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翻开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形形色色的人物，好像走马灯似的，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作者以敏锐的感觉，洞察世态；以细腻的笔触，概括现实；机锋所及，不仅文苑儒林，而广泛地摹拟了人间的众生相。有如画一幅生动的墨笔山水，把明清封建社会的一角，用一个墨点渲染开来，使之深刻地反映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面貌。推而广之，甚至可以说《儒林外史》反映了整个世界和全人类的某些共同之处，其典型性决不限于一地一国。在中国小说史中，它仿佛一颗明星，有自己独特的光彩；又等于一部内容充实的传记或一首清醇的史词，让读者通过艺术形象，扩展眼界，了解人生，实际具有教科书一样的作用。
作品是作家人格的试金石。作家要有崇高的道德情操和思想境界，才能写出美好高尚的作品；而这种德操和境界，又往往在作品内得到进一走的提高。我看过子恺先生的《湖畔夜饮》一文，其中有几句话：“别的事都可以有专家，而诗不可有专家，因为做诗就是做人。人做得好的，诗也做得好。倘说做诗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诗，就好比说做人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人，岂不可笑？”这真是至理名言，说得透彻极了。作家首先要懂得做人，然后才谈得到作文；人与文不能分家，文人无行要不得。《儒林外史》之所以有价值，首先在于它的作者懂得做人——作一个真实的人，把自己的真实情感注入作品。至于刻画人物，则无论称美善良，歌颂隐逸，揭露虚伪，形容迂腐，一律白描，不加一语褒贬，这不只创作方法的运用，实际也表现了作者“含蕴内向”的深沉性格和“悲天悯人”的处世态度。
（二）
《儒林外史》以元末不肯出仕的王冕事迹作为楔子，引入正文；以明万历年间四位安贫乐道的市井奇人的言行结局，作者的崇尚隐逸，不慕荣名的用意，非常明显。王冕少时随寡母度日，家境十分贫苦，给隔壁秦老放牛，还常在柳阴下看书，因见雨后荷花之美，又学作画。由于画没骨花出了名，诸暨的时知县求他画册页送给危素，为危素所赏，欲约一晤。知县先差翟买办下帖来请，随又亲自来拜，王冕都避而不见，但恐以此触怒危素和知县，就远避济南。后来还乡，母亲病故，王冕谨遵母训，守墓家居，当吴王（朱元璋）向他请教何以服浙人之心时，他回答说：“若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岂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虽弱，恐亦义不受辱，不见方国珍么？”吴王叹息称善，大明建国，要请他出来作官，王冕闻此传说，即逃往会稽山中。在捧诏官员到王冕家之际，“推开了门，见蟏蛸满室，蓬篙满径，知是果然去得久了。那官只得咨嗟叹息了一回，仍旧捧着诏书回旨去了。”
王冕为历史人物，这里所写，大体合于事实，而恬谈雍容，翛然意远，是作者使他更加理想化了。王冕回答吴王的话，强调“仁”字，显示了吴敬梓所受儒家思想的薰陶和影响。作品还说：“近来文人学士说着王冕，都称他作王参军。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所以表白一番。”这番表白，又可见吴敬梓之推崇王冕，实际是和他自己不赴雍正十三年安徽巡抚博学鸿词科荐举的心迹相一致的。
《儒林外史》的末尾，记述在南京的名士风流渐渐销磨之后，市井间出现的四位奇人，是作者的思想倾向又一次的明确表现，会写字的季遐年，书法自成一格。虽以卖字为生，却是高兴才写，“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施乡绅叫他去写字，就被他迎着脸大骂一顿。平日不修边幅，衣敝履穿，别人要买鞋送他，换一幅字，他也生气拂袖而去。卖火纸筒子的王太，善下围棋，曾把一位号称“天下大国手”的马先生杀得大败，然后哈哈大笑头也不回地去了。开茶馆的盖宽，能诗善画，少历繁华，晚居贫贱，只有两间房子，一间与儿子女儿住，一间卖茶，仍然瓶插新花，案陈古籍，坐在柜台内看诗作画，十月里还穿着夏布衣裳，却不肯向亲戚本家去告贷。做裁缝的荆元，“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余下来工夫就弹琴写字，也极喜欢作诗”，他的朋友于老者请他到自己的花园中弹琴，“荆元慢慢的和了弦，弹起来，铿铿锵锵，声振林木，那些鸟雀闻之，都栖息枝间窃听，”感动得于老者凄然泪下。这四位奇人，各有个性和特长，而耿介安贫，自食其力，不肯趋炎附势，是一致的。作者对他们的描写，从“人到无求品自高”这一基本观念出发，不加赞扬，即见襟怀。由此我联想到黄山谷的《陈留市隐》一诗，小序说陈留市中有刀镊工，和小女在一起生活，得钱即饮于市，醉则肩负其女行歌，不言姓名。山谷因陈无已为之赋诗，亦拟作云：“市井怀珠玉，往来终未逢。乘闻娇小女，邂逅此生同。养性霜刀在，阅人请镜空。时时能举酒，弹镊送飞鸿。”这首诗写得文意清新，耐人寻味，形象鲜明，似乎呼之欲出，后四句尤其神韵悠远，含蕴甚丰。《儒林外史》内的四位奇人，也正是“市井怀珠玉”的高士，足与陈留市隐比美的。
（三）
续此推寻，《儒林外史》的写马二先生之于蘧公孙，向鼎之于鲍文卿，杜少卿于娄焕文，都是以表现人的品德之美为目的的。马二先生一生醉心举业，尽管屡试不中，功名无分，依旧沉迷于此，以选批闈墨当作终身事业，还指引别人步他的后尘，其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之深，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他在逛西湖净慈寺时，“戴一顶高方巾，一幅乌黑的脸，挺着个肚子，穿着一双厚底破靴，横着身子乱跑，只管在人群子里撞，女人也不看它，它也不看女人”，说明他是一个呆气十足的迂儒。但他慷慨好义，急人之难，对朋友十分热心。蘧公孙在无意中把所藏宁王余党王惠的枕箱赏给丫头双红，以此招出祸患，被人讹诈，马二先生知道此事关系重大，就拿出辛苦选书得来的银子，从公差手内赎回枕箱，为公孙免去一场无妄之灾。公差起初是二百、三百的满天要价，后来马二先生急了说：“头翁，我的束脩，其实只得一百两银子，这些时用掉了几两，还要留两把作盘费到杭州去，挤的干干净净，抖了包，只挤的出九十二两银子来，一厘也不得多。你若不信，我同你到下处去拿与你看。此外，行李箱子内听凭你搜，若搜出一钱银子，你把我不当人。就是这个意思，你替我维持去。如断然不能，我也就没法了，他也只好怨他的命。”这段话把马二先生为朋友排难解纷的一片赤诚，表现得深刻而生动，如闻其语，如见其人。他遇到匡超人流落异地，靠拆字为生，不能回家侍奉患病的老父，即推食解衣，慨然赠银十两，叫匡超人还乡养亲。虽然他指点匡超人的作文读书之道，仍然是以举业为主，“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老一套的禄蠹哲学，实际害了匡超人，但他的情意是极其真挚的。甚至在设圈套要骗他的洪憨仙死后，他已明知自己险些上当吃亏，还拿出银两为洪憨仙买棺送葬，存心十分忠厚。《儒林外史》在揭示他的迂腐与八股滥调的同时，于此着重刻画他的内心世界，赞扬他为人的淳朴，也正是吴敬梓的品概和道德观的具体表现。
如果说马二先生之对蘧公孙、匡超人的关怀，是出于文章气谊之感，同道相助；向鼎对鲍文卿的友谊，即出于知己之感，念旧情深。向鼎原任安东知县，按察司崔某欲加参处，正在崔府的戏子鲍文卿，因少日就念过向鼎做的曲子，知道他是个才子，二十多年好不容易才做到个知县，就向按察司替他求情。按察司见鲍文卿有怜才之念，就免了向鼎的参处，并写信说明原委，叫鲍文卿持送向鼎。向鼎非常感谢鲍文卿，要送他五百两银子，鲍文卿坚决不受，仍回崔按察家。后来向鼎升往安庆知府，路遇鲍文卿，把鲍文卿和他的儿子约往府衙，还给鲍子说了媳妇。鲍文卿洁身自爱，拒绝书办的行贿，极力维护向鼎的官声，得到向鼎的信任和尊重。共处年余，向鼎又升福建汀漳道，鲍文卿以老病辞归南京。向鼎赠金送行，洒泪而别，在鲍文卿死后，还亲自上门祭奠，叫着老友文卿，恸哭了一场。按常情说，向鼎做到道台，官职不低，鲍文卿只是个唱戏的“贱民”，两方的身分地位相去很远，本无结交的可能。但这两个人却彼此相知甚深，关心甚切，交情始终不渝。虽然鲍文卿一向自居奴仆之列，向鼎则总是平等相待，一直把鲍文卿当作自己的知音。情节是动人的，其人其事也可能为现实中所真有，但主要是从此表现了吴敬梓对友谊的看法打破了封建等级观念，闪耀着民主思想的光辉。
杜少卿之于娄焕文，情况又有不同。娄焕文为杜少卿父亲的门客，素称知己，杜父死后，仍留杜府，不过是个管家。杜少卿待以父执之礼，在他病重时，亲自视药进食，十分恭敬；为他准备好衣衾棺槨，送之还乡；娄死又来吊唁，情意极为隆重。娄焕文也不负死友，为杜少卿掌握财产，一清如水，打发侍病的孙子回家，只叫杜少卿给以三钱银子的路费；临去时对杜少卿仔细叮咛嘱咐，告以注意敦品励行，做个好人，那一段话真能感人下泪。由此可见超越金钱势力关系的崇高思想感情，无往而不在。吴敬梓于此曲曲传出，予以无言的褒赞，也正因为这合于他自己做人的道德标准。
杜少卿这个人，《儒林外史》是把他当作鄙视功名富贵、仗义疏财的豪杰来写的。李巡抚举荐他出仕，他已当面谢绝，巡抚不允，派邓知县上门来请，“杜少卿叫两个小厮搀扶着，做个十分有病的模样，路也走不全，出来拜谢知县，拜在地下，就不得起来”，并拿出呈子，求知县代为恳辞，知县无奈，只得备文详复巡抚，作为罢论，杜少卿这才喜欢，如释重负。天长县王知县想要会他，他不肯见，但当王知县遇事罢官，无处居住之时，他却请王知县搬到自己花园里来。前者的拒见，为不肯趋炎附势；后来的假馆，乃是遇人患难而加援手。其见解行径，确实不同于寻常。游山醉酒，他“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大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后三四个妇女，嘻嘻笑笑跟着。”其率真任性，不拘礼法，颇有魏晋名士的风度，在当时不免被世俗之辈视为越轨，所以“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季苇箫为此对杜少卿说镇日同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嫂子看花饮酒，也觉得扫兴，劝他娶一个标致如君，少卿回答得好：“苇兄，岂不闻冕子云：‘今虽老且丑，我固及见其姣且好也’。况且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儿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小弟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再遗别嫁。是这等样，天下无妻子的人，或者也少儿个，也是培补元气之一端。”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出身豪门贵族的士大夫，能有这样的思想议论，真是识见高超，不愧俊杰。他不以一般世俗的疑娼疑盗的眼光来着待那位卖诗文的常州女子沈琼枝，而对她表示同情，也说明他尊重女性，以平等对人。只惜他虽然乐善好施，挥金如土，而不辨贤愚，滥交匪类，象张俊民、臧蓼斋之流都在想他的钱。最后杜少卿家产荡然，一贫所洗，正如娄焕文所预料的那样。《儒林外史》把杜少卿的长处、短处，合盘托出，从多方面表现了这个人物的性格，使之成为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典型，写得非常生动。如果说杜少卿是吴敬梓的影子，那么这里就包含着吴敬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
（四）
《儒林外史》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自然要正确地反映当时的现实，不能回避任何社会弊端。从书中各部分的情节内可以看出，吴敬梓描写的反面人物很多，有喜欢吹牛的差役、趋炎附势的乡绅、贪脏枉法的官吏、包揽词讼的恶棍、冒名顶替的名士、由好而坏的书生以及各种各样的骗子，变态纷呈，千奇百怪，汇成一股杂色的人流，此起彼伏地从读者面前流过。汶上县薛家集的夏总甲，在集上的人请他来商议闹龙灯的事时，先自己诉苦情，说如今倒不如务农的快活，“想这新年大节，老爷衙门里三班六房，那一位不送帖子来，我怎好不去贺节？”总甲，不过是个乡镇的职役，这位夏公自己却觉得了不起，好像什么大人物，谁都要拉拢他，乡下人也把他当作一个“官”看待，这闹龙灯凑钱的小事，也得等他来出头发话，才能议定，于是他就藉机会吹嘘一番。下面这段对话，是把这位总甲的咀脸，描绘得活灵现的：
申祥甫道：“新年初三，我备了个豆腐饭，邀请亲家，想是有事不得来了？”夏总甲道：“你还说哩！从新年这七八日，何曾得一个闲？恨不得长出两张咀来，还吃不退。就象今日请我的黄老爷，他就是老爷面前站得起来的班头，他抬举我，我若不到，不惹他怪？”申祥甫道：“西班黄老爷，我听见说他从年里头就是老爷差出去了，他家又无兄弟儿子，却是谁做主人？”夏总甲道：“你又不知道了，今日的酒，是快班李老爷请的，李老爷家房子褊窄，所以把席摆在黄老爷大厅里。”
夏总甲一上来就说过新年请他的人多，现在申祥甫表示要约他吃饭，自然得装腔作势地推托，于是拉黄老爷来抬高自己。不料申祥甫不识趣，指出黄老爷早已出差，家内并无主人，揭穿了他的假话。他只好改口说乃是快班李老爷借地延宾。今天谁看了这一问一答，也会明白夏总甲是遁辞知其所穷，可是他却毫不在意，依然振振有辞，反怪申祥甫不知原委。范进母死丁忧，在汤知县酒筵上，先不肯用银镶的杯筋，知县叫换了磁杯牙筋，他仍旧不肯举动；如此居丧尽礼，似乎应该是不动荤酒的了，他却“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咀里”。杜慎卿明明想纳妾，叫媒婆沈大脚去为他物色佳人，却对季苇萧说：“这也为嗣续大计，”并进一步表白他不好女色：“小弟性情，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的臭气。”可见当时虚伪矫饰，上下成风，夏总甲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受到宣染，信口开合，习与性成，是不能单单责备他的。《儒林外史》往往通过小人小事，以指擿时弊，此其一例。
“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这一俗语，在《儒林外史》中变成了许多具体的形象。范进原来穷得冬天还穿着麻布直裰，经常挨丈人胡屠户的骂，当考上秀才，又瞒着丈人偷偷去参加乡试之后回家，“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无奈何抱着一只生蛋的母鸡到集上去卖。谁知富贵逼人而来，弹指之间，局面就因他中举而改变。胡屠户由骂女婿“尖咀猴腮”，变为夸奖女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那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张乡绅别号静斋的和范进本来素不相识，闻知范进中举，立即来拜，论世谊，攀交情，赠贺仪五十两，并把一个三进三间的空房送给范进居住，范进想不要都不行。此后，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的，许多人都来巴结奉承。虽然中举与作官，尚隔一层，可是人们竟如此敏感地预料范进之入仕如操左券，足征封建科举与功名利禄怎样紧密连接在一起。统治阶级以科举作为牢笼，引人入彀，对士人们心灵腐蚀的严重，于此亦见一斑。《儿女英雄传》内的安学海，考也考了三十年，直到年过五十，须发苍然，才幸而中了个进士，了却一生心愿。他和马二先生全是把揣摩制艺，当作终身事业的。《儒林外史》围绕范进中举的前后的种种描写，是深刻地揭示了事态的本质的。
“衙门口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是常见于戏词儿的经验谈，《儒林外史》也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例证。常州沈大年，因女儿琼枝被扬州盐商宋为富骗娶为妾，到江都县告状。知县起初说得好：“沈大年既是常州贡生，也是衣冠中人物，怎么肯把女儿与人作妾？盐商豪横一至于此！”似乎要主持公道，罚办盐商，可是当宋家打通关节之后，批出呈文，口吻即变：“沈大年既系将女琼枝许配宋为富为正室，何至自行私送上门，显系做妾可知。架词混渎，不准。”沈大年不服，补呈再诉，知县大怒，说他是个刁健讼棍，一张批，两个差人，押解他回常州去了。是非曲直，顷刻颠倒，无作是“孔方兄”在作祟。有了这样官府，蠹役、讼棍自然可以弄法作弊，上下其手，为所欲为。在藩司衙门作书办的潘三（潘自业）包揽词讼，迫害平民；伪造婚书，私和人命；用假印和朱签，留下递解回县的婢女；买嘱枪手，到学台衙门代考秀才等等，都是勾结差役，诈骗钱财，胆大妄为，行若无事。潘三到外面吃酒，“饭店里见是潘三爷，屁滚尿流，鸭和肉都拣上好极肥的切来，诲参杂脍，加料用作料”，吃完了也不算帐，“只吩咐得一声是我的，那店主人忙拱手道：三爷请便，小店知道”；店里如此怕他，可见其平日之倚仗官势，欺压商人。而在其上的官府，有的昏聩糊涂，甘当傀儡；有的装聋作哑，只当不闻；在必不得已时，出头“惩办”一下，也不过是遮掩一下大家的耳目，并非真正要伸张国法，主持公道。潘三之被捕，可能是出于分脏不均或在人情上有欠周到，得罪了上边，所以拿他开刀了。封建时代的官场黑暗以及地方官吏和老百姓的关系，这里是一个很生动的侧面描写。
《儒林外史》既以刻画士流为中心，其所描摹的类型，自然是相当广泛的。当时的名士，大概各有一套本领。会吟几句诗的，参加诗社，写写斗方，称为斗方名士；能选制艺的，选选文章，刻印出来，称为选家。无论那一种名士，全离不开名利二字。蘧公孙看见马二先生评选墨卷，就想和他共同署名，以附骥尾，马二先生拒绝了。蘧公孙问故，马二先生说得好：“这事不过是名利二字，小弟一不肯自己坏了名，自认做趋利。假如把你先生写在第二名，那些世俗人就疑惑刻资出自先生，小弟岂不是个利徒了？若把先生写在第一名，小弟这数十年虚名，岂不都是假的了？”蘧公孙的想法，反映了一般文士的急于求名；马二先生的回答，表示了虽然忠厚老实如他自己，在名利方面也不能让人，由此可见因名利思想膨胀而忘掉廉耻，不顾道德的人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异。诗人牛布衣，客死芜湖甘露庵，经老和尚买棺收殓；留下两卷诗，希望能够流传。青年牛浦到庵里读书，偷看诗卷，见题目都是与当时官员唱和的，觉得荣耀，而且诗上只写牛布衣，不曾有个名字，于是冒名顶替，自称牛浦字布衣，到处招摇撞骗。牛布衣夫人寻丈夫，认为遭牛浦谋害，同他打了一场官司，结果竟被递解回籍，牛浦倒堂而皇之地以假作真，出入士林了。
匡超人原来勤读孝父，是个贫苦而淳朴的青年，受过潘三的资助和马二先生的恩惠；可是进学之后，仗着老师李给谏的力量，刚刚考取了个教习，就遗弃前妻，在京另娶。潘三下狱，他反眼若不相识，找出种种借口，不肯去看，还有可说。马二先生改文赠金，对他情意甚厚。当别人问到他马二先生所选闱墨如何时，他竟说：“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极力贬斥良朋，抬高自己；到家里对兄嫂所说，也是一套夸耀富贵的骗人话头。《儒林外史》以匡超人的前后言行相对照，清楚地显示了这个人物思想品质变化的过程，说明在封建社会中，名利之念对人们的腐蚀毒害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侠客虚设人头会”一回，写张铁臂以革囊装猪头称为仇人之首，骗去娄府两位公子五百两银子。这位侠客踩得“房上瓦一片声的响”，武技显然不高。其事亦不足奇，唐冯翊子的《桂苑丛谈》已有类似的情节。吴敬梓不过演饰旧文，以资形容。但这位侠客后来又以医生的身分出现在杜少卿府中，给娄焕文诊病，其为骗子，就较之唐人笔记所写更具典型性。毛二胡子借了陈正公一千两银子去接一家当铺的买卖，因为一无借据，二无中保，只是两人私自接受，就想赖债不还；万中书只是个秀才，却头戴纱帽，身穿七品补服，以中书头衔，出入应酬，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所行俱为骗术，而方式不同。要不是凤四老爷出来打抱不平，替陈正公讨债；管闲事，为假中书纳捐成为真中书；则毛二胡子骗财得逞，而假中书身陷囹圄了。虽成败有幸有不幸，其骗一也。杜少卿的管家王胡子，摸透杜少卿的脾气，千方百计迎合他的心意来挤他的钱，作弊中饱，在杜少卿财尽势穷之时，拐了二十两银子一走了事，也是一个骗子，诸如此类的琐碎片段，经过《儒林外史》前前后后的不断缀辑，就形成了一面镜子，映出了当时封建社会的本来面目。
（五）
吴敬梓创造的多种人物，都从不同的场合中显示性格的各个方面，使其形象逐渐地清晰起来。马二先生忠厚淳朴，而又呆气十足，其呆气也正是其可爱之处。杜少卿慷慨好客，又和他的任情挥霍交织在一起，表现一个才士兼阔公子的特点。读者对他们的印象是一步步趋于完整的。《儒林外史》于所写的人物事件，有时似乎要极力形容，实际并没有“一发无余”。近人易宗夔在《新世说·文学》内云：
乾隆时小说盛行，其言之雅驯者，言情之作，则莫如曹雪芹之《红楼梦》；讥世之书，则莫如吴文木之《儒林外史》。曹以婉转缠绵胜，思理精妙，神与物游，有“将军欲以巧胜人，盘马弯弓故不发”之致；吴以精刻廉悍胜，穷形极相，惟妙惟肖，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所谓各造其极也。
这段话，不管是易宗夔自己所说，还是他抄辑别人的言论，对两书的独特风格，加以比较，确有见地。不过《儒林外史》的“穷形极相”，毕竟和李伯元《官场现形记》与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晚请谴责小说的夸张过分，不免溢恶违真的大不相同，其白描手法，就让作品的文情有一定的含蓄和保留，其不尽之意，可容读者去揣摩体会。至于评价全书，则见仁见智，亦不妨各异其辞。清代文艺评论家刘熙载有一段话说得好：
太史公文，悲世之意多，愤世之意少，是以立身常在高处。至读者或谓之悲，或谓之愤，又可以自徵器量焉。（《艺概》卷一《文概》）
我以为吴敬梓写《儒林外史》，即使对他批判甚至抨击的对象，也并非深恶痛绝，而希望挽回颓风，治病救人，正是“悲世之意多，愤世之意少”，悲天悯人，立身甚高，作品的成就是和他的做人准则分不开的。
一九八四年六月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