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0月间，在师大的同学向我提出了一些有关文艺理论的问题，现在我就我的所知谨奉答如下。如有不妥之处，盼指出来大家一道学习讨论。
问：作家为什么要创作呢？
答：我们认为，作家的创作是对于周围事件人物的反映，并不是纯客观的反映，而是有主观态度的反映。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首先是因为他对周围的某些人物事件产生了兴趣和关心，觉得一定要把它写出来引起大家的注意和同情，或为了抒发自己的心情表达自己的想法，从而也引起了自己心中的愉快。到了后来，社会的发展日益复杂，于是就有了以叙述描写客观事物，并在创作中做出自己评价判断的叙事文学，以及以抒发自己情感、表现自己爱憎为主的抒情文学。
无论是叙述、描写的文学，还是抒情的文学，作者之所以写它，总是具有一定的目的性的。一般说起来，作家总是希望把最美、最有意义的东西呈现给大家。但具体地说起来，在不同的时代，作家目的和倾向性则又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
在远古时代，艺术家们把生动地再现人类生活劳动的场面，如狩猎、丰收、祭祀等看做是美，所以他们把刻画描写这些场面看做是创作的方向和目的，而古希腊的悲剧，则要表现人类难以战胜自身的弱点而难逃命运的惩罚，以引起人们对剧中人物的怜悯和对变幻无常之命运的恐惧，并使人们的感情得到净化。到中世纪，作家们则是以颂扬“主”对人们生活的引导作用，作为自己创作的目的，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性的觉醒，人们又把宣扬人性，标榜个性，反对专制，争取民主自由作为自己创作的目的，但到资本主义没落后，人们又开始把宣扬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创作的目的。今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人们的认识还会进一步发展，人们的创作目的还会不断变换。不过从今天来讲，文学创作应该是以促进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作为目的，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一定会涌现出许多新人新事，所以新时期的作家一定要着眼于这个大的形势，用自己的作品去讴歌新时代涌现出来的英雄，讴歌那些勤劳致富艰苦创业的英雄，讴歌那些敢想敢干、开拓进取的英雄，讴歌那些敢于和腐朽势力作斗争的英雄，同时也要敢于批判和揭露那些违法乱纪，损公肥私的坏人坏事，特别要敢于揭露批判那些手中掌握权力，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要敢于抓住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加以描写暴露，以引起民众的讨论和思考，充分发扬文艺的民主战斗作用。
总的来说，我们应要求文艺作品产生积极良好的社会效果。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潮流下，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纠缠在一起，怎样摆正并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而又重要，有些问题作家也不一定能考虑得周全。所以也就不妨先把周围发生的事情客观真实地描写出来，以引起大家的警醒和思考，这样的作品也就同样能起到积极良好的作用了。
问：文学不应有什么别的目的服务，它是独立自在的，所以我说表现自我是对的，这样可以使文学艺术排除一切干扰，作家也可以尽量发挥自己的思想，畅所欲言，毫无顾忌，难道这不应该是文学的主要目的吗？
答：你这个提法，表面上说是要表现“自我”，实际上就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一种说法。我对于这个“表现自我”，也曾有过一些亲切的体验。在20年代，当我醉心于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的时候，我常常喜欢孤独，我写文章、写诗，常常都说：“我独自一个人怎样怎样，并因能够写出一些新奇浪漫的感受而受到人们的称赞而自鸣得意……”现在回想起来，我这样爱好孤独，自然也有其自诩的清高、厌恶庸俗、突出个性的目的，但这样时间一长就又感觉到寂寞和孤单，青春的感觉抒写完了，孤独的苦闷也倾诉光了。这时就只有一种空洞洞的、孤零零的感觉，再也找不到一点诗情的灵感，只是后来逐渐成熟，投身于社会革命，诗歌创作的冲动才又重新萌生起来。
另外就是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如过于局限于个人的感觉感受，其创作的局面也不会大，在叙事描写当中，也常常显露出他的思想境界不高，接触面不广，观察不深等弱点。同客观世界的接触中，作者老是用同一个基调去描写，因此读多了，会令人感到单调，而且作者的办法也有限。高尔基认为这是因为作者过分强调个性，所以有此局限。我个人认为高尔基的看法是对的，创作固然要有作者的个性，但也要用这个有特征的个性去同广泛的世界接触，发出不同的鸣响，以使每篇作品有不同的情调，并以此不同的众多的情调结合成一个他个人的独特的风格，所谓多样的统一。
现在我再就这个“自我”说一点我个人的切身体会。有人认为监狱生活中的人可以离群索居，当然有许多机会发展和加强自我了。但据我个人的体会其实则并不尽然。一个人在定了罪，判刑、入狱以后，人越少反倒越觉得孤单，过这种与众人隔离的生活并不能培养出伟大、丰富的“自我”来。我曾有一段时期坐过二人监，只坐半年牢，我的头发就发白了，与坐多人关在一起的囚牢，就完全不同。因为一共只有两个人，谈过十天、八天，什么话也谈完了，谈现在吧，无非就是一天三餐囚饭。在这样条件下能培养出什么“自我”来呢？我还知道一个朋友，在“省独身监”关了三年，出来以后连话都不会说了。又例如住在偏僻的乡下，十天八天看不见一张报纸，一月半月才有一两个人来往，这样日子久了，人的思想也就逐渐会变得麻木、孤陋寡闻，又哪里能够形成什么“自我”呢？
所以我认为，绝对的“自我”是虚幻的，是没有实体的，只是个人主义、唯我主义虚构出来的实体。在我们看来，人是有个性的，作家尤其要有显著的个性，但这个个性是表现在人与人之间，试问不同人往来，他能够有卓越的个性吗？能够有丰富的自我吗？相反，我认为，一个人只要坚持正确的立场，他的社会关系越复杂，往来的人越众多，他的个性就越丰富。创作起来，他所能叙述和描写的范围就越广，人物和事件就越丰富多彩。
至于文学的目的性是否会妨碍创作的自由？我认为，只要与社会的需求、时代的需求相呼应，创作的目的性并不会与作家的思想自由矛盾冲突。只有个人主义的作家，才会觉得文学的目的性妨碍他们表现“自我”的创作自由。其他各种派别，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只要不是极端个人主义的，都不会感到有什么束缚。在我们今天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时代，处于开放状态的目的性，不仅不会限制他们的思想自由，而且还会激发他们创作的想象和增加其作品的表现力。
问：文学是不是有功利性？怎样理解文学的功利性？
答：有人说文艺是没有功利性的，审美作用是和功利性相悖的。例如我们在池边欣赏游鱼，我们觉得这些鱼悠然自得，可喜可爱，但假如我们又想到可以把这些鱼清蒸或红烧来吃，那么审美感也就没有了。有人就根据这个现象把审美和功利性对立起来，其实从更广泛的范围看来，审美并不一定排除功利性。例如屈原的《离骚》，他不正是关心着楚国的兴亡写出来的吗？又例如，但丁的《地狱篇》，他把他生活中所遇见的坏人统统捉进地狱里去，难道这些不是表现审美有功利性吗？又例如，我们到西湖去，看见岳王庙里座上的岳王，就想起了“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对联，又不免想起了当年岳飞的一片精忠报国的精神，就不胜其感佩。所以，把审美现象和功利性截然地分裂开来，这是不对的，而且这也就是把美和真、善对立起来了。
至于说文学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是只有通过审美作用才能达到。我看也未必尽然。例如对一篇描写坏人的作品，作者写出了这个坏人如何使坏，我们读了它，对于这个坏人的思想、心里的打算可以有比较深的了解，这就对我们起了认识作用。还有，当作者描写这个坏人的时候，又写出了这个坏人如何弄虚作假、为非作歹、罗织罪名等具体行动，这就使我们对这个坏人更加痛恨，这样不又是起了审美作用了吗？又如我们读科学小品，我们既得到了一些科学知识，同时又欣赏了它的生活趣味，这样不是既有教育、认识作用，又有审美作用了吗？又例如我们读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传记，我们既增加了历史知识，同时对于这个人的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崇高品德和不怕危险的奋斗精神，也有了亲切的感受。所以说，只有通过文学的审美作用，才能达到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的说法，是说过头，不对的。
关于功利观念与审美关系，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即如上所说一个人对于国家民族的利益的关心，对于合理的群众的正义事业的关心，并不会有损于他的审美观念，倒反而增益了他的审美感的内容，但一些庸俗的个人利害的打算，的确是会有损于美的体验的。不过在写叙述描写文学时，作者在观察对象的时候，如看到这种情况，又往往会以为这是可笑的笑料，当作家感觉到这种行为是可鄙、可恨的时候，则又往往会产生另外一种审美观念，即把它看做讽刺的对象。至于在恐怖和痛苦中，则甚至会使人本来在安定的环境中可能获得的美感经验也很快消失。刚才已说过，把审美现象同功利观念、是非观念一般地截然对立起来，是错误的。但有人还把这个命题，扩大使用到文学史上去，他们认为审美观念与功利无关，评价历史上的作品价值，也应以这个原则为基础。从历史发展看来，这个观点是从康德开始的（我们一般说，这个观点是唯美主义的观点），以后就有许多人利用他的这个命题，企图把艺术同实际工作、科学工作隔离开来。远的不去说，即以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事情来说，当时爱国志士激于义愤，痛感国亡无日，在抗战前夕，奔走呼号，要求抗日；于抗战爆发后更奋发图强，不顾危难，坚持抗战，毅然为正义的抗日战争竭尽全力。基于这些事实，于是就有我们的抗战文艺。但是那时，却有人主张要写与抗战无关的文艺，他们认为艺术就是要越离现实越好。现在又有人旧说翻新，认为写文学史，应以写与抗战无关的文艺为主。当然，我看这是荒谬的理论。难道一个有血有肉的作家，能够无视国家民族的危亡和灾难，而要去沉思默想，精心制作出他的“不朽”的作品吗？
现在看来，抗日战争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了，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以此就说，抗战文艺中的许多作品，都是毫无价值的废话呢？显然不能。在抗战文艺中，有多少人民的血和泪啊！虽然其中有些写得比较粗糙，比较不够细致，但是整个说来，它是代表了千千万万人民的呼声，是伸张正义的旗帜，是表现了中华民族一往无前的精神的标志，同时它又是写出了整个历史时代真迹的巨著。而且就是从艺术价值上来讲，它也获得了不朽的成就，如丁玲的小说，及许多史诗性的长诗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反过来看，那些主张写与抗战无关的生活的人们，那些主张只要有才华就能够写得出好作品的人们，又写出了什么呢？事实可以做出回答。他们的作品，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也低，并不能够代表广大群众的希望和要求。即使其中有一些值得称道的作品，但其价值只能算是小小的土丘，怎能与巍巍的昆仑山比其高下呢？
问：有人说，我是凭良心写作的，写的是我的感受，至于作品的社会效果如何之类，我可管不了那么多。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答：是的，文学作品要写出作者的感受！但是，这不是一次感受，而要多次地反复感受，历史上的有名作家都告诫我们，不要一看见什么马上就写，而要多看几次，反复思考，多想一想自己要写的对象究竟应该怎么样来估计，所以既要深切地感受它，又要深切地认识它。在社会的错杂纷纭的现象中，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对于社会现实有什么意义。通盘想了以后，然后决定挑选哪些人来写，挑选哪些侧面来写。写的时候，要做怎样的情节安排，怎样处理登场人物，然后，根据作者的感情的爱憎所拟定的重点，写出这个侧面或那个侧面。在一个故事中，作者既生动地写了这个人物，丰富地写出了他的动作、语言、表情和服饰，又说出了作者自己对于这个人物的评价和爱憎的感情。
所以写作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既要观察、体验，又要分析、研究，然后才能塑造出鲜明的形象。
假如作者只是说，我只是要写出我的感受，而不去细加思考，感受得对呢，不对呢？感受得深呢，浅呢？你的感受是这样，但是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研究这个人，他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创作如果只是写自己所感受到了的，或者只写当前看到了的，加以如实的描写，而不根据科学分析，进一步想象到所能发生的事件，从而生发出去，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往往呆板而不够全面，观察不深，见解也不高。
我知道有些流派，就只是注重感觉，或者是直觉，采取瞬间的感觉加以自己的想象，这样就成了作品。我觉得这样的创作方法是不成熟的，是只采取几点感觉拿来描写，而没有让这些点经过深思熟虑，用以构成线和面的结构，体验出丰富的意境，使读者感到作者在这篇作品里描写出了人物事件的全貌，而且还包含有言之不尽的深意。
至于说，凭良心写作，这个良心，意义是不明确的。有各种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人，就有不同的良心。有人认为，尽我的力量来工作，为国家民族多效劳，就是他的良心；又有人认为，少管别人的闲事，自己多做多得，就是他的良心；又有人认为，能偷闲处且偷闲，别的事情与我无关，我就不管，这就是他的良心；还有人可能认为，“向钱看”，这也是他的良心。所以说，凭良心写作，这句话是不够科学的，在我看来，这是用良心来推避责任的话，是推托之词，难道他写出这样或那样的感受时，真的没有估计到别人会有怎样的评价吗？
问：有人说，我的写作动机是好的，所谓效果不好，那是你们理解的问题，能让我负责吗？
答：写作动机是好是坏，我们当然也应该研究。因为正是有些人，立意是不好的；而另外却有些人动机是好的，但由于理解不够，错误地摆放了问题。但这也不能说，这是理解的问题，作者不负责任。既然你写出了作品来了，而且投到报刊上发表了，这里就有作者和编辑的责任问题了。
作者既然写出了作品，发表在报刊上，让许多人拜读，你能够说，你感受了这些人物事件并写出了他们，却并不理解他们吗？我想这样说，道理上是有些说不通的，应该说，你不是完全不理解它，而是错误地理解了它，或者说，感觉不深，所以错误地理解了它。如果说，我只是感受了它，然后创作一篇作品。至于怎么理解，那是你们的事，读者的事、批评家的事，与我无关。显然，这样的说法是有点抵赖、不负责任的态度。一个作家，应该有喜欢接受人家批评的虚心态度，并说出自己当时对这些人物事件是怎样感受，怎样描写、叙述，怎样理解的。但是假如你认为这只是某种认识理解不对，那就应该说出理由来，大家共同商讨嘛。我们也不能说，批评家的道理就是一定对，但是可以经过交换意见互相讨论，最后得到共同的进步。我认为这一种态度是正确的，是民主的态度，而不是自以为是的态度，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我们应该欢迎这种民主态度。
此外，关于动机与效果的问题，我想是这样，尽管作家主要是要凭他的感觉和认识来写作，因为个人的感觉和认识是作家反映客观事物的基础，也是作家表现个性的关键，但他要想取得成功，要想使写出来的感受，描绘出来的生活，能够获得人们的认可和共鸣，那么他的创作中就不能只凭自己的动机和感觉感受。他就不能不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思考，多一份比较客观的考量，就不能不加入一些理性反省的因素。因为作品的成功，不仅是要有个性，而同时还需要有其他审美个体的认可共鸣才行。所以只讲动机不讲效果的作家，是轻率的作家，是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大家都不负责任的作家。只凭一时的感受来创作，尽管我知道文艺上是有这种理论，但是这种理论，我认为是不正确的。
问：有人说，历来有“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之说，我的作品目前虽知音尚少，将来人们的艺术修养提高了就好了。如朦胧诗、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等，当前虽然还有人看不懂或不喜欢，将来总会看懂，总会喜欢的，“艺术对象能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嘛！您怎么看？
答：不错，在某些历史时期，某些艺术美也可能创造出能够欣赏这些作品的群众，但是问题是，要看历史的发展方向如何。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新时期，肯定会发生一些新人新事，新的作品如能抓住这些新生事物加以表现，能注意表现广大群众的呼声和意向，并能抒发他们的思想感情，那么可以肯定这个打破旧传统的、新出来的作品是可以获得群众的赞赏的；假使不然，只是瞎猜一通，自以为能够成为未来的伟大诗人，那就有些冒险了。
就以朦胧诗来说吧，它的那种忧郁的低沉的情调，它的那种不相联系的孤立的形象，它的那种朦胧的意境，可能与经济社会的许多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表现了一些人在经济大潮中无奈失落的消沉情绪，但它并不能代表时代主流的倾向，而只能处于支流的地位。在经济衰退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因个人感到毫无出路，毫无办法，而产生的失望、苦闷、悲观、幻灭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就中国目前的形势也去这样猜想，就未免失之衰飒了。
但我在这里还要顺带说一下，对于朦胧诗我亦不是一般地反对，作为形式，作为手法，只要配合于进步的思想、健康的情绪亦不是绝对不可用。难道对于一个人要采取什么手法也要加以限制吗？问题是我反对把朦胧诗作为一个人固定的风格，无论什么题材，什么主题，都一律采用朦胧的手法，这样就可能产生内容与形式不统一的问题，或是会产生一种新的公式化、概念化，朦胧诗的公式化。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形式和内容是紧密相关的，形式是为内容所制约的。朦胧诗人之所以采取这种形式，其情绪肯定是低沉，而不会激愤和昂扬；其基调肯定是悲观失望，而不会是乐观的、战斗的；其视野肯定是模糊的，而不会是清明的；其所看到的肯定不会是广阔的原野，而总是局限于狭隘的“自我”的笼子里。所以总的说来，朦胧诗人是不会写出内容和形式统一的诗的，这大概是我的过虑吧。你不妨试想一想，难道朦胧诗人能写出慷慨激昂、气冲牛斗的诗篇吗？
至于意识流的小说，我看得不多，但是詹姆斯的心理学却知道一点。记得他在《心理学原理》中论到意识流时，曾有这样的描写：“成系列的表象和思想在我们的思维中络绎不绝地进行，一个观念在下一个观念发生前无休止地飞行，我们的心在相隔如两极的事物间过渡……这整个魔术似的，不可捉摸的意识流，自太古起就激起了所有为它的普遍神秘性惹起注意的人们的赞叹……”你瞧，詹姆斯把意识看得多么神秘！他根本否认意识是人们的脑子对于客观存在的反映，而且他认为意识具有各种神秘的自主的作用。所以有些心理学史家认为，他的意识实质是灵魂的同义语。是的，在实用主义者看来，“存在就是被感知”，所以不被感知的就是都不存在。从这里可看出詹姆斯的机能派心理学的基础，乃是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一个变种。
意识流本身是虚幻的唯心主义的设想，那么意识流的小说，也就大致可以想见。不过也要声明，我们并不能因为小说作家根据某一学派，或受某一学派的影响来从事小说的创作，就断定某一作家的作品就是某一心理学派。应该确切指出，小说本身的价值，仍然要看作者怎样描写人物和事件，是不是生动和真实；怎样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是不是正确和真挚。
关于荒诞派戏剧，我并没有很好研究，所以这里也就不凭空去信口雌黄了。
原载1983年《自修大学》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