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五四以来的文艺作品拿来检查一下，那么我们一定会觉得诗歌的成绩要比较小说和戏剧差一些。这原因说起来也许是很简单，那就是诗歌所受到的文字的和形式的拘束（如音调格律）比戏剧和小说更大。中国诗歌的句子不能太长，西洋诗可以用很多的形容词或形容子句，但中国诗歌却不成了；同时，诗歌的用字除了它的意和形以外，还得考虑到它的声音。外国人一个形容词可以有几个掇音，可是中国的形容词多数都是两个音至三个音。所以中国诗歌是很难从西洋诗歌的模仿里获得问题的解决。比方以前曾有人提倡过十四行诗，或是连押韵和音步也主张用西洋诗歌的形式，结果因为它违反了中国人语言的自然韵律，所以并没有什么成就。
至于从中国的旧诗歌里面，我们的新诗也只学习到很少。第一，因为中国古代的诗和现代的语言思想相差太远；第二，从五四以后那几年起，我们简直就很少注意到继承中国旧诗歌的遗产的问题。
从郭沫若的《女神》起，中国的诗歌开始了它的浪漫主义。歌德、拜伦的诗歌似乎间接地给予了我们以很大的影响（很惭愧，直到现在还没有歌德和拜伦的全集的译本），这种诗歌虽然是个人主义的、英雄主义的，可是它当时是和中国的民族意识觉醒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它一方面对于中国旧诗歌的统治的形式来一个破坏，另一方面也就替中国的新诗歌树立了初步的楷模。
接着，因为中国的新兴贵族起来了，于是带有都市味的、唯美的、享乐的颓废主义，也就从外国移植过来，波特莱尔、魏尔伦、兰波的诗一时便为人所赞颂。这种诗无论从内容和形式看来都有着新兴的贵族的气味，不过如果从外国颓废诗人的诗里面，我们还可以感觉到某种情感的力量的冲击，那么在我们中国的这些颓废主义的诗里面，只能够感到一些软绵绵的女性的腻感。除了极端的追求美的外形和在这美的形式世界里得到一些陶醉，以至于从这陶醉里微微地感到空虚和伤感以外，什么也没有。从形式上说，它对于中国以后的诗歌运动，也没有多大的贡献。
显然，这种诗歌在中国是没有多大的社会基础的，因为中国的新兴贵族，他们虽然具有颓废的素质，但是他们并不能够完全和这些由外国输进来的颓废情调合拍，他们中的大多数也许还是要在鸳鸯蝴蝶派和苏曼殊这一类的诗歌里面才能够找到他的安慰。
不过，这种诗虽然没有成为中国诗歌的主流，可是从这一个系统演化出来的另外一种诗却在中国都市的智力劳作者、大学生、技术人员中流行起来，那就是所谓现代派的诗体。这些诗人大致都是长期在洋化了的都市上居住，他们的世界是相当狭小的，因此他们的情感却又使他对这周围的单调狭隘的环境感到不满，可是同时物质的力又牵制着他们，使他们没有勇气来打破这个世界，走出这个世界。所以他们忧郁，他们具有新的都市风的伤感，他们喜欢以敏锐的感觉，从日常微小的事物中，去联想到辽远的、奇异的世界去。这个世界是幻象的，他们自己陶醉在这奇异的幻象的世界里。他们喜欢用轻松的句子抒发出他们的忧郁，他们的情感正如从有隙里透露出来的轻烟。
从这生活的狭的笼里透露出来的梦，也许是相当美丽的，可是他们在生活的面前却表现得异常无力，一旦社会生活的旋涡愈转愈紧的时候，他们就连做这些梦的机会都没有了。
同这种诗同时并存的是一些用冷静的头脑去看世界的诗人。他们把自己从客观的世界抽出来，把这世界很客观地描画，构成一种冷静的美。如果诗的本质是倾向于抒情的，如果中国初期的浪漫运动是着重于自我表现的，那么这种诗正是它的一种反流，这种诗派的来源是美国的印象派所发起，如A.洛威尔、K.弗罗斯特等人。他们企图把雕刻上的手法输进到诗里面来。在我们中国臧克家初期的诗，正是代表这个流派，虽然它还不是十分成功的。
这一种诗显然是美国所流行的科学万能的思想之反映。可是诗究竟不是科学，而且把主观从客观抽出来了，客观亦将不成其为客观。这种抹杀主观的诗的理论，暴露出自己情感上的贫乏。
中国是以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这种冷静的美，不仅是不能为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所欣赏，而且也不能为许多出身于中国农村的知识者所欣赏。
许多流派正面对立着的是一些急进的诗人。他们是承继着五四运动初期的革命文学的传统而前进的，他们首先提供了诗与政治的意见，他们着重于诗所负的社会任务。这是对的，可是他们不明了诗歌运动，光是提出一些对于诗歌的理论上的意见还是不够的，他必须要在创作的实践上真正开创一种作风。很可惜的，过去一些左倾诗人们却并没有能够在创作上多多努力。有些忙于实际工作的人，既没有工夫来写诗，而诗的写作者，却又往往站在实际工作的圈子以外干叫。同时从整个运动来看，他们似乎还不明了诗歌创作上的特殊的规律性，即他们以为经过每一次斗争、每一次事变，马上就可以创作出一首诗来。他们不明白，诗歌之产生，并不是单纯的某种事件之反应，而必须是经过了许多的事变，从这事变中摘取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把某一些情感转移过来，集中起来，然后才能够凝结成一首好诗。因为诗是文学里面包含最浓厚情感的部门，它需要以最简单的语言传达出最浓郁的情愫。
中国的新兴文艺运动太年轻了，文艺的理论虽然一般地已建立了起来，可是由于作家的生活经验太少，所以也就很少人能够从这简短的历史过程中积蓄起很丰富的情感，创造出完整的诗歌。
抗战起来了，民族运动的高潮开始遍及全国，正因为有了这一个广泛的政治运动，于是诗歌才开始有了机会同广大的群众接触。在这里诗歌的大众化的问题就被实际上提出来了。
可是，自从抗战到现在两年多以来，我们的诗歌已走上了大众化的道路了没有呢？不可否认的，在这两年多以来我们曾发现了不少的好诗，可是从诗歌的大众化运动这个观点看来，那就未免太落后了。诗歌的读者群永远是那么一个小小的圈子，因而诗歌也就永远不能成为中国抗战中的一个有力的推动机。
从目前中国的诗歌创作的情形看来，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的诗坛是相当凌乱的。我们现在不妨就现有的几位诗人的创作来谈谈（这儿所举的不过就作者个人所知的几位，当然不能包括全体）。
第一，我们说到艾青先生。他的诗是很好的，他的好处是他能忠实于自己，在简练的句子里含着丰富的情感，虽然这情感有时候并不十分健康。可是他有一种偏爱，即是他喜欢从侧面去表现，象征主义的手法使他不愿意直截了当处理题材，喜欢用纤细的技巧去描画伟大的场面。例如他用吹号手联想到战争，从这里展开了战争的场面。又例如“他死在第二次”，那位英雄的思索的路线，似乎也已超出了那位平凡的士兵所能思索的范围。所以从艾青先生的诗里面可以看见现实，但是这只有通过某种象征的东西才能看到，我们和现实之间似乎还隔着一重透明的玻璃，总有点令人感到不甚亲切。正因为他用这一种间接的表现方法，所以他的诗就不十分能够为大众所了解。因为大众的情感很是直率的，虽然他有点粗糙，我常常这样假想着，如果艾青先生能够用更直率的手法来表现他的情感不是更好么？如果能用比较粗的线条来描画比较伟大的场面，不是更有气魄么？如果他能够朝着这个方向走去，那么是中国诗歌运动的光荣。
第二，我们要说到田间先生的诗。从田间先生的诗的排列法看来，他的确有点像苏联的现代诗。而且最初一眼看下去，似乎他能够给予我们许多新鲜的印象。短的句子充满着力，可是田间先生的诗，却缺少作为诗之生命的“情愫”。他的感觉是如此的敏锐，他把许多新鲜的印象都捉住，可是他好像没有时间来把它组织起来似的。于是他把这许多许多的印象罗列出来，读者们从他的诗里面的确可能获得很多的印象，可不曾发生情感的共鸣，特别是中国的一般读者，他们不会从这些印象中组织出一幅图画。田间的诗正如橱窗里的广告，在最初摆出来的时候，很能够吸引行人，可是放久了，大家连看也不要看了。
第三，我们要谈到蒲风先生，他的诗的确是十分通俗，而且多产，他是诗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者。同时我还得指出，他的确是诗歌运动的最热心的组织者，可是他的诗的缺点是虽然易懂，情愫的含蓄却太少。
第四，我想谈到柯仲平先生的诗。柯先生的诗的好处是：首先，它能吸收中国古乐府中的精华而加以制炼；其次，它有西洋的叙事诗的气魄；再次，它能从民歌的口语里面撷取许多新的表现方法，大胆地引用许多平常人所认为不能入诗的字句。当然他这种创作的方向是对的，虽然他现在创作出来的诗还太粗糙，太缺乏剪裁。
就是直到今天为止，诗歌还没有成为一个群众运动。虽然大家都承认诗歌的现实主义是对的，可是怎样才算是现实呢？谁也没有去管，虽然没有一个人反对诗歌的大众化，但是创造出来的东西，究竟大众化到什么程度呢？谁也没有去管。各人走着各人自己的方向，没有互相批评，没有互相教育，没有一个作为诗歌运动的理论的基础，没有把诗歌大众化作为创作实践上的指针，没有把扩大诗歌运动作为一种群众工作，不管大众对于自己的诗歌怎样批评，只是各自照着自己的办法干下去，这是永远不能使诗歌成为一个运动的。
所以我们今天为了使中国的诗歌能真正成为一种运动，一种力量，使诗歌不再受到别人的轻视，使诗歌能够有广大的读者群围绕在自己的周围，我们认为我们全国的诗人们实有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之必要。努力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创作方面，一个是组织方面。
首先从创作方面说。当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在这里规定出限制创作的教条，艺术的创作是自由的，诗人应有一切的自由来选择表现的手法，可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今天规定一个创作的最大方向。因为假如不规定一个诗歌创作的最大方向，那么谁亦可以一面高叫着诗歌大众化的口号，而一面又创造出最不大众化的诗歌；谁亦可以挂着现实主义的招牌，而创造出最不现实的诗歌。所以只有当我们共同决定了一个最大的方向，然后我们才能够根据这个方向来互相批评，互相教育。
同时在诗歌方面，我们同样也需要民主，即诗人们应该有最大的度量来听取别人的批评，过去那种不愿意别人指出自己缺点的态度，应该完全改变过来。
那么什么是我们的最大方向呢？我想我们今天应该把“创造出真正能为大众所了解的作品”作为我们创作的最大方向，并以此为准则，建立诗歌的批评。
一切离开艺术的真实性，或是只追求事物外表的形式美，而忘记了事物里面蕴藏着人间性的东西，应该被视为非现实的东西。艺术的表现当然不能脱离形象，可是如果只追求着这些形象，而没有浓郁的情感含蓄在这形象的里面，那还是形式主义。至于形象与形象之间的联系与组织，这自然更需要思想和艺术手法的高度的修养。
可是怎样才能够被称为“大众化”了的作品呢，我想这至少要包括以下三点：第一，要面对现实从正面去接触它；第二，我们所用的语言，不要违反一般习惯口语；第三，表现的手法，一方面固须力求新颖和独创，另一方面还必须顾虑到读者们理解的线索。
其次说到组织方面。
如果我们要开展诗歌运动，第一，我们必须更广泛地组织诗歌座谈会，在理论上检讨过去各种诗歌流派之长处和缺点，更多地翻译西洋的古典作品作为我们新兴的诗人的食粮。
第二，我们必须更广泛地开展诗歌的朗诵运动，因为诗歌的朗诵运动不仅使诗歌以更直接的方式传达给群众，而且由于群众的反应可以不断刺激着诗歌的创作者朝着群众走去，改正他的创作的方向。
第三，我们必须在各乡村、各县市、各团体建立诗歌的通讯站，要他们经常吸收诗歌的爱好者组织座谈会、朗诵会，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通过这些通讯站搜集民间的口语、农民的歌谣，来作为诗歌创作上的参考。
广大的诗歌运动必须提拔许许多多的青年诗歌创作者，并经过他们去组织许许多多的诗歌的读者群众。过去那种狭小范围里面的贵族气质是应该停止了。
要使诗不含有贵族的气质，首先让我们的诗人们放弃自己的贵族气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