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论托尔斯泰的时候曾说：“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伟大艺术家，那么他至少应当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来。”是的，鲁迅的《阿Q正传》把辛亥革命的本质方面反映出来了，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件事。
因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农民运动是中国革命的本质问题。辛亥革命农民没有参加，结果辛亥革命失败了。那么我们真不能不佩服《阿Q正传》的伟大的记载！鲁迅这时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艺术乃超过当时的任何历史，中国当时的历史家写不出来的东西，鲁迅的小说里有了！《阿Q正传》里记载，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城里举人老爷把箱子运来未庄赵太爷家寄存，因为革命党要进城。而革命党进了城，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而赵家遭抢。而四天之后阿Q在半夜里忽被抓进县城里去了。这时阿Q在小说里是道道地地的一个乡下人，鲁迅还另外描写了两个乡下人，在监狱里。我们读：
到进城，已经是正午，阿Q见自己被搀进一所破衙门，转了五六个弯，便推在一间小屋里。他刚刚一跄踉，那用整株的木料做成的栅栏门便跟着他的脚跟阖上了，其余的三面都是墙壁，仔细看时，屋角上还有两个人。
阿Q虽然有些忐忑，却并不很苦闷，因为他那土谷祠里的卧室，也并没有比这间屋子更高明。那两个也仿佛是乡下人，渐渐和他兜搭起来了，一个说是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他们问阿Q，阿Q爽利的答道，“因为我想造反。”
鲁迅在这里显然不是讽刺阿Q。鲁迅这时如果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也不能比这两段更好地反映辛亥革命的失败！革命了，而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而一个乡下人因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而入狱，而阿Q，（鲁迅把他当作一个未庄的乡下人抓来的！）说他入狱的原因是“因为我想造反。”鲁迅的小说写到这里，多么生动，多么自然呵！这是鲁迅写被压迫被剥削的人。辛亥革命时代，中国社会，在农村里，在政权集中的县衙门，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是地主与农民两个阶级，所以《阿Q正传》里面的监狱是如此！所以中国革命还要等待中国共产党起来领导中国农民运动！鲁迅小说的伟大成就，不是作者观点的绝对正确，是作者立场的胜利，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每逢写到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时候，作者的立场总是站在被压迫被剥削者方面，而在描写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场合，好比辛亥革命的县衙门的监狱里，把革命的本质方面写出来了。从这里，不难看出，我们学习鲁迅，我们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是生动的课题。
鲁迅当时的观点是从个人出发，以为革命有真革命党有假革命党，象“城里的一个早已‘嚓’的杀掉了”，那大约是《药》里的夏瑜之类是真革命党，象赵秀才、假洋鬼子便是投机分子，是假革命党，小说里给以批判。“阿Q似的革命党”，——鲁迅也分明是讽刺的。他不能从革命的阶级这一伟大的观点出发去考虑问题。《阿Q正传》是现实主义的杰作，从阿Q的形象看起来，在未庄里，独有这个流浪的雇工是欢迎革命的，他对革命的态度，足以代表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对革命的态度。尽管作者没有意思把他来代表农民，但阿Q是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则毫无疑问，何况作者最后把他当作一个乡下人同另外两个乡下人在监狱里一起了，何况明明提出了地租问题。我们分析一下阿Q对革命的态度，从而看出辛亥革命之下中国的革命的阶级有怎样的反映，地主阶级又是怎样的反映，革命乃是两个阶级的斗争，那就如恩格斯所说的，“我所提到的现实主义，甚至不管作者的观点怎样，也会显露出来的。”下面我们就本着这个意思分析。
当城里的举人老爷害怕革命党进城，把箱子运到未庄赵家寄存，阿Q有这样的反映：
阿Q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
“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鲁迅在这里把阿Q写得太可爱，太真实，没有一句话不能代表阿Q的性格，代表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心理，他好容易说出“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可惜在辛亥革命时代这种声音都淹没了，这种声音在地主阶级压迫之下真是亲切。阿Q说，“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这里的“投降”二字一点没有讽刺，只显得阿Q可爱，显得他真实，他没有法子表达他对革命的向往，（其实“向往”也是作家的词汇！）只好说“投降”了。他不知道象他这样对革命的认识是阶级觉悟。他是很荒唐的人，当然谈不上什么叫做警惕性，所以，“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他得意之余，禁不住大声的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
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我们推想，这“一群鸟男女”，“这一种可怜的眼光”，不但使阿Q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便是作者鲁迅也是的，中国的地主阶级确是太可恶，太可恨。阿Q在革命的高潮之下没有警惕，嚷“造反了！造反了！”然而在革命完了之后他是有感觉的，他可能因此很有危险，所以“赵家遭抢之后，……阿Q也很快意而且恐慌。”如果他没有危险的预感，他为什么“而且恐慌”呢？所以鲁迅的小说反映的辛亥革命，表示地主阶级继续压迫人民。
阿Q嚷着“造反了！造反了！”他走过赵家的门口，“赵府上的两位男人和两个真本家，也正在大门口论革命。阿Q没有见，昂了头直唱过去。
‘得得，……’
‘老Q，’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声的叫。
‘锵锵，’阿Q料不到他的名字会和‘老’字联结起来，以为是一句别的话，与己无干，只是唱。‘得，锵，锵令锵，锵！’
‘老Q。’
‘悔不该……’
‘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
阿Q这才站住，歪着头问道，‘什么？’”阿Q临着革命的激昂的感情，（他的感情代表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地主阶级临着革命的恐惧的感情，在当时社会里是真正地有，鲁迅的小说也真正地写得出。不管作者是有意的无意的，总之把真实反映出来了。如果作者是无意的，那他的小说的历史意义更大。
及至“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这几日里，进城去的只有一个假洋鬼子。赵秀才本也想靠着寄存箱子的渊源，亲身去拜访举人老爷的，但因为有剪辫的危险，所以也就中止了。他写了一封‘黄伞格’的信，托假洋鬼子带上城，而且托他给自己绍介绍介，去进自由党。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洋翰林，赵太爷因此也骤然大阔，远过于他儿子初进秀才的时候，所以目空一切，见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鲁迅在这里通过未庄人的意见把辛亥革命的情状极其扼要地绘画出来了，秀才通过假洋鬼子以四块洋钱买得“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一个洋翰林，”——这就是鲁迅批判辛亥革命。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了赵太爷——地主阶级临着革命的恐惧，现在他的儿子进了“自由党”，因此他“骤然大阔，远过于他儿子初进秀才的时候”，这是他心里一块石头已经落了地，天下太平了，革命是假的。原来他害怕革命，他害怕革命就是害怕阿Q这样的人嚷造反，他简直怕阿Q在街上走路，——这表现着革命是阶级斗争。鲁迅现在写他“目空一切，见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这是多么真实地表现了社会面貌！所以此后赵家遭抢，阿Q快意——而且恐慌！四天之后阿Q被抓进县城里去了。
我们认为《阿Q正传》写出了阿Q真正地遭受压迫，首先是赵家的压迫，他的精神确是一个受伤的人。辛亥革命使得他高兴，辛亥革命的结果又使得他害怕，在“恋爱的悲剧”里他吃饭发生问题，在革命的悲剧里他性命发生问题。鲁迅把他的阿Q的人格发展得极其真实，主要是从阿Q所处的环境来的。这个环境却不是典型的农民的环境，非常明显是一个城市的流浪人，被压迫被剥削者所处的。通过他，到后来，即是在辛亥革命当中，他的精神状态有些不正常，然而也足以把辛亥革命的本质方面表现出来了。被压迫被剥削者要求革命，表现了革命的阶级的力量。当阿Q自认为他“投降革命党”之后——就是他承认革命，“第二天他起得很迟，走出街上看时，样样都照旧。他也仍然肚饿，他想着，想不起什么来；……”这就表示他对革命的认识，革命了不应该“样样都照旧”，他不应该“仍然肚饿”。他是正确的。既然“样样都照旧”，既然“他也仍然肚饿”，他想着想着就没有主意，“但他忽而似乎有了主意了，慢慢的跨开步，有意无意的走到静修庵。”这就是说没有办法只好同今年春天一样到静修庵去弄点什么充充饥。但春天是从后园进，“阿Q迟疑了一会，四面一看，并没有人。他便爬上这矮墙去，……阿Q的脚也索索的抖；终于攀着桑树枝，跳到里面了。”现在是，“他想了一想，前去打门，一只狗在里面叫。他急急拾了几块断砖，再上去较为用力的打，……”这表示他懂得无视旧秩序了。我们认为他也是正确的。鲁迅当时当然不同我们今天分析他的《阿Q正传》一样分析阿Q，但他是真实地反映现实总是的确的。艺术的价值就在这里。到了辛亥革命之后，地主阶级赵太爷“目空一切，见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往下阿Q的形象真正表现着精神失常，然而这个阿Q的性格极其真实，也就是典型环境典型性格，如果阿Q是一个普通的农民，那他的投奔假洋鬼子，他在大堂上公然说“假洋鬼子不准我！”“他们没有来叫我。他们自己搬走了。”等等，就显得有些滑稽了。现在我们读着不显得滑稽，只觉得真实逼人，令我们非常之同情阿Q，就因为他精神失常，他遭受了压迫。他在这个环境里所说的话，虽然精神失常，一样地表现着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思想感情。他认为革命应该是代表他的利益的。倘若不准他“投降革命党”，他知道在这个太可恶，太可恨的社会里他就活不下去。我们读：
阿Q正在不平，又时时刻刻感着冷落，一听得这银桃子的传说，他立即悟出自己之所以冷落的原因了：要革命，单说投降，是不行的；盘上辫子，也不行的；第一着仍然要和革命党去结识。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城里的一个早已“嚓”的杀掉了，现在只剩了一个假洋鬼子。他除却赶紧去和假洋鬼子商量之外，再没有别的道路了。
钱府的大门正开着，阿Q便怯怯的躄进去。他一到里面，很吃了惊，只见假洋鬼子正站在院子的中央，一身乌黑的大约是洋衣，身上也挂着一块银桃子，手里是阿Q曾经领教过的棍子，已经留到一尺多长的辫子都拆开了披在肩背上，蓬头散发的象一个刘海仙。对面挺直的站着赵白眼和三个闲人，正在必恭必敬的听说话。
……
听着说话的四个人都吃惊的回顾他。洋先生也才看见：
“什么？”
“我……”
“出去！”
“我要投……”
“滚出去！”洋先生扬起哭丧棒来了。
赵白眼和闲人们便都吆喝道：“先生叫你滚出去，你还不听么？”
阿Q将手向头上一遮，不自觉的逃出门外；洋先生倒也没有追。他快跑了六十多步，这才慢慢的走，于是心里便涌起了忧愁：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从此决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至于闲人们传扬开去，给小D王胡等辈笑话，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这里说阿Q“心里便涌起了忧愁”，是写得非常深刻的。阿Q的精神已经有些失常，但精神失常的原因是铁一般的社会存在反映在他的脑里迫之使然，他嚷过造反，连赵太爷都怕他，而现在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还有路可走吗？接着赵家遭抢，于是阿Q只有死路一条了。
在衙门里，在大堂上，在官和衙役要他“招罢！”的声势之下，他说着“我本来要……来投……”的胡涂话。“那么，为什么不来的呢？”“假洋鬼子不准我！”“胡说！此刻说，也迟了。现在你的同党在哪里？”“什么？……”“那一晚打劫赵家的一伙人。”“他们没有来叫我。他们自己搬走了。”鲁迅还写了一句“阿Q提起来便愤愤。”可见这个精神失常的人不能满足于精神胜利法。这是鲁迅给我们写的被压迫被剥削者的悲剧。这是辛亥革命时代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