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说：“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阿Q的性格是典型的，其所以然就因为阿Q是处在一个典型的环境之中。至于细节的真实那当然是不成问题的，然而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据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所说，“偷萝卜”这件事在《阿Q正传》所写的时间里不能有，因为那时没有萝卜。作者也意识到这一点，勉强说是“一畦老萝卜”。我们认为这些地方仍然合乎细节的真实，在现代现实主义的作品里只不能写“花和尚倒拔垂杨柳”那样的细节。
重要的问题在于典型环境。典型环境的选择取决于作家的世界观。
我们已经说过，《阿Q正传》的环境是辛亥革命时代的一个县城（即是鲁迅的故乡绍兴县城），所有在这里发生的事情都足以为当时县城的代表，只是不能代表农村，——这是当然的，作者本不是把它作为农村的典型。小说一共是九章，我们现在把九章里的故事作一概述。
第一章，就是所谓“序”，鲁迅自己已说过，那是为当时报纸副刊的“开心话”栏而写的，“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要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阿Q正传〉的成因》）与全篇不相称的不必要的滑稽，当然还与作者讽刺他的本阶级有关系。就阿Q的传记说，在第一章里只有赵太爷不认阿Q为本家，打阿Q的嘴巴，是真正的阿Q的传记。这一段就表现着阿Q的性格，从环境里表现出来了。这个环境应该是城市的，如果是在农村里就不会发生姓赵不姓赵的问题，在农村里住的总是一姓，阿Q用不着说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地主当权派也决不能向他的穷本家说“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第二章主要是讳癞同赌钱，表现着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只有城里的生活是这样以“闲人”多为特点。
第三章是阿Q同王胡扭打，阿Q挨钱洋鬼子的打，以及阿Q在酒店门口拧小尼姑，这里所写的环境气氛和人物性格都是很分明的，是属于城市的。
第四章“恋爱的悲剧”，阿Q在乡村里也可以有，在城市里也可以有，要和其他的环节联系起来作决定。
第五章阿Q同小D扭打，闲人们围着看，依然是城里的环境。再是阿Q到静修庵偷萝卜，我们认为完全是城里的阿Q做的事情，而从走出未庄的描写看来，所谓“村外”明明是城外。
第六章写阿Q在外面“发财”回来。阿Q如果是农村的人，他当然可以到城里去作偷儿，如果是城里的人，他也可以从这个城到那一个城去干，所以不能从这一章的环境去决定阿Q的性格。
第七章“革命”是足以写出辛亥革命时代的典型环境典型性格，即是绍兴这样的县城的环境，阿Q这样的流浪雇工的性格。如果是农民，阿Q这样的性格就不足以为典型了，首先农民要有警惕性得多。未庄之为“农村”的作用，是小说结构上的方便，这样城里举人老爷的箱子可以寄存到赵家来，因而赵家遭抢，因而阿Q很自然地有“大团圆”的结局了。
第八章“不准革命”主要地还是阿Q的性格的发展，他的环境、他的性格在小说里已经决定了，就是辛亥革命时代一个县城里一个流浪雇工的不幸的命运，现在快要达到结局。至于有些细节，如赵秀才不敢进城，怕有剪辫的危险，托假洋鬼子去给他绍介进自由党，当然是乡村里的事，但这是表面的，不能决定赵秀才之为乡村人，也就是不能决定未庄是乡村。假定赵秀才是城里人，他也可以躲在家里不出来，怕有剪辫的危险，另一面又托人去给他绍介进自由党。只有赵家遭抢，最是乡村里合式，我们已经说过，这是为下章“大团圆”的方便，属于小说结构上的事。
第九章“大团圆”，写的是监狱、大堂、游街、示众的事，当然是城里的环境，倒不论阿Q是城里人或者乡下人。但这一章里的阿Q的事迹都是阿Q的性格的表现，合乎他城市流浪人的情况。好比在大堂上衙役拿了纸笔要他画花押的时候，如果阿Q是一个农民，他说一句“我……我……不认得字。”那就够了，不认得字的农民第一次拿笔是大堂上要他画花押！现在鲁迅因为是写他的阿Q，乃加一句“阿Q一把抓住了笔，惶恐而且惭愧的说。”又写“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阿Q的性格如在纸上，他确是“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是城市中人，不是农民。
所以把《阿Q正传》九章的故事联系起来看，《阿Q正传》是表现了辛亥革命时代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阿Q那么成功地成为一个有名的典型人物不是偶然的。未庄的环境农村其名而县城其实，也不是偶然的，鲁迅本不是本着阶级观点来写农民，他是写一个《水浒传》中牛二式的人物借以讽刺他心目中认为是现代中国人的坏脾气罢了，尤其是针对着作者本阶级的人物。鲁迅是从“国民性”这一观点出发。把他的“国民性”观点具体化，就是小说人物阿Q的性格，要写这样一个人物，无须乎选择农村为环境的。如果选择某一时代某一农村作为典型环境，不包括土地剥削的主要问题进去行吗？（《阿Q正传》中地租问题的提出与未庄这个环境无关，不是阿Q本身的事。）典型环境不取之于农村，典型性格当然也就不是农民。如果鲁迅真是写农民，从阶级上认识农民是革命的力量，那么《阿Q正传》里面的许多场面鲁迅就不写，如阿Q之于王胡，阿Q之于小D，阿Q之欺侮小尼姑等，因为从阶级观点说，这些都不能构成典型环境，也就不能表现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简直可以说是“不必要的滑稽”，如鲁迅说他的《阿Q正传》第一章的话。现在这些场面都充分地表现了阿Q这个典型人物的性格，由这个性格发展下去，乃有阿Q的要做革命党，从而把辛亥革命的本质方面表现出来了，《阿Q正传》的思想价值我们可以说它是唯一的辛亥革命时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史！而它的艺术价值还是因为它表现了典型环境典型性格，这个性格不是农民，这个环境不是农村。从鲁迅的世界观出发，也就是从“国民性”论出发，他不能选择农村——作为典型环境，选择农民——作为典型性格。他是写出一种人物来作为“国民性”的形象化。
如果有了阶级观点，也就是说有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那将怎么写呢？那就选择辛亥革命时代一个典型的农村作为环境，表现出农民的典型性格来。好比写阿Q在革命的高潮之中，“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这种性格就可以不表现，因为就表现农民说，从阶级观点说，不是典型性格。鲁迅在这些地方正是他讽刺“国民性”。然而他的人物的性格是统一的，是生动的，是典型性格。所有这些地方都有助于阿Q故事的发展。
我们上面的话想说明的是：典型环境的选择决定于作家的世界观，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则都是要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