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最繁荣的时代。所产生的小说，究竟有多少种，始终没有很精确的统计。书目上收的最多的，要算《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文学类一共收翻译小说近四百种，创作约一百二十种，出版期最迟是宣统三年（一九一一）。杂志《小说林》所刊东海觉我《丁未年（一九〇七）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就一年著译统计，有一百二十余种。《东西学书录》（一八九九）只收三种，《译书经眼录》（一九〇五）较多，然亦不过三十种。梁启超《西学书目》（一八九七）不收小说，《新学书目提要》（通雅书局，一九〇三）只存文集。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北平图书馆，一九三三）所收创作，亦只与《译书经眼录》数量相等。实则当时成册的小说，就著者所知，至少在一千种上，约三倍于涵芬楼所藏。
造成这空前繁荣局面，在事实上有些怎样的原因呢？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
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第二，是当时知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又极窳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作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
所以在当时，不仅新闻纸竞载小说，专刊小说的杂志，也就应运而生。最早的一种，是梁启超办的《新小说》。始刊于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共行两卷。所载小说，有梁氏自作之《新中国未来记》、吴趼人《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电术奇谈》等。继有李伯元主编之《绣像小说》（一九〇三）半月刊，共行七十二期。李之《文明小史》、《活地狱》，刘鹗《老残游记》，皆系发表于此。李伯元故后，吴趼人创《月月小说》（一九〇六），行二十四期，自著有《两晋演义》、《劫余灰》等。《小说林》出最晚（一九〇七），行十二期，载有曾孟朴之《孽海花》。这是主要的几种。此外则有《新新小说》、《小说月报》、《小说时报》、《小说世界》、《小说图画报》、《新世界小说社报》各种。此起彼伏，或同时并刊，亦足见繁荣景象。
对小说的重要性，获得进一步理解，始于天津《国闻报》。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该报创刊，严复与夏穗卿合作《本馆附印说部缘起》，长万余言，是阐明小说价值的第一篇文字。后来虽有《国闻报汇编》（一九〇三）行世，此文未收，遂不传。以后才有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八九八）、《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九〇二），后者载在《新小说》的创刊号，影响最大。此文从社会的意义上，说明小说的重要性，一开始就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他的理由，是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足以支配人的心理，可以改变一代的社会。“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之而不足者”，小说“一二书败坏之而有余”。相反的是，一二部好的小说，其对于社会人心影响，远胜于千百部“大圣鸿哲”的书。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后此作者遂多，主要的有：
《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楚卿：《新小说》）
《论写情小说与新社会之关系》（松岑：《新小说》）
《小说原理》（夏穗卿：《绣像小说》）
《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天僇生：《月月小说》）
《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天僇生：《月月小说》）
《余之小说观》（觉我：《小说林》）
然其内容，仍不外“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阐明。稍具新意的，只有天僇生的理解。他指出中国小说写作的动机不外三种，愤政治之压制不得不作，痛社会之混浊不得不作，哀婚姻之不自由不得不作。这些小说，“皆贤人君子，穷而在下，有所不能言，不敢言，而又不忍言者，则姑婉笃诡谲以言之。”同时他对于创作与翻译，亦提出具体的主张：“择事实之能适合于社会之情状者，择体裁之能适宜于国民之脑性者”，在这准则下写作，才能有更大效果。又有陆君亮《月月小说发刊词》，以四千言叙述中国小说之史的发展，其观点也是从“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出发。
当时有《小说丛话》，亦始自《新小说》，是应用当时的理论，以评述旧小说之作，时有新颖理解。初刊时，梁启超曾为之序，称为“中国前此未有之作”。如说《桃花扇》为民族主义作品，以社会生活考察的态度，研究《金瓶梅》、《红楼梦》，可以代表进步的倾向。其间最突出的，如说《水浒传》是提倡民主、民权之作，《聊斋》是排满的书等等。最有史料价值的，是黄摩西《小说小语》（《小说林》），其中关于旧小说的著录，有很多不易见到的书，鲁迅全部的收进了《小说旧闻钞》。
因此，晚清的小说，遂有了几个特征。第一，充分反映了当时政治社会情况，广泛的从各方面刻画出社会每一个角度。第二，当时作家，意识的以小说作为了武器，不断对政府和一切社会恶现象抨击。这也就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谓“谴责”。《史略》云：
光绪庚子（一九〇〇）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
按清廷自鸦片战争（一八四〇）以后，政治日趋窳败，官吏贪污媚外，无所不至，早现崩溃之象。而英法两军入北京（一八六〇）以后，又连割土地（一八六一），开让商埠（一八七六）。光绪八年（一八八二），法取安南，据台湾，侵福建（一八八五）。稍定，又有中东之战（一八九四），于是日割台湾（一八九五），德侵胶州（一八九七）。清室至此，国几不国。教民借外人势力，复横行国内，于是有义和团之变（一八九九）。结果卒至赔款四百五十兆（一九〇一）了事。返京以后，骄奢淫逸，一如曩时，广兴土木，重建宫殿。丧权辱国，苛敛暴政，小民愤慨，自不待言。于是在小说方面，亦从事笔伐，当时作者，几于人有所作。故此类小说，在全数量中，所占至少在百分九十以上。第三，是大家既知清室不可与图治，提倡维新爱国，因此也有许多人，利用小说形式，从事新思想新学识灌输，作启蒙运动。把高深学理，深入浅出，用少许结构，以对话叙述方式出之，惟由于技术贫乏，成功的也寥寥无几。第四，是两性私生活描写的小说，在此时期不为社会所重，甚至出版商人，也不肯印行。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所刊载作品，几无不与社会有关。直至吴趼人创“写情小说”，此类作品始复抬头，为后来鸳鸯蝴蝶派小说开了先路。
胡适论晚清小说，认为“都是学《儒林外史》”。因为《儒林外史》写作方法最好，“一来呢，这是一种创体，可以作批评社会的一种绝好工具。二来呢，《儒林外史》用的语言是长江流域的官话，最普通最适用。三来呢，《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又最方便。因此，这种一段一段没有总结构的小说体，就成了近代讽刺小说的普通法式。”这也就是《中国小说史略》说的：“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
这种形式，是晚清谴责小说最普遍采用的。但其原因，说是学《儒林外史》，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论断。第一，还不能不把原因归到新闻事业上。那时固然还没有所谓适应于新闻纸连续发表的“新闻文学”，而事实却已经开始有了这种要求。为着适应于时间间断的报纸杂志读者，不得不采用或产生这一种形式，这是由于社会生活发展的必然。第二，是为繁复的题材与复杂的生活内容所决定，不是过去的形式所能容纳下的。第三，才是《儒林外史》写作方法的继续发展。因为在描写多样的事件，与繁复的生活一点上，《儒林外史》和谴责小说，是有着共通性的。谴责小说所以普遍的采用这种形式，不是单纯的受了《儒林外史》的影响。因此，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虽煞费苦心，也只能用一根九死一生的线，把繁复的人物与事实串起。
还有些小说采用西洋小说的写作技法。不过这一类小说，在那时还不很多。而且除吴趼人《九命奇冤》很少几部外，也没有什么成就。这当然由于还不能十分理解这种形式应如何运用。其次，当时作家，不肯用很熟练的语体文写作，有的虽用语体，修养上又不够。也有一部分作品，仍然采用着纯粹旧小说形式。不过无论是采用怎样的形式，大部分作品，都曾直接、间接受到西洋文学的影响，那是很显然的。
从作品里所反映的作家思想也极复杂，正体现了那样复杂的、动乱的社会。有极其顽固的守旧党，拥护皇室，拥护封建社会，对新的或比较新的人，嘲笑谩骂，无所不至。有极进步的反对满族统治，反对立宪，主张种族革命的新人，他们在作品里热烈的、感愤的，把革命的思想尽量宣传。又有既要顾君权又要顾民权，实际上还是替君权打算的立宪党，在作品里宣传君主立宪的好处。有些知识分子，不提倡保皇也不倡导革命，只从事反迷信、反缠足、反吸食鸦片等等，认为只有从这些地方下手，才是真正的救国办法。有的却由于一班投机分子胡乱的行为，对一切感到幻灭，政府不好，维新党不好，革命党也不好。有提倡科学的作品，也有发挥玄学的，而基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更有科玄很矛盾并栖着的作品。当然也有对政治社会毫不关心，只会讲嫖经说爱情的人。形形色色，充分的表现了一种过渡期的现象。但几乎是全部的作家，除掉那极少数顽固的而外，是有着共通的地方，即是认为除掉兴办男女学校，创实业，反一切迷信习俗，和反官僚，反帝国主义，实无其他根本救国之道。
这是晚清小说发展的总形势。鲁迅谓其“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虽极中肯，然亦非全面论断。晚清小说诚有此种缺点，然亦自有其发展。如受西洋小说及新闻杂志体例影响而产生新的形式，受科学影响而产生新的描写，强调社会生活以反对才子佳人倾向，意识的用小说作为武器，反清、反官、反帝、反一切社会恶现象，有意无意的为革命起了或多或少的作用，无一不导中国小说走向新的道路，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些，同样是不应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