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孔尚任的《桃花扇》
《桃花扇》是我国古典戏曲中一部优秀的富有人民性的传奇。它的作者孔尚任（公元1648—1718年）字季重，号东塘，又称云亭山人，清代山东曲阜人，是孔子的后裔。以作传奇与洪昇齐名，世称南洪北孔。他早年隐居曲阜石门山中读书时，就有创作《桃花扇》的意图，并准备发扬孔子的“礼乐”。后来到北京作国子监博士，曾随兵部侍郎孙在丰赴淮扬一带治河，亲眼看到人民生活的痛苦；又因去扬州、南京等地寻访名胜古迹，接触明代遗民，知道很多逸闻轶事；更促进了他的民族意诚的觉醒。再加上回京以后，浮沉宦海，感觉“制礼作乐”的理想渐渐落空，于是就集中精神惨淡经营地完成了这部伟大的历史悲剧。
这部作品以明末名士侯朝宗和妓女李香君悲欢离合的故事为线索，写出南明复亡的悲惨现实，表现对断送国家的昏君奸臣的憎恨；从怀念故国的情绪中，反映出广大人民在清统治者奴役下的隐痛，流露了浓厚的民族意识。由于孔尚任的写作目的，乃是使观众“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①要把南明的兴亡，“系之桃花扇底”。②因此写恋爱故事的部分，并不占很大的比重。这部传奇在清康熙年间写成试演时，能使故臣遗老“掩袂独坐”，“唏嘘而散；”③就可以说明它着重表现的是什么。
《桃花扇》的情节是叙述在崇祯年间曾依附魏忠贤的光禄寺卿阮大铖，被免职闲居南京，因复社诸名士发“揭帖”暴露他过去的罪恶，就趁侯朝宗结识李香君的机会，请杨龙友代送妆奁酒席之资，企图拉拢侯生，托向复社领袖陈定生、吴次尾等人疏通，不要和他为难。李香君却因阮是误国殃民的阉党，严同叫侯生拒绝，阮遂怀恨在心。后来武昌统帅左良玉要移军至南京就食，侯朝宗寓书劝阻。阮大铖却借此诬陷侯生勾结左良玉作乱，怂恿凤阳督抚马士英杀他，侯生就逃到史可法处暂避。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崇祯缢死之后，马士英、阮大铖等在南京迎立福王为帝（即南明的弘光帝），这两人一为宰相，一复旧职；毫无顾忌地施恩报怨，狼狈为奸。阮大铖因记前仇，强逼李香君给漕抚田仰作妾，香君坚拒不从，倒地撞头，血溅到侯朝宗送给她的诗扇上，杨龙友就着血痕画成桃花。香君托教她唱曲的苏崐生把画扇送给侯生，请他早来重聚。当侯生返回南京之际，正值马士英、阮大成搜捕东林复社党人，和陈定生、吴次尾一齐被逮捕入狱。这时香君也已遭阮大铖选送入宫，去作歌妓。但不久清兵南下，史可法殉职，弘光被俘，南京沦陷。侯生乘机出狱，香君也从宫中逃跑，后在栖霞山白云庵里相遇。由于国亡家破，他们就割断“花月情根”，都“修真学道”去了。
全剧正文共四十出，分上下两卷，各二十出。在“试”、“闰”“加”、“续”四出中的“先声”、“孤吟”两出是上下两卷故事的引子；“闲话”和“余韵”加在上下两卷之后，是故事的余波。剧中明确地写出正反两面的人物：对爱国殉国的英雄志士，有正义感和民族气节，与奸党斗争，不肯跟异族合作的文士、妓女、艺人如史可法、张瑶星、蔡益所、蓝瑛、李香君、卞玉京、丁继之、柳敬亭、苏崐生等都备致赞扬；对误国卖国、投敌事仇的昏君奸贼象弘光、马士英、阮大铖、刘泽清、刘良佐之徒，则痛加贬斥。而侯李的恋爱故事也就在正反两面人物的政治斗争中，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的情况下逐步展开。
作者以他的愤激之笔，尖锐地揭露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的腐朽。本来在清兵入侵，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候，是应该励精图治，上下团结，共御外侮的。但这位弘光帝却为内庭女乐不能满足他的欲望而郁郁寡欢；终日选色征歌，过着奢侈淫佚的生活。后闻清兵南下，立即仓惶逃走，“只要苟全性命，那皇帝一席也不愿再居了。”④他根本没把国家和民族放在心上。而他手下掌握大权的马士英、阮大铖之流，则是专权跋扈，祸国殃民，无恶不作：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图作椒房之亲，囚禁起旧太子，不许旧妃童氏进宫；为了泄私愤，大捕东林复社党人，闹得是“三山街缇骑狼骤飞来似鹰隼”，⑤造成一种特务统治的恐怖局面。作者在“草檄”一山中，明白地写出了他们的罪恶：
朝廷上，用逆臣，公然弃妃囚嗣君，报仇翻案纷纷，正士皆逃遁。寻冶容，教艳品，卖官爵，笔难尽。
对于阮大铖，作者更特别是深恶痛绝，把他的狠毒、险诈、自私无耻都生动地表现出来：他失意之际，对复社名士摇尾乞怜，在参加文庙丁祭的时候，厚颜地自称是赵忠毅的门人；后来又狡诈地想拉拢侯生，为他出力。他和马士英迎立福王，因自己是废员，不能按驾，不惜穿上差役服色，装成赍表官；后又权充班役，随马士英混进内阁；其热中利禄，卑鄙无耻，可谓已达极点。得势之后，一方面奴颜婢膝地谄事君上：他的“为臣经济，报主功阀”，⑥就是为弘光帝制造“赏心乐事”，因此搜选艺人，弄得市井骚然，怨声载道。他恭维马士英“为国吐握，真不愧周公矣”，⑦十分令人肉麻。另一方面，就作威作福，不仅要兴大狱，杀尽党人；即对李香君这一个弱女子也不肯放松，屡施辣手，图报睚皆之怨，他说：“想起前番，就处死这奴才，难泄我恨”，⑧可见狰狞的面目。逮捕侯朝宗、陈定生、吴次尾的时候，他当面对三人大肆嘲讽，作者用“堂堂貌，须长似帚；昂昂气，胸高如斗”几句唱词刻画出他的快心骄狂之态，也是含着十分憎恶的情绪的。“拜坛”一出中写马士英、阮大铖看到左良玉声讨他们的檄文，吓得惊慌万状：
〔副净（阮大铖）惊起乱抖介〕：怕人！怕人！别的有法，这却没法了。
〔净（马士英）〕：难道伸长颈子等他来割不成？
〔副净〕：待俺想来。〔想介〕：没有别法，除是调取黄刘三镇，早去堵截。
〔净〕：倘若北兵渡河，叫谁迎敌？
〔副净向净耳介〕：北兵一到，还要迎敌么？
〔净〕：不迎敌还有何法？
〔副净〕：只有两法。
〔净〕：请教。
〔副净作搊衣介〕：跑！〔又作跪地介〕：降！
〔净〕：说得也是！大丈夫轰轰烈烈，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吾主意已决，即发兵符调取三镇便了。
这一段对话，真是一针见血地揭露出这两个卖国奸贼的丑恶本质。马士英照阮大铖的话，调兵截击左良玉的结果是“丢下黄河一带，千里空营”⑨，以致北兵南下，无人抵挡。作者所以对阮大铖痛加唾骂，正因为他是使南明灭亡的一个要犯。
此外，一些拥重兵的武将刘泽清、刘良佐等等又为了和高杰争座位，抢地盘而起内讧，互相厮杀，使作大元帅的史可法也无可如何，对“同室操戈盾”，“窝里相争闹”的现象十分伤心，而慨叹着“将难调，‘贼’易讨”⑩。后来睢州总兵许定国赚杀高杰，投降清兵，给敌人作了引路的走狗；刘泽清、刘良佐则把弘光当作“宝贝”，去送给敌人邀功。这一班文官武将就这样断送了南明的大好江山。作者对这些丧心病狂的民族败类的猛烈鞭挞，正显示了他的爱国思想、民族意识的浓厚。
在抨击弘光群丑的同时，作者以鲜明的对比，在“誓师”、“沉江”两出中，积极地歌颂了壮烈殉国的民族英雄史可法。写史可法在扬州誓师时说：
阑珊危局，剩俺支撑。奈人心俱瓦崩，协力少良朋，同心无弟兄。都想逃生，漫不关情，这江山倒象设着筵席请。哭声祖宗，哭声百姓。
这几句话非常沉痛地传达出这个人物当时忧国忧民，欲挽狂澜，而无力的悲愤心情。他因为守城的兵士不足三千，并且人心涣散，都想逃走、投降，急得哭出血泪，恳切地劝告将士，勿作降将逃兵：“上阵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战”；“巷战不利，短接”；“短接不利，自尽”；说得刚毅、坚决，如闻其声。最后因为国破家亡，大势已去，就沉江而死，以身殉国。“看江山易主，无可留恋”，这又把英雄的行为、心迹，显得十分壮烈、明白，使人敬爱！另外象写左良玉同情正人，希望剪除马、阮奸党；黄得功不肯卖主求荣，投降敌人；也是着重在爱国这一方面予以肯定的。因此，作者在“入道”一出内写史、左、黄三人，都是死后成神，在天上享受着尊荣；而对马、阮则除了写他们也带着搜刮民脂民膏的细软和供淫乐的姬妾逃走时，被南京人民痛打，弄得狼狈不堪，丑态百出以外；还写出他们遭到雷劈，“皮开脑裂”而死的结果。这种善恶分明的神话式的处理方法，正有力地表现人民的爱憎，不能目为迷信。
在《桃花扇》中作者着重赞扬的是主角李香君，非常成功地创造出这个少女动人的光辉形象。她虽然处于被轻视、受侮辱的卑贱地位，却有着纯洁崇高的心灵。她不仅美丽、聪明，善于习歌、度曲；而且正直、果断，观察敏锐，嫉恶如仇。她见杨龙友替侯生花妆奁酒席之费，就怀疑他“拮据作客，为何轻掷金钱？”知道这笔钱是出于阮大铖之手以后，立即对动摇的侯生说：“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俺妆奁，便要徇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紧跟着就拔簪脱衣，扔在地上。这一坚决、痛快、正义凛然的举动，迫使侯生不得不说出“平康巷他能将名节讲。偏是咱学校朝堂，偏是咱学校朝堂，混贤奸，不问青黄……”这几句遮羞的话，而拒绝了阮的拉拢。说学校朝堂的士大夫，反不如平康巷的妓女有风骨，讲气节：这个强烈的对比，是寄托着作者的褒贬的。
李香君和侯生定情后，一直保持着坚贞的爱情。后来她对纯洁爱情的维护和与黑暗势力的斗争渐渐统一起来；随着环境的变源，她的性格也越来越坚强。当漕抚田仰要用三百金娶她时，她不顾威胁利诱，坚决地拒绝说：“可知定情诗红丝牵系，抵过他万两雪花银”⑪；马、阮差恶仆登门强娶，她仍然表示：“便等他（侯生）一百年，只不嫁田仰”；并且持扇乱打，拚死抗拒，倒地撞头，血溅满扇。她所以这样作，不只是忠于侯生，也基于正义感，因为“阮田同是魏党”⑫。所以在马、阮逼她入宫去当歌妓之际，她就更加刚烈，和马、阮展开正面的斗争。在酒筵前，不顾性命地要“作个女祢衡”，指出这是“赵文华陪着严嵩”，“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把这些“希贵宠，选声容”的荒淫可恶的奸党痛快淋漓地大骂一番。“丞相之尊”，她根本没有放到眼里；“娼女之贱”，却具备“冰肌雪肠”⑬。作者创造这个人物，正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感慨，使那些“知书识礼”而缺乏正义感和民族气节的士大夫见之生愧的。
另外象写说书的柳敬亭，唱曲的苏崐生，都曾在阮大铖门下作清客，但一知道阮是阉党，立即离开那里，不惜流浪江湖；苏崐生曾经明确地说过自己的技艺“宁可埋之浮尘，不可投诸匪类”⑭；这是多么地富于正义感！柳敬亭冒险投书，说服左良玉，不要东下就粮，以免发生内讧；苏崐生为了维护被马、阮陷害的正人，不惜远道跋涉，向左良玉求救；这是多么地关心国家！明亡以后，这两个老艺人，隐居山林，以渔樵为生；又显出多么明确的不肯妥协的态度！当消客、歌妓的丁继之、卞玉京也以“出家”来反抗马、阮的征选。剧中所写这些被压迫、受侮辱的人都非常可爱，这就更有力地表明了作者对误国、投敌的士大夫的谴责。
剧本里的民族意识还特别集中地从几个正面人物的言行、观感中表现出来：“劫宝”一出借黄得功之口，斥骂降清的刘泽清、刘良佐说：“望风便生降，望风便生降，好似波斯样。职贡朝天，思将奇货（指弘光）擎双掌。倒戈劫君，争功邀赏。顿丧心，全反面，真贼党”；“沉江”一出写陈定生、吴次尾和老赞礼哭拜史可法，唱出“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雨翻云变”的沉痛伤心词句；“入道”一出，通过张薇点醒侯朝宗、李香君在国破家亡之际，应该割断“花月情根”；“余韵”一出由苏崐生的视野中描绘出南明亡后南京城内外破瓦颓垣的荒凉景象；尤其是用侯、李“入道”，柳、苏隐居，不与异族合作来结束全剧，愈加突出表现了作品的主题。至于骂降清的是贼党；把清代统治者征求山林隐逸的“大典”，作公开的讽刺，说不愿出仕的人嫌避祸之晚，入山未深；反抗不满的情绪，反映得真是特别露骨。这在生活于清统治已经巩固的时代的孔尚任笔下写来，不能不说是很大胆的。
总起来说，《桃花扇》深刻地说明了南明的亡国是统治阶级的腐朽、分裂和卖国所造成，表现了不同阶级、阶层的爱国者与统治阶级的斗争，以鲜明的爱憎，写出正反两面的人物。其中流露的亡国哀痛，也就是对清统治者反抗仇视的曲折反映。作者的倾向是和当时广大的爱国人民的思想感情一致的。孔尚任写《桃花扇》，不仅态度严肃，经过长期的酝酿，有充分的现实依据，对于“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⑮；而且还能集中概括，更好地表现主题，不完全拘泥于史实；使这部剧作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成为艺术的真实。他创造出许多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安排了符合剧情自然发展的精采紧凑的结构。在语言方面也确实作到了他自己所说的“词必新警，不袭人牙后一字”，善于以最本质最突出的对话来说明问题。这部富有现实主义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中占着崇高地位的作品，是孔尚任的强烈的爱国思想、严肃的创作态度和高度的艺术才能的结晶。
注释：
① 《桃花扇》小引。
②③《桃花扇》本末。
④ 三十七出：劫宝。
⑤ 三十一出：草檄。
⑥ 二十五出：选优。
⑦⑧二十一出：媚座。
⑨ 三十一出：誓师。
⑩ 十八出：争位。
⑪ 十七出：拒媒。
⑫ 二十二出：守楼。
⑬ 二十四出骂筵。
⑭ 三十一出：草檄。
⑮ 本段引文俱见《桃花扇》凡例。
旧体章回小说家剪影——忆刘云若
世态都从腕底收，声名久溢小扬州。仅传说部宁初意，早识襟期异俗流。纵酒仲容贫是病，健谈彦辅死缘忧。春风此日难回梦，瞑目堪怜未白头。
一九五〇年春，我从北京回天津，听到云若去世的消息，心里很难过，就写了这首挽诗。可是当时不知他的家属移居何处，无从唁问，诗也没给人看过。现在怀念故友，想起此诗，因录简端，以示悼念。
云若是天津的著名小说家，作品很多，大都以天津为背景，我看过的，即有二十余种，今天还能忆起书名是：《春风回梦记》、《红杏出墙记》、《冰弦弹月记》、《春水红霞》、《歌舞江山》、《小扬州志》、《燕子人家》、《旧巷斜阳》、《碧海青天》、《情海归帆》、《换巢鸾凤》、《白河月》、《粉墨筝琶》、《酒眼灯唇录》、《返照楼台》等。《小扬州志》，取清张船山（问陶）《天津诗》的“十里鱼盐新泽国，二分烟月小扬州”句意为书名，《春风回梦记》则是他的成名之作。挽诗内的“小扬州”、“春风回梦”，皆兼指其书。不过仲容（晋阮咸字）、彦辅（晋乐广字）的生平，于云若并不切合，仅纵酒、健谈、忧贫、善感，与之相近而已。
我读云若的小说，始于一九三五年，次年和他相识。他的大部分作品，写于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他主编过沙大风先生所办的《天风报》副刊，并为《商报》、《北洋画报》等报刊撰稿。一九四五年抗日胜利后，我去天津教书。云若一度任天津中原银行文书主任，但不久即辞去，专恃笔耕为生，同时为京津几家报刊写长篇小说，因报刊停办或其他原因而中辍者不少，所以即已出单行本的小说，也多有未完篇的。天津解放初期，从《新晚报》上看到云若的新作《云破月来》，正以他能继续撰稿而高兴，不意噩耗传来，人琴永绝，痛悼奚如！
云若文思敏捷，才气纵横，曾经同时撰三、四部长篇小说，而每部各有机轴，奇情逸想，层出不穷。取稿者此去彼来，轮转无已，他都从容命笔，应付裕如，真非常人所及。他看过的小说很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几乎无所不读，而且分析评论，切中肯綮。可是他自己很谦虚，尝和我说：“我只上过几年中学，没读多少书，但我希望能把三分学问用到十分。”我体会他这话的意思是读书不在多少，重在能“通”能“化”，闻一知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由此及彼，就可以投之所向，无不如意。否则，食而不化，即有十成学问，亦无用处。不过，这也还是云若有才，始能以少胜多，运用入妙。
云若吐嘱蕴藉而富于幽默感，有时我去访他，本拟小坐即行，由于他清言娓娓，使人忘倦，我也就懒得动身。有一天，在中原公司六楼共酌薄醉，谈起处事之道，他说：“我遇到一切可恨可气之事，都让它归哏。”归哏，天津话，大概是使之化为笑料的意思。把让人愤恨生气的事，当作趣事，付之一笑，确实是个好办法。在云若的小说中，他是常常以辛辣的笔触使他所憎恶或批判的对象归哏的。如《情海归帆》内有一个白衍芝，游荡无业，只是歌场、妓院的帮闲之流。他的情妇，被某有财势的人霸占，还把他视为奴仆。他恨得牙痒痒而忍气吞声，无可如何。一天晚上，那人叫他去买点心，他一肚子怨愤，不得发泄，就把点心包放在公厕内的粪坑旁熏一会儿，然后才拿回去。报复手段，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不仅于人无损，还不敢叫人知道，实在可鄙可笑！这一细节，真使这一处境尴尬而懦弱卑污的市侩归了哏，将其性格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
云若自言其写小说，启发借鉴以得力于狄更斯为最多。我认为云若对于生活的体验，及其刻画之深刻，确实很象狄更斯。狄更斯以其卓越的表现手法，广泛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现实，加以抨击和批判，同时表扬一些具有高尚情操的人物，以寄托其人道主义精神和革新的善良愿望。云若写小说，以认识现实，反映现实为目的，其揭露与批判的作用正自相同。由于云若久居天津，于当地的风土人情，特别熟悉；由于经常接触文士、艺人，对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感情，了解尤多；并能深入社会下层，以其敏锐的目光，观察世态，觅取典型；使其作品有很坚固的现实基础。因此，云若在小说中所展示的社会面，真如牛渚燃犀，无幽不见；所塑造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无不呼之欲出，如在目前。因为他总是把人物放在特定的环境中，通过其本身的语言行动来表现性格，不作浮泛的议论和介绍，就更能使读者觉得所接触的都是真人真事，感到亲切。如《春水红霞》以某富翁和京剧女演员的结合为中心，描摹天津名士艺人的各种情态，俨如一幅生动的速写。《歌舞江山》通过某大帅父子的形象，揭露旧军阀的昏庸和官场的黑暗，又可以当作一篇野史别传来读。《小扬州志》由一对青年男女悲欢离合的曲折故事。揭露下层社会的许多阴冷的侧面。《粉墨筝琶》以七七事变后敌伪统治下的京津为背景，表现人民对日寇和汉奸的无比憎恨。其中一个女主角林大巧（林晓莺），出身寒苦，而性格泼赖，敢打敢斗，爱憎分明，云若把她塑造得非常成功。我的一位朋友，曾就此称赞云若说：“您真善于描写不能言情之人的情。”云若听了，特别高兴，以为知言。解放前上海某影片公司，曾把这部小说拍成电影。由京剧名演员童芷苓饰林大巧，轰动一时。据云若在此书的自序中提到他记得有两句诗：“何年净洗筝琶耳，若辈能逃粉墨难”；因取“粉墨筝琶”为书名，意思是说将来排演新戏，这些汉奸是难免被搬上舞台，涂为白鼻的。《酒眼灯唇录》取“酒眼曾窥，灯唇能说”之意为书名，写繁华热闹场中的爱情纠纷，反映旧时知识分子因婚姻问题而引起的苦恼。这两部书都是云若的后期作品，即他自己也认为是功力最纯之作。
“文似看山不喜平”，云若常常引述此句，以为行文切忌平庸冗弱，陈陈相因。因此，他在小说中所安排的情节，无不波澜叠起，意趣横生。加上文字流畅，辞采缤纷，或叙述，或描摹，或诙谐，或嘲讽，皆能生动自然，曲尽其妙，真是“腕有鬼而笔有神”。总之，他的小说，既象一面明亮的镜子，反映出许多社会面，使人认识现实；又象一幅壮丽的山水画，使人身入画中，得到美的享受。其所以有很强的吸引力，让读者展卷即难释手，乃其长才、精思、健笔三合一的结果。
我看云若的小说，远在三十年前，许多故事情节，都早已忘却，只有《春风回梦记》，是我阅读的第一部书，而且曾经赚出我的眼泪，所以至今还记得一点梗概。天津的一个世家子弟，结识了南市的一个青年歌女，两人真诚相爱，矢志不渝。可是男方家长，决不允许他娶一个歌女，女方也处在恶劣的环境中，难于和男朋友自由结合。后来男方家长强迫他结婚，他坚决抵制，决不屈服。在洞房花烛之夜，还跑出去和女友会晤，根本不理睬这个新娘。但不久他无意中看到新娘，穿一身红衣服，焕若朝霞，光艳照人，其美丽温柔纯洁善良，和外面的女友竟自不相上下，于是更增加了精神上的负担，对这个新娘深感歉意，矛盾交织，痛苦重重。结局是这一对青年男女在与封建思想、等级观念以及社会上种种恶势力的斗争中终于失败，女的死了，男的亦痛不欲生。这时家内的新娘也因得不到丈夫的爱情，长期抑郁，得了重病，随着死去。双重悲剧，无比凄惨。这部小说，歌颂了追求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的坚贞爱情，控诉了旧社会的罪恶，所提出的问题，是有典型性的。作品主题，无比明确；人物描写，形象鲜明；情节安排，紧凑细密。无论就思想性和艺术性哪方面来说，都足以跻世界名著之林，而毫无逊色。
但云若写小说，不仅借鉴于外国名著，还很好地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而推陈出新。从魏晋起，我国就有了写婚姻问题的短篇，象《列异传》的谈生、《搜神记》的吴王小女紫玉、卢充等故事，虽杂神异，实重世情。其后唐宋传奇、宋话本以及明清人的拟作，写爱情的题材就越多，即在表现农民起义的《水浒传》中，也穿插着一些男女关系的情节。清代蒲松龄的兼志怪传奇两体之长的《聊斋志异》，更是集短篇爱情故事之大成。这些作品，对云若写小说的选材立意，都有一定的影响。曹雪芹的《红楼梦》为我国的长篇小说作了一个总结，进入了一个历史新阶段。这部伟大的作品，其写人状物之细腻生动，安排结构之谨严周密，运用白话之生动自然，全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开后来创作的无数法门。继起的是道光间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其中的说教部分，虽陈腐可厌，可是全书文字的流畅纯净，确实不逊于《红楼梦》，故盛为五四以来言白话者所称道。云若的小说是直接继承这两部书的优良传统而产生的，语言、笔路，一脉绵延，而又有新的发展。
每个历史阶段的作品，都有它的时代特色，云若的作品亦然。我认为旧小说发展到三、四十年代，也作了一个总结，其代表作家中应有刘云若，从他的作品内，可以看到这一历史阶段的一个侧影。
可惜的是我收藏的他的二十多部书，都在十年动乱中毁去，否则一定要引一些精彩片断来供大家欣赏。现在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出版部门，找出云若的作品翻印几部，给大家看看。让不了解他的人，增加了解；让不知道他的人，知道知道。在百花齐放的今天，云若的小说，是可以作为一个流派而存在的。
云若当年常和天津的一些老名士往还，如大方（即方地山，名尔谦）、金息侯（梁）、赵幼梅（元礼）、向仲坚（迪琮）等，常为文酒之会，云若时来凑趣，作诗填词，他俱擅长，却很少动笔。所撰小品文，清新隽永，妙趣横生，其三言两语的一节，颇有《世说新语》的味道，但因构思不易，题材难找，也并不常写。
大方善撰联语，无论是集句或嵌字，都能咄嗟即成，曾集句赠云若云：“倦飞知还，云无心以出岫；含睇宜笑，若有人兮山阿。”上联出陶渊明《归去来辞》，下联出《楚辞·山鬼》，嵌“云若”二字甚巧，云若逢人即道，非常高兴！向仲坚亦尝集宋词书联相赠，一直挂在云若床边，只是联语已不记得了。
云若写小说，总喜欢用一种印有直格的很薄的竹纸，用毛笔写蝇头小楷，密密麻麻，满纸略无空隙。我曾保存他所写《白河月》小说的一篇原稿，那是发排后从校对手里要来的。这一张纸，写了将近六千字，足供在报上连载三、四天之用。我曾问他：“你用毛笔写多慢，这么小的字，也太费眼睛呀！”他说：“习惯了，我必得这样拿着笔，一边写，一边想，才写得出来。”说着，就拿起一枝毛笔，捏着笔管的上端，挥动作势，随着一笑，我也笑了。
这张稿子，我连他的十余通手扎，都粘在一个小册子上，十余年前同付劫灰，至今引以为憾。云若死时刚刚五十，今年正好是八十周年，假如他至今还在，不知又写出了多少部小说来！现在回忆他的声音笑貌，仿佛又看到他颀长的身材，微黑的面孔，手拈纸烟，时时弹去上面的灰，一边谈，一边微笑，轻烟袅袅，随着他的思绪，在空中不住地飘动……
一九八一年二月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