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随笔杂录以及一些零星琐屑的记载，从前都称之为笔记或笔记小说。“小说”有时是与“大道”、“大言”对称的，和后来小说的概念不同。自魏晋时就有了各种笔记，至清代而大盛，近人写笔记的也很多。现代学者把一些零星杂著汇辑成书，虽不一定标笔记之名，实际仍然是继承了古代笔记的传统。
历代笔记，多不胜举，内容丰富，包罗万象。约略说来，其中以记短小故事为主的，可以称为笔记小说，从魏晋的《列异传》、《博物志》、《搜神记》到清代的《阅微草堂笔记》、《夜谭随录》、《淞滨琐话》等，都属于这一种。其他也记叙也议论的一种和以考证为主的一种，只应称为笔记，不宜再加小说之名。
把笔记视为消闲遣兴的作品，意存鄙薄，由来已久。直到近代，从各种笔记内找研究材料的，才渐渐增多，其中的文献、史实部分，尤其引起人们的重视。现在已有不少出版社作这方面的整理校点工作，选刊历代笔记以适应读者的需要，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能够发挥作用，是十分可喜的事情。
我从少年时就喜欢看笔记，获益不少。觉得即使不专攻文史，也可以看看各种笔记，借以开扩眼界，增长知识。许多“杂学”都能由此得到。兹作摭谈，是想介绍一些这方面的书，说说点滴心得。摭，拾取的意思。或拾取其中的片言只语，以为谈资；或抄录其中的一章一节，以供欣赏；或以书目提要的形式，概括地评述一本书，也象前人写笔记那样，信手拈来，不拘一格。倘能由此引起大家阅读的兴趣，就不算浪费笔墨了。
略谈笔记与哲学
（一）
笔记二字，本指执笔作记，就是写记事文章的意思。南北朝人以散文与辞赋等对称时，也叫笔记。如《艺文类聚》四九引南朝梁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传》：“辞赋极其清深，笔记尤尽典实。”这里与辞赋并举的笔记，即指一般的散文。用为书名，大约始于北宋宋祁的《笔记》。现在我们所说的笔记，含义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包括短篇的故事集，如《搜神记》、《世说新语》之类；这也叫“笔记小说”。狭义的指除去“笔记小说”之外的一切随笔杂记，其中又可分为二种：一种是以记历史琐闻为主的，一种是以考据辨证为主的；这都只能称为“笔记”，无关小说。本文所谈笔记，限于笔记小说和考据、辨证一类，记历史琐闻类的笔记，不在论述之列。
哲学，指关于人们世界观的学说。从狭义方面说，无论在哪个时代，能够成一家之言的哲学家，总是少数；但实际每一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都在特定的环境中，以自己形成体系的观点来观察一切，处理一切。因此从广义方面说，又每个人都是哲学家；即使不学无文，不能著书立说，也并不影响其哲学观点的存在，而且其观点还可能常常和古今许多哲学家的看法不谋而合。本文所谈哲学，卑之无甚高论，就是这一点不免为大家齿冷的浅薄见解。
我国古代的阴阳五行之说，大概可算最早的带有唯物成分的哲学思想。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斗胜，哲学思想，得以发展。自汉武崇尚儒术，儒家思想即定于一尊。其后佛教哲学于东汉传布，老庄思想于魏晋盛行，渐成儒、道、释三家鼎立的局势；唯心、唯物，两相对峙，也由来已久。但儒、道、释三家的观点，亦有分有合，不尽互相排斥。一般的看法，认为经、子两部的著作，包含哲学成分较多；实际经、史、子、集、小说、戏曲以及一切笔记杂著之类，凡属执笔为文，发言成章，无一不涉及哲学思想，正如水之行于地中，无往而不在。即以十三经而论，其中《春秋》三传，皆关史事；《论语》、《孟子》，各为一家之言；《尚书》所载，亦每为历史文献；从前把它们当作经典来诵读，并不影响其属于子、史两部。至于历代笔记涉及哲学思想或有关注释辨证的部分，则不仅数量非常之多，而且包含的方面非常之广，披沙拣金，时有可取。只是古人于此，往往以为小道，不予重视；今人于此，也有的未加注意，不甚了解。如唐刘知几在《史通》的《采撰》篇中说：
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
又陆龟蒙在《蟹志》（见《甫里先生文集》卷十九）一文中说：
今之学者，始得百家小说，而不知孟轲、荀、杨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于圣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说，沮洳也；孟轲、荀、杨氏，圣人之渎也；六籍者，圣人之海也。
刘知几所谓杂书，即上文提到的笔记小说；陆龟蒙所谓小说，指不合大道的浅薄言论，包括各种笔记杂著；他们对这些著作，是极力贬低的。刘知几从修史的角度着眼，排斥小说；陆龟蒙从尊儒的立场出发，蔑视杂著；都是正统观念在作祟。恰如其分地给予评价，适当地利用其中的材料，是我们今天对历代笔记的应有的态度。因此试图就其在哲学思想研究方面的参考作用，作一点粗略的探讨。不过个人所读笔记，实在有限，对于哲学，更是外行；偶发咫论，疏舛定所难免。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的《勉学》篇中说：“读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录之志愧，并以说明笔记之类值得一读，价值不容抹煞。
（二）
考据辨证类的笔记，在汉代已略具规模。如班固的《白虎通义》、蔡邕的《独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归之于子部杂家类，实际就是考辨笔记的先河。应劭的《风俗通义》和《汉官仪》，与前两书性质亦近。魏晋南北朝时代，考据辨证类笔记，仍处于萌芽状态，为数寥寥，除去晋崔豹的《古今注》外，几乎无可称道。而且《古今注》是为解释古代名物、制度而撰，于研究哲学思想，无可参考。倒是魏晋南北朝的志怪、清言两体笔记小说，于这一历史阶段文人的思想意识，有所反映，足以取资。这里仅就这些小说所表现的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摭谈一二。
大致说来，儒家思想，源于孔孟，以“仁”为中心，讲仁心、仁术、仁政，有教无类，施仁及于禽兽；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系列纲领，是入世的。道家思想，源出老庄，以“清静无为”为中心，讲归真反朴，纯任自然，其鄙视荣名，崇尚隐逸的一系列纲领，是出世的。故《颜氏家训》的《勉学》篇云：“夫老庄之书，盖全真养性，不肯以物累已也。”其后侈谈神仙，演为道教，皆依托老子为宗主。至言老子先天地而生，上处玉京，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为飞仙之祖；轩辕、帝喾、大禹、尹喜，皆从其授神仙之术、长生之诀和道德之旨。尊奉其教，以积德增善，可以白日升天。《魏书·释老志》于此类传说，记载甚详。自汉张陵以后，炼金丹，行符箓，降妖捉怪等一切道教怪诞之谈，实际俱与老庄思想已无关涉。明胡应麟即曾指出：“神仙本道家，似不应别出。然老、关、庄、列，皆谭理之书。自张道陵、寇谦之、杜光庭辈，盛演其教，欲与释藏抗衡，故以柱下为道君，又创立元始天尊，而姓之曰乐，名之曰静信。亡论太始以前，即秦汉间姓名，绝少此类。盖魏晋六朝，假托宛然。”（《经籍会通》，《少宝山房笔丛》卷二）
老、庄谈理之书，讲的是哲学思想；道君、元始，附会迷信，宣传的是宗教；本为二事，不容混淆，这是很清楚的。但古代道士也常常借老子的学说，以示其教之秉承有自。如《旧唐书·陆德明传》提到唐高祖在亲临太学行释奠礼时，曾听国子博士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波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可见在唐初，儒、释、道分庭抗礼，已很明显，而道士讲《老子》，也似乎是分所当然。这种局面，实际是在魏晋之间就形成了的。在魏晋南北朝笔记小说内，有不少故事，糅合三教之说，把老庄出世之思与道教的神仙之说，融而为一。儒家文士又多喜欢学老庄，言出世，不排斥神仙怪异之谈；而佛家的因果报应、三世轮回之说，亦较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因此错综复杂的思想意识，在这些笔记小说中均有所表现。
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辑录汉末到东晋名士轶闻的笔记小说，按内容分类记事，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故事主要是魏晋人的。梁刘孝标（峻）为《世说新语》作注，引用了四百多种古书，对《世说新语》所述，或提出异说，或补充引申，材料非常丰富，与原书相映成趣，几乎可以算是另一部《世说新语》。后人研究《世说新语》，对刘孝标的注，都很重视。
从《世说新语》的《文学》篇中，可以看出魏晋文人大都喜欢谈老庄的学说。如何晏、王弼皆曾为《老子》作注，何见王注精奇，非常佩服，就说：“若斯人者，可与论天人之际矣。”于是把自己的注改为《道德二论》。所谓“天人之际”，指天道与人事的相互关系。把天地间的万事万物，联系起来，以分析道理，认识现实，儒家与老庄并无歧异。何晏认为王弼的注，通达天人，足以阐发《老子》的学说，自愧不如，因而放弃了自己的注释。王弼弱冠去见裴徽，讨论老庄的虚无思想，亦颇有妙解。裴徽问他：“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王弼回答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他认为圣人体会到虚无的存在，但这是消极的，不足为训，所以言论总从存在的现实（有）出发，教人由积极方面对待现实；老庄不免为现实所囿，力求超脱，所以总是强调虚无，以补其所不足。王弼这个说法，相当深刻，反映了他对儒家学说与老庄思想的同异观，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另一条小故事，记王衍问阮修：“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将无同”这三个字含义为何，从前异说甚多，主要有三种：“宋赵令畴《俟鲭录》卷七引苏轼说，谓古人以“将”为“初”；“将无同”即“初无同”，言不相同。宋叶梦得《玉涧杂书》云“将无同”是直言“无同”，“将”乃晋人发语之辞。盖谓同生于异，周、孔、老、庄，本自无异而不同。明杨慎则以“将无”为疑词，谓“将无同”即“毕竟同”。按“将无”为晋宋人习用语，乃“莫不是、莫非是”的意思。《世说新语》的《雅量》篇叙谢安与人泛舟遇风浪，谢安徐徐地说：“如此，将无归？”将无归，莫不是要回去，以疑问商量的口气，表欲归之意，正显示了“将无”的语意。“将无同”，即“莫非是相同。”赵令畴、叶梦得单讲“将”字，解释遂异；杨慎之说近似，但解为“毕竟同”，语气较差。叶梦得虽不懂“将无”的用法，可是所云“同生于异，周、孔、老、庄，本自无异而不同”这两句话，却颇含哲理，耐人寻味。王衍之欣赏阮修“将无同”的答语，立即聘请他为掾（时人称之为“三语掾”），说不定就是体会出周、孔、老、庄同异的辨证关系。
《世说新语·文学》又叙有人问乐广一些道理，解说难通，乐即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触几说：“至不？”客曰：“至。”乐复举起麈尾道：“若至者哪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以麈尾触几，尾到几上，这是“至”；举尾离几，“至”即不存，等于前未曾至。此一问答，是把老庄哲理和佛教的禅机融而为一的。乐广重在举例启发，其客妙在触机能悟。刘孝 于此作注云：
夫藏舟潜往，交臂恒谢，一息不留，忽焉生灭。故飞鸟之影，莫见其移；驰车之轮，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则前至不异后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异后去，去名所以立。今天下无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为假矣，而至者岂实哉？
这一段话，说得非常透切，使读者能更清楚地理解乐广这一问答的含义。“藏舟潜往，交臂恒谢”两句，语意皆出《庄子》。《庄子·大宗师》：“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谓天地之间，变化无穷，如舟被潜移，山已非旧；喻世事日新，不能守常而不舍其故；但愚昧之人，不足语此。《庄子·田子方》记孔子回答颜回的话，大意亦云万物存亡、生死等等总在变化之中，不能执留，“吾终身与汝交一臂而失之”，我和你虽然终身交臂相守，也要倏忽失之，时极短暂。刘孝标据此指出事物是在不断地运动和变化着的，以鸟影车轮为喻，不见鸟影移空，车轮掩地，“去”和“至”都在瞬息变化，所以“去”既不存，“至”亦无有。这和老子所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形”；“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道理一致，是一种辨证的看法。《文学》篇的另一个片断记卫玠少时问乐广，梦何以形成，乐广回答说是由于“想”，卫玠不以为然，就又问：“形神所不接而梦，岂是想邪？”乐广复加解释，谓梦必有“因”，比方说没有人梦见乘车进入鼠穴，或者在捣齑时吃了铁杵，都是由于无想无因的缘故。乐广这个见解，非常透辟，可以说是唯物的观点。因为梦境出于虚幻，亦和清醒时的见闻联想等等有关。入鼠穴，吃铁杵，为现实生活中必无之事，即睡时思维混乱，亦不可能涉想及此。乐广的论例，是颇有说服力的。
在魏晋的笔记小说中，记神仙方术和隐士逸人的故事，散见诸书，象魏晋人依托汉刘向撰的《列仙传》，晋皇甫谧撰的《高士传》，可算这类的代表作。以老庄的出世思想为基础，赞扬鄙弃利禄、栖隐山林的高士；结合道教的丹鼎符箓之说，虚构长生不老、白昼升天的神仙；事异理同，实际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逃避现实的想法的反映。比较说来，佛教思想，对这一阶段笔记小说的影响尤大。如晋干宝的《搜神记》卷十五记晋羊祜五岁的时候，还记得前世的事情，叫乳母到邻人李氏的东垣桑树中去取他遗留的金环；这正是宣扬佛教的三世轮回之说的。卷二十记隋侯出林，见大蛇受伤中断，使人给它上药治伤，后来此蛇就“衔明珠以报之”；东兴有人，捕杀一个小猿，以致猿母悲哀断肠而死，后来未至半年，即满门遭疫而亡；这又不仅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之谈，而且认为一切动物都有灵感神通，懂得感恩报怨，所表现的是“众生平等”、“仁心及物”的儒释合糅的思想。又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三的一条故事云：
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禽兽，辄相贵重。鹦鹉自念：“虽乐，不可久也。”便去。后数月，山中大火，鹦鹉遥见，便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虽知不能救，然尝侨居是山，禽兽行善，皆为兄弟，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
上文记述的蛇猿之事，不过意在劝惩，此条所叙，则颇富于人情味，很象近代童话之动物人格化的写法。濡羽救火，收效虽微，而怀念旧谊，不忍见朋友遭难而不救，故竭尽其绵薄之力来洒水。情真意挚，十分感人，所以天神为之灭火。佛教的“万物有情”和儒家的“仁者爱人”在这里已经具体地结合起来。另外南朝宋刘义庆的《幽明录》记巴丘县巫师舒礼，于晋永昌元年病死，被捉送到泰山。泰山府君说他佞神杀生有罪，使牛头加以处罚，然后放他回生。从此舒礼就不敢再作巫师。按泰山府君，为道教之神，亦戒杀生，与佛教无忤。魏晋文人记叙此类故事，可见其既好神仙方术，亦不排斥释氏之说，尤其是释道两家之言与儒术接近的，更乐于接受而熔之于一炉。
不过魏晋南北朝的笔记内虽多佛教的故事，一般文人却并不完全信奉佛教，有时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方术来看待，或者仅仅藉以为谈资。如《世说新语·文学》叙殷浩见佛经云：“理亦应阿堵上。”阿堵，亦魏晋南北朝人的习用语，以之指代，犹言这个、这里。此句的阿堵，即指佛经。殷浩看了佛经，认为义理亦见于此，说明佛经所讲内容，能为他所接受，并不斥为异端。又《世说新语·言语》说庾亮曾入佛寺，看见卧佛，就说：“此子疲于津梁。”这句话为时人所赏，“以为名言”。津梁，即桥梁，泛指道路，疲于津梁，即倦于行旅。佛家所尊奉的如来佛，在庾亮眼里，与常人无殊，故径称“此子”，毫无敬意；既然偃卧，行倦可知，谓成佛亦难免俗。语妙双关，实有至理。这两条小故事，都足以说明魏晋一般文人于宗教并无神秘感，顶多是视为一种方术。《文学》篇又述支遁、许询诸人共在会稽王（即晋简文帝司马昱）斋内，由支、许二人讲解佛经，“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支遁讲通一条道理，大家感到满意；许询提出一个难题，作了阐释，众人也为之欢欣鼓舞。只是他们所赞叹的仅为支、许二人的辞采议论，对佛经中的精义何在，并不了解，说不定根本即无意求解。至于庾敳读《庄子》，“开卷一尺许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亦见《文学》篇）则亦非轻视《庄子》，而谓庄生之说正与已意暗合，并无新异。盖魏晋名士放达，本近老庄，其于佛法，也是以老庄的不滞于物的态度来看待的。
总之，儒家哲学与老庄思想，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即和佛道之说交会沟通，时有分合，或一源而分派，或殊途而同归，变化无常，关系微妙。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进则伊、周，退为巢、许；正是与老庄、佛道的出世超尘之想互为消长的。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哲学思想，不应忽视上述笔记小说中的这些零星的材料。
（三）
在魏晋的清谈消沉以后，代之而起的是唐五代人记掌故、叙时事的风气，随笔、杂述，由是渐繁；考据辨证类的笔记，较前亦稍盛。不过，笔记的特点，本来就在于“杂”。如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原属小说；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专叙故实；也都包含考辨的内容。其余兼小说、史事、议论、考辨等等于一编的，更是不可胜数，难以类分；但涉及哲学者殊少。至于以考辨为主的笔记，如唐苏鹗的《苏氏演义》、李匡乂的《资暇集》、五代丘光庭的《兼明书》等，则议论经书诸子的部分，章句之间，尚偶有新义，足供采择。
《苏氏演义》原书十卷，已佚。今本分上下二卷，乃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者，于经传、名物、语词等，考订解释，求其义理，故称演义；对一般说法的谬误，也作了一些订正。其中论述，有为他书所未载者。如卷上述卜筮的一条，结合金木水火土五行，谈灼龟之兆文种种，极为详细，可藉以考见古人用龟甲占卜的梗概。《易》讲卦象，此言龟兆，正好与《易》的注疏参照，进行研究。
《资暇集》亦称《资暇录》，三卷，也以解释语词、名物为主，其上卷纠正俗说之谬，胜解较多。如“问马”一条，对《论语·乡党》的“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的断句提出意见：
“伤人乎？不问马。”今亦谓韩文公读“不”为“否”，言仁者圣之亚，圣人岂仁于人，不仁于马？故贵人，所以前问；贱畜，所以后问。然而“乎”字下岂更有助词？斯亦曲矣！况又非韩公所训。按陆氏《释文》已云一读至“不”字句绝；则知以“不”为“否”，其来尚矣。诚以“不”为“否”，则宜至“乎”字句绝，“不”字自为一句。何者？夫子问“伤人乎？”乃对曰“否。”既不伤人，然后问马，又别为一读，岂不愈于陆云乎？
按传说的韩愈之语，读“不”为“否”，其说可通；陆德明《经典释文》云至“不”字句绝，意亦相近。但“乎不”连文，似不成词。李匡乂谓问语至“乎”而止，“否”乃答词，独自为句，言孔子退朝之后，闻马棚被焚，先询是否伤人，知人既无伤，而后问马，解释更为通达。仁者爱人，施仁推及于禽兽，为孔孟学说的根本，藉此数语，以作阐发，是恰当的。
《兼明书》五卷，篇幅无多，而论述、考辨，范围较广，于《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周礼》、《礼记》、《论语》、《孝经》等书的内容，皆曾论及。每条都先列旧说，后称“明曰”二字，指出其下是自己的见解。如卷二论《周易》的“云从龙”一条云：
乾文言曰：“云从龙，风从虎。”说者以为龙吟云起，虎啸风生。明曰：非也，夫风云者，天地阴阳之气交惑而生，安有虫兽声息而能兴动之哉！盖云将起而龙吟，风欲生而虎啸，故传曰“龙从云，蛇从雾，巢居知雨”是也。
龙出于古人的虚构，实际不存，无须置论，姑以之与虎作为并提的动物，它们并没有兴云起风的可能，丘光庭驳斥旧说，认为风云乃由天地气候的变化而形成；“云将起而龙吟，风欲生而虎啸”，为龙虎受气候变化的反应，是一种唯物的观点。这就和其他动物有敏锐的感觉，能预知地震的道理一样。《兼明书》虽偶有臆断，亦多精解，非人云亦云之书可比。
北宋人的笔记，也以叙杂事兼考辨者为多，如宋祁的《笔记》（后人亦题为《宋景文公笔记》）三卷，上卷解释一般的常识，称为《释俗》；中卷叙典故，议杂事，称为《考古》；下卷为语录、随感之类，称为《杂说》；正能代表一般的丛谈杂记的体例。到了南宋，考据之学渐盛，有些笔记的内容，亦渐趋单纯，如洪迈的《容斋随笔》与其续作，即以考辨为主，于经史典故以及诸子百家之言无不议论，而罕叙杂事。如其卷一的“解释经旨”一条，论《孟子》对《诗经》的解说，卷二的“信近于义”一条，讲《论语·学而》的“信近于义，信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一节的含义，具有可采。但因题立论，于古代经、子诸书中的哲学思想发挥较多的，还得首推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这里即举《笔记》和《困学纪闻》的一些论及哲学的内容，以概其余。
《笔记》卷中谈佛法的一条说：“余谓佛，西方之达人也。其言汪洋漫诞，贯生死鬼神，无有滨涯。合万物之妄以为一真，真立而妄随，又去真掊妄，以无修无证为极。”宋祁的结论是：“佛与中国老聃、庄周、列御寇之言相出入，大抵至于道者，无古今华戎，若符棨然。”按《庄子·至乐》篇叙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说：“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庄子以为生、死、形、气，皆属虚妄；和宋祁所称佛法的“真立妄随，去真掊妄”，含意如出一辙；宋祁指出佛与老庄等论道之语，大致无违，确为通人之论，于此可证。
《困学纪闻》二十卷，是王应麟的读书笔记，大约成于他入元以后。卷一至卷八讲《易》、《书》、《诗》、三礼、三传、《论语》、《孝经》、《孟子》等经书；卷九、十两卷讲天道、历数、地理、诸子；卷十一至卷十六考订史事；卷十七至十九评诗文；卷二十叙杂事。由于王应麟擅长史学，所以大家认为其书中考史的部分最为足采，实际其论经子诸书的精辟见解，也不在少数。这里先摘引其卷一论《易》的数条于下：
危者使平，易者使倾，《易》之道也，处忧患而求安平者，其惟危惧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
言行可以欺于人而不可以欺于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君子道盛，小人自化；故舜、汤举皋、伊而不仁者远。玉泉喻氏云：《泰》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为君子也。
处于危难者，使之平安；处于安稳者，使之倾倒；这是《易》的原则和真理。因此在忧患之中，只有朝夕努力自强，时怀戒惧，才能求得平安；这就是《乾卦》所说以警惕之故而无祸患；《震卦》所说因恐惧小心而得福的意思。在外面可以言行不一，欺世盗名，在家内即难于掩饰，所以《家人》的卦象所说君子的言行必须正当合理而有常规，无可指责。君子当道，正气旺盛，小人自然改行；所以虞舜、商汤举出皋陶、伊尹这样的仁者来执政，不仁之人自然远逝。《泰》所说小人道消，是指化小人为君子，并非加以消灭。王应麟结合生活体验和历史事实来解释《易》的卦理，生动易懂，深入浅出，丝毫没有神秘感，这是真正懂得哲理的人才讲得出的。
《困学纪闻》卷八论《孟子》的部分，精解亦多，如谓“杨之学似老，墨之学似佛”，即为确论。杨朱主张不为物累，与老聃的无为之说一致；墨子主张兼爱，与佛家之舍身济众的精神相合；故王应麟概括言之。又另外的两条云：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失，犹不得也。
养心莫善于寡欲。注云：欲，利也。虽非本指，廉者招福，浊者速祸，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谓丹经万卷，不如守一。愚谓不如《孟子》之七字。不养其心而言养生，所谓舍尔灵龟，观我朵颐也。
儒家的“仁政”学说，其归结于在人心的得失、国家的兴亡。王应麟就此立论，以为秦之二世而亡，得天下犹如未得，根本即在于不仁。其言警切，足以发人深省。“养心莫善于寡欲”，见《孟子·尽心》篇。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欲望一多，贪心必炽，廉耻祸害，俱所不顾，其后患自然是不堪设想。《孟子》这“养心莫善于寡欲”的七字真言，不仅为养生之根本，亦为持身的要义，和道家的所谓“存思守一”保其元神的迷信说法，虽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亦有相通之处。
以仁术治国，以修身齐家；居安思危，以持盈保泰；清心寡欲，以培养廉谨；孔孟学说的精华，在《困学纪闻》这几段中，以数语尽之矣。
此外，宋人笔记如王观国的《学林》（亦称《学林新编》）之考证六经史传等等，罗列诸家解说；程大昌《演繁露》、赵升《朝野类要》之谈典故，释名物；俱有可采。吴曾的《能改斋漫录》、王楙的《野客丛书》、高似孙的《纬略》、赵彦卫的《云麓漫钞》、马永卿的《懒真子》、姚宽的《西溪丛语》等书，亦多涉考辨，论议，但零星琐碎，内容甚杂，谈及哲学者，片言只语，往往不成段落。但精解妙喻亦随处而有，可遇难求，非一时所能措举；读书有间，信笔记之，就都是有用的材料。
（四）
由于元代考辨之学不昌，故这类笔记为数寥寥，惟李治的《敬斋古今黈》尚可自张一军。惜原书四十卷早已失传，今本八卷，为清儒自《永乐大典》内辑出，所举偏于史事，论及经子者较少。黄的《日损斋笔记》、郭翼的《雪履斋笔记》等，虽有辨经杂论，而篇幅无多。明人于考辨之学，亦不甚精，笔记大都综合各类，兼载丛考、杂辨以及琐闻遗事，如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谢肇浙的《五杂俎》等，皆是如此。其中以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为考辨精详，议论广博，足称明代这类笔记的代表作。
清代是各种笔记集大成的时代，无论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考据辨证类，全都数量很多，内容丰富。清人讲求经学，尊崇汉儒，解说经传，考证古籍之风，初期即盛；文字训诂之学的研究，也相应地发展；所以考据辨证类的笔记，可取者多于前代；结合文字训诂，来考辨经、子诸书的内容章句，也和前人笔记之偏于议论者不同。其中尤以顾炎武的《日知录》与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为后出转精，最能显示这类笔记的成就。通过《少室山房笔丛》和这两部书的论辨，可以约略了解明清两代学者对经子著作的思想内容和文字训诂的探讨。详释其书，须各为专论，非数语所能竟。这里钞《日知录》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一节于下，以作为本篇的结束语：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
顾炎武所讲是文章的社会功用，持论甚精，而意思明确，无须更作解释。我想藉此说明写这篇拙文的目的，一是对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的研究，贵在能悟能通，辨析异同，吸取其积极的部分，使之“有益于天下”，不宜只尚空谈，全忘实用；单纯地为学术而学术，似不足取。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品德情操，以认识现实，适合现实，改变现实，使社会前进，为研究哲学应起的作用。二是我国古代的笔记杂著，譬之荒地榛莽，而宝藏甚多，可以开垦发掘，以供研究哲学之参考，不应再视作小道，以为无足观览。但限于个人的学识，所述粗疏，舛误必多，聊为引玉之砖，不避滥竽之诮，大题小作，高明哂之。
《封氏闻见记》的史料价值
在唐人笔记中，封演所撰的《封氏闻见记》是内容比较充实的一部。封演于玄宗天宝中为太学生，后举进士，代宗大历间为县令，德宗时官至御史中丞。本书卷首题衔“唐朝散大夫检校尚书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可见其书即成于德宗之时。今本十卷，已有残缺。
《封氏闻见记》以考辨为主，亦记掌故、古迹，附以杂论；兼述唐代士大夫的轶闻遗事，各标小题。如“刚正”、“淳信”、“端悫”、“贞介”等，略似《世说新语》之标目，而专写好人好事。由于这部书记叙确实，保存了一些可贵的资料，后人对它评价很高。清初诗人王渔洋（士禛）就最爱《封氏闻见记》和《唐摭言》，卢见曾也称赞这部书“考据该洽，论辨详明，乃说部之佳者。”①我这里只举其中的两条，说明其有参考价值。
第一条是谈韵书的。多年来因修订《辞源》和个人撰写研究古代字书的论述，时时注意有关字书的著录和史料。查新、旧《唐书》经籍志、艺文志，载隋诸葛颖《桂苑珠丛》和天圣太后（即武后）《字海》各一百卷，篇幅之巨，已为古来字书所未有，其包罗丰富，内容详备，可以想见。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颜真卿《韵海镜源》，竟达三百六十卷，卷帙之数，更是惊人。可惜的是这三部大型字书，俱已失传，即其佚文的一鳞半爪，亦难见到。幸而《封氏闻见记》卷二的《声韵》一条内，保留了有关《韵海镜源》的一段记叙：
天宝末，平原太守颜真卿撰《韵海镜源》二百卷未毕，属蕃寇凭陵，拔身济河，遗失五十余卷。广德中为湖州刺史，重加补葺，更于正经之外，加入子史释道诸书，撰成三百六十卷。其书于陆法言《切韵》外，增出一万四千七百六十一字。先起《说文》为篆字，次作今文隶字，仍具别体为证，然后注以诸家字书。解释既毕，征九经两字以上，取其句末字，编入本韵。爰及诸书，皆仿此。自有声韵以来，其撰述该备，未有如颜公此书也。大历二年，入为刑部尚书，诣银台门进上之。奉敕宣付秘阁，赐绢五百匹。
封演和颜真卿同时而稍晚，故能熟知真卿两次编撰的始末和进书的年代，并亲见《韵海镜源》，详记其内容、体例。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韵海镜源》是一部分韵收词的字书，先列单字的篆文，下附隶书和别体，引诸家字书来作解释；然后摘取两字以上的词语，按末字编韵。于经书子史以及释道之书，均加采择，包罗甚广，可供选词摘句，征引典故，以为作诗赋之用。
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清人编《佩文韵府》，是根据宋阴时夫《韵府群玉》和明凌稚隆《五车韵瑞》的“事系于字，字统于韵”的体例，将两书又大加增补而成；明人编《永乐大典》，于单字下并列篆隶各体，似出新裁。实际这就是《韵海镜源》早已有之的。虽然《韵海镜源》书久失传，即宋阴时夫，亦未必见到而加以模仿。但其体例，皆出于颜真卿首创，则毫无疑义。《封氏闻见记》所述，真实具体，可贵之至。另外象卷二的《文字》一条，记晋吕忱《字林》、北魏阳承庆《字统》、南朝梁顾野王《玉篇》的卷数、字数等等，亦属第一手材料，很有参考价值。因为《字林》、《字统》俱佚，其字数惟见此书记载；《玉篇》今昔之本不同，可据此以相参照。
第二条是谈“绳技”的。古代散乐，隋以前谓之百戏。现在我们的杂技艺术内有走钢丝一项，为由古百戏中的“走索”（即“绳技”）发展而来。《封氏闻见记》卷二的《绳技》一条，于当时表演此技的情景，有较详细的记叙：
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御楼设绳妓。妓者先引长绳两端属地埋鹿卢，以系之鹿卢内数丈，立柱以起，绳之直如弦。然后妓女以绳端蹑足而上，往来倏忽之间，望之如仙。有中路相遇，侧身而过者；有著屐而行之，从容俯仰者；或以画竿接胫，高五六尺；或蹋肩蹈顶，至三四重；既而翻身掷倒，至绳还注，曾无蹉跌；皆应严鼓之节，真奇观者。
由女子奏技，或一人或数人，在绳上作种种惊险的表演，与今天走钢丝的颇为相近。封演所述，似亦出目睹。按《晋书·乐志》下云后汉正旦，天子临德阳殿受朝贺时，有百戏表演：“以两大绳系两柱头，相去数丈，两倡女对舞，行于绳上，相逢切肩而不倾。”这和《封氏闻见记》的记述是一致的，可见绳技的表演，由来已久。此伎，南朝梁称高絙伎。唐杜佑谓“高絙伎，盖今之戏绳者也。”（见《通典》卷一四六《乐》六）此外宋人笔记，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一条提到“筋骨上索杂手伎”；吴自牧《梦粱录》的《百戏伎艺》一条提到：“上索、打交辊、脱索、索上担水、索上走装神鬼”；也都指的绳技。清代的散乐百戏中亦有“高絙”一项。（见《清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五）但这些书所述，全不如封演的记叙详细。清代修《四库全书》的馆臣说：“唐人小说，多涉荒怪，此书独语必征实。”②“语必征实”，确为《封氏闻见记》的一个特点，这部书真值得一读。
注释：
① 见《封氏闻见记》的卢见曾序。
② 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家类四《封氏闻见记》。
宋代笔记概述
笔记，是一种随笔记录的文体，包括史料笔记、考据笔记和笔记小说。自魏晋南北朝时已有此体，其渊源还可以以远溯至东汉。唐代笔记已多，到宋又有发展。用“笔记”两个字作书名的，即始于北宋宋祁的《笔记》三卷。
宋代史学，较前昌盛，有名学者，多精史笔，所以宋代的笔记以记掌故、轶闻的史料笔记一类为最发达。其主要特点在于多就“亲见”、“亲历”和“亲闻”来记叙本朝的轶事与掌故，内容较为切实，不乏第一手的材料，所以这一部分笔记，首先值得重视。
宋初士大夫，有一些五代旧臣，熟知唐五代的故事，故所撰笔记，于此为详。如郑文宝的《南唐近事》和《江南馀载》、张洎的《贾氏谈录》、钱易的《南部新书》，是这类笔记中较著名的作品。仁宗以后，笔记作者日众，始偏重于辑录当代轶事，朝廷故实。北宋人的笔记，如司马光的《涑水纪闻》，杂录自宋太祖到宋神宗时故事，就以有关国家大政的叙述为多，一般皆详其始末，颇似史体。卷一记宋太祖用赵普之谋，削夺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兵权；太祖死后，太宗入宫嗣位经过；都是涉及宋代朝廷的轶闻。欧阳修的《归田录》二卷，和《涑小纪闻》内容近似，而间杂着一些诙谐、戏谑的记载，据说是因书成时，神宋索阅，欧阳修有所删除，故将此类补入，以增篇幅的。其中故事，或与《涑水纪闻》所述，略有异同；但得之亲身经历之可征信的材料，还是不少。如卷一叙仁宗时屡次改年号的原因，卷二叙大宴时枢密使侍立殿上等有关宋代的典制，均足补史缺。
李廌的《师友谈记》和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也是北宋史料笔记内较好的作品。李廌与苏轼、范祖禹、黄庭坚、秦观、张耒等人交游，记其谈论而成是书，故以《师友谈记》为名。其中材料，大都确实可据。如谓苏轼中制举后，英宗欲使知制诰，宰相韩琦以为骤加擢用，适足累之，乃改授直史馆；即为李廌听苏轼自述的。《渑水燕谈录》所记，都是哲宗绍圣以前的杂事，按类分十七门，内容范围比较广泛，所述北宋的轶闻，颇多可采。如卷二记宋太祖讨平诸国，收其府藏贮之别府，称为封桩库，即足与《宋史·食货志》卷一下所记相参校。其他北宋人笔记，如王君玉的《国老谈苑》，记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杂事；范镇的《东斋记事》，多叙蜀事；张耒的《明道杂志》多述黄州事及论诗文之语；范公偁的《过庭录》多记北宋士大夫轶闻及其先人事；王暐的《道山清话》，多载苏轼、黄庭坚、秦观诸人言论；彭乘的《墨客挥犀》，辑录宋代的轶事以及诗话、文评；各有可取之处。
南渡的士大夫，喜追述北宋旧闻，如朱弁的《曲淆旧闻》、邵伯温的《闻见前录》，均成书于南宋初年，记北宋事，尚称信实。但南宋人笔记，仍以叙南渡以来朝政得失和士大夫言行的为最可取，于一事之始末细节，往往述说甚详，为史传所不载。如王明清的《挥麈录》，记北宋末、南宋初的许多史事，当时就受到注意并被人引用。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记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轶事，多关史料，述韩侂胄事尤详。岳珂（岳飞之孙）的《程史》，述宋金和战、交涉诸条，均属实录。有关文学的记叙、评论，也散见于各家笔记。如赵令畴的《候鲭录》、何的《青渚纪闻》载苏东坡的轶闻甚多。《春渚纪闻》卷六载东坡作诗画事，往往为他书所未有。《侯鲭录》卷五辨唐传奇《莺莺传》，引证丰富，为后人论此者所取资；卷一谓白居易《琵琶行》的“曲罢能教善才服”一句的“善才”为元和中善弹琵琶的曹保保之子，亦足供考证。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论李清照《永遇乐》、《声声慢》诸词，赞赏备至，可见南宋人对这位女词家的评价。其它如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宋高宗之奢侈、昏庸、秦桧之擅权跋扈以及朝参拜舞之制，都有参考价值，其论诗之语，亦多精辟。周密的《齐东野语》，亦着重记南宋的朝廷大事，而谈书画，叙琐闻的，也有助于研究艺文。如卷二十述天台营妓严蕊被朱熹系狱折磨一节，即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的“甘受刑侠女著芳名”一回故事所本。周密的另一笔记《癸辛杂识》，内容较为琐屑，但其中一些轶事、遗文，亦有可取。
其他宋人笔记，有偏重于诗论、文评的，如《侯鲭录》、罗大经的《鹤林玉露》。有专门编辑旧文的，如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有的谈典制、故实见长的，如宋敏求的《春明退朝录》、庞元英的《文昌杂录》、叶梦得的《石林燕语》等。庞元英在宋神宗元丰元年初行新官制、新朝仪时，进入尚书省作主客郎中，所以他在《文昌杂录》中谈及的元丰间朝章、典故，大都详确可靠。至于题为苏轼撰的《东坡志林》和《仇池笔记》，则出于后人编辑，大约为采其杂帖与零星札记而成。
随着商业的发达，都市的繁荣，宋代出现了专门记叙当时都市生活与风俗习惯的笔记，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灌圃耐得翁的《都城记胜》、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胜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就是这类著作。除《东京梦华录》追述北宋汴梁的情况外，其他四书，皆写南宋的临安。材料有的采自地方志和其他杂书，有的出于作者自己的见闻。
宋人笔记，往往记事与考辨间杂，如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即二者并著，本为“丛谈”性质，而考辨多精，故可列入考据一类。沈括学识渊博，熟悉当代的掌故，对文学、艺术、科技、历史等等，无不通晓，所以《梦溪笔谈》的内容，在宋人笔记中最为广泛。到了南宋，随着考据辩证之学的兴趣，这类笔记才重点突出，渐趋专门，各显所长。如洪迈的《容斋随笔》，虽兼论经史典故、诸子百家、诗文词语，而以关于史学者为最可采。王应麟的《困学记闻》，也以考订史事的部分为精华。王观国的《学林》，专门考辩六经史传以及其他书中的文字形音义，兼释名物；程大昌的《演繁露》，于考辩名物为多；赵升的《朝野类要》，以解释典制为主；都为人所称道。其他如黄朝英的《靖康缃素杂记》、孔平仲的《珩璜新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王楙的《野客丛书》、高似孙的《纬略》、赵彦卫的《云麓漫钞》、马永卿的《懒真子》、姚宽的《西溪丛语》等书，考证亦时见胜解。
宋代笔记小说，志怪未脱前人窠臼，如洪迈的《夷坚志》，一味贪多，甚至抄录旧文以凑数，未免芜杂。传奇只是铺陈古事，虽有乐史的《保珠传》和《杨太真外传》、秦醇的《赵飞燕传》等几篇较优秀的作品，就小说的发展谈，究竟成就不高。不过以唐宋人笔记比较来看，唐人笔记有时与传奇难分界限，文字或仍为六朝骈俪之遗，稍见雕琢矜持之迹。宋人笔记，则公余琐记、林下闲谈，大都信笔直书，于朴实自然之中显露文采，蔚成一代风格。所写内容，也较唐人笔记涉及的范围更广。其中论诗文、谈书画等等，常具新意，为笔记体增加了文学成分；尤其是关于一些传说、故事的记载，能供研究小说作参考者，亦所在多有。如吴淑的《江淮异人录》的“洪都书生”一条，可见唐传奇聂隐娘、昆仑奴一类故事的发展演变。洪迈《夷坚志》丙志卷三的“杨抽马”一条，即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的“杨抽马甘请杖”一回故事所本；丁志卷九的“太原意娘”一条，与宋平话《郑意娘传》内容相同，显出一源；材料都很可贵。宋人笔记的文学价值是不逊于其史料价值的。
由《帝京岁时纪胜》等谈厂甸
琉璃厂在北京和平门外，街分东西，与南北之新华街十字交叉。本名海王村，亦曰海王庄，以其地有琉璃窑，故称琉璃厂。厂甸，原指窑前的一片空地而言，后遂直呼琉璃厂为厂甸。公元一九一七年于厂甸旧址创建海王村公园。自明代起，书肆即荟萃于琉璃厂，至清季而益盛，除书肆外，古玩、字画、碑帖、文具以及珠宝玉器商店，鳞次栉比，形成一条文化街。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日，琉璃厂街头巷尾，到处设摊，食物、玩具，无所不有；书籍、古玩、字画等，亦皆陈列上街；游客骈阗，异常热闹。北京人于此际来游，称为“逛厂甸”，自清乾隆间即有此俗。在清人笔记中，如乾隆时成书的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和光绪时成书的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都提到琉璃厂，而所叙内容有异，可藉以考知清初至清末这里街巷面貌的变化。潘荣陛说：
琉璃厂在正阳门外之西。厂制东三门，西一门，街长里许，中有石桥。桥西北为公廨。东北楼门上为瞻云阁，即窑厂之正门也。厂内官署、作房、神祠之外，地基宏敞，树林茂密，浓阴万态，烟水一泓。度梁而西，有土阜高数十仞，可以登临眺远。门外隙地，博戏聚焉。每于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
这是康熙、乾隆间琉璃厂的情形。这里有高阁、石桥、茂林、烟水、景致幽胜，乃以窑厂为中心的游览区。春节时搭棚挂灯，点缀新年，犹如古时过上元观灯的习俗。到了清末，则琉璃厂景物全非，平日只是一条文物街，过春节，则成为一个热闹的庙会所在。因此富察敦崇写道：
厂甸在正阳门外二里许，古曰海王村，即今工部之琉璃厂也。街长二里许，廛肆林立，南北皆同。所售之物，以古玩、字画、纸张、书帖为正宗，乃文人鉴赏之所也。惟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列市半月。儿童玩好在厂甸。红货在火神庙，珠宝晶莹，鼎彝罗列；豪富之辈，日事搜求，冀得异宝。……
富察敦崇叙述的光绪间春节厂甸种种，已和近代所见，大致相同。可惜他说得过于简单，使人无法知道具体的情景。我从一九二七到一九三六年这九年中，过春节时，几乎天天逛厂甸。虽然兴趣爱好，随着年龄而变化；由买食品、玩具，到买旧书、旧画；逛的范围，由大而小；可是厂甸的全貌，至今记忆犹新，因此想给富察敦崇作一回逛厂西的“续书”。
除夕连续不断的鞭炮声，在新年元旦的清晨逐渐稀疏下来，八点过后，由虎坊桥缓步向西，刚往北转，入新华街，就进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听到了风车梆梆作响。风车是过年时北京儿童喜欢买的一种玩具，用秫秸杆扎成架子，四边安上小圆轮，轮上各置小鼓，迎风摇动，小槌即敲鼓出声。随着人流前进，不仅东西两面一个挨一个的货摊，陈列着的五光十色的物品，使人目不暇给；四下里各种叫卖的声音，也令人应接不遑。“山里红，就剩两挂了，谁买？”“买一捆香草，回去薰屋子吧！”山里红，为北京人对红果的俗称，近郊农民挑选个大而色润的红果，用小绳穿成一大串，挂在脖子上或套在双臂上来卖，每串称为一挂；所以北京有“卖山里红的说睡语——就剩一挂了”的歇后语。香草是用蒿、艾之类晒乾捆扎成束来卖。这些都只站着吆喝，招揽顾客，而无货摊。加上这边选空竹，抖得嗡嗡盈耳；那边挑“步步登”①，吹得扑扑作声；红男绿女，此往彼来，衣彩鲜明，肩摩踵接；儿童笑语，一片喧腾；交织成节日浓厚的欢乐气氛。至于举着风车和大糖葫芦的②，则大都是游玩已毕，要回家的了。
由新华街再往北走到十字路口，东西即琉璃厂街，海王村公园，坐落在东街西口路北。一到园门口，就有人拿着用布条制成的掸子，为你掸掸衣上的土，嘴里再说两句吉祥话，你得掏出一两枚铜元给他。园内大部分是古玩书画等文物店，分列两边，各自出摊售货，园中央搭着一座高台，上设桌椅，出售茶水。可以上去品茗歇腿，俯看游人。园东小巷内路东有一座吕祖祠，旧时香火很盛，很多人来此求签③。出园再东，路北为火神庙（民国初年，曾称“文化商场”），乃珠宝玉器之集中地，货摊密集，晶莹夺目，而真伪相杂，索价甚昂。如能识货，于此亦可得珍品。
琉璃厂东街路南，还有一家小铺叫作信远斋，以售冰糖棋子和糖葫芦出名。冰糖棋子以冰糖制成，形如围棋子而色似琥珀；用黄色纸盒盛之，平列一层层，晶莹可爱。冰糖葫芦以小竹签穿单个红果用冰糖蘸成，不象一般糖葫芦的穿成一串；与冰糖棋子一样酥脆适口，异于寻常。夏季卖酸梅汤，装大瓷坛以冰环之，其凉震齿；所制蜜饯干果亦佳。春节游厂的人，大都来这里买些冰糖棋子和糖葫芦带回去。
至于书摊，则从南新华街的大沙土园往北，大街小巷，到处皆是。刻本、铅印、影钞的各种古旧书以及过期的报刊杂志，无所不有，可以慢慢挑选，仔细翻阅，价钱也能商量。即使你看了半天，一本都没买，那位看摊的“掌柜”，也不会有何怨言，有时顾客把书弄乱，他也只是默默地照旧整理好，放回原处，不说什么。我有一部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失去上册，无意中从厂甸书摊上找到缺下卷的残书。以很低的价钱买来，补足我那部书，甚为高兴。我还购得一套清初刻本的苏东坡诗集，上面有清咸丰年间署名信翁的跋语和诗句墨迹；也是逛厂甸的收获。
以前每到春节，琉璃厂等处的书画商，就在和平门外原师范大学附近搭成几座大席棚，悬挂屏联条幅，陈列卷册扇页等，彷彿现在开展览会的样子。但其中凡属大名家的，都系伪迹；小名家的，也伪者大半。四郊居民过年挂画，往往从这里配一副对联，一张中堂，只取其装裱整齐，根本不问名头和好坏；倒颇能为这些书画商销点滞货。内行们称这里的东西为“大棚货”，可见其不佳。不过在我看来，逛画棚，亦为游厂甸之一乐，娱目赏心，何问真伪？如果真有眼力，则披沙拣金，也偶然会得到一些妙品。“悦心未厌无名画，积行惟收有用书”，我不记得这是谁的诗了，它颇能道出我的心情。
从清初到现在，沧桑迭易，城市日新，旧俗亦随时代的推移而消失，今天海王村公园为中国书店的总店所在，仍旧是出售书籍、文物的场所；火神庙改为宣武区文化馆；吕祖祠大部拆去，只余大殿一层作某工厂的厂房。现在琉璃厂各商店的改建工程已经完成，轮奂一新，古香古色。作为一条新的文化街，将对发扬文化起应有的作用。惟信远斋远移至朝阳区，未能于此保留一席之地，实为憾事。这里追忆旧游，涉及北京的街巷变迁，风习移易，或亦可为他日考征文献之一助欤？
注释：
① 步步登，是一种用薄玻璃制成的玩具，细长的管子，下面作小鼓形，含管吹之，即发出扑扑登登的声音，命名取“步步登高”之意。也写作“不不登”。
② 大糖葫芦：大糖葫芦，以红果穿成一串，贯以荆条，长者达四五尺，有的用冰糖蘸，上洒芝麻；有的用麦芽糖蘸，不加芝麻；为厂甸有特征的食品。
③ 求签：旧时迷信，求神问卜。各庙均设签筒，筒内置竹签，上刻号数，摇筒出签，按号找出签文，上面有印好的诗句和解说，都是迎合求签者的各种心理而编撰的，用以假托神意，骗取香资。
清俞蛟《梦厂杂著》
在清人笔记中，俞蛟所撰的《梦厂杂著》，很值得一读。书凡十卷，分《春明丛说》、《乡曲枝辞》、《游踪选胜》、《临清寇略》、《读画闲评》、《齐东妄言》、《潮嘉风月》七章，亦曾各自单行。我看到的《梦厂杂著》是解放前大达图书供应社的排印本。原有清嘉庆、道光间的巾箱本，现在已难见到。
俞蛟原籍山阴，号梦厂居士，工文善画，是一个学识通达的人。书有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的自序云：“余幼而失学，不克自振，弱冠即以饥驱，奔走四方。其间之豫，之楚，之西粤；至于燕、赵、齐、鲁之乡，则往来尤数焉。游览之余，访其民风土俗，灾祥兴废，以及牛鬼蛇神，飞仙盗侠，或经目睹，或系传闻，辄登简帙，以资歌咏，以助剧谈。”可见他大概是作幕客，游宦四方，经历甚广，书内所记，多出见闻。其《春明丛说》、《乡曲枝辞》、《齐东妄言》三章，皆写神仙、鬼怪、侠客、异人等等，也有一些反映现实的小故事。《春明丛说》内容以涉及北京风土者为多。《游踪选胜》写各地名胜古迹，于桂林的七星岩、祁阳的浯溪山、扬州的平山堂、岳阳的岳阳楼、南昌的滕王阁、北京的万柳堂、杭州的灵隐寺、山阴的岩里和柯山的石佛寺等，都有具体描述，文笔甚佳。《临清寇略》记乾隆间清水教王伦在临清领导起义，首末殊详，为作者客居临清时见闻，虽于起义群众多诬蔑之辞，而史料足征，不容忽视。《读画闲评》记乾隆、嘉庆时画家闵贞、童钰、潘恭寿、王三锡、戴镐、汤谦、朱文震、罗克昭、李丰、朱蒿、许镛、尤荫、方薰、奚冈、罗聘、董洵、李世倬、王宸、陈寿山等三十一人生平；其中或属名家，俞蛟给予中肯的评价；或名本不显，赖俞蛟的简介，得存其姓字。如陈寿山画已不传，昔时仅有北京广渠门内夕照寺壁画五松，俞蛟述其简历和当初画松的情景，就起了表彰幽隐的作用。《潮嘉风月》记广东潮州一带的船妓等事，开头的小序，为四六句的骈体，如“青楼珠箔，能勾荡子之魂；赤钣云缯，难实妖姬之壑。被无穷之遗害，溯作俑于何年；金缕歌残，艳名花而早折；玉箫声咽，伤幽会以难期”云云，文极工雅，末尾还点出繁华难久，裘敝堪伤，用示箴规之意。这部分材料于研究当时广东的社会面貌，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梦厂杂著》的各章，都有可取的内容。如《乡曲枝辞》虽有俞蛟与其乡人宴集时搜奇谈异之记叙，亦不乏事足鉴戒者。其“王宝一”一条叙樊江村农民王宝一，遇到荒年，岁末无以为活，就携带十岁的幼儿，以小舟载着家中的米瓮求售，有富室拟以三百钱易之，嘱送至其家，将要畀瓮入门，而富室之邻人适至，谓此时米珠薪桂，乌用此不急之物，且瓮上裂纹已现，其敝可待。富翁闻之，遂毁约闭门。王宝一无可奈如，与小儿畀瓮入舟，儿失手堕地，瓮遂破裂。王一时气愤，拾瓮片击儿而毙。回家后，其妻见儿死瓮破，即纵身投河。迨王泅水负妻而出，已不可救，王之老亲，亦因此自缢。王宝一以变起仓卒，无可为计，就举厨刀断颈以殉。贫人悲剧，实极凄惨。因此作者慨叹说：“不移晷而一家四口，俱丧非命，伤心惨目，有如是耶！而祸机只伏于邻人之片语。故余每向人曰：凡见售金绮珠玉，售者若与己为交好，不妨从旁代衡其值。盖金绮珠玉，非素丰家不能有。其出售也，必居奇弋利，否则亦适有所需，不成无害也。售至器用，则窘迫可知，纵价浮于物，必怂恿之使成，为德当非浅鲜。”俞蛟这段话概括得很有道理，后几句更是蔼然仁者之言。此事推寻祸首，正是那位多嘴的邻人。如果其人还有良心，悉此悲剧，恐怕也将愧悔终身，夜不安枕吧？
这里于《梦厂杂著》的内容，不拟备举，只就其《春明丛书》内述及北京寺院白云观、五哥庙的部分，谈谈这两处庙会的情况。
北京人特别喜欢逛庙会，白云观和财神庙（即俞蛟所说的“五哥庙”），都是大家每年必去的地方。白云观在北京西便门外，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于此建天长观，金泰和三年（公元1203年）更名太极宫，元太祖（成吉思汗）置全真邱处机（自号长春子）居此，改称长春宫，处机死即葬此，因而祀之。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复改称白云观，清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重修。观内七真殿、玉皇阁，俱有康熙（玄烨）、乾隆（弘历）书额，其斗姥阁额，为乾隆所题“大智宝光邱真人殿”八字，阁中旧存以树瘿刳制之木钵，中镌乾隆的“御制诗”。
《春明丛书》的《白云观遇仙记》一条。略谓康熙间有士人陈谷于上元日于观内遇仙，以未能勘破情关，惑于幻象，没有得道。传说附会，由来已久；事属迷信，无须分辨，其开头数语，则与我少日所见，无何差异。俞蛟云：
出西便门八里，有白云观。元时邱真人修道于此，后因其基为庙。上元之日，为真人生辰。其前数日，住持道士即洒扫殿庭，涤除院字，卖香楮及百货者咸集，游人往来，自朝至暮，无停轨。道士之狡黠者，衣衲手棕麈，或门或廊庑间，注目凝视，不言不笑，终日跌坐蒲团，作仙状；而人亦蚁集丛视，俨若真仙降临，惟恐失之交臂。
北京人照例于正月十九日逛白云观，烧香祈祷，谓之“燕九节”，自清初即然，《嘉庆一统志》已有此记载。据俞蛟所述，知上元亦为进香之期，但后来只以“燕九”为盛。旧日郊区农民，多于此际以小毛驴集于和平门、宣武门之间，延揽香客乘骑，裙屐联翩，蹄声得得，一路笑语喧哗，直至观前。卖香楮、食品、百货的小贩，早已云集于此，吆喝叫卖，热闹异常。观门白石门框，上镌猴形，传说摸之去病，所以香客到门，多先摸石猴，摩娑日久，猴已乌光闪闪。进大门先进石桥，桥下无水，有老道士趺坐其下，闭目合睛，不言不动，头前悬铜钱一，大如锅盖。进香的人，立于桥头以制钱或铜圆，遥掷大钱中间的方孔，云中者得福，谓之“打金钱眼”。实际投钱很难入孔，纷落桥下，环满道士四周。据我看来，这与其说是求福，不如说是取乐，而道士获此，乃为外财，一日所入，数目亦颇可观。
过桥以后，虔诚的信士去烧香上供，磕头祈祷，大殿上下，惟见香烟缭绕，万头攒动，此起彼伏，忙个不停。一般游客，无非是逛庙会，人看人，人挤人，此来彼往，熙熙攘攘，不知究竟要干什么。
我那时除去打金钱眼之外，总喜欢到殿侧的老人堂，看看那些鹤发童颜的老人，或者到后面看看长生猪，至于有无真仙，我这俗眼是看不出的，根本不在话下。以此数语，补《梦厂杂著》之缺，作白云观的今昔谈。
财神庙在北京广安门（亦称彰义门）外六里桥附近，全称是“五显财神庙”，俞蛟认为所祀即南方的五通神，这里节录其《春明丛说》的《五哥庙记》中开头的一段如下：
彰仪门外有神祠三楹俗呼五哥庙，塑五神列坐，皆擐甲持兵，即南方之五通神也。好事者，高其闬闳，廓其廊宇，以纸作金银锭，大小数百枚，堆累几上。求富者斋戒沐浴，备牲醴而往，计其所求之数，而怀纸锭以归，谓之“借”。数月后，复洁牲醴，更制纸锭倍前所借之数，纳之庙中，谓之“还”。或还或借，趾错于途，由来久矣。
旧时北京人去财神庙求财借宝，照例是在正月初二日，一借一还，和俞蛟所述相同，可见自乾隆嘉庆间京中已有此俗，一直延续到解放前。惟后世“借”在头年，“还”在次年，与俞说为微异耳。《梦厂杂著》此条记叙，不见他书，为考证京中风俗掌故，提供了依据。《五哥庙记》的结尾，指出财神并不能主人间的富贵，羡其享无功之祀，而又悯世人求富之愚，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破除迷信的意义的。
由《退庵随笔》论学书法
书法这门传统艺术沈寂多年，现又渐渐有人提倡，办展览、设讲座的，连续不断。于是初学如何入手；先写大字，还是先写小字，先学楷书，还是先学行草篆隶；先学哪一家，先临哪些帖；每天写多少字等等这一连串的问题，经常有人提起。答案大概总是人各异词，不会有一致的意见。看看清人梁章钜的《退庵随笔》，在这方面可能得到一些启发。《退庵随笔》是一种叙议并重的丛谈杂著，也讲学问，也谈作人处世的道理，共二十二卷，分十五类。其中第二十二卷专谈学字，集录了许多名家的议论。梁章钜主张先写大字，对于临帖，也有很具体的意见：
初学书先须大书，不得从小，此语出自卫夫人，至今学书者皆知遵守，但不知彼时所学何帖耳。今人学书，且须从唐人入手，如欧阳之《醴泉铭》、《皇甫碑》、《温虞公碑》，颜之《多宝塔碑》，柳之《玄秘塔碑》，皆可为初学门径，逐日临摹。若欧阳之《化度寺碑》，今无善本，翻刻者皆失真。颜之《家庙碑》、《宋广平碑》，字体过大，不便初学。此外如摹永兴之《庙堂碑》，结体浑穆，未易攀跻，且西安、城武二本，亦皆非原石。褚河南之《雁塔圣教序》、《房梁公碑》，虚和圆健，非可以形迹求。此数种皆极好之楷则。然必须将《醴泉铭》等种，立定脚跟，再进而学此数种，方有把握。
学书先写大楷，从唐人入手，确为正论。欧字结构谨严，骨肉停匀，笔致健劲，锋棱转折，处处分明，比起颜真卿、柳公权的字更宜于初学。因为学颜柳，往往容易学出毛病，难到好处。至于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雍容圆润，笔墨无痕；褚遂良的《圣教序》，运腕空灵，风神婉秀；俱非初学所能领略，以学欧字打基础为最好。照我的浅见，先写一寸左右的大楷，有了一定的工夫，再写二分左右的小楷，每天功课，不可间断。写得要慢要少，一笔不苟。慢，工夫才扎实；少，就不致意倦腕疲，潦草从事。每天写二十个左右大字，三十个左右小字即可。万勿贪多。如果时间不够，一天写大字，一天写小字。交互练习，效果亦佳。
《退庵随笔》还引苏东坡云：“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事行草，犹未能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行草由楷书化出，学字应该合于这个循序渐进的原则。东坡的比喻是很恰当的。现在有些人越过练楷的初步，一上来就写行草，甚至少年儿童也挥动大笔，摹仿颠张醉素的龙蛇飞舞之势，未免好高骛远，本末颠倒。至于从篆隶入手，古人虽有此一说，实不宜于初学。《退庵随笔》又引明吴匏庵（宽）的话云：“书家例能文辞，不能则望而知其笔墨之俗，特一书工而已。且世之学书者，如未能诗，吾亦未见其能书也。”古人作书画，本为读书的余事。历代书画名家，大都博学多通，诗文并美。诗书画相结合，一直是我国文艺的优良传统。今天从事书画篆刻以及一切艺术创作，也一样需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否则即无法融会贯通，妙造深微，免于俗恶；不在读书求学上用功夫，只能成“匠”，难以名“家”。吴宽的话，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其言中肯，万勿视为苛论。
由《退庵随笔》说写作
（一）
如何写作，古今人多论及；传经说法，不妨各异其辞。清梁章钜在《退庵随笔》卷十九《学文》一节中有一段话说：
百工治器，必几经转换，而后器成。我辈作文，亦必几经删润，而后文成，其理一也。闻欧阳文忠公作《昼锦堂记》，原稿首两句是“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再四改订，最后乃添两“而”字；作《醉翁亭记》，原稿起处有数十字，粘之卧内，到后来只得“环滁皆山也”五字；其平生为文，都是如此，甚至有不存原稿一字者。近闻吾乡朱梅崖先生每一文成，必粘稿于壁，逐日熟视，辄去十余字。旬日以后，至万无可去，而后脱稿示人，此皆后学所当取法也。
梁章钜的主要意思，是指出作文要加修改、润色，力求措词精当，不能草率，勿厌推敲。象“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增两“而”字使语有层次、转折，确具“颊上添毫”之妙；比原来的“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两句，耐人寻味得多。“环滁皆山也”五字概括了原来的数十字的内容，亦见锤炼之工。因此我也想到一些关于“写作”的话，点滴体会，不求全面。
“写”的本义是倾注、倾吐，作字作画和作文，都称为写，乃引申的用法。
说和写原为一事，发声作语，落笔成文，皆藉以表情达意，其用相同。《文心雕龙·总术》云：“予以为发口为言，属笔曰翰。”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话要简洁，行文要流畅，语文一致，本非苛求。尤其是作教师，首先应该语言精炼，辞旨清简。但有人善于辞令，而拙于文笔；有人撰文尚可，而出语复沓；二者不能统一。这又和才具的长短，思路的迟敏以及平日的语言训练，都有关系。执笔为文，可以从容构思，斟酌修改；而发言则应对咄嗟，衔接顷刻，欲其精炼流畅，非才思敏捷，反应迅速莫办。至于能说不能写，又和学养不足，不善归纳，缺乏写作练习等等有关，原因非一。唐韩愈在《答张籍书》中说：“所谓著书者，义止于辞耳，宣之于口，书之于简，何择焉。”他也认为语文一致，说和写不当有别，足见说得精炼，写得简洁，本应统一起来。
（二）
对作文的一般要求是这二十四个字：内容丰富，深入浅出；详略适宜，论述具体；简洁流畅，文无枝叶。在这基础上，另有一些其他的讲究。至于诗词小品之类，又当别论。
撰文首贵构思立意，思致深微，论述必精。在构思成熟、确定中心之后，把准备好的材料，安排一下顺序，就动笔直书，文不加点，等全篇写成之后，再作修改：调整章节，增删内容，除去重复，润色文字。要求以意统篇，就章炼句，照应首尾，贯串全文。一边写，一边改，容易阻塞思路，影响行文，不足为训。
《文心雕龙·宗经》提到“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十个字，就是内容丰富，深入浅出的意思。《颜氏家训·勉学》云：“问一言辄酬数百，责其指归，或无要会。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使汝以此为师，令人气塞。”问一句话就回答几百句，而支离芜杂，不得要领，如何能作别人的老师？博士似应工文，可是立一个买驴契约，竟而废话连篇，写了三张纸，还没见驴字，岂不可笑！白居易撰《有唐善人墓碑》，赞美李建“前后著文凡一百五十二首，皆谐理撮要，词无枝叶”；可见作文能够干净明快，重点突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值得称道。“枝叶”即指罗嗦、无用、不该写入的部分。
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见识卓越，文笔劲健：“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开头先举一般人的说法，作驳论的根据，以“世皆称”三字领出下文，然后用慨叹的语气，陡然翻转，说出自己的论断：“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随着申述理由：“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未尾又推究孟尝君不能得到真正人才的原因：“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短短的八十九个字，议论风发，波澜迭起，结构严谨，层次井然，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真是掷地可作金石声，简洁精炼至此，实为罕见。作议论文，可以此篇为楷模。
写作本无定法，也很难谈得具体。所以苏轼在《文说》中云：“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他以泉源为喻，说明文思虽如泉涌，也要加以制约，使之适应主题的需要，当详则详，当略即略，随机处置，各得其宜。这对我们是颇有启发的。如《史记·刺客列传》写荆轲刺秦王一节，前叙易水送行，悲歌慷慨，荆轲就车而去，以“遂至秦”一语过渡下文，于沿途经历，只字未书，而详记秦王宠臣蒙嘉受燕贿后向秦王的进言。在秦舞阳入宫“色变振恐”之后，又叙荆轲遮掩其事的笑谢之语：“北蕃蛮夷之野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下面即具体描绘献图行刺的情景。当写的写，不必写的就一笔带过；繁简得当，生动如画。正是苏轼所说的“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
但繁简得当，也并不太容易作到。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文尚简约，所记史实，往往“事增于前，文减于旧”，为论者所短。如后唐的李存信、李存孝，在《新五代史》中各自有传。《李存孝传》云：“康君立素与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恶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倾之。”所叙事实虽易辨明，说得却不够清楚，“二人交恶”的二人，所指为谁，应明白交代。欧阳修大约是因为《李存信传》曾经提到“存信与存孝俱为养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为之下，由是交恶”，其中已言“交恶”，而且二人之间并无他事，所以在《李存孝传》内叠用“交恶”二字，只举二人，读者即可知其为谁。实际这样简略，是不合适的。按体例说，二人既各有传，行文亦不当如此。元代的李治，于《敬斋古今黈》卷四内，指出这点，确有道理。又沈括谓穆修、张景见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曰：“有犬死奔马之下。”（见《梦溪笔谈》卷十四《艺文》一）此说盛传众口，评价不一。我以为二人所记，只有详略之分，而无工拙之判，不应把后者当作简要的范例。
（三）
文章各有体裁，表现不妨多样，有时措词平淡，似乎文意无奇，而含蓄很深，耐人寻味。例如《史记·魏公子列传》后面简短的论赞，就是我所最喜欢读的：
太史公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
这一段的开头几句，乍一看采，似乎离题稍远，考察出夷门是大梁的城东门，有什么用处呢？稍稍一想，就知道司马迁于夷门的低回向往，正是他对信陵君自迎夷门侯生一事的非常蕴藉的赞颂。字面淡淡的，而感情却很炽烈；和下面的反复申言，层层映衬，显得文情跌宕，摇曳生姿，真有一唱三叹之妙。学习写作，应该着眼于这些地方，仔细体会。但要写得恰到好处，却得真正火候到了才行。
咏物诗号称难作，因为不切题，不能成为咏物诗；太切题，又往往失于板滞，言尽意穷，毫无余味。例如咏牡丹，句句都实拍拍地描写牡丹，藻绘虽工，亦乏韵致。苏东坡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一诗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可见作这类诗，要不粘不脱，若即若离，始为入妙。前几年曾见报载太平天国将领冯云山的《咏瀑布》一绝云：
穿山透地不辞劳，到底方知出处高。
溪涧安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这首诗句句都说的是瀑布，绝对移不到别处去；可是句句说的又不只是瀑布，语意双关，借以抒情，表现一个革命者的伟大抱负，普通诗人，是不会有这样的气魄和吐属的。妙在结合得非常自然，丝毫不着迹象，不显牵强。即仅以诗论，亦可称咏物的杰作。
借题发挥，以表达言外之意；或从小见大，以近喻远；皆须构思情深，措词警切，始能不落俗套，臻于上乘。如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五《题跋》一节载元冯子振《题杨妃病齿图》云：“华清宫，一齿痛；马嵬坡，一身痛；渔阳鼙鼓动地来，天下痛。”杨妃病齿，未闻有何故实，画家设意构图，不过取其新异，就此题跋，甚难着笔。作者由一齿以及一身推至天下之痛；从华清宫至马嵬坡，说到渔阳鼙鼓之来；以二十二个字，概括了唐玄宗宠杨贵妃和安禄山造反这一段史事，褒贬之意，不言自明，短小精悍，寓意深刻，令人拍案叫绝。又载元陈绎曾《题杨妃上马娇图》云：“此索清平调赴沉香亭时邪？抑闻渔阳鼙鼓声赴马嵬坡时邪？上马固相似，情状不大同，观者当审诸。”语意和上篇相似，以少胜多，亦自不凡。
（四）
概括说来，写作也和阅读一样，首重一个“通”字，总是先有清楚的思路，才能预构蓝图，因材施巧。在今天，我觉得还有三方面，应该注意：
第一是循名责实，端正文风：要作文章，就得了解各种文体内容和形式的特点；要作诗填词，就得懂得诗词格律，能够分别四声。具备了必要的常识，真正下功夫学习揣摩，才能写什么，象什么，合乎要求。现在有人随便凑上七言八句，就题作“七律一首”，不仅文意俱拙，毫无诗味；中间两联，并无对偶；而且全篇平仄，没有一句协调；这是未能掌握格律和音韵的基本知识所致。另如写一般的记叙文，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必须交代清楚；写普通的议论文，论点、论证、逻辑、推理，也不容含胡；这本属于常识范围。可是现在也有人于此并不讲究，通讯、报道，缺乏时间，地点；说理，论事，逻辑混乱；似乎大笔一挥，无所不可。再加上文学修养较差，却偏要耍俏头，玩花样，乱用自己不懂的词语，生造令人难解的新词，滥加修饰；以致一篇短短的小文，亦复疵谬数出，不能简净，这是令人难以原谅的。因此，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写作，循名责实，以端正文风，十分必要！
第二是搜辑资料，储材备用：写作要有自己掌握的第一手材料，这就在于平日注意搜辑。阅读所得，立刻用卡片写下来。可以随时抽出、放入，分合整理，比作笔记更方便。若只靠转引别人用过的材料来写作，是很难搞出象样的东西来的。
第三是实事求是，不能以想当然代替研究。学问之道无穷，个人所得有限。遇到不懂的东西，不能装懂，要查要问。如果一时弄不清楚，不妨暂且搁起来，以待高明。根据想当然，就轻率地作出解说，十有九误。如旧《辞源》的“举将”一条：“旧时所举之将。《三国志》：吴郡太守朱治，孙权举将也。”照这个解释来看书证，朱治是孙权所举出的大将，实际大谬不然。朱治为权父孙坚的老部下，坚卒，辅佐坚长子孙策，后领吴郡太守。当时孙权只有十五岁，经朱治荐举为孝廉。策死之后，治遂与张昭等共尊奉权为主。“举将”与“举主”同义，都指荐举人。旧《辞源》的解说，即以想当然而致误。
（五）
我的写作杂谈，到此为止。因为有人问起什么叫风格，风格如何形成，附带再说几句，就算作结尾。照我的粗浅体会，风格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特点的集中表现，亦即思想方法与表现方法结合展示的形象，乃在长期读写的熏陶锻炼中形成。如李白诗的俊爽豪迈，杜甫诗的沉着浑厚，和个人的思想、性格、生活、经历以及对古诗的继承发展等，有密切的关系。风格之立，如水到渠成，纯出自然，而主要由于素养。推之于一切艺事，莫不皆然。学习名家，应该是学其治学创作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学其形迹和外貌。例如齐白石画写意花卉，刘宝全唱京韵大鼓，各为一代宗匠，摹者甚众。但只求之于迹象和音调，所得终属皮毛。不经历两位大师艰苦曲折的学习道路，没有那种触类旁通、融会众长的才能，要想把他们以多年心血浇灌而出的成果，一下子拿到手，是不可能的。青年初学写作，就急于形成自己的风格，更不现实。
《浪迹丛谈》及其续书
（一）
历代笔记，浩如烟海，品种和数量全都很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是小说故事类：包括魏晋志怪小说，轶事小说，唐宋传奇和明清人的拟作，由晋干宝的《搜神记》，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到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王晫的《今世说》等，皆属于这一类。
第二是杂记丛谈类：包括由魏晋迄明清的记轶闻遗事、述掌故、辑文献、谈艺术等各种内容的笔记，由晋人托名汉人的《西京杂记》到清高士奇的《金鳌退食笔记》、王士禛的《池北偶谈》等，皆属于这一类。
第三是考据辨证类：包括由魏晋迄明清的考证典章制度，解说文字训话等等的读书随笔、札记，由晋崔豹的《古今注》到清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赵翼的《陔余丛考》等，皆属于这一类。
但有许多笔记，内容无所不包，很难说它属于哪类，因为笔记一体，记叙随宜，原无限制，“杂”本是它的一个特点。这样分类，也不过是粗举大凡而已。
唐代士大夫，已很喜欢叙时事，记掌故；有不少关于史料的杂著。至宋而此风益盛，公余琐话，林下闲淡，大都笔之于书；典制、轶闻，无不具载；论艺文，考经史以至涉及神仙鬼怪的传说，也往往参见错出，汇于一编。明清以来，笔记作者日众，所述范围日广，清朝更是各种笔记集大成的时代。其中杂记丛谈一类，内容尤为丰富。清代前期，由于思想统治严酷，大兴文字狱，笔记作者，多讳言时事，不敢讥评朝政，讽刺现实。中叶以后，政治腐败，文网稍宽，海禁大开，外侮时至，于是笔记内述时事的渐增，谈洋务，记欧风，亦成风气。梁章钜的《浪迹丛谈》、《浪迹续谈》和《浪迹三谈》，即产生于鸦片战争以后，能显示这一历史阶段笔记的一部分新的内容。
（二）
梁章钜（公元一七七五年至一八四九年）字闳中，一字茞林，晚年自号退庵，福建长乐人，久居福州。乾隆甲寅举人，嘉庆壬戌进士，历任湖北荆州知府、江苏按察使等职。在江苏时，曾四次代理巡抚，前后九年余。鸦片战争开始后，梁章钜正在广西巡抚任内，于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公元一八四一年）春天，率兵驻梧州防堵英军侵略。当年夏天，调任江苏巡抚，驰往上海。随后英军攻陷定海，两江总督裕谦自杀。梁章钜又兼理两江总督，不久即称病辞官。由于战争的关系，福州城内人心不隐，居民纷纷外避。梁章钜就未回福州，先后到浦城、杭州暂寓。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公元一八四七年），其三子恭辰署理温州知府，梁章钜同往温州。至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公元一八四九年），病逝府署，年七十五。
梁章钜工诗，精鉴赏，富收藏，喜欢研究金石文字，学识比较渊博，五十余年著述不辍。他在苏州作官时，尝辑《吴中唱和集》八卷，又作《小沧浪七友图》画卷，刻于沧浪亭壁。《浪迹丛谈》、《浪迹继谈》和《浪迹三谈》，都是他辞官告归后所作，随笔记叙，涉及的范围很广。自云于道光丙午由浦城挈家过岭，将薄游吴会间。虽有家而不能归，近于浪迹，故以此为书名。又说“记时事，述旧闻，间以韵语张之”，所以书中多录唱和之诗和论诗之语（俱见《浪迹丛谈》卷一的“浪迹”一条）。
《浪迹丛谈》十卷，附人日叠韵诗一卷，共十一卷；《浪迹续谈》八卷，《浪迹三谈》六卷。此书虽不分类，而每卷内容大致是以类相从。如《丛谈》卷三之记一时人物交游，卷四之叙清代掌故，卷七之专录巧对、杂谜，卷八之专记医药，卷九之专记金石文字、碑版书画，卷十之专辑诗话；《续谈》卷三之记游迹，卷四之述酒杯，酒肴；《三谈》卷一之专辑弈棋的故事，卷二之专述纪元等等；都是有关的一类内容。
这部笔记中，首先值得重视的是其叙时事、述见闻、记游迹的部分。如《丛谈》卷二的“颜柳桥”一条，记道光三十二年，英国侵略军闯入圌山关，将要进犯扬州，余东场盐大使颜崇礼出面劝阻，几经周折，以洋银五十万元贿赂英军头目，才使扬州免遭蹂躏。作者颂扬了颜崇礼的胆略识力，但更重要的是暴露了英军的凶横贪婪。卷五“英夷”一条，提到道光二十年以后，英人渐肆；“鸦片”一条，提到鸦片的毒害，并引录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的奏摺，对由禁烟而产生的流弊，表示忧虑。“天主教”一条，提到西人传教，行为狂妄，每违中国礼法，地方官且与之勾结，遇事包庇，雍正初曾加禁止，“至今刚逾百年，而其焰复炽，甚为可恨！”同卷还有“水雷”、“炮考”两条，皆谈破敌之具。这些都说明鸦片战争的爆发，不仅增强了亿万人民抗敌御侮的决心，也在一般士大夫中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使之认识到保卫领土主权和富国强兵的重要性。《浪迹丛谈》此类条目，表现了近百年来笔记的叙述时事的特点。
于南中的园林名胜、城市古迹等等，梁章钜就其游踪所及，多所记叙（分于见《丛谈》卷一、卷二和《续读》的前三卷中）。如于杭州之金衙庄、小有天园、潜园、长丰山馆、理安寺、雷峰塔，苏州之狮子林、瞿园、息园、绣谷、灵严山馆、扬州的棣园、建隆寺、小玲珑山馆、桃花庵三贤祠以及雁荡山的大龙湫、温州的许多名胜古迹、衙署庙宇等，或写当前景物，或述日日行踪，或谈建置沿革和兴衰归属的变化，多系实地来游，就见闻所得而作的笔记。狮子林传说为元倪云林筑，梁章钜据石竹堂云系元朱德润、赵善长、倪云林、徐幼文共商叠成，倪云林画图；足备一说。梁章钜这次到灵严山馆，系旧地重来，他着重写出今昔之殊，还补记了《楹联丛话》所未收的一些联语。其记在杭州秋涛宫观潮一节，描摹甚为生动，是一篇很好的小品文。此外，于扬州的二十四桥，在宋沈括考证的基础上作了补充，亦出见闻所得。还提到扬州城内多置水仑，在人烟稠密之区，买屋置水缸百余，并设水龙一、二具，以防火灾（见《丛谈》卷二），以及苏州孙春阳商店小菜之精（见《续谈》卷一）等等。虽系里巷琐闻，也可供考参。另如《三谈》卷一《观弈轩杂录》所辑有关弈棋的故事和著作等，内容亦甚丰富，研究我国弈棋史，可于此取材。
梁章钜对清代的典制掌故，比较熟悉。《丛谈》卷四所叙翰林院缘起、大学士缘起、谥法、世职等等，内容都比较切实。卷五的“请铸大钱”、“请行钞法”两条，是研究清代经济史的有用资料。
上述的这些内容，应该算是《浪迹丛谈》和《续谈》、《三谈》中的精华。其它的杂记、小考，虽间有可采，但多转述旧文，较乏新意，一般说来，《三谈》质量不如《丛谈》和《续谈》，如卷四之“说铃”、“冥报”二则，卷六之“新齐谐摘录”，抄辑谈因果报应和神鬼异怪的故事以凑数，即为《丛谈》、《续谈》所未有，不仅内容荒诞，与全书体例亦不协调。至于引证古书，则往往撮叙大意，与原文时有出入，亦不免记忆之疏或传抄之误；这又是明清一般笔记作者的通病，不只梁章钜如此。在《丛谈》、《续谈》和《三谈》内，引证之误，也以《三谈》为较多。
（三）
梁章钜生平著述很多，共七十七种。除去《浪迹丛谈》、《浪迹续谈》和《浪迹三谈》之外，还有《退庵随笔》二十四卷、《归田琐记》十卷，也是清代笔记中较好的两部；《称谓录》三十二卷，引证广博，为后来考古人称呼所常用的工具书；《楹联丛话》十二卷，《楹联续话》四卷，《楹联賸话》二卷，集录了不少楹联佳作，亦为人所称道。现据林则徐为梁章钜所写的墓志铭，列其著作的全部书目如下：
《论语集注旁证》二十卷、《孟子集注旁证》十四卷、《夏小正经传通释》四卷、《仓颉篇校证》三卷、《经麈》八卷、《称谓录》十卷、《古格言》十二卷，《三国志旁证》三十卷、《文选考证》四十六卷、《国朝臣工言行记》十二卷、《枢垣记略》十六卷，《春曹题名录》六卷、《南省公馀录》八卷、《退庵随笔》二十四卷、《读渔洋诗随笔》二卷、《读随园诗话随笔》二卷，《玉台新咏读本》十卷、《制义丛话》二十四卷、《试律丛话》十卷、《楹联丛话》十二卷、《楹联续话》四卷、《楹联腾话》二卷、《巧对录》四卷、《农家占验》四卷、《东南峤外诗话》三十卷、《长乐诗话》八卷、《南浦诗话》四卷、《三管诗话》四卷、《雁宕诗话》二卷、《闽中闺秀诗话》二卷、《武彝游记》二卷、《沧浪亭志》四卷、《梁祠辑略》二卷、《梁氏家谱》四卷、《吉安室书录》十六卷、《东南峤外书画》二十卷、《退庵题跋》二十卷、《退庵续跋》二卷、《归田琐记》十卷、《浪迹丛谈》十一卷、《浪迹续谈》八卷、《浪迹三谈》六卷、《退庵文存》二十四卷、《藤花吟馆诗钞》十二卷、《退庵诗存》二十四卷、《退庵诗续存》八卷、《师友集》八卷、《寒檠杂咏》一卷、《藤花吟馆试帖》二卷、《东南峤外诗文钞》三十卷、《闽诗钞》五十卷、《闽川文选》五十卷、《三管灵英集》五十八卷、《江田梁氏诗存》九卷、《宣南赠言》二卷、《沧浪题咏》二卷、《东南堂荫图咏》三卷、《葑江别话》四卷、《北行酬唱集》四卷、《铜鼓联吟集》二卷、《吴中唱和集》八卷、《三山唱和集》十卷、《戏彩亭唱和集》一卷、《闽文复古编》六卷、《闽文典制钞》四卷、《师友文钞》二十四卷、《八家师友钞》十二卷。
《夜雨秋灯录》记郑板桥事
清代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燮），扬州兴化县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是循吏，是诗人，是卓越的书画家，还是一个存心忠厚的好人。他中进士后，在山东范县（今属河南）、潍县作过十二年知县，小小的七品官，却能关心民间疾苦，尽力兴利除弊，勤于治事，从不积压案卷。在贫民与富商涉讼时，他总是为贫民撑腰。在潍县闹灾荒时，他不待申报，即开仓救济百姓。叫县中的大户平粜存粮，并以工代赈，组织饥民修凿城池。最后终以请赈触怒上官而罢职，寄居扬州卖画，一直到老。
板桥重道义，笃于亲故，怜才爱物，推己及人。他分出微薄的官俸，交给弟弟，散与故乡的亲族戚友。他对当年苦心抚养他的乳母费氏，念念不忘，在《乳母诗》中说：“平生所负恩，不独一乳母。”他说自己“平生漫骂无礼，然人有一才一技之长，未尝不啧啧称道。橐中数千金，随手散尽，爱人故也。”诗人袁子才（枚）和板桥同时而不相识，一次谣传袁死，板桥大哭。后来袁在扬州见到他，并赠以诗，有“底事误传坡老死，费君老泪竟虚弹”之句，可见其多情爱才，胸怀坦荡。他自己要买坟地，不愿掘去原有的孤坟，嘱咐弟弟“吾辈存心，须刻刻去浇存厚”；他不许自己的儿子凌虐家人子女，食物也要均分散给，叫“大家欢嬉跳跃”；他还说：“纸笔墨砚，吾家所有，宜不时散给诸众同学，每见贫家之子，寡妇之儿，求十数钱买川连纸钉做字簿而十日不得者，当察其故而无意中与之。”这些虽都是小事，但足见仁者之心，令人感动。
板桥的诗，清新自然，言之有物，流露着真挚的情感。文章词曲，亦皆委婉动人，其“家书”十六通和“道情”十首，昔日到处传诵。板桥的字，融化篆隶笔意以入楷，独创一格，自称“六分半书”。所画兰竹，潇洒秀逸，风致绝伦，俱为艺林珍赏。综合其言行和作品来看，我们可以说板桥是个有真才、真情和真趣的人。他的特点主要在于真率，性之好恶，任意而行。他曾说过：“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可见为俗鄙的富人作书画，他是不甘心的。这在当时和后代自然都不免有人目之为“怪”。
清光绪间宣鼎所撰的《夜雨秋灯录》卷一有《雅赚》一篇，颇能表现板桥的真情真趣。大意是说郑板桥书画精妙，卓然大家，作秀才时，初到邗江（江苏县名，今属扬州地区，这里即指扬州），卖书画，无识者，落拓可怜。中进士后重到此间，则声名大震，索墨妙者纷来，板桥因请沈凡民刻“二十年前旧板桥”印以志愤。邗江商人，均以得板桥书画为荣，惟商人某甲，板桥憎其富而俗鄙，虽出重值，亦拒所请。一日板桥偕小童至郊外闲游，见小村落间有茅屋数椽，花柳参差，四无邻居，白板上书一联云：“逃出刘伶裈外住，喜向苏髯腹内居。”匾额曰：“怪叟行窝。”进入室门，复有“富儿绝迹”匾额，这都很对板桥的心思。再看庭中笼鸟盆鱼与芭蕉花卉互相掩映；室内陈列笔砚琴剑，布置幽雅，洁无纤尘；更使板桥高兴。主人是一位仪容潇洒、慷慨健谈的老翁，自称怪叟，和板桥畅叙一番，颇为融洽，并为之鼓琴一曲，于花下设筵，款以狗肉，醉后复为之舞剑一通，处处投合板桥的所好，显示隐士的高逸。至此，板桥已把怪叟视为可亲的朋友，恨相见之晚。此后，板桥频来，怪叟渐谈诗词而不及书画，板桥技痒难忍，自请挥毫，顷刻毕十余帧，一一题款。尽管怪叟之字和俗商相同，板桥曾经一问，仍未疑心，直到再次重临，见茅舍全无，肴核满地，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落入了圈套。既厌俗鄙，即以高雅相应。这个故事，曲折地写出了商人某甲，设骗之巧和板桥的真情、真趣，不管是传说附会或完全出于虚构，都可以当作板桥的一篇别传来读。“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板桥虽然上当，却丝毫无损于他的性格的光辉。
现在我们需要的正是象板桥这样有真才、真情和真趣“三真”的作家和作品。
江庸《趋庭随笔》
江翊云先主（庸）（公元1878—1960年），福建长汀人，为我国近代司法界老前辈，曾于袁世凯作大总统时任司法部长，其后挂牌当律师，以其声望，为人所素仰，延之出庭辩护者甚众。又尝掌北京朝阳学院，及门桃李为法官者亦多。学识淹博，性喜吟咏，与京中诸名士时相唱和。其父叔海先生（瀚），本文坛耆宿，乔梓并为闻人，常共预文酒之会，分韵赋诗，一时传为嘉话。又喜游山，屡与傅沅叔（增湘）、周养庵（肇祥）、邢蛰人（端）等，于春秋佳日，寻碑访古，选胜登临，足迹及于四方，到处皆有题咏，与傅、周诸公之游记、歌诗，并载于《游山杂志》，刊行多卷。
抗日胜利后，我在天津任职，与先生的长女公子令和同事，其后三年乃得见先生于上海，当时先生正担任中国银行的法律顾问，即寓中国银行宿舍，小楼一角，远隔市喧。我在一天上午往访，值先生为人写条幅，墨淋漓，挥毫方竟，写的是他自己的近作，因而和我纵论诗词书法，意兴甚豪。他还记得前两年我托女公子求他书扇，他以为女公子之友必定也是女士，而且看我的扇面很小，颇似坤扇，就把上款题作某某女士，旋知其误，始加涂改。这天谈及此事，相与大笑。
先生身材不及中人，而精神饱满，气度端凝，吐嘱蕴藉，有魏晋文士之风。这天谈得很高兴，我告辞时承以其所撰《趋庭随笔》一册为赠，并答应再以近诗为我书一条幅。一九四九年春，先生和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共六人，以私人资格北上，共中国共产党商议和谈问题，自然不能以私事往晤，嗣亦不悉令和踪迹，故与先生一别即无缘再见，条幅也终未得到。他为我写的那个扇面，小楷温润，一笔不荀，录其赠梅畹华（兰芳）再叠“花、茶”韵的七律三首，诗翰并美，可称双绝，惜于十年动乱中失去，今惟《趋庭随笔》犹存，重读一过，颇兴怀旧之思。
《趋庭随笔》有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自序，略谓生五十有七年，自垂髫迄今，盖无一、二年离父母之侧，斯卷涉及经史者，多习闻庭训，退而自记，凡于旧学有疑或弗知者，皆得于定省之时乞教于父。可知其书名即取《论语·季氏》的“鲤趋而过庭”之故实，与宋范公偁把自己的笔记取名为《过庭录》，用意相同。
笔记这种体裁，无论记叙、议论、考据、辨证以及抒情志感等，信笔所至，无所不宜，内容与形式最为自由。所以从前的士大夫解职归田或晚年倦于著作，多喜追述旧闻，以消暇日。宋人的不少杂记，往往非公余琐录，即林下闲谈。明清两朝谈掌故、记时事之风较前益盛，至近代而不衰。《趋庭随笔》亦为作者退闲后杂记，虽涉及经史，间杂考辩，实际其中最有价值的还是谈掌故、记时事的部分。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撰文叙事，有时由于忽略当代典制，而违真失实。如林琴南（纾）为梁星海（鼎芬）作《补树图记》云德宗之崩，梁入都欲叩谒梓宫，为袁世凯所阻，梁乃于旅馆中寝苫枕块，举哀九日，为哭天子之礼。《趋庭随笔》指出了此文记载之失实，谓梁官止按察使，本不能叩谒梓宫，况是时孝钦（慈禧）既死，袁方自危，何暇问此？且内外官哭临，初非袁所能禁抑，至以寝苫枕块，举哀九日，为哭天子之礼，似亦无据。又云是年大丧，多不循制，三品官以下，例应在景运门外行礼，乃京朝官咸集乾清门，梁独蒲伏景运门外，号哭有声，惜琴南未之见耳。《趋庭随笔》这段话，根据典制、事实，驳正了林纾之说的疏舛，是确凿可信的。
又马通伯为吴挚甫（汝纶）门人，作《桐城耆旧传》，云挚甫任冀州知州时，尝谒李鸿章，适张廉卿（裕钊）辞莲池书院院长，李忧其继任者，挚甫曰：“无若某矣。”李欣然许之。明日，吴即以院长名义拜李。《趋庭随笔》的作者，引其父叔海先生的说法，谓旧制藩司初擢巡抚，其见督、抚，仍由甬道东角门入，坐官厅，然后督抚开暖阁门延之。吴挚甫任冀州知州，未交卸前，固犹是督抚属吏，次日以院长名义拜李，殆非事实。此条据典制，以驳传闻之谬，理由亦甚充足。
《趋庭随笔》所述清末民初达官、名士的轶闻，亦多可采。如叙光绪季年，日本名词盛行于世，张孝达（之洞）自鄂入湘，兼管学部，凡奏疏公牍有用新名词者，辄以笔抹之，且书其上云“日本名词”。后悟“名词”两字即新名词，乃改称“日本土话”。当时学部拟颁一检定小学教员章程，张以“检定”二字为嫌，思更之，迄不可得，遂搁置不行。张之洞于新名词深恶痛绝，甚且“以词废事”，亦甚可笑，官场如戏，于此可见。
戊戌政变失败后，袁世凯权势日盛，成为朝野瞩目的人物。辛亥革命后他又窃据了大总统的职位。《趋庭随笔》叙及其自民国二年以来，已隐有帝制自为之意。民国四年，作者在司法部长任内，自东北视察司法归来谒袁，于时政颇有讥评，袁甚不怿。作者上章请辞，袁拟立免其职，秘书长张一麐劝其慰留，袁虽勉从，而正色谓当时侍侧的王式通：“汝告江庸，以后但做官，少说话。”他是饰非拒谏、只愿属员唯唯诺诺，听其摆布的。此段所记，出于自身的见闻，颇能显示袁氏的骄横之态。《趋庭随笔》又记蒋作宾公使，归自德国，与胡维德、王念劬共饮于北京忠信堂。饭罢，蒋胡均欲付资，争不能决，请王评判。王毫不犹疑，即应曰：“蒋公使无资格付钱！”作宾曰：“理由安在？”王答：“谁叫你叫蒋作宾呢！”维德大为称快而散。又记籍忠寅（河北任邱人，工诗）性最迂缓，其时钟照例拨快二小时，云如此则仆人相促，不致爽约；其乘火车十恒误九。作者尝送客至东车站，见火车已动，忠寅始至，乃戏谓之曰：“君非乘车，乃为火车送行耳。”以上两条所叙，虽琐屑无关史料，亦颇有趣。如果分门别类，可如《世说新语》之入“言语”、“排调”二门。
颐和园为北京名胜，春秋佳日，游者云集，其后湖之滨有眺远斋，前隔高墙，实难望远，命名之义，似不可解。《趋庭随笔》叙及此斋云：
甲戌三月，僦居颐和园眺远斋。斋在后湖头，门临小阜，杂树蒙葱，远瞩湖流，回合幽邃。夏时藕花尤盛。然斋名眺远，实不能远眺。以地居山背，斋又无楼，虽阶陛少高，前湖楼阁，悉为峦树蔽亏，命名之义，殆不可解。考之园籍，斋即孝钦昔日看会之处。故又呼为看会殿。四月，妙峰山香会，从墙外经过，乃近墙构筑以备看会之用。然就地观察，墙高丈余，墙外香会，斋中实难目睹，何以当日专为看会不筑一高楼，而建此低平之斋？尤难索解。嗣闻园役谈及园墙旧日颇低，民国三年，项城拟徙逊帝于此，乃增高五尺。始恍然此斋实便于看会；即眺远之义，亦非不符。眺远，非眺园中风物，乃从墙外远眺耳。
作者通过对此斋的实地考察与园役的说明，弄清了园墙高低的今昔不同，既使读者明白眺远之义，也知道了有关的史事。这些材料，如不即时查问，笔之于书，后人是无法找到的。《趋庭随笔》还提及眺远斋门外旧有笺纸横额，民国初年为风刮去，拟补书而不晓何字，遍查园中记载，迄不可得。幸园中老宫监王姓者，还记得额上所书为“琼敷玉藻”四字，并云当初慈禧太后每看香会，必有颁赏，领赏者皆称某年某月某日在“琼敷玉藻”传差一次。这一项有关颐和园的掌故，亦幸其时老宫监犹存，本书作者得以载入笔记，否则人亡事过，亦难再访询矣。
《趋庭随笔》一卷，字数四万左右。初版于1934年，由北京朝阳学院出版部发行，北京和记印书馆印刷。印数不多，亦未再版。上文摘述数节，是想让读者知道有这一部书，其中部分资料，对研究近代史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书内论及古籍的部分，引文疏舛较多。我打算把它校勘一番，加上标点，并附简注，谋求重印，以公同好，纪念和我只有一面之缘的老前辈江翊云先生。
一九八二年三月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