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的老百姓，总希望有个好州县官：公正清廉，执法无私；除暴安良，不畏权势。如果再加上清明干练，洞悉世务，了解民间疾苦；遇到案件，能够酌情度理，察言观色；重事实，重证据，重调查；不以刑求，不凭臆断；从而辩别是非，分清善恶，为百姓伸冤去害，就会被称为青天，尊为父母。包拯、海瑞、况钟等人的事迹和传说，一直为大家所乐道，在小说、戏剧中，被塑造成清官的典型，不是偶然的。
审理案件的事例，历代史籍，多有记载。如晋陆士龙（云），以文学知名，与其兄士衡（机）并称二陆，他在作浚仪令时，有人被杀，不知凶犯为谁，陆云拘留了被害者的妻子，而不加审问，过了十几天就把她释放，派人暗中跟随她，说：“她走不出十里远，可能有个男子候着她谈话，给我捆了来。”后来果然逮来了一个男子，承认和这个妇人私通，共同杀害了她的丈夫。他听说她被释放，想问问她，但不敢在近处谈，所以到远处等候。陆云料事如神，一县称颂（见《晋书·陆云传》）。此外，象三国魏时的廷尉高柔、北魏的豫州刺史司马悦、东晋时前秦的司隶校尉苻融，都有勘破凶杀案的事迹。在历代笔记小说内，这种叙述，为数尤夥。兹从其中辑录出一百二十八例，按内容大致分为七类：
第一类案例，大部分足以说明承审的官员，头脑清楚，明察入微，能够鉴貌辨情，分析事理，注重证据和调查研究，所以都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如“县令明察”一节，叙某县民，出外经商，登船未发，为船夫所害，船夫反去民家，呼问：“娘子，如何官人久不来下船？”县令就根据这句话，分析出县民就是船夫所害，因为他明知人已不在，所以才呼娘子而不呼官人。以此审问船夫，究出了真情。“雷击案”叙清雍正时献县村民某，在一个大雷雨之夜被雷击毙，县令往验之后，派人到市上访查，知道一月来买火药最多的是某匠，已买二三十斤，拘来追问，说是买火药打鸟，县令说打鸟顶多一天用一两左右，余剩的药何在？其人理屈词穷，无言答对，最后招认是与县民之妇通奸，伪造雷击，把人炸死。有人问县令何以知雷为伪作？县令说雷击人自上而下，今火从下起，苫草屋梁皆飞，是以知为伪作。这位县令，深晓事理，清细过人，调查研究，拘捕审问，处处入情入理，有条不紊，使凶徒无所逃罪，实在令人佩服。这类案例，共有三十余个，情节各异，足供参考。
第二类案例，大部分足以说明承审的官员，能用智谋诱捕罪犯，或以小计，引人露出真情。如“审树”一节，叙某人自海外归来，带有很多银两，日暮尚未抵里，恐中途被劫，将银埋藏一老树下，回家只告妻知，次早出门，门皆虚掩，树下银已失去，遂告县求予查找。县令详询情况，估计窃贼必为常去某家之人，因谓失银为老树之过，命衙役把树锯来审问，众人闻讯围观，窃贼亦在其内，被某人的四岁幼子认出，人赃俱获。原来某人久客海外，妇有奸夫，是日恰在其家，藏在暗中，听说埋银之事，先出掘取，所以门皆虚掩。县令预料及此，略施小计，迅即破案。又“打笆斗”一节，叙米店、面店之人，争一笆斗，各言己物。县令说二人争执，乃笆斗之罪，令人扑打。结果是先落面麸，后见糠秕。说明笆斗原是米店之物，为面店借用不还。这又是重物证的一例。按《南齐书·傅琰传》说傅琰在作山阴令时，有卖糖、卖针的两个老妪，争一团丝，都说是自己的。琰命挂丝用鞭轻打，有铁屑落出，证明丝是卖针老妪之物。可见这类故事，早已有之，笔记传说，虽不免因袭，却亦足以引人思考。
第三类案例，大部分是说明官员私访，或派捕役去四处侦查。如“微行摘印”一节，叙长麟在巡抚浙江时，听说某县令贪污，就私行民间，访查证实，把县令的印信摘去。“倪公春岩”一节，叙倪廷谟作潜山县令时，怀疑某甲暴死，为其妻所害，而验尸无伤，遂化装卜者，自出侦查，遇到渔人万年青，得知某甲系被其妻和奸夫用小蛇窜入肛门害死，开棺再验，腹内死蛇犹存。妇人和奸夫不得不认罪受刑。“钟鼒”一节叙某县溪流中发现女尸，因此，县民纷来以家属失踪、生死不明请求查访。县令的仆役钟鼒化装出访，到某土豪家为奴，经多日侦查，知土豪经常打死仆婢，即投园池冲入溪中，因而破案。又“私访”一节，提到大员私访，只能偶一为之，屡试则易生弊端，反而被人利用，不能了解事情的真相。这一节所说的道理，十分透彻，作调查研究工作者，可用以参考。
第四类案例，主要表现封建社会官场的黑暗。有的是贪官污吏，贪赃卖法，勒索民财；有的是自命为清官，主观武断，草菅人命。如“江都某命”一节，叙某县令，因富商汪家，一奴缢死，以为奇货可居，不即往验，待尸首腐臭，索价三千金，始行往验。“宋龙图”一节，叙仙游县令宋某，以包龙图自命，某村王监生与佃户之妻私通，遣佃户远出经商，三年未回，恰好井有腐尸，宋令听信谣传，以为王监生害死佃户，严刑逼供，把王和佃户之妻都判处死刑。后来佃户回家，知妻冤死而上告，以宋令抵罪。旧时官府，滥用酷刑，犯人往往因受不了痛苦而诬服，不知造成了多少冤案。这节故事，真足以发人深省。还有“漳州府窃案”一节，叙清嘉庆间漳州府知府某，原为大盗，报捐知府，作官后仍然四出行窃，终被擒获。官即是盗，盗即是官，在封建社会，原也不足为奇！这节故事是对清代“捐班”卖官制度的一种嘲讽。
第五类案例，主要说明在形形色色刑事案件中，罪犯的凶残狡猾，往往出人意外。如“赵友谅宫刑一案”，叙陕西赵成，老而凶恶，他强奸了子媳，还和别人勾结，害死其戚牛廷辉一家，企图嫁祸于自己的儿子赵友谅。“布客被害案”叙匪徒八人住店，舁一柜入，与二布客共住一室，夜间害死二客，碎割尸首装入柜内，柜内原藏二人，故次日出店时，仍足十人之数。“我来也”一节，叙宋时临安巨盗偷窃，必书“我来也”三字于壁，后被获入狱，贿赂狱卒，放其夜间暂出，旋复回狱，次早又有人报失窃，壁书“我来也”，于是府尹认为狱中所囚，不是“我来也”，而予以释放。第一案由于赵成儿媳的揭发而弄清真相；第二案因为旅客的干预而没有放走凶徒；只有“我来也”骗过府尹，逍遥法外。此外“唐公判狱”一节，叙某杀人案已经判决，凶犯贿使捷盗，装作死者的鬼魂，向制府唐公诉冤，说明凶手是某某，今误作某某。唐公信以为真，准备翻案；幸幕友询明经过，指出鬼无形质，当奄然而隐，不应越墙，今新雨之后，屋上有泥痕，显系人为；唐公方才醒悟，仍从原判。这些故事，说明各种情况，往往非常复杂，不能只按常理推断；处理案件，尤其不应轻率。
第六类，大都是案情复杂，难以处理的事例。如“献县疑案”叙二老僧共居一庵，一夕有两老道士投宿。次日至晚，庵门不启，呼亦不应。邻人跳墙入视，僧道四人俱已不见，而僧房毫无所失，道士财物亦在。后来在十余里外的枯井中发现四人尸首重叠在内，并无伤痕。县令认为非盗、非奸、非仇、非杀，四人何以同死，四尸何以并移；庵门未开，何以能出；距井甚远，何以能至；都无法理解，遂以疑案报结。此案是否当时传闻失实，故神其说；或勘察不细，未能发现作案的线索；现在我们都无法推断。又“难断之案”，叙幼男、幼女，皆十六七岁，幼男说幼女为其童养媳，父母亡，欲弃之别嫁；幼女说是幼男的胞妹，父母亡，欲占我为妻。因为两人来自外乡，父母病亡，邻里无考，当时也不能断定谁是谁非。
第七类所辑，都是冤案。如“福建亏空案”，由于福州将军魁伦和总督伍拉纳，巡抚浦霖有嫌怨，就罗织两人的罪状，说福建亏空百万，赶上乾隆帝正要整顿吏治（《清史稿》说是乾隆时，本节叙述在嘉庆初），于是总督、巡抚、藩台和十七名州县官，都被斩首，合省呼冤。实际贪污和亏空，各省都有；谓福建亏空百万，并非事实。这一冤案，乃官场倾轧所造成，暴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本节叙述。比《清史稿》伍拉纳和浦霖传的记载更坦率一些。又“宰白鸭”一节，说明福建漳州、泉州二府，每出凶杀案，富者往往出高价买贫者顶凶代死，叫作“宰白鸭”，虽有好心的官员，想要开脱这无辜的替死鬼，也不可能，可见当时官场的黑暗和社会上的恶势力以及贫富悬殊的现实，对贫苦善良老百姓的威胁是多么严重。
总起来说，这些案例正反两面的材料全有，附加简注，以便阅读。可使在公检法部门工作的同志，由此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作为实践的参考；可使一般读者，由此得到一些常识，藉以了解历史；喜欢看笔记小说的文学爱好者，也可以此当一个普通故事选本来看看。
这里还要着重指出：由于这类笔记小说，都产生于封建社会，所选故事，自然总不免带点迷信色彩，如冤魂入梦，鬼神显灵等等。但观其大体，还是以调查研究为主体的居多。吸取精华，扬弃糟粕，是我们应有的态度。至于故事情节，时有近似；传说演饰，同出一源；或者辗转抄袭，改头换面；亦为笔记小说中所常见。作为一本通俗读物，于此是不必详考的。
一九八一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