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将无同
《世说新语·文学》篇云：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
阮宣子是阮脩，王夷甫是王衍。《晋书·阮瞻传》也记着这件事，说是阮瞻对王戎的话。到底是谁和谁说的且不去管他，只问这有名的三个字究作何解？
宋马永卿《懒真子》（丛书集成本卷5）里说：
仆尝与陈子直、查仲本论“将无同”。仲本曰：“此极易解，谓言至无处皆同也。”子直曰：“不然。晋人谓将为初，初无同处，言各异也。”仆曰：“请以唐时一事证之。霍王元轨与处士刘元平为布衣交。或问王所长于平。曰：‘王无所长’。问者不解。平曰：‘人有所短，则见所长。’盖阮瞻之意以谓有同则有异，今初无同，何况于异乎？此言为最妙，故当时谓之‘三语掾’。”二子首肯之。
这三位的解说，查说以“无”作“虚无”解，虽然别致，未免把原文弄成像超等电报；陈说最老实，“无同”就是“各异”；马说也承认“无同”就是“无同”，可是嘴里说的是“无同”，心里想的是“无异”，又未免把一位晋朝名士说得像现代某些外交家了。
叶梦得的《玉涧杂书》（涵芬楼本《说郛》卷8）里也有一说：
阮裕对王敦“将无同”三语，人多不晓。此直言无同耳。“将”乃晋人发语之辞，如陶渊明诗“将非趣龄具”，谢灵运云“将不畏影者未能忘怀”之类。盖谓同生于异，周、孔、老、庄，本自无异而不同。
这也是认“将无同”作“无同”讲的，但说是因为无异故无同，和马永卿的无同即无异说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应用正等于负、负等于正的逻辑的。（这位石林居士又说这句话是第三个姓阮的对第三个姓王的说的，也不知何所据。）
这几种说法的共同错误是把“无”字太看实了。“将无”是魏晋时人常用的一个熟语，如：
将无以德掩其言？（《世说新语》1.4）
如此，将无归？（又3.21）
安石将无伤？（又5.30）
将无从容切言之邪？（又4.13）
吾不以王法贷人。将无后悔邪？（《晋书》61《荀晞传》）
此君小异，将无是乎？（又98《孟嘉传》）
“将无”之外，又或作“将非”，如叶书引陶诗；或作“将不”，如叶书引谢灵运语（见《世说新语》1.33），又如：
卿向言将不大伤切直？（《宋书》71《王僧绰传》）
又或不用否定词，单用将字，如：
此器既盖之，且有掩覆，无缘有此。黄门将有恨于汝邪？（《吴志》3《孙亮传注引江表传》）
卿僻于朋党，将为一病。（《北齐书》47《宋游道传》）
乃至《千家诗》里第一首大程夫子的“将谓偷闲学少年”的“将”字也还是这个“将”字。
刘淇《助字辨略》释“将无”为“无乃”，其实更相近的该是“得无”，如上引《晋书·孟嘉传》语又见《世说新语》（3.27），即作“得无”（但注引嘉别传作“将无”）。“得无”和“将无”都是表示测度而意思偏于肯定的词语，但“将无”除用于事实的测度外又可用于委婉的提议，如上引第二第四两例，它的用途似乎又较“得无”为广，而于唐宋人的“莫”和“莫须”为近。用现代的词语相比，该是“恐怕”或“别是”加“吧”字。“将无同”无非就是“恐怕没有什么两样吧”。这么一句稀松平淡的话会大见赏识，是有点不可解，无怪后来的人要在这三个字上大事穿凿了。
二 莫须有
“莫须有”是常常被人误解的一句话。《宋史·岳飞传》云：
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这就是有名的“三字狱”。望文生训的人往往以为这句话等于说“不须有”，和“子虚”、“乌有”差不多，而且就照这个意思来应用，如4月24日（1944年）成都《新新新闻》云：“市面讹传二十元、五十元的关金券已开始流通了，其实仍然是莫须有的事情。”
但是这明明和《宋史》原文的语气不合，于是有别种解说。如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卷124考异即引《中兴纪事本末》作“必须有”，这是一说。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3“莫”字条又提出“莫”字断句说，略云：“其事体莫”为一句，“须有”为一句。盖桧骄蹇，反诘世忠，谓“其事体莫”，示若迟怀审度之，而复自决言“须有”。故世忠不服，横截其语，牵连为一句，言“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此记言之最工者也。并引《论语》“文莫，吾犹人也”，东坡与辨长老书“钟铭，子由莫，终当作，待更以书问之”，王巩《随手杂录》“既误莫，须放回”，范公偁《过庭录》“其人莫，未应至是否？”诸例为证。（以上皆依俞说断句）这又是一说。
俞理初解书，往往很精辟，能发前人所未发，惟独这个莫字断句说，和必须有说竟是半斤八两，同样的可笑，还要恭维韩世忠会做截搭题，真是冤哉枉也。推原其故，大概是把“莫”字当作和表语气停顿的“么”是一个字了。这实在是一种误会。“莫须”是宋人常语，如：
只朝廷推一宽大天地之量，许之自新，莫须相从？ （《河南程氏遗书》52）
问：五峰所谓“天理人欲，同行异情”，莫须这里要分别否？ （《朱子语类》117）
韩魏公有文字到朝廷，裕陵意稍疑。介甫在告，曾鲁公以魏公文字问执政诸公曰：“此事如何？”清献赵公曰：“莫须待介甫参告否？” （《曲洧旧闻》8.9）
不知如今本朝所须底事莫须应副得么？ （《绍兴甲寅通和录》，《三朝北盟会编》162.7）
“莫须”就是现在的“恐怕”或“别是”之意。
用“莫”字作测度疑问之词，从南北朝直到现代。最早只用一个“莫”字，如：
莫要太子生否？ （《稗海》本《搜神记》，中华书局印《搜神后记》76）
莫是在政别有异能？ （同上93）
此鸟莫是妖魅？ （同上108）
唐人仍以单用为常，如：
莫惊圣人否？莫损圣人否？ （《唐书》200《史思明传》）
有一“莫须”例：
上谓宰臣曰：“有谏官疏来年御含元殿事，如何？莫须罢否？” （《因话录》1.8）
但似应把“莫”和“须”分开来讲，尚未融为一体。宋人也还有单用“莫”字的：
后莫有难否？ （《景德传灯录》5.4）
某尚未行，监司莫可先归？ （丁传靖编《宋人轶事汇编》571引《随手杂录》）
莫定要剥了绿衫？ （《宋人轶事汇编》引《孙公谈圃》）
在“莫”后加否定词，似乎始于唐代，如：
公曰：“诸葛所止令兵士独种蔓菁者何？”绚曰：“莫不是取其才出田者生啖，一也；叶舒可煮食，二也……。” （《刘宾客嘉话录》8）
元、明以后就不单用“莫”，也不说“莫是”和“莫须”，只说“莫不是”和“莫非”，甚至“莫非是”了。
三 一不作，二不休
“一不作，二不休”是旧时常用的一句成语。小时候读旧小说，常常碰着它，总当它“不作不休”即“非作不可”讲，倒也似乎讲得过去，也没有追究为什么要安上个“一”和“二”。后来学着更细心一点读书，才悟出这“一”和“二”是“最好”和“其次”的意思。果然在最近得了一个印证：唐赵元一撰《奉天录》（指海本）卷4云：“朱泚臣张光晟临死言曰：‘传语后人：第一莫作，第二莫休。’”这句话在当时一定很有名，很快的传了出去。北宋的和尚已经拿它来当成语用，如《法演禅师语录》云“一不做，二不休，不风流处也风流” （《大正藏》47卷652页） 。
这句话里的“作”字原来也不作普通“作为”讲，乃是“作贼”的省说。“作贼”就是造反。朱泚是德宗朝的叛臣，后来兵败穷促，部下将领杀了他去投降，张光晟是其中的一人，而终不免于一死，所以有“第一莫作，第二莫休”之语。要是广义的“作为”，天下尽多可作应作之事，怎么能一概说“第一莫作”呢？用“作”一字作造反讲，南北朝已经通行，如《宋书》卷72《巴陵王休若传》云：“不解刘辅国何意不作？”《南齐书》卷26《王敬则传》，敬则谋反，问僚佐：“卿诸人欲令我作何计？”丁兴怀曰：“官只应作耳。”
同书卷四四《沈文季传》，唐寓之反，武帝闻之曰：“鼠辈但作，看萧公雷汝头。”《隋书》卷65《赵才传》，宇文化及反，才于宴次劝与化及同谋逆者一十八人杨士览等酒，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复余处更为。”都是这个意义。宋朝人也用“做”表示造反，如：“狄青，你这回做也。你只是董士廉碍得你，你今日杀了我，这回做也！” （《默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2） 直到南宋初，王俊出首岳飞，状中谓张宪曾对俊说：“我待做，你安排着。待我交你下手做时，你便听我言语。” （《挥麈录·余话》第八一节） 这个“做”字也还是“反”的意思。
四 结果
四十年前我写过一条札记讲“结果”，发表在桂林《国文杂志》第3卷第3期上。近来翻检抄存的摘记，有材料可供补充和订正。现在先把原文抄在下面。
小时候读《水浒传》，常常看见“手起刀落，结果了他的性命”，以为“结果”就是杀人的意思。要照字面讲，也未尝讲不通，“结果”就是“结局”，性命的结局岂不就是死？
可是有不能这样讲的例子，大率在并非手起刀落的场合。如120回本《水浒》第21回：
阎婆道：“……我女儿死在床上，怎地断送？”宋江道：“这个容易，我去陈三郎家买一具棺材与你。……我再取十两银子与你结果。”
又如《红楼梦》第107回贾母说：
我所剩的东西也有限，等我死了做结果我的使用。照这两条看来，“结果”该是“发送”的意思。
宋人所撰《丁晋公谈录》里有这么一条：
［窦］俨谓其弟参政偁曰：“俨兄弟五人皆不为相，兼总无寿。其间惟四哥稍得，然结裹得自家兄弟姊妹了亦住不得。”（按偁行四，俨行二，兄对弟也以“哥”相称，是当时习惯。）
这一条据《百川学海》本及钞本《说郛》卷98所录都作“结裹”，而《事实类苑》转录作“结果”。可见“结裹”原是宋人寻常言语，“裹”字又简写作“果”，到后来就把本字忘了。用“结裹”作发送讲，这是很好懂的；用朴刀来结裹，本有点开玩笑的意味，而又写作“果”，就不是一望而知的了。这个词居然到《红楼梦》时代还有守着宋初原义的用法，也可以算得长久了。
新找出来两条材料是：
乃事得那好阿娘，碎小尽到他结裹。（《敦煌掇琐》第23种。“裹”原作“ ”，但叶“个、大、火”，可断定是“裹”之误。又第一字“乃”疑为“万”之误。）
父母世间惊怪我，复畏寒冻来结裹，身着天衣谁知我。（《老子化胡经》，成都二仙庵翻印敦煌石室本。按：伦敦、巴黎两处所藏敦煌卷子都有《老子化胡经》，且都不止一卷，此不知何卷。）
这两处的“结裹”都不能作发送讲，前一处可以解释为料理，后一处只能解释为用衣服和被窝来裹扎。又《警世通言》第28卷：
今有一头亲事在此说起，望姐姐、姐夫与许宣主张，结果了一生终身也好。
这“结果”也只能作料理讲。这样看来，“结裹”一词的语义演变大概是这样：
《水浒传》21回的“结果”应是专指装殓而不是泛指发送。
五 主腰
一
《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卷9有曾瑞卿所作《哨遍》四套，第二套的题目，下一字为“腰”，上一字在《四部丛刊》的影印本里有点像“麈”字，而颇为模糊，《国学基本丛书》本据校点者的序是根据好几个元本、明本校定的，但上一字仍作方围示阙。依据曲文的内容来揣摩，这个字应是“麈”字，“麈腰”通常写作“主腰”，在元明的俗文学里并不太生疏，如《阳春白雪》前集卷三马致远《寿阳曲》云：
害时节有谁曾见来？瞒不过主腰胸带。
又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74回叙燕青在东岳和任教师相扑，形容那教师的打扮，有云：
串带儿拴十二个玉蝴蝶，牙子扣儿；主腰上排数对金鸳鸯，踅褶衬衣。
这和曾瑞卿的曲文“带儿 十二白蝶舞；牙子对一双碧翠飞”完全吻合。直到六七十年前写定的《三侠五义》（52回）里头还有“拄腰子”：
三公子将书信递与他，他仿佛奉圣旨一般，打开衫子，揣在贴身胸前拄腰子里。（他＝宁妈妈）
主腰不是普通的腰带，大致就是现在的褡包；有些地方（如四川）称之为裹肚，有些地方（如鄂东）称之为拄肚（又讹为猪肚），而我的故乡江苏丹阳则称之为抱肚子。“抱肚”这个名称很古，宋初汾阳无德禅师的《赞深沙神歌》 （《大正藏》47卷623页） 云：
璎珞骷髅颈下缠，猛虎毒蛇身上布。师子衫，象王袴，更绞毒龙为抱肚。
深沙神就是《西游记》里的沙僧的原型。
曾瑞卿的曲文描写主腰的形制，说：“特遣人劳心费力，选二色青红相配，拣四时锦绣希奇，”又说：“穿花 偏斜落，出水鸳鸯颠倒飞，浑绣得繁华异。”可见当时女子所用的是制作很精的。宁妈妈所系的自然不足以语此，深沙神腰间的更是吓人不拉的了。
二
上面是我在1943年写的一条札记，发表在《国文杂志》（桂林）3卷3期，现在来做些补充和订正。
《太平乐府》里笔画不清的那个字，可以肯定是“麈”字，隋树森校订的本子（中华书局，1958年）里正是这个字。当初大概是有音无字，“主”和“麈”都是借用。“麈”只见于《太平乐府》里曾瑞卿的曲子，“麈”与“主”同音，为什么不怕麻烦，放着五画的字不用而用一个十六画的字，不懂。
主要问题是“主腰”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札记里说它是抱肚即褡包，是不是肯定得太快？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中华书局，1964年）里说，主腰就是肚兜（普通话兜肚），引了两个例子，一个就是札记里引用的《三侠五义》52回，另一个是120回本《水浒》27回：
那妇人就走起身来迎接。下面系一条鲜红生绢裙，搽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腰，上面一色金钮。
《汇释》的作者忘了兜肚是不用纽扣的。当然，抱肚也是不用纽扣的。那么，主腰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容与堂刻本《水浒传》（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1975年）27回头里有两幅插图，里边的孙二娘都是敞开胸脯，露出主腰的。那东西看起来既不像兜肚，也不像抱肚，倒有点像奶罩流行以前的“小背心”，前面清清楚楚有一溜纽扣。第二幅插图里，除前面有一溜纽扣外，还在上沿画出有三指来宽的横幅绣花。
主腰的形制问题解决了，剩下的问题是主腰跟抱肚、裹肚、兜肚的关系——古今名称的关系，古今实物的关系。在前引《水浒传》27回那段文字之后，紧接着有一段骈文赞语（据容与堂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水浒全传》同。国学基本丛书本有这段赞语，但缺第四联）：
眉横杀气，眼露凶光。辘轴般蠢笨腰肢，棒槌似桑皮手脚。厚铺着一层腻粉，遮掩顽皮；浓搽就两晕胭脂，直侵乱发，红裙内斑斓裹肚，黄发边皎洁金钗。钏镯牢笼魔女臂，红衫照应夜叉精。
这可以证明主腰就是裹肚，形状与后世的兜肚不同。兜肚之制起于何时，有待考证。（兜肚为小背心所取代是几十年以内的事情。）
裹肚和抱肚，名称都很古。《老学庵笔记》卷2：
祖妣楚国郑夫人有先左丞遗衣一箧。袴有绣者，白地白绣，鹅黄地鹅黄绣。裹肚则紫地皂绣。
又卷七：
王荆公所赐玉带阔十四稻，号玉抱肚。
照这里的文字看，裹肚和抱肚不是一个东西，裹肚是穿在里边的，抱肚是系在外面的。裹肚很阔，不但可以从容与堂本《水浒》插图里看清，还有文字佐证，如《鸡肋编》（涵芬楼校刻宋人笔记）卷上72页：
人有相仇害者，于树干中去皮尺许，令周匝，谓之“系裹肚”。虽大木，亦枯死。
抱肚好像也比一般的腰带阔，宋神宗赏给王安石的腰带之所以称为玉抱肚，正是因为它“阔十四稻”（该有六七个厘米吧）。
从另外一些书证来看，裹肚也可以穿在外面。《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亚东图书馆《宋人话本八种》）：
适来郡王在轿里看见令爱身上系着一条绣裹肚。
元曲《潇湘雨》（世界书局排印本）第三折：
好着我急难移步，淋的来无是处。我吃饭时晒干了旧衣服，上路时又淋湿我这布裹肚。
那么，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阔狭不同了。是不是抱肚和兜肚都是后起的，都源出于裹肚即主腰呢？谨以求教于博雅君子。
1982年9月
【补记一】《人民文学》1982年11期有一篇小说《电话没有打通》（作者：佳峻），里边有一句：
葛振华又解开一层衣扣，露出里面穿的红腰子。
作者有附注：腰子：塞外农民穿的一种背心。“腰子”之名肯定是从“主腰”演变来的，但不知道是凡背心都称为腰子呢，还是只有某种背心称为腰子。
1983年1月
【补记二】上面这则札记在《语文研究》发表之后，收到大同师专马文忠同志来信，说明大同地区至今还有部分居民穿主腰。现在把这封信节录如下：
（上略）大同一带“主腰”的形状见另图（略）。它分夹的和棉的两种，穿在外衣里边，当地人的叫法：主腰，主腰子，夹主腰，棉主腰。面子的颜色有红色、蓝色、黑色等，男人也常穿红色的。纽扣多为用布条做的“绦疙瘩”（“绦”读阳平，音同“逃”），也有铜质球状的。纽扣一般是上中下三道。另有两根布带子钉在后面，从两肩搭过来，用纽襻系在最上面的那道扣子上。解放前它几乎是这里男女老少必穿之物，近一二十年背心日趋普及，市区人民穿主腰的越来越少，但在农村则主腰与背心仍可平分秋色。
大同一带另外还有一种“搂肚儿”［louduer］，一般是夹的，贴身穿，上面用绳子挂在脖子上，中间的两边有两根绳子在腰后相系。现在很少有人穿了。（湘按：这“搂肚儿”即“兜肚”。）
除马文忠同志外，我还收到河北、山西、东北几处读者来信，所说“主腰”的名称和形制与上述大同小异。
1983年10月
六 五指子
在2月12日的《北京晚报》上看到知原同志的文章，讲到古代手套的形制和名称，很有意思。因而想起好些时候以前在宋人楼钥的《攻媿集》里曾经见过“五指子”一词，指的就是五指分开的手套。且把这一段原文抄在下面：
十九日辛未，晴。三鼓，报送伴钟尚书世明等回，仲舅起相见。前处州汤路分逢时为钟引接，送狼皮帽、五指子各一副，拂手香四贴。（卷111《北行日录》上）
这里边的“仲舅”是汪大猷，是宋孝宗乾道五年冬南宋派遣到金国去的贺正使，楼钥是他的随员。五指子和狼皮帽是气候寒冷的北方服饰，钟世明等伴送金国使臣，刚从北方回来，这些东西用不着了，所以送给汪大猷等人。这“五指子”的名称很透着新鲜，不知道现在的方言里还有这么叫的没有？
我年轻的时候生活在南方，所见手套，有四指不分、五指都露半截在外的，也有五指分开、不露指头的，一般都是毛线编织的。用手操作，例如缝纫、择菜，乃至写字，都以露指的为便。1950年迁居北京之后，又看见骑自行车的戴大棉手套，四指不分，可是缝顶。不知道这种手套始于何时，除骑车外是否还用于别的场合，这就得请教久居北京的同志了。
七 恶发
唐宋间人称“怒”为“恶”，如《朝野佥载》（《太平广记》卷244引）记人性急，云：
又乘驴于街中，有骑马人靴鼻拨其膝，遂怒，大骂，将殴之，走马遂无所及。忍恶不得，遂嚼路旁棘子血流。
称发怒为恶发，如：
一为不得钱物，二为手下无人，所得恶发，掳你将来。（《庐山远公话》，《敦煌变文集》175）
鹩恶发，把腰即扭。（《燕子赋甲》，《敦煌掇琐》第3种）
入厨恶发，翻粥扑羹。（《 新妇》，同书第15种）
若也不见，牢度大神恶发，把尔脑一击粉碎。（《黄龙惠南禅师语录》，《大正藏》1993种，632页）
者瞎汉，向道不直半分钱，又恶发作什么？（《杨岐方会和尚语录》，《大正藏》1994种，642页）
《鸡肋编》卷中记绍兴四年修射殿，云：
其基即钱氏时握发殿，吴人语讹乃云恶发殿，谓钱王怒即升此殿也。
不特别解释“恶发”即“怒”，似南渡之际，这个词的意义一般人还了解。到了陆放翁时就不得不加以说明，《老学庵笔记》卷8记北方“白席”鄙俚可笑，云：
韩魏公自枢密归邺，赴一姻家礼席，偶取盘中一荔枝欲啖之，白席者遽唱曰：“资政吃荔枝，请众客同吃荔枝。”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之不复取。白席者又曰：“资政恶发也，请众客放下荔枝。”魏公为一笑。“恶发”犹云“怒”也。
八 外后日
《老学庵笔记》卷10云：
今人谓后三日为外后日，意其俗语耳。偶读《唐逸史·裴老传》，乃有此语。裴大历中人也，则此语亦久矣。
所云《裴老传》，今见《太平广记》卷42，注“出《逸史》”，按即《卢氏逸史》，其书今轶，但《宋史·艺文志》犹见著录，放翁殆犹及见之。传文曰：
裴老请去，王君恳邀从容，久方许诺。曰：“明日来，得否？”曰：“不得，外后日来。”
“外后”的说法，在宋代似乎还普通，如《法演禅师语录》 （《大正藏》1995种，659页） 云：
前年，去年也恁么，明年，后年，更后年，外后年也恁么。
依语意似为“后四”，与放翁“后三”之说微不合。放翁所云今人俗语，不知是当时通语抑一地方言。放翁的故乡绍兴现在也和国语一样，说“大后天”，“大后年”，惟吾乡丹阳还是说“外后朝”，“外后年”，意思是“后三”，与放翁之说相合。不知道还有别的方言这么说的没有？
【后记】这篇札记在《语文杂记》里印出之后，先后收到几位读者来信，他们都是北方人，但都有“外后日”的说法，并且有指后三日和后四日两种。记之如下：
山西大学乔全生信里说，在山西临汾地区，两种说法都有。
（A）临汾市、洪洞县一带：
今马个——明儿个——后儿个——一后儿个——外后儿个
（B）临汾地区西北山区汾西县：
今儿个——明儿个——后儿个——外后儿个
湖南师范大学郑学泉说，他的家乡澧县的说法是：
山西长治市王效中报告他家乡的说法更多古意：
这里边，“夜来”和“年时”见于唐宋文献，“早起”似乎很特别，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地方也这样说。“shì前日（年）”的shì不知道汉字是什么字。
1988年10月3日
九 “所由”本义
用“所由”称某些亲事官和各种吏役，唐宋时期极其常见，蒋礼鸿同志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举了很多例证（见30—33页）。最近读汤用彤先生《隋唐佛教史稿》，58页引《佛祖统纪》卷40：“玄宗开元二十九年，河南采访使齐澣言：至道可尊，当从宗仰；未免鞭挞，有辱形仪。其僧道有过者，望一准僧道格律处分，所由州县不得擅行决罪。奏可。”（《佛祖统纪》当有所本，待考。）从这个例子看，“所由”作名词修饰语用，是“所属、该管”的意思。新版《辞源》说“所由”是“所由官”之省，不太确切。但先有名词修饰语的用法，后有名词用法，大概可以肯定。蒋书所引最早的例子是《陈书·沈炯传》：“表求归养……诏答曰：‘当敕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无废也。’”这里的“所由”可以指朝廷官吏，但更可能是指地方官吏，即“所由州县”之省。
一〇 生前、身后
辛稼轩《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的后半首有两句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生前”和“身后”对举，由来已久。陆机的《周处碑》“徇高位于生前，思垂名于身后”，白居易的《劝酒》诗“身后堆金拄北斗，不如生前一樽酒”，都是如此。例外不多。
跟这个可以对比的是“前身”等于“前生”，例如，王维诗“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寒山诗“今日如许贫，总是前生作”。又，“后身”等于“后生”，例如《颜氏家训·归心》“人生在世，望于后身，似不相属，及其殁后，则与前身犹老少朝夕耳”；《法华经·药草喻品》“后生生善处”。
【后记】这一则札记发表之后，有好几位读者或来信或在刊物上指出也有“身前”的例子，只是为数不多。
1988年10月3日
【补记】陆机《豪士赋序》（《昭明文选》卷46）有云：“游子殉高位于生前，志士思垂名于身后。”这大概是最早的例子了。
1990.7.8补记
一一 花溅泪、鸟惊心
我在《中国文法要略》（1982年版95页）里用杜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做动词的致动用法的例子，就是说，溅的是诗人的泪，惊的是诗人的心。有的读者不同意，认为这里用的是修辞学上的拟人格，花溅的是它自己的泪，鸟惊的是它自己的心。这样一来，就得说感时的是花，恨别的是鸟，全与诗人无干，跟上下文如何连接呢？最近读《温公续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标点本），有一条谈到这两句诗：
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
可以证明不是我一个人对这两句诗有这样的理解。
一二 “很”和“狠”
《中学语文教学》编辑部转来何昭华同志的文章，反对我的“很”从“狠”来的说法。我想做一点简单的说明。昭华同志说：“‘很’‘狠’原非一字”，一点儿不错。“很”和“狠”古代不是一个字，现代也不是一个字。然而有一点不同：古代这两个字毫无关系，现代这两字却有些瓜葛。古代的“很”和“狠”，字形不同，字义不同，字音也不同。现代的“很”和“狠”却只是字形不同，字义有关联，字音更是完全相同。昭华同志引辞书材料未加分析，我现在把古代字书里边有关的材料用列表的形式抄在下面。
上面这个表以字形为纲，并且限于古代的材料。下面的图解以语词为纲，从古代联系到现代，也许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些。括号内为字形，‖表示词义废弃不用。
从以上不难看出：（1）“很 2 ”和“很 1 ”虽然字形和字音相同，却不是直接继承，因为词义联系不上。这是旧瓶装新酒的例子。从“凶狠”的意义派生“甚极”的意义，在很多语言里都有这样的例子，如英语的awfully，terribly，dreadfully。（2）“狠 2 ”和“狠 1 ”的字音和字义都不同，也没有历史继承关系，也是旧瓶装新酒。（3）“狠 3 ”跟“狠 1 ”、“狠 2 ”都没有关系，只是字形偶然相同。总之，由于语言的演变而引起的字音、字义、字形之间的分合、交叉、错综复杂的关系必须得到重视，简单地说“某字与某字相通”是不解决问题的。
（《中学语文教学》1986年4期）
【后记】江蓝生同志，给我提供了近代汉语里几个还把“很”写做“狠”的例子：
谁着你失误官身，相公恼的 狠 哩。（《元曲选·金线池》第四折［沽美酒］后宾白，世界书局本，263页）
这里来，这样热闹得 狠 。（《金瓶梅词话》53回）
这家子远得 狠 哩。（《西游记》22回）
不必看了，不必看了，我晓得这庙里娘娘的籤灵的 狠 呢！（《儿女英雄传》38回，光绪四年聚珍堂木活字本）
一三 读《三国志》
自
《三国志》里的“自”字的用法有超出一般文言用法之外的。首先是作领格代词用，例如：
［张］辽被甲持戟……大呼 自 名，冲垒入，至［孙］权麾下。（卷十七张辽传）
这在先秦是用“厥”或“其”，后世也有用“己”的，用“自”很少见。
更特别并且容易引起误解的是用在一般用“相”（或“见”）的地方，例如：
或疑［杨］洪知［张］裔 自 嫌，不愿裔处要职。（卷四十一杨洪传）
“自”字一般指直接在前的名词，这里应该指张裔，但根据前后文义，只能是指杨洪，即“知”的主语而不是“嫌”（＝怨恨）的主语。
同样的例子：
自［陈］祗之有宠，后主追怨［董］允日深，谓为 自 轻。（卷三十九陈祗传；“自”指后主）
［张］嶷之到定莋，定莋率豪狼岑……甚为蛮夷所信任，忿嶷 自 侵，不自来诣。（卷四十三张嶷传；“自”指狼岑）
［孙］权惧［诸葛］亮 自 疑，深自解说。（卷十四刘放传；“自”指孙权——光看这一句，似乎也可以指诸葛亮，但如连上文看，就只能指孙权）
然赞
作“赞成”讲。例如：
今但可然赞其伐蜀，而自说新据诸郡，未可兴动，吴必不敢越我而独取蜀。（卷32《蜀先主传》）
公亦宿虑明定，即相然赞，遂举事焉。（卷40《彭羕传》）
必不相然赞，成其凶谋。（卷16《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
迎
作“荐举、选用”讲。例如：
建兴二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宓迎为别驾。（卷38《秦宓传》）
洪迎门下书佐何祗有才策功干，举郡吏，数年为广汉太守。（卷41《杨洪传》；《资治通鉴》卷68引此，改“迎”为“举”）
建兴二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迎皆妙简旧德。（卷42《杜微传》）
部
作“分管”讲，多与“从事”（官名）连用。例如：
陈震字孝起，南阳人也。先主领荆州牧，辟为从事，部诸郡。（卷39《陈震传》）
杨洪字季休，犍为武阳人也。刘璋时历部诸郡。（卷41《杨洪传》）
由是忤指，左迁部永昌从事。（同卷《费诗传》）
年未三十，荆州牧刘表辟为部江夏从事。（卷61《潘濬传》）
【后记】《汉书·元后传》汉成帝对王章说：“且唯贤知贤，君试为朕求可以自辅者。”这个“自”字指成帝自己，不指王章，用例与上引《三国志》诸例同。（《资治通鉴》汉成帝阳朔元年引此，字句悉同。）
1983年6月
一四 读《北梦琐言》
一
以郡望代姓，用来指人，这个风气好像始于中唐而盛于晚唐，《北梦琐言》里照例是初见举姓名，以后就用郡望来替代。例如：
王 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绝当时……于时司空图侍郎方应进士举…… 瑯玡 知之，谓其专敬，愈重之。（第27则）
唐相国刘公瞻，其先人讳景，本连州人，少为汉南 郑 司徒掌笺劄。因题商山驿侧泉石， 荥阳 奇之，勉以进修。（第28则）
唐相国 韦 公宙，善治生……咸通初，除广州节度使。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贪泉之戒。 京兆 从容奏对曰：“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堆，固无所贪。”（第35则）
大中四年，进士 冯 涓登第……恩地即杜相审权也。杜有江西之拜，制书未行，先召 长乐 公密话。（第40则）
唐 杨 蔚使君典洋州，道者 陈 休复每到州，多止于紫极宫。 弘农 甚思一见，而 颍川 辄便他适。（第54则）
卢相光启……受知于租庸 张 濬。 清河 出征并、汾，卢每致书疏，凡一事别为一幅。（第58则）
近代吴融侍郎，乃 赵 崇大夫门生，即世日， 天水 叹曰：“本以毕、白待之，何乃乖于所望！”（第74则）
唐大中初，绵州魏城县人王助举进士，有奇文……于时 薛 逢牧绵州，见而赏之……助后以瞽废，无闻于世，赖 河东 公振发增价，而子孙荣之。（第77则）
刘 闢时为金吾仓曹参军，依栖 韦 公［皋］……洎 京兆 变故， 彭城 知留务，起雄据之意。（第96则）
这种称代法，宋以后的文字里很少看见了，代之而起的是貌同而实异的另一种称代法。宋朝的曾巩，人称曾南丰。南丰是地名，但不是郡望而是籍贯；以郡望代姓，可以用于所有姓这个姓的人（如上面所引例子里边，韦宙和韦皋都用“京兆”来代），用籍贯来代，在一定时间只用于一个人；用郡望代姓，不能连姓说，用籍贯指人，可以连姓说。这种称代法宋朝还不多见，明朝渐渐多起来，如称严嵩为分宜，称张居正为江陵。清末民初这个风气很盛，例如称李鸿章为合肥，称翁同龢为常熟，称袁世凯为项城，称黎元洪为黄陂，称段祺瑞为合肥。但称徐世昌为东海是用的郡望，徐是天津人；而孙中山则不是人以地名，而是地以人名，中山县原名香山县。
二
《北梦琐言》里的官名常常用别称，这也是晚唐五代的风气。例如：
唐相国李 太尉 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于时朝贵朋党， 掌武 破之，由是结怨。（第21则）
唐蔡京 尚书 为天德军使，衙前小将顾彦朗、彦晖知使宅市买。 八座 有知人之鉴……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爱……”（第57则）
唐刘 舍人 蜕，桐庐人。早以文学应进士举…… 紫微 历登华贯，出典商於……（第39则）
唐柳 大夫 玭……谪授泸州郡守，先诣东川庭参，具櫜鞬。元戎顾相彦朗坚却之。 亚台 曰：“朝廷本用见责，此乃军府旧仪。”顾公不得已而受之。（第49则）
路 侍中 岩在西蜀……使院小吏罗九皋巾裹步履，有似裴条郎中。 大貂 遥见，促召衫带，逼视方知其非。（第63则）
陇西李涪 常侍 ……光化中，与诸朝士避地梁川， 小貂 日游邻寺，以散郁陶。（第104则）
唐张祎侍郎，朝望甚高，有爱姬早逝，悼念不已……其犹子右 补阙 曙，才俊风流，因增大阮之悲，乃制《浣溪纱》……置于几上。大阮朝退，凭几无聊，忽睹此诗，不觉哀恸，乃曰：“必是阿灰所作。”阿灰，即 中谏 小字也。（第149则）
唐王祝 给事 ……尝典常州……急诏征回……行至甘棠，王珙帅于是邦……以 夕拜 将来必居廊庙，延奉勤至。（第169则）
伪王蜀叶逢，少明悟……后充湖南通判……梦见乘船赴任……觉后，话于广成先生杜光庭次，忽报敕下，授检校 水部员外郎 。广成曰：
“昨宵之梦，岂 小川 之谓乎？”（第333则）
这个风气一直延续到宋朝。例如：
宇文虚中以舍人为童贯参谋，卢沟之败，虚中走焉。及燕山奏功，归为翰林学士。宣和八年，复从贯行。金人犯顺，虚中奔还，道君以为 资政殿大学士 。虏逼都城，虚中走宿、亳间，虏和乃归。上以为枢密。故京城为之语曰：“一走而为内翰，再走而为 大资 ，三走而为枢密。”（《三朝北盟会编》）
朱行中自右史带 假龙 出典数郡。是时年尚少，风采才藻皆秀整。（《泊宅编》。按：直龙图阁谓之假龙，龙图阁待制谓之小龙，龙图阁直学士谓之大龙，龙图阁学士谓之老龙，见《泊宅编》。）
［王］继先幸于高宗。初秦桧权未张，颇赂上左右以固宠。继先实表里之，凭依城社者三十年。绍兴蜀人杜莘老为 南床 ，拟击之而未发。（《程史》。按：南床是侍御史的别称。）
洪公弼为宁海主簿，有荷花桃实竹枝连理之瑞，已而生适（kuò）。故适以 贰车 行县题诗云：“久已驰魂梦，今登三瑞堂……展骥惭充位，占熊忆问祥……”（《宋诗纪事》。按：贰车是通判的别称，洪适曾经做过台州通判，宁海县属台州，洪适以台州通判的身份去他的出生地宁海县视察，所以有“展骥”、“占熊”的话。）
但是宋朝人只用这些别称代替正式官名，不像唐、五代人的进一步用来指居此官的某人。同时，应用的范围也大大缩小了。洪迈在《容斋随笔》里有一则《官称别名》，说：“唐人好以它名标榜官称，今漫疏于此，以示子侄之未能尽知者。”可见很多别名已经不用，以致像洪迈家这种仕宦人家的子弟也不知道了。
三
《北梦琐言》里有几则谐音的例子：
光化中，朱朴自《毛诗》博士登庸，恃其口辩，可以立致太平……洎操大柄，无以施展……内宴日，俳优穆刀陵作念经行者，至御前曰：“若是朱相，即是非相。”（第108则。“朱”谐“诸”。）
唐李群玉校书，字文山，澧州人，有诗名，散逸不乐应举，亲友强之，一上而已……或曰，曾为荆之幕下，假书题谒澧吏艾使君。李谓艾侯曰：“小子困甚，幸使君痛救之。”以戏其姓之癖也。（第109则。“救”谐“灸”。）
唐曹相国确判计，亦有台辅之望。或梦剃度为僧，心甚恶之……无何，杜相出镇江西，而相国大拜也。（第138则。“剃度”谐“替杜”。）
一五 读《癸巳存稿》
这题目写全了应该是《读〈癸巳存稿〉卷三“精其神”条》。现在把这一条抄在下面：
京城人劝勉出力曰“精其神”。案道藏《心印经》云：“上药三品：神与气、精。人各有精，精合其神，神合其气，气合体真。”《太平经》云：“人之生也，天付以神，地付以精，中付以气。”《辨正论·气为道本篇》云：“古来名儒，及河上公说老子：‘夷者，精也；希者，神也；微者，气也。’”初疑“精其神”是“精气神”，既悟其非也。明杨士聪《玉堂荟记》“崇祯丙子讲筵”一条：“内珰言：‘只是赐宴，即与经了筵一样。’”又尝见二兵争斗，缘相谑以“阵了亡再说”。又见市人通文，言：“深究利害，使人毛骨悚出然。”此是一种文理，不当非笑之。精其神，经了筵，阵了亡，悚出然，即《诗经》、《楚辞》句里“兮”字。
这“精qi神”的qi（轻声）究竟是“气”还是“其”？俞理初先引三种书面材料，里边都是“精”和“神”和“气”并举，读者以为他将要让“气”字得分了，不想他“初疑……既悟……”一转，把分数判给了“其”字，很有点出人意外。他接着用三个口语（出自非读书人之口）里的拆词格的例子来做他判案的根据。他把平民口语看得比什么经什么论更有分量，跟他维护妇女权利、反对封建道德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气”和“其”的是非，我们不准备表态，可是不妨指出，“其”和“了”不是同类，要比较可以跟“荒乎其唐”等等比较。（还可以附注：老舍先生的作品里都写作“精气神”。）
我们的兴趣倒是在于“经了筵”和“阵了亡”。这种把非动宾结构当作动宾结构处理，例如“考完试”、“登了记”等等，在现代是已经经常听到，并且书面上也不少见了。可没有想到动宾结构的这种类化作用至少已经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俞正燮生于乾隆四十年即1775年，死于道光二十年即1840年。）如果从《玉堂荟记》算起，那就已经有三百多年了。
一六 酒泉子的句法和韵式
我在《语文常谈》中举词韵复杂之例，引温庭筠的《酒泉子》：
花映柳条，闲向绿萍池上。凭阑干，窥细浪，雨萧萧。近来音信两疏索，洞房空寂寞。掩银屏，垂翠箔，度春宵。
全首十句，除第三句和第八句不用韵外，其余八句花搭着押了三个韵：
杨联陞先生从美国来信说：“我以前没注意这个情况。试验《花间集》，有温庭筠《酒泉子》四首。除第一首如上，第二首韵：窗、 、双；碧、隔；阁、薄、落。第三首韵：归、稀、飞；水、起；髻、风、梦。第四首韵：香、肠、狂；豆、旧；梁、节、歇。其中髻字、梁字似与起句为韵。但大体言之，吕先生之说不误。”联陞先生接下去引《花间集》里韦庄、牛峤、张泌、毛文锡，牛希济、顾夐、孙光宪、毛熙震、李珣等人的《酒泉子》共22首，连温庭筠的共26首，加以分析，指明句法和韵脚都颇有出入，并引万树《词律》，《酒泉子》共有二十体，云云。
我把这26首词，按押韵的情况试为分类，大体如下（上一行是各句的字数，下一行是韵脚，括弧内是举例）：
（A）押三个韵的，共18首。
此式共有11首，其中一首后段第二句六字，一首同句七字，两首前后段第二句皆七字。
此式与上式不同处是后段首句押a韵。共有2首，其中一首前后段第二句皆七字。
此式起句不押韵，余与A1相同。共有3首。
此式与以上三式不同处有二：一，无3×3句法；二，前后段末句不同韵。共有2首。
（B）押两个韵的，共5首。
此式句法与A类前三式相同，但在A类押c韵处改押b韵。共2首，其中一首第二句七字。
此式共3首，共同之处是：一，只用两个韵；二，头两句无一句押韵。此外，在句法上和韵脚的排列上都不一致。
（C）一韵到底的，共3首。
此式特点，除一韵到底外，头两句也不押韵，并且无3×3句法。共3首，其中一首前后段第二句皆六字，一首后段第二句五字。
总的看起来，五代时候的《酒泉子》以A为主要格式（26首中18首），其中尤其以A1为多（18首中11首）。但流传到宋代的却是一韵到底的C式，万树在毛文锡《绿树春深》词后注云：“此则前后整齐，宋之同叔、稼轩皆用此体矣。”
联陞先生文中还提到戴密微与饶宗颐合著的《敦煌曲》中的《酒泉子》四首。我这里没有这本书，只有任二北的《敦煌曲校录》，有《酒泉子》三首。它们的句法是：47｜75‖77｜75（有一首后段首句八字），用韵则三首三个样儿，一首三个韵，一首两个韵，一首一韵到底。
一七 典故的形成
《人民文学》1984年第6期有李国文的一篇小说《危楼记事》，第47页上有这么一句：
［双方］互相“文攻”几个回合以后，就一拨楼内一拨楼外“武卫”起来。
同上1985年第1期有王蒙的一篇小说《高原的风》，第27页上有这么一句：
小时候他冻得尿过裤。触及灵魂的时候他冻得把唯一供给他热能的高粱米饭吐了一地。
这“文攻”、“武卫”、“触及灵魂”，没有经历过所谓“文化大革命”的人是不懂得什么意义的。“文攻”和“武卫”也许还可以蒙个八九不离十，“触及灵魂的时候”就很容易误会成比“小时候”大点儿的时候。这就需要注释，这就成了典故。
又如《现代作家》1984年第1期有金河的一篇《打鱼的和钓鱼的》，其中有一句有：
啊，当年的“九爷”，覃技术员，今天当了县长了！
这个“九爷”是“臭老九”的美称，而“臭老九”又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恶谥。
又如《小说选刊》1985年第9期有一篇小说《山风》（作者肖亦农、张少敏），第37页上有这么两句：
大概是张山摊出“工人阶级”的硬招牌，才把王淑娴说服了，她也就不再推辞了。接受工人阶级的馈赠，够光彩的，仔细品一品，颇有些芒果味呢！
这“芒果味”就更需要注释了，因为张山送的是“几张十元票子”，钞票怎么会有芒果味呢？这也只有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比较注意小道新闻的人才知道这儿的芒果是怎么回事。也可以参考李准的小说《芒果》。
同一期又有一篇小说《话说老温其人》（作者蒋子丹），第143页上有一句：
老温心里什么滋味儿，小侯、大张可不管那些，一切还在“按既定方针办”。
这“按既定方针办”，照字面的意义，倒是没什么难懂，难懂在于那一对引号。“按既定方针办”紧接上文，就是在做饭做菜上捣乱，可是干吗要安上一对引号呢？这就非得熟悉1976年9月间的时事不可了。
很多所谓典故就是这样形成的，只是时代较早，不像这几个例子近在眼前就是了。
一八 背景知识
一
现在的年头儿，看小说也得有点儿背景知识。最近看了一篇《约会》（作者刘剑，载《小说选刊》1985年10期），有几处，如果没有有关的背景知识就看不懂。小说是用第一人称讲一个矿工的恋爱故事。有一处，他说：“即便是这辈子摘不了光棍帽儿，下辈子再做个王老五，我们也宁可不屈不挠。”——这就得知道从前有一个嘲笑光棍汉的民谣：“王老五，王老五，行年二十五，衣破无人补。”
接下去说到矿山的医务室来了个姓姚的年轻女医生，因为她，两个矿工的关系恶化了，常常闹摩擦，小说的主人公（他是作业班长）劝也没用，只好一声长叹：“好一个姚岚！好一个百慕大三角！”——这百慕大三角是什么呀？它是北大西洋百慕大群岛附近的一片水域，常常有船只经过那里会无缘无故沉没，连飞机也会失踪。
后来听说这年轻的医生已经有了对象，于是矿工们和解了，“我们的部落又悄悄恢复了生气……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才是地道的货真价实的快乐的单身汉！”——这倒没有什么难懂，然而作者在这儿可是有意用到了一部早两年上演过的电影的名字：《快乐的单身汉》，不过那部电影里的单身汉不是矿工而是造船工人。
小说的末了一段是：“我暗中背过手，使劲儿掐了掐自己的屁股蛋子，火辣辣的发痛。可我还是挺纳闷儿。”——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原来是主人公的恋爱出乎意料地获得成功，疑心自己在做梦。这要是不知道民间流传的，是做梦不是做梦可以用掐在身上痛不痛来判断，那就无法理解了。
所有这些，都可以叫做“新的典故”吧。新的典故比老的典故更难对付，因为没有工具书可查，《辞源》、《辞海》不收，辞书出版社出了那么多词典，也解决不了这方面的问题。
二
“算了，趁早别去找那个麻烦。要么等脱了军装再讲，要么穿上了皮鞋再考虑。”（徐怀中《西线轶事》）
“脱了军装”好懂，意思是复员。“穿上了皮鞋”呢？那是指提干（把战士提上去当干部），因为战士一般只穿胶鞋或布鞋，干部才穿皮鞋。这就叫背景知识。很多话没有背景知识是不好懂的。需要非常专门的背景知识才能懂的话，就叫做“行话”。
三
外国文学的读者多了起来以后，有些外国名著里边的词语也会出现在中国作品中间，成为“洋典故”。下面是一个例子：
有时候我觉得，女人的名字并不是脆弱而是目光短浅。（李晓《关于行规的闲话》，《小说选刊》1988年4期）
这得读过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才知道，在这个剧本里，当哈姆莱特知道他母后与他叔父私通之后，他说：“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第一幕第二场，朱生豪译文）
一九 绿帽子的来源和产地
曾经读过一篇名为《漆彩》的小说，里边有一段对“绿帽子”的解说：
绿头？是指戴绿帽子的头吧？在欧洲，戴绿帽子的人是指妻子和别人睡觉，而他本人还蒙在鼓里的冤大头丈夫。
查清赵翼《陔余丛考》卷38“绿头巾”条：“明制，乐人例用碧绿巾裹头，故吴人以妻之有淫行者，谓其夫为绿头巾，事见《七修类稿》。又《知新录》云：明制，伶人服绿色衣……然则伶人不惟裹绿巾，兼着绿衣。”前人考证如此，其实是靠不住的，因为伶人和纵妇卖淫者毕竟不能画等号，而且伶人不仅帽子是绿的，连袍子也是绿的。
《陔余丛考》同卷又引宋庄绰《鸡肋编》“浙人以鸭为讳”。《鸡肋编》原文如下：“浙人以鸭儿为大讳。北人但知鸭羹虽甚热亦无气，后至南方，乃知鸭若只一雄，则虽合而无卵，须二三始有子。其以为讳者，盖为是耳，不在于无气也。”按公鸭的头上的毛是绿的，“绿帽子”的来源可能在此而不在彼。但原文“鸭儿”二字可以有两解，或指父鸭，或指子鸭，都说得通。
《水浒传》第25回，郓哥道：“我前日要籴些麦稃，一地里没籴处，人都道你屋里有。”武大道：“我屋里又不养鹅鸭，哪里有这麦稃？”郓哥道：“你说没麦稃，怎地栈得肥 地，便颠倒提起来也不妨，煮你在锅里也没气？”武大道：“含鸟猢狲，倒骂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我如何是鸭？”郓哥道：“你老婆不偷汉子，只偷子汉。”这一段书证明：一，《鸡肋编》的“鸭儿”指的是父鸭；二，讳鸭之俗到明朝还存在；三，煮而无气与多雄共子并不矛盾，都是鸭犯忌的理由。
不管绿帽子的来源究竟如何，其为中国土产大概是没有疑问的，“在欧洲”云云不免中冠西戴，乃是一种误传。相当于中国早先的鸭或后来的乌龟的字眼，在英语里叫做cuckold，即cuckoo（斑鸠）。为什么跟斑鸠发生瓜葛，其说不一。约翰逊博士在他的词典里说是起源于好心而又好事的朋友看见“第三者”走来的时候，就发出“咕咕！咕咕！”之声，本意是给丈夫以警告，说是“鸠”要来占你“鹊”的巢了。后来却弄颠倒了，称不幸的丈夫为“鸠”，并且可以用做动词，就是让某人当王八的意思。至于不幸的丈夫头上的标记，那就不是绿帽子而是犄角（horns），当然，跟绿帽子并不真的戴在头上一样，犄角也是看不见的。它的来源据说是出于一种古老的风俗，在阉割小公鸡的时候，同时把它的鸡距割下来嫁接在冠子上，后来长成两只小犄角，借以辨认阉鸡，而阉鸡常被认为是有妇不贞者的象征。
cuckold和horn现代英语里是难得遇见了，但在莎士比亚时代乃至18世纪的喜剧里并不罕见。例如莎士比亚《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第三幕末了，福斯塔夫说：“再见，白罗克大爷，您一定可以得到她；白罗克大爷，您一定可以叫福德做一个大王八。”这里的原文就是“……you shall cuckold Ford”。接下去是福德发觉此事，发狠要把奸夫捉住，“王八虽然已经做定了，可是我不能就此甘心呀；我要叫他们看看，王八也不是好欺负的。”原文是“……if I have horns to make me mad……I'II be horn-mad．”（译文见朱生豪译本，“王八”原作“忘八”，“欺负”原作“欺侮”。）
【后记】孟心史先生在《跋〈聊斋志异·颠道人〉》里对绿头巾有考证，可参看。见《心史丛刊（外一种）》，岳麓书社，1986年。
二〇 文学和语言的关系
我在一本书里头，偶然看见这么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法国的画家，叫德卡，是一个印象派画家。这位画家，除画画之外，还喜欢做两首诗，对于做诗也很热心。有一天，他做诗，那个诗老是做不出来，他去找他的朋友，一个诗人，叫马拉梅，他是一个有名的诗人。德卡跟他说：“我呀，一肚子的诗，写不出来，是个什么问题？我有很多诗的思想，不能把它写出来。”马拉梅就对他说：“老兄呀，诗这个东西，是拿语言把它写出来的，用文字把它写出来的，不是用思想写出来的，思想没法子写，要写就得用语言。”
就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引起我一些感想。文学作品是用语言作媒介，用语言把它写出来的。这个道理，中国古代的诗人懂，散文作家也懂，现代的诗人和作家，有的懂，有的就不太懂。现在的文艺评论都是强调生活，说一个作家要有生活，没有生活写不出东西，这话很对。但是光有生活够不够呢？你把生活经验转化成为文学作品，你要通过一种媒介，就等于我们吃东西进去，要有一种酶帮助消化。把生活转变成作品要通过语言，这个道理，我们的作家，至少是大部分作家，是懂的，因为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你光一肚子生活，没法子把它变成作品，这就跟德卡问马拉梅问题一样。怎么办？马拉梅说你得用语言把它写出来。这个道理就跟一个画家画油画一样，你首先得调色，这个颜色，这个色彩，你得会调，然后才能画。你不借助于颜色，没法子画出画来。我们作家，大部分都懂这个道理，因为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
非常遗憾，我们的好些文艺评论家，像是不懂这个道理。他开口生活，闭口意识形态，却不讲语言。这种文艺批评是片面的。我们的文艺批评家这样讲了，我们学校的老师也就跟着这样讲，也是在那儿讲生活，讲意识形态，很少讲语言。那样讲文学，我认为是片面的，讲不好的。
因为有这个感想，我就去查查书。我查了两本文学史，一本是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一本是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中国文学史》。我看这两本书讲杜甫是怎么讲的，当然都讲到杜甫的思想等等，这是两本书共同的。我就看这两本里头讲杜甫运用语言是怎样讲的。刘大杰的书上讲的不多，讲的是杜甫入蜀以后，他的作品就有一种“逍遥恬静的风格”，就那么很笼统的几句，好像杜甫运用语言的能事就那么一点，没多少可以说的。文学研究所讲杜甫，有专门一节讲“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这里头讲的就比较多。说他是“精工锤炼，卓然成章”。又说“他的风格主要表现为：‘深沉凝重’，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沉郁’”，“或雄浑、或悲壮、或奔放、或瑰丽、或质朴、或古简、或轻灵，无不达于胜境”，就是说他各种风格都有。还有一个地方说：“杜甫的诗歌在语言艺术上的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点出他用字，举了几个例子：“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一个“垂”字，一个“涌”字，都用得好，“群山万壑赴荆门”，“赴”字用得好。另外一个地方说他“还善于运用民间口头语言和方言俚谚”，另外一个地方，说“他卓越地掌握了中国语言的声韵”，“他的诗不仅具有形象的美，而且具有音乐的美”，如《石壕吏》这一首诗，内容有转变的地方，诗的韵脚也换了，换韵是配合它的内容的。总的说来，文学研究所讲杜甫的语言运用比较多一点。
我又查查从前人的诗话。这种书我手头不多，就有一部《苕溪渔隐丛话》。这部书分前集、后集，杜甫在前集有九卷，后集有四卷，共十三卷。我就拿他跟别的作家比较，韩愈是三卷加一卷，共四卷；欧阳修两卷加一卷，三卷；王安石四卷加半卷，四卷半；苏轼九卷加五卷，十四卷；黄山谷三卷加两卷，五卷。杜甫跟苏轼两位，讲的特别多，引的材料特别多，讲他们的这首诗、那首诗，讲他们的作品比较详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古人讲文艺作品，很重视作家怎么运用语言，有些什么特色，举了很多例子。而我们现在讲文艺，对这方面非常忽略，光讲内容，不谈语言的运用，片面性很明显。我希望这个讲习班上讲文学的同志——当然有分工，有的题目就是说明讲思想的，那当然讲思想了，是不是也有的可以多讲一点作家怎么运用语言的。就是讲思想，他的思想也不能赤裸裸地往作品里头搁呀，他还得给它穿上衣服呀，那就是语言了，他得用语言把思想表达出来，总之还是离不开语言的。我今天就这么个意思：咱们的题目是讲语言的，固然是要讲语言；题目是讲文学的，也讲讲文学作品是怎么运用语言来表达内容。我就提供这么一个建议。
（《中学语文教学》1986年1期）
二一 文学作品体裁
汉语文学作品的各种体裁可以用一个简明的表格来表示。
当然，这个表里边的正负号都是只代表主要情况，往往有些例外，如古体诗一般或五言或七言，但也有五言、七言相间乃至杂以五七言以外的诗句的；一般不用对偶，但也间或有对偶句。又如近体诗首联与末联多不用对偶（因而绝句可能通篇无对句）。一个表格是很难包括所有情况的。
二二 散文用韵
《人民文学》1981年2月号《赶场即事》里边有一段是押韵的：
哪一颗星没有 光 ，哪一朵花没有 香 ，哪一个庄稼人的心里又不怀着屈辱和期 望 ？在过往的日子留下的这片废墟 上 ，哪一个庄稼人又不在为明亮的日子而奔 忙 ？这虽然像梦又实在不是 梦 ！日头才刚刚西斜，阳光是无边无际，乡场上密得不透 风 ，好比一朵正当节令的金秋芙 蓉 。
散文中掺杂韵语，从修辞的角度看，是得还是失，恐怕评论家的意见是不会一致的。不过这种做法倒是古已有之。先秦两汉的例子早已受到音韵学家的注意，下面引一个宋朝的例子：
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 舍 。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 下 。变化倏忽，动心骇 目 ，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 足 。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 伏 ，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洲之滨，故城之墟，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周瑜陆逊之所驰骛，其风流遗迹亦足以称快世 俗 。（苏辙《快哉亭记》）
上面用记号标出来的三组字，要按照当时的韵书的要求，只有“舍、下”一组通得过，其余的两组都有出韵之嫌。但是整个看来不像是完全出于偶然，那也是可以肯定的。
二三 儿化
儿化是北方话里很值得深入研究的一种现象，但是光依据书面材料是不能探明真相的，因为即使是最爱照口语直写的作家，也不肯把每一个“儿”都写出来。下面是很难得遇见的一个尽量写出来的例子：
我早发现你们俩有意思儿，用文明话说，就是有感情儿，只不过没人搭个桥儿。昨儿晚上，我找到香莲，背着人儿，我拐弯抹角地套她话儿。……后来我说到你的难处，又说到这会儿姑娘们找对象，一个个“鸽子眼，向上翻”，评价儿，论分儿，寻的是新房儿、彩礼儿，不管人品怎么样……（韩映山《塘水清清》，《人民文学》1980年10期）
这里边的“儿”很多不是加在一个词后头而是加在一个短语后头的。
二四 博喻
1982年10月号的《北京文学》有张一弓的一篇小说《考验》，里边有这么一句：
因为她同时也感到一个“共产党阿囡”的真实的存在，如同战士找到了哨位，钥匙找到了锁孔，琴找到了弦，弓找到了箭，丽达有了手枪，保尔骑上了战马。
一连用了六个比喻。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苏轼诗选的引言里提到这种“博喻”法，用《百步洪》里写水波冲泻的一段做例子：
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
还提到《诗经》和韩愈诗里边的例子，说是都不如苏轼这四句之中连用七个比喻这样生动。
《金刚经》里的有名的四句偈：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
也是连用六个比喻，只是每个比喻只用一个字，不能唤起生动的形象罢了。这六个比喻后来就成为佛教徒中流行的术语，叫做“六如”。
二五 说“达”
近来翻阅苏东坡的文集，看到他在给别人的信里谈到写文章，一再引用《论语》里的一句话：“辞达而已矣。”他说：“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答王庠书》）。什么叫做“达”，他对此有解释，他说：“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辞者，达是而已矣”（《答俞括书》）。他又说：“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是物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与谢民师书》）。你看他，把一个“达”字说得那么难！
按苏东坡的意思，“达”有两个方面：一是“所达”，就是他所说的事物固有之“理”；一是“能达”，就是“辞”，也可以说是这里有两个问题：要能对所要表达的事物有深入的认识，还要能够用恰当的言语把这个认识表达出来。苏东坡所说的“固有之理”或“物之妙”，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事物的本相，事物的真实性。文艺理论里的“写真实”含有不回避真实的意思，涉及文艺创作的方向问题，如果撇开这一层意思，那么，写真实是适用于一切文章的写作的。
是认识事物的真实难呢？还是把这个认识说清楚、写清楚难？照苏东坡的说法，“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是物了然于口与手者乎？”似乎表达比认识更难。其实不然。“了然于心”是“了然于口与手”的前提，认识不深入，不真切，怎么能表达得好呢？即使你有本领把你的认识不折不扣地说出来或写出来，仍然免不了是粗糙的，肤浅的。写文章的人都有一个经验：写着写着写不下去了，追根究底还是由于没有想清楚，也就是对事物的真情实况没有认识清楚。比如两个形容词决定不了用哪一个，并不是这两个词本身有什么难于取舍，而是决断不下哪一个词更符合事物的真实。这是最简单的例子，比这复杂得多的问题有的是。相反的情形有没有呢？当然也有，要不怎么会有“非言可喻”，“可以意会，难以言传”，甚至“言语道断”这类话呢？然而这毕竟是少数情况，多数情况是说不清楚由于认识不清楚。总而言之，认识事物的真实的确是谈何容易。
说到“真实”，我不避拆字的嫌疑，还想把这两个字分开来讲。“真”是真情，是本质，“实”是实况，是外貌；实是真的基础，真是实的提高。真比实更重要，可是离开实也很难得到真。画像有貌似与神似之分，貌似是实，神似是真。顾恺之给人画像，最后在脸颊上给人添上三根寒毛，这个人立刻就活起来。然而要是他没有先把脸形画得差不多，光有那三根寒毛也是活不起来的。超现实主义者要在实外求真，多数人接受不了。
把这个道理应用到写文章上来，写一个人不仅是要写他的音容笑貌，写他如何工作，如何娱乐，更要紧的是要写出他的内心世界。倒不一定要通过大段的“意识流”的分折，却往往在一两句话、一两件小事情上流露出来，抓住这个，一个人就写活了。古人之中，司马迁最擅长这一手，后世的史传文章连篇累牍，很少能比得上《史记》里的二三千字甚至几百个字。我们记住一些有名的小说中的人物，也无一不是首先想到他的某一两件事或某一两句话。同样，写一件事情，光写出前前后后的若干情节是不够的，要能把这些情节的内在联系交代清楚。写风景，也不能光写山是如何的青，水是如何的绿，要能写出它所以能叫人流连忘返的奥妙。因而写人就需要直接间接地跟他交朋友；写事就要周咨博访，去伪存真；写景最好是住在那里一段时间，经历些个风晨雨夕，寒往暑来。一句话，得在认识上下一番功夫。光靠字斟句酌是不解决问题的。
议论文字是不是也适用这个道理呢？是不是只要持有正确的论点，或者叫做站对了正确的立场，文章的好坏全凭一支笔呢？恐怕也不能这样说。因为首先要知道这个论点是否正确，这是要自己去辨别的，不是可以请别人，不论是古人或今人，代作主张的。议论文字比别种文字更难写，不但是要对所议论的事物有足够的认识，还要对与此有关的事物有足够的认识，弄清楚这些事物相互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且作出价值判断，才能决定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到了最后阶段，把自己得到这样一种认识的一切依据条分缕析地说给别人，使他不得不信服，这也比写别种文字更难。但是关键仍然在于取得对事物的真实即真理的认识。否则纵使你有如簧之舌，生花之笔，也只能蛊惑于一时，不能欺人于长久。不信，请看罗思鼎与梁效。
所以，写文章不仅仅是一个写的问题，这里边还有一个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问题。凡是认识不清，或者不肯、不敢认识清楚，或者不肯、不敢照所认识的去写，都是不会写出好文章来的。
（《语文战线》1980年8期）
二六 说应用文
什么是应用文？文艺作品以外的文字都是应用文。应用文跟文艺文有三点不一样。
首先，文艺文可写可不写。你想写而又有可写，那就写吧。你不想写，或者没什么可写。你就不写，没有谁逼着你非写不可（当然，这是说，你不是名作家）。应用文可不同，让你写就得写。比如说，开会让你做记录，你能不记吗？你参加了一个调查组，让你写调查报告，你能不写吗？这是第一点不同。
其次是读者。文艺作品写出来了，谁看，不知道。也许除某一刊物的编辑之外没第二个人看过。也许印在刊物上，有很多读者，可是你也不知道是谁、谁、谁，当然也就不知道是不是合乎他们的要求。应用文就不同了，读者是谁，一清二楚。会议记录是给参加会议的人以及跟会议内容有关的人看的。调查报告首先是给领导看的，也可能扩大到一定范围，但仍然是可以预见的。这是第二点不同。
又其次是内容和形式。文艺作品的内容可以由作者决定，他爱写什么写什么（当然要考虑社会效果），形式也可以由作者选择，他喜欢写小说就写小说，喜欢写诗就写诗。应用文跟这不一样。要你起草一个计划，你不能把它写成个总结。要你拟一个公函，你不能把它写成一封私信。内容也是规定了的，你不能写得不全，更不能把规定以外的东西写进去。
这样看来，写文艺文有很大的自由，写应用文受种种限制。可也正是由于这种差别，写文艺文似易而实难，写应用文似难而实易。指导写小说、写新诗的书似乎不多见，有也不见得有用。
二七 我对于“修辞”的看法
《修辞常识》稿已读讫。有些小问题已经随手批注。另外，有两个问题，原稿没有谈到，似可考虑加进去。一个是“陈词滥调”问题，这是目前文风中一个重要问题。一个是“方言”问题，如何掌握分寸，不在不必要的场合用方言词语。这可以加在1.2节。
整个说来，这部稿子还是比较简要，稍事修订就可以用。不过我想借此机会，略微谈谈我对于“修辞”的看法。这是由“前言”里的一句话引起的，这句话是“对语言进行修饰和加工”。这句话很容易引起一种错误的认识。好像说话写文章都可以先有一个朴素的“坯子”，然后对它进行修饰。这样做不会有好效果，反而会产生种种流弊。修辞学，照我的看法，应该是“在各种可供选择的语言手段之间——各个（多少是同义的）词语之间，各种句式之间，各种篇章结构之间，各种风格（或叫做‘文体’、‘语体’）之间——进行选择，选择那最适合需要的，用以达到当前的特定的目的”。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三个因素：一、题材，二、对象，三、表达方式。题材：说一件事情的经过，解释一种自然现象，说明一种机器，介绍一个工厂，论证一种道理，发起一种运动，等等。对象，即读者或听众：什么文化水平，内行还是外行（对这一题材说），学生（要求系统些）还是实际工作者（要求结合他的工作），忙人还是闲人，等等；还有一种“混合对象”，各色人等都有在内，如广播听众。表达方式：首先，是书面还是口头，颇有分别。书面，是单篇文章还是一本书里的一章一节，是公开发表的还是供少数人参考的，等等。口头，是公开讲演还是小型座谈，还是三五人研究一个问题，是汇报还是传达，等等。这些因素决定当前的目的和需要，文章或讲话的长短深浅，庄重或者轻松，平铺直叙或者波澜起伏。一切词语、句式、修辞手法的选择都要符合这个需要。因此就不能说哪些词语、哪些句法、哪些修辞手法是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甚至有时不得不用“陈词滥调”，有时不得不用“生造词语”），就看用在这里合适不合适。如果把“修辞”只看成是“修饰和加工”，就很容易引导到“刻意求工”的路上去，于是“涂脂抹粉”、“虚张声势”等等流弊都出来了。
如果《修辞常识》的作者同意这样的看法，由这种看法出发，把这部稿子重新写过，我想这会对读者更为有益。
这也会影响到篇幅的分配。现在这部稿子，除去“前言”两页不算，词语和句式合占36％，修辞手法占64％。即使没有前言里的那句话，读者也会认为修辞的能事就是用“比喻”、“夸张”、“对偶”等等手法来“进行修饰和加工”。当然，不仅仅是一个分配篇幅的问题，但也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问题。
由一句话引起这样一些想法，恐怕也不全对头，请编辑部和作者共同研究吧。
（《中学语文教学》1984年8期）
二八 学文杂感
写和改
好文章是改出来的。古今中外有名作家修改文稿的故事很多，我不想重复引述。我的看法是：下笔成文者有之，改而改坏者也有之，但都是少数。多数情形，甚至可以说是大多数情形，是改好了的。
不要写好就改。放它十天半个月，让它冷却，再拿起来修改。当时修改，除改正脱误外不容易有重要的修改，因为思路未变。也不要隔得太久，一年半载，因为到那时，原来的想法已经忘了，会另有想法，写成另外的样子，跟原作是两回事了。
晚改不如早改
写好之后，反复修改，反复查对资料，非常必要。付印之后可以在校样上改，但是受版面限制，不能称心地改。到了发表之后发现错误或措辞不妥，当然还可以“勘误”，可那就麻烦了，有的编者非常不愿意登勘误（家丑不可外扬？）。即使可以勘误，也不能在文句上作较大的修改。
谁流汗
作者不流汗就要读者流汗。作者只一人，读者千千万。为多数人的方便牺牲一个人的方便是应该的。这也是一种民主。
自学与从师
自学与从师其实是一回事，五十步与百步。不善学者，有人举一而自己不反三，等于没有老师。善学者没有人举一自己也能反三，自己是老师。看别人的文章就能悟出作文之道。如何开头，如何结尾，前后照应，口气软硬，何处要整齐，何处要变化，全都可以从别人的文章里学来。
有人要拜名师，名师是吕洞宾，他的手一指，你的文章就好了。没有这样的事。他只能指出一条路，路还是要你自己走。指路牌有的是，新华书店里的作文指导书还少吗？你怀疑这些书是否有用？我说：都有用，也都没有用。看你会不会用。主要是看好文章。不要囫囵吞枣，要细细咀嚼，自然会嚼出道理来。
（《中学语文教学》1983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