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文学作品如小说、戏剧之类，可以根据传说，演饰扩展；或者虚构情节，创造典型。历史著述，则应秉笔精严，论叙合于实际。但我国古代史籍，往往兼采传说，并不排斥怪异之谈。如《左传》、《战国策》、《史记》等等，就常把神话传说当作史实来记载，而且夹杂着一些鬼怪妖异的故事。如《左传》记齐襄公指使公子彭生害死鲁桓公，又杀彭生以塞责。后来襄公在贝丘田猎，见到一个大豕，从者说这是公子彭生。襄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车，伤足丧屦，随即为叛臣所杀（事见桓公十八年、庄公八年），此实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冤鬼报仇的故事之滥觞。《史记·刺客列传》记豫让要剌杀赵襄子，给智伯报仇，伏于桥下，为襄子从者所获，豫让请击襄子之衣，以示报仇之意。襄子使人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然后伏剑自杀。唐司马贞《索隐》云：“《战国策》曰：‘衣尽出血。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击衣出血，襄子因而死亡，事本荒诞；所以司马迁略去不书；今本《战国策·赵策》亦无此内容，当系为后人删去。此二例俱足以说明古史之不免语涉神怪。又南朝宋刘敬叔所撰志怪小说《异苑》，载晋宋人如陶侃、张华、温峤、郭澄之、谢灵运等轶事奇闻不少。如记晋惠帝时武库失火，烧了库中所藏的汉高祖斩蛇剑、孔子履、王莽头等，张华见到此剑穿屋飞去以及有人拿着三丈长的鸟毛给他看等等，即为《晋书·张华传》所录入；所叙温峤牛渚燃犀之异，亦见《晋书·温峤传》。《世说新语》内的故事，为《晋书》采用的尤多。可见小说与传记，内容往往杂糅；奇闻和事实，真伪亦常相间。我国古代文学与史学的界限，有时很难于严格划分。
至于历代笔记中所述朝臣嘉话、名士风流之类，虽皆确有其人，而事多附会，一经核实，即不免矛盾百出。如五代后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上“牵红丝娶妇”一条云：
郭元振少时，美风姿，有才艺，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元振曰：“知公门下有女五人。未知孰陋，事不可仓卒，更待忖之。”张曰：“吾女各有姿色，但不知谁是匹偶。以子风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令为婿。”元振欣然从命，遂牵一红丝线，得第三女，大有姿色，后果然随夫贵达也。
此节记叙，颇饶情趣，为后人所艳称，“红丝牵系”一直被用为婚姻结合的典故，但其事则不符史实。宋洪迈在《容斋随笔》卷一“浅妄书”一条中已指出其谬。按郭震字元振，于公元656年（唐高宗显庆元年）生，公元713年（唐玄宗开元元年）卒。在中宗神龙间曾官左骁卫将军，安西大都护。睿宗立后，先召为太仆卿，后进同中出门下三品，为宰相之职。玄宗初年，以演武失玄宗意，将斩之，赦死流放新州。张嘉贞于公元666年（高宗乾封元年）生，公元729年（玄宗开元十七年）卒。在玄宗开元间迁中书令，时元振已早逝，焉有为婿之事。且以年岁论，张嘉贞比郭元振还小十岁，是没资格作元振的老丈人的。
又明唐伯虎（寅），一字子畏，号六如，在弘治、嘉靖间颇负盛名，诗文并美，书画俱精，文采风流，照映当代。其佣书娶秋香的传说，喧腾众口，小说戏剧，踵事增华，今且演为电影，以致老幼皆知，号为嘉话。究其实际，则亦属子虚。清褚人矱《坚瓠集》四集卷四“唐六如”一条云：
华学士鸿舣舟吴门，见邻舟一人，独设酒一壶，斟以巨觥，科头向之极骂，既而奋袂举觥作欲饮之状，辄攒眉置之，狂叫拍案，因中酒欲饮不能故也。鸿山注目良久曰：“此定名士”。询之，乃唐解元子畏，喜甚，肃衣冠过谒。子畏科头相对，谈谑方洽，学士浮白属之，不觉尽一觞。因大笑极欢，日暮复大醉矣。当谈笑之际，华家小姬，隔帘窥之而笑。子畏作《娇女篇》贻鸿山，鸿山作《中酒歌》答之。后人遂有佣书获配秋香之诬，袁中郎为之记，小说传奇，遂成佳话。
褚人矱的意思本要表明唐伯虎获配秋香之诬，乃由华鸿山（察）与伯虎舟中结交，其小姬窥帘而笑的情节附会而成；而不知他自己的这个说法，也是以讹传讹，并无其事。因为唐寅比华察大二十七岁，卒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华察则于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才中进士，官侍讲学士，掌南京翰林院，当然更在其后。此条谓华学士与唐解元订交，误记失考，自不待言，今唐伯虎集中有《娇女赋》，当即褚人矱所说的《娇女篇》，实亦与华鸿山无涉。
从文学的角度看，元振牵红丝，伯虎配秋香，虽人事乖舛，于史不合，并不影响其作为典故、嘉话而流传。从史学的角度看，考证真伪，辨别是非，又不容含混。文学创作，既然涉及真人，其虚构部分，亦应以现实为基础，综合概括，丰富充实，在一定程度上，使文学与史学统一起来，是很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