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任意性”和“约定俗成”
外国学者讲语言学，常常讲到语言的“任意性”，中国古代学者则讲“约定俗成”。其实这二者并不矛盾，可以说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或者说是两个阶段。第一个人管牛叫“牛”，管马叫“马”，可以说是其中有任意性，别人完全可以有别的叫法。可是同一部落的人没有个统一的叫法，那就要乱套，得把它统一起来，这就是“约定俗成”。
就现代汉语而论，词语的构成方面就有很多约定俗成的例子。有一类重要例子是同义的字用在复合词或短语里边往往各有所宜，不能互换。下面举例。
（1）亲嘴 ／亲口 （他～告诉我的）
豁嘴 ／豁口 （城墙、围墙的～）
（2）病畜 ／兽 医
鸷鸟 ／猛禽
水鸟 ／涉禽
（3）后世 ／后代
传世 （有文集～）／传代
（4）外事 ／内务
海事 ／港务
（5）远视 ／远见
短视 ／短见 （＝寻死）
（6）戏词 ／戏言
微词 ／微言 大义
（7）供 电／给 水
供 宿／给 假
（8）保 苗／护 林
保 姆／护 士
（9）黑 白分明／不分青红皂 白
（10）白 手起家／赤 手空拳（白、赤＝空）
（11）早上 、晚上 ／年下 、节下
以上是同义字在不同的组合里各有所宜的例子。下面再举几个其他情况的例子。
（12）火轮车→火车／火轮船→轮船
（13）铁道西→铁西（沈阳）／铁道里→道里（哈尔滨）
（14）尺寸＝长度（具体义）／分寸＝适度（比喻义）
（15）手脚（～灵便；等等）／脚手架（手脚架）
（16）应邀，应约／应请（但“应某某之请”），应求（但“有求必应”）
（17）爱憎，好恶／好憎，爱恶（虽然“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见于《论语》）
以上种种情况都可以用“熟语性”来概括，也就是“约定俗成”在词汇方面的表现。
“爹爹”和“哥哥”
元曲《墙头马上》第三折有下面一段：
［端端云］妳妳，我接爹爹去来。［正旦云］还未来哩。［唱］【幺篇】……你哥哥这其间未是他来时节……【豆叶儿】接不着你哥哥，正撞见你爷爷……
“爹爹”和“哥哥”所指相同，都是父亲。称父亲为哥哥，是唐朝的风俗，居然到元朝还存在，以前还不知道。敦煌石室里发现的句道兴《搜神记》也有相同的例子：
其田章年始五岁，乃于家啼哭，唤歌歌娘娘。（《敦煌变文集》884）
这《搜神记》的年代不晚于唐朝。写做“歌歌”也是时代较早之一证。
唐时人称父为“哥”。《旧唐书·王琚传》：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气惟有太平”，睿宗行四故也。玄宗子《棣王琰传》“惟三哥辨其罪”，玄宗行三故也。有父之亲，有君之尊，而称之为四哥、三哥，亦可谓名之不正也已。
玄宗与宁王宪书称大哥，则唐时宫中称父称兄皆曰哥。
赵翼的《陔余丛考》卷三七也有一条谈“哥”，除引用《日知录》外，还引了些兄称弟为“哥”、父称子为“哥”、僚友相称为“哥”，以及为儿子命名（小名）带“哥”字的例子，结论是不足为怪。
可是我总觉得别的情况都比较容易理解，即说话的人借用一晚辈的身分说话，惟独子称父为“哥”不好理解。称父为“哥”，是外来语，最早还写作“歌”。我怀疑这跟我国北方某些民族长子继承亡父的妻妾（除生母外）的风俗有关。这就有待于历史学者和民俗学者的研究了。
［后记］
有一天忽然想起，有没有可能这“哥（哥）”原来只用于跟说话人有一定的尊卑长幼关系的人，后来演变成为一种泛泛的敬辞，可以用于长辈，平辈，甚至晚辈（如顾、赵所记），像不久以前北京口语里还有的“张爷、三爷”的“爷”？
张恨水的幽默
典故和成语是分不清的，有典故的场所也容易产生错字。举一个例子。《人民日报》1989年3月2日《大地》副刊上有一篇《待漏斋与八百万字》，记张恨水抗战时期住在重庆乡下，卖文为活，生活清苦。屋顶逢雨即漏，自题为“待漏斋”。远处可望见孔祥熙与林森官邸，因自题门联：“闭户自停千里足，隔山人起半间楼”，云云。这“半间楼”的“间”字是个错字，应该是“闲”字，（“闲”也写作“閒”，和“間”近似）。张恨水在这里用的是南宋奸臣贾似道“半闲堂”的典故，用“半间楼”就不对了，孔祥熙和林森的住宅一定是很堂皇的，哪能是“半间”？连他自题的“待漏斋”也是有典故的，不必考据，只要是读过《古文观止》的都知道。把自己的破屋题为“待漏斋”，一语双关，是自嘲，把远处达官的府第称为“半闲楼”是讥讽，于牢骚中见风趣，是张恨水本色。
熟语变形、变义
跟成语或熟语有关的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个问题是窜改字句，使可解的变为不可解。比如“不能（或‘岂能’‘难能’）尽如人意”，意思是不能完全符合原来的希望，这是很好懂的。可是现在常常被人写成“不尽人意”，这叫人怎样理解呢？这“人意”会不会误会成“物轻人意重”、“生意不成人意在”之类的话里边的“人意”呢？
另一个问题是改变成语的意思。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不以为然”。这本来是“不同意”“不赞成”的意思，照字面分开讲就是“不认为［这件事／这句话］是对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至多也不过五六年吧，很多人用“不以为然”来表示“不在乎”“无所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幸而类似这样的事情还不多，否则凡是成语、熟语都不能按照其中成分原有的意思去理解，等于明码电报里夹用密码，咱们的汉语将变成什么样的一种语言呢？
词类活用
在现代口语里常常会遇到一种词类活用的情形，主要是非动词作动词用，其次是非形容词作形容词用。说话的人多半还意识到这是一种临时借用，因而传写的人（如小说作者）有时候给加上引号；但是如果说的人是没读过书的人（如农村妇女），传写的人也就不去加引号了。
这种活用性的动词和形容词一般都有形式上的标识，没有的很少。下面分类举例。例句都有出处，但除比较特别的以外都不注明。
先举非动词活用作动词的例子。最明显的是后边有宾语或者前边有“把”字短语，例如：
（1）末了，他还少不得认真地“马列 ”了“保长”几句。（叶之 《红白喜事》，《人民文学》82:5）
（2）“他也怪凄惶的。”——“你凄惶 他，谁凄惶 我？”（韩石山：画虎的人，《小说选刊》81:7）
（3）局长们少说也是解放牌，辛辛苦苦一辈子，也该优先 他们。（解放牌指解放战争期间参加革命的）
（4）这个月我五好都好 了四好了……就这一好我就好 不上啦？
（5）我们的头死要面子……这回，他把我编外 了。（《人民日报》89.4.18）
前边有“不”“别”“没”的例子：
（6）他们还不如狗呢，狗还不势利眼 呢。
（7）除了“我保证当穷光蛋”这一条儿不用碰运气，干什么也有运气 不运气 。
（8）你以为八路军就此完啦？……别这么近视眼 。
（9）你党员还没正式 吧？
重叠的例子：
（10）来！咱们民主民主 ——仗，怎么个打法？
（11）像王不顺这样的，不“运动 ”“运动 ”他，还了得吗？（郑万隆：有整有零儿，人民文学83:4）——这一例有点曲折，“运动”本来是动词，转成名词（某某运动），然后又加上引号，把它当动词用，意思是摘运动。
后边有“了”“着”以及“出”“过”等结构动词的例子：
（12）我问他：“你说这符合你信仰的马列主又吗？”他哑巴 了。
（13）你越劝，娘不越伤心吗？哑巴 着点儿，过了这一阵就好了。
（14）我的老头儿也顾问 着呢，半退不退，还真顾 着问 ，仗义直言呢！（张辛欣、桑晔《北京人》33）
（15）闹不好，纵然“结论 ”不出我什么东西来，也会在我的“态度问题”上大作文章。（柳溪《我的文学摇篮》，《人民文学》84:9）
（16）要讲洋，咱都洋！你东洋，我西洋！看谁洋 得过谁！（张晓东《内应力》，《小说月报》82:10）
（17）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 起来。（“恰如所料的”应该算是名词性的短语，加上“起来”就变成动词性了。）
后边有数量补语或时间补语的例子：
（18）我看……你干脆掖上本书，显得学问 一些。（刘剑《约会》，《小说选刊》85:10）
（19）就这小玩意儿，手术 了两回。
（20）现在，作家的脑子里又意识 流了一下。
（21）拿去，这够你脏 半年的了。（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
前边有“能”“敢”“去”等：
（22）“我不能自由主义 ！”李全拒绝他的要求。
（23）咱们不敢主观主义 。
（24）你去集体 ，俺不集体 。
前边有表程度的副词，把别的词类当形容词用：
（25）真的，小颜，有时候你太感情 了。
（26）走正步，比军队还军队 。
（27）什么全齐了，比香港人还“港 ”哪！
（28）他连读了三遍，渐渐冒出汗来，最后只好找一个比较哥们儿 的老记者出主意。
（29）中央政策不许可？他们觉着自己就够中央 。（“中央”本是形容词，这里是拐了一个“形→名→形”的弯儿。）
（30）《收获》是全国所有大型文学刊物中资格最老也曾经是最权威 、至今还权威 着的一个好刊物。（《读书》杂志89: 4）
下面这个例子是由一个副词把后边的形容词转变成动词：
（31）去吧，多想一想，有什么应该坦白的，早一点自动 。
当然也有什么标识都没有的，下面举一个例子：
（32）有本事靠自己干，没本事你红眼 也全白搭。
以上的例子都是在名词、形容词、动词之间转圈儿，下面是把虚词当动词用的例子：
（33）“诸位，诸位！这算什么和什么呀？……这，这这……”可没等宗二爷“这 ”完就有人……（冯苓植《虬龙爪》，《小说选刊》85:12）
（34）“听说这东西现在很值钱呢！日本人用一台彩色电视机还换不去呢！真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呢！”“你呢呢 嘛？吝啬！”她大声斥责。（孙芸夫《幻觉》，《人民文学》83:1）
（35）年初表决心……保证文工团一年之内拿出十个获地区奖的节目，到九月份还一个不个 。（张辛欣、桑晔《北京人》517）
（36）我脑子里轰轰地响，只有一个声音：我不 了，不 了，不 了！（刘心武《这里有黄金》）
词类活用在古汉语文献里常见，陈承泽在《国文法草创》里举了很多例子，别的讲古汉语语法的书里也常常举例。上面讲的跟古汉语里的词类活用是不是同一回事呢？我觉得不一样。古汉语里的词类活用似乎是文章家的一种修辞手法，口语里未必常用，像《论语》这样比较接近口语的文字里就不多见。现代则相反，正经文字里很少见，口语里相当常见，有的是出于无知，更多的是带点俏皮，因而写下来常常加引号。不知道我这看法对不对。
馒头和包子
五十年前，北京人到上海，看见上海人管包子叫“馒头”，觉得奇怪。同样，上海人到北京，看见北京人的“馒头”都是没馅儿的，也觉得奇怪。最近我收到许宝华、汤珍珠同志编的《上海市区方言志》，在词汇部分（198页）看到“馒头”的注释是（1）包子，（2）馒头；下面还有“小笼馒头”“生煎馒头”，都是有馅儿的。可见还跟早年一样。又参考了叶祥苓同志编的《苏州方言志》（394页），“馒头”的注释是“包括有馅无馅”，也有“小笼馒头”“生煎馒头”，跟五十年前我住在那儿的时候一样。
别处的方言里的情况怎么样？查北京大学语言学教研室编的《汉语方言词汇》（1964年，95页），十八处方言里，管包子叫馒头的只有苏州和温州两处；至于馒头，则苏州管它叫“大包子馒头”（叶著有“大馒头”，无注），温州管它叫“实心包”。
“馒头”这个词始见于晋朝束晳的《饼赋》，作“曼头”。是否有馅呢？从同时有“蒸饼”的名称推测，“馒头”大概是有馅的。查宋人的风物志书，《西湖老人繁胜录》有“生馅馒头”（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120页）。《武林旧事》有“大（太？）学馒头、羊肉馒头”，接下去有“细馅、糖馅、豆沙馅”等等，疑皆省去“馒头”二字（同上书448页）。最详细的是《梦粱录》，有“四色馒头、生馅馒头、杂色煎花馒头、糖肉馒头、羊肉馒头、太学馒头、笋肉馒头、鱼肉馒头、蟹肉馒头；素食类有假肉馒头、笋丝馒头、裹蒸馒头、波菜果子馒头、辣馅［馒头］、糖馅馒头”等等（同上书268—269页）。再还有，《水浒传》里边武松在十字坡孙二娘开的客店里不是差点儿做了人肉馒头的馅儿吗？
可是宋朝的文献里也有“包子”。上面引的《西湖老人繁胜录》里紧接在“生馅馒头”之后就是“鹅鸭包子”；《梦粱录》里有“水晶包儿、笋肉包儿、虾鱼包儿、江鱼包儿、蟹肉包儿、鹅鸭包儿、细馅大包子”。新版《辞源》“包子”条引黄山谷《宜州家乘》：“十三日壬子，雨，作素包子”；又引陆放翁诗题“食野味包子戏作”。看来馒头和包子都有馅儿，分别大概在于皮子的厚薄吧。
五奴
我曾经写过一条笔记，谈“绿帽子”的来源，认为不是乌龟而是鸭子（见《语文近著》278页）。最近翻阅《宋人轶事汇编》（丁传靖辑），在957—958页上得到一条佐证，是引的《至正直记》：
钱唐老儒叶森景修，尝登松雪翁之门，家住西湖，其家颇不洁，杭人常习也。所藏右军笼鹅帖，诚为妙品。张外史戏之曰：“家藏逸少笼鹅帖，门系龟蒙放鸭船。”世以鸭比喻五奴也。
“鸭”的问题解决了，又引出一个新的问题：“五奴”。查新版《辞源》，有这一条：
［五奴］龟奴的代称。“五”为乌龟之“乌”的借音。见唐崔令钦《教坊记》。
旧版《辞源》没有这一条，新版《辞源》是从哪里取材的呢？我手头可参考的书不多，只在朱居易的《元剧俗语方言例释》（商务印书馆，1956）里找到一条：
［五奴］龟奴。“五”系乌龟之“乌”的借音。
底下引元曲四例。但是没有“见唐崔令钦《教坊记》”这一句。
《辞源》这一条注释有三个问题。一，“五”不能谐“乌”。今音普通话里，这两个字的声调不同；古音以及许多现代方言里，这两个字的声调和声母都不同。二，唐宋时代的文献里没有称龟为“乌龟”的例子。三，唐宋人不忌讳“龟”字，且因其长寿，多取名为字，“龟年”“龟龄”常见。赵翼的《陔余丛考》（中华书局1963年用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印）卷三十八有很长一条关于“讳龟”的考证，结论是讳“龟”起于元代，称龟为“乌龟”只有明代的例子。别的书上往往引元曲《单鞭夺槊》第二折宾白里的“如今只学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为元代已有“乌龟”一词之证，但这里的“乌龟”并没有纵妇淫荡之意，而且《元曲选》里的宾白基本上是明朝的产物，元朝的成分是不多的。
那么“见唐崔令钦《教坊记》”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崔令钦是唐朝人，如果他的书里确实有五奴的“五”就是乌龟“乌”谐音的话，那就很难推翻了。《汉语大词典》有“五奴”条（350页）：
［五奴］唐苏五奴妻张少娘善歌舞，有邀迎者，五奴辄随之前。人欲得其速醉，多劝以酒，五奴曰：“但多与我钱，虽吃 子亦醉，不烦酒也。”后因称鬻妻者为五奴。见唐崔令钦《教坊记》。宋元时又用以称龟奴“五”为乌龟之“乌”的借音。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打聚》：“阛阓瓦市专有不逞之徒，以掀打衣食户为事，纵告官治之，其祸益甚。五奴辈苦之。”
用某一人名代表某一类人物，这是可以理解的。“‘五’为‘乌’的借音”为后人——也许是今人——想像之辞，不在《教坊记》引文之内。
“他（她、它）”到哪里去了？
我们的报刊语言里有一个奇怪的传统，就是不肯用“他”“她”“它”，总是用“其”和“之”。下面举几个例子。是偶然看见，顺手记下的，不是有计划搜罗的。要是特地搜罗，可以多得多，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试试。下面是我记下的例子，报刊的大名恕我从略。
（1）僧众们称其 “佛爷”，我们汉族则沿习称其 “活佛”。
（2）这个局在给其 处分后，又限期调出检查队伍。
（3）有美国、日本等人士以高价向其 收买，均遭到拒绝。
（4）在他的家中还珍藏着许多介绍中国的图书和画册，每当客人光临，他总是拿出来向其 介绍。
（5）即使那些早期移居西方国家的艺术家，其 之所以能在异国崛起，也莫非以东方的内涵意境博取西方人士之激赏。
（6）翠娥误以为其嫂韩素娘通奸害夫，将其 拉上公堂。
（7）本书著者为其 取名为采用哑谜形式出之的“哑谜诗歌”。
（8）……拉进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将其 作为内生变量来加以分析处理。
（9）古代艺术家们并没有局限于霍去病本人的高大形象，而是从似乎与之 毫不相关的动物形象出发……
（10）在最近的实验中我们甚至能够把个别原子捡起来，将之 移动，以形成人工设计的图案。
（11）现象学自身的演变和发展实际上弃绝了将之 建立为一门科学的尝试。
（12）您对那些角色的塑造……要多深刘有多深刻，以至读者进行审美时实难稳定住对之 的爱憎怨怒与是非判断。
（13）听得出来，打电话的另一方遇到了难题，姑娘正掰开揉碎地为其 出主意。
以上九个“其”字的例子，四个“之”字的例子，都是可以不用“其”或“之”的。（1）（2）（3）可以用“他”，（4）用“他”或“他们”，（5）用“他们”，（6）用“她”，（7）（8）用“它”，（9）用“他”，（10）（11）用“它”，（12）用“他们”。唯一似乎有点为难的是（13），因为“打电话的另一方”不知道是男是女。这也不难解决，不是很有些人爱用“他或她”吗？这儿正好用得上。可见这些地方用“其”和“之”都是流传下来的坏习惯。
这个奇怪的传统大约是在五四时代初兴白话文的时候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论年岁不在七十以下，并且从新闻报道文字蔓延到了发议论、谈学术的文章，可说是生命力很顽强的了。然而，念起来总不像“其一、其二、其所以、总之、久而久之”等等顺口。后面这些个，从白话文的角度看，可以说是已经驯化了，或者说是同化了，而“将之、对之、将其、为其”始终格格不入，仿佛是喉咙里有一个“异物”卡在那里，叫人感觉异常难受。
由笔误想到的
在一本杂志里看到两位知名作家的文章里有几处笔误（或者手民之误）：
自己个人的经验便成了很大的限止 。——“止”为“制”之误。作家们绞尽脑汁，要独辟奇 径。——“奇”为“蹊”之误。
……以此作为解析作品的钥匙。孰 不知这样做其实是很危险的。——“孰”为“殊”之误。
怎样看待这种笔误呢？因为出于知名作家的笔下，就予以比对中学生更严厉的谴责？我认为没有必要，用不着大惊小怪。汉字就是容易写错，复合词，尤其是成语之类，里边的字尤其容易写错。只要不产生与原来的意义不同的另外一种意思，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汉字的优点很多，但是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容易读错，容易写错。古书上常常有些字作同音或不同音的别的字讲，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写白字，只是因为它是古人写的，就美其名曰“通假”。（请注意，我没有把所有的“通假”都认为写白字的意思。）后来就有人出来写书，辨别正和误，例如龙启瑞的《字学举隅》之类。到我上学的时候，又有人嫌这类书还不够实用，就编写一些更容易看懂，包含面也更广的书。我的中学老师顾雄藻先生就曾经写过一本《字辨》，风行一时。以后不断有同类的书出版，直到现在。可见念白字、写白字是汉字的“胎里病”。在现在普通话还没有普及的时候，用拼音字写文章还行不通，可是到了普通话真正普及的时候，用汉字还是用拼音字写现代汉语文章就很值得考虑了。
我曾经说过，俄国有个高尔基，中国有个高玉宝，都是没有进过学校，自己学会写字作文的。起点相同，而成就悬殊，一半由于两个人的天赋不同，一半也由于高尔基所要学着掌握的是拼音文字，而高玉宝所要努力降伏的是汉字。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说笑话，认真想一想，不完全是笑话。高玉宝学汉字的艰难过程是有记录的。
多事和省事
1990年3月5日《人民日报》第八版登出巴金祝贺萧乾八十生辰的信，上款是“炳乾”，下款是“芾甘”。有编者附注：“芾甘为巴金的字”。
照此一注，写信的人姓巴名金，字芾甘。可是谁在什么地方看见过“巴芾甘”没有？没有。可见此说不确。事实是，此人姓李名尧棠，字芾甘，巴金本是他写作的时候用的笔名，现在用开了，在一般场合也用了，只有在跟很熟的人写信的时候还用“芾甘”署名。从来没有见过“巴芾甘”，跟从来没有见过“鲁豫才”、“茅雁冰”是一个道理。
可见这一注倒注出问题来了。同时，对“炳乾”又为什么不加注呢？这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也有该多事反而省事的情况。
在早四天即3月1日的《人民日报》第五版上登了一篇陈沂同志写的《两个文明一起抓——访无锡县洛社镇》。文章一开头就说：“江苏无锡县洛社镇历史悠久，宋《毗邻府志》即有记载……”这就需要编辑同志多点事儿而不是省点事儿了。这《毗邻府志》的“邻”当然不是“天涯若比邻”的“邻”，而是地名“毗陵”的“陵”之误。“毗陵”又写作“毘陵”，是个地名，查《辞海》（1979年版），有“毗陵”一条：毗陵①古县名……西汉置县……西晋曾为毗陵郡治所。②郡名。晋太康二年置……永嘉五年改名晋陵。这说明“毗陵”从来没有用做府名过。一般都知道，“毗陵”是“常州”的别名，因为早先的毗陵郡的辖境大致相当于后来的常州府，尤其是因为毗陵郡的治所即后来的常州府治所武进县，即现在的常州市。
“毗陵”既然没有做过府名，哪里还能有“府志”呢？陈沂同志这句话一定有个来源，编者如果多个心眼儿，写信问陈沂同志，就会把事情闹清楚了。
有人要说：“照你这么一说，报刊的编辑可不好当了。”我的回答是：“谁说编辑好当来着！”
苏东坡和“公在乾侯”
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564页有一则：
刘十五孟父论李十八公择草书，谓之“鹦哥娇”，谓鹦鹉能言不过数句，大率杂以鸟语。十八其后少进，以书问仆，仆答之曰：“可以作秦吉了矣。”然仆此书亦有“公在乾侯”之态也。（《志林》，《侯鲭录》略同）
《志林》我有涵芬楼印本和中华书局点校本，都不载这一条，殆丁氏误记，《侯鲭录》我手头没有，不能核对。但是看文字的风格，出自东坡之手没问题，大概是给人写字的跋语。这一小段文字，别处不难懂，只“公在乾侯之态”不好懂。查《辞源》117页，“乾侯，地名，春秋晋邑。《春秋》昭二八年，‘公如晋，次于乾侯。’；注：‘乾侯在魏郡斥丘县。晋境内邑。’”这跟写字有什么关系呢？不解决问题。而且“公如晋，次于乾侯”跟“公在乾侯”字样也不同。查《大汉和辞典》卷一398页，“乾侯，地名，春秋时晋邑。《左传》昭二五年，‘公在乾侯’，又二八年，‘公如晋，次于乾侯’”（注同《辞源》）。查昭二五年《春秋》经文：“有 鹆来巢”，《左传》：“‘有 鹆来巢’，书所无也……童谣有之，曰：‘ 之鹆之，公出辱之。 鹆之羽，公在外野，往馈之马。 鹆跦跦，公在乾侯，征褰与襦。 鹆之巢，远哉遥遥，裯父丧劳，宋父以骄。 鹆 鹆，往歌来哭。’童谣有是，今 鹆来巢，其将及乎！”杜预注：“跦跦，跳行貌。”按： 鹆即秦吉了，也就是八哥，八哥生活在南方，现在来到鲁国并且做窝。因为从前没有过这种事情，所以《春秋》记上一笔。《左传》加以解释：“书所无也”，然后引童谣，说这不是好兆头。鲁国的国君逃到晋国的地方，还能是好事情？但是苏东坡并不管这些，他只管杜注：“跦跦，跳行貌。”这么一抖搂，才明白苏东坡的意思。他写的是“公在乾侯”，却要你理解为“ 鹆跦跦”。敢情他老人家发的是密码电报。
这就叫做“隶事”、“用典故”，魏晋以后的文人就讲究这一套。不过典故的透明度也有大有小。像“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尽管您不知道这是孔融被捕的时候他的儿子说的话，可是一望而知它是什么意思。这个透明度最大。又如郑玄家里的奴婢都读书，有一个婢女做错了事，还要争辩，被推在泥地，另外一个婢女走过，说：“胡为乎泥中？”头先那个婢女说：“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尽管您不知道这两个婢女说的是《诗经》里边的诗句，您还是能懂得她们的大概意思。这里的透明度也还不小。可是像苏东坡的“公在乾侯之态”，那就非跟他同样博洽的人就只能干瞪眼了。到了今天，透明度大的典故多一半已经取得成语的资格，有人用，也有地方查；透明度不大的典故，已经不再出现在现代人的文章里了。阿弥陀佛！
且慢！现在也还有人喜欢搬弄典故，可是实在不甚了了，搬错了也不知道。只说我最近看见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士别三年便当刮目相看”。按：这句话的出处是《三国志·吴志·吕蒙传》裴注引《江表传》，原来的话是“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三天前后，大不相同，这才显得进步很快。都三年了，还值得一夸？另一个例子是“光阴似水流年”。且不说这“似水”二字不能既属前又属后，但说这“似水流年”的出处。这四个字出在《牡丹亭》里有名的《惊梦》这一出，全句是“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柳梦梅对杜丽娘说的。这就不是一般的说岁月如流，而是含有少女芳华易逝的意思在内的。可是我摘引的这六个字是用在纪念一位已故的老女作家的座谈会的报道里的。总之是确实现在还有人喜欢胡搬乱套。
苏东坡的“公在乾侯”让我想起《儿女英雄传》里的一个笑话（见于第三十三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本653—654页），抄下来以博一噱。
有这么一个人，下得一盘稀臭的臭象棋。见棋必下，每下必输。没奈何，请了一位下高棋的跟着他，在旁边支着儿。那下高棋的先嘱咐他说：“支着儿容易，只不好当着人直说出来。等你下到要紧地方儿，我只说句哑谜儿，你依了我的话走，再不得输了。”这下臭棋的大乐。两个人一同到了棋局，合人下了一盘。他这边才支上左边的士，那家儿就安了个当头炮。他又把左边的象垫上，那家又在他右士角里安了个车。下来下去，人家的马也过了河了，再一步就要打他的挂角将了。他看了看，士是支不起来，老将儿是躲不出去，一时没了主意，只望着那支着儿的。但听那支着儿的说道：“一杆长枪。”一连说了几遍，他没懂，又输了。回来就埋怨那支着儿的。那人道：“我支了那样一个高着儿，你不听我的话，怎的倒埋怨我？”他说：“你何曾支着儿来着？”那人道：“难道方才我没叫你走那步马吗？”他道：“何曾有这话？”那人急了，说道：“你岂不闻：‘一杆长枪通天彻地，地下无人事不成，城里大姐去烧香，乡里娘，娘长爷短，短长捷径，敬德打朝，朝天镫，镫里藏身，身家清白，白面潘安，安安送米，米面油盐，阎洞宾，宾鸿捎书雁南飞，飞虎刘庆，庆八十，十个麻子九个俏，俏冤家，家家观世音，因风吹火，火烧战船，船头借箭，箭对狼牙，牙床上睡着个小妖精，精灵古怪，怪头怪脑，恼恨仇人太不良，梁山上众弟兄，兄宽弟忍，忍心害理，理应如此，此房出租，出租的那所房子后院儿里种着棵枇杷树，枇杷树的叶子像个驴耳朵，是个驴子就能下马。’你要早听了我的话，把左手闲着的那个马别住象眼，垫上他那个挂角将，到底对挪了一步棋，怎得会就输？你明白了没有？”那下臭棋的低头想了半天，说：“明白可明白了。我宁可输了都使得，实在不能跟着你‘二鞑子吃螺蛳’，绕这么大弯儿！”
剪不断，理还乱——汉字汉文里的糊涂帐
早些天觉得人不太舒服，躺着休息，找些旧报纸来解闷儿。一翻翻到一张1990年8月14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看看旧新闻，挺有趣。忽然发现在第三版上有一条新闻的文字有问题。这条新闻的标题是《北京整顿字画市场》，里边有这么两句：
大量的伪劣字画竞相充斥市场……爱新觉罗·敏峘先生否认本家族中没有毓龙、兆裕此人，至于他们的字画，纯系伪造。（为了排印方便，原来的繁体字改用简体。下同。）
“充斥市场”好懂，前边安上个“竞相”就不好懂了。“本家族中没有毓龙、兆裕此人”，没有就是没有了，可又加以“否认”，那么究竟是有还是没有呢？“毓龙、兆裕此人……他们的字画……”，既是“此人”，那毓龙兆裕是一个人，可又有“他们”，那就只能是两个人，不知道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接着在第四版上有一篇报道一位教授研究《越绝书》的，里边有一句是：
对该书形式、内容、语法、体例等逐一进行系统研究，并将之与《春秋》《汉书》及历代方志作了比较。
这“将之与”当然就是“拿来和”的意思了，可为什么要写成“将之与”呢？要用现代汉语，应该是“拿来和”；要用古代汉语，应该是“以与”；前面有“并”，那就连“以”字也不要，“并与”就行了。
第五版上有一条记内地在香港进修人员的座谈会，里边有一句：
我们在这里可以搭起友谊的桥樑。
查《辞海》，“樑”是房梁的“梁”的异体字，桥梁的“梁”从来不加“木”旁。
第六版上又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在记古巴女排来到北京的一条新闻里有一句是：
在首都机场，她向中国关心她的球迷表示，她的腿伤已痊癒。
这里边的“癒”字是“愈”字的后起的异体字。
1955年文化部和文改会联合发布的整理异体字的通知里说：从1956年2月1日起，全国出版的报纸、杂志、图书一律停止使用表中括弧内的异体字。翻印古书可作例外。这作废的异体字里边就有这个“癒”字和前边讲的“樑”字。
第八版上有一篇讲苏州的宝带桥的特写，里边有一句：
苏州的宝带桥……建有五十三个桥孔……这在国内造桥史上还是先例。
“先例”这个词没有这样的用法。“还是先例”应该是“还没有先例”。
看了这张旧报，触动了早就在脑子里折腾的关于汉字和汉文的问题。我说“汉文”，不说“汉语”，不是说谁说话都那么美好，只是因为说话如果不记录下来，影响不大，记录下来那就是“汉文”了。
汉字有什么问题呢？早年间，就说是百儿八十年以前吧，人们在公开场合写的字有一定标准，印书印报更不能马虎。可是汉字的笔划实在太多，所以很早就有所谓俗字，也就是“手头字”。但是这些字只能在私下流通，不能用于正式文件，更不能用来印书，除了在民间流通的唱本之类。这不但对于人民大众很不方便，对于国家普及识字教育也增加困难。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国务院就公布了一批简化字，作为正式应用的文字。这些字的繁体只用来印古书，以及供书法家挥毫。同时也把许多字的异体淘汰了。这样，汉字之中有一部分只有一种写法；有一部分有繁体和简化两种写法，以简化为正式通用的写法，繁体的写法加以限制；没有字有三种写法。人民大众也都以为这样好，遵照执行。
如此相安无事有将近十年。忽然来了个“文化大革命”，大字报满天飞，什么希奇古怪的字都出现了。连文字改革委员会这样的国家专管单位，在造反派的压力下也公布了第二批简化字，有的字化得面目全非。虽然不久就停止试用以及最后正式报废，但是所起的消极作用已经相当广泛。现在大街小巷到处都能见到不合法的简写字。
同时，已经不作为通用字体的那些繁体字也静极思动。以香港影片的进口为契机，繁体字开始出现在银幕上，接着又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于是大为时行。于是大街小巷看到的汉字是繁繁简简，五光十色，有时连书刊上也不免出现混乱。《人民日报·海外版》是用繁体字排印的，可是记者、编辑，以及投稿人，不见得都在文字之学（不是专门意义的“文字学”）上下过工夫，抱定“多两笔比少两笔更保险”的信念，于是出现了“桥樑”和“痊癒”。
讲过汉字，再讲汉文。汉族人写文章，远的不说，从春秋战国算起，到本世纪初为止，二千几百年，基本上是一个格式，通称叫做文言。都二十世纪了，还按着二千年前老祖宗的模样写，实在混不下去了，于是来了个白话文运动，作为五四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经过三十多年的斗争，白话文终于胜利了，取得了统治的地位。可是白话文原来只是用来写写小说什么的，一旦要它主持大局，照顾全面，免不了缺这少那，只好四面八方取经。无论是词汇，是语法，都得实行“拿来主义”，从外国语拿，从文言拿。文言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词汇丰富，成语、典故多，白话文在这方面取精用宏，确实得益不少。可是现在离白话文取得全面胜利已经差不多半个世纪了，小时候受过文言训练的人越来越少了。多数人对文言词语的意义和用法了解得不够，往往只是人云亦云，用错了也不知道错。像上面引的“先例”的例子，“竞相充斥”的例子，都属于这一类。还有另外一类例子，不能说是误用，只能说是滥用；不是不明词义，而是由于记得几个文言字眼，也不管妥贴与否，胡乱堆砌。下面是我早些时在一本档次不低的刊物的开卷第一面上抄下来的句子：“却使我终卷之后近一周的时间怅然若失，颇为悚然”；“甚而声泪俱下，泣不成声”；“绝无鲁迅先生的尖锐和犀利”。凡此种种，是不是都可以叫做历史的包袱？至于“将之与”，那又是另一回事。我一直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报纸上的纯粹新闻报道，也就是特写、小品等等以外的文字，总是不肯用“他、她、它”，非用“之、其”不可；不肯用“把”，非用“将”不可，如此等等。真是不懂为什么。于是就出现了“将之与……比较”、“逼其交出”、“送其回家”之类的怪物。
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又有乱用外来词语以及独家制造、谁也不懂的名词术语问题，牵丝攀藤一连五六行谁也断不开句读的问题。这些今天都不谈，反正大家都领教过。
总之，汉字里边的乱写混用，汉文里边的食古不化、食洋不化，是当前叫人头痛的两个问题。
听说汉字和汉文将要在二十一世纪走出华人圈子，到广大世界去闯荡江湖，发挥威力，这真是叫人高兴可庆可贺的事情。不过我总希望在这二十世纪剩下的十年之内有人把它们二位的毛病给治治好再领它们出门。这样，我们留在家里的人也放心些。
了解篇：
中国字的来龙去脉 古四声和普通话四声 词类活用
一字多义与数字同形 异读字 绕口令为什么会绕口……
感悟篇：
笑话里的语言学 四字语 从图画到“念念有词” 背景知识
典故的形成 “爹爹”和“哥哥” 张恨水的幽默……
索问篇：
语文问题种种 简称的滥用 “有人”和“某报”
绿帽子的来源和产地 “老北京”及其他……
讨论篇：
真假风格 文字和语言的关系 字义和词义辗转相生
权力和权利 “不管部长” 从自然到做作……
启发篇：
语言和文字曾经是人们崇拜的对象 语句次序
博喻 语言的“任意性”和“约定俗成” 剪不断，理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