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品文略谈之一
就体裁说，日记脱胎于编年纪事史。在史部著述中，编年纪事体起来最早。史是穷究本源的学问，给过去事实以因果线索的说明。要寻溯因果线索，先要搜罗孤立杂陈的事实。近代学者所谓“资料”。所以搜罗事实是史的第一步工作，也是史的发展中最初为史家看重的工作。说明因果线索是史学上比较晚起的观念，古代人大半只据实直书。中国古代史有专官，官有专掌。“左史记言，右史记行。”记的方法大半是遇到一件事情发生，随时就记下来，一事一条，如登流水账，先后次第就依事情发生的年月安排。这便是编年纪事。《春秋》是这个体裁的典型。西方各国史的著述也多起于chronicles（即编年纪事）。例如著名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纪事》，就是英国的最早的史乘。这部书不像中国古史出于史官，它成于中世纪寺院的僧侣，作者以私人的资格逐年逐月记载国家的大事。
这种以私人资格写成的编年纪事实在就已经是日记。但是它和日记究竟有一个重要的分别：编年纪事以一国为中心，例如《春秋》中的“我”就是鲁国；日记以作者私人为中心，其中的“我”只是作者自己。“中心”与“观点”不同。任何史籍都必采取一个观点，而那个观点都必是作者个人的观点，我谓“客观的历史”并不存在。现存的《春秋》是孔子站在他自己的尊周尊鲁的观点上，以鲁国为中心，去记载当时天下大事。日记是作者站在他的资禀、经验、修养所形成的观点上，以自己为中心，记载每日所见所闻。自己所见所闻可能为天下国家大事，也可能为私人琐事。在这一点上日记与编年纪事又有不同：编年纪事不记私人琐事，纵然偶尔破例，也必因为私人琐事有关国家大事，《春秋》、《左传》记齐姜、夏徵舒、灵辙、杜隗诸人的琐事，可以为证。
编年纪事起来很早，照理日记也应该如此。但是事实不然，日记起来很晚。在西方，希腊的ephemeris（意谓“日记”）还是官书，记载军队行动或是国王起居；罗马的diarium（“日记”）只是记载奴仆的配给账目，都与后来的日记（diary）没有直接的渊源。最早的近代语言写的日记起于文艺复兴时代，法国有两部最早的日记都不著作者的姓名。一部的作者是一位牧师，另一部的题名是《一位巴黎市民的日记》。西方写日记的风气到十七世纪才盛，英国两位极著名的日记作者爱勿林（Evelyn）和斐匹斯（Pepys）都生在这个时期。在中国，《四库全书》中子部杂家类，史部杂史与传记类，集部别集类（日记可能隶属的部门）都不列日记为一目。据个人所知道的来说，清朝才逐渐有日记出现，比较为人所知的是陆清献（陇其）公日记，藏庸拜经日记，钱大昕竹汀日记（这几种实在是论学笔记，与寻常日记有别）。曾文正公（国藩）日记，李文忠公（鸿章）日记，李慈铭《越缦草堂日记》数种。这当然不能证明前人不写日记，很可能有写的不印行，但是这可以证明从前人不很重视日记，不认为它有流传的价值。
在日记起来之前还有一个过渡的体裁，就是笔记。它的内容无异于日记，只是不逐日安排。古代许多零星琐碎的私家著述，实在都要归于笔记一类。像《论语》《檀弓》《韩诗外传》《晏子春秋》刘向《说苑》之类，可能都是随时记载，日积月累起来，似有系统又似无系统的。唐人说部盛行起来以后，笔记更日渐发达。像《北梦琐言》《归田录》《见闻录》《涑水记闻》《侯鲭录》《梦溪笔谈》《池北偶谈》《容庵笔记》之类，或记异闻，或谈琐事，或品评人物，或讨论诗文，或记载朝政，或描写风俗，不拘一格，不避芜琐。其实都是笔记而近于日记。在西方也是如此，记事的多于《备忘录》（mernoirs）一类，罗马大将凯撒的《备忘录》（commentaris）记载他自己所经过的战争，是最早的例子。十六、七、八世纪，写“备忘录”的风气最盛，许多政治家退休或文艺家告老时，只要境遇安逸，时间富裕，都写一部《备忘录》，类似《自传》而涉及当时一般掌故。记言的则取随感录、笔记、对谈录各种形式。像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的《冥思录》，琼森的《发现录》（Ben Jonson ：Discoveries），布莱克（Blake）、柯尔律治一类文人的笔记（notebook），歌德的《与爱克曼谈话》之类作品，其中内容若是摆在日记里也都很合适。
不过这些作品虽近于日记而终非日记，不仅因为它们不标明年月日，尤其重要的是它们大半是作者存心著述，有意要流传给后人的。最好的日记像爱文林和斐匹斯两人的作品，都是作者死后多年才被人发现印行。作者自己初无意借此传世享名。斐匹斯记了九年的日记，不但从来没有向至亲好友谈过，不但时常把它当作一种秘密文件谨慎地藏起，而且用当时人所不熟悉的而后人须费一番研究才发现出来的一种速写字体记录。他仿佛深怕人知道他写过这部日记或是拿它公布。许多日记作者也都这样谨守秘密。这是日记的一个特色，作者是在自言自语，为自己的方便或乐趣而写作，无心问世。惟其如此，他毫无拘束，毫无隐瞒避讳，无须把话说得委婉些，漂亮些。只须赤裸裸地直说事实或感想。他只对自己“披肝沥胆”（confidentia），所以他想写的真正是“亲切的”（intimate）。例如斐匹斯早年同情于革命党，查理第二复辟后，他在1666年11月1日有这样一段记载：
“我们和两三位乡绅在一块吃饭，其中有我的老同学克里斯马君，我和他谈了很多。他还记得我在年轻时是一个剧烈的革命党，我深怕他会记得皇帝（注：查理第一）砍头那一天我所说的话（那话是如果我要当牧师向他布道，我的题目应该是‘恶人的过去史须毁烂去’）。但是后来我发现他在那时已离开学校。”
这话是不能告诉人的，说出来有生命的危险，在日记中他居然说出来了。在另一日记中他记下这样一段：
“今早我去了礼拜堂。牧师的演讲甚好，但是前一排一位漂亮小姐的背影惹得我心花意乱。我拿一本诵圣诗给她，好使她回过头来。照面看去颇失望，她像不高兴。收捐用盘子不用劝施囊。真讨厌。要给半皇冠币（注：银币值二先令六辨士）。以后要记得放些六辨士小银币在口袋里）。”
这样的坦白在一般自传中颇不易看到。寥寥数语叫我们马上可以看出他的性格。
日记的好处在泄露作者的深心的秘密。怕泄露秘密，那就失去日记的好处。惟其如此，不但作者自己，就是他的亲戚朋友，也往往不肯轻于让一部日记公布，一则怕作者自己的不大好看的一面性格现了出来，一则怕触忌讳，里面可能有许多使旁人不大好看的话。有些作者不免在日记里发泄私人的忿恨和忌妒，李慈铭在《越缦草堂日记》里对他所不高兴的同时文人学者常爱信口雌黄，就很惹起一些指责。连斐匹斯日记的编辑者也很谨慎地删去原文许多有失体面的话。这种对于作者的虔敬虽然可佩，究竟不免淆乱日记的真面目。
日记虽然本来不是拿来发表的，可是发表了出来，用处却是很多。第一，它是很好的历史资料。正史通常有两个大缺陷。它只记国家大事，只传风云变化中主要人物，对于一般社会内层的风俗习惯以及不影响到政教大端的而却具有特性、值得记忆的人物，或是一概抹煞，或是语焉不详。其次，它往往出自史官之手，或是依据官书，偏袒忌讳，常所不免。这两个缺陷都可以借私人日记来弥补。法国十四、五世纪那两部无名氏的日记，提供我们许多关于当时的政治社会状况的知识。英国十七世纪许多大事像伦敦大疫、大火，以及革命内战之类，在爱文林和斐匹斯的日记里都有很翔实的记载。从这些日记里我们对于当时英法两国社会人情风俗比从正史里还能得到更具体的印象。其次，与史实相关的是传记的资料。替一个人作传记或年谱，如果他有日记留传，我们就有最原始可靠的证据。尤其是一个人的内心生活在日记里比在他的一般言行里可以看得更清楚。日记作风的倾向颇类似小说，在十七八世纪以前，一般日记与小说都侧重浮面的事态变动，近来这两类作品日渐变成“内省的”，爱作深微的心理描写。曾经轰动一时的俄国女艺术家巴西柯塞夫（Marie Bashkirtseff）的日记（1860年至1884年），就是一部极好的内心生活的自传。第三，它是文学研究的好资料。时人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Dorothy）的日记就是一个好例。这两位兄妹常在一起，遇到一个新鲜有趣的境界或人物，兄写成诗，妹就用散文写在日记里。借着这种日记我们知道华兹华斯的许多诗是在什么情境之下写成的。还有另一类日记，像法国龚古尔兄弟（Los Coucourts）和纪德（Gide），英国曼斯菲尔德（Manstfiel），以及美国爱默生（Emerson）诸人的作品，常流露作者对于人生、自然与文艺的深切的感想，也有助于文艺的了解与欣赏。
最后，我们不要忘记日记对于近代小说发展的影响也很大。较早一点的像意大利名著《爱的教育》（有夏丏尊译本）就是用日记体写的。近来像乔易司的《尤利西斯》（James Joyce Ulysses）和吴尔夫的《黛洛维夫人》（Virgnia Woolf，Mrs. Dalloway）两部划时代的小说名著在形式上都是一日的日记，把一天里的外界印象与内心变化极细微地描写出来，篇幅到了几百页之长。这可以说是日记体的登峰造极了。
我们都是人，了解人性是人性中一个最强烈的要求，我们都有很浓厚的好奇心，要窥探自己的深心的秘密和旁人的深心的秘密。在要求了解之中，我们博取同情也寄与同情。我们惊喜发现旁人与自己有许多相同，也有许多不同。这世界不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却也不是一个陈腐单调的世界。因为这个缘故，记日记与读日记都永远是一件有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