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和钟都是日常实用的东西，大约在清代乾隆年间，即已盛行。当时朱文治有《西洋表》诗(见《姚江诗录》卷三)：
古来测景立圭表，冬推黄道夏赤道。法参凤管工调阳，用异鸡人司唱卯。西洋雕琢近益精，古月团栾制何巧。浑天仪用具体微，勾股算神专语小。暗罗列宿撑腹肠，分擘覆宇凭指爪。一蚁空盘九曲珠，六鳌轻负三神岛。转轮秘钥失分毫，香篆莲壶各颠倒。乃知万穷引一针，不用满腔装七宝。缠腰客喜斗新奇，到眼时真称大好。偶悬纶阁促趋朝，携入词坛催脱稿。细字排成一览知，寸阴掷去重来少。百年消息得几何，滴沥声中逼人老。
朱文治是乾隆戊申(一七八八)举人，他诗中说是“斗新奇”，可见是一种时髦玩意儿。又当时净香居主人(杨米人)所撰《都门竹枝词》(《清代北京竹枝词》本)也说道：
三针洋表最时兴，手里牛皮臂上鹰。拉手呵腰齐道好，相逢“你老”是通称。
说明当时很多人带有怀表，而且是“三针”的。
至于挂钟，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二也载有：
左靠山仿效西洋人制法，前设栏盾，构深屋，望之如数什百千层，一旋一折，目炫足惧，惟闻钟声，令人依声而转。盖室之中设自鸣钟，屋一折则钟一鸣。……
这虽写的是扬州富商园亭，但可见自鸣钟这时已普遍得很。又如道光年间杨静亭《都门杂咏》(《清代北京竹枝词》本)市廛之《大栅栏》：
画楼林立望重重，金碧辉煌瑞气浓。
箫管歇余人静后，满街齐响自鸣钟。
道光时代虽然已经比较晚了，但“满街齐响自鸣钟”，则自鸣钟已经不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
钟和表既然如此成为生活上的必需品，在《红楼梦》中当然也必反映出来，我们试看贾府的一些。
在第六回上，首先写到荣国府凤姐房里的挂钟，刘姥姥初进大观园，到了凤姐房内，“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很似打罗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似的，却不住的乱晃。刘姥姥心中想着：‘这是什么东西?有煞用处呢?’正发呆时，陡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磐一般，倒吓得不住的展眼儿”。书中写得很传神，表现出当时一般农民还没有看到过钟，也反映了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生活距离是多么远。
第二处是写连凤姐的侍从也随身带着表，这在第十四回上，凤姐受命管理宁国府，一开始便来个下马威，她对执事人等训话说：“素日跟我的人，随身俱有钟表。”当然我们无法知道这些跟随凤姐的有多少人是随身带有钟表的，也不知道所带钟表是他们的主子凤姐给的还是他们自备的，但无论如何，可见这些随从已将随身所带的钟表作为工作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一个装饰品，也可见这时这东西已普遍到被役使人们的身上。
凤姐这段话里不单说到她的随从都随身带有钟表，并且她说到宁国府上房也挂有时辰钟：“横竖你们上房里也有时辰钟。”当然《红楼梦》没具体说明宁国府哪几处属于“上房”，但从凤姐话里总可以知道这“上房”是人们都可以经过而看到这时辰钟的地方，它不应该像凤姐的屋里是很少人得以进去的；也应该不仅仅是一处，因为偌大一个宁国府若只有一处上房供人们去你来我往地去看钟，那会是什么样子，由此可知宁国府绝不止一处上房，也不止一个时辰钟。
接着下面第十九回写到宝玉的表：“二人正说着，只见秋纹走进来，说：‘三更天了，该睡了。方才老太太打发嬷嬷来问，我答应睡了。’宝玉命取表来看时，果然针已指到子初二刻了。”这里写宝玉的表是怀表，并且表面是以子、丑、寅、卯十二时为度盘，像今天航海钟一样，以一昼夜为一转的。
宝玉这个表后来几度出现，第四十五回宝玉在一个晚上去探看黛玉，谈了一回，黛玉教他回去，明天再来：“宝玉听了，回手向怀内掏出一个核桃大的金表来，瞧了一瞧，那针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间。”
到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吃酒已是深夜，宝玉“要过表来瞧了一瞧，已是子初一刻十分了”。这是宝玉的表在《红楼梦》中第三度出现。
第八十九回又提到这表，宝玉“自己低头看了看表针，已指到酉初二刻了”。
这都是记载宝玉那只表，从四段记载，已知宝玉这只表是比较高贵的，是“核桃大的金表”，表盘不仅有时、有刻，并且有分，是一个精致的表。
宝玉除了自己有表之外，他的怡红院里也跟凤姐或者宁国府的上房一样，也有自鸣钟摆着，如第五十一回记宝玉三更睡梦醒后，和晴雯、麝月在一起，“只听到外间屋里槅上的自鸣钟‘当……当’的两声”。后来第五十二回又提到它：“宝玉见他着急，只得胡乱睡下，仍睡不着，一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说“‘当……当’的两声”自然是两点，“敲了四下”自然是四点，那么宝玉房中的自鸣钟可知是十二时为一转，昼夜各转一周，如现在普通钟式一样，而不是以子、丑、寅、卯为度盘的。
但第七十八回，宝玉向两个侍女打听晴雯临终情形，一个婢女说出她死的时刻：“我听了这话，竟不大信，及进来到屋里，留神看时辰表，果是未正二刻。”这里说“留神看时辰表”，而且是以子、丑、寅、卯计时，应该不是宝玉屋里那自鸣钟，但也不会是宝玉身上那个“核桃大的金表”，可能是另外一枚。
宝玉屋里除了槅上的挂钟之外，还有台钟。第八十九回“宝玉也不理会，自己坐着，无精打采，猛听架上钟响”，这显然是放在架上的一座台钟。
除了宝玉屋子里面有钟，怡红院的老婆子屋里也有钟。在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大家在吃酒，只听有人叫门，老婆子忙出去问时，原来是薛姨妈打发人来接黛玉的。众人因问：“几更了?”人回：“二更以后了，钟打过十一下了。”这些老婆子自然不会在宝玉屋里，如非他们屋里有钟，她们如何知道“打过十一下了”呢?可见怡红院里老婆子屋里比宁国府还高一筹。
凤姐屋里不单有钟，并且她还卖过一只钟。第七十二回上记凤姐说：“我是你们知道的：那一个金自鸣钟，卖了五百六十两银子，没有半个月，大事小事没十件，白填在里头。”这里不仅说贾府有多余的钟可卖，并且说明了当时一只金自鸣钟的价钱。凤姐卖了四五箱大铜锡家伙，才只得三百两银子，而这一只钟就卖了将近一倍的价，可见当时钟的价值是相当的高，绝不是一般人所可购置的。
但这并不是特别贵重的钟，一只最珍贵的钟曾到贾府来过而没有买下，那就是第九十二回冯紫英预备卖的一架。冯紫英说：“这四件东西，价儿也不贵，两万银他就卖，母珠一万，鲛绡帐五千，‘汉宫春晓’与自鸣钟五千。”如果以“汉宫春晓”与自鸣钟各一半计算的话，则自鸣钟为二千五百两银子，又高出凤姐所卖的许多了。
这钟贾府没有买下来，当然不在贾府钟表之列，但贾府到底有多少钟表，还是没法计数的，据第一百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所得的宁府“钟表十八件”，依这个数目，估计荣国府恐还不止此数。
当然，钟、表是西洋玩意儿，它流入中国，大约在明代时候。据明冯时可《蓬窗续录》载：
余至京，有外国道人利玛窦赠予倭扇四柄，合之不能一指，甚轻而有风，又坚致。道人……又有自鸣钟，仅如小香盒，精金为之，一日十二时，凡十二次鸣，亦异物也。
冯时可在利玛窦处看到他用的表，固然不能说明当时已经流行，但据明李绍文《云间杂识》卷二载：
西僧利玛窦作自鸣钟，以铜为之，一日十二时，凡十二次，鸣子时一声，丑时二声，至亥则其声十二。余在金陵王太稳处亲见。近上海人仿其式亦能为之。第彼国所制高广不过寸许，上海则大于斗矣。利师同事之人郭仰凤住上海，余亦曾谒之。
是不是真的由利玛窦在中国制造了自鸣钟?这是很难说的，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明代时候，上海已经能制造自鸣钟了(李绍文他不懂得钟与表之分)，既然能制造，自然必已流行。
到了清代，制造钟、表的已经多起来，据清俞樾《茶香室三钞》卷二十七：
国朝王澐《漫游纪略》云：“漳南孙细娘之自鸣钟，莆中姚朝士之测昝仪器，皆一时绝艺。”按国朝周亮工《闽小记》有龙溪孙儒理一寸许之自鸣钟，余已载之于《续钞》二十二，未知与孙细娘自鸣钟是一是二也。
贾府之钟、表当然不排除是进口货，但也很可能是上海或漳南制造的。但既然上海能制，漳南能制，那么当时中国恐怕不仅这两个地方制造罢?
《红楼梦》里的钟表和我们今天的钟表是一样的，如第五十一回：
只听外间房中十锦槅上的自鸣钟当当的两声，外间值宿的老嬷咳嗽了两声，因说道：“姑娘们睡罢。……”
又第五十二回：
宝玉见他着急，只得胡乱睡下。……一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
这是指的夜间的几点呢?在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的一段，它是这样写的：
刘姥姥只听咯当咯当的响声，……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坠着一个秤砣似的，却不住的乱晃。……陡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接着一连又是八九下。
这样的钟今天已经极不经见了，它的摆悬挂在外头，左右摆动着，也许在外国古装电影里偶尔出现一下。过去这种钟称为“梳摆时辰钟”，它不是十二点为一周，而是以十二时(子、丑……)为一周，在钟面上一昼夜才转一圈的。这里说它“‘当’的一声”，又说“接着一连又是八九下”，这报的是什么时间呢?原来这种钟报时打法是与今日一般钟的打法不一样，它的报时打法是这样：
刘姥姥早晨进城，到周瑞家的催她趁吃饭的空儿进府去看凤姐，这个时候应该午正时分(即上午十二点)，所以她听到的钟声打的是一下，接着未初，所以又听到“接着一连又是八九下”。第四十一回上“十锦槅上的自鸣钟当当的两声”应是亥正的钟声，而五十二回“自鸣钟已敲了四下”则是亥初的钟声。
当然，贾府里的钟也有以十二响报时的，如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那里的二更钟敲十一下，它正和今日普通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