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Matthew Arnold）
关心英国文物习俗的人大概都觉得英国人民稳健，只是因为他们笨重，英国社会安固，只是因为他们沉滞。他们只有一套“文雅人”的衣钵，父传子，子传孙的沿袭下去。社会中仿佛有一种洪炉烈焰，从此中熔铸出来的人简直都是一模一样。你看过洛克（Locke）和休谟（Hume），你便认识无数英国哲学家，孙悟空尽管灵活善变，而变来变去，总是依然站在经验上。你看过边沁（Bentham）和伯克（Burke），你便认识无数英国政治家，学理慢些讲，且问这种政策所生实利如何。你看过约翰逊（Johnson）和丁尼生（Tennyson），你便认识一般所谓英国“文雅人”，人生在世，只要能信上帝，尊英皇，服从中级社会的道德，就算是心满意足了。但在这种沉滞的社会里，偶尔跳出一二个性坚强的人，他的特立独行的胆与识，却又非其他民族所能产出。比方在哲学方面，英国产出洛克，也产出罗素；在政治见解方面，英国产出边沁，也产出卡莱尔（Carlyle）；在道德方面英国产出约翰逊，也产出雪莱（Shelley）。雪莱，卡莱尔，罗素一般人都是生物学家所谓“突变”例。在这些“突变”例中，阿诺德也是一个铮铮佼佼的人物。他生在维多利亚后时代，家家都在歌诵太平，以为英国文化好到无以复加了，他却一个人喊着说：“你们都是一般腓力斯人（Philistines）哟！只有自由思想才可以引导你向光明处走，快从迷梦中醒觉罢！”在批评方面，他祖述圣伯夫，但是他又景仰歌德和海涅（Heine），所以他的批评范围甚广，不仅限于文学，凡是有关于人类文化的他都加以讨论。因此，他对于我们，较之其他欧洲批评学者更加重要。中国现在也太“腓力斯”化了，他的言论大可以做我们的暮鼓晨钟咧。
阿诺德是一个名父之子。他生于1822年。他的父亲做过拉格比（Rugby）公学校长，在英国教育史上，是一个重要人物。阿诺德幼时也在拉格比学校肄业，后考得奖学金入牛津大学。当时牛津大学还未改中古制度。课程很简单而学风很宽大，读书的时候少而交际辩论的时候多。阿诺德受牛津影响极深，而生平爱戴牛津也极切。大凡受过大学古典教育的批评家，其长处在有正当训练，眼界广而思路平正，其短处在过信名宿（authority），处置新奇作品过于苛刻。阿诺德就兼有这个优点与缺点。在英国文学家中，除弥尔顿（Milton）以外，他算是最渊博的。古代的希腊、拉丁文学，近代德法文学，他都有很深刻的研究。这种训练一方面固然使他能见出英国人的偏狭，而另一方面，也使他养成许多成见。他私淑圣伯夫，而圣伯夫的灵活与宽大，他却始终没有学到。就事业言，阿诺德是一个教育家。他在拉格比母校教过希腊、拉丁文，在教育部当过三十五年的视学，在牛津大学当过十年的诗学教授，晚年又赴美国公开演讲一次。他对于英国中小学教育革新，贡献极大。他曾赴德、法、瑞士、意大利各国考察教育，著成报告数种，为英国教育改革的借鉴。他是第一个人运动废除以学校考试成绩为政府津贴标准的陋制，他是第一个人提倡强迫普及教育。视学的职分在英国最清苦。他要终年巡视全国学校，制报告，有时还要亲自教课给教员们看，使他们知道改良教授法。从阿诺德给他母亲和妹妹的信札看，他几乎没有一日不为教育琐事忙碌。论事功，他颇类似德国哲学者费希特（Fichte）。
从来忙人很难得成诗人，阿诺德却是一个以忙人而成诗人的。他生当十九世纪中叶，当时浪漫主义的流风余韵还极盛。与他同时的丁尼生和布朗宁（Browning）都受有济慈（Keats）或雪莱的影响。阿诺德寝馈于希腊文学甚久，颇不同情于浪漫主义。他是浪漫时代中唯一的古典诗人。他不像十八世纪的古典派学者，他的诗真能表现若干量的希腊作风，极力于庄严冲淡中流露深情至理。他的短处在理胜于情，往往诗其形而散文其实，他虽反对浪漫主义而却未曾完全脱离浪漫派的影响，比方他极力崇拜华兹华斯和歌德，而这两位大诗人都是浪漫派领袖，虽然比其他浪漫派诗人稍近于古典精神。烦恼是浪漫期的时代病，阿诺德也很受其传染。不过拜伦、歌德和夏多布里昂一般人的烦恼由于恋爱，而阿诺德的烦恼则与恋爱无关，他的婚姻是很满意的，他只是伤时感世。他是一个热情的淑世者，当时功利主义弥漫世界，而生活中最有价值的真善美渐不为世人所注意，大家都只以饱暖为太平，这是他所最感伤的。他知道世界在走错路，而举世皆浊，摧陷廓清，又非他一个人能力所可胜任。所以他的诗中充满着一种不可言喻的哀感。他最擅长挽诗，就是通常叙事言情，也带有挽诗的风韵。他的诗集中最脍炙人口的是《邵莱布和罗斯托》（Johrab and Rustum），《特里斯丹与伊瑟的死别》（Tristram and Iseult），《迷路的欢宴者》（Strayed Reveller），《色希斯》（Thyrsi），《被遗弃的人鱼》（Forsaken Merman），《学者吉卜赛》（Scholar Gypsy）诸篇。在维多利亚后期，他的声名为丁尼生所掩盖。现在人才渐渐看破丁尼生的虚华，而读阿诺德的人便逐渐多起来了。
阿诺德在诗的方面，成就固颇可观，而他所以重要，则不在诗而在批评。他的《批评论文第一集》在英国要算是柯尔律治的《文学传记》以后的第一杰作，现在文学家都还奉为圭臬。他在批评方面本想追踪圣伯夫，可是两人所用的方法颇不相同。圣伯夫的文章没有一篇讲主义，而阿诺德的文章则几乎没有一篇不讲主义。不过他的主义有时是从圣伯夫的著作中推衍出来的。
他的批评主张在《批评论文集》第一篇里揭出。这篇叫做《批评的任务》（The Function of Criticis），极为批评史家所重视，所以在这里有撮述的必要。
一般人往往把创作力与批评力划为两事，以为没有创作力的人才去干批评的勾当。创作家尤藐视批评，比方华兹华斯就说，人的精力与其费在批评，不如费在创作，因为创作失败，只白费自家精力，批评失当，就不免贻误他人。这种见解在从前极普遍，从圣伯夫以后，人才逐渐发觉没有创造力，也决不能从事批评。圣伯夫所作，文人行状，其所流露的创造力，实无异于写实派小说家。阿诺德辩护批评，则又有一说。天赋才力，各有所偏。能批评而不能创作的人，我们不能叫他丢开批评，睁着眼睛向失败的路走，去勉强创作。约翰逊的《阿林里斯》（Irenes）简直不成为诗，而他的《诗人传记》则人人都承认是杰作。我们定要拉他多做《阿林里斯》一类的诗，还是望他多作《诗人传记》呢？华兹华斯做了许多无味的宗教诗。倘若他节省那副精力去多做像《抒情民歌集序》（Preface to the Lyrical Ballads）一类的论文，不比创作更好么？
批评力较之创作力，高下诚有悬殊。但是没有批评，创作也决难有大成就。要想伟大的创作出现，天才（the power of the man）与时会（the power of the moment）必须互相凑合。所谓时会，便是当时思想潮流（current of ideas）。天才秉诸自然，而时会则须借人力造作；造作时会的人是批评家，不是创作家。创作家只能利用时会，处被动地位，受当时思想潮流之激荡，而后把他所受的时代影响反射到作品上去。假如没有批评家努力传播思想，思想便不能成为潮流；世间纵有天才，也必定因为缺乏营养，缺乏激刺，以至于干枯无成就。这个道理只要拿拜伦和歌德比较，便可见出。这两位诗人都有极大的创作力，而拜伦的成就远不如歌德，就因为拜伦时代的英国思想贫乏，无养育天才的滋料，而歌德时代的德国则正当“狂飙突进”，思潮汹涌。好比同样种子，一粒种在肥土里，一粒种在瘠土里，种在肥土里的开花结实，种在瘠土里的因为缺乏营养，没有成熟就枯谢了。不单是拜伦，其他英国浪漫派作者也同样的缺乏时代思潮的营养。连阿诺德所最景仰的华兹华司，有歌德之深而无歌德之广，也就坏在读书少而思想狭隘。读者也许要问：伊丽莎白后期，英国也并无壮大思潮可言，莎士比亚也并没有读多少书，何以当时创作却像雨后春笋，欣欣向荣呢？阿诺德说，伊丽莎白后时代，虽没有批评学者预先造成澎湃的思潮，而当时文艺复兴的余风犹存，英国又是新兴，势力正在蓬蓬勃勃的伸张，全国人民有一种烈情狂热，其激荡天才的能力也不亚于思潮。十九世纪的英国既无德国在歌德时代的文风，又无伊丽莎白时代的朝气，所以英国浪漫派的成绩无甚可观。
法国革命也是一种惊天动地的运动。论理，其时应有伟大创作出世，与希腊伯里克理斯（Pericles）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先后媲美。然而法国革命时代的文学殊使人失望，这是什么缘故呢？为答复这个问题，阿诺德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学说。凡是一种主义须久经传播，成为思潮，深入人心以后，才能见诸实行。假如这种主义才初露头角，只有少数学者主张，而多数人民则未彻底了解，在这个时机未熟的时候，就想把它拿来实地试验，其结果往往使闻者惊骇而生反动，不惟实行受阻碍，而主义本身也失其易于传播的可能。阿诺德以为法国革命失败，就由于操之过急。他并非反对法国革命，他只是嫌它发生太早。人权民约各种学说在当时还没有成为思潮，很少有人能彻底了解。人是一种贱动物，遇着不懂的东西，总是怀着恶意仇视。所以当时欧洲各国都把法国革命看成大逆不道，群起而攻之，是以至于失败。阿诺德以为在历史历程中，生发期（epoch of expension）与凝集期（epoch of concentration）常相代谢。生发期是新思潮膨胀期，凝集期是思潮停蓄期。伟大创作发生，都在生发期。法国当卢梭、伏尔泰提倡人权民约诸说以后，学者如果让这种学说自由扩张，结果应该造成一种生发期，类似文艺复兴。不幸法国革命成为堕胎药，没有让新思想充分的蔓延，就把它弄到流产了。这个时期没有产生伟大创作，就因为这个缘故。
因此，阿诺德极力主张批评学者应该保持一种“无所为”的精神（disinterestedness）。所谓“无所为”，就是纯讲学理，不粘落实际问题。用现在北京、上海学者的流行语来说，就是所谓“为学问而言学问”。他的批评定义是“心智自由运用于所论各科学问”（a free play of the mind on all subjects which it touches），是“无所为而试求研究及传播世间最好的知识与思想”（a disinterested endeavour to learn and propagate the best that is known and thought in the world）。这种知识与思想传播出去成为一种新潮流以后，静止腐朽的旧思想潮流便会被它激荡，被它清化。久而久之，人的心理便在无形中彻底改变。这时好比水到渠成，理想自然易变为事实了。倘若操之过急，使学理与实行，双管齐下，则实行所招的反动必为传播学理的障碍。阿诺德这番话是着跟英国人而对症下药，因为英国人太偏重实行，太藐视学理了。
观此可知阿诺德所谓批评，涵义甚广。凡科学哲学政教风俗都在批评范围以内。后来他著了一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就是专批评英国的政教习俗。他的文化定义大旨是这样：“文化目的在趋赴完美，其方法则在求于世间关系人生事项之至理名言都能洞悉周知，然后以其所知，造成新颖自由的思想潮流以清洗吾人成见积习。”（Culture is a persuit of perfection by means of getting to know, on all the matters which most concern us, the best which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 in the wold; and throught this knowledge, turning a stream of fresh and free thought upon our stock notions and habits.）这个文化定义差不多和《批评论文集》里的批评定义完全相同。所以在阿诺德看来，批评就是传播文化。文化是从新思潮中所得的“和谐与光明”（sweetness and light），而此中所需工作就是批评。
批评涵义既如此其广，批评家所应有的修养准备就不是容易事了。依阿诺德说，批评家应该精通希腊文，拉丁文和一种东方古代文字。本国的文学固然应该知道清楚，另外还要至少熟悉一种重要的外国文学。这种外国文学愈与本国不同，愈为有用，因为参观互较，易见优劣。英人具有极强的岛国性，颇轻视他国文化，尤其是在阿诺德的时代。阿诺德生平所汲汲皇皇的就是指出英人的缺点，引诱他们注意外国文化。他说，英国批评学者所应该研究的，应该传播的是外国思潮，至于英国自己的文化，英国人很能“敝帚自珍”，用不着再去铺张扬厉。《批评论文第一集》里面的文章尽是介绍外国学者，如海涅（Heine），斯宾诺莎（Spinoza），犹伯尔（Jubert），安东大帝（Marcus Aurelius）等等，其中没有一篇专门讨论英国著作。
他虽是只谈外国文学，而着眼仍在英国文学。他处处留意比较外国文学以映照出英国文学的缺点。比方他在《法兰西学院在文学上的影响》那篇论文里，比较英法两国的国民性与文学优劣，就说得很中肯。法兰西学院成立于十七世纪初，在法国算是最高学府。会员名额限定四十人。在学术上真有建树的人才能被选入院，所以法国学者以入选为最大荣誉。凡是会员著作须经全院会员审定，才出版。凡是书籍一经法兰西学院审定，便声价十倍，所以非会员也往往进呈著作请求审定。此外院中会员又常分工研究古今名著，发行论文。他们对于国语的标准也极力注意厘定。比方最近他们为了minimum一个字的复数问题（沿用拉丁文应作minima，照近代文法，应作minimums）开全院会议讨论没有解决，就特别组织一个委员会去研究。其审慎可想而知。因此，法兰西学院成为学术界的掌权衡的机关。各种学问都赖他们定标准。他们有左右舆论的能力，无形中一般法国人的文学见解都受法兰西学院指导。学术上因而有真是真非，不像现在中国这样群龙无首，任何人都可以打起学者的冒牌，闹得乌气狼烟，不成体统！阿诺德也是极力主张学术应有中心应有标准的，所以把法兰西学院的制度介绍给英国人知道。但是他又预料这种学院决不能在英国成立，纵使成立，也决难收好效果。何以故呢？英法两国的国民性根本不同。英国人魄力（energy）有余而智力（intelligence）不足，法国人智力有余而魄力不足。英国人笨滞，法国人灵活。英国人重力行，不欢喜分析学理，法国人对于事理，锐敏精审，锱铢必较，容不住丝毫苟且。英国人只在道德方面有所谓良心（conscience），而法国人则于理智方面亦具良心（intellectual conscience）。因为有理智的良心，法兰西学院所以成立。英国人因魄力强，重视自由，所以不乐有学阀束缚。凡诗尚魄力，散文尚清醒；诗尚自由想象，而散文尚精确推理；诗尚天才而散文尚规律。学院虽能保存规律，而对于天才则不免约束，法国有学院而英国无学院，所以法国以散文胜而英国以诗胜。
阿诺德生平最大目的在攻击腓力斯人。“腓力斯人”这个名词是德国诗人海涅创用的，而流行于英文中则从阿诺德起。所谓腓力斯人是愚而好自用的人，是头脑顽钝，新思想不能渗入的人，是一味反对自己所不懂得的学理的人，是道听途说，不穷其究竟的人。阿诺德所下的定义是“光明骄子与思想功臣的仇敌”（the enemy of the chosen children of light, or servants of ideas）。他把英国人分成上中下三级。上级是“蛮方人”（barbarians），安富尊荣以外，别无他求；中级就是腓力斯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以为天地间只有英国的文物政教是好的，用不着再谋进步；下级本也可以叫腓力斯人，为区别起见，阿诺德称他们为庸俗人（populace），他们的特点在“行其所安”（doing as one likes），不顾全局。这三级的共同点是安常守旧，思想不灵活。英国人何以这样缺乏灵活的智力呢？阿诺德归咎于过分的犹太化（Hebraised）。中国学者从来好讨论知与行的关系。这个问题在西方也是一个辩论的焦点。英国人看重行不看重知，阿诺德则看重知不看重行。他把西方文化分成希腊主义（Hellenism）和犹太主义（Hebraism）两个成分。这两个成分根本不同。希腊主义重知，犹太主义重行；希腊主义重学问，犹太主义重道德；希腊主义求识觉之自由生发（spontaneity of consciousness），犹太主义守良心之谨严（strictness of conscience）；希腊主义以世间极恶为蒙昧（ignorance）。犹太主义以世间极恶为罪过（sin）。总此诸因，犹太主义产生世间极虔诚的宗教，希腊主义产生世间极灿烂的哲学。阿诺德以为文化在趋赴完美，希腊主义与犹太主义不可缺一，缺一则流于畸形发展。盎格鲁萨克逊民族都偏于犹太化，都缺乏希腊化。英国固然，美国亦复如是。法国学者越兰（Reuan）“批评美国说：像美国一类的国家盛倡普通教育而无郑重的高等教育，将来智力平凡，习俗劣陋，精神肤浅，普遍学问缺乏，必贻无穷之后悔。”（Les pays qui, Commeles EtatsUnis, out Créé un enseiguement populaire Considérable sans instructionSuqérieure Sérieuse, Expierout long tempts encore leur faute par leur médiocrité intellectuelle, Leur grossièreté de mocurs leur Esprit Superficie, leur manque d'ntellegence générale.）阿诺德引这段话，谓为知言。一言以蔽之，英美都难免为腓力斯气所征服，除非极力提倡希腊主义。而这种责任就是批评学者的责任。
《批评论文第一集》以1865年出版。到1888年他又出了一部《批评论文第二集》，第一集所载的是广义的批评，大半讲欧洲思潮和学风，第二集所载的是狭义的批评，专讲文学，其中除《托尔斯泰》和《亚米儿》（Amiel）两篇以外，都是讨论英国诗人，如《弥尔顿》《格雷》《济慈》《华兹华斯》《拜伦》《雪莱》等篇。第一篇为《诗学研究》（The Study of Poetr），最为重要。在这篇文章里阿诺德提出一种衡诗的标准。他说衡诗最难免除两种错误。第一是历史的错误（historic fallacy）。一篇诗在文学发达史所占位置或颇重要，而就诗论诗，不必是一篇杰作。学者往往把历史的重要和诗的本身价值混为一谈，就犯了历史的错误。（比方《柏梁》章开中国联句倡和之始。以历史的眼光去看，这诗很重要；而就诗论诗则实无足取。）第二是私见的错误（personal fallacy）。人人都有偏见和癖性，阿其所好，伐其所异，就犯了私见的错误。比方约翰逊自己是保皇党。论弥尔顿便不免攻击他的革命主张，自己是古典派，论格雷便不免厌恶他的浪漫色彩，大约批评古人最易犯历史的错误，批评近人，最易犯私见的错误。要免除这两种错误，阿诺德提出所谓“试金石主义”（the touchstone theory）。通常试金的质，以试金石摩擦之，看它的痕纹如何。阿诺德以为鉴别诗的优劣也要有一种试金石。这种试金石是什么呢？就是大诗人的名句。他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诸人作品选出几段实例。比方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里一段，
If thou didst ever hold me in the heart，
Absent thee from felicity a while，
And in this harsh world draw thy breath in pain To tell my story.
如果你的心曾经爱过我，
请暂抛开安乐
在这个残酷世界里忍痛引吭
传布我的行迹。
（哈姆雷特临死时告诉友人霍拉旭的话。）
阿诺德以为如此等类的名词记在心头，遇着一首诗就拿来比较，就可以见出高低。所比较的诗尽管风格性质完全不同，但是如果是上品诗，一定都含有同样的“庄严气派”（high seriousness）。他拿这种眼光去评英国诗人，只取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之数人，像乔叟（Chaucer）、德莱顿（Dryden）、彭斯（Burns）一般人都被他指摘了。我在上面说过，阿诺德因受牛津的影响而过信名宿，他的“试金石主义”就是一个例证。这种主义固然含有若干真理。但文学是创造的，新的作品和古的作品总不免各具特殊风格，难得相提并论。古人名句究竟能做衡诗的标准么？我们总不免怀疑。
《批评论文集》和《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两书以外，阿诺德尚著有《论翻译荷马》（On Translating Homer）与《凯尔特民族文学研究》（Study of Celtic Literature）诸书。但在批评学史上的位置，这些宏篇巨制还不如他在1853年做的那一篇寥寥数千言的《诗集序》（Preface to Poems, 1853）。在这篇序里他反复推论做诗选择材料的问题。
西方文学史上一个大悬案就是材料（matte）与形式（form）孰为重要。从亚里士多德至十八世纪，学者都以为伟大作品必有伟大事迹（great action）做材料。这种主张证之文学史的前例也不无根据。从前最好的史诗和悲剧都是叙述伟大人物的伟大事迹。到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风行，诗人乃推翻前说，以为任何材料须经艺术家熔铸，赋以特别形式以后，才成美术。所以美术之所以美在形式不在材料。小题目也可以做出大文章来。比方华兹华斯的《马克尔》（Michael）只是一个贫民家常悲剧，柯尔律治的《古舟子咏》也并非咏英雄奇遇，而就诗论诗，都不失为杰作。
阿诺德是一个站在浪漫主义潮流中而崇奉古典的人，以为诗人第一任务就在选择可歌可泣的伟大事迹。人类有几种根深蒂固的基本情感，与生俱来，与生俱去，不随时代变迁，也不随境遇变迁。诗人要能感动这种情感，才有永久性与普遍性。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智愚贤不肖，都能领略他，欣赏他。所谓伟大事迹就是能感动基本情感的事迹。希腊大诗人都能抓住伟大事迹，所以他们的著作到现在还是一样惊心动魄。读希腊悲剧或史诗，斟字酌句，不必有何奇特，但他们所生的总印象（total impression）是不可磨灭的。上乘文学作品其佳胜处都在总印象而不在一章一句的精炼。近代文学家不能擒住要点，只于形式方面做雕刻的工夫，所以拆开来看，虽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而合观其全，则所得的总印象甚为淡薄。比方慈济的《丁香花盆》（Isabella, or, the Pot of Basil）一首短诗里所含佳句比索福克斯勒悲剧全集还要多，而论诗的价值，则索福克勒斯比济慈不啻天壤悬殊。阿诺德说这全是由于古人注意全局（whole），今人注意部分（parts），古人力求伟大事迹，今人力求美丽辞藻，古人目的在激动基本情感，今人目的在满足飘忽的想象。阿诺德力劝初学者多读古人名著。寝馈既久，便自能于无形中吸收其神韵，浸润其风格。近代作品还未经时间淘汰，好比衣服样式只是一时新，过时便沉到败纸堆里去。在这种著作中费时间不特徒劳无补，而且走入迷途，到结局只落得头晕目眩。
阿诺德虽不绝对主张伟大事迹须从历史上搜求，却深信选历史的事迹比选近代的事迹较易抓住永久的普遍的情感，不至于为一时飘忽的风尚所迷惑。选过去史迹作文学材料，难在不易明了古代生活习惯。阿诺德以为这也无妨，因为诗人所描写的是内在的永存的感情，而生活习惯只是外表的常时变化的。
参考书籍
1. Essays in Criticism, （First and Second Series，版本甚多，Oxford Press出的可用。）
2. Culture and Anarchy. （伦敦John Murray出版。）
3. On Translating Homer.（版本甚多；John Murray版可用。）
4. Preface to Poems 1853.（见牛津版阿诺德诗集，Saintsbury's Loci Critici里也选载全文。）
5. Mixed Essays. （John Murray出版。）
6. The Study of Celtic Literature,（John Murray版。）
7. 阿诺德遗嘱不愿人替他作传，可是他的传现在已有四五种之多，如H.W. Paul著的（麦米伦公司出版，英国文人丛书之一）， G.Saintsbury著的，W. Russell著的，均可读。
8. Letters of Matthew Arnold（Russell编。）
9. Saintsbury: History of Criticism, Vol. 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