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字的来龙去脉 〔1〕
字体的变迁
中国字是不是从古以来就是现在的模样呢？不是的。在平原省的安阳地方，考古学家在地底下掘出来许多乌龟壳和牛肩胛骨，是三千多年以前的殷朝的东西，那上面刻了许多字，这是现在能够看得见的最早的中国字，学者们称它为“甲骨文”。在殷和周两朝，盛行在铜器上刻字，学者们把这种字叫做“金文”，这里头的大部分离现在只有二千多年。秦始皇有一个宰相叫李斯，他把当时在各地流行的各种文字整理一下，定出一种比较整齐的字体，学者们称为“小篆”，通常就叫它“篆书”。那个时候又有一个程邈，他嫌篆字写起来太麻烦，把它简化，主要是把笔划的种类减少，去掉种种带圆形的笔，变成只有标准化的横、竖、撇、捺、点，这叫“隶书”，汉朝的人都写的这种字。
汉字的形状变化到隶书告一段落，跟现在的样子已经相去不远。现在的人，不经过特别学习，也能认出大部分的隶字。隶书通行之后，还有人嫌它写起来不太快，造出一种“草书”。它的好处是笔划更加简单，并且一笔连一笔，许多字可以一笔写成，无须把笔落下去又提起来，落下去又提起来。可是笔划太简单了，许多字相差只有一点儿，非常容易写错认错，这是它的缺点，因此它没能被大多数人采用。汉朝末年，有“楷书”出现，后来的通俗名称叫“正楷”。它的字体结构跟隶书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各种笔划变了点样子，这大概跟写字的笔的做法有点关系（正如现在用钢笔写字跟用毛笔写字，写出来也有点两样）。也许因为这种字体的确比较隶书容易写得好看吧，它一直是中国字的标准写法。现在印书的字体又是这种楷书的变体。可是楷书写起来还是太费事，于是有人出来调和草书和楷书，造出一种“行书”来，写起来比楷书快，但是不至于像草书那么难认。从前的读书人，除了非用楷书不可的场合，随便写点文字的时候都或多或少地带点行书的意味。
隶 书
篆 书
草 书
行 书
造 字 法
以上讲的中国字体的发展。还得谈谈中国字的构造，就是造字法。
一切文字的起源都是图画。最早的中国字也还保留很多图画的意味，例如“马”字在甲骨文和金文里有许多写法，差不多都是一匹马的简单的素描。这就叫做“象形字”。到了小篆里头，这种象形字的图画意味就打了个折扣，到了隶书和楷书里更打了个大大的折扣。说出来之后，看看也还有三分像，不说出来就谁也不会猜到它是马了。又如“日”字，原来是一个圆圈当中加一点，这自然很像个太阳，到了隶书和楷书里，圆的变成方的，那还像什么太阳呢？
甲骨文“马”字
金文“马”字
只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才能素描它一下造一个象形字。不是实在的东西也能用图画的方法来表示吗？有一些意思也能这样办。例如“上”“下”“左”“右”这四个字：在一条横线上头画一点，表示在上；在一条横线底下画一点，表示在下；画一只手，指头朝右，表示左手；画一只手，指头朝左，表示右手。这种字叫“指事字”。到了楷书里头，“上”和“下”还有一点点意思，“左”和“右”就完全看不出了。
下
上
左
右
另外一类字，是由几个字合起来表示另外一个意思的。如“从”表示一个人跟着一个人，这是“从”；画三个人在一块，“众”，这是“众”。这两个字在楷书里都改变了。在楷书里没变的像“妇”字，画着一个女子拿着一把扫帚，因为古代的妇女是家庭里的劳动者。这一类字叫“会意字”。
可是人类的语言一天天的复杂起来，用图画的方法来表示意思，怎么样也配合不上语言的发展。有时候，嘴里说出一个字，画来画去画不出，就只能借一个现成的字来用用。譬如“求”字，原来是画的带毛的兽皮，披在身上当衣服的。后来因为“我kiu你”，“kiu老天爷下点雨吧！”这些话里的kiu字写不出，就把它借去用了。这个“求”字，当它表示皮衣服的时候，它是个象形字；当它被人借去表示请求的意思的时候，它就是个“假借字”。假借的办法，说穿了就是写白字。譬如我们现在不会写“声”字，就马马虎虎写上个“生”字，这是写白字，哪里知道这就是学者们尊而敬之的“六书”之一呢。（“六书”是六种造字法，我们已经讲了四种，底下还要讲一种。还有一种叫“转注”，自来学者们的解释就不一致，我们不去讲它。）
有了假借的办法以后，同形不同义的字越来越多，又就生出种种的不便来。于是又有人想出一个办法，在这些字的旁边加上一个表示意义的偏旁，这就是所谓“形声字”。譬如同是“兆”的音，一种果木写成“桃”，手的动作写成“挑”，脚的动作写成“跳”，行走的意思写成“逃”，不加偏旁的就是预兆的“兆”。像刚才说过的“求”字，就专门用来表示请求，原来讲皮衣服的那个字反而在底下加上一个“衣”字成为“裘”。这简直是“喧宾夺主，游方和尚赶走了当家的”。照道理似乎应该把“求”字保留给皮衣服，请求的“求”不妨写成“ ”。不过当初既然已经这样定下来，后来的人便也只能服从。因为文字也是一种众人作主的事情，不能你一个办法我一个办法的。
形声字代表中国字的发展的最高阶段。有了这个办法，中国文字就大大的丰富起来，现在用的字十个有八个是形声字。有了这个办法，造字的人再也不会去应用象形和指事的方法，也很少用会意的方法。一般所谓俗字，如“響”作“响”，“嘗”作“尝”，“包子”作“饱子”，“用人”作“佣人”，“旗袍”作“祺袍”，没有一个不是用的形声的方法。连化学家制定化学元素的中文名称，如轻气作“氢”，养气作“氧”，炭作“碳”，也都是应用形声的原理。
语言和文字曾经是人们崇拜的对象 〔2〕
语言是人类的创造，只有人类有真正的语言。许多动物也能够发出声音来，表示自己的感情或者在群体中传递信息。但是这都只是一些固定的程式，不能随机变化。只有人类才会把无意义的语音按照各种方式组合起来，成为有意义的语素，再把为数众多的语素按照各种方式组合成话语，用无穷变化的形式来表示变化无穷的意义。
人类创造了语言之后又创造了文字。文字是语言的视觉形式。文字突破了口语所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语言和文字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可是在语言文字的神奇作用面前，人们又把它当做神物崇拜起来。他们用语言来祝福，用语言来诅咒。他们选用吉利的字眼做自己的名字，做城市的名字，做器物和店铺的名字。他们甚至相信一个人的名字跟人身祸福相连，因而名字要避讳。皇帝的名字、长官的名字、祖宗和长辈的名字不能叫，一般人也都在“名”之外取一个“号”，彼此不称名而称号。在后世，认为这是礼貌；在远古，这是人身保护。现代各地口语里也常常有些词语起源于避讳；不久以前，很多行业有各自的避讳字眼。从前有些人家，因为小孩儿不懂得避讳，在堂屋里贴一张纸条“童言无忌”，意思是小孩儿说的话不算数。
文字的发明，古人更加认为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淮南子》里说：“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最能表示文字的神力的是符篆，这是跟口语里的咒语相当的东西。一般的文字也都沾上迷信的色彩，有字的纸不能乱扔，要放在有“敬惜字纸”标签的容器里，积聚起来烧掉。文字里边当然也有避讳，嘴里不能说的名字，纸上也不能写；必得要写就得借用同音字，或者缺一笔。
从语文学到语言学 〔3〕
语文学的兴起
有了语言，人们用来抒情达意；有了文字，人们用来记言记事。于是有了书册，世代相传，成为经典。为了方便后世的人读通这些经典，有人出来加以解释，这样就产生了语文学，这是语言学的早期形式。把语言文字从崇拜的对象改变为研究的对象（或研究兼崇拜的对象），这是一大进步。
为了读通古书而产生语文学，这是中国与印度、希腊、罗马相同的，但是表现的形式不同。西方用的是拼音文字中国用的是汉字。汉字自成一种体系，跟语言的配合关系比较复杂。这就使得中国的语文学和西方的语文学呈现不同的面貌。
中国语文学的重点是汉字的形、音、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语文学的著作大致有四种形式：（1）随经典本文加注字音字义，往往跟“串讲”相连。也有汇集成书的，如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慧琳的《一切经音义》。（2）按部首排列的“字书”，创始的是许慎的《说文解字》，演变到清初的《康熙字典》。（3）按韵排列的“韵书”，如《广韵》、《集韵》。（4）按字义分类罗列的，如西汉写定的《尔雅》、三国时代的《广雅》。
西方语文学除考订语词的意义外，特别重视语词的形态变化，因为语句的理解以它为关键，所以他们很早就产生语法学。上古时代的汉语是否有过某种形态变化，现在还没有定论，至少是不表现在汉字的字形上。积字成句，理解不难，因而语法在中国语文学中没有形成一个科目。
走向语言学
从语文学发展为语言学，有几个方面的变化。（1）研究的重点从古代转向现代，从文字转向语言。把现代语的研究提高到应有的地位，并且认识到口语是书面语的根本，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晚近的事情。（2）研究的范围从少数语言扩展到多种语言。过去，不但是中国学者的研究局限于汉文，印度学者的研究局限于梵文，西方学者的研究对象也只是从希腊文、拉丁文转移到本国语文。现在是各种语言，有文字的和没有文字的，都有人在研究，并且不限于本国或者本民族的学者。许多语言的比较研究使人们对语言的了解更深入了。（3）零散的知识得到了系统化。拿中国的情形来说，许慎在写定《说文解字》的时候，一方面为9353个汉字作注，一方面提出他认为是造字原则的六书说。这以后，很多学者为六书说作补充和发挥，近来由于古文字学的发展，又有学者提出了新的造字理论。字音方面，宋代人在韵书的基础上编制出来韵图，由此产生了等韵学；从南宋开始，又有人根据古代韵文里押韵的情形提出古韵问题。到了清代，不但是古韵的研究更加细密，并且在用反切和谐声字做材料研究古声母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尔雅》开始的训诂学，到了清代的学者手里，运用字音和字义相关的道理，也提出了一些理论。在西方，十七世纪的法国学者写出了“理性语法”，把语法和逻辑联系起来。十九世纪的学者发展了历史比较研究法，构拟了印欧语系诸语言的谱系。从二十世纪初年起，语言内部规律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新理论层出不穷。（4）语言的研究完全摆脱为文学、哲学、历史的研究服务的羁绊。中国的语言研究也不再是作为经学的附庸的“小学”了。
语文问题种种 〔4〕
“语文问题”可以有两个意思：或者指语文本身的问题，或者指使用语文的问题。本文要谈的是后者。这个意义的语文问题大致可以分三类：文风问题，语句问题，讹误问题。
讲到文风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文革”时期的“假、大、空”。现在当然好多了，可是也还不能说是已经绝迹。假：报纸上的地方通讯常常掺假，不论是表扬还是控诉，都可能有不尽不实之处，不认真核实就要上当。
大和空是连带的。两千字可以说清楚的事情，写成五千字，自然就显得大而空了。如果实打实写它两千字，那就既不大，也不空。当然，这只是一般的说法。言之有物，长而不空的文章还是很多的，甚至可以说是主流。另一方面，不长而空的文章也不是没有。例如有一篇谈“通俗文学正在起新潮”的文章，三千字，不算长，可是通篇没提一个作家、一篇作品，这就不免空了。《人民日报》有一个专栏叫做《长话短说》，很好。于光远同志在《福建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我为什么写小文章》，很有道理，引它一段（根据《北京晚报》1984年12月22日的摘录）：
这两年写这类小文章也有点体会，觉得有时候值得讲一讲的看法，只不过这么一点点，如果写成大文章，无非是要勉强搭架子，占用报刊过多的篇幅，也占用读者的更多的时间，也占用自己更多的时间，还推迟自己的看法和广大读者见面的时间。何必呢！当然有些问题需要写成大文章，那就写成大文章吧。文章的大小，应该因文制宜。另外一个文风问题是“转文”。这是复古倾向的一种表现。
举两个例子：
即是说 ，它逃走的时候，其屁股 已经不那么完整了。（《人民文学》1984年12期69页）
富于感情，易冲动，一瞬之间，为之所感动 ！
又恰恰正好与其共有同好 。（《小说选刊》1984年12期27页）
这种转文给读者的印象是身穿中山装，头戴乌纱帽——并且往往是戴歪了。
第二类问题是语句问题。一般所说的“病句”，语文刊物上谈得很多，这里就不谈了。举几个别的例子。用词不当的例子：
中国，火药的祖籍 ，火箭的故乡，征服星空的策源地 。（人民日报1985年8月16日）
一个生造词的例子：
未满十五岁的男子跳高新秀柯文程，近在台湾一次田径分龄赛中创造一米九七佳绩 。（出处同上）
一个粗心大意的例子：
他基本上能准确地预报 出当地三至五天的天气预报 。（《光明日报》1984年12月8日，二版；或者把第一个“预报”改做“作”，或者把第二个“预报”删去。）
最后谈谈讹误问题。这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排校之误，包括错、倒、脱、衍四种情形。错又有无情、有情之分。无情错指那些上下文连不上的错字，例如：
此刻古城尚未遭到敌机轰炸，一切仍如住 常。（《小说选刊》1984年12期26页）
别人说我专功 山水，不务其他。（《人民文学》1984年12期42页）
“住”是“往”之误，“功”是“攻”之误，都是一望而知，为害不大。有些错字能够连上上下文，我管它叫有情误，这种错字容易叫读者上当。举两个典型的例子：
《历代文选》误为《历史文选》，《精读指导举隅》误为《精神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误为《略谈指导举隅》。（文史资料出版社《文化史料丛刊》第四辑148页）
《建康实录》误为《健康实录》。（《人民日报》1984年12月16日，八版，图书征订联合广告）
第二个例子特别危险，它会让离休老干部大感兴趣而拿到书会大大失望。
颠倒的例子一般都是一看就知道的：
搬动书架是烦麻 一点。（《人民文学》1984年12期21页）
三八年底我从晋南一一五师在所 地实习回延安。（同上，67页）
广伯宁 街25号被评为五好大院。（《北京晚报》1984年12月18日，标题）
末了这个例子对熟悉北京街道的人不成问题，对其他人就麻烦了，因为地图上只有“广宁伯街”，没有“广伯宁街”。
脱落的例子也是有不成问题的，有成问题的：
延安鲁迅艺术学文学系主任。（《小说选刊》1984年12期31页）
这个例子不成问题，第一个“学”字后头落了个“院”字。底下这个例子就成问题了：
汉语语音史 王力著 中国社科
这是登在1984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五版上的图书征订联合广告里的一行。别的书都列出书名、著者、定价、出版社四项，惟独这一本缺定价。是还没有定价吗？不是，第122期社科新书目里有这本书，定价是3.20元。在征订广告上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衍余的例子不多，我只搜集到两个。一个是《光明日报》1984年11月27日第二版上的一个标题（两行）：
人民武装警察北京总队某部三大队造 ／安全押这科研产品三十二万里
第一行的“造”字是多余的。另一个是《人民日报》1984年12月30日第四版上的一个标题：
上海市政府加强法制建设／清理过时规章和规范性等文件
这个“等”字是多余的，正文里就只写作“规范性文件”。
以上是排校方面的错误。第二类是作者笔误的例子：
这项工作搞起来可是要命的差事 了。（人民文学1984年12期42页）
听着这句话，霎那间 ，我的眼前出现了故乡胭脂川碧绿绵亘的丛林。（人民文学1984年12期66页）
第一个例子简单，“事”为“使”之误，今已常见。第二个例子比较复杂。有两个词都表示极短的时间，一个是“刹（chà）那”，一个是“霎（shà）时间”，“霎那间”是二者的混合物，是作者搞拧了。
作者笔误往往由于音近，尤其在意思也讲得通的时候。有许多成语有两种写法就是以笔误开始而终于取得“第二式”的资格的，例如“莫名（明）其妙”、“故（固）步自封”，“事（时）过境迁”。上面举的“差使”误为“差事”的例子，有的词典里也认可了。有一个词“报道”在四十年代常常被误写成“报导”，解放后又只有“报道”没有“报导”了。有两个词，现在的写法是错误的，但是已经习非成是，恐怕改不过来了。一个是“利害”写成“厉害”，一个是“片段”写成“片断”。
语文讹误的情况是很多的，只有作者、编辑、校对共同努力，才能把错误减少到最低限度。事前把关很重要，很多报社、出版社都采取了措施。我觉得事后检查也很有用，惩前毖后么。可以采取内部通告的形式。其实也可以鼓励读者举发。当然不必像中华书局印《四部备要》的时候那么悬赏，回一封印好的感谢信也就很好了。
笑话里的语言学 〔5〕
一般所说“笑话”，范围相当广，大体上包括讽刺和幽默两类。笑话为什么引人发笑，这是心理学的问题，我毫无研究，说不出一点所以然。柏格森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做《笑》，我没看过。很多笑话跟语言文字有关，我就谈谈这个。我取材于三本书：周启明校订：明清笑话四种，1983第二版；王利器辑录：历代笑话集，1956初版；任二北编著：优语集，1981年初版。 〔6〕
先举一个有名的例子。唐朝懿宗的时候，有一个“优人”（相当于外国的fool），名字叫李可及，最会说笑话。有一回庆祝皇帝生日，和尚道士讲经完了，李可及穿着儒士衣冠，登上讲台，自称“三教论衡”，旁边坐着一人，问：“你既然博通三教，我问你，释迦如来是什么人？”李可及说：“女人。”旁边那个人吃一惊，说：“怎么是女人？”李可及说：“金刚经里说，‘敷座而坐’，要不是女人，为什么要夫坐而后儿坐呢？”又问：“太上老君是什么人？”回答说：“也是女人。”问的人更加不懂了。李可及说：“道德经里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复何患？’要不是女的，为什么怕有身孕呢？”又问：“孔夫子是什么人？”回答说：“也是女人。”问：“何以见得？”回答说：“论语说：‘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贾者也。’要不是女的，为什么要等着嫁人呢？”这一个笑话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利用“敷”和“夫”同音，“而”和“儿”同音（唐朝妇女自称为“儿”）。第二部分利用“有身”的两种解释，即歧义。第三部分利用“贾”字的两种读音，就是故意念白字，本来该念gǔ，却把它念成jiǎ（这是今音，但唐朝这两个音也是不同的）。
一 谐 声
很多笑话是利用同音字，也就是所谓谐声。谐声往往利用现成的文句。例如：
唐朝有个道士程子宵登华山，路上摔了跤。有一个做郎中官的宇文翰给他写信开玩笑，说：“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悬之又悬。”这里就是套用《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和“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是道家的经典，给道士的信里套用《老子》，妙得很。
宋徽宗宣和年间，童贯带兵去“收复”燕京，打了败仗逃回来。有一天宫中演剧，出来三个女仆，梳的鬏儿都不一样。头一个梳的鬏儿在前面，说是蔡太师家里的。第二个梳的鬏儿在旁边，说是郑太宰家里的。第三个满头都是鬏儿，说是童大王家里的。问她们为什么这么梳，蔡家的说：“我们太师常常朝见皇上，我这个鬏儿叫做朝天髻。”郑家的说：“我们太宰已经告老，我这个鬏儿叫做懒梳髻。”童家的说：“我们大王正在用兵打仗，我这个是三十六髻。”这是用“髻”谐“计”。“三十六计，走是上计”是南朝齐就传下来的成语。
明末清兵入关南下，当时的大名士并且在明朝做过大官的钱牧斋，穿戴清朝衣帽去迎降。路上遇到一位老者，拿拐棍儿敲他的脑袋，说：“我是多愁多病身，打你个倾国倾城帽。”这两句是套用《西厢记》第一本第四折里的“小子多愁多病身，怎当他倾国倾城貌”。“帽”跟“貌”同音，把“貌”字换成“帽”字，连“倾国倾城”的涵义也变了，由比喻变成实指了。
笑话利用谐声，有时候透露出方言的字音。例如：
有一个私塾老师教学生念《大学》，先念朱熹的《大学章句序》，念了破句，把“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念成“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让阎王知道了，叫小鬼去把他勾来，说：“你这么爱‘之’字，我罚你来生做个猪。”那个人临走说：“您让我做猪，我不敢违抗，我有个请求：让我生在南方。”阎王问他为什么，他说：“《中庸》书里说：‘南方猪强于北方猪’。”（按：《中庸》原文是：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欤？北方之强欤？抑而强欤？”）这个笑话的关键在于拿“之”字谐“猪”字，这是部分吴语方言的语音，在别的地区就不会引人发笑了。
苏州有一个王和尚，因为哥哥做了官，他就还俗娶妻，待人骄傲。有一天参加宴会，别的客人跟演戏的串通了整他。戏里边有一个起课先生穿得破破烂烂的上场，别人问：“你起课很灵，怎么还这么穷呢？”按剧本里的台词，起课人的回答是：“黄河尚有澄清日，岂可人无得运时？”这位演员故意说道：“被古人说绝了，说的是：王和尚有成亲日，起课人无得运时。”客人们大笑，王和尚赶快逃走。这也是利用苏州话里“黄”和“王”同音，“亲”和“清”同音。（改词跟原词既然同音，其区别大概在于语调上的分段，原词是2，2，3，改词是3，1，3。）又，原词的上句有出处：《吴越备史》说，诗人罗隐投奔吴越，病重，吴越国王钱陁去看他，在卧室墙上题两句诗：“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世应难继此才。”
有时候，利用通假字的不同音义。例如“说”字本义是说话，又与“悦”字相通，古书里常常把“悦”写成“说”。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做宰相，不让科道官提反对意见——科道指给事中和御史，都是所谓言官。有人就编个笑话来讽刺他。说是科道官出了一个缺，吏部文选司郎中向张居正请示，张居正说：“科道官最难得适当的人，连孔子门下的几个大弟子也未必都合式。”郎中说：“颜回德行好，可以用吧？”张居正说：“论语里说，颜回听了孔子的话，没一句不说出去，不能用。”郎中说：“子夏文学好，可以用吧？”张居正说：“孔子说过，子夏这个人，听我讲道他也说，出去看见繁华世界他也说，不能用。”郎中说：“冉求能办事，怎么样？”张居正说：“孔夫子说，冉求啊，我讲的他没有不说的，不能用。”郎中说：“子路这个人倒还可以，就怕他太鲁莽。”张居正说：“孔子去见南子夫人，子路不说，这个人可以放心用。” 〔7〕
有一个私塾老师教学生念《大学》，念到“于戏前王不忘”，把“于戏”二字照常用的字音读了。学生的家长跟他说，应该读做“呜呼”。到了冬天，教学生念《论语》，注释里有一句是“傩虽古礼而近于戏”，老师把“于戏”读做“呜呼”。学生家长说，这是“于戏”。这老师很生气，在他的朋友跟前诉苦，说：“这东家真难伺候，就只“于戏”两个字，从年头跟我闹别扭，一直闹到年底。”
二 拆 字
编笑话的人也常常在字形上做文章，主要是拆字。举三个例子。
宋朝国子监博士郭忠恕嘲笑国子监司业聂崇义，说：“近贵全为聩，收龙只作聋，虽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聪。”聂崇义回答他说：“莫笑有三耳，全胜畜二心。”
明朝大学士焦芳的脸黑而长，很像驴脸。当他还没高升的时候，有一天跟他的同事李东阳说：“您擅长相面，请您给我看看。”李东阳看了半天，说：“您的脸，左边一半像马尚书，右边一半像卢侍郎，将来也要做到他们那么大的官。”“马”左“盧”右，乃是“驢”字。
清朝有一个平恕，做官做到侍郎。曾经做过江苏学政，大搞贪污，名声很坏。有人编了一出戏，名字叫《干如》，开场白是：“忘八，丧心，下官干如是也。”看戏的都笑了。“干”是“平”字去掉“八”，“如”是“恕”字去掉“心”。这位学台后来被总督参了一本，奉旨革职充军而死。
这三个笑话一个比一个尖锐，头一个还只是一般的开玩笑，第二个就有点叫人受不了了，末了一个是指着鼻子骂——大概那位学台大人不在场，要不然演员没这么大胆。
拆字以外，念白字也常常用来编笑话。举一个时代相当早——是宋朝——已经成为典故的例子。
相传有一位读书人路上经过一个私塾，听见里边的老师教学生念“都都平丈我”，进去纠正。事情传开之后，就有人编了个顺口溜：“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当时有一位文人曹元宠曹组，在一幅《村学堂图》上曾经题诗一首：“此老方扪虱，群雏争附火，想当训诲间，都都平丈我。”
三 歧 义
在语义方面着眼的，首先是利用某些语词的多义性。例如：
有一个做小买卖的，儿子做了官，他成了老封翁。有一天他去见县官，县官请他上坐，他坚决不肯。县官说：“我跟令郎是同年，理当坐在您下首。”这位老封翁说：“你也是属狗的吗？”这里就是利用“同年”的两种意义。
有一个和尚做了几十个饼，买了一瓶蜜，在屋里吃私食。没有吃完要出去，把饼和蜜藏在床底下，交代徒弟：“给我看好饼。床底下瓶子里头是毒药，吃了就死。”和尚出去之后，徒弟把蜜涂饼，大吃一气，吃得只剩两个。和尚回来，看见蜜已经吃光，饼只剩两个，大骂徒弟：“你怎么吃我的饼和蜜？”徒弟说：“您出去之后，我闻见饼香，馋得熬不住，就拿来吃，又怕师父不肯饶我，就吃了瓶里的毒药寻死，没想到到现在还没死。”师父大骂：“你怎么就吃掉了这么多？”徒弟把剩下的两个饼塞在嘴里，说：“这么吃就吃掉了。”师父伸手要打徒弟，徒弟跑了。这里是利用“怎么”的两种意义：师父问：“怎么”是“为什么”（why）的意思，徒弟故意把“怎么”理解为“怎么样”（how）的意思。
有一个人尊奉儒释道三教，塑了三位圣人的像。一个道士来了，把老子的像安在中间。一个和尚来了，又把释迦的像挪到中间。一个书生来了，又把孔子的像挪在中间。这三位圣人相互说：“咱们本来好好儿的，被人家搬来搬去，把咱们都搬坏了。”这里是利用“搬”字的两种意义，搬动和搬弄。
最早的笑话书相传是三国魏邯郸淳的《笑林》，里边有一条说：汉朝司徒崔烈用鲍坚做他的属下官。鲍坚第一回去见他，怕礼节搞错，向先到的人请教。那个人说：“随典仪口倡”，意思是赞礼官怎么说你就怎么办。鲍坚误会了，以为要他跟着赞礼官说。进见的时候，赞礼的说“拜”，他也说“拜”；赞礼的说“就位”，他也说“就位”。坐下的时候他忘了脱鞋，临走的时候找鞋找不着，赞礼的说“鞋在脚上”，他也说“鞋在脚上”。（按：英语Follow me也可以有两种意思，电视节目里的Follow me！是“跟我说”，回答问路的说Follow me！是“跟我走”。）
歧义的产生也可以是因为语句的结构可以有两种分析。有一个青盲（俗称睁眼瞎）跟人打官司，他说他是瞎子。问官说：“你一双青白眼，怎么说是瞎子？”回答说：“老爷看小人是青白的，小人看老爷是糊涂的。”这两句话的本意是：你看我看得清，我看你看不清。但是也可以理解为：你看，我是清白的；我看，你是糊涂的。这就变成大胆的讽刺了。
有些词语，写出来，加上标点，就没有歧义了。“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这是个老笑话，不用再说。还有一个也是常被人引用的。北齐优人石动筒问国学博士：“孔夫子的门下有七十二贤人，有几个是大人，有几个还没成年？”博士说：“书上没有。”石动筒说：“怎么没有？已冠者三十人，未冠者四十二人。”博士问：“何以见得？”石动筒说：“《论语》里明明说，“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加起来是七十二。”这要是写成“五、六人”和“六、七人”，就不可能加以曲解了。
唐朝武则天时代有一个老粗权龙襄做瀛州刺史。过新年，有人从长安给他写信：“改年多感，敬想同之。”他拿信给衙门里别的官员看，说：“有诏书改年号为多感元年。”众人大笑，权龙襄还不明白。要是当时有在专名旁边加记号的习惯，“多感”二字没有专名号，就不会误解了。
四 歇后及其他
笑话里也常常运用歇后语。先举一个《千字文》的例子。有一个县尉名叫封抱一，有一天来了一位客人，身材短小，眼睛有毛病，鼻子堵塞。封抱一用《千字文》歇后来嘲笑他：“面作天地玄，鼻有雁门紫，既无左达承，何劳罔谈彼。”四句暗含着“黄、塞、明、短”四个字。
另一个例子，有一个穷书生给朋友祝寿，买不起酒，奉上一瓶水，说：“君子之交淡如。”主人应声说：“醉翁之意不在。”分别隐藏“水”字和“酒”字。
有一个用上句隐含下句的例子，也可以算是广义的歇后。梁元帝萧绎一只眼瞎，当他还是湘东王的时候，有一天登高望远，有个随从的官员说：“今天可说是‘帝子降于北渚’。”梁元帝说：“你的意思是‘目眇眇兮愁予’吧？”“眇”是偏盲。这两句是《楚辞·九歌·湘夫人》里的。
歇后是把要说的词语隐藏在别的词语背后，近似谜语。从修辞的角度看，跟歇后相对的是同义反复，笑话书里也有引用的。例如：有一个诗人作一首《宿山房即事》七绝：“一个孤僧独自归，关门闭户掩柴扉。半夜三更子时分，杜鹃谢豹子规啼。”又作《咏老儒》，也是一首七绝：“秀才学伯是生员，好睡贪鼾只爱眠；浅陋荒疏无学术，龙钟衰朽驻高年。”
从信息的角度来看，不但是这种同义反复里边有羡余信息，一般言语里也有羡余信息。例如：有一个秀才买柴，说：“荷薪者过来。”卖柴的因为“过来”二字好懂，就把柴挑到秀才跟前。秀才问：“某价几何？”卖柴的听懂“价”字，说了价钱。秀才说：“外实而内虚，烟多而焰少，请损之。”卖柴的不懂他说些什么，挑起柴来走了。
笑话里不但可以涉及修辞学，还可以涉及逻辑学。有一个秀才很久不上县学老师那儿去了，县学老师罚他作文一篇，题目是《牛何之？》。这秀才很快把文章做完，它的结语是：“按‘何之’二字两见于《孟子》：一曰，‘先生将何之？’一曰，‘牛何之？’然则先生也，牛也，二而一，一而二者也。”这个结语的逻辑犯了中项不周延的毛病。
最后说几个避讳的例子。从前有避讳尊长的名字的习俗，有时候就闹出笑话。避讳跟歇后一样，都是把要说的字眼隐藏起来，近似谜语。举两个例子。五代时冯道连着做了几个朝代的宰相，是个大贵人。有一个门客讲《老子》第一章，头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这位不敢说“道”字，就说：“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南宋时候有个钱良臣，官做到参知政事（副相），他的小儿子很聪明，念书遇到“良臣”就改称“爹爹”。有一天读《孟子》，“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他就念道：“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你说可笑不可笑？
避讳不限于名字，也可以是不吉利的字眼。宋朝有个秀才叫柳冕，最讲究忌讳，应考的时候，特别忌讳“落”字。他的仆人不小心说了个“落”字，就得挨打。跟“落”同音的字都得忌讳，不说“安乐”，说“安康”。他考完了等发榜，听说榜已经出来，就叫仆人去看。一会儿仆人回来了，柳冕问他：“我中了没有？”仆人说：“秀才康了也。”这个“康了”后来成了典故，《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就用上了，见第三十一回。
笑话要能达到引人笑的目的，必须听的人和说的人有共同的背景知识，如古书、成语、谚语、语音、文字等等，否则会“明珠暗投”。例如，不知道老子里有“上德不德”和“玄之又玄”，就不会懂得给道士的信里用上“上得不得”和“悬之又悬”的天然合拍；不知道有“三十六计，走是上计”的成语，也就领会不了“三十六髻”的深刻讽刺。
成语的误用和滥用 〔8〕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四个字的成语成了某些写文章的人的宠儿。成语这东西，偶一用之，并且用得恰当，的确有助于文采。可是，首先得了解这个成语的真正意义——大多数成语是比字面上的意思要多点儿什么的。不懂得这个涵义，就会用错。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东山再起”。这个成语的起源是东晋时候的谢安一度出仕，不久就辞官隐居东山（《晋书》作“东土”），后来时局变动，他又出来做官，不久做了宰相。现在常常看见被人误用，例如说一个罪犯集团被破获，“虽然余党暂时销声匿迹，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东山再起”。把溃散的匪徒比喻为隐居的名士，显然是不恰当的。
第二个例子是“偃旗息鼓”。1985年5月31日的《人民日报》第三版有一条新闻，标题是《全国武术比赛偃旗息鼓》。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比赛遇到了障碍？还是谁下了停止比赛的命令？没有呀。那为什么要“偃旗息鼓”呢？再看新闻的正文，原来是“本报银川5月30日电：精彩纷呈、场场爆满的全国武术比赛今天在这里圆满结束”。难道“偃旗息鼓”就是“圆满结束”的意思？查查《辞源》看。《辞源》在“偃旗息鼓”这一条中引了两个出处：（1）《三国志·三十六卷·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更大开门，偃旗息鼓，公（曹操）军疑云有伏兵，引去。”——赵家军和曹家军的仗没打成，谈不上圆满结束。（2）《旧唐书·卷八十四·裴光庭传》：“突厥受诏，则诸蕃君长必相率而来，虽偃旗息鼓，高枕有余矣。”——不用打仗了，也就无所谓结束了。《辞源》还附带说明，“也作卧旗息鼓，见《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的就是后来京戏里的《空城计》的故事，也是仗没打成。敢情“偃旗息鼓”跟“圆满结束”不是一回事，中间不能画等号。
第三个例子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人民日报》1988年2月14日第一版有记者访问雷宇的谈话记录。记者对雷宇说：“说得更为坦率而具体些，在权力的使用方面，你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人们更关心你对使用权力的看法，做成功的萧何而不做失败的萧何。”这可就大大的误会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说韩信的遭遇：当初投奔汉王刘邦，登坛拜将，是由于萧何的推荐，后来让吕后诓去杀了也是萧何出的主意。
爱用成语就难免要滥用，滥用就常常会用得不恰当，甚至会杜撰。下面引两个例子，出处失记。
（1）扮演总理的演员用精湛的表演再现了总理在江青的要挟面前临危善战 ，坚持原则的风貌，揭示了总理在世事艰难、病势沉重的日子里胸有成竹 ，回肠荡气 的内心世界，令人难忘。扮演朱委员长的演员较好地掌握了朱老总耿直厚道，忠心为党，嫉恶如仇 的性格特征，表现了一个炉火纯青 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江青毫不容情地撕皮剔骨 的驳斥的崇高形象。
（2）书中描写的场景规模大，人物多，斗争错综复杂 ，情节生动，使人目不暇接 ，饶有兴味。但作者写来却很从容，有条不紊 。作者还不断变幻自己的笔墨，时而大开大阖 ，时而细致入微；时而金戈铁马 ，时而晓风残月 ；时而紧张到密不透风 ，时而诗意地抒情，令人心旷神怡 。
有时候记忆不真，胡乱篡改，使成语不成为成语。例如：
“巴”片（按指影片《巴山夜雨》）获得的诸项大奖实是名至实归 的。（1981年6月20日某报，报名失记）
“实至名归”是成语，意思是质量高了，名气自然就大了。“名至实归”怎么讲呢？难道可以说名气大了质量自然就高了吗？
至于把成语里的字写错，那也是常见的。例如把“振振有词”写成“阵阵有词”，把“长此以往”写成“常此以往”，等等。有两个成语的写法恐怕已经难于改回来了：“毕恭毕敬”（原为“必恭必敬”），“不究既往”（原为“不咎既往”）。
还有一种毛病是把四个字的成语去掉一半用一半。有两个例子：
（1）华罗庚不渝 地深入生产实际找课题的精神也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评价。（《人民日报》1985年2月4日第三版《在千百万人之中》）
（2）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和事，没有现成的幸福，全靠想得开，靠相互谅解，靠争取，靠奋斗……唉，我也说不好，反正，你心领 就是了。（《当代》1984年6期199页）
例（1）是把“始终不渝”的“始终”去掉，只剩下“不渝”二字，没法儿讲。例（2）是把“心领神会”的“神会”去掉，只剩下“心领”二字，倒是可以讲，却是另外一种意思了。《现代汉语词典》：【心领】客套话，用于辞谢别人的馈赠或酒食招待。
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注意的是现代的读者对于古典文学不一定熟悉，因而在文章里用成语要考虑到读者即使不知道这几个字的来源，也能懂得它的意思。忘了是50年代的哪一年，在报上看见一条新闻的标题，是“伊拉克山雨欲来／近二百名军官被捕”。如果作者不给读者一点儿帮助，许多读者是不会真正懂得“山雨欲来”这四个字的涵义的。但是这条新闻本身只说：“伊拉克当局逮捕了伊拉克陆军的192名军官，罪名是策划政变。正在继续大批逮捕爱国人士。”读者还是不懂标题里那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如果能在最后加上一句“伊拉克政局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读者就明白了；否则，最好不要在标题里边用上这四个字。
最后，对爱用成语的同志们说几句也许是不中听的话。不错，汉语有丰富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骄傲。可是毕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现代人说现代话，听起来有一种亲切感，好得很。干吗老想掏老祖宗的兜儿呢？依我说，我们做人要做现代人，写文也要写现代文。多向前看，少向后看，这不很好吗？
四字语
成语以四个字的为多，但不一定凡是四个字的组合都是成语。成语是固定的，一般四字语不怎么太固定；成语很少连着用，四字语常爱连着用。谁最喜欢多用四字语？中学生和小报的投稿者。
听说中学老师乃至小学老师之中很有些人，指导学生作文，首先要他们“储备”精采的词语，用个本子抄下来，作文的时候打开本子来找。早几年还曾经看到过一本讲成语的书稿，作者鼓吹多用成语不遗余力，特别推荐下面这段新闻报道作为范本，说是如何如何的好，是了不起的“佳作”。
丹东三面环山 ，一面临水 ，山光水色 ，引人入胜 。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英萨利特使和其他柬埔寨贵宾们小憩之后，登上锦江山顶的锦江亭，凭栏远眺 ，俯瞰全景 。山上佳木葱笼 ，江里春水溶溶 ，远近屋宇栉比 ，舟车往返频繁 ，呈现出一片生气勃勃 的景象。西哈努克亲王意兴盎然 ，谈笑风生 ，不时拿起望远镜浏览景色，赞扬丹东市的建设成就。
“佳作”当然谈不上，但还算得是通顺。下面这一段就连通顺也成问题了。这一段见于某一个文摘报。
《争鸣》第三期发表艾斐撰写的文章，认为红学界对《红楼梦》的研究越来越离开了《红楼梦》的本体内容，不在“书内”所含蕴、所潜在的思想意义、创作倾向、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上，下功夫进行研究和探索，而是津津有味地在“红外学”、“红外线”上唯芥是较 ，烦琐考证，猜谶探佚 ，穿凿绎义 ，畸言喋冗 ，龈龉频仍 ，以至于仅仅为了与《红楼梦》本体内容并无多大关系，甚至完全没有关系的一首诗、一幅画、一竿竹子、一丛菊花、一个谜语等等，也要轮番连篇 讲演，交相累牍 著文，虽已唇焦文滥 ，仍旧存疑无终 。好像《红楼梦》不是一部小说，而倒是一件出土文物，需要像考古学家那样，对其内在微末和外及小芥 也拆析论证 ，侧测穷极 ，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共同的客观效果，即《红楼梦》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杰作，离开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学现实越来越远了，与文学界越来越隔膜了，对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实践的积极意义和借鉴价值越来越疏淡和微小了，从而使文学界不那么愿意问津 和染指 红学界和《红楼梦》的事了。（胡聿摘）
这段文字里边的生造和误用的词语的比率之高是罕见的。因为没有找到《争鸣》里边的原文，所以无从断定这些妙语是艾斐同志原文所有还是胡聿同志的创造。如果是后者，艾斐同志完全可以提出抗议，我想。
治这种毛病并不难。有一个验方：请人照念，念不下去或者听不懂就改，改到能够听懂为止。
下面这段是从1984年第8期《人民文学》摘下来的，它的特点是四字语特别特别的多，像连珠炮似的。
噫，曾几何时 ，去年往日 ，豁出了破釜沉舟 、背水一战 ，历经了千辛万苦 、九死一生 ，永诀了千古英灵 、万代烈士 ，而奠定了为民族解放 、为人民翻身 而发号施令 的革命根据地——区区之隅 。山乡 ，山镇 ，一片荒凉 。地处陕北的黄土高原，峰峦重叠 ，沟壑间隔 ，塬梁峁谷 ，溜溜平川 ，现出特殊地势的奇形怪貌 。处处层层 的颓垣断壁 ，斑斑屑屑 的残砖碎瓦 ，尽是历史的废址遗迹 。镇民、农民，多居沿山周围窑洞；而其附近一带，多属凸凹田垄 、上下梯田 ，断续零散 ，交错间杂 ，像是大地许许多多 、条条块块 的补丁似的。时属深秋 ，气候干燥 ，温度无常，已由午热渐入夜冷；而展望土色秋色 ，黄上加黄 ，黄中透黄 ，真是满目不胜 的无限的黄金美景 。
读这样的文章，像是躺在夜车的卧铺上，听车轮在铁轨上行驶，发出均匀的格登格登之声，引人入睡。
转文和生造
现代人写文章应该用现代语言，这是不成问题的。有些作家对古典文学有修养，在文章里用上些文言词语，能够做到水乳交融。但这不是很容易做到的。没有这种修养而轻易尝试，多半会弄巧成拙。下面是两个例子。
（1）我国足球队在迭遭失败后，连克五关，挂冠 而归。（出处失记；把“挂冠”误解成夺得桂冠。）
（2）考古发掘出土的古物遗骸，都不得不送到外国去鉴定……不仅耗时耗钱，还得以“央求”、“看别人脸色”的态度屈就 。（《光明日报》1984年11月27日，二版。“古物”中间落了个“生”字；这里该是“仰求”，不该是“屈就”。）
由不恰当而不通，是很容易跨过的一步。不通的例子：
（3）富于感情，易冲动，一瞬之间，为之所感动 ！……又恰恰正好与其共有同好 。（《小说选刊》1984年12期）
（4）却新式水泥楼阁立锥地而拔起 ……但他装傻，取人以悦 ，只是憨笑……他不收我的竹子，我有何奈 ？（《小说选刊》1986年5期）
喜欢转文的人也就爱好生造词语。生造词语是经常会遇到的，这里只举少数几个例子。
（5）砍刀就静落 ，亮亮的，像失遗 的一柄弯月。（出处同〔4〕）
（6）犹如世上的一切建筑物那样，忠实而简扼 地铭刻着社会的沧桑……免去他们到内地采购工艺品的劳程 。（《人民文学》1984年8期）
（7）未满十五岁的男子跳高新秀柯文程，近在台湾一次田径分龄赛中创造一来九七佳绩 。（《光明日报》1984年11月27日）
是耶？非耶？
没有一个人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写文章的时候只有多存一个心眼儿，遇到没有把握的事情，查查书，问问人，只有好处，没有害处。很多人或者太相信自己，或者为了赶任务，在文章里留下错误，事后发现，往往难于改正。举几个例子：
（1）位于江苏省北部的泗洪、洪泽、盱眙、泗阳、沐阳、宿迁、高淳、邳县和灌云九个县……（《光明日报》1984年11月7日第一版）
按：高淳县在江苏省南部，与泗洪等县相去甚远。
（2）蔡元培出身科举，为清末翰林学士。（《人民日报》1984年11月19日第五版）
按：蔡元培曾任清朝的翰林院编修，不是翰林学士。清朝也没有翰林学士这么个官职。
（3）大妹，把“光绪二年”改一下，写成“1910年”。（《人民文学》1987年11期）
按：光绪二年是1876年，1910年是宣统二年。
（4）自从英勇的苏联红军解放了捷克以后，布拉格不再是封建帝王游玩享乐的地方。（《旅行家》1958年4期）
作者忘了奥匈帝国的瓦解是在1918年，这以后布拉格就“不再是封建帝王游玩享乐的地方”。从1918年到1945年这27年中，捷克已经是一个共和国，只有总统，没有皇帝了。
（5）比如美国在19世纪30年代以后，几乎可以使美国森林毁灭的砍伐，以及不仅因为二次世界大战、政治家的功绩，也因为制止了这一场砍伐而名留青史的罗斯福总统。（《新观察》1988年2期）
这个例子取自长篇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这是一篇非常感动人的好文章，可是这里把两个罗斯福说成一个人，就成为白璧微瑕了。按制止森林砍伐的是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领导美国参加二次世界大战的是小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1882—1945），他们不是一个人，也不是父子或叔侄，只是沾点亲就是了。
（6）（丘吉尔竞选，他知道英国的普通选民对上层社会爱用法语显示高雅非常不满，）故意读错外国人名，每次将Marseilles（法语，先生）读作Mar-sales。（期刊，刊名和年、期失记）
这可真是强不知以为知了。Marseilles不是人名，是地名，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马赛”，不是什么“先生”，“先生”的法文是Monsieur。即令是“先生”，也只是一个普通名词，不是哪一个人的名字。
（7）阳春三月，青海省黄河湟水沿岸农业区麦苗吐绿，杨柳返青，五万亩果园也繁花似锦，争妍斗艳。（日报通讯，报名和日期失记）
这段文字见报之后，就有“青海一读者”来信说：“青海主要是春小麦，阳历三月在气候较暖的地区小麦也刚出芽，大地还不见绿色，在西宁、湟源等地有相当一部分地区春播还没完毕，已播的小麦也还没出芽。再说果园，新闻见报时这里杏花还没开，梨花更不用说，哪来的繁花似锦？”可见作者写的不是亲眼所见，而是想像之词。
以上（6）（7）两例已经由不虚心升级为不老实了。 〔9〕
从自然到做作
下面是曾经在竞赛中得奖的两篇中学生作文。
（1）我的家庭有四个成员：爸爸，妈妈，妹妹，还有一个——不用说就是我了。
我特别喜欢爸爸。他高高的个子，谈吐举止常常惹人发笑，但当他对什么不满意的时候，我又有点怕他。
妈妈搞地震研究工作，一天到晚总是那么忙，忙得几乎顾不上我们。
妹妹只有八岁。我和她既是姐妹，又是冤家。当我管她的时候，她总是：“你管得着吗？”说罢还常常送给我一个白眼。要不是妈妈在旁边，我非路她两下子不可。
你瞧，这就是我的家庭，一个又有快乐又有“斗争”的家庭。
（2）你见到过山路吗？有时，它在绿树丛的掩映下断断续续；有时，一片浮云飘来，这本来就若隐若现的山间小径便干脆消失于其间了；还有时，那巍峨险峻的高山，根本没有一条路可以通向它的顶点，而一旦有勇敢的攀登者历尽艰辛，登上这高山之巅，那么他就可以尽情地领略那万千气象，无限风光。
书山，难道不也是这样的吗？书山是知识之山，智慧之山。向往书山之心，恐怕人皆有之。但是，有些人仅仅是“高山仰止”而畏山却步；有些人虽一时兴起，在山崖险路之上洒落过一些汗水，但终因荆棘满山，险石环生，半途而废，甚至在高峰前面“功亏一篑”。只有那些不畏艰险，披荆斩棘，攀藤跃石的勇士，才能登上光辉的顶点。
前一篇是初中学生写的，后一篇是高中学生写的。从表面上看，前一篇有点稚气，后一篇老练多了；前一篇词汇浅显，句法简单，后一篇词汇丰盛，句法繁富。可是给读者的总的印象是后一篇不如前一篇。为什么？前一篇的作者说的是自己的话，读其文如见其人；后一篇的作者说的是套话，闻其声不见其人。简单说，前一篇自然，后一篇做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在一定程度上分别代表现在的初中学生和高中学生的文风。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的青年的写作永远停留在（1）的水平上，但是这个方向是对的，要自然，要说自己的话。与此相反，像（2）那种不谈自己的感受而罗列些人人都得点头的套话，发展下去就有跌进说空话的泥坑里去的危险。
真假风格
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形：两个人同看一篇文章，一个人说它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另一个人说：“这是他的风格嘛！”如果这文章就出自其中一人之手，这句话就变成“这是我的风格嘛！”撇开这种“泛风格论”不算，究竟什么是风格，很值得研究。我没读过风格学的论著，没法子引经据典来说明，姑且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来说几句。
我还是相信孔老先生的话：“修辞立其诚。”就是说，不管是写人、写事、写物、写景，写的都是自己的观察，自己的感受；不玩弄词语，不玩弄读者。有了这个前提，这才可以谈这风格那风格。否则只会成为假古董。
这里举两种“风格”做例子。一种是“自作多情”，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1）乘晨曦，采一把带露的鲜花，摘几枝含苞的杨柳，这是时间留下的见证……
我看见，你们用炽热的鲜血浇出青松绿杉的圈圈年轮；高楼矗起，你们向宇宙探讨着人生……
时间啊！有时像雷电一闪而过……有时把希望、回忆压缩在流水之中。（《人民日报》1981.6.19第八版《时间面前的年轻人》）
（2）跨过长江，仍然是一马平川。离江渐远，树和草便愈觉不如江南的鲜嫩翠绿。但是，有莽莽黄土塬壮其声色，衬其灵骨，我不觉被北方植树那种不羁与韧拔所叹服。
在江北匆匆的旅次中，我有幸享受了土地主人的好客，细细品味了这绿色之子的款款心曲。这皖地风格的旅馆花窗外，便是一大片草地。土质看上去极贫瘠。草根与土，除了精神默然相契外，那根系的发达，想必全赖于土地幽远幽远的亲情了。月见草呵！（《人民日报》1988.7.19第八版《月见草》）
初看这两篇文章，即景生情，参以哲理，很像是相当不错的所谓抒情散文。可是禁不起推敲。拿（1）说，“含苞的杨柳”是个什么样儿？又怎么是“时间留下来的见证”？怎么“用鲜血浇出……年轮”？怎么“向宇宙探讨着人生”？时间怎么“压缩”希望？又怎么“压缩”回忆？并且把它们“压缩”在流水之中？再看（2），既是“一马平川”，又哪来的“莽莽黄土塬”？什么叫做“壮其声色，衬其灵骨”？一个人怎么被什么什么所叹服？什么叫做“绿色之子的款款心曲”？这些都是十分费解的。堆砌一些漂亮的字眼，形成一种扭扭捏捏的花腔，只能吸引缺少文学修养的一部分中学生。
另一种文章的“风格”很难用几个字来概括，姑且说是“生涩”和“飘逸”的混合物吧。这种文章并不多见，下面举一个例子，是因为它曾经受到刊物编者的特别赞赏。这是一篇小说，有几千字长，这里只能引几小段。
河水又从容，旷古皆然的来而且去。然而小船并不飘走，固然绳索，业已烂断。——抑或没有风的缘故吧。
……一个细伢子……喊另一个细伢子名字。嘴巴小去时，便听到自己声音长长短短射远。忽然背上就有了些些冷。就从裤裆里掏出一线尿来。
但凫水的人似乎上了沙渚，小小黑点遂为柳烟所没。唯浅浅笑语一朵朵黯然地开。残月如慈眉。
其时，柳烟里的人站起来……就一阵阵生了凉意，清寂着一张面。何况真是有了细细风，远远来而且远远去。（《人民文学》1985年9期）
一望而知，作者是在模仿沈从文的风格。但是沈从文的风格是“只此一家”，别人要学他就有画虎不成的危险。从文先生的文章，无论是小说还是记事，都植根于对他故乡的人和事的深深的眷恋，其感人在此。至于他的文章的风格倒并不一定是跟内容不可分割的。或者也可以说，他的行文寓巧于拙，以冷隽掩盖热情，产生一种特殊的效果。没有他的生活感受而刻意模仿，斤斤于形似，效果是不会好的。这里用得着鸠摩罗什的一句有名的话：“学我者病。”
仿佛记得有一位外国学者说过“无风格是大风格”之类的话，也就是说，看不出有什么个人特点而只是处处妥贴的文章是最好的文章。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
［后记］
最近读者王蒙的《话说“实验小说”》（《光明日报》1988年10月23日《东风》副刊），里边有些个话，虽然说的是写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文学作品以外的文字，抄两段在下面供参考。
这些大抵说不出一句完整的外语的小友们还都成了现当代外国文学的专家。他们张口闭口大谈外国。他们十分聪慧，社会经验上也相当早熟，所以能靠一些残缺不全的间接借鉴营造自己的新潮佳构。而我国的特殊的“养起来”的优越办法，使一些小有机灵与语言文字能力的人甚至连吃饭都不必操心。从实实在在的生活中极方便地“升华”到云里雾里，写些发昏第十三章之作，再互相捧捧图个吉利，也确实在考验着人们的承受力。
严格说，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文风问题，而是应该升格为学风问题了。
1988年10月31日
（原载《中国语文天地》，第1、2、3期）
从改诗的笑话说起 〔10〕
相传有两个改诗的笑话。其一：有人说“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诗太弦索，每句头上的两个字都应当去掉。他说：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下雨，何必清明。行人总是在路上，不言而喻。酒家何处有？已是问话，借问多余。路上的人都会指点杏花村，不光是牧童。因此这一首七绝应当改成五绝：“时节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
其二：有人说“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这首诗太平淡了，需要加一把劲，在每句头上加两个字。经他改造过的这首诗是：“十年久旱逢甘雨，千里他乡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烛夜，童生金榜挂名时。”
这些当然都是笑话，修改诗句的依据大多数是歪理。但是也不能说没有一句改得有三分道理，比如“千里他乡遇故知”就不一定不如“他乡遇故知”。这也说明鲁迅先生“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的教导，应用到具体的例子上去并不是处处都很容易做到，因为究竟哪些是“可有可无”有时候是很难说的。如果我们把上面的诗句的原本和改本拿去征求从来没有读过原诗的人的意见，是不是句句都是原本得多数票，也还难说呢。
为什么老师改学生的作文，编辑改投稿人的稿子，学生和投稿人往往不服？这里边当然有“儿子是自己的好”的心理作用，可是也不能说其中没有“得失寸心知”的因素。
我这样说，没有取消鲁迅先生的话的意思。我丝毫没有这种意思。我的意思倒是要劝写文章的人认真照鲁迅先生的话去做。鲁迅先生说“至少看两遍”是经验之谈，看一遍是不够的。还有一点鲁迅先生没有明说，但是也很要紧，就是，看的时候不要只从自己的角度去看，还要从读者（包括老师和编辑）的角度去看，才能发现哪些字、句、段是可有可无的。总之不要写完之后一遍都不看就交上去或寄出去就是了。
书画落款
1985年6月23日的《北京晚报》上有一篇短文（《何谓“也娄江文治”》），照抄如下：
“作者，也娄江文治”。面对某画展中“著名画家献画部分”一幅山水画的标签，我愕然了。这明明是我国著名山水画家宋文治的作品，为什么画展组织者竟给注了这么个怪名字！“这是日本画家。”一个观画的男青年对身旁的女青年，自以为是地解释着，真让人哭笑不得。
看看画的题款：“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甲子冬日写唐人诗意此匡庐佳胜也娄江文治”。原来，是不明白画款的意思而错写了作者名字。其实，此画题款并不深奥。唐人李白的名诗句脍炙人口，“甲子冬日”是作画时间，“此匡庐佳胜也”注明所画为庐山胜景，“娄江”是画家的家乡，写在名字之前也是国画题款的普通习惯。显然，写标签的同志把语气助词“也”和地名“娄江”都算为作者名字写到一起了。如果说个别工作人员知识不足而又未动脑子，那么画展组织领导者的责任心又如何呢？尤其是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一次正规画展，出现这样的错误就更不应该了。
湘案：写标签的同志主要错在把“也”字也拉进作者姓名。如果没有“也”字，“娄江文治”的确很像个日本人的姓名。产生这样的误会，画家本人也不能说毫无责任，因为按照传统的落款方式，上面有乡贯，下面一定有姓氏；如果随便点儿，免去姓氏单写名字，上面也就不写乡贯。也就是说，或者写“娄江宋文治”，或者写“文治”，“娄江文治”的写法是不符合一般习惯的。
权力和权利 〔11〕
有许多错字是音同而误，在中、小学生的作文里常见，到了作家或一般作者的笔下就很少看见了。可是有少数是作家或一般作者也难免写错的，其中有两个常见的是把“即使”写成“既使”，把“权力”写成“权利”。因为常见，我就不在这里举例了。（在有入声的方言地区这两个字都不会错，因为“即”和“力”都是入声字。）
词典里没有“既使”这个词，所以一经点明，写的人也就相信是写错了。“权力”误写成“权利”，虽然经别人提出，写的人还是将信将疑。这是因为“权力”和“权利”词典里都有，而意思又沾点边，所以写错了还自以为不错，别人纠正还不大愿意信服。
且看《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
〔权力〕①政治上的强制力量。②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
〔权利〕公民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受的利益（跟“义务”相对）。
如果用英语里的词来比较，“权力”大致相当于power，“权利”则相当于right。
下面这一段引文很可以表明“权力”和“权利”的区别：
我想从律师职业的角度概括地说明两点：
其一是，法律应当尽可能广泛地赋予人民以权利 ，《宪法》中关于“一切权力 属于人民”的规定带有宣言的性质，还必须有一系列具体的法律规范来保障，人民的权利 才得以付诸实施。其二是，法律必须限制或者制约权力机关和实际掌权者的权力 。如果没有这后一点，人民的权利 很可能变为空文，化为乌有，这方面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健全法制、厉行法治座谈会记录》，载《群言》1988年第5期，引文见第7页。）
由“rose”译为“玫瑰”引起的感想 〔12〕
1984年9月16日的《北京晚报》上有一篇题目叫做《玫瑰、月季与蔷薇》的“知识小品”，节录如后：“玫瑰、月季与蔷薇在国外统称rose。可是长期以来，我们不少同志只要一遇到rose，就统统译成玫瑰了。……是很不科学的，甚至常常会闹笑话。其实，玫瑰、月季、蔷薇在植物分类学上是属于绝（sic）然不同的三个种。三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枝条的长短，皮刺的多少和叶脉的平凹三个方面。枝长且呈攀援状者为蔷薇，刺密而叶脉凹陷者（叶面发皱）为玫瑰，月季枝直立，刺少，叶脉不凹陷，不发皱。因而只要认真观其形，是不难把它们区分开来的。”
说得好。“只要认真观其形，是不难把它们区分开来的”——且慢，要是原作者没有附上一幅插图，又怎么“观其形”呢？如果翻译一本小说，里边说在病床旁边的茶几上放着一个花瓶，插着一簇roses，作者没有描写皮刺多少、叶脉平凹，也没有交代原来的枝条长短，光有r，o，s，e四个字母拼成的一个rose，翻译的人该怎么办呢？再说，即使有插图，也未必能画出刺多或是刺少，叶脉是否凹陷，依然无从判断是玫瑰还是月季，还是蔷薇。就是把上引“知识小品”的作者请来，他也未必有什么高招。“不科学”也就只能“不科学”了！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所有翻译工作者的一个共同经验：“我不是不知道啊，我是没办法啊！”再从翻译英文里举一个例子。如果你翻译一本小说，遇到主人公有一位cousin，你把它译做“表弟”，后来发现他是女性（代词用she），就改做“表妹”，后来又发现她年纪比主人公大，又改做“表姐”，再翻下去又发现原来她还比主人公长一辈，又改做“远房姨妈”，再到后头又发现她不是主人公母亲一边的亲戚而是他父亲一边的，又只好改做“远房姑妈”。其实这也靠不住，她也有可能是主人公的“远房婶娘”。要是这位cousin在书里只是昙花一现，神龙见首不见尾，父系母系、年长年幼、辈分性别，全然不知道，只知道他是主人公的cousin，你把他翻成什么好呢？伍光建老先生（如果我没记错）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做“表亲”，可以勉强对付一气，管住了四分之三：母系的全部，父系的一半。可是再一想，既然辈分、性别等等全都不知道，那就翻成“表姐”或“表弟”也都不能算错，正如把形状不详的rose翻做“玫瑰”一样。
说到人们的称呼，又想起一件事。多年以前我翻过A. A. Milne的一个独幕剧The Boy Comes Home，那里边有一处，叔叔跟侄子说话，火儿了，拍着桌子说：“And perhaps I'd better tell you, sir, once and for all, that I don't propose to allow rudeness from an impertinent young puppy”一面骂他“小狗”，一面又管他叫sir，这个sir该怎么翻呢？想了半天，把它翻成“少爷”。英国人嘴里的sir，既可以用来表示恭敬、客气，又可以表示愤怒、讥讽，汉语里找不出一个单一的翻法。很多地方可以翻成“老爷”，有的地方只能翻做“您哪”。有的地方只能不翻，例如很多“yes, sir”只能翻做“是”或者“喳”。像Samuel Johnson那样对生人熟人，高兴不高兴，都是一会儿一个sir（这是18世纪一般习惯），那就只好翻做“老兄”。恐怕只有很少的地方可以翻做“先生”，像有些词典里的译法。
不同的语言使用于不同的社群。不同的社群对于万事万物的分别部居各有自己的一套，相互之间有同有异，这一切都反映在他们的语言里。翻译工作者的任务就是随机应变，想办法把这些同同异异逐一配上对，说得难听点儿就是“穷对付”，翻译得较好无非是对付得较好而已。要求翻译工作者翻译一切文章都像翻译化学元素一样，把hydrogen翻成“氢”，把oxygen翻成“氧”，那是一种不切实际，也可以说是违背常识的苛求。
注释
〔1〕 编自《中国字》一文。
〔2〕 选自《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和语言研究》系《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首综论。
〔3〕 编自《语言和语言研究》。
〔4〕 原载《光明日报》，1985年3月5日、19日。
〔5〕 原载《读书》，1985第8期。
〔6〕 原文曾附注28条，分别注明本文各题材之各出处（周、王、任所作“三本书”及其征引典籍约共20种）。
〔7〕 张居正引书的原文分别是“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说即悦，下同）”；“自子夏，门人之高第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哉，未能自决’”；“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
〔8〕 本篇及以下《四字语》《转文和生造》《是耶？非耶？》《从自然到做作》《真假风格》等6文选编自《文风问题杂感》系列文章。
〔9〕 作者《文风问题杂感》篇末注曾引《北京晚报》（1981年2月16日）读者葛广智来信，如下：“晚报二月六日一版《顾不上回家吃年饭的人》的消息中提到：电报大楼的时钟刚刚敲过辛酉年的第一个五响，新风饭馆经理段宝成就已在打扫院子、餐厅了。……事实却是，电报大楼的时钟每天晚上十点钟以后便停止打响，早晨七点钟才开始打响，早晨五点钟并不打钟。希望晚报的报道，在细节上也要注意真实。”
〔10〕 原载《语文报》，1982年第15号。
〔11〕 原载《语文建设》，1988年第5期。
〔12〕 原载《翻译通讯》，1984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