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伯夫（Sainte Beuve）
这三篇文章是在一年前读圣伯夫，阿诺德和克罗齐诸人著作时做成的。原拟储为别用。惟近来兴趣渐移到别方面去。从前计划，暂须搁置。因为上列三人可以代表法、英、意三国文艺批评的中心潮流，所以现在介绍给读者。
以圣伯夫代表法国批评学者，以克罗齐代表意大利批评学者，大概没有人反对。阿诺德在英国批评界的地位自然也很高，可是拿他来代表英国批评学者，或许不甚妥当。论理，柯尔律治应占优先权。我所以取阿诺德不取柯尔律治者，以阿诺德的主张能超过文学范围而涉及孕育文学的思潮。柯尔律治虽湛深，而他所着眼的偏于英国文学。这并不是他的缺点，只是介绍给中国读者恐怕不生多大影响。
因为同样理由，我没有选德国的莱辛。他在近代文学批评界中所占位置甚重要。只是他所谈的偏重于希腊文艺，也难使一般中国读者发生兴趣的。
我希望读者特别留意最后一篇。克罗齐是现代欧洲美学界的泰斗，凡是研究文学或美术的人没有读过他的著作，总不免是一大缺陷。
孟实附识
十九世纪的初叶，浪漫主义风行于全欧，文学风格遂因之大变。单就法国说，在这个新运动中建树最大：在诗为雨果（Victor Hugo），在小说为巴尔扎克（Balzac），在文学批评为圣伯夫（Sainte Beuve）。这三人在近代法国文学上所产生的影响都不相上下。但就今日说，浪漫主义已流为写实主义，雨果与巴尔扎克的势力可以说是过去了，而圣伯夫依然是欧洲批评界的泰斗。他是近代改进文学批评的始祖。从他起，文学批评才成为专门学问，才与创作并重；从他起，批评才脱离古典主义的羁绊，由评判的，主观的，讲义法的变而为历史的心理的欣赏的和表现的。我们可以说，文学批评在十九世纪以前是亚里士多德与贺拉斯（Horace）的世界，在十九世纪以后，是柯尔律治和圣伯夫一般人的世界。但是柯尔律治的《文学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还是偏于谈玄理，到圣伯夫才开始用历史的方法研究个别作品。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oetics）以后，批评界最有影响的杰作大约要算是圣伯夫的《星期一谈话》了。
圣伯夫的批评著作有五十巨册之多，单是《星期一谈话》也有二十八册。他的位置既如此其重要，而他的著作又如此其浩瀚，如今我来以小篇幅了结偌大一个作者，岂非难事？这却不难。别人对于文学都有门户，都有主义，你须得去理渊源，释同异，圣伯夫博大精深，任何主义他都能了解，任何主义都没有使他为之所囿。他自己说过：“我不让任何学派说我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所以异乎常人的只是他的训练，他的态度和他的方法。为明了这几点起见，我们须略知他的身世。
圣伯夫生于1804年。他的父亲颇好文学，在他出世先两月就去世了。他的外祖母是英国人。他早受母教，所以爱读英国抒情诗，对于柯珀（Cowper）和华兹华斯尤其景仰。他少年时最大的野心是成一个诗人。论天资兴趣，他都最近于文学。但是他知道想在文学方面有成就，科学训练亦断不可步。所以他费去五年的功夫去专门学医，并且在医院里实习过。后来他虽改业从事于文学，而医学的训练仍给不少帮助。他自己后来在议院里说过，他的哲学的精神，锱铢必较的心习，和推阐入微的方法，都是从医学方面得来的。
批评学在法国特别发达，固然由于法国民性锐于审美，而与新闻事业的特性也不无关系。世界各国报章杂志多偏重新闻，而法国报章杂志则特重视文艺。这种风气也从圣伯夫时代才开始。现代欧洲文学杂志推法国《两世界》（Deur Mondes）为第一，圣伯夫就是《两世界》的一个创办人。他替这个杂志做了三十七年的文章。《两世界》所以驰名，就是他的力量。但是他的处女作是在《地球》（Le Globe）发表的。创办《地球》杂志的杜鲍（Dubois）是他的先生。这个杂志本来赞助民主，提倡急进。1830年革命结果，路易·菲力普登王位。保守派与急进派竞争激烈。杜鲍倾向保守，而圣伯夫主张急进。因政见不同，而多年恩爱的师生遂至持枪决斗。（这是中古时代传下来的习惯，意见不合的人诉之于械斗不诉之于法律。决斗时双方均守秘密。）决斗之日适逢大雨。圣伯夫右手持枪，左手执伞。杜鲍反对他用伞，他说：“死我不怕，可是我怕被雨打湿了。”一时传为美谈。
他在《地球》上发表的文章有一篇批评雨果的《诗歌集》（Hugo：Odes et Ballades）。当时古典主义还没有完全消灭，物议多以为雨果诗不典雅。圣伯夫则颇致推崇。雨果与圣伯夫在巴黎居寓仅隔数庐，而彼此却素不相识。圣伯夫的批评出现后，雨果从编辑室里查得他的住址，便登门致谢。适圣伯夫他出，隔几天回来了，便回访雨果。二人一见如故，此后过从甚密。这段文字因缘在圣伯夫的生平发生两大影响。第一个影响是好的。雨果是法国浪漫派的领袖。从结识他以后，圣伯夫遂暂时卷入浪漫的旋涡。浪漫主义鄙弃十八世纪的理智与假古典而回到中古世纪的奇诞想象。圣伯夫在这浪漫派影响之下，做了一部《十六世纪的法国诗》，就是想证明十九世纪的浪漫派作者和十六世纪作者的渊源。
第二个影响可就不幸了。圣伯夫少时行修颇不检点，学生时代所接触的妇女大半是巴黎拉丁区中人。自结识雨果以后，他不幸垂涎禁脔，而钟爱于雨果夫人。雨果夫人待他虽甚殷渥，而他们夫妇恩爱究竟极浓厚，第三者参入，总不免酿成悲剧。圣伯夫乃不免佗傺无聊。在这个时期他著了一部诗叫做《约瑟多浪》（Joseph Delorme）和一部小说叫做《淫逸》（Volupte），这是借题发挥自己胸中的苦痛。本来在十九世纪的初叶，欧洲有一种所谓“时代病”（Malade du Ciecle）。描写这种时代病的在英有拜伦的《哈罗尔德游记》（Byron： Childe Harold），在德有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Goethe： Des Leiden desjungen Werther），在法则圣伯夫的《淫逸》和夏多布里昂的《勒内》（Chateaubriand： René），完成三鼎足。圣伯夫的诗和小说也颇不乏赞美者，但是摆在他的《星期一谈话》一块，就不免相形见绌了。
他同雨果夫妇的十年深交，因有三角纠葛，到1837年遂突然中断。圣伯夫固然是惭忿交加，雨果也怀了满腹醋意。雨果此时已经是法兰西学院（French Academy）的四十不朽者之一，论资望，圣伯夫也应得占一席。但是他被举三次，都因为雨果反对，没有入选。后来他再登门谢罪，雨果才捐弃前嫌，让他进了法兰西学院。这是1844年的事。表面上，他们似已言归于好，可是伤裂的友谊从来是不容易弥补还原的。自离开雨果以后，圣伯夫对于浪漫派的因缘也就告一段落。他生性就不近于浪漫主义。不过他因为受了浪漫主义的熏染，后来虽然回头推尊古典，却不能为义法所囿。这是雨果的好影响，他究竟不应该忘记的。
圣伯夫幼时颇虔信天主教，成年时受教于著名的自然科学家拉马克（Lamarck），就变成一个自由思想者。后来他倾倒于雨果夫人，思想言语都无形地受她影响，她的宗教热诚最强烈，他也就变成一个虔敬的信徒。但是有雨果夫人，基督的势力大于拉马克，无雨果夫人，拉马克的势力大于基督；所以绝交以后，他又丢开宗教而信赖经验哲学了。愤激时，他发愿要去当僧侣。当时法国著名女小说家乔治桑（George Sand）对他说：“你当了僧侣，我便可以向你忏悔，那再好不过了！”但是圣伯夫哪里是一个当僧侣的人！
1837年恰当圣伯夫有不愿逗留巴黎的苦衷的时候，瑞士洛桑（Lausanne）学院聘他去讲演，他便去当了一年教授。他的演题为《波罗尔（Port–Royal）教派》。这个演讲稿他以后费了二十年的功夫扩充成为一部《波尔·罗亚尔救派史》（Histoire de Port–Royal）。波尔·罗亚尔教派发生于路易十四时代，其宗旨在改革天主教，赞助科学，提倡男女平权。最著名的《思想录》（Pensees）著者帕斯卡尔（Pascal）就是这派领袖。其他教友也大半是当时名宿。他们都住在近巴黎的波尔·罗亚尔寺，所以得名。后来这个教派因主张过新，被罗马教皇和法国政府解散了，圣伯夫在《波尔·罗亚尔教派史》里，不仅研究一种宗教的生灭，而且把十七世纪的文物政俗都尽量描绘出来了。史学家和批评家都推此书为杰作。
圣伯夫本一寒士，平时自奉极刻苦。居巴黎时，赁居楼顶小屋两间，每月租金八九元，而早饭尚包在内，独身无仆从，其清苦可想。1840年，法政府任他为马萨林（Mazarin）图书馆馆员，他的生活才渐较舒适。而最使他称意的莫如饱览图书的机会。他特别请了一位教员习希腊文。后来他对于希腊名著都能从原文研究。他在学校时曾得拉丁文的大奖。英文是从幼就学好的。意大利文与法文相近，他所以也能读得很流畅。这种文字学的准备也是批评家所不可少的；而在圣伯夫时却非易事，比方一代人望的雨果就不能从原文研究莎士比亚，其他可想。
灾祸之来，常出意外。1848年，路易菲力普政府倒，民主再出现。有人在前政府的度支簿上发见“支圣伯夫一百法郎”一项，仇家遂借此生谣，说他受前政府的贿。其实这只是政府拨给马萨林图书馆修烟突的一笔款。圣伯夫愤而辞图书馆职，应比利时政府的聘请，任李厄西（Leége）大学文学教授。他的演题为《夏多布里昂及其同派》（Chateaubriand et son Groupe）。时人多奉夏多布里昂如神明。圣伯夫早年想献殷勤于列卡米尔夫人（Madame Recamier），也曾作文赞赏夏多布布昂。此时他方从浪漫派的酣梦醒觉，用冷静的态度再去研究夏多布里昂，便不惜暴露其弱点了。
1849年，法政局又变，路易拿破仑登帝位。当时法国文学家多厌恶帝国而赞助民主。圣伯夫本亦表同情于共和政治，因厌恶连年战争，民不聊生，所以赞助路易拿破仑政府。时人多议圣伯夫为失节，这对他开始在《宪报》（Constitutionnel）做文章。他每星期作文一篇，介绍古今名著，以星期一日出版，后来这些文章搜集成书，所以叫做《星期一谈话》（Causeries du Lundi）。在《宪报》作文三年后，他又改到政府机关报《导报》（Le Moniteur）投稿。1854年他被任为法国大学（Collège de la France）文学教授。学生因为他是一个保皇党，上了两课，就把他驱出了。他不得已只好把演讲稿付印行世。演题为《罗马诗人维吉尔研究》（Etude Sur Virgile）。1862年，他又回到《宪报》，以后所做的文章集成《新星期一谈话》（Nouveux Lundis）。1865年，他被任为上议院议员。当时上议院议员大半依阿取容。圣伯夫独出力为人民争言论自由。议院中有人提议禁止公共图书馆购置伏尔泰（Voltaire）拉伯雷（Rabenais）诸人的著作，他们说这些书有伤风化。圣伯夫反对极力。他因不满意于政府，便不再替政府机关报作文。所做的文章都送到政府反对党的《时报》（Le Temps）发表。马达尔（Mathilde）公主平时同他变谊颇厚，劝他不要替反对党报纸作文，但是他终不为之屈。拿破仑著有《凯撒传》（Vie de César），政府党曾授意圣伯夫作文称赞，也被他拒绝了。这些地方都可以见得大批评家的独立不挠的精神。他晚年颇为士林所景仰。从前闹他的学生们现在也举代表治筵宴他了。可是他的声誉虽一天大似一天，而他的健康也一天坏似一天。到1869年他就长辞人世了。
圣伯夫的一生行迹大要如此。现在说他在文学批评上所占的地位。批评有两难：第一难在了解作者，第二难在避开自己（有人称批评学为self-cancelling business）。如果作者的思想风格都合你的胃口，你自然不难了解他，但是你去批评他，你难免党同。反之，作者的思想风格都不合你的胃口，你就不免有些隔膜，你去批评他，就难免伐异。比方英国约翰逊说：“如果蒲柏（Pope）做的不是诗，你还在那里去寻得诗？”这就犯了没有避开自己的毛病，他称赞蒲柏，只因为蒲柏和他自己都是假古典主义的拥护者。他又说格雷（Gray）的诗不好，这就犯了没有懂得作者的毛病，格雷是浪漫派的先驱，他诗中赞赏自然的地方不是又近视又重听的约翰逊所能了解的。有了成见，便不易公平；没有成见，又难了解旁人的成见。理想的批评家是从前抱过种种成见而现都已丢开的。从前抱过种种成见，所以能了解某种作家的某种思想。现在这些成见都丢开了，所以不为成见所囿。这种条件在批评家中很少有人能满足，而圣伯夫却完全满足了。在文学方面，他时而皈依古典，时而受浪漫主义的熏染，上自荷马（Homer）维吉尔（Virgil）与但丁（Dante），下至卢梭，歌德与福楼拜，他都是一样地嗜好。在政治方面，他时而醉心民主，时而接近圣西门（SaintSimon）社会主义派，时而赞助帝政，时而替反对政府党报纸做文章。论信仰，他时而天主教徒，时而怀疑者，时而追慕波尔·罗亚尔教派。他好像蜜蜂，任何花卉的精髓他都采来了醖酿成他的满腹经纶。他这样多见多闻，所以能无偏无党。这要算是他第一条卓越常人的特点。
单是这渊博公允，已非一般人所能望尘；而圣伯夫又有阿诺德所称法国人的灵活（flexibilit）。学问日日增进，则见解亦必日日变动。但是一般人守旧性太重，往往固执己见，不肯认错。你如果说：“今日之我可以与昨日之我宣战，”人就骂你没有节操。其实学问上的节操：在忠实，不在“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圣伯夫的第二个特点就在不惮改。他带有女性的锐敏感觉，偶尔新有发见，便不惜把从前辛苦经营所成就的全盘抛弃。他的批评是不断的修改，不断的创造。他自己说过：“我没有执过任何文学意见，文学意见在我生平思想中所占的位置极其渺小。我所最关心的只是生命和生命的对象。我对于我所已有的判断常继续不断的置疑，假如我发见我的见解不确，我就立刻修改过来。”因此，他对于同一作者先后批评往往不一致。最显著的是他对于雨果和夏多布里昂的评语。好像做生意，他只零卖，不批发，对于同一作者，今天指一点给你看，明天又指一点给你看，但是永远不托出全形，不作最后的断案。有许多人（类如圣茨伯里Saintsbury）说，这是圣伯夫的缺点。他们以为他太泛滥没有归宿。但是古今批评家下过许多断案，有几条能算是最后的不可移易的呢？
就这一点说，圣伯夫在文学批评上是一个革命者。从亚里士多德以后，欧洲文艺批评以判别好坏为唯一任务。本来“批评”一词在西文为criticism就只包含判别一个意义。从圣伯夫以后，学者虽仍沿用“批评”（criticism）一词，而其所指的实为“诠述”或“导解”，其义相当于西文interpreiation。为清晰界限起见，学者新铸“判断的批评”（judicial criticism）和“诠述的批评”（interpretative criticism）两个名词。批评上有这种分别，就从圣伯夫起。这种分别究竟何在呢？第一，是态度的分别。判断的批评者好比法官（judge），作者须受他审问，受他评判曲直。诠述的批评者好比律师（advocate），代诉讼人陈述意见，并且含有辩护的口吻。第二，是目的的分别。判断的批评者用意在使读者明白文学上的是非。诠述的批评者用意在使读者彻底了解作者的思想性情和时代环境的关系。第三，是方法的分别。判断的批评者先假定一种标准，用这种标准去测量作品，看看它是长是短。诠述的批评者研究作品，好比自然科学者研究一种生物，用精细的观察与归纳，从遗传环境个性各方面搜罗因果关系，以构成一种生活史。
判断的批评在圣伯夫以前可算是正统派，不过这里又有古典派与浪漫派的分别。古典派和法国布瓦洛（Boileau）英国蒲柏都以古人义法（rules）为标准。他们所谓好不好，换言之，就是合于义法不合于义法。比方他们如果批评《哈姆雷特》（Hamlet），他们用一只眼睛看莎士比亚，另一只眼睛就注视希腊罗马的作者。如果索福克勒斯（Sophicles）的悲剧里没有夹杂喜剧的成分，他们便断定《哈姆雷特》里掘矿一段诙谐为违法，换句话说，莎士比亚便不算得一个大戏剧家。这种批评显然是武断的。古人所谓义法也不外根据古时作品推演出来的。先有作品而后有义法。文学是创造的，是生生不息的，我们如何能以死的义法测量一切创作？德莱顿（Dryden）说得好，如果亚里士多德读过近代文学，他的《诗学》一书也许做得另是一样。古典派想以古人之已然，责今人之必然，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浪漫派代兴以后，义法的观念虽取消，而批评家仍然没有放弃褒贬大权，不过想另求哲学的根据代义法做判断的标准罢了。比方德国莱辛，英国柯尔律治，就都想寻出一种哲学的根据——如快感想象等等——以为鉴定美恶的标准。这比古典派固较胜一筹，但是在批评方面，离开具体的作品，而空谈哲理，总不免易于误事。托尔斯泰因虔信宗教，便断定一切最上品文艺都要含有宗教的教训，把但丁和莎士比亚都一笔抹煞了，就是一个好例。
判断的批评既如此不可恃。圣伯夫所以极力打破前人窠臼，而另建设文学批评于科学的基础上。凡是文艺作品都是作者的人格的表现。要懂得作品，先要懂得作者的人格。这番话在今日已成老生常谈，但在圣伯夫时还是疑信参半。圣伯夫是第一个人说，你如果不懂得作者的心窍，你决不懂得他的著作；你还没有懂得他的著作，何以就能评判它的好坏？所以他的主张是：读书要从知人入手。他用什么方法去知人呢？他是拉马克的弟子，所以一方面习闻个人与环境关系密切，而另一方面又濡染了许多自然科学者的方法和精神。在批评方面，他的目的全在以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作者的心理。他自己曾经说过：“我是一个研究心灵的自然科学者。”（Je Suis un Naturaliste des Espirits.）他于所批评的作品大半从四方面研究：
（1）作者必有群性，他和时代环境的关系如何？
（2）作者必有个性，他所得诸遗传的如何？得于习惯的又如何？
（3）作者必表现其人格于其作品，从作品中所看出的作者个性如何？
（4）作者的各种著作必为完整的有机体。参观互较之，其部分与全体的相互关系如何？
这四个问题都解决了，批评者的责任便算了结。至于估定价值，判断美丑，则读者自有权衡，批评者不能以一个人的嗜好，做一切人的标准。他先自己多读，多了解，多欣赏，然后就自己所读的所欣赏的所了解的诠述出来，引诱旁人也去读，去了解，去欣赏。他不是一个审判官，没有权力说：“作者应该如此如此。”他只是一个自然科学者，只能说：“作者实在如此如此。”这种诠述的批评就是圣伯夫的不二法门。因为这种批评使用自然科学的归纳法，所以它有时又称为自然科学派批评（naturalistic），归纳的批评（inductive），或历史的批评（historical）。
圣伯夫的最大工作是《星期一谈话》。（前集十五册，后集十三册。）这些谈话因为要迁就报纸篇幅，都很简短，每篇平均不过七八千字。谈的材料大半是文学家、哲学家或政治家的事迹或著作。比方第一篇谈一本书札，第二篇就接着谈作者的家世或幼年的教育，第三篇又接着谈作者的交游。除《何谓古典》（《星期一谈话》第三卷里）一篇外，他很少抽象的谈文学主义。从他所做的批评文章看，可以知道他的渊博。关于十六世纪，除着《十六世纪的法国诗》一书以外，他做了十九个人的评传，内含拉伯雷、蒙田等等。关于十七世纪，除着《波尔·罗亚尔教派史》一书以外，他做了七十四个人的评传，内含帕斯卡尔，圣西门等等。关于十八世纪，他做了七十三个人的评传，内含伏尔泰，卢梭，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等等。关于十九世纪，他做了一百零五个人评传，内含拿破仑，夏多布里昂，福楼拜等等。而希腊罗马的作者经过他批评的尚不在此列。以一人的精力，成就偌大的工作，在批评史方面找不出第二个人了。不消说得，他是一个最用功的人；他自己说：“我没有一天休假，只是在星期一晌午时，抬头呼吸一点钟左右。过后，门再闭起，我又在牢室里住上七天。”翻《星期一谈话》看，每年五十二个礼拜，就有五十二篇文章，简直没有间断。这种精神能不叫现在一般批评家愧死么？
法国人本擅长于散文，而圣伯夫的文章尤其流利生动。尼采说他女性太重，的确不错。他拈取一件琐事，便说得津津有味。他描写一个人，只略举几点细微故事，便叫他跃现目前。法国人本以客气著名。圣伯夫在批评文章里，从来不用谩骂讥嘲。但是仔细读之，他有时在轻言巧语里微露机锋，可就深刻隽永！你只把它当作一种消遣品读，也会不忍释手的。
近代批评学者几无人不受圣伯夫的影响。英国阿诺德（Matthew Arnol）就是私淑圣伯夫的。单讲法国，他的高足弟子为泰纳（Taine）。泰纳以为一切文学家都是种族（race），社会环境（milieu）和时代（moment）三个成分的产品。批评学和植物学相仿佛，只研究个体与种族环境时代的因果关系。他的名著《英国文学史》就用这种眼光著成的。导敦教授（E. Dowdent： Studies In Literature）说他太走极端，把作者的个性完全抹煞了。本来浪漫派重视主观抒情，浪漫派流为写实派，文学遂弃主观而偏重客观。泰纳是受这种潮流影响的。圣伯夫推翻持义法为判别好丑的标准的批评。这个消极态度后来衍为印象派批评（impressionistic criticism）。法朗士（A. France）就是这个批评学派的领袖。他以为批评家的任务只是写出自己读过某作品所得的印象。我们不能批评作品是好是丑，只能说我个人欢喜不欢喜这作品。法朗士的《文学生涯》（La Vie Littéraire）一书就是记他自己读书所得的印象。他的文章比《星期一谈话》更加简短，更加漂亮。可是他这种印象的批评颇有人以为过重私人主观，难得公允。布吕纳介（Brunetiére）为着这个问题和法朗士打过许久的笔墨官司。他劝法朗士最好去作系统的介绍，指示后学的途径。法朗士说，向来批评家好比食馆侍女，只托出美肴盛馔让旁人享受，于今他却不愿这样呆笨，他自己也要染指尝尝美味。他所谓印象的批评就是描写他自己所得的味道。赫道生（Hudson）说过，像法朗士那样博学，他的印象固然值得我们听听，可是多数人的好恶究竟不能为批评估价的标准。以记印象为尽批评的能事，也未免走入极端。
从泰纳、法朗士两派看，我们一方面可以见得圣伯夫的影响之大，一方面也可以见他的无偏无党，适得其平，为不可及。说他是亚里士多德以后的最大批评者，该不算过誉吧。
参考书籍
1. Causeries du Lundi，巴黎Garnier Freres出版，英译本有两种，一为Trenchmann译，伦敦George Routledge出版，一为Matthew选译，芝加哥出版。此系研究圣伯夫及法国文学所必读的书。
2. Nouveux Lundis，巴黎Calmann Lévy出版，未见英译本。
3. Port-Royal，巴黎Hachett出版，未见英译本。
4. English Portraits，此书系选译《星期一谈话》关于英人者。有引论序圣伯夫的生平与著作，颇好。
5.Essays on Men ＆ Women，W. Sharp编并序。此书选重要批评文十余篇。如不能得《星期一谈话》全书者，可置此书（伦敦David Stot出版），或上列之English Portraits（伦敦Daily Isbister出版），或Saintsbury的选本（法文的，牛津大学出版）。
6. Michent:Sainte-Bouve Avant Les Lundis，这是最好的圣伯夫小传。巴黎出版。
7. G. M. Harper: Sainte-Beuve，圣伯夫传英文中只见此一本。
8. Matthew Arnol做了一篇短传，载在《大英百科全书》。
9. Saintsbury: Histoty of Criticism，Vol. Ⅲ，里面有一章论圣伯夫的批评著作颇详。伦敦出版。
10. G. Brandes: Main Currents In 19th Contury Literature，第五卷里有三章论圣伯夫，尚可读。（伦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