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平话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是与唐传奇双峰并峙的。它继承了唐代讲唱文学的韵散合糅的形式和传奇小说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并在一定程度上受了六朝志怪的影响；而“而取材多在近时”，①着重反映当代的现实。它的这些内容和形式的特色，显示着小说体裁演进的痕迹。
“说话”本来并不始于宋代，唐朝市民文艺中已有由艺人说故事的“市人小说”；清末敦煌千佛洞出现的《唐太宗入冥记》、《孝子董永传》、《秋胡小说》等五代人抄录的俗文故事，已带有很浓厚的白话成分。但是真正“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②的短篇白话小说，还是到宋代才产生。“平话”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替说话人记录或编写的说话底本，所以也叫做“话本”。
宋代的“说话”是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所造成的商业与都市的繁荣而成长的。当时由于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文艺特别是“说话”就盛极一时。不仅说书的艺人很多，家数和门类也分得很细。宋人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提到“说话”共有四家，其中“小说”一家又分三类。一类是“银字儿”，包括讲爱情故事的“烟粉”，讲神仙鬼怪故事的“灵怪”和讲逸事奇闻的“传奇”。③“说话”人所说人物、故事和所表现的思想意识大多属于市民阶层，因此，反对封建制度、封建思想，要求个性解放、人身和婚姻自由，就成为“平话”的主要内容。从《碾玉观音》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二）
《碾玉观音》为南宋时的作品。它是《京本通俗小说》的第十卷，明晁瑮的《宝文堂书目》写作《玉观音》；冯梦龙编的《警世通言》第八卷《崔待诏生死冤家》也就是这个故事。它写的是爱情而有鬼魂出现，按前面的分类说，应该属于“小说”中的“烟粉”而兼“灵怪”。
《碾玉观音》写秀秀和崔宁的爱情悲剧，反映当时的市民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暴露统治阶级凶残丑恶的面目，表现了市民阶层女子的追求婚姻自由的坚强意志和斗争精神。
南宋统治阶级在江南偏安一隅，不思抵御外侮，收复失地，却一方面厚颜无耻地向金人纳贡称臣，苟延残喘；一方面加紧剥削和奴役劳动人民，营造宫室，蓄养百工，聚敛珍宝，过着穷奢极欲，荒淫放荡的生活。当时劳动人民特别是一般处于奴婢地位的妇女不仅没有人身自由，生命也毫无保障。象这篇平话中所写的咸安郡王，就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家里养着崔宁这样的碾玉待诏，为他制造精巧玩物；看见秀秀这样年轻美貌的女子，立刻要她“入府中来”，而璩公就不得不赶紧“写一纸献状”，把亲生女儿送到王府。崔宁有碾玉的本领，他琢出的玉观音能使“龙颜大喜”；秀秀擅刺绣的技巧，她绣出的花朵“引教蝶乱蜂狂”。这两个人不仅都善于工艺，而且年貌相当，所以别人全说他俩是“好对夫妻”。咸安郡王虽曾对崔宁说过，将来要把秀秀嫁给他，但只是偶然高兴的空话。当秀秀和崔宁逃走后，郡王“出赏钱寻了数日”，一知道秀秀的踪迹，立刻派人捉来，拿刀要杀，“咬得牙齿剥剥地响”。他认为秀秀是他的奴才和玩物，私自逃走是对他的“尊严”的蔑视，所以这样暴怒。后来虽然听了夫人的话，把雇佣的崔宁送往临安府“断治”，用“身价”买来的秀秀却被拉入后花园活活打死了。他对秀秀可以凭一时的喜怒来驱使或杀害，这就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与统治阶级的罪恶；而璩公说的“老拙家寒，那讨钱来嫁人？将来也只是献与官员府第”，更可表明在南宋“繁华”的大都市里，靠手艺为生的市民生活是怎样的贫苦。
秀秀是裱画匠的女儿，她聪明、能干、热情、大胆，渴望自由，富有反抗精神。她的性格鲜明地标志着新兴市民阶层进步的思想意识。她见过崔宁，又听到郡王许嫁的话，本来“指望”着这事。可是她知道郡王不可靠，所以遇到机会就“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贵”走出府来。她早已决定去找崔宁，由府堂里出来时，还“自言自语”地盘算，因此撞看崔宁，立即要求带她“去躲避则个”。接着，她见崔宁既肯让她到住处“歇脚”，又肯为她买酒压惊，知道崔宁对她也是有情，就乘着薄醉责问崔宁怎么忘了郡王许嫁的话和别人的“好对夫妻”的“喝采”。她不容崔宁躲闪，紧跟着就提出“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这是何等热情、大胆、蔑视礼教！她了解崔宁虽也爱她，但性格懦弱，胆小怕事，就胁迫崔宁：“你如道不敢，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这是多么机智、爽快、口角犀利！当崔宁同意做夫妻，建议马上逃走时，她毫不犹豫地说：“我既和你做夫妻，凭你行。”这又是何等的坚决！
郭排军尾随崔宁到家，秀秀曾“安排酒请他”，嘱咐他“千万莫说与郡王知道”。秀秀不顾生命危险，和崔宁逃跑，是为了追求自由幸福，这时她希望郭排军不来破坏他们的好事，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被捉之后，崔宁把责任都推到秀秀身上。作者并没有写秀秀在这生死关头表现怎样，但从她以前的言行和被打死的结果来看，她一定是大无畏地承担了一切，不曾求饶。甚至可能斥骂过郡王，至于惨死之后，魂灵仍然追随崔宁到建康，还关心父母，派人接来同住，正说明她是怎样地热爱生活，笃于伉俪，而且孝敬双亲。
二次见到郭排军，她尖锐地斥责他“坏了我两个的好事”，并且告诉他“今日遭际御前，却不怕你去说！”这时她已深知这种狗奴才的卑鄙无耻，没有人性，一定还会去向郡王献媚告密，所以不再向他求情乞怜，也毫不惊慌失措，而是坚定地展开斗争。当郭排军又来捉她时，她非常镇静地答话，梳洗，换衣服，上轿，还“分付了丈夫”。这和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所写刘兰芝在被休弃，离开焦家时，还加意地“严妆”，并且彬彬有礼地向焦母辞行时的心情一样，对郡王和郭排军表现了性格的坚强和极端的蔑视。轿子到了王府，打开轿帘，不见人影，使得“郡王焦躁，把郭立打了五十背花棒”。这不仅是对郭排军报了仇，也是对郡王的嘲讽，让他尊严扫地，无所用其淫威。
秀秀和崔宁本来是“好对夫妻”，却活活被郡王拆散，崔宁发遣建康，秀秀惨遭打死，璩公璩婆也因此跳河身亡，可见郡王是怎样的残酷。而秀秀的鬼魂去和崔宁团聚时，依然不免于受迫害，以致“容身不得”，这就更加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滔天罪恶。但究竟还有个“地下”存在，所以秀秀就扯着崔宁“和父母四个一块儿做鬼去了”。这样，郡王也就无可如何。秀秀鬼魂的出现和故事的这样结束，强烈地表现了人民的愤慨。这是对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的有力抨击，也是含着血泪的极沉痛的控诉。
我们可以说秀秀的反抗精神和坚贞爱情是统一的：她有追求自由幸福的决心，所以勇敢地冲破网罗而逃走；后来爱情生活受到破坏，就坚决地起来反抗、斗争，由人而鬼，始终不懈。她和《搜神记》中的吴王小女紫玉，《醒世恒言》中的周胜仙都是我国古小说中可贵的妇女形象。紫玉、周胜仙都执著地爱一个人，因为父亲阻碍他们结合，悲愁而死，鬼魂却和情人成为夫妇，还显灵替丈夫解脱罪名，她们对爱情的生死不渝与秀秀是一致的。④从这几个故事里可以看出我国人民在不同时代内一直进行着反封建、追求婚姻自由的斗争。而秀秀因为破坏了封建秩序，被统治者打死，正是这种事件在那个社会中发展的必然结果，充分显出了这篇平话的现实主义精神。
（三）
这篇平话的情节、结构很能引人入胜。全篇以郭排军和玉观音这一人一物作为故事发展的线索。郡王为了答谢官家的战袍之赐，让崔宁碾了玉观音，引出他和秀秀的遇合。由于郭排军送钱到潭州碰见崔宁，造成秀秀的死亡。皇帝到偏殿赏玩宝物，弄掉玉观音上的铃儿，从建康找崔宁来修理，崔宁和秀秀又搬回“行在”居住，这就使郭排军看到秀秀的鬼魂有了可能，展开了后面的情节。这种在现实基础上的“巧合”，丰富了作品的故事性。至于秀秀和璩公璩婆的死亡，都不在前面交代，最后才分两回点明三个人都是鬼，这不仅使读者感到惊奇而去回味前面的疑窦，也特别让人觉得他们变成鬼的可哀，增强了悲剧的效果。
在形式方面，《碾玉观音》也具备一般平话的特点。全篇分作上下两回。由郡王游春发现秀秀，到郭排军去潭州遇见崔宁，是上一回。这里以十一首咏春的诗词开头，导入郡王游春的情节，由抒情转为叙事。那些诗词是用文字贯串，一首一首地引出来。如说这首词不如另外一首好，苏东坡、秦少游说如何，附带着交代了作者。这一部分叫做“入话”，是起着吸引听众注意，增加兴趣的作用的。有的平话在诗词后面还附着一个小故事，与正文内容或正或反的配合映衬，这篇却是以诗词作“入话”接上正文，没再另加故事。由刘两府咏怀词引出郭排军送钱到故事完结是下一回。这里按下前面的话头，又从刘两府词说起，不仅可以看出故事是分作两回说，也见出说话人在情节紧张时故作顿挫的惯技。最后四句韵语是结尾，归纳一下全篇的故事，提出了说话人和一般市民对书中四个人物的看法，而后两句“璩秀娘舍不得生眷属，崔待诏撇不脱死冤家”也表现了秀秀和崔宁对爱情的主动被动的不同态度。
除去开头结尾之外，全篇中间还穿插了一些诗词、对句或骈文，这又各有不同的作用。如上一回写郡王看见秀秀，叫虞候去找时，那里有个对句是“尘随车马何年尽？情系人心早晚休”。它暗示的郡王见色起意的心理和他后来杀秀秀的原因，也是故事的一个小停顿。下面又用三个对句形容秀秀的美丽，一首《眼儿媚》词来夸张她刺绣的本领。王府失火时，以骈文来描绘情景；秀秀到崔宁家里后，用“三杯竹叶穿心过，两朵桃花上脸来”的对句，来写她的神态，等于预告读者她将趁着酒意向崔宁提出结为夫妇的话。“谁家稚子鸣榔板，惊起鸳鸯两处飞”是上回书的收场语，用象征的诗句点出崔宁夫妇将要遭遇的悲惨结局。还有开头的“说话的因甚说这春归词？”明是说书的口吻，自问自答，引出下文。后面的“饥餐渴饮，夜住晓行”以及“时光似箭，日月如梭”等等，也是说书常用的套语，后世的旧小说里一直沿用。
《碾玉观音》的人物描写有两点值得一谈：第一点是能够把故事情节的演进和人物性格的发展密切地结合。如秀秀的性格就是在不同的环境和与其他人物的不同矛盾中表现出来的。这就使得形象容易突出，远胜静止的描写。第二点是着重通过动作和对话来刻画人物。如写秀秀的鬼魂坐轿赶到北关门喊崔宁时，崔宁明明听出是秀秀的声音，却“不敢揽事，且低着头只顾走”，连夫妻情分都不顾，可见他的怯懦、自私。秀秀向他要主意，问“我却如何？”他不敢回答而反问了一句“却是怎地好？”秀秀说明已经被处分过了，要同他到建康去，他才松了一口气说：“恁地却好。”这里深刻地显示出他的心理状态，表现了由他的手工业者的卑微社会地位与和豪门贵族的依存关系所造成的性格。
这篇平话的内容也存在着一些重大的缺陷。我们由故事的描述中可以明白地看出秀秀、崔宁惨死的结局和璩公璩婆自杀的悲剧，都是暴虐、凶恶的咸安郡王所造成。这个统治阶级的代表者，把秀秀、崔宁这类奴婢和“小民”的性命视同土芥，随意杀害、处置。由于秀秀的行动破坏了封建秩序，影响了统治者的尊严，所以郡王一再地要下毒手，非把她置之死地不可。这正反映出封建制度的残酷和统治者对人民迫害的严重，平话虽然也曾提到郡王“性如烈火，惹着他不是轻放手的”，说明他是个怎样的人；并在捉回秀秀时，写出他拿起杀番人的刀，“睁起杀番人的眼儿”要杀害秀秀的狠象；但对他却有着尊敬和原谅的意思。如说郡王“是个刚直的人”，认为他的发遣崔宁还很宽大；就说明了这一点。作者在最后还把郡王的杀害秀秀说成是“捺不住烈火性”，因为性情暴躁而产生的偶然过失，轻轻地开脱了郡王的罪恶。这就更掩盖了事物的本质。尽管我们可以解释说，作者生活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恐怕触怒统治者，不敢把郡王作为攻击的主要对象，所以没有痛加鞭挞；但作者认识的模糊，似乎还是主要的原因。
作品情节的安排还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觉：秀秀逃走，郡王并没有着急搜寻，如果不是郭排军多嘴，秀秀可能不被杀害；上层统治者还比较厚道，反倒是他们的手下的走狗特别可恶；因而把愤怒都集中在郭排军身上。这也是作者处理题材主次不明的结果。大约这位作者的认识正和一般封建社会中的作者的憎恨贪官污吏，却希望皇帝来革新政治，肃清贪污的看法一样，是把本末倒置，而不知追究根源的。作为统治者代表的郡王的势力，既然笼罩着整个封建社会；那么，即使秀秀不被郭排军发现，也会让其他官吏发现，终归逃不出统治者的魔掌；因而杀害秀秀的凶手还是郡王，而不是郭排军。作者不能认清这一点，所以没有明显地表现故事中的主要矛盾。
平话对于郭排军的罪恶，仅仅说成是“禁不住闲磕牙”，也显示了作者认识的局限性。郭排军冷酷、卑鄙、没有一点人性，是一个封建统治者的忠实奴才的典型。他和秀秀、崔宁虽然素无仇怨，而为了讨好主人，就不管别人的死活，去向郡王揭发秀秀和崔宁结合的事。尽管秀秀曾经安排酒食款待他，请他代守秘密，他也满口应承；但见了郡王，依旧和盘托出，以致要了秀秀的性命。后来发现秀秀鬼魂和崔宁同居，又去告知郡王，甚至为了要证明秀秀的存在，居然敢勒下军令状。作者在这里写道：“郭立是关西人，朴直，却不知军令状如何胡乱勒得！”实际上他是充分了解勒军令状的严重性的。由于要对郡王表示他的“忠诚”，所以甘心用头颅作赌注。这只是更露出了他的丑恶的奴才性，并不是说明他的什么朴直、无知。作者这样描写，显然也是一种歪曲。
因为作者没有把郡王作为攻击的主要对象，所以写秀秀的斗争性也就受了很大的限制。秀秀所痛恨的只是郭排军，而不是郡王，结果也不过是使郭排军抬走一顶空轿，挨了郡王五十背花棒，就认为是“已报了冤仇”。这不免显得没有力量，降低了秀秀这个人物的形象的光辉。
另外，平话对主要人物（象秀秀和崔宁）缺乏必要的心理描写，没很好地在读者面前展开他们的内心活动，使人物性格的发展缺乏鲜明的线索，这也是由创作方法上所产生的缺点。
最后我想简单地谈一下“鬼”的问题。除去志怪小说中作怪害人的鬼而外，在古小说和戏剧里出现的鬼，基本上是人们幻想“复活”的人，象本篇的秀秀和他父母的鬼，都充满人情味。而这种鬼的形象，一般说来是有两种意义的：一是作为幸福的化身，摆脱束缚，实现理想，如前面提到的紫玉和周胜仙；一是作为复仇的力量，伸张正义，大快人心，如唐传奇中惩罚李益的霍小玉，元杂剧里活捉王魁的桂英。⑤这两种形象全具有斗争精神，寄托着人民的思想情感：希望自己敬爱的人精神不死，志愿得偿。秀秀鬼魂的象征意义，也是这样。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学作品的鬼虽是幻想的产物，却有现实的基础。
注释：
①② 鲁迅的话，见《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篇。
③ 《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见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东京梦华录（外四种）》，95页。
④ 吴王小女紫玉的故事见晋干宝《搜神记》卷十六，周胜仙的故事见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十四《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⑤ 霍小玉事见蒋防《霍小玉传》。鲁迅《唐宋传奇集》及汪国垣校录的《唐人小说》都收有此篇。元尚仲贤的《海神庙王魁负桂英》杂剧，佚名的《王魁负桂英》戏文，都写桂英活捉王魁的故事。可参看谭正璧《话本与古剧》中的《醉翁谈录所录宋人话本名目考》和《宋元戏文辑佚》中的《王魁负桂英》。后二书皆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