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图画到“念念有词” 〔1〕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语言。世界上还没有发现过任何一个民族或者部落是没有语言的。至于文字，那就不同了。文字是在人类的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才出现的，一般是在具有国家的雏形的时候，直到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语言是没有文字的，也可以说，没有文字的语言比有文字的语言还要多些。最早的文字也只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且就是在有文字的地方，直到不久以前，使用文字的也还是限于少数人。
文字起源于图画。最初是整幅的画，这种画虽然可以有表意的作用，可是往往意思含胡不清，应该怎么理解取决于具体环境，例如画在什么地方，是谁画的，画给谁看的，等等。这种图画一般都比较复杂，这里设想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比如画一个井，里边画三只兔子。如果是一个猎人画在一棵树上的，就可能是表示附近的陷阱里有三只兔子，要后边来的伙伴处理。如果是画在居住的洞壁上的，就可能表示猎人们的愿望，这种画有法术的作用，那里边的三只兔子就不是确实数目而只是许多兔子的意思。
图画发展成为文字，就必须具备这样一些特点：（1）把整幅的画拆散成个别的图形，一个图形跟语言里的一个词相当。（2）这些图形必得作线性排列，按照语言里的词序。比如先画一个井，再画三个直道儿或横道儿，再画一个兔子，代表“阱三兔”这样一句话。如果把三个道儿画在井的前边，就变成三个陷阱里都有兔子的意思了。（3）有些抽象的意思，语言里有字眼，不能直接画出来，得用转弯抹角的办法来表示。比如画一只右手代表“有”，把它画在井的后边，就成为“阱有三兔”。这种文字是基本上象形的文字，但是可以念，也就是说，已经跟语言挂上钩，成为语言的视觉形式了。
到了这个阶段以后，为了便于书写，图形可以大大简化（图案化，线条化，笔划化），丝毫不损害原来的意思。从汉字形体变化的历史来看，甲骨文最富于象形的味道，小篆已经不太像，隶书、楷书就更不用说了。从形状上看，第二阶段的零碎图形和第一阶段的整幅画很相似，第三阶段的笔划化图形和第二阶段的象形图形可以差别很大。但是从本质上看，象形文字和表意画有原则上的区别，而象形文字和后来的笔划化的文字则纯粹是字形上的变化，实质完全相等。
图画一旦变成文字，就和语言结上不解之缘。一个字，甚至是最象形的字，也必然要跟一定的字音相联系；表示抽象意思的字，笔划化了的字，就更加离不开字音了。这样，语言不同的人看不懂彼此的文字，哪怕是象形成分最多的文字。假如一个人的语言里“有”和“右”不同音，他就不懂一只手夹在一个井和三只兔子中间是什么意思。
文字发展到了这种“词的文字”之后，仍然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纯粹表音的文字，这将来再谈。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尽管文字起源于图画，图画是与语言不相干的独立的表意系统，只有在图画向语言靠拢，被语言吸收，成为语言的一种形式（用图形或笔划代替声音）之后，才成为真正的文字。
对于文字和语言的关系没有好好思考过的人，很容易产生一些不正确的理解。很常见的是把文字和语言割裂开来，认为文字和语言是并行的两种表达意思的工具。这种意见在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相当普通，因为我们用的是汉字，不是拼音字。有人说，文字用它自己的形体来表达人的思维活动、认识活动。当人们写文字的时候，目的在写它的思想而不仅为的是写语言；当人们看文字的时候，也只是看它所包含的内容，不一定把它当做语言；只有把它读出来的时候，才由文字转化为语言。这个话显然是不对的。文字必须通过语言才能表达意义；一个形体必须同一定的语音有联系，能读出来，才成为文字。如果一个形体能够不通过语音的联系，直接表达意义，那就还是图画，不是文字。代表语言，也就是能读出来，这是文字的本质，至于写的时候和看的时候读出或者不读出声音来，那是不关乎文字的本质的。事实上，教儿童认字总是要首先教给他读音；不通过语言而能够学会文字的方法是没有的。粗通文字的人看书的时候总是要“念念有词”，那怕声音很小，小到你听不见，你仍然可以看见他的嘴唇在那儿一动一动。完全不念，只用眼睛看（所谓“默读”），是要受过相当训练才能做到的。
有人拿阿拉伯数字和科学上各种符号作为文字可以超脱语言的例子。这也是只看见表面现象，没有进一步观察。数字和符号也都是通过语言起作用的，不过这些符号是各种语言里通用，因此各人可以按照各自的语言去读罢了。例如“1，2，3”可以读成“一，二，三”，可以读成“one, two, three”，可以读成“один, два, три”，等等，但是不把它读成任何语言的字音是不可能的。而况在任何语言的语汇里这种符号都只是极少数呢？
绕口令为什么会绕口 〔2〕
有一种民间文艺形式叫绕口令，又叫急口令，古时候叫急说酒令。例如，（1）“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2）“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板凳让扁担绑在板凳上”。这种话说快了准会说错字儿，比如把“葡萄皮儿”说成“皮条蒲儿”，把“扁担”说成“板担”，把“板凳”说成“扁凳”。这就叫绕口。绕口令为什么会绕口呢？因为这里头有双声、叠韵的字。
什么叫做双声、叠韵？用现在的名词来解释，双声就是两个字的声母相同，叠韵就是两个字的韵母和声调都相同。（如果不是完全相同，而只是相近，就只能叫做准双声，准叠韵。也有人不加分别。）刚才那两个绕口令里的双声、叠韵关系，可以这样来表示：
（1）
上面用横线连接的字是双声，底下用横线连接的字是叠韵。双声和叠韵的字都是字音一部分相同，一部分不同。把许多这样的字安插在一句话里头，说快了就容易“串”。
（2）
古人很早就发现汉语字音极容易发生双声、叠韵的关系，因而在语言中加以利用。例如古代有大量的“联绵字”，或者是双声，或者是叠韵。双声的像“留连、流离、辗转、颠倒、踌躇、踟蹰、踯躅、嗫嚅、鸳鸯、蟋蟀”。叠韵的像“逍遥、猖狂、绸缪、优游、蹉跎、逡［qūn］巡、彷徨、徘徊”。现代的象声词也大都利用双声、叠韵关系，例如“丁当”是双声，“当郎”是叠韵，“丁令当郎”是又有双声又有叠韵。双声、叠韵的最广泛的用处是在诗歌方面。
古四声和普遍话四声
“声、韵、调”是了解汉语字音的基本概念，必须弄清楚。尤其是因为“声”和“韵”都有不止一种意义。拼音方案里声母的“声”是一种意义，声调的“声”，平声、上声、去声、入声的“声”又是一种意义。古时候只说“四声”，现在为了跟声母区别，才说“声调”。
“韵”也有两种意义。拼音方案里韵母的“韵”包括韵头、韵腹、韵尾，可是不包括声调。诗韵的“韵”就加上声调的因素，“东”和“董”韵母相同，但不是一个韵；可是不计较韵头，例如“麻、霞、华”是一个韵。叠韵的“韵”一般也不计较韵头。
关于声调，常说“四声”，得区别古音的四声和现代普通话的四声。古音的四声是平、上、去、入，普通话的四声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古音的平声在普通话里分化成阴平和阳平，古音的入声在普通话里分别变成阴平、阳平、上声或去声。有的方言里，上声、去声、入声也有分阴阳的，因此能有八个声调，也有只有五个、六个、七个的。
声调是汉语字音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重要决不在声母、韵母之下。有人以为声调好像是外加的，是可以拿掉的，这是一种误解。光写一个ma、不标声调，你不知道是“妈”，是“麻”，是“马”，还是“骂”，干脆就是读不出来。有了上下文当然可以解决，可要是有上下文，去掉个把声母也不碍事，比如看见“qí shang le tā de zǎo hóng…ǎ”，准知道是“骑上了他的枣红马”。说实在的，从远处听人说话，首先分辨不清的是声母，其次是韵母，最后只剩下声调还能辨别。前两天，收音机里播送天气预报的时候，我在另一间屋子里，“最高气温摄氏”之后只听到一个“ 度”，可是我知道不是五度就是九度。有一位朋友曾经说过，有时一边刷牙，一边还能跟人搭话，这时候声母韵母都不清楚，传递信息主要靠声调。有人能用马头琴等乐器模仿唱戏，熟习那段戏词的人就能从那声调的高低升降上听出字眼来。墨西哥的马札特克人吹口哨吹出一句话的声调，用来传话。都是证明。
从前填词、作曲，很讲究四声的分别，为的是使字儿和谱子协调，传统的戏词、大鼓书等也还顾到这一点，新编的歌曲就往往不怎么照顾了。大概字儿文点儿，唱腔花点儿，听众也就不大意识到字的声调；唱词越近于说话，唱腔越质朴，四声走了样就越显得别扭——听不懂不好受，听懂了更难受。许多人不爱听用汉语演唱的西洋歌剧，特别是里边类似道白的部分，就是这个缘故。
不必“谈音色变”
中国的音韵之学开始在六朝。那时候好像人人都对语音感兴趣似的。《洛阳伽蓝记》里记着一个故事：有一个陇西人李元谦爱说“双声语”，有一天打冠军将军郭文远家门口过，看见房子华美，说：“是谁第宅过佳？”郭家一个丫鬟叫春风的在门口，回答他说：“郭冠军家。”李元谦说：“凡婢双声。”春风说：“伫奴慢骂。”连一个丫鬟也懂得用双声说话，文人学士更不用说了。 〔3〕
不知道为什么语音现象后来变得越来越神秘起来。到了现在，连许多从事语文工作的人也“谈音色变”，甚至把那简单明了的汉语拼音方案也看成天书，不敢去碰它，查字典总希望有直音。可是小学生却一点不觉得困难，很快就学会了。一般认为最难办的是辨别四声，小孩儿学起来却毫不费力。我家里有个八岁的孩子，刚进小学一年级不久，有一天问我：“一夜”的“一”该标第一声还是第二声？原来“一”字单说是阴平即第一声，在去声字之前是阳平即第二声，“夜”是去声字，“一夜”的“一”实际发音是阳平，但教科书按一般惯例，凡“一”字都标阴平，所以小朋友有疑问。这不证明学会辨别声调并不是什么艰难的事情吗？
异读字 〔4〕
异读字的情况比异体字复杂得多。异读字可以按几个读音是否相近分成两类，读音相近的又可以按意义的异同分开来谈。
读音相近的，它们的差别或者是声母不同，例如：
秘：mì，秘密；bì，便秘。
系：jì，系鞋带；xì，联系。
或者是韵母不同，例如：
薄：báo，纸很薄；bó，薄弱。
熟：shóu，饭熟了；shú，成熟。
或者是声调不同，例如：
骨：gú，骨头；gǔ，骨节、脊椎骨。
差：chā，差别；chà，差不多。
或者是声、韵、调里有两项或者三项不同，例如：
吓：hè，恐吓；xià，吓坏了。
壳：ké，鸡蛋壳儿；qiào，地壳。
虹：hóng，虹彩；jiàng，天上出虹了。
这些不同的读音往往是一个用在口语性较强的字眼里，一个用在书面性较强的字眼里。这些字的读音差别一般是有规律的：其中一部分在古时候只有一个读音，后来说话音和读书音分化了，形成“文白异读”的现象。各地方言都有这种现象，北京话不是最突出的。
有些异读字的一个读音专门用在姓氏或者地名上。例如：“任”一般念rèn，姓念rén，地名“任县、任邱”也念rén；“华”一般念huá，姓念huà，地名“华山、华县、华阴”也念huà；“堡”一般念bǎo，地名“吴堡、瓦窑堡”等念bǔ，“十里堡”等念pù，也写做“铺”。
上面这些例子都可以说是读音的差别并不表示意义有多大差别，只是使用的场合不同罢了。另外有些字，不同的读音所联系的意义已经有些距离。例如：
好：hǎo，好坏；hào，爱好。
缝：féng，缝补；fèng，缝儿。
传：chuán，传播；zhuàn，传记。
调：tiáo，调弦；diào，腔调。
这类字很多。它们的读音差别是古来就有的，规律性颇强，主要是用不同的声调表示不同的词类，声母的不同往往是声调不同引起的（如“传”、“调”）。这类字从语言的角度看，都应该算是两个字，不过关系很密切，可以叫做“亲属字”。
有些异读字，读音虽然相近，意义相差很远。从语言上看，不但不是一个字，也不能算是亲属字，只是几个字共用一个字形罢了。例如：
差：chā，差别；chāi，差遣。
炮：páo，炮制药材；pào，枪炮。
的：dí，的确；dì，目的；de，红的。
打：dǎ，敲打；dá，一打十二个。
末了这个例子最明显，一打的“打”是译音，跟敲打的“打”毫无关系。枪炮的“炮”原来写做“礮”，红的白的的“的”原来写做“底”，也可以证明两个“炮”和两个“的”都是没有关系的。（的确的“的”和目的的“的”意义相关，古时候读音相同，是一个字，现在读音不同，也许得算两个字。）
另一类异读字的读音相差很大。有的是意义相同，例如“尿”有niào和suī两读，“拗”有ào和niù两读。这往往是不同方言混合的结果。有的是意义毫无关系，是借用字形的结果。例如古代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是重量单位。粮食论斗，是容量单位；因为十斗粮食的重量大致相当于一石，所以粮食也论石，一石等于十斗，又成了容量单位（至今有些方言里粮食还是论“石”）。后来又因为一石粮食恰好是一个人所能挑担的重量，于是一石又称一担，可是仍然写做“石”，于是“石”就在shí之外又添了dàn这个音。广西壮族一度写做僮族，写“僮”读zhuàng，借用僮仆的“僮”tóng，于是“僮”字就有了两个读音。这种现象就是日本人所说的“训读”——借用汉字代表日语的字眼，不取汉字的音而用原有字眼的音来读，例如写“人”可是读hito，写“山”可是读yama。这种异读字，无论是方言混合的结果，或者是借用字形的结果，既然声音相差很远，在语言里都得认为是不同的字。
还有一些古代的译名，有传统的读法，跟汉字的现代音不同。例如“大宛”读dà-yuān，“龟兹”读qiū-cí，“单于”读chán-yú，“冒顿”读mò-dú。这是另一类异读字。
异读字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可是在文字的学习上增加不小的困难。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已经删汰了不少异读，保留下来的是委员会认为有区别意义的作用或者使用场合不同的。可是大多数字都只有一个读音，一字一读是合乎文字功能的原则，因而也是深入人心的趋势。因此只有几个读音都是常常应用，势均力敌，才能长久并行，例如“长”cháng和“长”zhǎng，“乐”lè和“乐”yuè。否则比较少用的读音很容易被常用的读音挤掉，例如“间接”不说jiànjiē而说成jiānjiē，“处理”不说chǔlǐ而说chùlǐ，“从容”不说cōngróng而说成cóngróng，“一唱一和”的“和”不说hè而说成hé，不但常常可以从一般人嘴里听到，而且也常常可以从电影里，舞台上和广播里听到。是不是有一天会“习非成是”呢？谁也不敢预言。
与此有关的是文言里的破读问题。例如“解衣衣我，推食食我”的第二个“衣”字读yì，第二个“食”字读sì；“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的第二个“王”字读wàng。有人说这种破读是注家的造作，不一定在实际语音上有根据。也有人认为当时语音确实有分别，现代还有不少用声调表示词类的字，可以作证。作为语言史上的问题，可以进一步研究，但是作为现代人学习文言的问题，也未尝不可以另作考虑。现代的异读是活在人们口头的，尚且有一部分已经在逐渐被淘汰，古代的异读只存在于古书的注释中，自然更不容易维持。还有一说，文言里的字已经全用现代音来读，很多古代不同音的字都已经读成同音，惟独这些破读不予通融，是不是也有点儿过于拘泥呢？
汉语里的同音字
同音字可以按意义是否相关分成两类。意义不相关的，像“工、公、弓、公”，“电、店、殿、惦”，例子多得很，不必列举，也没有什么可讨论的。意义相关的同音字可就不同了。它们的意义联系不是偶然的，是跟字音有关的，例如“崖”和“涯”，“亭”和“停”，“方”和“坊”，“椅”和“倚”，“曆”和“歷”。这些字是古时候就同音的。也有古时候只是读音相近，后来变成完全相同的，例如“穫”和“獲”，“座”和“坐”（古上声）。此外还有从古到今都只是读音相近而不是完全相同的，例如“长、张、帐”，“孔、空、腔”，“叉、杈、汊、岔”（后三字同音），“环、圈、圆、旋”，“见、现”，“昭、照”，“劈、闢”，“知、智”，“牵、縴”，“分、份”，“背、揹”。这三类字，光从读音看只有前两类是同音字，但是这三类字都是每组读音相同或者相近，而意义相关的，从语言的角度看都是亲属字。
这里边有几个字的字形需要说明一下。古时候“曆”也写做“歷”，“座”就写做“坐”，“智”就写做“知”，“现”就写做“见”，很多书里还保留这些写法。“椅、縴、份、揹”出现更晚，“椅”原先就用“倚”字，其余三个字原先都没有偏旁。这样，问题就复杂起来了。拿“智”字做例子，也可以写做“知”，那末，就“知”这个字形说，它是个异读字，有平声和去声两个音；就去声这个字说，它有“知”和“智”两个异体；从音和义的联系说，这个去声字和平声字是亲属字。“椅、縴、份、揹”都是近代才出现的字形，是所谓“俗字”，不过“椅”和“縴”资格老些，“份”字资格虽不老，也站住了，只有“揹”字又作为异体，归并到“背”字里去了，尽管两个字不同音。
还有一种特殊的同音字：“他”和“她”和“它”，“的”de和“地”de。这里的字形分别纯粹是书面上的事情，在语言里只能算是一个字。
现代汉语里同音字特别多。普通话里有字的音节大约1200多个，一般字典、词典收字大约8000—10000个，平均一个音节担负七八个字。当然不可能“平均”，有许多音节只有一个字，有不少音节有十五六个字，《新华字典》（1962年版）里zhì这个音节有38个字，外加9个异体。
同音字多了，是否会在语言里产生混乱呢？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字总是组织在词句里的，这个音在这里联系什么意义，一般没问题。在书面语里，字形不同当然有帮助，但是也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一字多义”一般也没问题。口语没有字形的帮助，照样能发挥交际工具的作用。不过在文字的学习上倒的确引起一些困难，写别字多数是由于同音。
汉语里同音字特别多，编民歌、说笑话、说俏皮话的人充分利用了这一特点。（1）六朝的《子夜歌》等民歌就已经有这种“谐音”的例子：“执手与欢别，合会在何时？明灯照空局，悠然未有棋（期）。”“我念欢的的，子行由豫情。雾露隐芙蓉，见莲（怜）不分明。”“奈何许！石阙生口中，衔碑（悲）不得语。”（2）谜语里谐音的例子：“穷汉不肯卖铺盖——刘备（留被）。”（3）歇后语里的例子：“灯草拐杖——做不得拄（主）。”“旗杆上绑鸡毛——好大的撢（胆）子。”（4）笑话里的例子：唐朝优人李可及，有一天有人问他释迦牟尼佛是什么人，他说是女人。问的人说：这是怎么回事？他说：《金刚经》里有一句“敷坐而坐”，佛要不是女人，为什么要夫坐而后儿坐呢？（唐朝妇女常自称为“儿”。）（5）对话里的例子：京剧《卖马》里秦琼对店主说要卖锏［jiǎn］，店主说“不洗衣裳要碱做什么？”老舍的《断魂枪》里的沙子龙，遇到徒弟们为打架或献技去讨教一个招数的时候，有时说句笑话马虎过去：“教什么？拿开水浇吧！”（6）绘画里也常常有谐音的现象，例如画两条鱼表示“吉庆有余”，画两个喜鹊立在梅树枝头，表示“喜上眉梢”，画五个蝙蝠表示“五福临门”，画三只羊表示“三阳开泰”，等等。
一字多义与数字同形
多义字在任何语言里都是很普通的现象。越是常用的字，越是意义多。意义的分项也很难有固定的标准，可以分得细些，也可以分得粗些。同一个字，在小字典里也许只分两三个义项，在大字典里就可能分成十几项甚至几十项，这里就不举例了。需要讨论的是一个字的几个意义相差到什么程度，在语言里就不应当还把它看成一个字。最明显的是译音字。例如长度单位的“米”，跟吃的“米”毫无关系；重量单位的“克”，跟克服的“克”毫无关系。其次是虚字，虚字一般都是借用一个同音的实字。例如须要的“须”借用胡须的“须”（后来写成“鬚”，现在又简化成“须”）；不要的“别”借用分别的“别”。这些都应该破除字形的假象，看成同音同形的两个不同的字。
此外还有许多字，几个意义的差别也很大。随便举几个例子：快速的“快”和痛快的“快”；缓慢的“慢”和傲慢的“慢”；树木的“木”和麻木的“木”；配偶的“偶”和偶然的“偶”；排列的“排”和排除的“排”；快速的“疾”和疾病的“疾”；竹简的“简”和简单的“简”；材料的“料”和料想的“料”；露水的“露”和显露的“露”，等等。这些字的不同意义很可能原来就没有关系，有的也许当初有联系，可是现在也联系不上了。这种字也应当看做两个同音字。
另一类字，几个意义之间的联系是很清楚的，可是差别还是比较大，尤其是考虑到词类。例如：锁门的“锁”和一把锁的“锁”；消费的“费”和水电费的“费”；相信的“信”和一封信的“信”；书写的“书”和一本书的“书”；张开的“张”和一张纸的“张”，等等。这种字似乎可以算一个字，也可以算两个同音的亲属字。在语言里，一字多义和两字同音是很难区别的。这种游移两可的情形可以从某些“俗字”的产生看出来。例如把“上鞋”写做“绱鞋”，把“安装”写做“按装”，把“包子”写做“饱子”。这些字我们管它叫“俗字”，其实过去汉字的越来越多，主要就是这样来的，不过通用的时间长了，著录在字书里，就不再说它是俗字了。
“言”及“字”“句” 〔5〕
这里要谈的是语句结构的问题。谈到结构，必得先有大大小小的一些单位，没有不同的单位就谈不上什么结构。比如生物的结构是由细胞构成组织，由组织构成器官，由器官构成整个生物。语言的单位，常常讲到的有词、短语、句子等等。这些是语法学家们用的名目，一般人脑子里大概只有“字”和“句”。要是追溯到很古的时候，那就只有一个名称，叫做“言”。这个“言”字至少有三个意思。（1）《论语》里孔子说：“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又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这里的“言”是话的意思，是总括的名称，不是一种单位。（2）孔子又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左传》里赵简子说郑国的子太叔“语我九言，曰，‘无始乱，无怙［hù］富……’”。这里的“言”是一句话的意思。这个意义现在还保存在一些熟语里，如“一言为定”就是“一句话算数”，“三言两语”就是“三句两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是“一句话说出去就收不回来”。（3）《论语》里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说：“其‘恕’乎。”《战国策》里说齐国的田婴有一回要做一件事情，不要别人劝他。有一个人说：“臣请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请烹。”田婴就让他说。他说：“海大鱼”，说完了转身就走。（故事的下文从略。）这里的“言”是一个字的意思。后世的“五言诗、七言诗”里边的“言”也是字的意思。（2）和（3）都是语言单位的名称，后来分别称为“句”和“字”，例如《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xié］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这两个名称一直用到现在。只是有过一点儿小小变化，那就是在量词和名词分家之后，“字”还是个名词，“句”却成了量词，人们只说“一个字”、“一句话”，不说“一个句”。直到最近，把“句”叫做“句子”，这才可以说“一个句子”。
汉语语法的特点
现在来谈谈语句结构，也就是语法问题。一提到语法，有些读者马上会想到名词、动词、形容词，主语、谓语、宾语，等等等等，五花八门的名堂，有的甚至立刻头疼起来。因此我今天下决心不把这些名堂搬出来；要是无意之中漏出一两个来，还请原谅，反正可以“望文生义”，大致不离。至于另外有些读者对这些术语特别感兴趣，那末，讲语法的书有的是。
语法这东西，有人说是汉语没有。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不知道从哪儿听来这种高论，就在作文里发挥一通，居然博得老师许多浓圈密点，现在想起来十分可笑。一种语言怎么能够没有语法呢？要是没有语法，就剩下几千个字，可以随便凑合，那就像几千个人住在一个地方，生活、工作都没有“一定之规”，岂不是天下大乱，还成为一个什么社会呢？如果说汉语没有语法，意思是汉语没有变格、变位那些花样儿，那倒还讲得通。可是语法当然不能限于变格、变位。任何语言里的任何一句话，它的意义决不等于一个一个字的意义的总和，而是还多点儿什么。按数学上的道理，二加二只能等于四，不能等于五。语言里可不是这样。最有力的证明就是，拿相同的多少个字放在一块儿，能产生两种（有时候还不止两种）不同的意义，这种意义上的差别肯定不是字义本身带来的，而是语法差别产生的。可以举出一系列这样的例子：
（1）次序不同，意义不同 。（a）“创作小说”是一种作品，“小说创作”是一种活动。“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国家，“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b）“一会儿再谈”是现在不谈。“再谈一会儿”是现在谈得还不够。“三天总得下一场雨”，雨也许是多了点儿，“一场雨总得下三天”，那可真是不得了啦。（c）“她是不止一个孩子的母亲”是说她有好几个孩子，“她不止是一个孩子的母亲”是说她还是成百个孩子的老师什么的。“你今天晚上能来吗？”主要是问能不能来，“你能今天晚上来吗？”主要是问来的时间。（d）“五十”倒过来是“十五”，“电费”倒过来是“费电”，“包不脱底”倒过来是“底脱不包”。1960年发行过一种邮票，底下有四个字，从左往右念是“猪肥仓满”，从右往左念是“满仓肥猪”，好在上面的画儿很清楚，是一头肥猪，一大口袋粮食，证明第一种念法对。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时期，有些商店大拍卖时，张挂横幅招贴，“本日大卖出”，要是从右往左念，就成了“出卖大日本”。这就自然叫人想到从前的回文诗。历代诗人做过回文诗的不少，这里不举例了。集回文之大成的《璇玑图》被《镜花缘》的作者采入书中第41回，好奇的读者不妨翻出来一看。
（2）分段不同，意义不同 。（a）有一个老掉了牙的老笑话。下雨了，客人想赖着不走，在一张纸上写下五个字：“下雨天留客。”主人接下去也写五个字：“天留人不留。”客人又在旁边加上四个圈，把十个字断成四句：“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b）有人把唐人的一首七绝改成一首词：“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样的词牌是没有的，可是的确是词的句法。这两个例子都只是就文字而论是两可，一念出来就只有一可，非此即彼。底下的例子，除非有意加以分别，否则说出来是一个样儿。（c）“他和你的老师”，可能是两个人（他｜和｜你的老师），可能是一个人（他和你的｜老师）。（d）“找他的人没找着”，也许是他找人（找｜他的人），也许是人找他（找他的｜人）。（e）《人民日报》（1963.12.8）上有个标题是“报告文学的丰收”，分段是在“的”字后头；可是光看这七个字，也未尝不可以在“告”字后头分段。以上三个例子都是“的”字管到哪里（从哪个字管起）的问题。“的”字管得远点儿还是近点儿，意思不一样。（f）《北京晚报》（1961.12.13）上有吴小如先生一篇短文，说白香山的诗句“红泥小火炉”一般人理解为“小｜火炉”是不对的，应该是“小火｜炉”。讲得很有道理。（g）有一则笑话说从前有一个人在一处作客，吃到南京板鸭，连声说“我懂了，我懂了”。人家问他懂了什么，他说，“我一直不知道咸鸭蛋是哪来的，现在知道了，是咸鸭下的。”这就是说，他把“咸｜鸭蛋”当成“咸鸭｜蛋”了。（h）《光明日报》（1962.7.2）上有个标题是“北京商学院药品器械系和附属工厂结合教学实习检修安装医疗器械”，可以有三种理解（两道竖线是第二次分段）：（1）结合教学｜实习‖检修安装医疗器械；（2）结合教学实习｜检修‖安装医疗器械；（3）结合教学实习｜检修安装‖医疗器械。如果在“教学”或者“实习”后边加个逗号，（1）和（2）（3）可以有区别；如果在“检修”和“安装”中间加个“和”字。（3）也可以跟（2）分清。
（3）关系不同，意义不同 。（a）“煮饺子（吃）”和“（吃）煮饺子”，“煮饺子”三个字次序一样，分段也一样（都是“煮｜饺子”），然而意思不同。这是因为两句话里的“煮”和“饺子”的关系不同。（b）“他这个人谁都认得”，也许是他认得的人多，也许是认得他的人多。这当然不是一回事。（c）《人民日报》（1956.10.8）上有一篇很有意思的短篇，标题是“爸爸要开刀”。看了正文才知道“爸爸”是医生，不是病人。（d）“小马没有骑过人”曾经在语法研究者中间引起过讨论。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只有人骑马，没有马骑人，可是在童话世界里人骑马和马骑人的两种可能是都存在的。（e）北京一条街上有个“女子理发室”，男同志光看这五个字的招牌就不敢进去，幸而两边还各有四个字，是“男女理发”和“式样新颖”，这就可以放心进去了。
这样看来，一句话里边，除了一个一个字的意义之外，还有语法意义，这是千真万确的了。
当然还有变格、变位等等玩意儿，即所谓“形态”，以及与此有关的主语和谓语一致、定语和被定语一致、动词或介词规定宾语的形式等等“句法”规律（实际上，这些规律才是变格、变位的“存在的理由”）。在某些语言里，形态即使不是语法的一切，至少也是语法的根本。有了它，次序大可通融，分段也受到限制，哪个字跟哪个字有关系，是什么关系，也差不多扣死了。比如“我找你”这三个字，如果在它们头上都扎个小辫儿，比如在“我”字头上加个a ，表示这个“我”只许找人，不许人找，在“你”字头上加个b ，表示这个“你”只许人找，不许找人，而且为保险起见，再在“找”字头上加个1 ，表示只是我“找”，不是别人“找”，那末这三个字不管怎样排列：
我a 找1 你b 你b 找1 我a 找1 我a 你b
我a 你b 找1 你b 我a 找1 找1 你b 我a
全都是一个意思。如果“你找我”这句话也如法炮制，那末“我b 找2 你a ”的意思就跟“我a 找1 你b ”大不相同，反而跟“你a 找2 我b ”完全一样。
这样的语法当然也有它的巧妙之处，可是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走这条路，却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一直传到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方向。而且说老实话，我们说汉语的人还真不羡慕那种牵丝攀藤的语法，我们觉得到处扎上些小辫儿怪麻烦的，我们觉得光头最舒服。可是啊，习惯于那种语法的人又会觉得汉语的语法忒不可捉摸，忒不容易掌握。那末，究竟哪种语法好些呢？这就很难说了。一方面，任何语言都必得有足够的语法才能应付实际需要，无非是有的采取这种方式多点儿，那种方式少点儿，有的恰好相反罢了。因此，从原则上说，语法难分高下，正如右手使筷子的人不必看着“左撇子”不顺眼。可是另一方面，在细节上还是可以比较比较。比如，同样是有动词变位的语法，英、法、德、俄语里边都有好些不规则的动词，这就不如世界语，所有动词都按一个格式变化。又比如，某些语言里名词变格是适应句法上的需要，可是附加在名词上面的形容词也跟着变格，不免是重复，是不经济。（像拉丁语那样可以把名词和形容词分在两处，那末，形容词的变格又就有必要了。）拿汉语的语法来说，经济，这不成问题，是一个优点。简易，那就不敢贸然肯定。从小就学会说汉语的人自然觉得简易，可是常常能遇见外国朋友说汉语，有时候觉得他的语句别扭，不该那么说，该这么说，可是说不出为什么不该那么说，该这么说。可见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还只是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许多语法规则还没有归纳出来，并且可能还不太容易归纳出来。这就似乎又不如那种以形态为主的语法，把所有的麻烦都摆在面子上，尽管门禁森严，可是进门之后行动倒比较自由了。
字义约定俗成 〔6〕
“意内言外”这个题目是借用《说文解字》里的一句话：“词，意内而言外也。”这句话究竟该怎么讲，其说不一，不必详细讨论。我们只是借用这四个字做题目，谈谈语言和意义的关系。
前面说过，一个句子的意思不等于这个句子里一个个字的意思的总和。可是句子的意义离不开字的意义，这是用不着说的，现在就从字义谈起。一个字为什么是这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换一种想法，为什么这个意思用这个字而不用那个字，例如为什么管某种动物叫“马”，不管它叫“牛”？回答只能是“不知道”，或者“大家都管它叫马么，你还能管它叫牛？”象声性质的字，例如“澎湃、淅沥、朦胧、欷歔”，它的意义跟它的声音有联系，不容怀疑。有些字，例如“大”和“小”，“高”和“低”，是不是当初也有点儿用声音象征意义的味道（a对i，也就是“洪”对“细”），那就很难说了。就算是吧，这种字也不多。有些字不止一个意义，可以辗转解释。例如“书”有三个意义：（1）书写，（2）书籍，（3）书信，后两个意义显然是从第一个意义引申出来的，可是当初为什么管写字叫“书”呢，回答仍然只能是“不知道”，或者“大家都这么说么”。这就是所谓“约定俗成”。二千多年以前的荀子就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他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当然，“约之以命”不能死看，决不是召集大家来开一个会，决定管一种动物叫“马”，管另一种动物叫“牛”，而是在群众的语言实践中自然形成的一致。
根据约定俗成的道理，字义形成之后就带有强制性，可是字音和字义的最初结合却是任意的，武断的。单字意义的形成是任意的，字组意义的形成就不是完全任意的了。比如“白纸”、“新书”、“看报”、“写字”，它们的意义是可以由“白”、“纸”等等单字的意义推导出来的。可是这里也不是完全没有约定俗成的成分。随便说几个例子：（1）“保”和“护”的意思差不多，可是只说“保墒、保健”和“护林、护航”，不能倒换过来说“护墒、护健、保林、保航”。（2）“预报”和“预告”的意思是一样的，可是广播节目里只有“天气预报”，不说“天气预告”，出版社的通告里只有“新书预告”，不说“新书预报”。（3）“远距离”和“长距离”的意思是一样的，可是操纵是“远距离操纵”，赛跑是“长距离赛跑”。（4）“赤”和“白”是两种颜色，但是“赤手空拳”，的“赤手”和“白手起家”的“白手”是同样的意思，都等于“空手”。可是尽管意思一样，不能倒换着说。（5）“火车”一度叫做“火轮车”，“轮船”一度叫做“火轮船”，后来都由三个字缩成两个字，可是一个去“轮”留“火”，一个去“火”留“轮”。（6）两相对待的字眼合起来说，“大小、长短、远近、厚薄”都是积极的字眼在前，消极的字眼在后，可是“轻重”是例外。“高低”属于“大小”一类，但是“低昂”又属于“轻重”一类。（7）意思相近的字联用，常常有固定的次序，例如“精、细、致、密”四个字组成“精细、精致、精密、细致、细密、致密”六个词，每个词的内部次序是固定的，不能改动（更奇怪的是都按照“精、细、致、密”的顺序，没一个例外）。地名联用也常常是固定的，例如“冀鲁、鲁豫、苏皖、江浙、闽广、湘鄂、滇黔、川黔、川陕、陕甘”。（8）意思相近的字联用，常常因为排列的次序不同，意思也有分别，例如“生产”（工农业生产，生孩子）和“产生”（一般事物），“和平”（没有战争或斗争）和“平和”（不剧烈），“查考”（弄清楚事实）和“考查”（按一定要求来检查），“展开”和“开展”（使展开），“担负”（动词）和“负担”（名词），“罗网”（自投罗网）和“网罗”（网罗人才）。这些例子都说明字的组合也常常带有约定俗成的性质，就是所谓“熟语性”。
字义和词义辗转相生
语言是发展的，字义和词义辗转相生，我们日常用到的字或词十之八九都是多义的。说笑话的人常常利用一字多义来逗笑。举几个相声里边的例子。（1）《歪讲三字经》里有两句是“沉不沉，大火轮”，就是利用“沉”字的不同意义（沉重，沉没）。（2）《字谜》里边一位演员出了一个字谜是“一竖，一边儿一点”，让另一位演员猜。你说是“小”，他就说是“卜”，你说是“卜”，他就说是“小”。这是利用“一边儿”的不同意义（每一边，只一边）。（3）《全家福》里边甲演员问：“你和你哥哥谁大？”乙演员：“废话！当然我哥哥比我大呀。”甲演员：“我哥哥就比我小，才齐我这儿。”这是利用“大、小”的不同意义（论年纪，论个儿）。
就说“大、小”这两个字吧，意思也够复杂的。比如说，有“小哥哥”，年纪比我大，所以是哥哥，可是在几个哥哥里他最小，所以又是小哥哥。又有“大兄弟”，那不是自己的兄弟，只是因为年纪比我小，只好叫他兄弟，可是他排行第一，或者不知道他行几，只是要表示客气，叫他大兄弟（“大叔、大婶”也是一样）。再比如说，“大李比小李大，可是两个人都不大，都不到二十”，大李就成了又大又不大，前者是相对地说，后者是绝对地说。再还有，“一个大组分三个小组”，这个“大、小”是就层次说：“第三组是个大组，第四组是个小组”，这个“大、小”又是就人数多寡说了。
再说几个例子。（1）“有色人种”的“有色”，跟它对待的是白色；“有色金属”的“有色”，跟它对待的是黑色（“黑色金属”＝铁）。（2）“你给我就要，问题是你给不给？”“你给我就要，问题是你不给。”按第一句说，只有“给不给”才成为问题，可是到了第二句，光是“不给”也成为问题了。（3）“他不会说话”。如果“他”是个小小孩儿，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不会用一般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如果“他”是个大人（不是哑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不善于说话，以至于得罪了人什么的。（4）《三千里江山》里说：“姚志兰的好日子本来择的明天。大家的好日子看看过不成时，谁有心思只图个人眼前的欢乐？”这两个“好日子”，一个是一般的意义，一个专指结婚的日子。（5）《六十年的变迁》里季交恕问方维夏：“你知道这个消息吗？”方维夏：“什么消息？”季交恕：“蒋介石开刀啦！”方维夏：“什么病开刀？”季交恕：“你还睡觉！杀人！……”我们前回曾经用“爸爸要开刀”做主动被动两可的例子，这里的“开刀”除主动被动的分别外，还有动手术和杀人的分别。
有些字眼，正反两种说法的意思是一样的。（1）“好热闹”和“好不热闹”都是很热闹的意思，“好容易”和“好不容易”都是很不容易的意思。（2）“差点儿忘了”和“差点儿没忘了”是一个意思，都是几乎忘了，可还是想起了。（3）“小心撒了”和“小心别撒了”也是一个意思，都是叫你别撒了。（4）“除非你告诉他，他不会知道”和“除非你告诉他，他才会知道”是一个意思。第一句的“除非你告诉他”可以改成“如果你不告诉他”，第二句不能这样改。（5）“难免要引起纠纷”，“不免要引起纠纷”，“难免不引起纠纷”，全都说的是有引起纠纷的可能。（6）“我怀疑他会不会已经知道”是说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但是希望他不知道）。“我怀疑他会不知道”等于说我不相信他会不知道（尽管据他自己说或是照你估计他是不知道的）。“我怀疑他已经知道了”可就又等于说我估计他已经知道了。这些例子都涉及否定和疑问。一碰上这些概念，许多语言里都会闹纠纷，会出现似乎矛盾的说法。例如双重否定应该等于肯定，可是有些语言里连用两个否定的字眼，意思还是否定的。俄语“Он ничего не сказап，”一个个字翻出来是“他没有什么不说了”，可是意思是“他什么也没说”。法语也是一样，“Ⅱnárien dit，”照单字分别讲是“他没没有什么说”，意思可是“他什么也没说”。法语在含有怀疑、否认、担心、避免等等意思的动词后面的副句里常常加上一个“不”字，用汉语说都得去掉。例如“Je crains qu'il ne vienne”是“我怕他会来”，“Je ne doute pas qu'il ne vienne”是“我毫不怀疑他会来”，这两句里的ne在说汉语的人看来都是多余的。还有，法语可以说“avant qu'il ne parte”或者“avant qu'il parte”，这倒是跟汉语一样，“在他没离开以前”和“在他离开以前”是一个意思。
上一章我们说过些例子，同样几个字的一句话，因为语法关系不同，意思就不一样。其实同一种语法关系，包含的意思也是种种不一的。比如同样是修饰或限制关系，“布鞋”是用布做的鞋，“鞋面布”是用来做鞋面的布；“蜜蜂”是酿蜜的蜂，“蜂蜜”是蜂酿的蜜。同样是“马”字当头，“马车”是马拉的车，“马路”是车马通行的路，“马队”是骑兵的队伍，“马刀”是骑兵用的刀，“马褂”原先是骑马时穿的短外套，“马褥子”是骑马用的垫子，“马鞭子”是赶马用的鞭子，“马料”是喂马的草料，“马夫”是管马的人，“马医”是给马治病的人，“马戏”原来是在马上表演的杂技（现在连老虎、狮子等等的表演都包括进去了），“马面”指人的脸长得特别长（“牛头马面”是真的马脸），“马桶”的得名说法不一，原先大概是象形。
同样是中间加一个“的”字，“我的笔”我可以送给人，“我的年纪”年年不同，“我的名字”既不能送给人，也不能随时改变。甚至同样几个字可以有两种意思：“我的书”可以是我买的，也可以是我写的；“你的信”可以是你寄给人的，也可以是人寄给你的；“他的照片”可以是把他照在里边的，也可以是他收藏的；“我的牌是新买的”，这副牌永远是我的，除非我把它送给人，“这回我的牌可好了”，这副牌几分钟之后就不存在了；“跑码头的专家”可以是对坐在家里的专家而言，也可以指一个先进的采购员。有人说“学习雷锋的好榜样”有语病，因为学习的是雷锋本人。这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雷锋的好榜样”完全可以理解为“雷锋这个好榜样”。
动词和宾语的关系更加是多种多样，有的得用许多话才说得清楚。同一个“跑”字，“跑街、跑码头、跑江湖、跑天津”是说在哪些地方跑来跑去，“跑买卖”是为什么目的而跑，“跑警报”是为什么原因而跑，“跑单帮、跑龙套”是以什么身分而跑，“跑马”是让马为自己服务，“跑腿”是自己为别人服务，“跑电、跑水”是拦不住某种东西跑掉，“跑肚”是拦不住肚子里的东西跑掉。一般常说宾语代表动作的对象，那么上面例子里的名词都不能算做宾语，可是不算宾语又算什么呢？动词和宾语的关系确实是说不完的，这里不能一一列举，只说几个难于归类的例子：“报幕”、“谢幕”、“等门”、“叫门”、“跳伞”、“冲锋”、“闹贼”、“赖学”、“偷嘴”——这里的动作和事物之间是什么关系，您说？汉语里能在动词后面加个什么名词是异常灵活的，有了上下文常常可以出现意想不到的组合：例如“何况如今穷也不是穷你一家”（高玉宝），“这些人认为所有的配角都是‘零碎’，一出戏就应当唱他一个人”（萧长华）。
跟修饰关系一样，同一动词加同一宾语还是可以有两种意义。教师说“我去上课”是去讲课，学生说“我去上课”是去听课；大夫说“我去看病”是给人看病，病人说“我去看病”是让人给他看病。
这些例子可以说明语言实践中的经济原则：能用三个字表示的意思不用五个字，一句话能了事的时候不说两句。比如“谢幕”，要把其中的意思说清楚还真不简单：“闭幕之后，观众鼓掌，幕又拉开，演员致谢”——这不太啰嗦了点儿吗？当然，经济原则在不同的语言里的体现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比如汉语里说“你见着他了没有？见着了。”英语说“Did you see him? Yes, I did.”汉语的回答必须重复问话里的动词，英语可以用did这个单音助动词来代替；英语did前边必得说出主语，汉语“见着了”前边不必说“我”；英语要在前面来个yes，汉语不要。总的说来，汉语是比较经济的。尤其在表示动作和事物的关系上，几乎全赖“意会”，不靠“言传”。汉语里真正的介词没有几个，解释就在这里。
注释
〔1〕 编自曹伯韩、张世禄、吕叔湘合著之《语言和文字》。
〔2〕 编自《声、韵、调》（以下两篇同）。
〔3〕 “是谁”双声，“第宅”准双声，“过佳”双声。“郭冠军家”双声，“凡婢”双声，“双声”双声，“伫奴”双声，“慢骂”双声。古音如此，有些字今音与古音不同，不是双声了。
〔4〕 编自《形、音、义》（以下两文同）。
〔5〕 编自《字、词、句》（下文同）。
〔6〕 编自《意内言外》（下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