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晚清的小说，究竟是创作占多数，还是翻译占多数，大概只要约略了解当时状况的人，总会回答：“翻译多于创作。”就各方面统计，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二，虽然其间真优秀的并不多。而中国的创作，也就在这汹涌的输入情形之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译印西洋小说，现在所能考的最早期间，是在乾隆的时候，约当公历一七四〇年左右。那时期都是根据《圣经》故事，和西洋小说的内容，重新写作，算为自撰，如欧文《杂记》之类。稍后始有长篇，最初的一种，是《瀛寰琐记》（申报馆版）里的《昕夕闲谈》（上卷三十一回，下卷二十四回）。译者署蠡勺居士。到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经译者删改重定，印成单本（文宝书局），署名易为吴县藜床卧读生。前有《重译外国小说序》，称其目的，在灌输民主思想，认为中国不变更政体，决无富强之路。大规模的介绍翻译，却在甲午中日战争（一八九五）以后。
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是阐明翻译小说重要性最初的理论文章，此文作于严复、夏穗卿《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后一年，正当“戊戌政变”。他主张翻译政治小说，以作宣传武器。他说：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商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所以说，“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从“有关世道人心”，到可以作为政治及社会改造的武器，这是对小说理解的长足的进步。因此，大家便注意于小说的翻译，而范围也依次渐广，形成极繁荣的局面。同样的，由于国人对翻译小说的注意，在写作上也受了很大影响。
当时的译家，最为知识阶级所推重的，是严复、林纾一班所谓以古文笔法译书的人。严复虽曾作过《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了解小说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创作或翻译过小说。他只建立了这一派的翻译理论，给当时小说译家以很大影响。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恉，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家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天演论译例言》）
胡适曾有按语说：“这些话都是当日的实情。当时自然不便用白话，若用白话，便没有人读了。……严复用古文译书，正如前清官僚戴着红顶子演说，很能抬高译书的身价，故能使当日古文大家认为‘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这里的“实情”和“自然不能”，说得未免武断。用白话译书，对于知识分子，当时或许是少“有人读”，但在知识分子而外，其情形是并不会如此的。所以当时也有用白话演述原书的一派，如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都是。他们就原书的内容，用章回小说的形式演述，颇能深入小市民层。遗憾的是，由于史家正宗褊狭的观念，抹煞不论，现在大家是只知道有严复，有林纾了；其在小说，当然是只有林纾一人。
林纾字琴南，别署冷红生，晚称践卓翁，福建闽县人。生于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卒于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七十三岁，是中国以古文笔法译西洋小说的第一人，共译书约一百六十余种，中国“自有古文以来，从不曾有这样长篇的叙事写情的文章”。可惜林氏本人不懂英文，从本子选择，一直到口译，都是依靠别人，而别人又并非全可靠，因此，在他的译作上，遂有了原本选择不当，误解原意之类的缺陷。但这并不能掩去他的译作给与作家和读者的广大影响。他使中国知识阶级接近了外国文学，认识了不少的第一流作家，使他们从外国文学里去学习，以促进本国文学发展。
据郑振铎《林琴南先生》及寒光在《林琴南传》里的统计，他翻译的小说，计英国九十九部，一百七十九册；美国二十部，二十七册；法国三十三部，四十六册；比利时一部，二册；俄国七部，十册；西班牙一部，二册；挪威一部，一册；希腊一部，一册；瑞士二部，四册；日本一部，一册；未知国的五部，六册。共一百七十一部，二百七十九册。还有未收集的短篇十五种。出版于民国以前的，据《涵芬楼新书分类总目》，不过五十种左右，是则其大部成就，乃在辛亥（一九一一）革命以后。
他所介绍的著名作家，在英有莎士比亚（W.Shakespeare）、狄更司（Charles Dickens）、司各德（Scott）等。在美有欧文（Washington Irving）、史拖活夫人（Mdm Stowe）。在法有大仲马（A.Dumas）、小仲马（A.Du-mas, fil）、巴尔扎克（Balzac）。挪威有易卜生（Ibsen）。西班牙有西万提司（Cerventes）。俄有托尔斯泰（L.Tolstoy）。日本有德富健次郎。其影响最大的书是：
（一）《巴黎茶花女遗事》小仲马原著。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素隐书局版。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文明书局版。晓斋主人口译。
（二）《黑奴吁天录》史拖活夫人原著。木刻初印本四册，年代不详。小万柳堂本。吴芝瑛圈点，廉泉（南湖）校阅。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版。魏易口译。
此外如《滑铁卢战血余腥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迦茵小传》等，亦甚知名。兹节《拊掌录》中描写教师爱主人女复恋其产一节于此，以见译风：
其肥如竹鸡，双颊之红鲜如其父囿中之桃实，貌既丰腴，产尤饶沃。……先生每对女郎辄心醉，今见绝色丽姝，安能不加颠倒？且行经其家，目其巨产矣。……
屋居黑逞河次，依山傍树而构，青绿照眼。屋顶出大树，荫满其堂室，阳光所不能烁。树根有山泉滃然仰出，尽日弗穷。老农引水赴沟渠中，渠广而柳树四合，竟似伏流，汩汩出树而逝。去室咫尺，即其仓庾，粮积臃肿，几欲溃窗而出。老农所积如是，而打稻之声尚不断于耳。屋檐群燕飞鸣，尚有白鸽无数，有侧目视空者，亦有纳首于翼，企单足而立者，或上下其颈呼雌者，咸仰阳集于屋顶。而肥腯之猪，伸足笠中，作喘声，似自鸣其足食。而笠中忽逐队出小豭，仰鼻于天，承取空气。池中白鹅，横亘如水师大队之战舰，排樯而进，而群鸭游弋，则猎舰也。火鸡亦作联队，杂他鸡鸣于稻畦中，如饶舌之村妪长日詈人者。仓庾之前，数雄鸡高冠长纬，鼓翼而前，颈羽皆竖，以斗其侣。有时以爪爬沙得小虫，则抗声引其所据有之母鸡啄食，己则侧目旁视；他雄稍前，则力拒之。先生触目，见其丰饶，涎出诸吻。见猪奔窜，则先生目中已产一炙髁；闻稻香，则心中亦畜一布丁；见鸽子，则思切而炰为蒸饼之馅；见乳鸭与鹅游流水中，先生馋吻则思盪之以沸油。又观田中大小二麦及珍珠米，园中已熟之果，红实垂垂，尤极动人。先生观状，益延盼于女郎，以为得女郎者，则万物俱奁中有矣。
林译小说，以英国为最多，占全部二分之一；其次为法，为美；俄国的作品，虽也有六部，全成于辛亥革命之后。这一缺点，在当时也有人补足了它。如吴梼，他从日文转译了莱芒托夫的《银纽碑》（一九〇七），溪崖霍夫（按即契诃夫）的《黑衣教士》（一九〇七），戢翼翚重译了普希莹（按即普希金）的《俄国情史》（全作《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又名《花心蝶梦录》，一九〇三），佚名译托尔斯泰《不测之威》（一九〇八），热质译托尔斯泰《蛾眉之雄》（一名《柔发野外传》，一九一一），吴梼译戈厉机（按即高尔基）《忧患余生》（即《该隐》，一九〇七）。此外还有些不知名的著作，如陈冷血所译虚无党故事之类。
法国的小说，嚣俄的作品，也有人介绍，如苏子由（按即苏曼殊）、陈由己（按即陈独秀）合译的《惨世界》（东大陆书局版），天笑译《侠奴血》（小说林版，一九〇五），平云译《孤儿记》（小说林版，一九〇六）。然最多者莫过于大小仲马。林译有《茶花女》，公短译《大侠盗》（新世界小说社，一九〇七），君朔译《法宫秘史》（商务，一九〇八）、《侠隐记》、《续侠隐记》（商务，一九〇八），抱器室主人译《几道山恩仇记》（香港中国日报，一九〇七）。
德国有吴梼译苏德曼《卖国奴》（《绣像小说》）。美国以林译欧文小说为多，有《拊掌录》、《大食故宫余载》、《旅行述异》（均商务版）。英国以狄更司、司各德为最，都是林译。狄更司有《贼史》、《块肉余生述》、《红蘩露传》、《孝女耐儿传》。司各德有《剑底鸳鸯》、《惜露传》、《十字军英雄记》。小国方面，有匈牙利育珂摩尔《匈奴骑士录》（周逴译，一九〇八），又有波兰廖抗夫著《夜未央》（李石增译，万国社）。
就译家方面说，除林纾而外，有几个人是很值得注意的，如吴梼，他的译作有《薄命花》、《寒桃记》（日本黑岩泪香）、《车中毒针》（英国勃来雪克）、《寒牡丹》（日本长田秋涛、尾崎红叶）、《银纽碑》、《黑衣教士》、《美人烟草》（日本广津柳浪）、《五里雾》、《侠黑奴》（日本尾崎红叶）、《侠女郎》（日本押川春浪），选本虽亦有所失，然其在文学方面修养，却相当的高。有陈冷血，他译的俄国虚无党小说最多，亦译侦探小说之类，长篇有《白云塔》、《侠恋记》、《火里罪人》、《土里罪人》、《大侠记》、《侦探谭》，但其努力，终竟在虚无党方面，译《虚无党》（一九〇〇）等。有包天笑，他译的书，近乎演述，以教育方面的为多，有《铁世界》（法迦尔威尼）、《馨儿就学记》（《爱的教育》）、《儿童修身之感情》（文明版），以及迦尔威尼之《无名的英雄》、《秘密使者》、《一捻红》、《侠奴血》、《千年后之世界》等。
但这些作品的排列，并不能证明当时翻译界风气。一般言之，在翻译小说初起时，目的只在作政治宣传，故所谓“政治小说”之风甚盛。这一类作品，除林译许多历史悲剧而外，有独立苍茫子之译《游侠风月录》（明权社，一九〇三），汤绂女士之译《旅顺双杰传》（世界社，一九〇九），赖子之译《政海波澜》（日本广陵左左木龙），陈鸿璧女士之译《苏格兰独立记》（小说林）等。其次为教育的，除天笑所译，有苦学生译之《苦学生》（日本山上上泉，作新社，一九〇三），南野浣白子译《二勇少年》，梁启超译《十五小豪杰》（《新小说》本，广智书局本），又南野浣白子译《青年镜》（广智版，一九〇四），朱树人译《冶工轶事》（法国奈隆，文明版，一九〇三）等。其三为科学，译述科学故事，以作科学的启蒙运动，如吴趼人译《电术奇谈》（新小说社，一九〇五），天笑译《千年后之世界》，杨德森译《梦游二十一世纪》（商务，一九〇三），海天独啸子译《空中飞艇》（明权社，一九〇三），东海觉我译《新舞台》（日本押川春浪，一九〇五）等。然后才从政治的、教育的单纯的目的，发展到文学的认识。最后又发展到歧路上去，于是有大批侦探翻译小说的产生。
为什么到了后期，侦探小说会在中国抬头并风靡呢？其主要原因，当是由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抬头，由于侦探小说，与中国公案和武侠小说，有许多脉搏互通的地方。先有一两种的试译，得到了读者，于是便风起云涌互应起来，造就了后期的侦探翻译世界。与吴趼人合作的周桂笙（新庵），是这一类译作能手，而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要占五百部上。这发展的结果，与谴责小说汇合起来，便有了后来“黑幕小说”的兴起。“黑幕小说”来源，决非由于“谴责小说”的单纯影响。
最后想说一说在当时最感到寂寞，而后来成为五四直译运动前车的另一派译家，那就是周树人（鲁迅）兄弟。《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说：
他们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的多。……但周氏兄弟辛辛苦苦译的这部书，十年之中，只销了二十一册。这一件故事应该使我们觉悟了。用古文译小说，固然也可以做到“信，达，雅”三个字，如周氏兄弟的小说，但所得究不偿所失，究竟免不了最后的失败。
按《域外小说集》于一九〇九年出版，共行两册，所译全是短篇，俄国有迦尔洵、契诃夫、梭罗古卜、安特来夫等作品。波兰有显克微支，英国有王尔德，法国有莫泊桑，丹麦有安徒生，新希腊有蔼夫达利阿谛斯，芬兰有哀禾。可以说是小说，童话，寓言，拟曲的合集。译文极古朴，不幸终竟遭了失败。胡适所说原因，不是根本性的，不然，为什么林纾不失败而周氏弟兄失败呢？
重印本《域外小说集序》，说：“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这应该是主要理由之一。过去中国人的习惯，虽也需要短篇，却是要原原本本，有始有终的故事。这样直译的短篇，自然就不为一般读者所欢迎了。
第二，周氏弟兄翻译，虽用的是古文，但依旧保留了原来的章节格式，这对当时中国读者，也是不习惯的。既没有林纾意译“一气到底”的文章，又有些“诘屈聱牙”，其得不到欢迎，是必然的。兹录显克微支《灯台守》中离开故国四十年的老人，读故国诗人之歌，抒写思故国情怀一节，以与林译作一个对比：
时适大寂，亚斯宾华尔之钟，方报五时。长空绝无月气，惟鸥鸟三五，飞度中天，大海静定如眠，水波则切切作私语，徐上沙碛。遥见亚斯宾华尔白色人家及棕榈之林，皆莞尔而笑。尔时崇高静肃，莫可方物。天地寥寂，而忽闻老人颤声高吟，如使自闻其诗，俾善解意旨者。曰：
余故园烈忒跋兮，猗尔其苦康豫也。
彼康豫之为嘉祥兮，顾非疾病者不之悟也。
览汝美又何无伦比兮，繁饰纷其备具也。
托毫素而陈词兮，惟余心之汝慕也。
诵至此，声忽中绝，似文字皆滕掷而前，胸中有物若破，又渐上涌，类乎波涛，扼其喉，声为之塞。少顷，乃略自镇。更诵曰：
神后具能智兮，骞多跋赖以允臧。
跃大明于阿思托罗波罗摩兮，漪赫赫其晖光。
相下民之贞信兮，守诺革洛兑之旧疆。
昔余母陨涕其淋浪兮，余则睘枯目以视昊天。
感大神之重竺以生兮，仰帝阍而趋前。
又胡不垂威灵以返我于故乡也？
是时心事波起，不能自制，遂啜泣自投于地，白发皓然，与黄沙相杂。心念离别故园，几四十祀，且不闻方言者，亦不知几何年矣。今乃自来相就，超大海而得诸天涯独处之中，美哉可念哉故国之言文也！然老人虽泣失声，而不因于苦痛，惟旧爱重生，重逾万有，因至是耳。时则呜咽陈情，乞宥于所爱。思前此非敢相忘，特以年垂大耋，又托体荒岩，习于孤独，即怀慕之心，且渐消磨矣，不图今日乃忽来归，若见灵异也。而其心房搏动，于是亦突突不能止。
从这对比里，颇能以见到，晚清翻译小说，林纾影响虽是最大，但就对文学的理解上，以及忠实于原作方面，是不能不首推周氏弟兄的。问题是，周氏弟兄理想不能适合于当时多数读者的要求，不能为他们所理解，加以发行种种关系，遂不能为读者所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