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染着经院气的人们看，报章和文学不能发生关联。报章只是朝菌随生随死，而文学是千秋事业；报章只能投俗好，而文学须自拔于流俗。曲弥高而和弥寡。这看法不只在中国是很普遍，就是在报章文学最发达的欧美，所谓journalistic writing（“报章写作”）也含有贬责的意味。你说一个作者的风格是“报章的”，乃至于说一个人的英文是“报章的”，他都不会觉得你恭维他。
一直到现在，还有一派自尊的学者们不肯读报章里的文章，他们不肯替报章写文章，更不消说。从前我有一位笃好古典的朋友，看到我的案头摆着一些文学刊物，很惊讶而且惋惜地问：“你也在看这些东西？”他特别着重“也”字，言下仿佛有错认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本来还洁身自爱，于今竟做出这样没出息的事，看报章里的文章，后来他发见我不但看，而且还写，替报章写，他就不再说什么，只在面上露一点难过的样子，我明白，他认为我是无可救药了。
这不全是一种偏见。就事实论，报纸文章普通确是很坏。报章的主要功用是报导新闻和反映舆论，这些都是严肃而不免枯燥的工作。社会除此之外还有一点消遣，报章于是就“副刊”一点文学作品供消遣。所以文学在报章里变成一种“余兴”，只是茶余酒后聊散心神的读物。作家有以此为业的，能写文章给人看，就想人看得高兴，而报章读者各色人等都有，一般的趣味不能很高，作家就势必要迁就他们，迎合他们的不很高级趣味，于是产生一些空洞肤浅而富于刺激性与麻醉性的东西，一般报章文学的现状都是如此。这种作品的影响很坏，是无可讳言的。读者如果认为这是文学，就会养成文学的低级趣味，永远不会能欣赏真正的文学；作者如果认为这是文学，也就会养成油腔滑调，永远不会能创造真正的文学。所以染着经院气的人们不屑看报章文学，更不屑写报章文学，确有他们的见地。
但是因噎不能废食。报章文学并非天生来必然要坏，它的坏是由于读者与作者都不肯努力求好。语文的功用原在表现思想与情感，各时代情境不同，表现的方式也就不同。原始人类一切都借口传，文字发明以后，口传变为笔写；印刷发明以后，笔写又变为印刷；从前印刷的都是整部书籍，近代报章流行以后，零篇片段可以逐日逐月分期印行。这可以说是表现方式的进步，因为流传愈广愈速。我们不能相信由笔写变为印刷时，文学必然要因为流传较广较速，而就贬值或降低身份。由印成书本变为印成报章，道理也应该是一样。无论如何，我们既生在这个时代，就应该接受在这个时代最通行的表现方式，也就应该把这个表现方式弄得完善合理。
它可以弄得完善合理，历史有前例可证。姑且拿英国来说，十八世纪散文写得最好而影响也最大的要算艾迪生。当时报章文字初露头角，他主编一个小型日刊叫做《旁观者》，以亲切流利的文笔谈日常生活中一些小问题，以及文学哲学政治上一些大问题，结果不但奠定了一代的文风，而且影响到当时社会的风俗习惯。他自己表明宗旨说：“苏格拉底据说把哲学从天上搬到人间，我有野心要人说我把哲学从书斋和图书馆，学校和书院搬到俱乐部和集会场，茶席和咖啡馆里。”这可以说是学术的大众化或通俗化。通俗化原来有它的弊端，它有时不免使人把学术看得太容易，甚至淆乱学术的真相，但是它也有它的功德，它叫一般人能赶上时代，至少是明白他所处的时代，不长留滞在愚昧状态中。艾迪生在《旁观者》里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叫一般英国人每天清早于消遣娱乐中得到一点教益，同时读到一篇浅显而典雅的文章，无形中对他们自己运用语文发生好影响。像这种报章文学比起“书斋和图书馆，学校和书院”里许多正经作品和高头讲章，对于社会的效益还要大得多。
这是十八世纪的事，近百年来报章日渐发达，在报章上发表作品已成为文学家的惯例，许多有名的小说家，像狄更斯、萨克雷、威尔斯诸人，都先在报章发表他们的作品而后集结成书。甚至于富于研究性的学术著作，像法国圣伯夫的许多文学传记，以及极不通俗的诗篇，像艾略特和奥登的作品，也都先出现于一般刊物。理由很简单，作者需要读者，而报章能供给的读者数目最多，品类也最繁复。
作者需要读者，这是人情。文学的功用原来就在作者有所见，有所感，借语文的传达，在读者心中引起同见同感。“孤高自赏”虽然可以见出作者的身份，却不一定是文学的健康状态。“象牙之塔”只是作者的囚笼，而不是他的发育成长所依赖的土壤。真正伟大的作者，必须了解现实人生，因此他就必须接近民众，就多对于人生起深刻的同情的了解，多吸收文学的生命力。就民众说，他们多接近作者（这就是说，多读他们的作品），也就多学会作者的较锐敏的观察，较丰富的想象，和较深挚的情感，因此对于人生得到较深广的了解和较纯正的感受，至于文学趣味的加强与提高，是当然的结果，更不消说。作者的成就愈大，读者的趣味也就愈提高；读者的趣味愈提高，作者的成就也就愈大。从历史看，文学风气的演进大抵如此。所以居今之世，一个文学作家不能轻视他的读者群众，因此也就不能轻视读者群众最多的报章，报章在今日是文学的正常的发育园地，我们应该使它成为文学的健康的发育园地。
这是报章文学作家的责任。他不能轻视读者，他不必逢迎读者，他却不妨由迁就读者而逐渐提高读者。说话的用意原来在使人懂，明知其不懂而仍唠叨不休，这正是“不可与之言而与之言，失言”。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所说的话旁人无须说而已全懂，说也就是多余的。所以凡是要说的话都有两个条件：第一，听者可以懂；其次，听者未经说出就还未懂。因其可懂，话不是白说的；因其由未懂到懂，话是有效验的，对于听者是有进益的。文学的效用，说来说去，原来不过如此。它叫人逐渐多懂一点，或是懂得更透彻一点。这就是说，它逐渐启发人，提高人的心灵水准。一个报章文学作者如果做到了这一步，他就算尽了他的能事了。他所写的应该是他的读者群众在现状所能接受的文学，同时也应该是使这群众能得到进益的文学。这种作品应该不叫一般读者觉得干燥无味，也不叫高明人觉得它的趣味是低级的。总之，它要能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这番话就作为编者开始编辑本刊的一种告白，编者自己把它悬为一个理想，也希望惠稿人们协力促成这个理想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