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得年
汲冢书所得年月，约有三说：《晋书》卷三《武帝纪》系于咸宁五年（公元二七九年）十月，阎若璩《困学纪闻笺》云《晋武帝纪》本《起居注》，[1]此一说也。卫恒《四体书势》、王隐《晋书·束晳传》[2]则系之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晋书》卷十六《律历志》汲冢得玉律，亦云太康元年，此一说也。荀勖《穆天子传序》、唐修《晋书》卷五十一《束晳传》则系之于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太康十年（公元二八九年）汲令卢无忌所建《齐太公吕望碑》亦云太康二年，此又一说也。
雷学淇《竹书纪年考证》云：“竹书发于咸宁五年（公元二七九年）十月，明年三月吴平，遂上之。《帝纪》之说，录其实也。余就官收以后上于帝京时言，故曰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束晳传》云二年，或命官校理之岁也。”案：雷说是也。惟云“吴平遂上之”，恐尚嫌过久。盖出土在咸宁五年（公元二七九年）十月，当时地方官吏即表闻于朝，汲至洛京虽隔黄河，相去不过二三日程，及帝命藏于秘府，至迟必在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正月。否则露积于汲冢，则有散佚之虞，保管于郡府，亦有疏失之虑，何能待至吴平而后献邪？当收藏秘府之时，正大举伐吴之际，军事孔亟，未遑文事。及三月吴平，论功行赏，吴土战乱，尚未全定，故至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春始命官校理也。王隐《晋书·束晳传》云：“汲郡初得此书，表藏秘府，诏荀勖、和峤以隶字写之。”可以证明之。三事不同时也。
二、出地
《晋书》卷三《武帝纪》：“咸宁五年（公元二七九年）十月……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藏于秘府。”荀勖《穆天子传序》云：“汲者，战国时魏地也。”
案：《史记》卷五《秦本纪》：“庄襄王三年（公元前二四八年），蒙骜攻魏高都、汲，拔之。”是汲属魏之证。《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汲故城在卫州所理汲县西南二十五里。”案晋之汲郡汲县，在今河南省汲县之西南。《清一统志》云：“冢在今汲县西二十里。”《水经》云：“清水又经过汲县北。”郦道元注云：“县故汲郡治，晋太康中立。城西北有石爽水，飞湍浚急，人亦谓之磻溪，言太公尝钓于此也。城东门北侧有太公庙，庙侧高林秀木，翘楚竞茂，相传云太公之故居也。晋太康中，范阳卢无忌为汲令，立碑于其上。”案《太公吕望碑》今尚存，末书太康十年（公元二八九年）三月丙申朔十九日甲申造，中有云“太公之裔孙范阳卢无忌自太子洗马来为汲令”，又云“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县之西偏，有盗发冢，而得竹策之书”，然则竹书出土在晋汲县西偏。《清一统志》所谓“冢在今汲县西二十里”，盖本于此碑而确定其里数耳。
三、盗姓
荀勖《穆天子传序》：“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晋书》卷三《武帝纪》：“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束晳传》同。何超《晋书音义》：“不，甫鸠反，姓也。”
案：不之为姓，盖系㔻之省文。《春秋》僖公十有一年《经》“晋杀其大夫㔻郑”，《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作“邳郑”。“邳”为后出之字，“㔻”为初文，省作“不”。盖“㔻”之省作“不”，犹“準”之省作“准”也。汲属于魏，本为晋地，则不氏为晋㔻氏之子孙，似非臆说也。
四、冢主
言汲冢为魏襄王墓者，《晋书》卷三《武帝纪》、卷十六《律历志》、荀勖《穆天子传序》、卫恒《四体书势》。言汲冢为魏安釐王墓者，王隐《晋书·束晳传》。言汲冢为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而不定厥辞者，唐修《晋书》卷五十一《束晳传》。
案：此诸说皆无确证。言汲冢为魏襄王冢者，盖因《纪年》终于魏之今王。荀勖《穆天子传序》云：“案所得《纪年》，盖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也（“令”当作“今”，说详下附考），于《世本》盖襄王也。案《史记·六国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二九八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二一三年）燔书之岁，八十五年，及至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初得此书，凡五百七十九年。”[3]寻《史记》之哀王，即《世本》之襄王，哀王二十三年而卒，故二十年时称为“今王”。然二十一年今王未卒，何能即以竹书从葬？故荀勖所记诸年，盖指《纪年》绝笔后之年，后人误以为竹书入冢之年，则不可通也。于是又有谓哀王之卒即在二十年，以回护其说者。《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索隐云：“汲冢《纪年》终于哀王二十年，昭王三年丧毕始称元年。”其意谓哀王二十年已卒，《史记》称哀王二十三年者，以其子昭王三年丧毕，始称元年。案战国之时，鲜有行三年之丧者，此其说既不足信；又逾年改元则有之，逾三年改元亦未之闻。且哀王既卒，何以称“今王”乎？是又不可通也。左暄《三余偶笔》云：“襄王葬时以此书附之冢中，未即加谥，故仍其文曰今王，其为襄王冢所得无疑。若以为安釐王冢，不应缺昭王并安釐王两代事不书。且襄王之薨至安釐王之葬，已五十余年，亦无不加谥之理。”案周制，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而葬，葬必称谥，如葬桓王是也。诸侯卒称爵称名，葬亦称谥，如隐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穆公是也。左氏泥于《纪年》为魏国史官所记，则何仅记至哀王二十年？岂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史官失职乎？又云若为安釐王冢，不应缺昭王、安釐王两代事不书，左氏误认《纪年》为魏国国史，从古至今，未闻以其国史殉葬者，且亦未闻殉葬之国史必记至其所葬之王末年者。不知《纪年》一书为编年之通史，非编年之国别史；为魏国私家所记，非为魏国史官所记（说详下《篇目考》）。自晋以来，都误认《纪年》为魏国国史，故诸家解释，牵强附会，多不可通。此说既明，则汲冢为魏襄王冢或安釐王冢，皆属臆测，非有他种书籍[4]或物品以为证据，则不可断定为何王之冢。盖《纪年》与《周书》、《国语》及《穆天子传》等，皆为普通史书传记，偶以殉葬，不可据此以断定何王之冢也。惟汲冢中既有玉律钟磬，[5]则为王者之冢自无疑义。而汲为魏地，《纪年》为魏国人所记，则谓为魏王冢，亦属合理。惟苟无其他实证，则谓为襄王冢或为安釐王冢，皆属武断，不足为训。盖所谓魏王冢者，自襄王、昭王、安釐王、景湣王皆可，惟不能出于襄王以前耳。
附 魏哀王魏令王考
《史记·魏世家》之“哀王”为“襄王”之误，今本《穆天子传》荀勖序之“令王”为“今王”之误。《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集解云：“太史公书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为五十二年。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改元后十七年卒，《太史公书》为误分惠成之世，以为二王之年数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无哀王。然则今王者，襄王也。”索隐云：“《系本》襄王生昭王，而无哀王。”据此则哀王实为襄王，形近而误。元吴师道校正鲍注《战国策》亦云：“愚按秦惠之十四年，亦改后元年，即惠王之比（案皆以称王而改元耳）。而‘襄’之为‘哀’，直以字近而讹耳。”清崔述《孟子事实录》，以为孟子见梁惠王在称王改元后十二年楚败魏襄陵之后，故惠王语孟子曰：“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6]西丧地于秦七百里；[7]南辱于楚：[8]寡人耻之。”若依《史记·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公元前三三六年）孟轲至梁，及襄王元年（公元前三三四年）王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追尊惠王为王，则孟子对惠王语何故曰“王何必曰利”，曰“王好战”乎？若襄王之年即惠成王改元后之年，则孟子见梁襄王即《魏世家》之哀王，孟子门人所记，不当误“哀”为“襄”。《世本》有襄王无哀王，则《史记》因字形相似，误“襄”为“哀”耳。案：吴、崔之说是也。
《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集解：“荀勖曰，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此盖出于荀勖《纪年序录》。《玉海》引《中兴书目》，《纪年》三卷，题荀氏《序录》可证。[9]盖《纪年》为和峤主编，故称和峤云云。勖为《纪年序录》既称“今王”，不应于《穆天子传序录》称“令王”。近人《穆天子传西征讲疏》：“高续古《史略》云：‘按襄王即惠成王子灵王也，《世本》以为襄王。又按《史记·六国年表》，自灵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书之岁，八十六年，至太康二年初得此书，凡五百七十九年。’高氏述此书，几于全引荀勖《序》，而两称灵王。灵王即‘令王’，令灵古字通。《广雅·释诂》云‘灵，善也’，即《尔雅·释诂》‘令，善也’，是其证。然则一作‘今王’，一作‘令王’，且有作‘灵王’者，是亦竹书之异同也。”案：此说非也。“令”为“今”字形近而误；“灵”又为“令”之同音义而改写耳，实亦误也。
右文缮写已，又思《周书》谥法“蚤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案《史记·魏世家》，哀王在位二十三年而卒，又系善终，不可谓短折，何以谥“哀”？其必为“襄”字之误无疑。
附 周赧王周隐王考
周赧王或称周隐王，赧王见于《太史公书》，隐王见于古本《纪年》。[10]赧与隐皆非谥也。《史记》卷四《周本纪》：“慎靓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王赧时东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五十九年（公元前二五六年），秦昭王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归其君于周。周君、王赧卒。”案：王赧与西周君皆卒，三十六邑已尽献于秦，周既亡，故王赧无谥。“王赧”云者，“王延”之同音假借字也。秦灭六国，《史记》皆书其君曰王某，如韩王安、魏王假、赵王迁、燕王喜、齐王建、楚王负刍。而周亡不书曰王延者，《周本纪》索隐云：“按《尚书中候》以‘赧’为‘然’。郑玄云‘然’读曰‘赧’。王邵按：古音人扇反，今音奴板反。”据此则古称赧王为“然王”。考“然”字“赧”字，与“延”音近相转，然则王赧即王延也。《史记》称“王赧卒”，不书“崩”，已降同诸侯，与《春秋》隐公三年《经》书“宋公和卒”同科。《史记》慎靓王尚书“崩”，而《春秋经》书天子崩，皆曰“天王崩”，不称名，诸侯则称名。王延卒书为王赧卒，以王延生时七国之人均以小国诸侯视之，故往往称其名为王延，或为延王。然周究为宗主之国，故以同音之字书之，聊为避讳。于是或书为“然”，或书为“赧”，或书为“隐”。[11]自晋以来，学者往往不明古音韵，昧于延、隐、然、赧四字音韵相通之理及当时称谓书法升降之故，辄望文生义。如晋皇甫谧云：“赧非谥，谥法无赧，正以微弱窃鈇逃债，赧然惭愧，故号曰赧。”[12]隋王邵云：“《尔雅》面惭曰赧。”[13]唐刘伯庄云：“赧是惭耻之甚，轻微危弱，寄住东西，足为惭赧，故号曰赧。”[14]又晋人如王隐等，见《纪年》有周隐王之称，以“隐”为赧王之谧，遂疑此等竹书必出于魏安釐王冢；因赧王之卒在五十九年，为魏安釐王之二十一年（公元前二五六年），安釐王三十四年卒，竹书发于安釐王冢，故称赧王之谥为“隐”。考晋人初得竹书，皆称出魏襄王冢，谓出于安釐王冢者，盖自王隐始也。此皆不明古音韵、古书法之例，辄妄相推测，纠纷错乱，古史为之蒙蔽，千百年来莫之能明。甚矣，治古史之难也！
五、葬物
《晋书》卷五十一《束晳传》云：“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晋书》卷十六《律历志·序》云：“武帝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汲郡盗发六国时魏襄王冢，亦得玉律。”又《审度篇》云：“荀勖部著作郎刘恭，依《周礼》制尺，所谓苦尺。依古尺更铸铜律吕以调声韵，以尺量古器，与本铭尺寸无差。又汲郡盗发六国魏襄王冢，得古周时玉律及钟磬，与新律声韵同。”[15]据此则汲冢所出古器，官得四种：曰玉律，曰钟，曰磬，曰铜剑。
《束晳传》又云：“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然则当时所出古器，除官得之乐器、铜剑外，必尚有礼器及日用之器孔多。然徒为盗所得，不能考见古代制作，如荀勖之考乐器，而竟化为乌有，惜哉！
六、书制
汲冢书简册制度，以荀勖《穆天子传序》言之稍详，其言曰：
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所得书皆竹简素丝编。以臣最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
案：战国之时，书以古文，著之竹简，故称为篇。至于汉代，书以今文，著之帛素，故称为卷。观《汉书·艺文志》，凡战国古文旧书皆称篇，及汉以今文写之，始称卷，如《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五十七篇者，古文竹简出于孔壁者也；四十六卷者，孔安国以今文读之，书于帛素，故称为卷。此其证也。汲冢之书，书以古文，著于竹简，除断简残编不能校理外，[16]其完整者究有若干篇，荀勖、束晳皆不明言，此其最疏略者。王隐《晋书·束晳传》仅云大凡七十五卷。《史记·周本纪》正义亦云按汲郡汲县发魏襄王冢，得古书册七十五卷。唐修《晋书·束晳传》昧于篇卷不同之制，妄改为七十五篇。不知七十五卷者，指晋时写以今隶，改为纸本而言，其汲冢古文竹简原书究有若干篇，仍不能知也。例如《周书》七十一篇，包括于杂书十九卷之中，荀勖《中经新簿汲冢周书》十卷，采于《隋书·经籍志》者，实已改为今隶纸本，而古文竹简，乃为七十一篇。其他各书，若皆以此例推之，则篇多卷少可知也。《隋书·经籍志》有《古文琐语》四卷，王隐《晋书·束晳传》称为十一卷，盖荀勖本合十一篇为四卷，束晳本仍依十一篇为十一卷，亦其一证。唐修《晋书》，篇卷淆乱，遂致《周书》七十一篇包括于杂书十九篇之中，而不知其谬，致使后人疑汲冢无《周书》。此皆不明简册制度之过也。
荀氏所谓竹简素丝编者，谓竹简以素丝编为册也。册之篆文为，象形。编竹简以为册，横线二道，即象丝编之形，册之两边以韦（皮也）包之。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盖谓所包之韦、所编之丝三绝也。汲冢书册两边有韦与否，荀氏未言。《齐书·王僧虔传》：“文惠太子镇雍州，有盗发楚王冢，获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有得十余简，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书《考工记》。”案：汲冢书以素丝编，楚冢书以青丝编。楚冢书广数分，汲冢书不言广而仅言长，是亦荀氏之疏漏也。荀氏所谓“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者，案《晋书》卷十六《律历志》：“武帝泰始九年（公元二七三年），中书监荀勖校太乐八音不知，始知后汉至魏，尺长于古四分有余。勖乃部著作郎刘恭，依《周礼》制尺，所谓古尺也。……勖铭其尺曰：‘晋泰始十年（公元二七四年），中书考古器揆校今尺长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铜望臬，四曰金错望臬，五曰铜斛，六曰古钱，七曰建武铜尺。姑洗微强，西京望臬微弱，其他品皆[17]与此尺同。’（《志》云此尺者，勖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铭八十二字。”此即勖所称“前考定古尺”也。古尺短于晋、齐之尺，齐代所出楚冢书亦为战国时物，以齐尺度之，长二尺，易为战国时尺，当亦长二尺四寸，汲冢书以古尺度之，长二尺四寸；而以晋尺度之，当亦长二尺。[18]故勖《穆天子传序》谓“谨以二尺黄纸写上”，二尺为晋尺，当古尺二尺四寸。盖当时黄纸写上者，仍仿竹简古式，其一简四十字者，盖分为两行书，每行二十字，则黄纸所写，亦每行二十字。若有折简夺文，则可依其尺寸而知其夺若干字，则写成今隶，亦空□若干字，此实谨严之至也。
荀氏所谓以墨书者，案王隐《晋书·束晳传》云“得竹书漆字科斗之文”，唐修《晋书·束晳传》亦云漆书。近人《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云：“盖古者墨书即漆书也，《仪礼·士昏礼》郑注‘墨车，漆车’可证。”案此说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