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随着晚清政治的腐败和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产生了大量的“谴责小说”。许多文人有意识地以小说为武器来抨击时政，提倡维新与革命。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就是和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曾孟朴的《孽海花》同称为“谴责小说”的代表作的。这部小说于1903年开始在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月刊上连载，后来出单行本。它产生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1900）以后，辛亥革命（1911）之前，正是清帝国濒于崩溃的时期。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主角九死一生奔父丧开始，至他经商失败而告终。通过这个人物二十年的见闻，广泛地揭露了清末社会的黑暗，特别着重于表现官场的丑恶，并从侧面描绘出帝国主义者的狰狞面目。第二回中说，九死一生二十年来所遇到的不过是“蛇鼠虫蚁”、“豺狼虎豹”、“魑魅魍魉”等三种东西，幸而没被那些东西所害，因此自号“九死一生”。而全书除去第一人称的“我”和吴继之、蔡侣笙等有限几个正面人物之外，几乎都是反面人物。这就反映出了作者对他所处的社会的憎恨与批判的态度。虽然吴沃尧不是革命者，他并没有想到推翻那个社会，对那个社会的黑暗和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也还不能有深刻的本质的认识，但是他在书中所表现的愤慨情绪、反抗精神，是和当时爱国的人民大众的思想情感一致的，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反帝反封建的作用。
这部书的反封建内容，是从官僚地主的家庭丑剧和官场黑幕两方面来错综地表现的。它剥落了许多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假面具。如九死一生的伯父这个小官僚，满口仁义道德，却干没了死去胞弟的金银，把一张废官照给自己的侄子，一再欺骗孤儿寡妇（二回，六十四回）；高谈理学，见人就讲作孝子贤孙的大道理的符弥轩，经常虐待祖父，几乎用凳子把祖父打死（七十四回）；他们的言和行判若两人。作货捐局稽查委员的莫可文，不仅冒了已故的弟弟的名字去作官，还引诱弟妇作了他的夫人，后来竟公然就把这位夫人“公诸同好，作为谋差门路”（九十八至九十九回）；龌龊无耻已达极点。另一个叫黎景翼的，则为了图谋家中的一点财物，用毒计逼死胞弟，把弟妇卖到妓院（三十二回）；一个买办的儿子竟指使强盗到自己父亲那里抢劫放火（二十九回）；旗人苟才，为了巴结上司，发财升官，竟强逼寡媳去给总督作妾（八十八回），而后来他的儿子却和他的姨太太通奸，谋杀了他（一〇五回）。这些人利欲薰心，已堕落到禽兽不如的地步。这些“怪现状”，真令人毛骨悚然，有力地说明了封建社会末期宗法制度、伦常观念的总崩溃。这也正是封建统治阶级面临灭亡前夕的淫佚生活的具体反映。
清末吏治的腐败，官僚的昏庸，贪污狼藉，贿赂公行，比以前许多朝代更加厉害。作者用不少篇幅，以愤激之笔淋漓尽致地揭露官场的黑暗，是有意义的。闽浙制军把价值九万两银子用珠宝作成的牡丹花送给宫里有权势的太监，不久就调任两广总督（七十五回）；苟才献媳之后，紧跟着就得到两个阔差事（九十回）；这都是典型的例子。一个制台衙门的幕僚明目张胆地把州县官买缺的价钱写在折子上，拿折子请人“点戏”，并说按照上面开的数目送钱就能得到那个官（五回）；一个总督的戈什哈直截了当地对总督诉苦，说向江都县令吴继之索贿不遂，请予作主，那位总督就说吴继之糊涂，不能作官，而撒他的职（六十回）。这可见买官鬻爵已成公开的秘密，而贪污受贿，正是上行下效，不以为怪的。
吴沃尧并没把官场的黑暗当作个别的现象。他笔下的太监、军机、督、抚、司、道以至县令、胥吏，不拘上下大小，无一不贪，这是符合事实的描写。在第二回中他已暗示官即是贼，后面又用吴继之的话说明历来的督抚没有一个认真剔除弊病的。因为除去弊病就无法“调剂私人”（十四回）。而查办案件的钦差大臣也只是貌为严厉，虚张声势，一样地贪脏枉法，得到钱就偃旗息鼓而去，什么也不查办了（八十七回）。他告诉我们，官场的事情是“靠着奥援和运气”，“朝内无人莫作官”（三十八回）；作官的秘诀是“不怕难为情”（一百回）。当时扶摇直上的往往是那些良心尽丧、廉耻全无的卑污小人，比较正直廉洁的在官场中就不会得意。所以有靠山善钻营的江宁藩司惠福，被参后倒升了巡抚（九十二回）；而无钱行贿的榜下知县陈仲眉，长期得不着差事，穷得自缢而死（十四回）。这个鲜明的对比，生动深刻地揭示了官场的内幕。作者不仅愤慨地说：“这个官竟不是人作的”（五十回），表现他对那些官吏的憎恨和蔑视，而且把讽刺的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拿官当货物，这个货只有皇帝有，也只有皇帝卖”（五十回），说明封建制度和卖官鬻爵的风气乃是贪污腐化的根源。尽管吴沃尧并不是真正反对封建社会的根本制度，但这话却使读者能够得到本质的认识。这不能不说是显出作者胆识的地方。
官能用钱买，什么人都可以作官，一般人作官又只是为了搜刮民财，作威作福，真正关心国计民生的寥寥无几，所以晚清政治的腐败，官吏的昏庸到了惊人的程度。江苏巡抚惠福看到徒阳河岸堆积着许多从河里挖出的泥土，就下令把泥土用轮船运到南京去垫马路，弄得劳民伤财，怨声载道，方才罢休（九十三回）。这样的糊涂虫作了督抚，那一省的吏治还用问么？另一位总督竭力提倡蚕桑，动用了不少公款，都被下属中饱。当他要“踏勘桑田”时，县绅们弄了些假桑园就把他给蒙骗过去，可见他是多么愚昧（七十八回）。即使他真要有所作为，也一定是什么都搞不成，更不要说只是为装点门面了。
当时的官办企业也一样是黑幕重重，腐败不堪。制造局的一个画图学生赵小云学成了很好的本领，而总办不给他派差事，原因是这位总办曾有一两次在街上碰见了赵小云坐马车，认为他浮华。于是赵小云还是个“学生”的名义，一个月只能拿四吊钱的膏火；他就常常用公家的工料，作了私货来卖钱。作者借方佚庐之口慨叹地说：
……本来为的是要人才，才教学生；教会了，就应该用他；用了他，就应该给他钱；给了他钱，他化他的，你何必管他坐牛车坐马车呢？就如以前派到美国去的学生，回来了也不用；此刻有多少在外头当洋行买办当律师翻译的。我化了钱教出了人，却叫外国人去用，这才是楚材晋用呢！（二十九、三十回）
以一己之偏见，故意压抑人才；或挤得留学生也除去投靠外国人以外，没有别的出路；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可见不彻底推翻封建统治，“富国强兵”，“兴办企业”都不过是一句空话。吴沃尧站在爱国的立场，当然会对这种事流露出愤激之情。另外如写堂堂的学台竟搞贩卖人口的勾当，这也暴露了满清官吏丑恶面目的一面（八十回）。
作者还以极大的愤慨抨击清朝大员的卑怯昏庸和妄杀无辜人民的罪恶行为。广州的督抚偶然接到一封洋文电报，说有人私运军火，挖成地道，图谋不轨，就立即调来重兵，宣布戒严，如临大敌，并把自己的内眷迁到外地的乡绅家去避难。而那些士兵实际等于强盗，不是借检查行人的机会掠夺财物，就是无故地欺侮百姓；凶横强暴，无所不为。后来暴动之说并没证实，却仍然抓了二十多个人，糊里糊涂地杀掉，算是了却一桩公案（五十八至五十九回）。作者写九死一生和栈房里一位客人的谈话道：
一天正在客厅里闲坐，同栈的那客也走了来道：“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我们可以走了。”我问道：“这话怎讲？”他道：“今天杀了二十多人，你还不知道么？”我惊道：“是甚么案子？”他道：“就是为的前两天的谣言了。也不知在那里抓住了这些人，没有一点证据，就这么杀了。有人上了条陈，叫他们雇人把万寿宫的地挖开，查着那隧道通到哪里；这案便可以有了头绪了。你想这不是极容易极应该的么！他们却又一定不肯这么办。你想，照这样情形看去，这挖成隧道，谋为不轨的话，岂不是他们以意为之拟议之词么！此刻他们还自诩为弭巨患于无形呢！”说罢喟然长叹！
这个故事表明了清朝统治者在辛亥革命前夜，为了维护他的摇摇欲坠的政权，虽然仍旧毫不放松地残酷地镇压人民，但同时也非常畏惧人民的威力。因此听到一点风声就觉得草木皆兵，惊荒失措。吴沃尧这段描写，历史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无罪而戮民”，正是他对这些酷吏的严正谴责。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多方面刻画出晚清社会的阴暗：欺骗、陷害、敲诈、奸淫、凌弱暴寡，巧取豪夺，无奇不有。其中有假冒招牌牟利的市侩（二十八回），有用假法术骗人的道士（三十一回），有图财害命的医生（一〇四至一〇五回），有出卖把兄的把弟（五十四回），有吞没干女儿财物的太史（一〇二回），有杀死妻子布置圈套陷人于死的洋商（五十六回），……到处是勾心斗角，机诈百出。而骗取珠宝店掌柜伙友钱财的骗子竟就是那个珠宝店的东家（五回）。真乃幻中生幻，令人咋舌。作者不仅对这些人深恶痛绝，并且深刻了解他们的伎俩，所以能入木三分地勾勒出他们的丑态。在写“魑魅魍魉”的同时，他特别从正面颂扬了自食其力、心地善良的劳动人民恽老亨、恽来父子，指出：“官场士类商家等都是鬼蜮世界，倒是乡下人当中有这种忠厚君子，实在可叹。”（五十七至五十八回）作者的鲜明爱憎，正显示了他的思想的民主成分。至于写陈稚农死于色痨，一般无聊多事的人却说他是孝子殉母，替他征文表扬，以彰风化（八十六回），这又是对士大夫中那些欺人自欺、虚伪、矫饰的风气的批判。
清朝统治者自道光以来，在英、法、日本等强敌面前屡遭挫败，锐气大减。对外态度由自命“天朝”的骄狂一变为奴颜婢膝的卑怯。而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因此也愈加猖狂。生活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吴沃尧，深深感到受帝国主义压迫侮辱的痛苦，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他愤怒地抨击了清朝统治者的投降政策、失败主义。中法战争时，一艘中国兵轮的管带看见海内有一缕浓烟，疑为法国兵舰，于是开放水门，将船沉下，捏报仓卒遇敌，致被击沉（十四回）；马江之役，那位会办军务的钦差（指张佩纶）听见一声炮响，吓得马上逃走（十六回）；这种未见敌而先溃的可耻的怯懦行为，正是失败主义的表现。中日因朝鲜问题开仗，驻在平壤的叶军门一见日军到来就害怕得不得了，立即写信给日本军官，摇尾乞怜，哀求放他领军撤退，把平壤送给日本（八十三回）。这种丧心病狂的卖国行为，更令人痛恨。相形之下，那个总兵蓝宝堂敢在疆海戒严的时候炮轰不肯停驶的外轮，并和该国领事据理争辩，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四十七回）。作者虽然写了这个人物的许多无赖行为，却特别赞扬这一“争气”的举动，可见他的反帝反封建的立场是很鲜明的。
因为统治者惧外成病，所以办外交的时候，不论事情大小，总是有败无胜。“见了外国人，比老子还怕些”（五十回中语）。一个外国人勾结当地的中国流氓，要强占庐山牯牛岭的土地，地方官不敢作主，请示上司，号称老外交家的大臣竟居然给那里的总督写信说：“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拿他送给日本，何况区区一座牯牛岭，值得什么？将就送了他罢。”（八十四至八十五回）一个乡民的牛偶然践踏了外国人的花，这个乡民就被中国官判了枷号游街一个月，还要重责三百板；反倒是那个外国人去代为求情，才放了他（六十七回）。不惜把领土主权拱手让给外国，不惜迫害善良的人民以媚外，这都生动地显示了统治者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关系，就是靠帝国主义撑腰来维持封建政权。书中所写卖猪仔一段是对帝国主义者罪恶的有力暴露：外国人把中国人骗去当苦力，恶毒地剥削、折磨，使他们没有生活的希望。而满清统治者明知自己的百姓在忍受着无比的苦痛，却是装聋作哑，不闻不问，一任外人欺凌；于是外国人更加肆无忌惮地蹂躏和奴役中国的百姓。兹摘引小说中所写何理之的一段谈话来说明：
理之道：“卖猪仔其实并不是卖断了，就是那招工馆代外国人招的人。招去作工，不过订定了几年合同。合同满了，就可以回来。外国人本来招去作工，也未必一定要怎样苛待。后来偶然虐待了一两次，我们中国官府也不过问。那没有中国领事的地方，不要说了；就是有中国领事的地方，中国人被人苛虐了，那领事就和不见不闻，与他绝不相干的一般。外国人从此知道中国人不护卫自己的百姓，便一天苛似一天起来了。”
在这里，作者明白地指出外国人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中国人（指清政府）不护卫自己的百姓”（五十九回）。这些描写，寄托着人民的愤怒与谴责。这是本书受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
从反对帝国主义出发，作者对那些甘心当洋奴作买办巡捕之类的中国流氓也非常憎恨。靠霸占别人的洋货店、作“空架子”生意被外国人请去当买办的李雅琴，捐官发财之后给母亲作阴寿来摆阔，却借别人家老太太的遗象来冒充自己的母亲的“喜神”，闹出许多笑话（七十九回）。作者以嬉笑怒骂之笔刻毒地嘲讽了这个依仗外力剥削中国人民致富的市井无赖。书中写一个洋巡捕无原无故地把中国守备拉到捕房去监禁、打板子以泄私愤，又侧面表现出外国人在中国是怎样的气焰万丈，骑在人民头上（十回）。作者在回目中明白地称之为“恶洋奴”，予以有力的鞭挞。这两件事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中有代表性的“怪现状”。
由这部书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帝国主义者不仅以坚甲利兵对中国进行武力的威胁；而且也在多方面地进行经济和文化的侵略：设教堂，开买卖，霸占土地，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进而干涉起中国官员的行动来。如记一位住在重庆的某观察，由于错误地认为从煤里可以提出煤油，于是打发人到外头煤行里大量地收买煤斤，以致四处的煤价全部昂贵起来。驻扎重庆的外国领事知道这事之后，就请重庆道去问某观察收这些煤作什么，并劝他不要再收，“免得穷民受累”（八十一回）。这说明了外国人对中国的内政是多么注意！“免得穷民受累”的堂皇正大的幌子，正是帝国主义干涉的借口。作者看清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垂涎三尺图谋瓜分的情况，并以中国的不务实学无法对付那些强国为恨。他通过王伯述谈出了这个意思：
……此刻外国人都是讲究实学的，我们中国却单讲究读书。读书原是好事，却被那一班人读了，便都读成了名士。不幸一旦被他得法作了官，他在衙门里公案上面，还是饮酒赋诗；你想地方哪里会弄得好，国家哪里会强。国家不强，哪里对付那些强国。外国人久有一句话说，中国将来一定不能自立，他们各国要来把中国瓜分了的。你想，被他们瓜分了之后，莫说是饮酒赋诗，只怕连屁，他也不许你放一个呢！（二十二回）
这一段话说明吴沃尧想到中国被瓜分以后的惨状，迫切地希望“富国强兵”以御外侮；具体表现出他的“救世”爱国的思想。由此也更可以认清《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反对和憎恨帝国主义、官僚、买办的倾向性。
作者刻画的洋场才子，都是些空疏不学的轻薄之徒，表面似乎清高狂放，骨子里却是卑污无耻。其中有的花钱请枪手捉刀作诗，用自己的名字去登报；有的把别人的题画诗攘为己有，却张冠李戴，用题梅花的诗去题桃花，甚至连杜少陵和玉溪生是谁都不知道，还自命为“大诗人”。这都是作者所鄙薄的，所以他在“竹汤饼会”那一段中淋漓尽致地描写出这些人的笑柄，否定了当时文士趋利求名不讲实际纯盗虚声的风气（九、三十五、三十八等回）。阿英同志说这部书“包含了一部新儒林外史”，①是对的。此外，吴沃尧还反对科举。他的笔锋触及了试场，揭露出看着非常庄严肃穆的文闈实际上充满了黑幕。试官用鸽子向外传题目，卖关节；考生因在文章开头写了两句笑话引起试官注意而被取中（四十三回）。可见封建科举制度形同儿戏，只是麻醉、欺骗人民的工具而已。
全书所写的虽然只是北京、上海、南京、广州、香港等大城市的情况，却反映了清末整个中国社会的面貌。末尾写的几个正面人物的凄凉下场，一方面流露了作者的一些悲观没落情绪，方面也说明了比较正直的人不能容于那样的黑暗社会，益见这部作品之为“愤书”。
（二）
由全书来看，吴沃尧的反帝、反封建的立场是明确的。他强烈地仇恨殖民主义，反对“甚至于外国人放个屁，也是香的”的崇外思想；他毫不掩饰地暴露了封建制度、封建道德所造成的罪恶，对官僚买办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无情的抨击。对妇女问题和婆媳关系，吴沃尧也有比较开明的看法，都由“九死一生”姊姊的谈话中表现出来。他认为女子应该有出入行动的自由，不怕“抛头露面”；他指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教条，“误尽了天下女子”（二十一回）；他反对“拿女子作题目来作诗填词，任情取笑”（四十回）；他觉得婆媳不睦，“总是婆婆不是的居多”（二十六回）；这些全是新颖、进步的见解。他还主张禁吸鸦片，反对作八股文，也有着进步意义。但是他对封建制度（尤其是一些根本制度）并没有全盘否定，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仍旧未能离开封建道德的标准。如他憎恶腐朽、昏庸、贪污、残暴的官吏，而不知道这正是封建王朝的必然产物，甚至他还把肃清贪污的希望寄托在最高的治者身上，象记九死一生和吴继之、文述农等人在一起吃酒行令，吴继之出的“光绪皇帝有令，杀尽天下暴官污吏”这个谜语，就反映出这种思想（六十六回）。这是和封建社会中一般士大夫的对皇帝存有幻想，并无差别的。书内所写九死一生的伯父，是一个非常虚伪、奸诈的人物。他干没了九死一生亡父遗留的金银，和九死一生的母亲耍无赖，行为极端卑鄙，作者却还通过九死一生之口说：“……然而兄弟积了钱给哥哥用了，还是在家里一般，并不是叫外人用了，这又怕什么呢！”（二十四回）作者这样曲予回护，很清楚地是表现“子弟不敢非议家长”的意思，是在宣扬封建道德。吴沃尧虽然对妇女问题有些进步的见解，可是另一方面他还认为女人只要读了“女诫”、“女孝经”之类的书，能够明理，“德性”自然就有了基础；可见他依然很顽固、保守。
由于思想见解的局限，吴沃尧对当时的现实，不可能有完全、正确的认识。他认为社会的黑暗，人的堕落，是道德败坏的结果，主张推行教化，恢复旧道德（二十一回九死一生的姊姊的议论）；这显然是一种开倒车的想法。他认为中国不如外国，是因为单讲读书不讲实学的原故，必须澄清吏治以富国强兵（二十二回王伯述语）；这又是不从本质上来看问题的。他并没有进行革命推翻当时那个社会的意思，不过是个改良主义者。他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看不出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前途；只是从爱国救世的个人善良愿望出发，面对残酷的现实，既无力与黑暗势力抗争，又耻于妥协；于是产生了消极、颓废、逃避的想法；使全篇充满悲观、厌世的情绪。这不能不说是这部书的严重缺点。
从写作方面来看，这部书的语言晓畅流利，是当时相当成熟的白话。描写人物，刻画场面，有的也很细致生动。如七十四回符弥轩夫妇辱骂祖父那一段就写得很好。符太太骂的那几句：“一个人活到五六十岁就应该死的了，从来没见过八十多岁的人还活着的”，正是一个泼辣蛮横的女人的声口；“符老爷喝两杯，骂两句”以及“符太太只管拿骨头来逗着叭儿狗玩”的小动作，很突出地表明了他们是怎样地不拿祖父当人。五十一回写某轮船公司的督办在吃饭时看见窗外一个美女，就喜极忘形地把正要往嘴里送的鸡蛋涂在胡子上，以至弄得那些蛋黄“凝结得圆圆儿的，倒象小珊瑚珠儿挂在上面，还有两处被蛋黄把胡子粘连起来的”。这又活画出这位“大人先生”的色情狂的丑态。这类细节描写都是有助于表现人物的。六十四回写尤云岫重见九死一生时，久别不能相认，却还要假装熟识：“连忙站起来弯着腰道：‘嗄！咦！啊！唔！哦！哦！哦！认得！认得！到哪里去？请坐！请坐！’”连着用几个不同的语气词把他的茫然失措的神情形象地展示出来，写得也很成功。有的地方还能适当地运用白描的写法，以人物本身的言行表现他的思想品质，使读者根据一连串的事实或对照前后情节，便能了解书中所写的是怎样一个人物。如写九死一生的伯父就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②而对他和刘三小姐的暖昧关系，则学《红楼梦》的曲笔，通过家人吞吞吐吐的叙述和党不群画龙点睛似的旁敲侧击，委婉地透露出来，这就比正面描写更加深刻有力。此外如写九死一生的机警多才，任侠仗义；蔡侣笙的正直耿介，笃于友情；都能把他们的性格特征刻画出来。但作者对他要极力赞扬的吴继之反倒写得很平庸，不能给人深刻的印象。这是因为没有选择有代表性的事件放在特定的环境中来描绘的原故。至于写反面人物则往往夸张失当，溢恶违真。如写苟才，即多摭拾现象来倾泻自己的憎恨，并没写出更多的本质的东西，也没很好地展开这个人物的内心活动，使他成为典型。象第六回和第四十一回讽刺摆穷架子检芝麻吃的旗人和贪小便宜在别人油锅里炸鹌鹑的破落户，也不免形容过分，使人觉得不真实。这部书中除去一些重要人物反复出现于前后各回外，都是一人一事不断上场，随时起讫，和《儒林外史》一样，“虽云长篇，颇同短制”，③把许多独立的小故事全通过“我”的线索连贯起来，情节的穿插和过度比较好，结构实优于《官场现形记》。但记述异闻，失于贪多，交代事实，或用倒叙，有的地方显得拖沓、累赘。如八十六回末尾写苟才来访吴继之，下面就以三回书追述苟才的往事，中间又插上一大段叶伯芬逢迎上司的丑剧，然后再转过笔锋来写苟才，直到九十五回才说明苟才到沪访吴继之的原因，接上前面的话头。把苟才的事分成两截，而且所写叶伯芬的伎俩也和苟才的行为大同小异，并没有什么代表性，放在这里，更增加了结构的臃肿。这又是疏于剪裁所造成的缺点。
以上这些缺点的产生，除去作者的立场和思想的限制之外，时代社会的影响、作者的创作方法上的缺欠和写作态度的不严肃，也是主要原因。在清末那个面临崩溃的封建社会中，社会现实的丑恶，日益加剧；使爱国的作者控制不住自己的憎恨与憎懑，急于抒发出来；于是，激动的情绪，往往多于冷静的观察；写小说遂如报纸之发表新闻，惟求迅速及时，以尽量地倾泻牢骚，揭露罪恶；加上文章是在刊物上连载，要迎合一般读者的口味，只重奇闻，不求典范；而且落笔草草，对于题材不能很好地熔铸锤炼，割爱剪裁，撰小说也和笔记一样地罗列事实，仅仅加上一点文字上的贯串和组织，或者简直就把笔记的素材，直接搬进小说中去；以致连篇累牍，小异大同，揭露描写的大都是表面上的现象，不能显示事物的本质。攻击得尽管激烈，而不能切中要害；讽刺得似乎尖锐，而不免流于浅薄；吴沃尧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正是如此。
由此可见《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行记》之类的作品，所以被鲁迅称为“谴责小说”，不只是因为它们在文字上“辞气浮露，无笔藏锋”，④刻露浅薄，不如《儒林外史》的含蓄深刻；主要地还在于：（1）不能冷静客观地“秉持公心，指擿时弊”；⑤（2）不能深刻细致地观察，表现事物的本质，没有掌握“概括现实，创造典型”的现实主义的写作原则。
（三）
这部书是吴沃尧的“低回身世之作”，⑥其中影射着当时许多名人，也包含了他自己的经历；有不少故事是以真人真事为模特儿的。如三十二回黎景翼逼死胞弟事，即据作者的《我佛山人笔记》中的“果报”一节写成；六十八回九死一生之“戏提大王尾”亦见《我佛山人笔记》内“金龙四大王”条，是作者自己的事。大王的神灵附在一个兵士身上，大骂李鸿章的情节，取自清薛福成《庸盦笔记》卷四“水神显灵”一条，略加变化。二十六回写臬台作贼事，亦系清代为大家所熟知的传说，清人笔记于此多有记载，虽众说不免纷歧，但主要情节大致相同。其中玉册道人之《珊海余诙》卷十一所记知府偷富室的珠宝事，与吴沃尧描绘者最为类似。其文如下：
福建漳州府龙溪县富室，时失珠玉重物，案久不能破。官严比，捕役患之，邀精干数人，分路缉捕。并于大户殷实家，代为逻察。三更后，忽有持灯而来者。衣短黑衣，外罩一兰色袍。过一井，将灯悬井内，以袍复之。役于暗处步其后，至高墉下，飞腾而上，未几，负一小匣出。迹之，至府廨后垣，跃入。捕飞一刀击之，不中。复掷一砖，中额。捕不敢入，命诸役环守之。天明不出，密禀大令。晨往，将府中书役并当差水火夫等，逐一查点，无伤额者。谒守，守辞以疾。令自言稍知歧黄，请入内视脉，不得己见之。两手脉无恙，惟以乌纱帕裹额，微有血痕。问之，曰头风。令大疑，密禀上宪，备述其状。使兵役围署搜之，得真赃，招失主认领。抚军奏闻，上大骇，曰：“知府中有若辈乎！”饬令制军严讯，始知先为积猾，得巨金，援例部选也。讯既为官何复尔尔？曰：“故智复萌，情不自禁，所谓经营长物无餍足也。”遂从重置法。
可见吴沃尧是“亦贩旧作，以为新闻”的。⑦又近人江庸的《趋庭随笔》载有朱之榛的故事云：
平湖朱之榛竹石者，椒堂漕帅为弼之从孙也。官江苏垂四十年，中岁失明，人皆以朱瞎子呼之。以候补道员十署按察，两署布政，最后乃受淮阳道，亦未到任。朱虽盲于目，而才干过于人，记性龙绝。每日治官书，（充牙厘局总办最久，虽署藩臬，仍兼之。）令人诵之，入耳辄不忘。恒口占批牍，洋洋千言，靡不中事理。其见僚属，必先排定座次，所问皆适如其人，无一泛语，不似当日达官见属只言天气寒暧而已。公余即浼人读通鉴及名臣奏议、古今文集。有投以著述者，觌面时辄能举其某篇某句，往往评骘精当，真异才也。其于江苏吏治得失，历年陈案，皆烂熟于胸。而综核财政，尤其所长，故督抚虽屡易，无不倚重焉。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十八回“官场问案高坐盲人”一节中所写的洪观察，就是指的朱之榛。但只对其盲目大肆讥嘲，而埋没其吏才，这也见出晚清谴责小说的作者，对于官场中人多加笑骂，不免溢恶违真的通病。
注释：
① 《晚清小说史》第二章，17页。
② 鲁迅语，见《中国小说史略》二十三篇，234页。
③ 同注①，231页。
④ 鲁迅语，见《中国小说史略》二十八篇，298页。
⑤ 鲁迅语，见《中国小说史略》二十三篇，230页。
⑥ 李怀霜语，见《晚清小说史》第二章，17页。
⑦ 鲁迅语，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3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