的自己重作，才算达到了完美的境界。要从阅读方面增进写作的识力，就该在这等地方深切地注意。要从实习方面训练写作的技能，就该效法那些作者的求诚与不苟。无论写一个便条，记一则日记，作一篇《我的家庭》或《秋天的早晨》，都像李泰伯与欧阳修一样的用心。但是，国文教学仅仅等于逐句讲解的时候，便什么都谈不到了。逐句讲解既不足以培植欣赏文学的能力，也不足以训练写作文章的技能。纵使在讲过某一句的时候，加上去说“这是点题”或“这是题目的反面”，“这是侧击法”或“这是抑宾扬主法”，算是关顾到写作方面：其实于学生的写作技能并没有什么益处。因为这么一说，给予学生的暗示将是：写作只是使花巧、玩公式的事。什么“使情意圆融周至”，什么“所用文字恰正传达那个情意”，他们心中却没有一点影子。他们的写作技能又怎么训练得成功？
因为逐句讲解的办法仅仅包含（一）解释字词的意义，（二）说明成语典故的来历，（三）把书面的文句译作口头的语言三项工作，于是产生了两个不合理的现象：（一）认为语体没有什么可讲，便撇开语体，专讲文言；（二）对于语体，也像文言一样读一句讲一句。语体必须精读，在中学国文课程标准里素有规定；现在撇开语体，一方面是违背规定，另一方面是对不起学生——使他们受不到现代最切要的语体方面的种种训练。至于讲语体像讲文言一样，实在是个可笑的办法。除了各地方言偶有差异而外，纸面的语体与口头的语言几乎全同；现在还要把它口译，那无非逐句复读一遍而已。语体必须叫学生预习，必须在上课时候讨论；逐句复读一遍绝不能算精读了语体。关于这一点，拟另外作一篇文章细谈。
逐句讲解是最省事的办法；如要指导学生预习，主持课间讨论，教师就麻烦得多。但是专用逐句讲解的办法达不到国文教学的目标，如前面所说；教师为忠于职责忠于学生，自该不怕麻烦，让学生在听讲之外，多做些事，多得些实益。教师自己，在可省的时候正不妨省一点讲解的辛劳，腾出工夫来给学生指导，与学生讨论，也就绰有余裕了。
略读的指导——《略读指导举隅》前言
国文教学的目标，在养成阅读书籍的习惯，培植欣赏文学的能力，训练写作文字的技能。这些事不能凭空着手，都得有所凭借。凭借什么？就是课本或选文。有了课本或选文，然后养成、培植、训练的工作得以着手。课本里所收的，选文中入选的，都是单篇短什，没有长篇巨著。这并不是说学生读了一些单篇短什就足够了。只因单篇短什分量不多，要做细磨细琢的研读功夫，正宜从此入手，一篇读毕，又读一篇，涉及的方面既不嫌偏颇，阅读的兴趣也不致单调；所以取作“精读”的教材。学生从精读方面得到种种经验，应用这些经验，自己去读长篇巨著以及其他的单篇短什，不再需要教师的详细指导，这就是“略读”。就教学而言，精读是主体，略读只是补充；但是就效果而言，精读是准备，略读才是应用。学生在校的时候，为了需要与兴趣，须在课本或选文以外阅读旁的书籍文章；他日出校之后，为了需要与兴趣，一辈子须阅读各种书籍文章；这种阅读都是所谓应用。使学生在这方面打定根基，养成习惯，全在国文课的略读。如果只注意于精读，而忽略了略读，功夫便只做得一半。其弊害是想象得到的，学生遇到需要阅读的书籍文章，也许会因没有教师在旁作精读那样的详细指导，而致无所措手。现在一般学校，忽略了略读的似乎不少，这是必须改正的。
略读不再需要教师的详细指导，并不等于说不需要教师的指导。各种学科的教学都一样，无非教师帮着学生学习的一串过程。略读是国文课程标准里面规定的正项工作，哪有不需要教师指导之理？不过略读指导与精读指导不同。精读指导必须纤屑不遗，发挥净尽；略读指导却需提纲挈领，期其自得。何以需提纲挈领？唯恐学生对于当前的书籍文章摸不到门径，辨不清路向，马马虎虎读下去，结果所得很少。何以不必纤屑不遗？因为这一套功夫在精读方面已经训练过了，照理说，该能应用于任何时候的阅读；现在让学生在略读时候应用，正是练习的好机会。学生从精读而略读，譬如孩子学走路，起初由大人扶着牵着，渐渐地大人把手放了，只在旁边遮拦着，替他规定路向，防他偶或跌跤。大人在旁边遮拦着，正与扶着牵着一样的需要当心；其目的唯在孩子步履纯熟，能够自由走路。精读的时候，教师给学生纤屑不遗的指导，略读的时候，更给学生提纲挈领的指导，其目的唯在学生习惯养成，能够自由阅读。
仅仅对学生说，你们随便去找一些书籍文章来读，读得越多越好；这当然算不得略读指导。就是斟酌周详，开列个适当的书目篇目，教学生自己照着去阅读，也还算不得略读指导。因为开列目录只是阅读以前的事；在阅读一事的本身，教师没有给一点儿帮助，就等于没有指导。略读如果只任学生自己去着手，而不给他们一点儿指导，很容易使学生在观念上发生误会，以为略读只是“粗略的”阅读，甚而至于是“忽略的”阅读；而在实际上，他们也就“粗略的”甚而至于“忽略的”阅读，就此了事。这是非常要不得的，积久养成不良习惯，就终身不能从阅读方面得到多大的实益。略读的“略”字，一半系就教师的指导而言：还是要指导，但是只需提纲挈领，不必纤屑不遗，所以叫作“略”。一半系就学生的功夫而言：还是要像精读那样仔细咬嚼，但是精读时候出于努力钻研，从困勉达到解悟，略读时候却已熟能生巧，不需多用心力，自会随机肆应，所以叫作“略”。无论教师与学生都须认清楚这个意思，在实践方面又须各如其分，做得到家，略读一事才会收到它预期的效果。
略读既须由教师指导，自宜与精读一样，全班学生用同一的教材。假如一班学生同时略读几种书籍，教师就不便在课内指导；指导了略读某种书籍的一部分学生，必致抛荒了略读别种书籍的另一部分学生；各部分轮流指导固也可以，但是每周略读指导的时间至多也只能有两小时，各部分轮流下来，必致每部分都非常简略。况且同学间的共同讨论是很有帮助于阅读能力的长进的，也必须阅读同一的书籍才便于共同讨论。一个学期中间，为求精详周到起见，略读书籍的数量不宜太多，有二三种也就可以了。好在略读与精读一样，选定一些教材来读，无非“举一隅”的性质，都希望学生从此学得方法，养成习惯，自己去“以三隅反”；故数量虽少，并不妨事。学生如果在略读教材之外，更就兴趣选读旁的书籍，那自然是值得奖励的；并且希望能够普遍地这么做。或许有人要说，略读同一的教材，似乎不能顾到全班学生的能力与兴趣。其实这不成问题。精读可以用同一的教材，为什么略读就不能？班级制度的一切办法，总之以中材为标准；凡是忠于职务，深知学生的教师，必能选取适合于中材的教材，供学生略读；这就没有能力够不够的问题。同时，所取教材必能不但适应学生的一般兴趣，并且切合教育的中心意义；这就没有兴趣合不合的问题。所以，略读同一的教材是无弊的，只要教师能够忠于职务，能够深知学生。
课内略读指导，包括阅读以前对于选定教材的阅读方法的提示，及阅读以后对于阅读结果的报告与讨论。作报告与讨论的虽是学生，但是审核他们的报告，主持他们的讨论，仍是教师的事；其间自不免有需要订正与补充的地方，所以还是指导。略读教材若是整部的书，每一堂略读课内令学生报告并讨论阅读那部书某一部分的实际经验；待全书读毕，然后令作关于全书的总报告与总讨论。至于实际阅读，当然在课外。学生课外时间有限，能够用来自修的，每天至多不过四小时。在这四小时内，除了温理旁的功课，作旁的功课的练习与笔记外，分配到国文课的自修的，至多也不过一小时。一小时够少了，而精读方面也得自修、预习、复习、诵读、练习，这些都是非做不可的；故每天的略读时间至多只能有半小时。每天半小时，一周便是三小时（除去星期放假）。每学期上课时间以二十周计，略读时间仅有六十小时。在这六十小时内，如前面所说的，要阅读二三种书籍，篇幅太多的自不相宜；如果选定的书正是篇幅太多的，那只得删去若干，选读它的一部分。不然，分量太多，时间不够，学生阅读势必粗略，甚而至于忽略；或者有始无终，没有读到完篇就丢开；这就会养成不良习惯，为终身之累。所以漫无计算是要不得的。与其贪多务广，以致发生流弊，不如预作精密估计，务使在短少时间之内把指定的教材读完，而且把应做的工作都做到家，决不草率从事，借此养成阅读的优良习惯，来得有益得多。学生有个很长的暑假，又有个相当长的寒假；在这两个假期内，可以自由阅读很多的书。如果略读时候养成了优良习惯，到暑假寒假期间，各就自己的需要与兴趣去多多阅读，那一定比不经略读的训练多得吸收的实效。归结起来说，就是：略读的分量不宜过多，必须顾到学生能用上的时间；多多阅读固宜奖励，但是得为时间所许可，故以利用暑假寒假最为适当。
书籍的性质不一，因而略读指导的方法也不能一概而论。就一般说，在阅读以前应该指导的有以下各项。
一、版本指导
一种书往往有许多版本。从前是木刻，现在是排印。在初刻初排的时候或许就有了错误，随后几经重刻重排，又不免辗转发生错误；也有逐渐地增补或订正。读者读一本书，总希望得到最合于原稿的，或最为作者自己惬意的本子；因为唯有读这样的本子才可以完全窥见作者的思想感情，没有一点儿含糊。学生所见不广，刚与一种书接触，当然不会知道哪种本子较好；这须待教师给他们指导。现在求书不易，有书可读便是幸事，更谈不到取得较好的本子。正唯如此，这种指导更不可少；哪种本子校勘最精审，哪种本子是作者的最后修订稿，都得给他们说明，使他们遇到那些本子的时候，可以取来复按，对比。还有，这些书经各家的批评或注释，每一家的批评或注释自成一种本子，这中间也就有了优劣得失的分别。其需要指导，理由与前说相同。总之，这方面的指导，宜运用校勘家、目录家的知识，而以国文教学的观点来范围它。学生受了这样的熏陶，将来读书不但知道求好书，并且能够抉择好本子，那是受用无穷的。
二、序目指导
读书先看序文，是一种好习惯。学生拿到一部书，往往立刻看本文，或者挑中间有趣味的部分来看，对于序文，认为与本文没有关系似的；这是因为不知道序文很关重要的缘故。序文的性质常常是全书的提要或批评，先看一遍，至少对于全书有个概括的印象或衡量的标准；然后阅读全书，就不至于茫无头绪。通常读书，其提要或批评不在本书而在旁的地方的，尚且要找来先看；对于具有提要或批评的性质的本书序文，怎能忽略过去？所以在略读的时候，必须教学生先看序文，养成他们的习惯。序文的重要程度，各书并不一致。属于作者的序文，若是说明本书的作意、取材、组织等项的，那无异于“编辑大意”“编辑例言”，借此可以知道本书的规模，自属非常重要。有些作者在本文之前作一篇较长的序文，其内容并不是本文的提要，却是阅读本文的准备知识，犹如津梁或门径，必须通过这一关才可以涉及本文；那就是“导言”的性质，重要程度也高。属于编订者或作者师友所作的序文，若是说明编订的方法，抉出全书的要旨，评论全书的得失的，都与了解全书直接有关，重要也不在上面所说的作者自序之下。无论作者自作或他人所作的序文，有些仅仅叙一点因缘，说一点感想，与全书内容关涉很少；那种序文的本身也许是一篇好文字，对于读者就比较不重要了。至于他人所作的序文，有专事赞扬而过了分寸的，有很想发挥而不得要领的；那种序文实际上很不少，诗文集中尤其多，简直可以不必看。教师指导，要教学生先看序文，更要审查序文的重要程度，与以相当的提示，使他们知道注意之点与需要注意力的多少。若是无关紧要的序文，自然不叫他们看，以免浪费时力。
目录表示本书的眉目，也具有提要的性质。所以也须养成学生先看目录的习惯。有些书籍，固然须顺次读下去，不读第一卷就无从着手第二卷。有些书籍却不然，全书分作许多部分，各部分自为起讫，其前后排列或仅大概以类相从，或仅依据撰作的年月，或竟完全出于编排时候的偶然；对于那样的书籍，就不必顺次读下去；可以打乱全书的次第，把有关某一方面的各卷各篇聚在一起读，读过以后，再把有关其他方面的各卷各篇聚在一起读，或许更比顺次读下去方便且有效得多。要把有关的各卷各篇聚在一起，就更有先看目录的必要。又如选定教材若是长篇小说，假定是《水浒》，因为分量太多，时间不够，不能通体略读，只好选读它的一部分，如写林冲或武松的几回。要知道哪几回是写林冲或武松的，也得先看目录。又如选定教材的篇目若是非常简略，而其书又适宜于不按照次第来读的，假定是《孟子》，那就在篇目之外，最好先看赵岐的“章指”。“章指”并不编列在目录的地位；用心的读者不妨抄录二百几十章的“章指”，当它是个详细的目录提要。有了这样详细的目录提要，因阅读的目标不同，就可以把二百几十章作种种的组合，为某一目标取某一组合来精心钻研。目录的作用当然还有，可以类推，不再详说。教师指导的时候，务须相机提示，使学生能够充分利用目录。
三、参考书籍指导
参考书籍，包括关于文字的音义，典故成语的来历等所谓工具书，以及与所读书有关的必须借彼而后明此的那些书籍。从小的方面说，阅读一书而求其彻底了解，从大的方面说，做一种专门研究，要从古今人许多经验中得到一种新的发现，一种系统的知识，都必须广博地翻检参考书籍。一般学生读书，往往连字典词典也懒得翻，更不用说跑进图书室去查阅有关书籍了。这种“读书不求甚解”的态度，一时未尝不可马虎过去；但是这就成了终身的病根，将不能从阅读方面得到多大益处；若做专门研究工作，更难有满意的成就。所以，利用参考书籍的习惯，必须在学习国文的时候养成。精读方面要多多参考，略读方面还是要多多参考。起初，学生必嫌麻烦，这要翻检，那要搜寻，不如直接读下去来得爽快；但是渐渐成了习惯，就觉得必须这样多多参考，才可以透彻地了解所读的书，其味道的深长远胜于“不求甚解”；那时候，让他们“不求甚解”也不愿意了。
国文课内指导参考书籍，当然不能如专家做研究工作一样，搜罗务求广博，凡有一语一条用得到的材料都舍不得放弃，开列个很长的书目。第一，须顾到学生的能力。参考书籍用来帮助理解本书，若比本书艰深，非学生能力所能利用，虽属重要，也只得放弃。譬如阅读某一书，须做关于史事的参考，与其叫学生查《二十四史》，不如叫他们翻一部近人所编的通史；再退一步，不如叫他们看他们所读的历史课本。因为通史与历史课本的编辑方法适合于他们的理解能力；而《二十四史》本身还只是一堆材料，要在短时期内从中得到关于一件史事的概要，事实上不可能。曾见一些热心的教师给学生开参考书目，把自己所知道的，巨细不遗，逐一开列，结果是洋洋大观，学生见了唯有望洋兴叹；有些学生果真去按目参考，又大半不能理解，有参考之名，无参考之实。这就是以教师自己为本位，忽略了学生能力的弊病。第二，须顾到图书室的设备。教师提示的书籍，学生从图书室立刻可以检索到，既不耽误工夫，且易引起兴趣。如果那参考书的确必要，又为学生的能力所能利用，而图书室没有，学生只能以记忆书名了事；那就在阅读上短少了一分努力，在训练上错过了一个机会。因此，消极的办法，教师提示参考书籍，应以图书室所具备的为限；积极的办法，就得促图书室有计划地采购图书——各科至少有最低限度的必要参考书籍，国文科方面当然要有它的一份。这件事很值得提倡。现在一般学校，不是因经费不足，很少买书，就是因偶然的机缘与教师的嗜好，随便买书；有计划地为供学生参考而采购的，似乎还不多见。还有个补救的办法，图书室没有那种书籍，而地方图书馆或私家藏书却有，教师不妨指引学生去借来参考。
图书室购备参考书籍，即使有复本，也不过两三本；一班学生同时要拿来参考，势必争先恐后，后拿到手的，已经浪费了许多时间。为解除这种困难，可以用分组参考的办法：假定阅读某种书籍需要参考四部书，就分学生为四组，使每组参考一部；或待相当时间之后互相交换，或不再交换，就使每组报告参考所得，以免他组自去参考。
指定了参考书籍，教师的事情并不就此完毕。如果那种书籍的编制方法是学生所不熟悉的，或者分量很多，学生不容易找到所需参考的部分的，教师都得给他们说明或指示。一方面要他们练习参考，一方面又要他们不致茫无头绪，提不起兴趣；唯有如上所说相机帮助他们，才可以做到。
四、阅读方法指导
各种书籍因性质不同，阅读方法也不能一样。但是就一般说，总得像精读时候的阅读那样，就其中的一篇或一章一节，逐句循诵，摘出不了解的处所；然后应用平时阅读的经验，试把那些不了解的处所自求解答；得到了解答，再看注释或参考书，以检验解答得对不对；如果实在无法解答，那就径看注释或参考书。不了解的处所都弄清楚了，又复读一遍，明了全篇或全章全节的大意。最后细读一遍，把应当记忆的记忆起来，把应当体会的体会出来，把应当研究的研究出来。全书的各篇或各章各节，都该照此办法。略读原是用来训练阅读的优良习惯，必须脚踏实地，毫不苟且，才有效益；绝不能让学生胡乱读过一遍就算。唯有开始脚踏实地，毫不苟且，到习惯既成之后才会“过目不忘”“展卷自得”。若开始就草草从事，说不定将一辈子“过目辄忘”“展卷而无所得”了。还有一层，略读既是国文功课方面的工作，无论阅读何种书籍，都宜抱着研究国文的态度。平常读一本数学课本，不研究它的说明如何正确；读一本史地课本，也不研究它的叙述如何精当。数学课本与史地课本原可以在写作技术方面加以研究；因作者的造诣不同，同样是数学课本与史地课本，其正确与精当的程度实际上确也大有高下。但是在学习数学、学习史地的立场，自不必研究那些；如果研究那些，便转移到学习国文的立场，抱着研究国文的态度了。其他功课的阅读都只需顾到书籍的内容。国文功课训练阅读，独须内容形式兼顾，并且不把内容形式分开来研究，而认为不可分割的两方面；经过了国文功课方面的训练，再去阅读其他功课的书籍，眼力自也增高。认清了这一层，对于选定的略读书籍自必一律作写作技术的研究。被选的书总有若干长处；读者不仅在记得那些长处，尤其重要的在能看出为什么会有那些长处。同时不免或多或少有些短处；读者也须能随时发现，说明它的所以然，这才可以做到读书而不为书所蔽。——这一层也是就一般说的。
现在再分类来说，有些书籍，阅读它的目的在从中吸收知识，增加自身的经验；那就须运用思考与判断，认清全书的要点，不歪曲也不遗漏，才得如愿。若不能抉择书中的重要部分，认不清全书的要点，或忽略了重要部分，却把心思用在枝节上，所得结果就很少用处。要使书中的知识化为自身的经验，自必从记忆入手；记忆的对象若是阅读之后看出来的要点，因它条理清楚，印入自较容易。若不管重要与否，而把全部平均记忆，甚至以全部文句为记忆的对象，那就没有纲领可凭，徒增不少的负担，结果或且全部都不记忆。所以死用记忆绝不是办法，漫不经心地读着读着，即使读到烂熟，也很难有心得；必须随时运用思考与判断，接着择要记忆，才合于阅读这一类书籍的方法。
又如小说或剧本，一般读者往往只注意它的故事；故事变化曲折，就感兴趣，读过以后，也只记住它的故事。其实凡是好的小说和剧本，故事仅是迹象；凭着那迹象，作者发挥他的人生经验或社会批判，那些才是精魂。阅读小说或剧本而只注意它的故事，专取迹象，抛弃精魂，绝非正当方法。在国文课内，要培植欣赏文学的能力，尤其不应如此。精魂就寄托在迹象之中，对于故事自不可忽略；但是故事的变化曲折所以如此而不如彼，都与作者发挥他的人生经验和社会批判有关，这一层更须注意。初学者还没有素养，一时无从着手；全仗教师给他们易晓的暗示与浅明的指导，渐渐引他们入门。穿凿附会固然要不得，粗疏忽略同样要不得。凭着故事的情节，逐一追求作者要说而没有明白说出来的意思，才会与作者的精神相通，才是阅读这一类书籍的正当方法。有些学生喜欢看低级趣味的小说之类，叫他们不要看，他们虽然答应了，一转身还是偷偷地看。这由于没有学得阅读这类书籍的方法，注意力仅仅集中在故事上的缘故。他们如果得到适当的暗示与指导，渐渐有了素养，就会觉得低级趣味的小说之类在故事之外没有东西，经不起咀嚼；不待他人禁戒，自然就不喜欢看了。——这可以说是消极方面的效益。
又如诗集，若是个人的专集，按写作年月，顺次看诗人意境的扩大或转换，风格的确立或变易，是一种读法。按题材归类，看诗人对于某一题材如何立意，如何发抒，又是一种读法。按体式归类，比较诗人对于某一类体式最能运用如意，倾吐诗心，又是一种读法。以上都是分析研究方面的事，而文学这东西，尤其是诗歌，不但要分析地研究，还得要综合地感受。所谓感受，就是读者的心与诗人的心起了共鸣，仿佛诗人说的正是读者自己的话，诗人宣泄的正是读者自己的情感似的。阅读诗歌的最大受用在此。通常说诗歌足以陶冶性情，就因为深美玄妙的诗歌能使读者与诗人同其怀抱。但是这种受用不是没有素养的人所能得到的；素养不会凭空而至，还得从分析的研究入手。研究愈精，理解愈多，才见得纸面的文字一一是诗人心情动荡的表现；读它的时候，心情也起了动荡，几乎分不清那诗是诗人的还是读者自己的。所读的若是总集，也可应用类似前说的方法，发现各代诗人取材的异同，风格的演变，比较各家各派意境的浅深，抒写的技巧；探讨各种体式如何与内容相应，如何去旧而谋新：这些都是研究的事，唯有经过这样研究，才可以享受诗歌。我国历代诗歌的产量极为丰富；读诗一事，在知识分子中间差不多是普遍的嗜好。但是就一般说，因为研究不精，感受不深，往往不很了然什么是诗。无论读和写，几乎都认为凡是五字一句，七字一句，而又押韵的文字便是诗；最近二十年通行了新体诗，又都认为凡是分行写的白话便是诗。连什么是诗都不能了然，哪里还谈得到享受？更哪里谈得到写作？中学生固然不必写诗，但是有享受诗的权利；要使他们真能享受诗，自非在国文课内认真指导不可。
又如古书，阅读它而要得到真切的了解，必须明了古人所处的环境与所怀的抱负。陈寅恪先生作审查一本中国哲学史的报告，中间说：“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这里说的是专家研究古代哲学应持的态度，并不为中学生而言；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有很深的修养与学识，一般知识分子尚且不易做到，何况中学生？但是指导中学生阅读古书，不可不酌取这样的意思，以正他们的趋向——尽浅不妨，只要趋向正，将来可以渐求深造。否则学生必致辨不清古人的是非得失，或者一味盲从古人，成个不通的“新顽固”，或者一味抹杀古人，骂古人可笑可怪，成个浅薄的妄人。这岂是叫他们阅读古书的初意？所谓尽浅不妨，意思是就学生所能领会的，给他们适当的指导。如读《孟子·许行章》“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一节，若以孟子这个话为天经地义，而说从前君主时代竭尽天下的人力物力以供奉君主是合理的，现代的民权思想与民主政治是要不得的；这便是糊涂头脑。若以孟子这个话为胡言乱语，而说后代劳心者与劳力者分成两个阶级，劳心阶级地位优越，劳力阶级不得抬头，都是孟子的遗毒；这也是偏激之论。要知道孟子这一章在驳许行的君臣并耕之说，他所持的论据是与许行相反的“分工互助”。劳力的百工都有专长，劳心的“治人者”也有他的专长，各出专长，分任工作，社会才会治理：这是孟子的政治理想。时代到了战国，社会关系渐趋繁复，许行那种理想当然行不通。孟子看得到这一点，自是他的识力。要怎样才是他理想中的“治人者”？看以下“当尧之时”一大段文字便可明白，就是：像尧舜那样一心为民，干得有成绩，才算合格。这是从他“民为贵”的根本观点而来的；正因“民为贵”，所以为民除疾苦，为民兴教化的人是“治人者”的模范。于此可见他所谓“治人者”至少含有“一心为民，干政治具有专长的人”的意思，并不泛指处在君位的人，如古代的酋长或当时的诸侯。至于“食人”“食于人”，在他的意想中，只是表示互助的关系而已，并不含有“注定被掠夺”“注定掠夺人家”的意思。——如此看法，大概近于所谓“了解的同情”，与前面说起的糊涂头脑与偏激之论全然异趣。这未必深奥难知，中材的高中二三年生也就可以领会。多做类似的指导，学生自不致走入泥古诬古的歪路了。
五、问题指导
无论阅读何种书籍，要把应当记忆的记忆起来，把应当体会的体会出来，把应当研究的研究出来，总得认清几个问题——也可以叫作题目。如读一个人的传记，这个人的学问、事业怎样呢？或读一处地方游记，那地方的自然环境、社会情形怎样呢？都是最浅近的例子。心中存在着这些问题或题目，阅读就有了标的，辨识就有了头绪。又如阅读《爱的教育》，可以提出许多问题或题目：作为书中主人翁的那个小学生安利柯，他的父亲常常勉励他，教训他——父亲希望他成个怎样的人呢？书中写若干小学生，家庭环境不同，品性习惯各异——品性习惯受不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呢？书中很有使人感动的地方，为什么能使人感动呢？诸如此类，难以说尽。又如阅读《孟子》，也可以提出许多问题或题目：孟子主张“民为贵”，书中的哪些篇章发挥这个意思呢？孟子的理想中，把政治分为王道的与霸道的两种，两种的区别怎样呢？孟子认为“王政”并不难行，他的论据又是什么呢？诸如此类，难以说尽。这些是比较深一点的。善于读书的人，一边读下去，一边自会提出一些问题或题目来，作为阅读的标的，辨识的头绪，或者初读时候提出一些，重读时候另外又提出一些。叫学生略读，当然希望学生也能如此；但是学生习惯未成，功力未到，恐怕他们提不出什么，只随随便便地胡读一阵了事，就有给他们提示问题的必要。对于一部书，可提出的问题或题目，往往如前面说的，难以说尽。提得太深了，学生无力应付；提得太多了，学生又无暇兼顾。因此，宜取学生能力所及的，分量多少又得顾到他们的自修时间。凡所提示的问题或题目，不只叫他们“神游冥想”，以求解答；还要让他们利用所有的凭借，就是序目、注释、批评，及其他参考书。在教师提示之外，学生如能自己提出，当然大可奖励。但是提得有无价值，得当不得当，还须由教师注意与指导。为养成学生的互助习惯与切磋精神起见，也可分组研究；令每组解答一个问题或题目，到上课时候报告给大家知道，再听同学与教师的批判。
以上说的，都是教师给学生的事前指导。以后就是学生的事情了——按照教师所指导的去阅读，去参考，去研究。在这一段过程中，学生应该随时作笔记。说起笔记，现在一般学生似乎还不很明白它的作用；只因教师吩咐要作笔记，他们就在空白本子上胡乱写上一些文字交卷。这种观念必须纠正。要让他们认清，笔记不是教师向他们要的赋税，而是他们读书学习不能不写的一种记录。参考得来的零星材料，临时触发的片段意思，都足以供排比贯穿之用，怎能不记录？极关重要的解释与批评，特别欣赏的几句或一节，就在他日还值得一再检览，怎能不记录？研究有得，成了完整的理解与认识，若不写下来，也许不久又忘了，怎能不记录？这种记录都不为应门面，求分数，讨教师的好；而只为于他们自己有益——必须这么做，他们的读书学习才见得切实。从上面的话看，笔记大概该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碎屑的摘录；一部分是完整的心得——说得堂皇一点，就是“读书报告”或“研究报告”。对于初学，当然不能求其周密深至；但是敷衍塞责的弊病必须从开头就戒除，每抄一条，每写一段，总得让他们说得出个所以然。这样成了习惯，终身写作读书笔记，便将受用无穷，无论应付实务或研究学问，都可以从笔记方面得到许多助益。而在上课讨论的时候，这种笔记就是参加讨论的准备；有了准备，自不致茫然无从开口，或临时信口乱说了。
学生课外阅读之后，在课内报告并讨论阅读一书某一部分的实际经验；待全书读毕，然后作全书的总报告与总讨论，前面已经说过。那时候教师所处的地位与应取的态度，《精读指导举隅》曾经提到，不再多说。现在要说的是成绩考查的事。教师指定一本书叫学生阅读，要他们从书中得到何种知识或领会，必须有个预期的标准；那个标准就是判定成绩的根据。完全达到了标准，成绩很好，固然可喜；如果达不到标准，也不能给他们一个不及格的分数就了事，必须研究学生所以达不到标准的原因——是教师自己的指导不完善呢，还是学生的资质上有缺点，学习上有疏漏？——竭力给他们补救或督促，希望他们下一次阅读的成绩比较好，能渐近于标准。一般指导自然愈完善愈好；对于资质较差，学习能力较低的学生的个别指导，尤须有丰富的同情与热诚。总之，教师在指导方面多尽一分力，无论优等的次等的学生必可在阅读方面多得一分成绩。单是考查，给分数，填表格，没有多大意义；为学生的利益而考查，依据考查再打算增进学生的利益，那才是教育家的存心。
以上说的成绩，大概指了解，领会以及研究心得而言。还有一项，就是阅读的速度。处于事务纷繁的现代，读书迟缓，实际上很吃亏；略读既以训练读书为目标，自当要求他们速读，读得快，算是成绩好，不然就差。不用说，阅读必须以精细正确为前提；能精细正确了，是否敏捷迅速却是判定成绩应该注意的。
《爱的教育》指导大概
本书初版，在一九二六年发行。过了十多年，又经译者修改过一遍，把一些带有翻译调子的语句改得近乎通常的口语，其他选词造句方面也有修润，这便是修正本。所以本篇的引述和引用原文，都依据着这个修正本。
本书命名的来历，看卷首《译者序言》便能明白。原作者亚米契斯的生平，可看卷首“作者传略”。这是作者作品中间行销最广的一部书；在意大利儿童读物中间，也算是最普遍的。意大利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部书？意大利人又为什么欢迎这样一部书？都和意大利当时的社会情形、政治情形有关系。关于意大利当时的社会情形、政治情形，现在先约略谈一谈，使诸位同学对本书的立意可以多一点了解。本书中有少数几节是关涉到意大利的历史的，也必须略知意大利的情形，读下去才不至于茫无头绪。
欧洲各国打败了法国的拿破仑（一八一五年）之后，三十多年间，奥地利的势力最为强盛，由首相梅特涅掌握大权，在国际占着主人翁的地位。当时各国因受美国独立（一七七六年）和法国革命（一七八九年）的影响，民权思想已很普遍；一班新党对于在梅特涅领导下的社会、政治制度很不满意，都想起来革命。且说意大利，其时绝对没有政治上的统一，各邦的君主都依附着奥地利，把旧时的种种苛政恢复过来。这使爱国志士非常痛心，便有许多秘密团体组织起来，从事革命运动。“烧炭党”是其中最有名而且最有力量的一个。但因奥地利派遣军队到来，革命运动暂时被镇压下去了。这是一八二○年到一八二一年间的事。到了一八四八年，奥地利民众起来革命，把梅特涅赶走。意大利人闻风响应，强迫撒地尼亚王查理阿尔伯特出任反抗奥地利的领袖，想把奥地利的势力完全驱逐出境；但战争失败了，不得已与奥地利订立停战条约，把军队退出业已取还的隆巴尔地。下一年春天，意大利各地的民权运动盛极一时，撒地尼亚的民主党人主张重整旗鼓，用武力驱逐奥地利人，这次运动不久又失败了。于是查理·阿尔伯特让位于他的儿子维多利亚·爱马努爱列二世。爱马努爱列二世得到三个人的帮助，终于在一八六一年成立了统一的意大利王国。那三个人便是加富尔、马志尼和加里波的。
加富尔是现代欧洲史上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向来反对专制政体，羡慕英国的国会制度。他长于解决实际问题，不肯但凭理想。自从任了首相以后，极得爱马努爱列二世的信任，他便专心致志于发展国内的富源，提倡教育的普及，改良军队的组织。因此之故，撒地尼亚不久就成为一个富强而且开明的国家，一方面足以驱逐奥地利人，另一方面足以吸引国内其他各邦的倾慕。内政上既有相当成效，又从事外交上的工作，联络英法两国。结果得到法国拿破仑三世的援助，在一八五九年，意法两国联军把奥地利人打得大败。
马志尼是意大利当时革命党人中间最有名的一个。他原是文学家，曾经加入烧炭党。后来看见烧炭党人大都口是心非，大不满意，便另行组织一个“少年意大利党”。这个党的潜势力非常之大，使国内人才在精神上集合拢来。他们和当时各国的革命党人一样，不但抱持民权主义，且也抱持民族主义；以爱国、爱民族为高于忠君的美德，以全国民众大团结为非实现不可的目标；他们要建设一个统一的民族的国家。爱马努爱列二世和加富尔所以能够成功，实在得力于马志尼所领导的少年意大利党人为多。
加里波的是个军事天才。他早年就从事革命工作，屡次失败，逃往国外，常常往来于南北美洲。一八五九年，撒地尼亚和奥地利战争，他才回国加入军队服务。下一年，意大利中部各地并入撒地尼亚王国；南部的西西里人也起来背叛西班牙方面的波旁族的统治势力。加里波的便乘机统率他的红衣志愿军一千人，由热那亚南下援助，不到三个月的工夫，就把西西里岛征服。于是再渡海登陆，把那不勒斯王赶走。由西西里王国的人民公决把本国领土并入撒地尼亚王国。其年十一月间，加里波的和爱马努爱列二世并辔进那不勒斯城，沿路人民欢声雷动。
一八六一年二月，意大利统一后的国会，在首都丘林开第一次会议，议决以意大利国王的尊号上给爱马努爱列二世，现代的意大利王国于是正式成立。自从对奥战争到这时候，仅有两年的短时间，一般都认为现代世界史上少见的伟绩。到了一八六六年，普鲁士奥地利两国战争；意大利得到普鲁士的援助，乘机向奥地利收回威尼西亚地方。一八七○年，法国拿破仑三世因屡次败于普鲁士，把驻防罗马城的法国兵士召回；意大利又乘机进占罗马城。于是意大利半岛完全统一，首都也从丘林迁到了罗马。
诸位同学手头如果有世界地图，最好翻出来，看一看意大利的形势。
从前面所说的意大利建国略史，可以知道作者所处的是怎样一个时代。本书中充满着爱国、爱民族的情绪，对于教育，对于军事，都极端推崇，几乎到了虔敬的地步，这正是所谓时代精神的表现，何况如《作者传略》里所引“近代意大利文学”的话，他“自称为马志尼的弟子，他的信仰，他的癖性，都属于马志尼派”。本书初版于何年，不得而知。但据第四卷“维多尼亚·爱马努爱列王的大葬”一节，可知本书是从一八八一年十月记起，到一八八二年七月为止（爱马努爱列二世死于一八七八年，这一节里说“四年前今日”国王大葬，可证其年是一八八二年）。假定本书的撰作就在这年（其年作者三十七岁），这以后正是意大利人从奋斗中得到满足，意兴非常发皇的一段时期，说到爱国、爱民族，主张教师神圣、军人神圣，谁又不衷心激动，五体投地？这便是本书所以受普遍欢迎的缘由了。
本书算是一个小学生在校一学年，共十个月的日记。那个小学生名叫安利柯；父亲亚尔培脱·勃谛尼，是个技师。日记并不每天都记；最多的是二月，记了十三节；最少的是七月，只有四节，十个月共一百节。除了最后一个月（七月），九个月中都有一篇《每月例话》，是教师讲给学生听的关于高尚少年的故事，由学生笔记下来的。《每月例话》用的旁叙法；就是说，作者但作客观的叙述，自己并不在文中露脸。《每月例话》以外各节，如通常日记一样，用的自述法；就是说，所叙思想感情都是属于安利柯的，所闻所见都是通过安利柯的耳目的。后一节和前一节，往往互相联系，使读者不觉得突兀。如第一节《始业日》叙述换了个新先生，结尾说“学校也不如以前的有趣味了”；第二节《我们的先生》便用“从今天起，现在的先生也可爱起来了”开头，描写新先生的性态，记载新先生的谈话，便是一例。
这一学年的日记不专记学校生活，也有校外的种种事故，个人的，家庭的，乃至社会的，总之以安利柯为线索。除安利柯是主人公以外，属于家庭的，有安利柯的父亲、母亲和姊姊，属于学校的，有男教师、女教师和同学，都在书中担任重要角色。对于父亲、母亲和姊姊，并不特别提叙，只在涉及他们的处所，描写他们的性格和姿态。对于男教师，第一卷的《我们的先生》和第二卷的《校长先生》两节是提叙；全校八位男教师都讲到了，而特别详于安利柯那一级的教师和校长先生。对于女教师，第一卷的《我的女先生》、第二卷的《弟弟的女先生》和第三卷的《女教师》三节是提叙。对于同学，第一卷的《同窗朋友》一节是提叙；一级中间共有五十五个学生，而这一节只叙了十五个，以后提到的就是这十五个（还有一个在第一卷《灾难》一节叙及的因救人而受伤的洛佩谛）。以上所说提叙的几节都须仔细看，把各人的大概情形记住，看下去才不至于搅不清楚。书中在提叙的时候，不一定把其人名字点明，以后再行提到时名字方才出现；如《同窗朋友》一节里只说“有一个小孩绰号叫作‘小石匠’的”，那个小孩名叫安东尼·阿拉勒柯，要看了第三卷《小石匠》一节才知道：这一层也须注意。
仔细看过提叙的几节，你是对于书中重要角色有个扼要的印象了；于是一节节读下去，可以看他们种种的活动。那种种的活动，犹如一把刻刀在你的心上一回又一回地刻着，使你对于他们的性格和姿态，印象越来越深。原来作者先想定了这么些人物，他们的性格和姿态，都宛然如在目前，然后下笔；所以能够前后一贯，在读者心上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有些长篇小说里，人物的性态往往有转变，前后不尽一样；其所以转变的因素，在外的是环境，在内的是心理，环境和心理有移动，性态自也转变。本书的体裁虽是日记，实际也是一部长篇小说，人物的性态却是很少转变的；只有泼来可西的父亲，那个铁匠，先是虐待儿子，习惯不良，自从儿子得了奖赏（第五卷《赏牌授予》），他的脾气改好了，和以前竟如两人，是个显著的例外。这因为本书所叙，时间仅占十个月，不能算长，在这十个月中间，安利柯和一班同学所处的环境，无非平静的丘林地方的学校、家庭和社会，他们心理上虽不能说绝无移动，但还不至于使性态有显然的转变的缘故。知道了这一层，便可以明白本书和前面提及的有些长篇小说不同：那些小说描写人物的性态，打个譬喻说，是沿着一条线进展的；而本书却注重在性态的某几点，并不注重在进展。一个人的性态不容易一下子描写尽致，所以分开几处写；在不同的事件和场合上，把性态的某几点再三刻画，于是性态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了。
本书为什么以技师的儿子安利柯为主人公？这有可以说的。像技师一类人物，在社会上属于所谓中层阶级，不如富贵之家那样占有特殊地位，也不如劳苦之家那样处处逊人一筹。从所受的教养和生活的经验上，他们最深切感到爱国、爱民族的必要（主张革命维新的人大多出于中层阶级）；其他公民道德方面，也是他们知道得多，实践得多。作者写作本书，根本意旨在教训小学生乃至一般人；其教训的内容是中层阶级的爱国、爱民族的思想，以及种种公民道德。这唯有用一个中层阶级的儿童做主人公，让他应付各事，就在叙述各事的时候，把教训传达出来，最为方便。还有许多在故事中没有传达得尽的教训，也可以借指导的口吻，径直地发挥一阵；所以本书各节，除了叙事而外，特别有“记言”一体，专记父亲、母亲和姊姊的教训。大凡教训人家，不宜摆起教训的架子来；说个故事，谈阵闲天，使人家自能悟出其中所含的教训，不但悟出而已，且能深深感动，这是最高妙的。径直地发挥一阵，是摆起教训的架子来了，效果要差一点。本书虽用记言体，而并不多（用占全书五分之一不到一点），其故在此。记言的各节都与故事密切关系，仿佛就是故事之中的一部分，靠这办法，直接教训的气味也就减轻不少。
《译者序言》里说：“书中叙述亲子之爱，师友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都已近于理想的世界；虽是幻影，使人读了觉到理想世界的情味，以为世间要如此才好。”这差不多说本书的写法属于理想一派，并非写实一派。大概从教训的动机写下来的东西，不能没有“要如此才好”的意味，一有这个，自然入于理想一派。但本书叙述各人的思想行动，都切近人情，事实上未必尽有，而人情上可能有；描写人貌物态，又根据细密的观察和深入的体会；所以能像写实一派的作品一样，给人一种亲切之感。
阅读本书的时候，可就全书一百节顺次在题目上加个数目。这样，深究起来就方便多了。譬如，你把涉及卡隆各节的节数都记下来，第二回汇看那几节，就可以看出卡隆的性态的整个，以及作者用什么方法描写卡隆的性态。又如，你把涉及可莱谛、泼来西可、克洛西等家庭状况的各节的节数都记下来，第二回汇看那几节，就可以看出中层阶级的安利柯对那些家庭作何感想，以及作者所表现的家庭给予儿童的影响又怎样。又如，你把有关舍己助人的各节的节数都记下来，第二回汇看那几节，就可以看出作者心目中的义勇观念是怎样，又可以推求那种义勇观念的动机是什么。你要研究作者怎样描写人情，摹状物态，都可以用这样方法；那是说不尽的。记下节数的时候，如果顺便记下阅读当时的印象或意见，自然更好。把零星的印象或意见汇集拢来，你的深究就有了凭借，有了线索，绝不至于全不着拍了。
本书原名Cuore，这个意大利字是“心”的意思。“心”字的确可以统摄本书；书中人物不少，故事很多，人与人之间有各个不同的关系，但无非相感以“心”、相爱以“心”的具体例子。单说个“心”字还不免笼统；若说得精切些，作者在本书中所表现的乃是“善推的心”。什么叫作“推”？就是推己及人，推近及远。书中人物的见解和行动，差不多都从“推”字出发。如父亲给予安利柯的教训：勉励他勤学，从全世界的儿童如果停止了求学的活动，人类就将退回野蛮的状态着想（第一卷《学校》）；教他同情穷苦的人，以丐妇不得人帮助时的难过心情着想（第二卷《贫民》）；教他敬爱教师，以意大利五万小学教师，为国民的进步、发达而劳动着想（第三卷《感恩》）；给他说明爱国的理由，以国人的血统、祖墓、语言、文字、人物、环境都是属于意大利的，彼此构成个不可分的整体着想（第四卷《爱国》）；都是显著的例子。又如，校长要鼓励学生向军队致谢，向军旗致敬，便说军队之中，意大利各处的人都有，意即说这便是意大利全国人的缩影，足见全国人都热烈地保卫国家；旗还是一八四四年当时的旗，为了国家，其下曾不知战死了多少的人（第二卷《兵士》）。安利柯看见曾为罪犯的人叫住了代洛西，问代洛西为什么爱护他的儿子（克洛西），其时代洛西脸红得像火一样，没有回答；安利柯便想象代洛西心中要说的话道：“我的爱他，因他不幸的缘故；又因为他父亲是不幸的人，是忠实地偿了罪的人，是有真心的人的缘故。”（第六卷《七十八号的犯人》）这些见解也从“推”字而来，与安利柯的父亲颇相一致。至于人物的行动，凡读过本书的人，该会注意到书中特多关于体贴人情的描写。体贴人情，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过来，就是他人所愿欲的，务须努力使他满足；他人的满足，也就是自己的满足。若不是“善推”，就不会有那种行动。安利柯跟了母亲去布施贫民，发觉那人家的儿子是自己的同学（克洛西），轻轻地告诉了母亲；母亲叫他不要作声，说：“如果他觉到自己的母亲受朋友的布施，多少难为情呢！”（第一卷《贫民窟》）“小石匠”访问安利柯，把衣上沾着的白粉沾在椅背上，安利柯想用手去拍，被父亲按住了手；过了一会儿，父亲却偷偷地把它拭去了；事后父亲说明道：“在朋友前面如果扑了，那就无异于骂他说：‘你为什么把这弄龌龊了？’”（第三卷《“小石匠”》）代洛西去探访害着重病的“小石匠”，把新近得到的挂在胸前的赏牌取下，放入袋里，同去的安利柯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总觉得还是不挂的好。”（第六卷《病床中的“小石匠”》）卡隆新遭母丧；那一天放学的时候，安利柯看见母亲来了，就跑过去想求抚抱，母亲却把他推开；他起初莫名其妙，及见卡隆的悲哀孤独的神情，才悟出了母亲推开他的缘故。（第七卷《卡隆的母亲》）这些例子，都是属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类的。可莱谛当安利柯往访的时候，忙着用锯截柴，说要在父亲回家以前把柴锯完，使父亲看了欢喜。（第二卷《朋友可莱谛》）卡洛斐掷雪球，误伤了一个老人的眼睛，他去探访那老人，把自己费尽心血、搜集而成的邮票帖送给他，作为礼物；后来那老人把邮票帖送还卡洛斐，并且加粘了三张瓜地玛拉的邮票，那是卡洛斐搜求了三个月还没有得到的。（第三卷《坚忍心》）泼来可西来到安利柯家里，在安利柯的玩具中间，很像特别中意那小火车；安利柯心想把小火车赠他，父亲也示意于安利柯，要他赠他；于是泼来可西带了那小火车回去。（第五卷《玩具的火车》）安利柯和姊姊闻知家里要没有钱了，大家愿意牺牲，特地向母亲说明，先前答应他们购买的扇子和颜料盒都不要了，可是第二天早晨就餐的时候，安利柯的食巾下面藏着新买的颜料盒，姊姊的食巾下面藏着新买的扇子。（第八卷《牺牲》）这些例子，都是属于“以他人的满足为满足”一类的。以上不过随便举出，使诸位同学对于所谓“善推的心”有个明晰的观念。这种例子多得很，不能也不必尽举。本书作者把这种“善推的心”赋予书中的人物，编成许多故事，以传达他的教训。爱父母，爱教师，爱朋友，爱军人，爱劳动者，爱穷苦的人，爱残疾的人，爱死了的人，爱学校，爱社会，爱国家民族，伦理方面的许多项目差不多都提到了。因为一切的爱都出于“推”，“推”的根本就是感觉和情绪方面的事儿，所以本书对于一切现象，多从感觉和情绪方面发挥，很少用剖析之笔。有一类小说用了剖析之笔写故事，在故事的背后，往往隐伏着关于人生、社会的问题，待读者自己去解答。本书并不属于那一类；它注重在引起读者的感觉和情绪，以“善推的心”感染读者。
试举一个例子，克洛西父亲的故事，见于第五卷《囚犯》和第六卷《七十八号的犯人》两节。那人是个细木工，因为主人虐待他，发起火来，把刨子掷过去，误中了主人的头部，主人丧命，于是犯了罪。他被禁在监狱中六年，才得释放出来。若用剖析之笔，他被虐待当时的愤怒心情，以及在监狱中六年心情上的变动，多少要刻画一点儿。但本书并不刻画，对于他的犯罪，只说“与其说他是恶人，毋宁说是个不幸者”；对于监狱生活给予他的影响，只说“学问进步，性情也因以变好，已觉悟自己的罪过，自己很痛悔”；都是寻常的述说。而于一个墨水瓶的赠予，却费了许多笔墨，成为《囚犯》一节的中心。原来作者意在借此一事，引起读者感恩的情绪和同情于罪犯的情绪。那人的性情，以前是否完全不好？到出狱时候知道感恩，是否由于监狱把他改好了？这些是作者不想去剖析的。作者又写代洛西发觉了克洛西的父亲是罪犯，就要安利柯务守秘密，不要让克洛西知道；及安利柯和代洛西看见了那父亲，两人和克洛西告别，都把手托在颐下，又写道：“克洛西的父亲虽亲切地看着我们，脸上却呈露出若干不安和疑惑的影子来。我们觉得好像胸口正在浇着冷水”；后来又遇见了，那父亲问代洛西为什么那样爱护他的儿子，代洛西没有回答，安利柯解释其故道：“大约见了曾杀过人、住过六年监牢的犯人，心里不免恐惧了罢”；最后，“克洛西的父亲于是走近去，想用腕勾住代洛西的项颈，但终于不敢这样，只是把手指插入那金黄色的头发里抚摸了一会儿。又眼泪汪汪地对着代洛西，将自己的手放在口上接吻，其意好像在说，这接吻是给你的”。这些都是告诉读者一种感觉，普通人和罪犯之间，心理上总存着一条界线：一方面虽具有十二分同情，但“心里不免恐惧”；另一方面，虽“已觉悟自己的罪过”，但不敢去勾住同情他的人的项颈。这条界限何从而来？是不是在感觉上可以切除？也是作者不想去剖析的。
从感觉和情绪方面发挥，可以说是本书的根本手法。父亲、母亲的直接教训如此；安利柯记他的经历见闻如此；插进去的九节《每月例话》也如此。如写卡隆的正直：如果有人说他说谎，“他立刻火冒起来，眼睛发红，一拳打下来，可以击破椅子”。写女先生的辛苦：既已费尽心力对付学生，“学生的母亲们还要来诉说不平：什么‘先生，我儿子的钢笔头为什么不见了？’，什么‘我的儿子一些都不进步，究竟为什么？’，什么‘我的儿子成绩那样的好，为什么得不到赏牌？’，什么‘我们配罗的裤子被钉戳破了，你为什么不把那钉去了？’”写校长终于不愿放弃教育事业：当他要辞职踌躇未决的时候，忽有一个人领了孩子来请许转学，校长把那个孩子的脸和桌上的亡儿的照片比较打量了好久，说了一声“可以的”，随后就把预备好的辞职书撕了。写父亲的体贴人情：当安利柯想拍去“小石匠”沾在椅背上的白粉的时候，“不知为了什么，忽然父亲抑住我的手。过了一会儿，父亲自己却偷偷拭净了”。写代洛西的熟悉地理：他闭了眼睛讲给朋友听：“我现在眼前好像看见全意大利。那里有亚配那英山脉突出爱盎尼安海中，河水在这里那里流着，有白色的都会，有湾，有青的内海，有绿色的群岛。”写斯带地的镇静：当他打胜了欺侮他妹子的勿兰谛之后，检点书包里的书册笔记簿，用衣袖拂过，又数一数钢笔的数目，放好了，“然后像平常一样向妹子说：‘快回去吧！我还有一门算术没有演出哩！’”以上所举，都就感觉着笔，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态。
又如教师请学生各给他一颗真心，说：“我现在并不要你们用口来答应我，我确已知道你们已在心里答应我，‘愿意’了。”教师给全班学生介绍格拉勃利亚的小孩，说格拉勃利亚是名所，是名人的出生地，是产生强健的劳动者和勇敢的军人的地方，又是风景之区。泼来可西明明是常被父亲打的，当同学劝他告诉校长，请校长替他向父亲劝说的时候，他却“跳立起来，红着脸，抖索着，发怒地说：‘没有的事，父亲是不打我的。’”勿兰谛因不守校规，被斥退了；他的母亲跑到学校里，哭着向教师恳求道：“我为了这孩子，不知受了多少苦楚！如果先生知道，必能怜悯我吧。对不起！我怕不能久活了，先生！死是早已预备了的，但总想见到这孩子改好以后才死。”街上抬过受伤的劳动者，勿兰谛挤在人群中间看；一个绅士怒目向着勿兰谛，用手杖把他帽子掠落在地上，说：“除去帽子！蠢货！因劳动而负伤的人正在通过哩！”以上所举，都就情绪着笔，是情绪的喷吐；多少有些压迫的力量，使读者不得不被它感动。
本书中有好些节，叙写兼注于感觉和情绪两方面，对某一题旨造成一种空气，把读者包围在那空气中间。现在举两节为例。一是第六卷《赏品授予式》一节。其中写授予赏品的会场，写参与该会的各色人物，写七百个小孩的合唱，写代表意大利全国十二区的少年登台受赏，写乐队的奏乐，写满场观众的喝彩和抛掷花朵，都是从感觉方面把一个规模盛大、精神奋发的集会烘托出来，使读者的“耳目之官”仿佛亲自接受到那些感觉。接受赏品的少年是十二个，是代表意大利全国十二个区的，这在读者已经知道了；而在十二个少年上了台，一列排立的时候，忽然场中有人叫喊：“请看意大利的气象！”虽只是一句话，其中蕴蓄着多少爱国的情绪啊！读者读到这一句，想到国家的前途系于少年，想到全国各区少年齐集在一起所含的象征意义，更想到其他，他虽不是意大利人，对于他自己的国家，必将深深地爱着了。给赏之后，判事演说；演说词不全记，只记末了几句：“但是，你们在要离开这里以前，对于为你们费了非常劳力的人们，应该致谢！有许多人为你们尽了全心力，为你们而生存，为你们而死亡。这许多人现在那里，你们看！”这几句话蕴蓄着多少敬师的情绪啊！读者读到这里，对于通常认为卑卑不足道的小学教师，必将另有个看法；他们是关系国家前途的少年们的教导者，他们是神圣。“请看意大利的气象”那句话虽只由一个人叫喊出来，教师的几句话虽只是判事个人的演说，但从会场的热烈情形上，很可以想见他们二人实在吐出了全场的心声。若没有热烈情形的描写，他们二人的话是无法安插的，写了下来也是没有效果的。唯其兼注于感觉情绪两方面，如上所说，其结果乃造成一种空气，表达出爱国的题旨（敬师也为的爱国）。又一例是第八卷《诗》一节。那是父亲的教训，题旨是学校生活的情味好像诗。篇中列举从教室里传出来的教师讲话的片段；又从静的瞬间写，说“静得像这座大屋中没有一个人一样”，更从动的瞬间写，说“小孩们从教室门口水也似的向大门泻出”；又随举学生家属见着他们的孩子时问话的片段：这些是人人经验过的对于学校的感觉。把这些综合起来，加上想象，于是教师的热情教育，家属的殷勤期望，那一批孩子当前的生意蓬勃，将来的未可限量，都宛然如在目前。想象到这些，爱学校的情绪自然引起来了；学校不仅是许多孩子与若干教师聚集的场所，而是一首充溢着生命的诗，其精神的美，永远值得歌咏赞叹。——这一节就文字上看固然专从感觉方面着笔，但所写感觉都有唤起情绪的作用，所以也是感觉和情绪双方兼注。
本书中九节《每月例话》是插入的故事。其中《少年爱国者》《少年侦探》《少年鼓手》三节，题旨都是爱国。后两节没有什么，读了《少年爱国者》那一节，却该知道一点：那种爱国未免偏于感情，即此为止，也还没有弊病；若顺此发展开来，以为本国的一切都是好的，不容他国人批评的，那就要不得了。那节故事很简单：一个穷苦的意大利少年在海轮中，受了三个外国人周济他的钱，那三个外国人喝醉了，批评意大利种种的不好，甚至于说意大利人是强盗。当“强盗”两字刚说出口的时候，那少年把得来的钱丢到他们身上，怒叫道：“拿回去！我不要那说我国坏话的人的东西。”故事就此完了。那末了的动作与话语，就是通常读小说的所谓“顶点”；人家侮辱我的同国人，我动怒而加以呵斥，确是人之常情；若再加上一些叙说，表明听取他国人的批评，不能纯凭感情，有时很要理智，那自然同于蛇足。但纯凭感情的爱国，往往流于狂妄，从唯我最好进到唯我独尊，势必至于蔑视他国，排斥他国。现代世界的纷扰不安，未尝不是此种爱国心在那里作祟。唯有知道己国的可爱在哪里，忠心诚意地爱着；又知道己国的缺失在哪里，与同国人共同努力，弥补此缺失，直到绝无缺失为止；那才是现代公民应持的态度。而那种态度是不凭理智不会有的。
此外《洛马格那的血》《少年受勋章》《难船》三节，题旨都是舍己救人。舍己救人的动机，从一方面说，是由于人己一体的观念。既认定人己一体，他人将要遇到的灾害，就如自己的灾害一样，若不竭力抵御，不是对不起他人，简直是对不起自己：这样想时，自然表现出舍己救人的行动来。从另一方面说，由于灾害宁归于我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反面，便是乐利宁归于人；许多圣贤豪杰的存心，实在也不外于此。——既见灾害到来，猜测其结果，必将有人受难，与其让人受难，不如由我来受：这样想时，自然也表现出舍己救人的行动来。以上两种观念原是相通的，不过前者着眼于己的方面较多，后者着眼于人的方面较多罢了。三节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抱着舍己救人的精神，显然的，作者意欲教训读者，使读者实践这种人类社会间的美德，至少也得理解这种美德。
《洛马格那的血》一节，故事是这样的：一个深夜里，洛马格那街附近的一所屋子里，弗鲁乔和他的外祖母（书中作祖母，但据“我是你母亲的母亲”一语，应该是外祖母）两个人留着，父亲母亲都有事出去了。弗鲁乔是个欢喜赌钱常常和人打架的孩子，这时才刚回来；外祖母询知他又干了恶事，便一面哭着一面用温和的言辞劝诫他。可是他生性刚强，听了外祖母的话，只是默不作声，并没有认错的表示。这使外祖母更痛伤了；于是说到她自己的将死，说到他幼小的时候怎样的柔顺，但愿他能够回复到那时的柔顺。弗鲁乔感动了，心中充满了悲哀，正想把身子投到外祖母的怀里去，两个强盗进来了。当其中一个的面罩偶尔落下来的时候，外祖母认出是一个熟人，叫出他的名字。那强盗便“擎起短刀扑近前去；老妇人立时吓倒了，弗鲁乔见这光景，悲叫起来，一面跳上前去用自己的身体覆在祖母的身上。强盗碰了一下桌子逃走了，灯被碰翻，也就熄灭了”。在黑暗之中，弗鲁乔才说出强盗未来以前的心中言语，请求外祖母饶恕他；外祖母说她已经饶恕他了。于是弗鲁乔再也不作声，原来他代替了外祖母，背部被强盗的短刀戳穿，他死了。这故事无非说弗鲁乔的恶行只是一时的过错，骨子里却如书中所说，有着“壮美的灵魂”。严格说起来，故事并不能算写得好；前半节的外祖母责备弗鲁乔和后半节的弗鲁乔被杀，有些勉强牵合拢来似的。弗鲁乔和外祖母没有一点仇恨（当时也不过不肯认错而已，怨恨外祖母的心是没有的），却有十多年来依依膝下的情意，看见强盗擎起短刀向外祖母扑去，当然会不假思索跳上前去保护；先前的责备不责备，与此并没有多大关系。而一篇理想的完美的小说，犹如一个有机体，是不容许有没有多大关系的部分存在的。其所以有前半节文字，还是由于作者的一贯的作风，可使弗鲁乔在将死的时候，与外祖母作一番关于饶恕过错的对话，借以激动读者的感情。
《少年受勋章》一节，和前面提及的《赏品授予式》一节一样，描写一个盛大的会场，以唤起读者的感觉和情绪。故事是简单不过的，那作为篇中主人公的少年在河中救起了一个将要淹死的孩子，因而市长以意大利国王的名义，授予他勋章。他的行为的高尚，在市长的演说词中有所说明。“勇敢在大人已是难能可贵的美德，至于在没有名利之念的小孩，在体力怯弱，无论做什么都非有十分热心不可的小孩，在并无何等的义务责任，就使不做什么，只要能了解人们所说的，不忘人的恩惠，已足受人爱的小孩，勇敢的行为真是神圣之至的了。”这么长的一句话，无非说那少年救人是“无所为而为”。“无所为而为”比较起“有所为而为”来，结果纵使相同，价值可高得多了。这一节只是一篇记叙文字，不能算是一篇类似小说的东西；因为小说常常写人和事相遇时，心理上行动上的发展过程，其过程或简或繁都可以，但不能绝对没有，而这一节里却绝对没有。《难船》一节就不同了。故事也很简单：少年马利阿和少女寇列泰同乘一条海船，遇到了风浪，船沉没了；逃命的舢板只剩一个位置，马利阿很慷慨地把它让给了寇列泰。在开头，先叙两人相遇，彼此拿出食品来，一同吃着。次叙两人关于身世的问答：马利阿的父亲近在客中逝世，他回去预备依靠亲戚；寇列泰的离家原想承受叔母的遗产，可是没有如愿，现在是回到父母那里去。次叙风浪来了，马利阿被震倒，头部撞出了血，寇列泰照料他，把自己的头巾替他包在头上。然后叙到作为“顶点”的马利阿让寇列泰逃生的一幕。前面的那些叙写，都与末后马利阿的英勇行为有照应，因为同食同谈，彼此之间就有了情感；因为身世不同，马利阿就觉得寇列泰比起他自己来，是更不容死的；因为有过替包头部创伤的事儿，马利阿又觉得对于这样一个好同伴，是非让她活命不可的。关于这些，只要读时稍稍留心，很容易看出来。看出了这些，便会感到马利阿抱起寇列泰，把她掷给舢板上的水手，这个行动非常的自然，为什么非常的自然？就在于切合心理，近于人性。
《每月例话》的另外三节——《少年笔耕》《爸爸的看护者》《六千里寻母》，题旨就是对于父母的爱。其中《爸爸的看护者》一节，那主人公少年西西洛在医院中看护的实在不是他的父亲，而是个不相识的老人。他父亲离家已一年，回到国土就得病，西西洛接了信跑去看他，可巧医院中人给他指错了一个人；那病人的容貌原来全不像他父亲，但病了变了样子是可能的，那病人又病得很重，不能开口；因此他就认为真是他父亲，留在医院里看护他了。到了第五天，他自己的父亲病愈出院了，无意中彼此遇见，西西洛才知认错了人。但当他父亲叫他一同回去的时候，他却说不能丢弃那当作爸爸看护了他五天的孤身病人，他愿意再留在这里。于是像以前一样，又看护了两天，直到那病人死去。他在离开病房的当儿，“那五日来叫惯了的称呼，不觉脱口而出：‘再会！爸爸！’”这篇故事带着喜剧情味（关键在于误会），而意义非常严肃。对于错认为父亲而看护他的病人，即使在弄明白之后，情感还是深挚，这并非奇迹，正是人情。若是前五天尽心竭力地看护，到发觉了错误之后，便把那病人看得如不相干的人一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他才不近人情了。
《少年笔耕》是少年叙利亚因年老的父亲佣书养家，心上过不去，便每夜起来私自代替父亲缮写的故事。父亲以为自己的工作成绩增多，觉得高兴；可是看了叙利亚疲惫的神态，不能努力用功（他每夜起来写字太困乏了），又深深的烦恼，严厉地责备着他。在叙利亚，屡次想向父亲说明缘由，但是给帮助父亲的念头战胜了，终于不曾出口。在父亲，见儿子总是不肯改好，愤怒愈甚，竟至说出了“我早已不管他了”的话。这样的发展是很自然的。叙利亚既已存了私自帮助父亲的意念，唯有一直帮助下去最是正道，假若说破了，父亲便将不让他深夜里起来，那就无法再帮了；并且，父亲正为了自己的工作成绩增多而高兴，若让他明白了所以然，他那高兴便将转而为懊恼了；所以想说而终于不说。再说父亲，因为经常收入不够家用，至于另做工作来补贴，他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郁闷的；若是一家人能够体谅他，大家努力奋勉，那还足以自慰；而眼前偏有一个不肯用功只想打瞌睡的叙利亚；他或许还这样想，目前收入增多，若没有别的烦心的事，生活也还不算错，而叙利亚的事偏来烦他的心，使他不得舒快，所以他对于叙利亚越来越恨，几乎不当他做儿子。发展到了这地步，于是达到故事的“顶点”：在叙利亚下了决心，想不再起来的那一夜，由于“习惯的力”，他又起来缮写了。不一会儿，父亲闪进室中来了，看见了叙利亚的作为，便恍然于从前的一切。在互说“原恕我”的声音中，父子两个的亲情如火一般燃烧起来，两个灵魂融合在一块了。——这故事组织完美，有动人的力量。
《六千里寻母》是少年玛尔可到美洲去寻访断了消息的母亲的故事。他的母亲原在叫作爱列斯的地方，他到爱列斯，探知母亲跟了主人家到可特淮去了。寻到可特淮，又知迁到杜克曼去了。寻到杜克曼，又知迁到赛拉地罗去了。在赛拉地罗才见到他母亲。这样屡次转换目的地，无非要使玛尔可多跋涉些路程，借此见出他的孝心；然而在故事的结构上，未免有重复呆板之嫌。当寻到赛拉地罗的时候，他母亲正患着重病（内脏起了致命的癌肿），一因家信阻梗，二因对于自己的身体没有信心，悲伤和畏怯使她拒绝医生手术的主张，她宁愿就此死去。但在闻知玛尔可老远跑来看她的当儿，她的希望勇气突然鼓起来了，她情愿接受医生的手术了。于是她有救了，医生对玛尔可说：“救活你母亲的，就是你！”这里见出儿子是母亲的生命的光，为了儿子，母亲重又热爱着生命；反过来，也就见出儿子对于母亲的爱，是本于天性，莫知其然而然的——然而在故事的结构上，未免太凑巧了。此篇写美洲的景物，都从玛尔可（一个意大利少年）的眼光着笔，又掺入玛尔可的凄惶焦灼的心情，一切景物便带着奇幻的色彩。玛尔可所到之处，常常受着同国人的帮助，这虽说是常情，却也是作者极欲着力叙写的一个项目；从这个项目，很易激起读者的爱国心。
读这一本《爱的教育》，若是想“摘录佳句”的话，其中佳句可真不少。什么叫佳句呢？就是情味丰富，禁得起咀嚼，越咀嚼越觉得有意思的句子。如果读的时候不加咀嚼，只是逐字逐句地读下去，那就虽遇佳句，也辨认不出来。所以咀嚼功夫是不可少的。咀嚼不是凭空的冥想，须从揣摩故事的情景出发；在如此这般的情景中，看这么一句，或传出一种深至的心情，或表出一种生动的姿态，或显出一种鲜明的印象，那无疑的是佳句了。现在略举几个例子在此，待诸位同学自己去“反三”。
先生讲盲童学校的情形给学生听（第五卷《盲孩》），说到因病盲目的比较生来就盲目的痛苦更深，他举一个盲童的话道：“就是一瞬间也好，让我眼睛再亮一亮，再看看我母亲的脸，我已记不清母亲的面貌了！”这是佳句，中间含着不知多少的哀酸。这盲童所希望的并不奢，只要一瞬间，一瞬间之后，再回入黑暗的世界，直到终身，他也情愿；但是这一瞬间事实上不会有了。事实上不会有而仍希望着，那心情的伤痛不言可知了。
“小石匠”的父亲进了夜学校（第六卷《夜学校》）。总爱坐在自己儿子的座位上（夜学校就设在小学校里），当他第一夜进学校，就和校长商量道：“校长先生！让我坐在我们‘兔子头’的位子里吧！”这是佳句，细细咀嚼时，可以辨出多种意味。他自己是早年失学，他的儿子却在学龄得入学校，比他幸福得多，这在他自是一种安慰，但安慰之中不免带着羡妒。现在他也得上学了，而且坐在儿子的座位了，他羡妒之心也就得到满足了。这是一。他入夜学校，自以为回返到幼年时代了。他要坐在儿子的位子上，就是要处在儿子的观点上感受一切，尝尝那儿子经历已惯而自己还没有经历到的趣味。这是二。他对校长称自己的儿子，不叫他的名字，不说“我的孩子”，而用平时叫惯的他的诨名“兔子头”。在这三个字上，透露着多少天真和喜爱孩子的心情啊！这是三。
诺琵斯性情傲慢，待同学没有和气，先生劝诫了他一番，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第五卷《傲慢》）。“他只是冷淡地回答：‘不，没有什么。’”这是佳句，把傲慢者的神态和心情都表出来了。傲慢者不肯接受别人的意见，尤其不肯接受别人劝诫自己的意见；表现在外面，便是任别人说得如何详恳亲切，总是回答他一个冷淡。诺琵斯听了先生的话，心里果真没有什么话要说吗？不，他心里的话多着呢。他自以家庭地位比别的同学好，别的同学都不在他眼里，对于他们，他认为没有亲爱和气可言的。先生教他和大家要好，那无异教他辱没自己。但这些道理先生是不会明白的，对他说也徒然，所以负气地说“没有什么”就完了。读者把这些辨认出来，一个傲慢的诺琵斯就如在目前了。
安利柯去参观幼儿院（第七卷《幼儿院》），许多幼儿正进食堂就餐。就餐之前，按照习俗，须作祈祷。“祈祷的时候，头不许对着食物的，他们心为食物所系，总常拉转头来看后面，大家合着手，眼向着屋顶，心不在焉地述毕祈祷的话，才开始就食。”这是佳句，描绘出幼儿的天真神态。拉转头颈来看后面，该是看先生是不是在注意他们吧；如果先生不注意的话，也许回转头来对着将要到嘴的食物偷看一眼吧。行祈祷的仪式，若在大人，即使心里并没有宗教的信仰，也会假装出非常虔敬的神态的。而在幼儿，没有那种矜持的习惯，要他们祈祷，他们只能“眼向着屋顶”，只能“心不在焉”。试想，“眼向着屋顶”五个字，包含着多少无聊意味。他们对祈祷既是“心不在焉”，他们的心到哪里去了？不是说他们在这个时候，除了放在面前的食物，什么都不想了吗？
安利柯记《弟弟的女先生》（第二卷），说她“有时对于小孩，受不住气闹，不觉举起手来，终于用齿咬住了自己的手指，把气忍住了。她发了怒以后，非常后悔，就去抱慰方才骂过的小孩。也曾把顽皮的小孩赶出教室过，赶出以后，自己却咽着泪”。安利柯记泼来可西得了赏牌，“大家都向他道贺：有的去抱他，有的用手去摸他的赏牌”。（第五卷《赏牌授予》）安利柯记春天到了的时候，“一吸着窗外来的新鲜空气，就闻得出泥土和木叶的气息，好像自己在乡间了”。（第七卷《春》）写巴拉那河岸的景色，说“港口泊着百艘光景的各国的船只，旗影乱落在波下”。（第八卷《六千里寻母》）这些都是佳句，给读者一个宛然自己感受到的印象。
诸位同学如果把以上所举为例，自己去推求，将发现许多的佳句，每句足供良久的欣赏。
《呐喊》指导大概
鲁迅先生所写的短篇小说，编成三本集子，一本叫作《呐喊》，一本叫作《彷徨》，又一本叫作《故事新编》。第三本是以神话、传说及史实为题材的——如嫦娥奔月，大禹治水；以现代社会生活为题材的，是前面两本。现在从两本中提出《呐喊》，供大家略读；一方面练习短篇小说的阅读，一方面约略窥见鲁迅先生的思想和艺术。《呐喊》起初由新潮社出版，后来北新书局发行；鲁迅先生去世后，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纂《鲁迅全集》，便收在第一卷里。现在最容易买到的，是北新书局的本子。有些书局出版《鲁迅选集》《鲁迅创作选》之类，虽不全收《呐喊》中的短篇小说，但重要的几篇总是有的。还有各家书局所出的国文教科书，往往采选《呐喊》中的短篇小说，统计起来，也有七八篇，所以即使不买整本的《呐喊》，还是可以各随方便，搜集拢来，看到《呐喊》的全貌。《呐喊》共收短篇小说十四篇，目次如下：《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那是按照写作时日的先后编排的；前面有《自序》一文，略述自己的经历、作小说的动机和集子命名的由来。
小说是什么东西？在我国，最早的说明当推《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是说，小说是琐屑的或不经的记载。后来人受这个观念的影响，把性质并不相类的一些著作，都包括在《小说》这个共名之下。明朝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里，分小说为六类：（一）志怪，如《搜神记》《述异记》之类；（二）传奇，如《赵飞燕外传》《霍小玉传》之类；（三）杂录，如《世说新语》《北梦琐言》之类；（四）丛谈，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之类；（五）辩订，如《鼠璞》《鸡肋》之类；（六）箴规，如《颜氏家训》《世范》之类。清朝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分小说为三派：（一）叙述杂事，如《西京杂记》《世说新语》之类；（二）记录异闻，如《山海经》《穆天子传》之类；（三）缀缉琐语，如《博物志》《述异记》之类。这些所谓小说，和我们现在的“短篇小说”都不相干。
我国从前杂戏之中，有一种叫作“说话”，在庆祝及斋会的时候，供人娱乐；操这种职业的，称为“说话人”。据记载，南宋时的“说话”有四种家数：一是“小说”，二是“讲史”，其余两种，这里从略。“小说”的必要条件大约有三项：（一）须讲近世事；（二）须有“得胜头回”（“头回”是“冒头”的意思，“得胜”是吉语）；（三）须引证诗词。“讲史”是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说话人”的“说话”，记录下来，称为“话本”。宋时“小说”的“话本”，现在可以见到的，有《京本通俗小说》。明末有一部《今古奇观》，至今还流传得很普遍，中间保存有宋代的旧话本，也有明人的拟话本（就是说，那不是“说话人”的“说话”，只是模拟他们“说话”的体式而写作的）。“讲史”方面，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宋宣和遗事》等，都是宋代的拟话本，其篇幅比较长，故事比较复杂，是后来“章回小说”（如《水浒传》《儒林外史》之类）的始祖。以上两类，向来都称为小说，但和我们现在的“短篇小说”也不相干。
现在所谓“短篇小说”，是从西方传来的。胡适先生有一篇文字，叫作《论短篇小说》；从其中摘录几节如下：
……西方的“短篇小说”，在文学上有一定的范围，有特别的性质，不是单靠篇幅不长便可称为“短篇小说”的。
我如今且下一个“短篇小说”的界说：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这条界说中，有两个条件最宜特别注意。今且把两个条件分说如下：
（一）“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譬如把大树的树身锯断，懂植物学的人看了树身的“横截面”，数了树的“年轮”，便可以知道这树的年纪。一人的生活，一国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变迁，都有一个“纵剖面”和无数“横截面”。纵面看去，须从头看到尾，才可看到全部。横面截开一段，若截在要紧的所在，便可把这个“横截面”代表这个人，或这一国，或这一个社会。这种可以代表全部的部分便是我所谓“最精彩”的部分。又譬如西洋照相术未发明之前，有一种“侧面剪影”，用纸剪下人的侧面，便可知道是某人（此种剪像，曾风行一时，今虽有照相术，尚有人为之）。这种可以代表全形的一面，便是我所谓“最精彩”的方面，若不是“最精彩”的所在，绝不能用一段代表全体，绝不能用一面代表全形。
（二）“最经济的文学手段”，形容“经济”两个字，最好是借用宋玉的话：“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须要不可增减，不可涂饰，处处恰到好处，方可当“经济”二字。因此，凡可以拉长演作章回小说的短篇，不是真正“短篇小说”；凡叙事不能畅尽，写情不能饱满的短篇，也不是真正“短篇小说”。
能合我所下的界说的，便是理想上完全的“短篇小说”。世间所称“短篇小说”虽未能处处都与这界说相合，但是那些可传世不朽的“短篇小说”，绝没有不具上文所说两个条件的。
这个短篇小说的界说很扼要，但还有需要补充说明的地方。从“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一语看来，好像短篇小说和历史著作、报纸记载一样，也是记录事实的；不过不记录全部，只描写其中最精彩的一段罢了。如果这样想，就错了。短篇小说固然有记录事实的，如《呐喊》中《一件小事》那一篇，说的是鲁迅先生自己坐人力车，那车夫撞倒了一个老女人，便不再拉车，却扶了那老女人一同到巡警分驻所去，这当然是事实；但大多数的短篇小说却出于虚构，并非事实；即使有事实作底子，也绝不是依样葫芦，照录其中最精彩的一段。世间实在不曾有过阿Q那个人，也不曾有人做过像《阿Q正传》所叙的那番事。同样情形，世间实在不曾有过《狂人日记》写的那个狂人；日记前面的序文里，虽有“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学研究”的话，好像鲁迅先生只做了“撮录”的功夫，其实那日记就是鲁迅先生虚构的。我们知道，用文字记录事实，是有实际上的需要，为的是把那事实告诉远方或将来的人。虚构一些小说，难道也有实际上的需要吗？小说家为什么要不惮烦劳地写他们的小说呢？原来小说家写小说，就广义说，也是有实际上的需要的；不过不像写记录事实的文章一样，单把事实告诉了人家就完事；他们提起笔来，最基本的欲望却在把他们之“所见”告诉人家。什么叫“所见”？就是从生活经验中得来的某种意思。那意思也许包含得很广博，也许只是很狭小的一点儿，都没有关系；可是必须有了它，小说家才动手写小说。——如果没有它，而硬要写小说，写下来的一定不是真正小说，只是或为实录或为虚构的叙事文而已。——就如鲁迅先生，从他生活经验中，见到人类有许多不甚高明的品性，如“精神上的胜利法”（就是被人欺侮了，却以见欺于小人或后辈自慰，这样想的时候，自己俨然是君子或前辈，感到胜利的愉快了）之类，他才把这许多品性赋予阿Q，写成《阿Q正传》。又从他的生活经验中，见到家庭制度和礼教对于人性的戕贼，他才借了狂人的口吻把它暴露出来，写成《狂人日记》。“所见”是抽象的意思，写成了小说，便是具体的故事，其中却含蓄着发挥着那抽象的意思；这是小说和叙事文的根本不同处。叙事文在事实本身而外，不需要作者的什么“所见”，作者只需把事实记录得明白得当，就算尽了责任了。凡是好的小说，其中所含蓄所发挥的必具有真实性；就是说：世间的确有这么一种情形或道理，一般人对它或是没有见到，或是见到了而并不深入透彻，待小说家把它写成了小说，大家才恍然有悟，表示同感或相信。这样说起来，胡适先生所下界说中的“事实”两个字，若认为“实有其事”的事实，便与短篇小说的实际不尽符合；须认为“具有真实性”的情形或道理，那才适合于一般的真正短篇小说呢。
我们有了“所见”，也可以径直写出来。如鲁迅先生见到人类有许多不甚高明的品性，见到家庭制度和礼教对于人性的戕贼，未尝不可以一是一，二是二，列举例子，逐步论断，写成两篇文章。但那是议论文，不是短篇小说。小说家不把自己的“所见”写成议论文，却借故事来发挥，让它含蓄在故事里头；为的要使读者感动，得到深切的印象；也为的要使读者读了故事而见到小说的“所见”，仿佛是自己发现似的，不像读议论文那样显然处于被动地位。这里所说借故事来发挥，最关重要，故事的大纲和细节，都为那“所见”而存在，不充分，不行，太啰唆，也不行，所以必须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来组织故事。按照讨论小说的用语，那“所见”便是题旨，那故事便是题材。把实有其事的事实作题材，对于题旨，往往有不充分或太啰唆的缺憾；不如径自造个故事，凡足以发挥那题旨的，充分采入，与题旨没有关涉的，决不滥取，来得称心得多，即使并不自造故事，而以事实作题材，也决不能像作叙事文一样，一律照实记录；事实上有这个节目，可是，这个节目与题旨无关，便不能不把它去掉；事实上没有那个节目，可是，从发挥题旨的观点看，那个节目非有不可，便不能不把它加进去。鲁迅先生有一篇《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讲他作小说的经验，中间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这个话是作小说不全依事实的实例。——以上所说，都关于组织故事，就是组织题材，明白了这一层，小说为什么常常出于虚构，或只从事实中“采取一端”，也就可以了然。原来唯有这样做，才是发挥题旨的“最经济的手段”，而那手段才够得上称为“文学手段”。
“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总括地说，是把抽象的题旨化为具体的题材，按照讨论小说的用语，便是把题旨“形象化”，题旨是小说家从生活经验中得来的，说给人家听，虽也可以使人家了解；可是看不见，摸不着，不能使人家感动，得到深切的印象。必须把它装在一个题材里，成为某一件故事，故事之中有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物在那里活动着，与实有其事的事实一般模样，于是它具有了形象，仿佛看得见摸得着似的；这才能使人家感动，得到深切的印象。故事不能不是某一件，人物不能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否则就不成形象。形象要充分的活泼生动，有血有肉，形象后面要处处伏着抽象的题旨：这是认真的小说家所努力经营的。从形象受到了感动，得到了深切的印象，进一步去探索那伏在形象后面的东西：这是认真的小说读者应该努力从事的。张天翼先生作过一篇《论〈阿Q正传〉》，篇中“读书笔记一则”里的几节，对于“形象化”说得很透彻，现在摘录在这里：
阿Q之癞，说“儿子打老子”，不能反抗未庄“那伙鸟男女”而只欺侮小尼姑，以及痛恶“假洋鬼子”及其“哭丧棒”，等等，这的确是《阿Q正传》里的那个阿Q才有的花头。这些，只是属于这一个阿Q……这些是特殊的东西。
但这些，只是使抽象阿Q具体化，使之形象化的一种手段。
……这是表现阿Q性本质的一种艺术手段。
换言之，那么这篇作品里关于阿Q的这些形象虽然是特殊的，是仅仅属于“这一个”阿Q，但它倒正是为了表现一般的阿Q性而有的。例如“癞”，用来表现忌讳毛病，“儿子打老子”是用来表现“精神胜利法”，而调笑小尼姑则用来表现欺软怕硬，以及排斥异端，诸如此类。
所以作品里所表现出来的典型人物，又有特殊性，又有许多现实阿Q的一般性。而后者则居于主要地位；这是那个典型人物的灵魂，是作者在这作品中所含的哲学，是这作品的内在精神。
但那些表现成“这一个”人物的诸形象，艺术家也决不把它忽略过去，要是忽略了这些，仅写出一个不可感觉的灵魂，没有血肉，那么就不像一个人了，不能使我们得到一个印象，不能使我们当作真有这么一个阿Q似的那样感受了。
并且——要是忽略了这些形象，或是随意处置这些形象的话，那就连那个灵魂都不能充分表现出来，或是不能适如其可地表现出来。
这些形象——绝不是随便安排的。
你看，关于阿Q的状貌，举动，谈吐等等，哪怕只要写一两笔，我们就知道阿Q的地位身份，并且由此而知道阿Q之为人。
就说“癞”吧，这也正是阿Q那样生活里才会有的毛病……
……别的人，只要他也是在阿Q之得癞病的同样条件之下，也会变成一个癞头。当然，并不是一得了“癞”即成了阿Q。他跟阿Q仅仅有这一点相同，就是他也没法讲卫生，也让细菌在他头上猖獗。此外他也许就跟阿Q没有相同之点了。他并不是阿Q。这样，他头上的“癞”——所起的作用也就不同了，不是可以拿来表现阿Q性之一的“忌讳毛病”的了。或者呢，他的“癞”，压根儿就不起什么作用。
这“癞”等等，如果在这个典型人物身上是不可能有的，或者即可能有而并不是可以用来表现这阿Q性的，或是压根儿没有作用的——那么这“癞”在此就不适当。那么作者就不会把它选进去，而会另外去选上别的一些更适当的东西来表现它。
这些形象是要经过选择的：要适当。形象也该有其典型性。
张先生的这几节文字只就《阿Q正传》而言；其实凡是好的小说，用的都是同样的手段。我们虽不一定要写作小说，可是我们要阅读小说，对于小说家所用的手段就不能不有一点知识；有了这种知识，我们才可以深入地了解每一篇好小说，也可以辨别哪些小说是好的，哪些小说却要不得。——没有什么题旨的，当然不成其为小说；虽有题旨而并不“具有其真实性”的，不是好小说；题旨虽不错而“形象化”不够充分的，也不是好小说。
胡先生文中既提明“西方的‘短篇小说’”（其实“西方”之上还得加上“近代”两字），以下却又讲“中国短篇小说的略史”，记《庄子》《列子》中的一些“寓言”，陶潜的《桃花源记》、杜光庭的《虬髯客传》，都是很好的短篇小说，好像我国从前原也有短篇小说似的。我们要知道，那些文章只不过和近代西方的短篇小说偶尔相类而已，其作者绝不是有意识地要写什么短篇小说。我国人有意识地写像胡先生给它下界说的那种短篇小说，并不上承“寓言”、《桃花源记》《虬髯客传》的系统，而是受的西方文学的影响。鲁迅先生是其中最早的一个。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他说到开始写《狂人日记》，以下接着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这便是他受西方文学影响的证据。还有，我国文学向来的方式，说到一个人，往往先叙他的籍贯、家世、经历等等，说到一件事，往往从头至尾，交代得清清楚楚；短篇小说不一定用哪些方式，却把作者所要说明的在故事的进展中和人物的动作、对话中表现出来，这在向来是很为少见的；像鲁迅先生的那篇《明天》，开头就是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没有声音，——小东西怎了？”又像那篇《孔乙己》，描写孔乙己那个人物，全从酒店小伙计的观点出发，篇中的“我”便是酒店的小伙计：这些方式，更是向来所没有。短篇小说所以要运用这些方式，为的是“经济”，也是受的西方文学的影响。
鲁迅先生有《自叙传》（即《鲁迅自传》，见《集外集拾遗补编》）一篇，现在抄录于后：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底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底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了，分在机关科。大约过了半年，我又走出，改进矿路学堂去学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但待到在东京的预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划，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底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后来又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到一九二六年，有几个学者到段祺瑞政府去告密，说我不好，要捕拿我，我便因了朋友林语堂的帮助逃到厦门，去做厦门大学教授，十二月走出，到广东，做了中山大学教授，四月辞职，九月出广东，一直住在上海。
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了一个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现在汇印成书的有两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一本论文，一本回忆记，一本散文诗，四本短评。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和一本编定的《唐宋传奇集》。
鲁迅先生名树人，字豫才，《自叙传》中没有提及。此篇作于一九三○年，以后他仍住在上海，从事著译。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病殁，年五十六岁。
关于他想提倡新文艺，在《〈呐喊〉自序》中说得比较详细，这和他以后的写作态度极有关系。《自序》中说：
……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改变他们的精神”，是他当初想提倡文艺运动的因由，后来他做文章，就一贯的实做这句话，不但短篇小说如此，其他许多杂文也无不如此。关于这一层，以下还要说，现在且再摘录《〈呐喊〉自序》的话。序中说那年他住在北京一个会馆里抄古碑，一个老朋友跑来，问他抄这些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中间用铁屋子作比喻的一节，是热诚的先觉者失望以后的沉痛语。为什么失望？因为人家对他的主张，“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又因为眼见了现代我国的许多史实。关于后者，在另外一篇《〈自选集〉自序》里说得很明白。
……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
接着前面所抄的，《〈呐喊〉自序》还有以下的话：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吧，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凭空添上一个花环（这一篇的副题旨是革命者的寂寞的悲哀，瑜儿因参加革命而被杀，连他的母亲也不能理解他，可是他的坟上却有一个不知是谁献与的花环，这暗示同情他理解他的未尝无其人），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这一篇的题旨是母子之爱，寡居的单四嫂子把整个的心魂放在儿子宝儿身上，宝儿病了，求签许愿，请教地方上顶有名的医生，样样都做到，可是宝儿终于死掉，于是她什么希望也没有了，只希望在梦里见见她的宝儿），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呐喊》的名称，取义就是如此。在《〈自选集〉自序》里，也有类似的话；现在再抄在这里，以供参看：
……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吧。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
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还有以下的几句话：
……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从上面抄录的一些话看来，可见鲁迅先生当时虽然失望，虽然感到寂寞的悲哀，可是热诚绝没有消散；所以一见前驱的猛士，便寄予同感，和他们作一伙儿。说“聊以慰藉”他们，说“喊几声助助威”，都是谦逊的话；在那时，他的寂寞至少减轻了若干分之一，而“改变他们的精神”的热诚重又燃烧起来了吧。为什么“不恤用了曲笔”？他自己说是听从“将令”，“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所以他在作品里也保留着一点希望；但是他又说“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青年”，这不是他自己也愿意保留着一点希望吗？“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这三语是“不恤用了曲笔”的注脚；为什么要如此？说是“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为什么“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说是这才可以达到“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斟酌周详，选取了最有效的道路走，这正是热诚的先觉者的苦心，而为的是前面悬得有希望。“改良社会”“改良这人生”“改变他们的精神”，话虽不同，意义也不尽一样，但指的都是那希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从“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取材，“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在这些方面发挥他的“所见”，便是他取的达到那个希望的手段。以上单就《呐喊》一集而言，却可以推及其他作品；《呐喊》之外，他还有短篇小说，还有多量的杂文，取材不一定限于旧社会和不幸的人们，但揭露病根，促人注意疗治，是前后一致的；希望“改良社会”“改良这人生”“改变他们的精神”，也是前后一致的。从这里，便可以认识他的一贯的写作态度，一贯的战斗精神。
关于作小说的手段，《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很说到一些；这也该抄下来看看，因为别人的说明总不及作者自己说的来得亲切。作小说不全依事实的一节，前面已经抄过了，这里便略去了。
……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
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我常在学学这一种方法，可惜学不好。
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
这些话无非说，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使题材充分的“形象化”；可以与前面谈短篇小说的部分相印证。
有一些人，他们相信某一事应该怎么做，或主张必须怎么做，可是做来并不如他们所相信、所主张的；这就是心手不相应，也称为眼高手低。原来相信或主张是知识方面的事儿，按照着实做是习行方面的事儿。从知识到习行，不是一步就跨得过去的，中间还有个努力历练的阶段；历练不够，两方面就不一致了。鲁迅先生的写作态度和手段，他自己说得很明白了，这些都属于知识方面；从他的作品看，又可知道他的历练非常充分，所以习行方面能够心手相应，眼光和手段一样，就行了。剖析作品的结果，才真窥见了他的思想和艺术——仅仅读他的《自序》一类文字，虽不能说无所窥见，但总之还隔着一层。
鲁迅先生说“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就暴露病根的观点看，《呐喊》一集是充分注意此点的。暴露得最深广的，自然是《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两篇。前一篇差不多包括全部的历史；所谓病根是人与人之间互相欺凌，互相压迫［依照狂人的说法便是“吃人”，以自私为当然，不肯拿出真心来与人相见。那大家所遵从的是传统的制度和教条（依照狂人的说法便是“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认为“这是从来如此”，碰也碰不得的；谁如果碰了它，便是“疯子”，便是公众的仇敌。给狂人诊病的何先生说“不要乱想”；这句话很有意味。“不要乱想”便是不要怀疑传统的制度和教条；一个人必须和众人一样，以自私为当然，不拿出一点儿真心来，他才不是“疯子”。可是，人人如此，“真的人”“不吃人的人”便不会出现了，“人人太平”的日子也不会到来了。这样的暴露，骤然看去，好像有点儿过分；但只要放开眼光，留心现实，便会见到家庭、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或为小事，或为大事，的确时时刻刻在那里起纠纷；真正“吃人”当然只是狂人的“狂”想头，而互相欺凌，互相压迫，却是今日极普遍的现象。那么，鲁迅先生所谓“旧社会”，岂仅指“以前的社会”（依照狂人的说法便是“四千年来”）而言；在大家还没有“从真心改起”，“去了这心思（指‘吃人’的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以前，那社会全是他所希望改良的“旧社会”了。《阿Q正传》所暴露的，差不多全是人性上的重要病根。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忌讳毛病”“精神胜利法”“欺软怕硬”等，表现在阿Q身上，虽不过是些可笑的言语和行动；但只要放开眼，便会见到在庄严的场合里，在体面的人物身上，也常常有类似的言语和行动。自从阿Q这个人物被鲁迅先生创造出来之后，当我们听到那些类似的言语，看到那些类似的行动的时候，便说：“这是阿Q性”；听的人听了这一句，也就点头同意，不待再加解释，已能心领神会：这可见那些病根的普遍存在，且被普遍认识了。前些年有人说，“阿Q时代”已经过去了，又有人说，并没有过去；于是起了争辩。依我们看来，必须现实人物的言语和行动，再没有需要用着“这是阿Q性”这句话去批评它的了，那“阿Q时代”才算过去。在还需要用着这句话的时候，即使是将来的社会，也还是鲁迅先生所希望改良的“旧社会”。
在《孔乙己》里，写孔乙己“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穷困潦倒，不免“做些偷窃的事”；最后因此被打折了腿，死在不知什么地方，在人们的记忆里也就消失了，好像他并没有生到世上来似的。在《白光》里，写陈士成应了第十六回的考试，仍没有进得一个秀才；旧有的精神失常症又发作了，“贵”的方面既绝了望，想在“富”的方面取得补偿，便又去挖掘那相传祖宗埋在地下的窖藏；挖掘的结果如以前一样，毫无所得；错乱的精神更指引他到山里挖掘去，于是跌落湖里，被淹而死。这两篇暴露的是从前教育制度的病根。从前教育制度绝不注重在教育成能思想能实干的人；那只是利禄之途，谁贪那利禄谁就往这一途碰去，碰而不得如愿的当然是大多数，他们固然不一定像孔乙己似的做贼或陈士成似的发痴，但潦倒终身，虚此一生，却和孔乙己、陈士成并无二致。
《药》和《明天》两篇，题旨都是亲子之爱。亲子之爱是最原始又最普遍的，该没有什么病根了，但两篇中也暴露了一个病根，就是：因为愚昧无知，以至爱而不得其道。在《药》里，华老栓的儿子小栓害了肺痊病，老夫妻两个不惜拿出辛苦积蓄下来的一包洋钱，去买人血馒头（蘸的是杀头的犯人的血）给他吃，希望他一服而愈。在《明天》里，单四嫂子照料她儿子宝儿的病，“神签也求过了，愿心也许过了，单方也吃过了”，最后去诊地方上最有名望的医生何小仙。她听了何小仙几句莫名其妙的话，“不好意思再问”，买了一服莫名其妙的药回来，希望它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就爱子之心而论，华老栓夫妻两个和单四嫂子都算是至乎其极的了，可是并不能挽救他们儿子的死亡，即说尽人事，他们也实在没有尽得到家；这都由于他们的愚昧无知。在愚昧无知的病根之下，爱子而不得其道的父母，世间正多着呢。
《头发的故事》和《风波》两篇，题材都关于发辫。前一篇记一位N先生谈他剪掉发辫以后的经历，先是满清还没有推翻，到处受人的笑骂、冷淡和严防，有几个学生学他的样，也剪掉了发辫，立刻被学校开除；后来民国成立了，可是“元年冬天到北京，还被人骂过几次，后来骂我的人也被警察剪去了辫子，我就不再被人辱骂了；但我没有到乡间去”；以下又谈到当时有人嚷什么女子的剪发，以为这“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最后他说了“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的话。《风波》是张勋拥了溥仪复辟那时候发生在乡村间的故事：航船夫七斤剪掉了辫子，听说皇帝又坐龙庭了，惴惴于自己的没有辫子，他的妻子也同样的惴惴，由怨恨而至于绝望；可巧邻村的酒店主人赵七爷来了，他本来“将辫子盘在顶上，像道士一般”，这时却回复了原来的打扮，还说“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使七斤更感到着急，可是总想不出办法；幸而过了十多日，他看见赵七爷的“辫子又盘在顶上了”，从此推知皇帝不坐龙庭了，一场风波才算平静下来。这两篇中的“辫子”是“改革”的象征，一般人对改革都抱着对辫子的态度，“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这正是我国人心理上的重要病根。N先生的辫子是自己嫌它不便当剪掉的；剪掉之后，直到民国元年的冬天，在首善之区的北京，他还受人的骂。七斤的辫子是进城时被人剪掉的；剪掉之后，在传闻皇帝又坐龙庭了的时候，他自己家庭间和心理上不免掀起风波。看似重要而实际上无关重要的辫子问题尚且如此，其他的改革还能轻易谈到吗？
以上只是粗略地说，对于《呐喊》一集中暴露病根的部分，没有说得精密和齐全。此外的部分，希望大家在阅读的时候，逐一自己检出。鲁迅先生所以能够暴露出这些病根，由于他有深广的生活经验，又有一腔希望加以疗治的热诚。就读者一方面说，当然不应该一味盲从，见作者怎么说就怎么相信，最要紧的，得问一问：作者所暴露的是不是真际？社会间是不是确实有此病根？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必须凭借读者自己的生活经验。如果读者对于人性和社会情形毫无所知，那简直无从知道“是不是”。但毫无所知的人到底少有，生活经验即没有作者那样深广，也往往会涉及作者所经验的范围；如见向来男子实行多妻主义，却一般地要求女子守贞操，便觉得狂人的“吃人”之说不尽是“狂”想头；又如见败家子潦倒颓唐不堪，却盛称祖宗积德，富贵功名，世间无两，便觉得阿Q宛然如在目前。这时候，读者和作者起了“共鸣”了，他断言作者所暴露的是真际，断言社会间确实有此病根，便绝不是盲从。读者的生活经验愈丰富，从好作品里得到的东西便愈多愈精。
暴露病根的作品，其中的人物自然是“不幸的人们”；在前面提到的几篇里，主人公如狂人，阿Q，孔乙己，陈士成，等等，都是的，他如狂人的大哥，用怪眼色看着狂人的赵贵翁，与阿Q打架的王胡，不准阿Q革命的“假洋鬼子”，等等，又何尝不是。他们受病的情形，虽个个不同；可是，同样地陷入那“旧社会”的大泽中，只能随波逐流，与“势”推移，不能跳出那大泽，另走新途径，另辟新天地，所以同样是“不幸”的人。看鲁迅先生使用“不幸”这两个字，便可知道他并没有鄙薄他们，深恶他们的意思，他只侧重在“改良社会”，社会改良了，一切的“势”另换个样子，这批人也便从“不幸”之中解放出来了。因此，描写人物的手法，和一般谴责小说大有不同。谴责小说认定某一些人是坏人，把一切的坏事情都归到他们身上去，而他们的坏又似乎并没有旁的根由，只在于他们本性坏，天生是坏人。这也算是作者的一种认识，其合理与否且不论，单问作者何以要写那样的小说，从好一点的方面说，并非借此发抒愤懑，从坏一点的方面说，便是借此揭人隐私。这种认识和用意影响到读者：第一，使读者认为人是单独活动的、与社会毫无关涉的生物，翻开小说来，就想查究谁是坏人，谁是好人，而得到答案也很容易，仿佛看旧戏似的，只需认那登场人物的“脸谱”，便可以明白。第二，使读者也感到愤懑，对于所谓坏人，恨之刺骨；或者得到一种窥见了人家的秘密似的快感，仿佛说，你们这批坏东西现在是赤裸裸地显现在我眼前了，此外就别无所得。《呐喊》一集中的短篇小说便不然。由于作者的认识和谴责小说的作者不一样，其描写人物，着力于人物在社会中，凭其性习，与事物接触，内面外面起怎样的变化这一方面。起变化的虽是这一个人物，但使他起这样变化而不起那样变化的因素，不完全居于他自己（前面所说“随波逐流，与‘势’推移”，那用“波”和“流”来作比喻的“势”，便不居于他自己）；这一点也极注意。如此写来，好人坏人就并不划然分明。如阿Q，总算是个极不足取的人了；他头上有了癞疮疤，口头便有许多忌讳，他时常被闲人揪住了打，便发明精神上的胜利法；他与事物接触而起这样的变化，其因素完全属于他吗？如果社会间没有把人家的缺陷作为取笑资料的风尚，阿Q该不至于讳说“癞”“赖”，从而一转再转，连“光”“亮”“灯”“烛”都讳说的吧？如果社会间没有以撩打人为乐的闲人，阿Q该不会有“儿子打老子”“我是虫豸”“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这些奇妙想头吧？这样想开去，便见得阿Q虽然不足取，但他不是坏人，而是个“不幸”的人；他的“不幸”在他的习性既不高妙，又正遇着了有这样风尚、这样闲人的社会。伏在背后的可以想得出来的意旨，不就是：假如社会改良了（性习虽属于个人，但与社会牵涉之处太多了），阿Q也许会颇有可取吗？这样就阿Q说，无非举个例，指明鲁迅先生描写“不幸”的人的手法，与谴责小说描写坏人不同，其用意则在引导读者向“改良社会”的目标走去。
鲁迅先生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能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经济”本是短篇小说的一个重要条件，陪衬拖带太多，便说不上“经济”了，但必须以“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为度。鲁迅先生对于此点，是确实能够做到的。试以《白光》一篇为例。若逐一叙述主人公陈士成状貌怎样，处在怎样的境况之中，一连应了多少回的考，以前应考失败了曾有怎样的举动，那便是陪衬拖带太多了；而且琐屑芜杂，连不成一气。所以并不那么写，而从陈士成看了第十六回的榜，还是看不到自己的名字，精神重又失常开始；这精神失常便成为一条线索，全篇写陈士成那个下午那一晚上的思想行动，都集中在此点，而必须让读者明白的一些事情，也就交织在其中。如写他看榜时候，凉风“吹动他斑白的短发”；写他跌落在万流湖里之后，乡下人将他捞上来，“那是一个男尸，五十多岁，‘身中面白无须’（以前照相还未通行，凡需要表明状貌的场合，只能用文字记载；这六字是‘仵作’填写在‘尸单’上的，而应考时候也得同样填写；‘身中’是中等身材，‘无须’见得陈士成是个老童生——没有进学的童生，年纪无论如何大，是照例不得留须的）”；读者从这两语便知道他的状貌。关于状貌，可写的也很多，而只写这两语，因为这两语和他的屡次失败以致精神失常有关系的缘故。头发已经斑白了，还只是个只能“无须”的童生，在一个热心于锦样前程的人，怎得不发痴？又如写他看了榜回到家里，便把七个学童放了学；租住在他宅子里的“杂姓”都及早关了门，为的是根据他们的老经验，怕看见发榜后他那闪烁的眼光；读者从这两点，便知道他的境况的一斑。宅子里收容一些“杂姓”，是家境凋零的最显著的说明；仅有几个学童为伴，生活的孤苦寂寞可想而知了。唯其如此，他对于锦样前程盼望得愈切，然而那前程“又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刹时倒塌了”；因此他萌生了图谋另一前程（发掘窖藏而致巨富）的想头，虽说在精神失常的当儿，却也是非常自然的事。又如让读者知道他这回应考是第十六回，只从叙述他屈指计数，“十一、十三回，连今年是十六回”带出；让读者知道他以前也曾发掘过窖藏，只从叙述他平时对于家传的那个谜语的揣测带出。这些都是不可以省略的，省略了便叫读者模糊；但不使这些各自分立，成为陪衬拖带的部分，而全给统摄在那个下午那一晚上他精神失常这一条线索之下；这便做到了“够将意思传给别人”，而“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其他各篇差不多都这样的“经济”，大家阅读的时候，可以各自研求。
鲁迅先生以旧戏与花纸为比，说他的小说也不用背景；这个话也不宜呆看。他所不用的背景，是指与传达意思没有关系而言。世间的确有一些短篇小说，写自然景物（鲁迅先生称为“描写风月”）费了许多的篇幅；写人物来历费了许多的篇幅；可是仔细看时，那些篇幅与题旨并没有多大关系，去掉了也不致使读者模糊，这就同旧戏与花纸有了不相称的背景一样，反而使人物见得不很显著了。那种背景当然不用，用了便是小说本身的一种疵病。至于没有了便不“够将意思传给别人”的背景，鲁迅先生却未尝不用。如《风波》的开头两节，第一节写临河土场上的晚景。第二节写农家的男女老幼准备在这土场上吃晚饭，分明是背景。这背景何以要有呢？因为下文七斤为了辫子问题发愁，赵七爷到来发表“没有辫子，该当何罪”的大道理，以及九斤老太抒发她的不平，七斤嫂由急而恨，骂人打孩子，八一嫂替七斤辩护，致受七斤嫂辱骂和赵七爷的威胁，等等，都发生在这个场面上，都发生在这吃晚饭的时间；先把场面和时间叙明，便使读者格外感到亲切——农村里的许多人，只有在这个场面这个时间，大家才聚在一起，说长道短，交换意见。并且，先叙了“场边靠河的乌桕树”，以下叙小女孩六斤被曾祖母骂了，“直奔河边，藏在乌桕树后”，以及七斤嫂“透过乌桕叶，看见又矮又胖的赵七爷正从独木桥上走来”，才见得位置分明，使读者如看见舞台上的现代剧。先叙了大家准备在场上吃晚饭，以下叙九斤老太骂曾孙女儿的话：“立刻就要吃饭了，还吃炒豆子，吃穷了一家子！”才见得声口妙肖，使读者一与她接触便有如见其人的感觉。而赵七爷一路走来，大家都招呼他“请在我们这里用饭”；待赵七爷站定在七斤家的饭桌旁边，周围便聚集了许多看客；也因开头有大家准备吃晚饭的叙述，便不觉得突兀。又如《故乡》一篇，叙鲁迅先生自己还乡搬家，觉得故乡不如记忆中的故乡那么好了，而全篇中心则放在一个幼年时一起玩得很熟的乡间小朋友闰土的转变上；借此表达出生活的重担压在各人的肩上，会把人转变得与前绝不相同的题旨。篇中于母亲提起了闰土的当儿，便回忆幼年时与闰土结识的经过，叙他讲述许多有趣的乡间生活经验，“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这部分占了一千字以上的篇幅，也是背景的性质。这背景何以要有呢？因为下文闰土到来时，鲁迅先生招呼他：“啊！闰土哥，——你来了？……”而他开口便是一声“老爷！……”这一声“老爷”暗示了他一切的转变，所以鲁迅先生接着叙道：“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而要让读者也明白这层意思，非把闰土当初是怎样一个乡下小孩子交代清楚不可，如果没有那一千多字背景的叙述，那么，鲁迅先生听了一声“老爷”虽打个寒噤，而在读者绝不会有什么深刻的印象。
《呐喊》一集十四篇小说中，只有《头发的故事》有大篇的对话；那是体裁如此，特意要让N先生自言自语，发一大篇议论，议论发完，小说也就完毕。以外各篇，对话都很简短，与鲁迅先生自己说的“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的话完全应合。鲁迅先生曾称引他人的话：“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他写对话，就用的画眼睛的方法，简单几笔，便把人物的特点表现出来了。现在随举一些例子来说。如酒客嘲笑孔乙己偷人家的东西；孔乙己便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酒客又说亲眼见他偷了人家的书，被人家吊着打；孔乙己便争辩说：“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街坊孩子吃了孔乙己的茴香豆，每人一颗，还想再吃；孔乙己看一看豆，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孔子的话，见《论语·子罕篇》）。”这些对话，表现出孔乙己所受于书本的教养。闰土重逢分别了近三十年的鲁迅先生，劈头便叫“老爷！”鲁迅先生的母亲叫他不要这样客气，还是照旧哥弟称呼时，他便说：“啊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这些对话，表现出闰土所受于习俗的教养。又如华大妈烤好了人血馒头给小栓吃，轻轻说：“吃下去吧，——病便好了。”小栓吃过馒头，一阵咳嗽，她就说：“睡一会儿吧，——便好了。”话是简短极了，却充分传出了她钟爱儿子切盼儿子病好的心情。九斤老太见曾孙女儿在晚饭前吃炒豆子，发怒说：“我活到七十九岁了，活够了，不愿意眼见这些败家相，——还是死的好。”随后就连说：“一代不如一代！”待听赵七爷提到“长毛”，便对赵七爷说：“现在的长毛，只是剪人家的辫子，僧不僧，道不道的。从前的长毛，这样的么？我活到七十九岁了，活够了。从前的长毛是——整匹的红缎裹头，拖下去，拖下去，一直拖到脚跟；王爷是黄缎子，拖下去，黄缎子；红缎子，黄缎子，——我活够了，七十九岁了。”这些话，具体地传出了她贱今贵古，愤愤不平的顽固心情。阿Q既决定了投降革命党，想得高兴，便大声嚷道：“造反了！造反了！”他见未庄人都用惊惧的眼光看他，更加高兴，喊道：“好，……我要什么就要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接着便唱起锣鼓的音节和戏文来了：“得得，锵锵！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悔不该，呀呀呀……得得，锵锵，得，锵令锵！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正在惧怕革命的赵家人见他走过，想从他那里探听一点关于革命的消息，欲说不好说，却问他“现在……发财么？”他便回答：“发财？自然。要什么就是什么……”赵家人又说：“像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他便说：“穷朋友？你总比我有钱。”这些话，把阿Q预料前程无限的得意心情，活泼泼地烘托出来；而他意识中的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也就同时点出。又如康大叔把人血馒头交给华老栓，说：“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只此一句，便传出了当刽子手的粗人的神态。驼背五少爷走进华老栓的茶馆，正是华大妈在灶下烤人血馒头的时候，他便说：“好香！你们吃什么点心呀？炒米粥么？”只此三句，便传出了闲得无聊专爱管闲事的茶客的神态。赵七爷听七斤嫂问起“皇恩大赦”，便说：“皇恩大赦？——大赦是慢慢的总要大赦吧。但是你家七斤的辫子呢，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你们知道：长毛的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只此数句，便传出了颇负时望，但实际上并不了了的乡村学问家的神态。在《社戏》里，鲁迅先生叙他在北京看旧戏，因为不知道台上唱老旦的那个名角是谁，就去问挤在左边的一个胖绅士；那胖绅士“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说道，‘龚云甫！’”如果是到过北京的人，用北京人的声调念起来，便会觉得只这“龚云甫”三个字，已经传出了北京的“老戏迷”的神态。——以上所举例子，用简短的对话，把人物的教养、心情、神态等表现出来，使读者直觉地感到；比较用琐琐的叙述加以说明，更为有效。所有各篇的对话，差不多都是这样；与人物的教养、心情、神态等无关而徒然占去篇幅的对话，几乎可以说没有。唯其如此，自也不会有与人物不相称的对话，如乡村中人而作都会中人的口吻，劳动阶级而用知识分子的词语之类。对话与人物不相称，人物的形象便不明确生动，不能使读者当作真有这么一个人物似的那样感到：那是小说的大毛病。对话与人物相称了，然而是些普普通通的话，有固可以，没有也无妨；那样的对话只是拖带的部分，足以破坏“经济”的条件，也还是小说的疵病。必须每句对话都有它的作用，直接的，为表现人物的特点而存在，间接的，为传达整个的题旨而存在，才够得上精粹。鲁迅先生的小说便是这样的；阅读的时候，应当追求每句对话所以要这么写的作用。
不仅写对话，就是写动作，也用画眼睛的方法，使读者知道人物有某种动作之外，更知道一点别的什么。如华老栓夫妻两个准备去买人血馒头，“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这就字面看，是说取钱藏钱的动作；然而老夫妻两个积钱不易，把钱看得特别郑重，为了儿子的病，才肯花掉这一包洋钱，这心理，也就在这上头传出来了。又如单四嫂子的儿子宝儿死了，对门的“王九妈便发命令，烧了一串纸钱；又将两条板凳和五件衣服作抵，替单四嫂子借了两块洋钱，给帮忙的人备饭”。蓝皮阿王愿意帮单四嫂子筹措棺材，“王九妈却不许他，只准他明天抬棺材的差使”。当宝儿入殓的时候，单四嫂子哭一回，看一回，总不肯让棺盖盖上，“幸亏王九妈等得不耐烦，气愤愤的跑上前，一把拖开她，才七手八脚的盖上了”。事后单四嫂子以为待她的宝儿已经尽了心，再没有什么缺陷，“王九妈掐着指头仔细推敲，也终于想不出一些什么缺陷”。这些就字面看，是说王九妈种种的动作；然而一个自以为能干有经验，爱替人家作主张的乡间老妇的性格，也就在这上头传出来了。又如闰土简略地说了他景况的艰难，“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这就字面看，是说吸烟的动作；然而闰土为生活的重担所压，致变得木讷阴郁，这意思，也就在这上头传出来了。又如阿Q和小D打架，互扭着头颅，彼此弯着腰，“阿Q进三步，小D便退三步，都站着；小D进三步，阿Q便退三步，又都站着。大约半点钟，他们的头发里便都冒烟，额上便都流汗，阿Q的手放松了，在同一瞬间，小D的手也正放松了，同时直起，同时退开，都挤出人丛去”。这就字面看，是说打架的动作；然而两个人并非勇于战斗，只因实逼此处，不得不做出战斗的姿态，这意思，也就在这上头传出来了。——以上所举例子，都在写人物的动作之外，还有别的作用。集中写动作之处差不多都是如此，读者也不宜忽略过去。
此外写人物的感觉和思想之处，也有可以说的。如《狂人日记》，狂人吃了蒸鱼，便记道：“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狂人受了何先生的诊脉，听何先生说了“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的话，便记道：“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养肥了，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了’？”这些都表现狂人的精神失常，神经过敏，因他一心认定“吃人”两个字，便把一切都联想到这上头去。又如写华老栓在天刚亮时出去买人血馒头，所见的路人，护送犯人的兵丁，看“杀人”的看客，以及“杀人”的场面，都朦胧恍惚，不很清楚。这表现华老栓从半夜起来，作不习惯的晓行，精神不免异样；更因心有所注，专一放在又觉害怕又存有绝大希望的那件事情（买人血馒头）上，所以所见都成了奇景。又如写宝儿的棺材抬了出去之后，单四嫂子忽然觉得屋子太静，太大，太空了，包围着她，压迫着她，使她喘气不得。这表现单四嫂子似的粗笨女人丧了唯一的爱子之后的感觉，最是真切；若写她有种种的敏锐感觉，有思前顾后的许多想头，便不成其为粗笨女人了。又如《一件小事》，写那车夫扶着自称“我摔坏了”的老女人向巡警分驻所走去，“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这表现车夫对事认真，绊倒了人，生意也不顾了。定须照例到巡警局去理会，这是他的“大”；而“我”却对事苟且，见老女人并没有受什么伤，便叫车夫“走你的吧”，替自己赶路，这是“我”的“小”；和“大”相形，便仿佛觉得车夫的后影非常高大，而且对“我”有压迫之感了。
如以上所说，可见写人物的动作和感觉、思想的部分，也和对话一样，直接的，为表现人物的特点而存在，间接的，为传达整个的题旨而存在。这种笔墨，就一方面说也是叙述，因为它把对话、动作、感觉、思想等写在纸面，让读者知道，与一切文字的叙述相同；但就另一方面说便是描写，因为它把人物生动地勾勒出来，把故事生动地表现出来，让读者感受，与绘画、戏剧有同样的作用。谈论小说的人常常使用“描写”一词，便指这种笔墨而言。鲁迅先生善于描写，他说：“可省的处所，我绝不硬添”；反面的话没有话，其实不该省的处所，他也绝不硬省；因此，他的小说无不是精粹之作。
鲁迅先生自己说：“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他所谓古语便是文言。在《呐喊》一集中，引用文言的处所其实极少，只有《阿Q正传》一篇是例外。关于《阿Q正传》中引用文言一层，张天翼先生《论〈阿Q正传〉》的“关于《序》及其他”一节里，曾经提及，颇有所发明；现在摘抄在这里。那一节是用主客对话的形式写成的。
主：“创作里面总不该用那些非现代语的句子和词儿”，——我完全同意。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谈过，说有人要是写山，拿“崚嶒”“巉岩”之类的词儿来形容它……（谈到这里，客人不明白这两个词儿是哪四个字，主人就在纸上写给他看。客人笑了起来。）你看这样的词儿！读者读了，那简直不知道这山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连作者自己也不知道。这些词儿只是他从旧书上抄下来的。鲁迅先生批评了这种写法。真的，这类词儿实在没有表现出什么来。旧句旧词拿来这么用法，那是三家村老学究式的创作方法：活人说死话。然而《阿Q正传》里那些旧句旧词的用法，那正是我们刚才谈过的——正是拿来示众，拿来否定它的。
客：（接嘴）也跟他的杂感文一样，是讽刺那些死话的。跟那些什么“崚嶒”的用法——绝对是两回事。
主：是的，是一个讽刺。不单是讽刺了那些死话的形式，而且还讽刺了那些死话里所含的意义。（接过《呐喊》来）例如，“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我想世界上决不会有这样的傻瓜，就以为这是作者的正面文章，要叫天下的人都去尊敬文童。也决不会有人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若敖之鬼馁而”，这些，以为是作者要说的话。这些句子在这篇作品里所起的作用，也跟（指着书上）“即此一端，我们便可以知道女人是害人的东西”一样：作用是相同的。这并不是作者自己的意见，也不是作者自己所要说的话。这些——是透过这作品中那些人物来说的，是用了那些人物的口气来说的。这些意见，是未庄文化圈子里那些人物的意见。作者对未庄文化是否定的，讽刺的。而这些词句的拿来用到这里，也就是对它的含义和形式加以否定和讽刺的。换一句话说，那么作者所写下的这些词句，倒恰好是一种反语。
客：（微笑）这种旧词儿还很多哩。（一面翻着书找着，一面说）比如——“立言”“引车卖浆者流”“著之竹帛”“深恶而痛绝之”“诛心”“而立”“庭训”“敬而远之”“斯亦不足畏也已”“神往”“咸与维新”……这些这些——用在这里就显得极其可笑，正也跟引用“先前阔”“假洋鬼子”“一定想引诱野男人”的女人，“假正经”“妈妈的”这类的话一样可笑。
主：作者正要我们笑它：To laugh is to kill。
客：（想起了一件事）哦，对了！喜欢引用旧句旧词的这种作风，的确不仅是因为读了旧书而已。（自言自语似的）唔，如果这仅仅是因为读多了旧书的话，那么三家村老学究和写“崚嶒”的作者也都是读多了旧书，可是一写出来，态度各不相同：一种是把那些旧句旧词当作正派角儿上台，一种可是把它当作歹角和丑角上台。不错，鲁迅先生欢喜引用旧句旧词的这种作风，他的这种引用法——正是出于他的思想和情感，出于他那是非善恶的判断：这正表现了他对未庄文化的批评态度。【读书交友Q群：927746889】
主：我认为这一点比“读多了旧书”那个原因还重要得多，这一点，是构成这种作风的更主要因素。（稍停）我认为我们要是把一个词儿，一句话，一个举动的描写等等——全都孤零零地单独提出来看，那就无所谓作风不作风。我们一定要看看这作者用起这些东西来，是怎样一个态度，他把它用在什么地方，怎样用法，等等，这才看得到他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