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發展起來的考據學，由於承襲漢代的經學研究，所以稱作“漢學”；又因提倡樸實學風，而又稱“樸學”。這門學問到乾隆（清高宗弘曆年號）、嘉慶（清仁宗顒琰年號）年間大爲興盛，大家巨匠輩出，專書名著不絶，後代把這一時期的考據學稱爲“乾嘉之學”。
考據學的研究範圍很廣，大致可分爲兩個部分：一部分屬經史之學，這是考據學的内容核心；另一部分是名物訓詁、校勘目録等學，這是研究經史的工具。後一部分又以訓詁（包括文字、音韻）爲核心。在後一部分研究中，王念孫（1744—1832）和他的兒子王引之（1766—1834）以及與王念孫同時的段玉裁（1735—1815），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因而，在非正式的場合裏，人們往往把乾嘉時期以訓詁爲中心的語言文字工具科學稱爲“段王之學”。
段玉裁字若膺，號茂堂，一生著述極豐，所能見到的大約有三十多種，《説文解字注》是他的代表作，這部巨著，凝聚了他大半生的心血，歷時十九年才告成它的前身——長編性質的《説文解字讀》，又過了十三年才得以完成。《説文解字注》被譽爲“千七百年來無此作”的權威論述。王念孫與王引之即人們常説的“高郵王氏父子”，王念孫的主要著作是《廣雅疏證》和《讀書雜志》，王引之的主要著作是《經義述聞》和《經傳釋詞》，他們兩人的主要方法是把形音義結合起來，以音爲綫索解决經義問題。應當説，傳統訓詁學因聲求義的方法是在他們手中完善並運用純熟的。
段、王的文字訓詁學，值得借鑒的方面很多，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財富。其中最可貴的，有以下幾點：
第一，他們在前人著作的基礎上，潜心鑽研理論，探索新的方法。王念孫在給《説文解字注》作的序中，稱贊段玉裁“於古音之條理，察之精，剖之密”，使“聲音之道大明”。這其實也正是王氏訓詁的特點。他們都清楚地認識到聲音與意義在語言中早已結合，在探索詞義時，抛開聲音去猜測字形是極易望形生訓的。段玉裁運用他的《六書音韻表》講求詞與詞的關係和義與義的關係；王氏父子則用聲音通假借（他的假借包括同源通用字和同音借用字兩類），解决了經傳中很多疑難問題，發前人之所未發。王念孫的《釋大》，更是以聲音貫通詞義的理論證實之作。段玉裁注《説文解字》通過全面貫穿求引申的方法來聯繫多義詞的詞義，探求詞義的歷史發展。他們的可貴之處不僅在於改善訓詁的方法，更在於對自己運用的方法從理論上有明確的認識。由於方法的正確和運用方法的自覺，他們的訓詁實踐才能解决問題和少有錯誤。
第二，他們在繼承前人的研究成果時，都能做到不盲目迷信古人。段玉裁於《説文》常有增删改動，他根據《説文》全書，發現其中的矛盾，大膽提出自己的見解。事實證明，他的很多見解後來多爲新的資料所證實。例如，他統觀《説文》全書，於“帝”字下指出“古文从一，小篆从二”的很多證據。根據段氏的説法，古代“兀”與“元”是一字，“丌”與“亓”是一字，這一點，許多人開始是不相信的，但都被後來的資料證明了。王引之在《經義述聞》裏援引多種證據證明《左傳》的“從自及也”是“徒自及也”之誤；又用聲音證明“待”與“時”古代同音通用。僅這兩項，就使很多難解的句子得到解釋。例如，《左傳·成公十六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復從”不可解，依王引之説，“復從”是“復徒”，即軍士未能回來，形容失敗之慘，文句乃通。《論語》“時其亡也而往拜之”的“時”，釋作“待”，正通。唯有不迷信古人，方能用新的眼光去看舊的材料。段、王的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第三，他們熟知古代典籍，精通各朝文獻，尊重實際的語言材料，善於繫聯，更善於比較；在詞義的探求與整理上極好地繼承了漢代學者的“爲實”精神，盡力作到不妄言，不臆測。段玉裁寫《説文解字注》時，先用了比寫本書更長的時間，編纂五百四十卷長編，他占有的資料要比他得出的結論豐富若干倍，這才保證了他的結論有較大的準確度。對書的整理是如此，對每個具體問題也是如此。王引之在説明“從”是“徒”的訛字時，除了指出隸書“從”字作“從”形與“徒”相似外，又舉出《詩經·齊風·載驅》、《列子·天瑞篇》、《莊子·至樂篇》、《吕氏春秋·禁塞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等五種文獻的異文，證明“從”與“徒”的混用。這種重材料、重證據的態度，是可行又可貴的。
段、王之學既能繼承前人，又能發展前人之説，既能説服後人，又能帶動後人之學，使“小學”具有了更大的獨立性，從而將“小學”的研究水平提到一個新的高度。
我們今天繼承段、王之學，除了學習他們的實際研究成果，接受他們的科學方法外，還應當站在今天的時代高度，看到他們的不足。
清代的考據學是在批判程、朱理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的開山人物顧炎武，是一個具有强烈民族、民主意識的思想家。他以考據論經復古，實際上是要復興自己民族的文化，反對清王朝的統治。以後，段玉裁的老師，具有民主思想的戴震，同情人民的疾苦，關心現實，尖鋭地指出過“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的論斷，反對“學成而民情不知”的“迂儒”。他們的考據學是爲一個宏大的目的服務的。然而到了段、王時期，這種明確的目的性已漸漸淡然，漢學家們鑽進古書堆裏忘乎所以，不自覺地墮入爲封建統治者點綴升平的工具。直至晚近的章太炎、黄侃，才將學習和傳播祖國優秀的文化遺産，學習和研究祖國的語言文字，納入反對外族入侵，反對帝國主義的軌道。他們都走出書房，參加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行列中去。
段、王是不迷信古人的，我們也不應當迷信段、王。除了段、王的很多結論今天看來已不準確外，他們的方法也還限於當時的條件，不盡科學。我們今天的時代，是現代科學飛速發展的時代，語言學、邏輯學、心理學、民族學、考古學等等學科都有了許多更新的成就，馬列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哲學也在逐漸深入人心，這使我們有了更好的條件理解、研究傳統文字訓詁學。我們是應當比段、王有更新的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