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是中國近代思想史和學術史上罕有的巨人。他思想的深度和治學的精博在中國近代革命史和文化史上，都很少有人能够匹比。在中國民族文化的延續和繼承上，他起過繼往開來的偉大作用。正確理解和評價這位在中國近代社會中發生過巨大影響的人物，不僅涉及到學術領域的是與非，而且是當前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現實需要。因爲，這場討論將涉及到準確無誤地吸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認真辨别文化遺産的糟粕與精華，使今後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少走彎路，這是一個需要嚴肅對待的重大問題。
章太炎的學術研究領域極爲寬泛，而語言文字學是十分重要的一個方面。他是把語言文字之學當成一切其他學問的基礎來研治的，把舊小學轉變爲近代獨立的語言文字學，章太炎應當是有功績的第一人。但是在近代語言學史上，對他的語言學著述從一字一句的得失中加以品評的居多，而對他發展語言文字學的思想和建設獨立的語言文字科學的巨大意義，理解和評價都是不足的。對他的語言文字學的學術體系，也很少能從他整個的思想體系中去認識。所以，儘管章太炎的語言文字著述早爲很多人所熟知，以上這些問題，還是大有討論之必要。
一
使“小學”真正擺脱經學的附庸地位，發展出一門獨立的語言文字之學，是章太炎在語言文字學上的首要貢獻。他在《論語言文字之學》一文中説：
合此三者（按：指以研究字形爲主的文字學，以研究字義爲主的訓詁學，以研究字音爲主的聲韻學），乃成語言文字之學。此固非兒童占畢所能盡者。然猶名小學，則以襲用古稱，便於指示。其實當名語言文字之學，方爲確切。此種學問，《漢·藝文志》附入六藝。今日言小學者，皆似以此爲經學之附屬品。實則小學之用，非專以通經而已。（《國粹學報》第二年24—25期）
把“小學”改稱爲“語言文字學”，不是簡單的易名，而是標誌着這門學科的根本變化。
漢代以來，“小學”一直是經學的附庸，直至發展到乾嘉鼎盛時期，仍舊未能全然擺脱作爲經學釋讀術的附庸地位。因此，它的内容包羅萬象，與經書内容有關的無不需要涉及，可以説，還没有一個與其他科學分工的固定範圍。而章太炎將它確定爲語言文字學，便確定了它的研究範圍，找到了它在近代科學中應有的位置，章太炎在演説時講過：
爲甚提倡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這個歷史是就廣義説的，其中可以分爲三項：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演説録》，《民報》第六號）
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都屬歷史的範圍，而語言是與文學并立的，所以章太炎的語言文字學，和文學、史學一樣，都是獨立的人文科學。一門學科有了自己固定的研究範圍，並且在與其他科學較爲嚴密的分工中確定了自己的位置，便爲它向近代的理論科學發展，奠定了有利的基礎。有了這個基礎，章太炎便在舊小學的基礎上，提出了有關語言文字的許多理論課題。例如他的“語言緣起説”，是講語言發生時的原始狀况的。他的“轉注假借説”，是講文字依賴語言發展的基本規律的。這些課題都是理論的，完全擺脱了舊小學綜合的文獻釋讀術和實用的字詞考據的狹獈性。
章太炎並没有把語言文字學變成一門空泛的理論，而是强調了它對語言材料的依存性和它在指導閲讀、寫作中的應用性。他既把經學轉化爲史學，同時又强調語言文字要依存文學，便在研究和應用的對象上給語言文字學注入了新的生命。古代的經書雖然也是古代語言寫成的，但是由於着重師承的緣故，解經的材料很多是僵化的，這就妨礙了語言研究的客觀性。現在，把經看作記録古代人生活的歷史，再加上反映人的思想感情的文學，這就使語言文字的研究更容易與古代社會現實結合，易於保持它的客觀性。章太炎正是把語言文字學當作研究歷史和文學的工具學科來建設的。由此看來，他所謂的語言文字之學與舊小學已相去甚遠了。
二
章太炎着力建設的語言文字學，繼承了舊小學的研究成果，也接收了一些國外語言學的啟發，建立起一套前所未有的理論體系。這套體系包含以下幾部分内容：
（一）語言文字發生發展的理論。他提出“物之得名大都由於觸受”，因而“諸言語皆有根”（《語言緣起説》）。又提出“有語言然後有文字”，而文字則是一種區别物象的符號。先由圖畫而起，漸漸由繁而簡（《訄書·訂文》）。語言、文字産生後，依孳乳之規律而發展。他説：
字之未造，語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語言，各循其聲。方語有殊，名義一也。其音或雙聲相轉，叠韻相迆，則爲更制一字，此所謂轉注也。孳乳日繁，即又爲之節制，故有意相引申，音相切合者，義雖少變，則不爲更制一字，此所謂假借也。（《轉注假借説》）
可以看出，章太炎所説的轉注假借，雖然用了漢代“六書”説的術語，但絶不是講的文字之用，更不是講的字形構造，而是文字隨着語言的發展而繁衍的總規律。
（二）漢語和漢字形、音、義結合的理論。其中包括：
（1）漢字形、音、義統一論。他指出，漢字以其形與詞的音與義結合，形、音、義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形與音都是義的載負者，求義應當“形體聲類，更相扶胥”（《文始·叙例》）。他認爲，形和音雖然都是語言的外部形式（書面形式和口頭形式），但都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不論在考證語言時或在運用語言進行交際時，它們都是必須加以注意的。他説：
大凡惑并音者，多謂形體可廢，廢則言語道窒，而越鄉如異國矣。滯形體者，又以聲音可遺，遺則形爲糟魄，而書契與口語益離矣。（《小學略説》）
（2）形義系統論。體現他的形義系統的是他的《説文解字》學説。
（3）音義系統論。體現他的音義系統的是他的《文始》。《文始》用孳乳和變易兩大條例來統帥漢字之間的同源關係，以對轉、旁轉等來描寫同源字之間聲音變化的軌迹，用荀子提出的“同狀異所”和“異狀同所”來囊括同源字之間的意義關係，把古代文獻所用的漢字，繫聯成字族，體現了詞與字的内在的音義系統。
形、音、義統一論，是章太炎語言文字學的基本方法論。
（三）語言文字進化、統一的理論。
（1）社會盛衰决定語言文字的進化或退化説。他説：
是故國有政者，其倫脊必析，綱紀必秩，官事民志，日以孟晋，雖欲文之不孟晋，不可得也。國無政者，其出話不然，其爲猶不遠，官事民志，日以啙偷，雖欲文之不啙偷，不可得也。（《訄書·訂文》）
他由此推導出發展本民族的語言文字，是延續民族的優秀文化，從而使國家强盛的重要手段。
（2）語言文字發展不平衡説。他認爲，語言文字的發展情况是十分複雜的，差别無處不在：“有通俗之言，有科學之言，此學説與常語不能不分之由”，“有農牧之言，有士大夫之言，此文言與鄙語不能不分之由。”對待這些差别，應當保留語言的真實面貌。他説：
故教者不以鄙語易文言，譯者不以文言易學説，非好爲詰詘也，苟取徑便而殽真意，寧勿徑便也。（《訄書·訂文》）
同樣，他也不主張言文合一，反對白話文取代文言文而登入文苑。他説：
今世作白話文者，以施耐庵、曹雪芹爲宗師。施、曹在當日，不過隨意作小説耳，非欲於文苑中居最高地位也，亦非欲取而代之也。（《白話與文言之關係》）
他認爲，白話文的書寫，會遇到很多困難。由於方言的差異，如果照實記録各方言區的口語，文章便失去統一的統系格律，不如仍用文言，可以保持書面語的統一。
（3）方言的差異與統一説。他把中國的方言分成十個區，簡述了這些方言在語音上存在的不同特點。他主要用漢字來統一方言，使不同地區的人在書面語上取得一致。《新方言》便是基於這種看法所作的實踐。他還提出，“而欲通其口語。當正以秦、蜀、楚、漢之聲”。
章太炎儘管在主張文言文這一點上，被視爲抱殘守缺，但從語言文字學的發展看，它這一整套理論體系，既吸取了顧炎武以來清代小學的最佳成果，又受到二十世紀初迅速傳入中國的世界科學先進方法的啟迪、影響，因而能在繼承中創新。他不僅爲舊的經學小學作了全面的總結，又爲新的語言文字科學的創建和發展，奠定了基礎，構築了框架，在這門學科的發展上有着不可磨滅的功績。
三
要理解章太炎先生創建的語言文字學，只從語言科學本身去考慮是遠遠不够的，還應當把它放到太炎先生整個的革命思想和學術思想以及他的實踐主張中去看。
章太炎是清代樸學的最後一人，又是近代學者的第一人。清代樸學的創始人顧炎武，主張“通經致用”，用經學來反對空談心性的理學，保護民族意識。顧氏以後的乾嘉學者，除戴震以外，便很少有思想家，而更多的是煩瑣的考據家了。儘管這些學者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裏，做了大量的文獻整理工作，在保存中國古代文化上有重大的貢獻，而且在這一過程中，把漢代開創的小學發展到鼎盛，但是，他們在繼承顧氏經學小學的思想精神上，是不全面的。章太炎所處的時代，已經是漢學的中落時代，一批小學家們在故紙堆中所做的學問，創造了衆多歷史上的語言文字的材料，却失落了振興民族文化、唤起愛國熱情的思想精粹。面對這樣一筆遺産，又面對着中國淪入半殖民地社會而被推翻的封建王朝陰魂不散這一危急的局面，在漢學上造詣極深而又有强烈愛國熱情的章太炎，便自然而然地走上了把學術活動和革命活動緊密結合起來的道路。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他曾説：
近來有一種歐化主義的人，總説中國人比西洋人所差甚遠，所以自甘暴棄，説中國必定滅亡，黄種必定勦絶。因爲他不曉得中國的長處，見得别無可愛，就把愛國愛種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曉得，我想就是全無心肝的人，那愛國愛種的心，必定風發泉涌，不可遏抑的。（《演説家》，《民報》第六號）
正因爲如此，章太炎首先改變了對封建經學的傳統觀念，把它轉變爲宣傳愛國主義的史學，爲此，他也改變了對孔子的傳統觀念，認爲孔子“是史學的宗師，並不是什麽教主。史學講人話，教主講鬼話。鬼話是要人愚，人話是要人智”（《章太炎的白話文》）。
明瞭這一點，我們便不難瞭解太炎先生的語言文字學在他的整個學術體系和革命主張中的地位。
第一，他把語言文字之學，作爲中國人瞭解本國歷史的工具，所謂“欲知國學，則不得不先知語言文字”。
第二，他同時也把語言文字，作爲宣傳愛國思想，激發民族自尊心的一個重要内容。他認爲，中國的語言文字之學，成就極深，“自己必定應該曉得，何必聽他人的毁譽”（《章太炎的白話文》）。所以，他主張廣泛施行語文教育。
第三，他把創建統一的近代民族語言和文字，作爲振興民族文化、挽救祖國命運的一個手段。
章太炎的語言理論和語言實踐都是在這三個主導思想下實行的。他在闡明自己語言實踐的三大代表作《文始》、《小學答問》與《新方言》時説：
余以寡昧，屬兹衰亂，悼古義之淪喪，愍民言之未理，故作《文始》以明語原，次《小學答問》以見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國故論衡·小學略説》）
“明語原”是追尋詞語的發展綫索，“見本字”是統一漢語的書寫方式，“一萌俗”是促進方言的迅速統一。這都是上述思想的直接體現。
章太炎的語言文字學，不僅爲他的革命活動和總體的學術研究服務，而且也是一門獨立的近代科學。在發展科學上，章太炎是一位創新派人物，他主張求智應當打破迷信，“不曉得那邊實際，隨風逐潮，胡亂去相信那邊，就叫做迷信”。他歷數了近代人學科學所吃的迷信的虧。他主張繼承，但同時提出，“智識無止境，後人應比前人更進一級”。他説，學習前人，如同借錢，借了來有贏利，使學問新新不已。他也不反對引進，但同時提出，“學問采取别國，應能够轉進一層”。他説，學習别國，如同送信，不能總在送信的地位，也要自己能够寫信。（《章太炎的白話文》）這些極爲先進的治學思想，使得他得以擺脱舊小學的條條框框，提出新課題，運用新方法，懷疑舊結論，創造新體系。例如，他打破了漢字與漢語字詞之間的個别聯繫與外在聯繫，將形、音、義統一起來，歸納出漢字的字族系統。他不僅承認語言和文字古今的區别，而且着重看到了語言的古與今，方言與雅言之間縱與横的關係，以近代方言繫先秦古語，作出了前人從未作過的成績。他發展了古韻分部的學説，把詞的音變與義變結合在一起觀察，用《成均圖》反映出與義變相關的音變的各種複雜性。他把形與音看成求義的工具，建立了一整套以義爲中心的訓詁方法……他的創新打破了乾嘉小學的迂腐僵化的思想和方法，同時使乾嘉小學的成果發揮了新的作用，他越過了乾嘉小學，也救活了乾嘉小學。
只就語言文字來説，不論是治學的精神或是治學的方法，章太炎都堪稱爲近代學術史上的巨匠。
四
在語言文字學上，太炎先生也自有他不可避免的時代的和個人思想的局限。這首先在於，他所提倡和宣傳的民族文化畢竟是封建時代的文化，即使是它的精華，在方法和體系上，也與近代科學的發展，有一個相當大的距離。加之章太炎的國學内容，又必然是歷史的而不屬近代現實的，這就使得他在這一基礎上創建的語言文字學也存在某種“復古”的傾向。時代越向前發展，這門學問便越不易被當代人接受。所以，太炎先生所首次提出的“語言文字學”這一名稱，後來雖被采用，但他爲這門科學設計的内容，却並没有被後來人所接受。
章太炎在二十世紀初期講到常識與教育時，曾提出要普及經典常識和小學常識，主張把它們編成教科書，但是後來未能實踐。隨着白話文的普及，以文言文爲基礎的語言文字學，不但在中學的國文課裏比例越來越少，甚至在高等學校的國文系，也不再占主導地位了。到了五十年代，古代文獻語言學的分科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就整個學科體系來説，已從高等學校中文系取消。
語言文字學的研究工作，也没有按章太炎的設想發展，在傳統小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語言文字學，由於研究對象只是古代漢語，方法上也没有得到進一步更新的機會，大部分發展緩慢，五十年代後竟至“斷裂”，幾成絶學。而從《馬氏文通》首始的語法學，因爲進入到研究古白話和現代語言，以後又接受了國外語言學理論，反而發展迅速，在一個時期内，獲得了普及的地位，進入了教學領域，成爲漢語研究的主要内容。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傳統的語言文字學，不但没有成爲本國語言研究的主流，連發展的機會也很少了。
章太炎創建漢語語言文字學，包含着許多可貴的經驗，但是，有一條教訓是值得我們吸取的，那就是，任何一門科學，都必須永遠創新，不斷前進，跟上科學發展的步伐，滿足當代人民的需要。如果我們能够吸取這一教訓，不斷更新傳統語言文字學的方法，從自己的民族文化遺産的精華中，總結出爲當代人民需要，爲社會主義需要，爲世界需要的東西來，那麽章太炎這一代人没有完成的任務，將會在我們這幾代人手中完成。我們應當在廣泛吸取全世界先進語言文字理論的同時，努力發展自己本民族固有的語言文字學，爲世界語言科學增添財富。
論《説文》字族研究的意義
——重讀《文始》與《説文同文》
一
我國的傳統字源學，是從文獻語義學的内容中衍生出來的。如果探討它的歷史，大約可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在漢代，它的主要内容是以訓詁形式表現的字源探討，這種探討的主要方式是聲訓和形訓。聲訓探討的是音義來源，形訓探討的是形源。三部小學專書《釋名》、《説文》和《方言》標誌着這一階段的綜合實踐和理論證實的高峰。
第二階段縱貫自漢以降，直至元、明的漫長年代。它的特點是進行了字源原理的初步探討。在形義關係上，“右文説”是它的最高發現，在音義關係上，“音近義通”是它的主要結論。這時的字源研究者，還停留在從表面現象中總結規律，對許多現象有所解釋而又缺乏自覺，因而帶有理論上的片面性和實踐上的盲目性。
第三階段在清代和晚近，在這一階段中，進入了對字源的全面繫聯和對字源原理的進一步探討。清代的字源研究者主要做了三件事：一件是進一步從文獻材料和小學專書中尋找新的字源例證；第二件是用形、音、義統一的理論來解釋有關字源的各種現象；第三件是定出了音、義發展變化的條例來統帥繫聯同源字的工作。全面地完成了這三個任務的，是章太炎先生的《文始》。
縱觀從漢代的聲訓到晚近的《文始》這個傳統字源學發展的漫長過程，可以看出傳統字源學的四方面特點：（1）它以平面的語義訓釋爲起點，逐漸走向局部的歷史推源；（2）它以字源爲詞源的基礎，從形源的探討深入到義源的探討；（3）它以漢字的形、音、義統一爲理論基礎，在形、音、義變化的軌迹中，尋找規律和探索原形；（4）它以比較和繫聯爲基本方法。全面體現這四方面特點，並將前代的研究集大成者，也是章太炎先生的《文始》。
從近代開始，漢語字源的研究有了很大的進展，劉師培、楊樹達等先生的著作中，更深入地探討了字源的理論，站在更高的角度來評論了傳統字源學的作者，而影響和推動了他們的研究的，仍然是章太炎先生的《文始》。
在傳統字源學這個領域裏，《文始》有着不可磨滅的功績。
二
《文始》用孳乳和變易兩大條例來統帥漢字之間的同源關係，用《成均圖》把音韻學的研究成果運用到字源的研究中，以對轉和旁轉來描寫同源字之間聲音變化的軌迹，用荀子提出的“同狀異所”和“異狀同所”來囊括同源字之間的意義關係，這些方法，都在後來被采用。實踐證明，在這些方法中，相當一部分是有根據，有科學價值的。但是，也有一些受到時代和個人研究思想的限制，不盡完善和不盡合理。即使是後者，在科學史上也有它另一方面的價值，那就是給後人提供了失敗的教訓，激發起探討新問題的興趣和激情。不過，我們以爲，《文始》的價值，如果從理論方面和實踐方面的來比較，應當説，實踐方面的價值要更大些。
《文始》的實踐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以初文、準初文爲起點來歸納《説文解字》的字族。《文始》在實踐上的價值不在一字一詞繫聯的得失，而在這個設計方案的成功。這一點可從兩方面看。先從字源的研究看：
字源的研究，在《文始》之前已經搞了多年，同源的實例舉出了很多，但是，字源的普遍性究竟有多大？音近義通現象在什麽範圍内可以成爲規律？漢語字族的全貌是什麽樣子？前人繫聯同源字的方法哪些正確可行，哪些還有漏洞，哪些完全不科學？這些都是没有經過探討更没有經過證明的。要想解决這些問題，必須進行有關材料的全面考查，僅僅舉出幾個實例來，已經解决不了問題了。列寧在《統計學和社會學》裏説過：“羅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是没有任何意義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爲在具體的歷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個别的情况。如果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繫去掌握事實，那麽，事實不僅是‘勝於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證據確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繫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麽事實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也不如。”在字源的研究上，缺乏的是事實的“全部總和”和事實之間的聯繫。對早期漢語同源詞的全面繫聯工作，當然還要從漢字做起，它的取材可從兩方面：一是把先秦文獻所用的文字用積、分的方法全部統計出來，然後進行繫聯；二是采用某一部漢代以前的小學專書已經積起的漢字。《文始》用的是後一種取材，並且選定了《説文》，這是很正確的。首先，《説文》是以文獻用詞的詞義爲基點來整理漢字的，因此，《説文》所收的字歷來被認爲是正字，也就是説，許慎已經替我們做好了文獻用字的積分工作；第二，《説文》嚴格遵守形、義統一的原則，是講本字與本義的，它排斥了借字與借義，給繫聯同源字提供了最有利的條件；第三，《説文》的聲訓、讀若、形聲系統中，已經包含了一部分同源字的資料，爲全面繫聯同源字提出了不少綫索。所以，《説文解字》是全面繫聯同源字最好的材料。
再從《説文解字》的研究看：
《説文解字》自問世以來，一直在“小學”中占統治地位，研究它的大家不計其數，在某些領域裏，“小學”幾乎變成了“許學”。但是，過去的《説文》研究者，主要做了以下工作：研究《説文》本書的體例；研究《説文》提供的形體結構體系——六書；研究《説文》提供的意義——由本義到引申；研究《説文》提供的聲音——形聲系統和讀若。這些研究，都是對漢字形、音、義分解後的研究，它們所顯現的，都是字與字之間部分的外在聯繫。而字源的研究，則是對漢字形、音、義關係的綜合的、有機聯繫的研究，它顯示了字與詞的内在聯繫。字以族分，追溯到字與詞産生的總根源，使《説文解字》的研究深入了一步，更加充分地發揮了它所提供的形、音、義資料，這在許學上應當説是一種躍進。
不過，太炎先生對這個設計方案的解釋，在某些方面又有不適當的地方。例如，中國的傳統字源學本來就包含詞源的内容，但字源畢竟不等於詞源：字源只能把源頭追溯到文字産生時期，也就是有史時期，史前期的狀况只能推測而無法考究。字源只能與單音詞的詞源直接聯繫，於雙音詞，特别是合成詞，則僅能間接涉及到。所以，如果把《文始》看成是字族的繫聯，而不把初文、準初文稱作“詞根”，這個設計方案的總體就更易被人理解了。黄季剛先生説：“《文始》總集字學、音學之大成，譬之梵教，所謂最後了義。”顯然説得絶對一些，但如果從《文始》的總體設計來看，這個評價是有道理的。
三
有了一個可行的總體設計方案，如果在具體設施上未能準確，同樣會影響總的結論和這個設計的價值，所以，審慎地檢驗《説文》同源字繫聯的得失，又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工作。黄季剛先生的《説文同文》[1]，就是對《文始》的繫聯結果所作的檢驗，《説文同文》在很多地方證實了《文始》的繫聯結果是正確的，也在一些地方做出了與《文始》不同的結論。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説文同文》，是黄焯先生由黄季剛先生手批《説文》中依部録出的，這部分材料原來批在《説文》有關字條的天頭上。從現在所能看到的季剛先生的批注箋識看，他是積累了大量的材料準備在五十歲以後寫書的，從這些材料的積累狀况，常常可以約略領會季剛先生未實現的寫作意圖。《説文同文》顯示了季剛先生繼續從《説文》中繫聯同源字，準備更準確地歸納字族的想法。根據我們的比較和統計，可以看出以下幾個問題：第一，《説文同文》與《文始》完全相同者占67％，部分或某方面相同者占21％，不同者占12％[2]。可見章、黄的《説文》字族研究的大致方向是相同的。第二，《説文同文》采取更爲審慎的態度，在歸納字族時，僅取直接同源者而繫聯之，比之《文始》的多字長段繫聯，更容易準確而有説服力。用今天的眼光看，《説文同文》標出的同源字，大約還有半數以上可以再度繫聯，但再度繫聯的各組間，音與義的關係都比較間接，距離較遠了。《説文同文》提供的同源字基礎是極爲扎實的。第三，《説文同文》在聲音上，一般只取對旁轉、近旁轉與旁對轉，采用比較嚴格，在意義上，含有較爲清晰的義通條例，這些都是《文始》在實踐上由於初創而未及完善解决的。如果從《説文同文》中將其義通的條例歸納出來，當可使同源字的繫聯在理論上更自覺，在實踐上更少錯誤。
總之，《説文同文》是對《文始》的重要補充和檢驗。我國從訓詁學中發展出的傳統字源學，由《文始》和《説文同文》做了總結。同時，近現代的新字源學，也由這裏起步。《文始》和《説文同文》在漢語字源學的發展上，是有承前啟後的作用的。
四
現代的漢語字源學，除了繼續完成全面的字族繫聯工作以外，更應當着重探討漢字的形、音、義結合的原理，從理論上確定同源字之間音與義、形與義各具有何種聯繫。只有把同源字之間聲音變化、意義延伸、形體孳生的軌迹從規律上確定下來，字族的繫聯工作才能順利進行。在做上述工作的時候，要更换記音符號（利用古音重建的研究成果），參考更早的字形材料（金文，甲骨文），借鑒中外現代語言文字學中適用於漢語漢字的理論。但是無論如何，現代漢語字源學的建立和完善，一定要在傳統字源學的基礎上，以它的終點作爲起點。因此，分析《文始》和《説文同文》的成績和局限，批判地繼承這兩種字源學專著的成果，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工作。這一工作已經開始，今後還將進行下去。在紀念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和黄季剛先生誕生一百周年逝世五十周年的時候，我們粗淺地陳述出對《文始》和《説文同文》意義的認識，非敢對二位大師妄加評論，只是表示對他們的字源學成就學習和繼承的决心，以就教於前輩和同行。
* * *
[1]見《説文箋識四種》（黄侃箋識，黄焯編次）。
[2]《説文同文》與《文始》收字不盡然相同，這裏是以《説文同文》所收字數爲100％所做的統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