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了。这20年来，中国已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现在已变成了人民的中国了。鲁迅生平所痛恨的帝国主义已从中国大陆本土永远驱逐出去，封建买办的黑暗统治制度，已为广大人民的愤怒和反抗之火所焚毁。如果鲁迅活到今天，他一定会看见他笔下所描写的被压迫和被损害的人们，那些颠连无告的人们都已得到翻身。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之类的人，早已被镇压或者被改造；阿Q也可能结了婚，进了合作社，成为了很好的劳动能手；而祥林嫂也一定可以找到适当的工作，并且用不着担心她死后还有什么地狱的苦难了。
至于那些过去曾经用种种卑污的手段恐吓过鲁迅的人们，那些造谣诬陷他的人们，那些用恶毒的反动的语言咒骂过他的人们，以至于那些手里拿着大刀，杀人不眨眼，时时欲得鲁迅而甘心的匪徒们，现在也已随着旧世界的死亡而一起死亡。一切罪恶的勾当，在新时代的阳光照耀下，已成为了一场过去历史的噩梦。
我相信鲁迅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很高兴看见中国人民今天这样辉煌的日子的。
世界上曾有过不少的人，在他们还没有死的时候，就担心着死，担心着自己的后代的声名。所以有的求不老之药，有的派人到海上去寻求神仙，有的自建生祠，有的在生前就布置好墓穴。有的为了要维持自己死后的威严，不惜人民的血汗建立巍峨的陵寝。有的刻石记功，有的树碑作传。自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万世扬名，永垂不朽。但是时间无情，一转眼间，那些围墙塌了，碑石也倒了，墓穴上长满了荒草和荆棘。人们也早已忘记了他们的名字，甚至还唾弃他们，而那些建筑物也只有被看成劳动人民的智慧的结晶而保存下来。但是鲁迅，他是一向不以生前和死后的所谓声名为意的。他所关心的，只是广大人民的生活和利益，所关心的只是真理和正义。为了它，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鲁迅痛恨一切反动、腐朽、邪恶的东西，他无情地揭露它们。他用他的无比锋利的笔刺破了他们用“正义”“道德”“人道”“尊严”“健康”等好听的名词所制成的黑幕，从而使这些官僚、绅士、恶棍、流氓、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轻浮的文人学士的无知、愚蠢、贪鄙、虚伪和凶残，都一一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同时鲁迅热爱着一切勤劳纯朴的人民。他的眼光一直透到人民的底层，他以他的生动的笔写出了统治者怎样在物质上精神上蹂躏他们，写出了他们的贫穷和痛苦，并给予深刻的同情。就是在无穷的黑暗中，在极端死寂的寒夜，他也没有忘记用自己的热情去温暖他们，并给予他们以明天的希望。正因为鲁迅能够传达出人民的心声，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还觉得他的生命仍活在我们的心中，而他所遗留下来给我们的光和热也永远不会熄灭和消退。
一、鲁迅的少年期和青年期的生活以及初期的文学活动
鲁迅的作品很多，可研究的方面也很多，现在我只想就他的文艺思想的发展，发表一点我的意见。关于这个题目，我打算分成三部分来说。现在先说第一部分，即他的少年期和青年期的生活以及初期的文学活动。
记得高尔基曾说过，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期的生活对于他的未来的创作生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也正是如此。
鲁迅出身于一个士大夫的家庭，他的祖父是一个做京官的。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祖父出了事，父亲逃难在外，连鲁迅也不能不寄居在亲戚家里，被人看成“乞食者”。回到家里，本家们又议定了一个议单硬要鲁迅签字。接着祖父下狱，父亲回来后又得重病，而鲁迅乃不能不走到当店里把衣服首饰送到比他高一倍的柜台上去，然后又在侮蔑的眼光中接了钱，再到药店的同样高的柜台上去买药。他父亲的病缠绵了四年多终于故去。父亲死后，他的家境就更加艰难了。
关于这一点，鲁迅在1935年回忆起这些事情时，曾这样说过：“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1]我看，鲁迅的话是对的。正由于他童年时期生活的穷困，这才使得他对于下层人民的痛苦有深切的体验和同情，而他的倔强的反抗性格也就在周围的侮蔑和轻视中扎下了根苗。
到了1898年，即鲁迅18岁那年，母亲给了他仅能筹到的8元旅费；而鲁迅就拿着这一点饯去考南京的水师学堂。那个时候，在这样一种洋务学堂读书，是为一般的读圣贤书的人看不起的，认为那是异途。但是有什么办法呢？鲁迅只能走这条路，只能进被人们认为没有出息的学校、不要钱的学校，去学洋务。
试想想看，在当时一般的士大夫既怕外国人，而又要坚持以夏变夷的愚蠢的思想的统治下，鲁迅，一个穷孩子，袋子里只有这一点点的钱，要到辽远的南京去学洋务（在当时交通不便、思想闭塞的时候，从绍兴到南京的确已经是很远的了），心里是感到多么委屈啊！年轻的鲁迅很明白这次远行是决定自己未来命运的事情。但远看将来，既前途茫茫，而回顾家中，则又只有破产家庭中的老母弱弟。当日影西斜，暮色苍茫，他踽踽地在客店投宿的时候，举目所见都是异乡景物，所听到的都是异乡的口语。一个初次离开家庭的青年，一个多感的青年，对着那客店里的昏暗的灯光，想起临别的时候，母亲的无可奈何的眼泪，哪能不泫然流涕呢！
鲁迅到了南京。但这个水师学堂，原来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指导下开设的。据说是学习海军，但游泳池也因为有两个学生淹死而被填平了，上面还盖了一座关帝庙来镇压！后来鲁迅告诉我们：这是一所乌烟瘴气的学校。
在那个学校，鲁迅只待了十个月，就转学到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校了。在这一个期间，鲁迅学到了三种东西：第一，他学习了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地质学、矿物学等；第二，他接触到了欧洲18世纪的启蒙思想，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原理》，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第三，他开始关心国家大事。鲁迅在南京求学的时候，也正是清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1895年中日甲午之战，1898年戊戌政变，1900年义和团起义。这些巨大事变接踵而来，外祸的侵凌愈来愈急，这就不能不引起青年鲁迅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情绪。
鲁迅在学校里不仅是一个用功的学生，而且也是一个苦学生。冬天连棉衣也做不起，他不能不穿夹裤过冬。关于当时鲁迅的穷苦生活，许广平同志曾把鲁迅后来的回忆记录了下来：“入学之后，再没有多余的钱可以给他做御寒的棉衣，而冬天来了，砭人肌骨的寒威是那么严酷，没有法子，就开始吃辣椒取热，以至成了习惯，进而变为嗜好……”[2]鲁迅在青年期的艰苦生活，就使得他能把民族危机和人民生活的困苦联系起来看，因而对于问题的看法也就能够更加深刻。
1902年，鲁迅被派到日本去留学。当时的日本，也正是革命党人群集、政治空气极为浓厚的地方。关于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革命空气，鲁迅有以下的描写：“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3]
那时的日本的确可以说是中国革命党人的一个很大的据点。远在1894年孙中山先生就在日本的横滨组织了兴中会的分会，1902年章太炎、马君武等亦陆续东渡日本，鼓吹革命。在留学的时期，鲁迅就常常听孙中山、黄兴的演说，听章太炎先生的讲学，和秋瑾往来，和徐锡麟的朋友陶望潮等为友，实际参加了许多革命活动。而在同一个时期，在国内，革命的浪潮也正风起云涌。比方，1905年吴樾谋炸五大臣事件，1906年的湖南浏阳事件，南京的党狱，云南、两广的六次起义，1907年徐锡麟刺杀恩铭，秋瑾的就义等。这些铁和血的事件，没有一件不震撼着青年鲁迅的心灵。
但是尽管如此，中国资产阶级所倡导的民主革命是有他的先天的弱点的。兴中分会里虽然有些华侨商人参加，但那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十分微弱。当时革命的力量主要是依靠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的留学生。在这些留学生中，当然有不少真正的爱国志士，抱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想，愿为国家民族牺牲生命，但他们又大都是只知道凭一时的热血去把清朝推翻，以为腐败的王朝推翻以后，中国马上就可以富强起来，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估计不足，对中国的封建势力也估计不足。或者甚至其中还有一部分人，在他们的下意识里面，企图通过同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妥协，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些人在开会的时候，尽管慷慨激昂，痛哭流涕，但是一回到会馆里，则又是满屋烟尘斗乱，狂歌乱舞。当时留学界一部分出身地主贵族家庭的人的那种庸俗的纨绔习气、浮夸的市民作风、士大夫的佯狂丑态，都曾引起青年鲁迅很大的不满。他要求认真地找寻中国积弱的最基本的原因和医治它的方法。他常常和许寿裳先生谈到以下这几个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同时下了诊断，认为“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4]
大家都知道鲁迅到日本以后，最初是在仙台学医的。他学医，目的是在救中国，但当他发现学医并不能救中国，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的时候，他就断然舍弃了医学，转而专门研究文学。他之所以学文学，其目的也是为了救中国，他企图用文学来揭发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来宣扬他的诚和爱，从精神上医治中国。所谓诚，用今天的术语说来就是实事求是，热爱科学，热爱真理；所谓爱，就是爱国爱民。所以他那个时候的中心思想，可以归结为爱国、民主和科学。
理解了他当时的基本思想，现在就可以来谈一谈他早期的文学活动。
他的第一篇创作是发表在1903年的《浙江潮》里面的《斯巴达之魂》。其目的是想借希腊和波斯战争的故事来唤起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这篇文章在今天看起来也许有人会觉得很奇怪，但是这个文体在那个时候是很流行的。当时的人，为了使文章更易于普及，因此不直接指斥清廷，谈论国事，而往往借别的国家的事来讽喻当时。鲁迅也和当时别的作家一样，企图利用文学来宣传爱国主义。所以在《斯巴达之魂》里，他写了以下这几句语：“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5]
由于重视科学，鲁迅在同年，又发表了一篇《说》。这是介绍法国居里夫人发现镭的经过的。同时他还翻译了美国培伦（名查理士）所作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英国威南所作的《地底旅行》，此外还翻译了一部《北极探险记》。从这几篇文章看起来，鲁迅是第一个介绍居里夫人的人，也是第一个介绍“往月球旅行去”的人。鲁迅为什么要翻译这些东西？那是因为他想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来宣传科学。
以上是他初到日本时的文学活动。
1906年，鲁迅由仙台回到东京，准备专门研究文学。1907年，他着手筹备一本文学杂志《新生》。后来杂志没有办成功，但是鲁迅在这个时期却一共写了四篇重要的文章。
第一篇文章是《人之历史》，这篇文章概括地介绍了生物进化学说的历史。虽然是介绍，但是鲁迅的意思是要借此来宣扬他的进化论的学说。
他的第二篇文章是《科学史教篇》，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提倡科学，阐明科学和救国的关系，批评了那些只谈“振兵兴业”而不想从科学上下工夫的人们。
第三篇文章是《文化偏至论》。这篇文章的主要意思是：光是政治制度的改革并不足以救中国；光是富国强兵，崇尚欧洲的物质文明也不足以救中国。他批评留日学生中一部分人，只学习西洋文化的皮毛。他说：“嗟夫，夫子盖以习兵事为生，故不根本之图，而仅提所学以干天下；虽兜牟深隐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禄之色，固灼然现于外矣！计其次者，乃复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前二者索见重于中国青年间，纵不主张，治之者亦将不可缕数。盖国若一日存，固足以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即有不幸，宗社为墟，而广有金资，大能温饱，即使怙恃既失，或被虐杀如犹太遗黎，然善自退藏，或不至于身受；纵大祸垂及矣，而幸免者非无人，其人又适为己，则能得温饱又如故也……”又说：“至尤下而居多数者，乃无过假是空名，遂其私欲，不顾见诸实事，将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钝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特以自长营搰，当列其班，况复掩自利之恶名，以福群之令誉。捷径在目，斯不惮竭蹶以求之耳。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6]
鲁迅这些话，一方面反映出了他当时的狷介洁癖的超人思想，而更重要的一方面，则在于他深刻地指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所创导的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并深刻地描绘出了当时某些混进革命队伍里面的投机者的丑恶的灵魂。鲁迅当时虽然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说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但是他却有敏锐的感觉，感觉到这个革命的阴暗的一面和某些革命者的不可靠。辛亥革命以后，有好些人摇身一变，变成新起的官僚，这正证实了鲁迅的预见。同时鲁迅对那些徒求革命之名而实为奔走干进的市侩之徒的深恶痛绝的态度，也为他后来的思想转变，深深地埋下种子。
那么怎么办呢，对于这种毛病？接着，鲁迅就提出了自己的纲领性的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钱国会立宪之云乎？夫势利之念猖狂于中，则是非之辨为之昧……”又说：“……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惟超人出，世乃太平。”[7]这里，鲁迅坦率地提出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鲁迅的这种主张是不是唯心论呢？是不是个人主义呢？是的，我认为是的。[8]因为他要把精神和物质对立，把主观世界作为至高的标准；他要把个人和群众对立，把人格的扩张看成人生的第一义。但是光指出他是唯心主义，或个人主义，并没有解决问题，我们必须看到，在那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况下，这种主张具有什么现实意义。从客观的意义看来，他这些话是对当时封建主义压抑个性的一种反抗，不仅是对封建制度的一种反抗，同时它也开始批判专门追逐个人物质利益的资产阶级的倾向，不仅批判了这种思想倾向，同时它也批判了资产阶级制度之所谓“金钱社会”。所以当时鲁迅的思想是：拥护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同时又批判了它。
他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是不是就意味着他的立场已超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呢？不，当时鲁迅是站在革命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即站在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最左翼，来批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但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范围。说他那时的思想已超越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那是错误的。
既然说鲁迅在自然科学方面的造诣很深，是一个唯物论者，为什么他的思想里又会有唯心论呢？那是因为自然科学家，在科学领域里是唯物论，但在人生观、社会观和政治观方面，也可能是唯心论。大家都知道鲁迅是受18世纪启蒙哲学家的思想影响的，而启蒙哲学家的唯物主义，则又是没有超越出形而上学的观点、运动之机械论的观点的唯物主义，他们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往往是唯心主义者。而且鲁迅不仅是受启蒙哲学家的思想的影响，而且也受19世纪末尼采的思想的影响的。尼采的哲学在欧洲来说，是极端反动的思想流派，但是在落后的中国，用它来反对封建主义，用发展个性来和封建的束缚对立，则又还具有若干进步的意义。
既然说鲁迅是进化论者，进化论者是不是也是唯心论呢？我的意见是：人们用进化论的理论去解释生物进化的现象，这不能说是唯心论。但当人们企图用生物进化的规律去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那就只能陷于唯心论。比方赫胥黎是进化论者，在自然科学方面是自发的唯物主义者，可是在哲学上他却又是不可知论者了。又比方为鲁迅所推崇的赫克尔，他是一个唯物论者，他始终不渝地反对唯心论者关于自然界与生物界的不可知论；但就他认为进化论乃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确定来说，则他又为反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开辟了道路了。
鲁迅提倡用主观的精神来反对物质。他的意思是一个人一定要有理想，不要去斤斤计较个人的利益，这样他才能够真正为国家为人民做事。但是他不明白，一个人的理想本身，也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也是阶级存在的反映。鲁迅的这种看法显然具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空想。
那么对于鲁迅的发展个性的学说，又应该怎样解释呢？我认为在当时，从整个世界来说，还没有进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从中国来说，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鲁迅以个性解放的口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束缚，这毫无疑义是具有进步的意义的，比起那些以为只要推翻清朝的统治，天下就要太平的看法是更深刻些了。
在这里，我们不妨对于个人主义这种思想，作一个理论的分析。不错，个人主义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思想的范畴，它的基本内容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但是同时我们又必须注意到比较次要的侧面，即把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提出来的，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都不是资产阶级本人，而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的思想既然是客观上为资产阶级服务，当然他们也就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了，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总不免在思想上带有着本阶层的精神烙印，流露出本阶层自己的东西。个人主义的思想体系既然是出自这些人之手，当然也就不免有这种现象，即带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幻想的成分。鲁迅的个性解放论就是如此。我们不能因为他批评了资产阶级的国会就认为他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或者是超越了资产阶级思想范围的思想，但同时也不能因为它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因此就忽视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个思想里所寄托着的他们自己的幻想。
大家都知道，资本主义是无时无刻不在制造庸俗主义，鼓励唯利是图的思想的，而且作为一个制度，它总是在一切方面抹杀个性的。当资产阶级，拿着“个人自由”“个性解放”来反对封建主义的时候，这些口号在当时客观上是有一定的个性解放的意义的。但是它的目的却是要以这些口号来建立自由市场，以便于它疯狂地追逐个人的利润。至于人们的个性发展，它只是口头说说，事实上丝毫没有兴趣的。所以带有幻想成分的个性解放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生活中是行不通的。在碰了许多钉子之余，有些人经不起现实生活的折磨，幻想打破了，逐渐消沉了去，渐渐变成不过问社会、不过问政治、逃避生活的十足的自私自利主义者，从而也就成为了资产阶级的驯服的奴才，或成为专门找寻官能刺激的颓废主义者。但也有些人坚持个性解放的幻想，他们既不满于现状，要孤军奋斗，但同时又常常感到孤独和悲哀。由于他的思想缺乏现实的根据，又不能超出资产阶级思想范围去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因此他们的奋斗也就带有盲目性。这种既要奋斗而又感到无望的矛盾的心情，我认为在鲁迅的前期思想中是很明显可以看得出的。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里，曾这样说：“……知识分子在其未和民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民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这些话对于当时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很适用，同时对于鲁迅的早期思想也很适用。
其实，对真诚的个性解放论者，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给予满意的回答。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废除了人剥削人的制度，放逐了贫穷，给予人以最圆满的个性解放的条件。后期的鲁迅之所以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发展。
他的第四篇文章是《摩罗诗力说》。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反对随声附和的庸俗主义，反对不冷不热的调和主义，而宣扬要以恶魔的精神、以巨涛般的力量摧毁旧社会的柱石，发为雄声，歌颂新生。总之一句话，就是要发扬个性。这种文学上的主张是和他的《文化偏至论》的精神一致的。要研究中国的新文艺运动，这两篇文章实在是非常重要的文献。
除了建立这些理论以外，鲁迅还从事于外国文学作品的译述。根据他所提倡的“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目标，他有系统地选译了好些外国的文学名著，他特别注意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尤其是俄国的文学作品。《域外小说集》后来虽然只出版了两册，但从这件事情看，鲁迅在他的早期生活中，对于外国的古典作品如果戈理的小说等就有了研究了。
从以上所说，我们可以看出在青年时期，鲁迅就已为他的后来的文学活动树立了基础。概括地说有以下几点：一，鲁迅在这个时期已有了很好的自然科学的修养。二，在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中，鲁迅不仅接触了欧洲18世纪的启蒙思想，而且还受到了欧洲19世纪的进化论和19世纪末个人主义的思想影响。三，由于鲁迅出身于贫穷，他不满意于当时留日学生中一部分人的浮嚣的习气。因此他要求除了政治制度的革命外，还要有更根本的彻底的解决，从哲学上提出了他自己的见解。四，他不仅研究和介绍外国文学，而且还提出新文化和新文学的纲领。总的说起来，他这个时期的思想是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有密切关系的，而且也就在这个运动中他在政治上获得了一定的锻炼。
二、五四运动和鲁迅的文学创作
现在让我谈一谈五四运动和鲁迅的文学创作。
鲁迅于1909年从日本回国以后，饱受那时的人的歧视。辛亥革命的时候，他也曾参加过一些活动。民国元年（1912）以后，他除了用文言文写了一篇小说《怀旧》以外，就没有继续创作下去。在北京的最初几年，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佛经，搜罗研究拓本。鲁迅拥有许多事物的广博的知识，具有古典文学方面的深刻的修养，这对于他后来的小说和杂文写作，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正由于他的博学，这才使他能够信手拈来，于极平凡的事物中看出它的本质的意义，从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广泛联系中看出其中的矛盾。
显然鲁迅对于辛亥革命是失望的。在《范爱农》那一篇短文里。他曾很失望地说到辛亥革命初期的情形：“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9]辛亥革命以后那几年，鲁迅眼看革命失败，朋友们零落殆尽，他精神上感到非常之痛苦。这里他有一段自白：“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10]
经过一个时期的创作上的沉默，到了1918年，五四运动的前夜，鲁迅心中的反抗的火又重新燃烧起来了。在《自选集》自序里，他自己也说他之所以提笔作文，大半是出于对热情者们的同感。当1926年鲁迅追记他这一个时期的斗争的情况时说：“他们的名（指《摩罗诗力说》中所提的几个诗人的名字——引者注），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11]
是什么东西使鲁迅的那种慷慨激昂的情绪复活起来？显然是由于五四新时代的推动。
由晚清末年的资产阶级所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形势显然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1917年的十月革命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全世界进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性质没有变，但革命的领导权不能不落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手中。第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的资本主义有了比较快的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也要求在政治上文化上有他们的发言权。第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已开始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传播起来。第四，辛亥革命以后所成立的中华民国，其政权操纵在北洋军阀手中，民族危机不仅没有比晚清末年减轻，而且加重了，人民的生活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更加贫困了。中产阶层也日益分化，而其中大部分则在迅速贫困化的过程中，这些贫穷化的中产阶层也迫切地要求革命。广大的中国人民急于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而这种要求首先就通过知识青年表现出来。
的确，比起晚清末年日本东京留学生的爱国排满运动来，这一次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运动，其规模是更加壮阔了，参加的社会层面更广了，所提出的要求也比前深刻了。毛主席对于这一个运动曾经这样估计：“五四运动是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12]
鲁迅一定感到很兴奋，因为他十多年前所倡导的爱国、科学与民主，过去是为人们所窃笑的，现在竟然成为了运动的口号。鲁迅一定感到很兴奋，因为他看见当年徐锡麟、秋瑾的革命精神又在新的形势下以新的姿态复活在千百个青年身上。鲁迅一定感到很兴奋，因为他多年所盼望的思想上的“新生”，现在真的开始了。
是的，当时的鲁迅，是站在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来参加五四运动的。他是急进的民主主义者，所以他在当时的统一战线中是不满于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的。他反对胡适所提出来的《新青年》或停刊或不谈政治的主张，认为要分裂就分裂好了。[13]
是的，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唤起了鲁迅的创作的灵感，同时也正是这个精神在推动他进行创作。在这一个时期鲁迅一气写成了十几篇小说，同时也写成了几十篇杂文和一些散文诗和白话诗。他的创作欲的特别旺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这一时期的小说和杂文，我不打算在这里详谈，现在我只想就他的文艺思想扼要地来说一说。
我觉得在这一个时期，鲁迅的小说创作表现了如下的几个特点。
第一，他的思想和情感深入到人民的底层。我们都知道在五四运动的时候，一般作家所写的题材大都是城市的中上层人物，或是知识分子的“密士忒”和“密士”。但是鲁迅不是这样，他写出了单四嫂子，一个卖馄饨的人的老婆；他写出了祥林嫂，一个家庭里的普通的女工；他写出了阿Q，一个连姓名都不为人所知道的人物。鲁迅深刻地了解这些颠连无告，为一般社会所轻视的人们。他写出了他们的穷困的和被压迫的生涯，写出了他们在灵魂上怎样受到残酷的蹂躏。例如以单四嫂子来说吧，她卖馄饨的丈夫死了，完全靠自己一双手纺出棉纱来养活她自己和她的三岁的儿子。但是在隔壁咸亨酒店喝酒吃肉的地痞流氓们，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们则无时无刻不想去打这个贫穷的寡妇的主意。一听见她的孩子病，就高兴地说：“没有声音，——小东西怎了？”当单四嫂子抱着自己的孩子去看病的时候，何小仙的态度是这样冰冷！蓝皮阿五看见她抱的小孩不动的时候，还要乘机去调戏她。到她的儿子死了，她悲哀到万分的时候，王九妈他们还要把她的最后一点东西，连两条板凳之类都榨出来给他们吃喝。当母亲在空虚的屋子里十分凄凉，而终于睡着了的时候，红鼻子老拱于酒醉饭饱之余，还要口里哼着“我的冤家呀！——可怜你——孤零零的……”这一类不三不四的歌。鲁迅对于单四嫂子是寄予十分的同情的。我记得，他这篇小说，是用诗的句子来加以结束的：“单四嫂子早睡着了，老拱们也走了，咸亨也关上门了。这时的鲁镇，便完全落在寂静里。只有那暗夜为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另有几条狗，也躲在暗地里呜呜的叫。”这意思就是说，这是多么的黑暗啊！但这漫漫的长夜终于是会变成明天的。
第二，他的彻底的反封建主义的思想。例如在他的《狂人日记》里，他就把封建社会的黑暗的情况深刻地暴露了出来：“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又说：“吃人的是我哥哥！……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不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又说：“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这样阴风惨惨的气氛，不难令人想起但丁写的地狱里的情景。鲁迅以他的有力的笔触，把整个封建社会的吃人的本质作了一个轮廓的描画。《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贾迎春不正是被贾母、王夫人、邢夫人之类的人“吃”掉的吗？尽管他们的鳄鱼的眼泪像喷泉似的喷出来，但是“吃人”的残酷的事实，也还是不能淹没的。例如在《祝福》里面的祥林嫂，她最先是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岁的丈夫，后来丈夫死了，变成寡妇。寡妇有什么过失呢？但鲁四老爷一看见她就要皱起眉头。后来她婆婆又硬把她捆起来放在花轿里卖到深山里去，卖给贺家墺的贺老六。祥林嫂即使在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奋力抵抗，但抵抗也没有用处。跟了贺老六，但贺老六不久又患了伤寒病死了，儿子阿毛又给狼衔去。于是又回到鲁四老爷家里来工作。但是人们对她的态度却不一样了。鲁四老爷认为她是伤风败俗的人，祭祀的时候，不应让她沾手，镇上的人对她的态度也变得冷冷的和以前大不相同。祥林嫂悲痛地叙述着阿毛的故事，人们最先是同情，也流了一些不值钱的眼泪，然而最后则讨厌起来，反而以她的悲痛的回忆，作为调笑和娱乐的对象。可是残酷的事情还不止此，柳妈还要恐吓她说：“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这使祥林嫂，在精神上产生很大的恐惧。但为此，人们又好像发现了新的笑柄，把她头上的伤痕当作耻辱的记号来嘲笑她、侮辱她，即使她把仅有的钱在土地庙里捐了一条门槛作为“赎罪”，但是鲁四老爷家的人还是把她当成不洁的人物，不许她接触“神圣”的祭祀的物品。这样受了重重的精神迫害，终于使她变成阴影般的人物，对于一切都怯懦害怕起来，好像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不可挽回的罪恶，渐渐她变成了痴呆，而最后被鲁四老爷家，不，被整个封建社会，像一粒尘沙似的抛了出去，变成了乞丐，而最后死在雪花满地的荒郊，死在人们的祝福的爆竹声中。就是在她死后，鲁四老爷还送给她恶毒的评语：“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好像一个可怜的被压迫的人的死的时刻都要得到封建老爷钦准似的。其实勤劳纯朴的祥林嫂，有什么罪过？有罪过的应该是像狼一般贪狠的卫家的婆婆，像翁仲般那么僵硬的鲁四老爷和他的顽固的道德观念，像小麻雀似的爱在没有人的地方叽叽喳喳的柳妈以及她的愚昧的迷信。总的说来，罪恶是在于整个封建制度和它的上层建筑。但是统治阶级无论如何也不会承认这些，他们残酷地逼迫着祥林嫂去再嫁，然后又鄙薄她不贞，嫌她再嫁；不允许她死，但同时又嫌她为什么当时不索性撞一个死。既要用她的劳力来工作，可又嫌她不洁，嫌她愚蠢，嫌她啰唆，还要恐吓她：将来要到地狱里去受罪！一层层压迫下去，一直弄到非把她压迫死不可！作者在他这篇作品里，不仅写出了统治阶级怎样压迫人民，尤其重要的是深刻地揭露了统治者怎样无耻地，以他们愚蠢的迷信，虚伪的道德去腐蚀被压迫者的思想，去折磨毒害他们的灵魂。
封建统治者的潜力是很大的，这在作者的笔下，也有了深刻的描写。比方在《孤独者》里面的魏连殳就是最先反抗，最后投降，而终于慢性自杀的人物。魏连殳是一个新党，是一个好客、喜爱孩子、肯帮助朋友的人。但是由于他是新党，人们就把他看成异端的人物。又由于他好发议论，人们就给他造流言。最后他被校长辞退了，职业也找不到了，朋友们也不来了，连房东的孩子们都不要吃他的东西了。封建社会整个地对他封锁起来。后来他只好投降。可是，只要他一投降，做了师长的顾问，人们对他的态度立即就改变过来。他那冷落得有点荒凉的客厅，就又有了“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从前骂他的笑柄，现在被人们当作“雅人逸事”重新在报纸上刊载了出来；从前送上前去都不屑吃他的东西的小孩，现在宁愿伏地叩头，以能领到他的赏赐为莫大的荣幸；从前是在他身旁时时闪烁着一双双射出轻蔑的冷光的眼睛，而现在他的周围则是许多皱得像核桃似的笑脸，每一条笑的皱纹都显示出谄媚的神色，微微颤抖着的微笑的唇边，时时都露出想要求什么，而一时又说不出口的神气。还有就是那一些又是羡慕，又是阿谀，又是感激，饱含着泪水的眼睛，时时都在希求着最微屑的赐予。魏连殳向封建社会投降了，但是他也就在“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中死去了。作者深刻地剖露出了知识分子反对封建社会、孤军奋斗的悲剧。整个封建社会制度和它的上层建筑就像盘丝洞里的蜘蛛精吐出来的丝，它遮得天昏地暗，把你四周笼罩住。周围的人们的脸孔，冷冰冰得像牢房里的墙壁，狞视着你，包围着你，逼着你非做它的俘虏不可。
第三，他对于辛亥革命的批判。在《阿Q正传》里，作者写到当阿Q知道革命会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都害怕起来，未庄的一群鸟男女都慌张起来的时候，他就一变过去对革命“深恶而痛绝之”的态度，感到快乐。作者是这样写的：“‘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而且阿Q一时神往，“不知怎样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他得意之余，禁不住大声的嚷道：‘造反了！造反了！’”是的，阿Q的阶级本性是要造反的，他之所以表现得有点自暴自弃，滑稽自嘲，乃是由于他没有看到自己阶级的出路的畸形思想的表现。
的确，辛亥革命的浪潮曾使得落后的雇农如阿Q都要起来造反了！但革命本身对于农民却是很冷漠的。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不知做了什么官，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赵秀才也和历来不相睦的假洋鬼子好起来成为了“革命”的同志。赵秀才还得到了“柿油党”的顶子，连赵司晨也将辫子盘在顶上大嚷说：“嚄，革命党来了！”阿Q感到很不快，想去参加革命，但是假洋鬼子却不准他革命，把他赶出来了。
后来当阿Q看到赵家被抢的时候，他的思想就更想不通：“白盔白甲的人明明到了，并不来打招呼，搬了许多好东西，又没有自己的份——这全是假洋鬼子可恶，不准我造反，否则，这次何至于没有我的份呢？”
阿Q虽然没有参加革命，然而把总却要借他的命来镇压造反的人们，或者更广泛地说，要借他的命来镇压一下那些像阿Q一样想造反而还没有造反的人们。结果阿Q画了一个圆圈，就被抓去示众——做了辛亥革命政权下的最初的牺牲者！
农民要参加革命，但是辛亥革命却不准他们参加，不仅不准他们参加，而且还要用他们的血来作为革命向地主官僚妥协的礼品，这是多么痛心的事情啊！
鲁迅当时虽然还不是阶级论者，但他却尖锐地提出了革命中的最核心的问题，对辛亥革命加以批判。鲁迅笔下的阿Q的形象，好像是很滑稽的人物，但是假如我们深刻地去思量一下，我们就会觉得他所具有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和他的最底层的社会地位多么不相称啊！而在他的灵魂深处，又潜伏着多少革命的热力啊。作者鲁迅批判了这个人物，但是同时又是热爱和同情这个人物。他对于阿Q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但争了又有什么用呢？假洋鬼子根本来一个不准革命，所以阿Q就只好在糊里糊涂中被害了。
又如《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在辛亥革命前，他原来也是有志之士，他和一批青年朋友去城隍庙里拔掉神像的胡子，揎拳攘臂地在争论着改革中国的方法。可是现在怎么样呢？青年时代的豪情没有了。头发蓬蓬，脸色苍白，精神是那样颓唐，眼睛也失去了神采。他对于周围的一切都麻木了。他在一位同乡的公馆里教“子曰”“诗云”“女儿经”，每月混二十元过日子。据吕纬甫自己说，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做些无聊的事情。什么国家大事似乎早已隐在他的视野以外了，他只能找一些琐屑的事情来浪费一下自己的感情。短短的十年，从前是意气如虹的革命人物，而现在则几乎是寄食在同乡家里的清客；从前是戟指以谈时事的人物，现在则连个人的生计都难以维持，过了今天就不知道明天，过去满腔热血，现在只剩下一片落寞和颓唐的感情。河岸塌了，弟弟的尸骨也找不到了，所认识的女孩子也在悲伤中死去了。这一切都反映出了吕纬甫心里的悲哀。作者在这里固然描写出当时的知识分子的脆弱和颓唐，但同时也十分痛恨当时辛亥革命的半途而废。
由于在小说里要客观地写出人物的典型，因此作者的意见又不能直接地痛快地表现出来。但是在一篇散文《头发的故事》里，鲁迅却借N先生的口说出了他对于这一个“双十”国庆纪念的感慨：
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
我也是忘却了纪念的一个人。倘使纪念起来，那第一个双十节前后的事，便都上我的心头，使我坐立不稳了。
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
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
我不堪纪念这些事。
鲁迅是亲自参加辛亥革命的，因此想起这些往事以及零落的故人，他难免感觉到孤独，感到涕泪之无从了。
关于鲁迅这一时期的小说，我只能概括地说以上三点。假如我们把鲁迅所有的小说综合起来看，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小说现实主义地描写出了由辛亥革命前后一直到五四前后这整个时代的画面。这里有绅士，比方《阿Q正传》里面的赵太爷、钱太爷、赵太爷的儿子茂才先生、钱太爷的儿子假洋鬼子、举人老爷、老把总，《离婚》里面的慰老爷、七大人，《长明灯》里的郭老娃、四爷。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帮凶或帮闲，比方《长明灯》里的阔亭、方头、三角脸、庄七光、灰六婶，《阿Q正传》里的赵司晨、赵白眼。这里有落魄的旧知识分子，比方《孔乙己》里的孔乙己，《白光》里面的陈士成。有从前是新党而现在变成复古派的名士，比方《肥皂》里面的四铭、何道统、卜薇园。这里有从前是革命党人而现在落魄了、消沉了的知识分子，比方《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里的魏连殳。这里有流氓地痞，比方《药》里面的康大叔，《明天》里面的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王九妈。这里有农民，比方《阿Q正传》里的阿Q、小D，《故乡》里的水生、闰土，《社戏》里面的双喜、阿发。这里有许多小市民，比方《药》里面的华老栓、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阿Q正传》里的邹七嫂，《故乡》里的豆腐西施。这里有政府的小职员，比方《端午节》里的方玄绰，《弟兄》里面的秦益堂、汪月生。这里有比较新型的知识分子，比方《幸福的家庭》里的作家，《伤逝》里面的子君和涓生。这里有在文化界鬼混的市侩，比方《高老夫子》里的高尔础、万瑶圃等。这些人物，再加上作者善于描写出风俗画，善于写出气氛，善于刻画出典型的情势，这样，作者就在我们眼前展开了整个时代的宏伟的画面。作者所描写的人物，有些着墨并不多，有时不过是一些侧影，可是他写得这样生动，以至于我们一闭起眼睛，就好像能看见小说中当时的情势，看见那些人物的动作、姿态和表情，好像能听见那些人说话的口气和声音。
谈到这里有一个理论问题，应该说明一下。这就是鲁迅自己常常提到他要写出国民的劣根性，要用文艺来医治它的问题。究竟从客观上看，鲁迅果真是表现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吗？我认为不是。鲁迅笔下的闰土、七斤、祥林嫂以至于阿发、双喜这些人不都是勤劳善良朴素的人么？如果怯弱、懒惰、巧滑[14]乃是中国国民的劣根性，那么为什么这些劣根性又不在这些人身上体现出来呢？而且阿Q也并不懒惰，但是赵太爷却使他不能不懒惰。由此可见他所揭露的黑暗，其实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
大家知道，在被压迫阶级还没有成为自为的阶级以前，统治阶级的文化常常就是统治的文化。封建统治阶级用残酷的剥削，使得劳动人民十分穷困，这种物质上的贫乏也就使得他们在文化上成为被剥削者，很少可能把本阶级固有的思想发扬出来。同时，统治阶级为了巩固他们自己的统治，又不惜通过一切方法，用它的腐朽的文化来麻醉和毒害劳动人民，努力使他们在痛苦中用自欺的方法来欺骗自己，用健忘用迷信来安慰自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也正在一天天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和侵略，他们于无力抵抗或屡次失败之余，也就不能不以“地大物博”，以“文明古国”，以“礼仪之邦”等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同时也用以镇抚被统治的人民，表示自己还有足够的自信和力量。所以精神胜利法，实际上是统治阶级为了掩盖真理，以维持和巩固自己的地位的东西。鲁迅所说的国民劣根性，实际上也正是统治阶级的劣根性，它和中国广大人民的勤劳、勇敢的固有的品质是无缘的。
在五四运动时期，鲁迅不仅写了很多小说，而且也写了很多的杂文，用政论的形式来直接和许多反动思想斗争。
白话文学起来了，有一批顽固的封建文人坚持国粹主义，鲁迅用锋利的笔嘲笑了那个“国粹”。接着又有人提倡读经读古书，但是鲁迅嘲笑他们说：“愈是没有出息的角色，愈想长寿，想不朽。”“学衡”的一批人以洋博士的资格来鼓吹古文复辟，但是鲁迅立即指出他们实际上是并不懂得中国古代的东西，就是做文言文章，也是不通。甲寅派的要角依仗北洋军阀的势力压迫青年，鲁迅围绕着女师大的风潮，不留情地揭露了他们的凶残和下劣。在“三一八”惨案以后，鲁迅写了《记念刘和珍君》的文章，对反动统治者提出了抗议。这些文章，实际上已经不仅是文化上的斗争，而是真刀真枪的政治斗争。鲁迅不仅和甲寅派斗争，同时还和更阴险的“现代评论”派斗争。“现代评论”派是买办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可是表面上他们却要装成不偏不倚的学者或“正人君子”的姿态，鲁迅无情地揭破了他们的假面具，保卫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优良传统。
在五四前后这个时期，鲁迅也写了好些纪事和抒情性的散文。在《朝花夕拾》里的《藤野先生》《范爱农》等篇，可以说是非常好的记录真人真事的文学。他的《野草》是一本散文诗。比方《风筝》《狗的驳诘》《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等都是意味深长的小品。但是也就从这些散文诗里面，我们可以更容易看出鲁迅当时思想上的矛盾。这时他还保留着他过去《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的理论，因此他一方面坚持要向前迈进，认为将来总比现在好，但是前途如何，他又觉得有些渺茫；另一方面他歌颂叛逆的猛士，但是由于他看不见群众，所以又时时感到寂寞和孤独。一方面他对于一切虚伪、黑暗、邪恶给予猛烈的批评，但是在他的心灵深处又常常感觉到悲哀。[15]这些矛盾可以说是当时鲁迅思想上的弱点。这种弱点，就是在他的小说里也不时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使他的作品常常带有一种感伤的悲哀的情绪。一直到后来，他的思想立场改变以后，这些弱点，才逐渐被克服下去。
鲁迅的作品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大的成就？就他个人说，我想这是和他的现实主义的美学观、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以及他在生活实践中所陶冶成的对于人民的热爱、对于邪恶势力的痛恨分不开的。大都知道当时鲁迅的思想是有他的进步的一面，而同时又存在着缺点的。比方他在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社会政治观上存在着很多的矛盾。可是他对于人民的热爱，他的艺术上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对于具体事物的敏锐的洞察力、深刻的体验和准确的典型的概括，就使得他超越了他的思想的局限和矛盾，而终于画出了宏伟的画面和栩栩如生的人物的典型形象，从而产生出巨大的艺术吸引力和教育作用。
三、鲁迅思想的转变和他后期的杂文
现在我想谈一谈鲁迅思想的转变和他后期的杂文。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指示下，在上海举行了反革命政变，屠杀了大批的工人和共产党员，宣布了反共。接着，7月15日汉口的国民党也决定与共产党决裂，叛变革命。
从这一个时期起，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已经不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和北洋军阀，在本质上已没有什么不同了。很明显，在那个时候要继续革命，只有跟共产党走。但是当时革命的暂时失败已经确定，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已把全国投入黑暗的深渊，很多原来在革命统一战线上的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都发生动摇而离开了革命。
在“清党”的时候，恰好鲁迅正在广州。他虽然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大批捕杀学生表示极大的愤慨，可是他却被这一次血的惨剧所震惊了。从前鲁迅根据他的进化论的看法，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但是现在他亲眼看见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这样就把他的“思路轰毁”了。[16]
在《答有恒先生的信》里，鲁迅坦白地说：“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又说：“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
是的，鲁迅的思想，由于受到事实的教训，连他自己都感到动摇。可以说，1927—1929这两年多的时间，他的思想是有些混乱的。他过去所倡导的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19世纪的进化论和19世纪末的超人的学说已不足以替鲁迅、热爱祖国和人民的鲁迅，解答当时中国革命所提出来的极为迫切的问题了。不能否认，他那个时候的思想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着分歧的。比方，社会的发展，究竟是以阶级斗争作为推动力呢，还是按自然的规律，后代必胜于前代，这样演化下去呢？究竟是群众中涌现出领袖，群众哺育着天才呢，还是领袖指挥着群众，天才教育着群众呢？究竟是政治指导着文艺呢，还是文艺先行于政治，文艺永远不满政治，文艺和政治永远是对立的东西呢？鲁迅的答案显然是倾向于后者。[17]
中国究竟应该往何处去？对于关系全国人民命运这样的大问题，那时的鲁迅，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答案或表示明确的态度。在南方各省，农民的起义已经是如火如荼地起来了，但是那时的鲁迅，却并没有立即看出它的意义。他虽然是极端反对封建制度，但对于当时党所执行的挖掉封建主义根基的土地革命政策，还是很少了解。
对于鲁迅的这些思想上的错误，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是应该批评呢？我认为是应该批评。因为道理必须讲清楚。但是当时朋友们对他的批评是不是有错误呢？我认为是有错误的。既然当时还是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阶段，而鲁迅，就其政治立场看，又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当时应是革命的很好的同盟者。对这种人的错误，我们所采取的政策应该是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在政治上团结他，同时又在思想上批评他——给予一种与人为善的批评。何况对于鲁迅这样著名的作家，他的后面有着那么多的人民群众，自然对他应该有更多的说服，更多的耐心等待。但是当时朋友们并没有这样做，只抓住了思想批评这一面，而忘记了政治团结那一面；把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混淆在一起，采取了比较粗暴的态度，甚至有些人还以革命者自居，显出咄咄逼人的神气。所以在批评的策略、方法和态度上是有错误的。有人说，当时对鲁迅的批评，带有宗派主义的色彩，我是同意这个估计的。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所有的批评都错了，或者那时候，根本就不应该批评了。相反，我认为，如果那时候，对他不批评，那倒是思想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有人说，那个时候对他的批评是不对的。我不同意这个意见。因为如果说批评本身错误了，那就是意味着鲁迅那个时候的思想对了，他那个时候的思想对了，那就是说鲁迅的思想没有前后期之分了。真理是一定不同意这种说法的。
也许有人认为鲁迅既然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就一定不会有什么错误了，或者是说，即使有什么错误，也不应该去批评。而且批评他的人，本身就有很大缺点，这些人如何有资格去批评伟大的鲁迅呢？持这种说法的人，好像是想爱护鲁迅，但其实是违背了科学，把对于伟大作家的敬意改变成盲目的个人崇拜。鲁迅之所以伟大，其关键不在于他是否有过错误，关键在于他是不是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
是的，鲁迅是经得起这个批评的考验的。他自己在《答有恒先生》的信中曾经这样说：“我并不含有谦虚，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在《三闲集》的自序里，他也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问题。”正是由于时代历史的教训、党的帮助和朋友们的批评，再通过他自己的少年时期的贫穷生活的体验、在辛亥革命时代的政治锻炼、他对于人民的热爱，以及他自己的严格的科学态度，这样鲁迅才逐渐完成思想转变。到了1930年末，虽然在情绪上他对于朋友们的批评还有些芥蒂，但他的立场已基本上改变过来了。
一个人的思想立场的改变，是要经过自我斗争的痛苦的过程的。特别是像鲁迅这样性格倔强，自己又有一套见解，而同时在社会上又拥有不少同情他的群众的人。但是他终于接受了批评者的意见。尽管他可能并不满意批评者本人，这种有过则改的精神的确是十分伟大的。正因为他有这种精神，所以他才能成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也正因为他有了这一次立场的改变，他才能真正代表着全民族的大多数，英勇而又正确地向敌人冲锋陷阵。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句话不仅意味着鲁迅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同时也意味着，他的方向就是社会主义的方向。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民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获得民族独立、民主自由，而且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最后消灭剥削和贫困。除此以外，没有第二条道路。因此，所有真正的爱国的知识分子迟早都必须走这条道路，即经过自我改造，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鲁迅所选择的道路，是中国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以后必然要走的道路。鲁迅带头走上了这条道路，所以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
有人问，鲁迅先生爱祖国爱人民难道不是一贯的吗？是的，一贯的。有人问，鲁迅反对封建主义，憎恶那些邪恶和贪婪的人们，难道不是一贯的吗？是的，一贯的。有人问，鲁迅爱护青年，主张文学是为人生的，难道不是一贯的吗？是的，一贯的。既然是这样，鲁迅的思想不是前后一贯的吗？怎么还能分前后期思想的转变呢？不，这里我的答复却是否定的了。过去，鲁迅也爱祖国爱人民，但是，用什么方法，采取什么步骤，前途是怎样，在鲁迅思想里是不十分清楚的。过去，鲁迅也憎恶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者，但是，要依靠什么力量，联络哪些友军，才能把它从根本上推翻，这在鲁迅的思想里是不十分清楚的。过去，鲁迅也爱护青年，也主张文学是为了人生，但是，应该爱护哪一类的青年，应该把青年引导到什么地方去，文学是为了哪一种人服务，要鼓舞读者朝着哪一个方向走，在鲁迅的思想里是不十分清楚的。但是后来，鲁迅的思想转变过来了。他的哲学观，已从18世纪的启蒙哲学家、自然科学家的唯物论，转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他的历史观，已由赫克尔的进化论转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他的人生观，已从个人英雄主义的孤军奋斗，转变为参加群众性的阶级战斗。他的社会政治观，已经从建筑在明天比今天更好的进化论的基础上的渺茫希望，或“超人出则天下太平”的空想转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史观。不仅知道今天应该怎样斗争，而且能预见到历史发展的行程。正是这个统一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渗透到他的现实主义的艺术观里去发生一种变化，这才使他后期的杂文发挥了无比的战斗威力。
还有，就是现在也还有不少人把鲁迅的思想转变看成轻而易举的事情，好像经过事实的教训，他就自然而然转变过来了。这种说法是把一个人从这个阶级的思想立场，转变到另外一个阶级的思想立场的转变看得太简单了。1927年冬，鲁迅早已受到广州当时的“清党”事件的教训了，为什么他在暨南大学的演讲并没有思想转变的迹象，而依然还是彷徨歧路呢？这显然可以看出“事实教训说”是不能成立的。事实的教训只能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客观因素，而不是全部的原因。
还有，就是在现在也还有人只看到鲁迅思想的一贯性，而否认或忽视他前后期的思想立场在本质上的分别。这显然也是一种错误，因为这种人离开历史时代去理解一贯性，抽去它具体的内容去理解，这样他就很容易走上唯心论的魔道。
鲁迅的这一个思想转变对于他的后期的杂文，显然发生着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只要把鲁迅前期的杂文和他的后期的杂文作个比较，就可以明白了。在后期的杂文里面，过去的那种感伤情调没有了，过去的个人冥想和追怀没有了。过去的“荷戟独彷徨”的寂寞和孤独的感觉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对未来感到渺茫的心情没有了，过去的那种隐晦的、艰涩的风格没有了。代之而来的是对于党，对于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是充满着信心的乐观的战斗精神和明朗的风格。
现在就让我来谈一谈鲁迅后期的杂文吧。鲁迅的杂文所涉及的方面很多，这里，我只就我个人的理解综合成以下数点。
第一，是鲁迅杂文里面贯穿着党性原则。他曾经指出左翼文学和被压迫的无产者负着同一种命运，将来当然也要和无产者一同起来，[18]而革命文学家则至少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生命的脉搏。[19]同时他也接受了列宁的文学的党性原则，把左翼文学看成以自己的力量来解放本阶级和一切被压迫阶级而斗争的一翼。[20]过去以为革命的战鼓响时，文艺琴弦也就停止了它的声音的说法，完全改变过来了。不仅如此，他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文学，也做了深刻的批评。他说：“小资产阶级如果其实并非与无产阶级一气，则其憎恶或讽刺同阶级，从无产者看来……是一家子里面的事情。”[21]而且他还指出：“虽是仅仅攻击旧社会的作品，倘若知不清缺点，看不透病根，也就于革命有害……”[22]当然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对于旧社会的批评和讥刺，其所起的作用究竟如何，这还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加以估计。但是鲁迅之所以说这些话，其用意不仅在于批评别人，而且也在于批评自己队伍里面的某些人。为了树立起无产阶级文学的基本立场，他这种看法在理论上无疑是对的。至于鲁迅自己，他的确是抱着自我批判的精神来学习的。他说，他之所以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其目的是想从别国窃得火来用以煮自己的肉的。在谈到他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学理论书时候的心情，他说：“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痛……”[23]
大家都知道，鲁迅向来是爱憎分明的。在后期的杂文里，鲁迅更是站在严格的阶级立场来决定他的爱憎的态度。他毫不留情地批判笼统的国民劣根性的说法。他坚决指出这种劣根性是反动阶级的劣根性，绝不是中国人民的劣根性。他说：“‘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争斗……”[24]对于这种纯朴的劳动人民，鲁迅是爱护唯恐不周的；可是对于人民的敌人，他是鞭挞唯恐不力的。他极端憎恶那种“西崽相”，憎恶那种“正人君子”，憎恶那种见了羊就变成老虎、见了老虎就变成羊的人物。他坦率地说“梁实秋先生‘们’的苦乐以及无所得实在‘于我如浮云’”，他无情地指斥托洛茨基派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他认为“说良家女子是婊子，这是骂，说婊子是婊子，就不是骂”。一直到他临终前不久写的《死》那篇文章里，他还表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他对于人民和人民事业的忠诚是至死不变的。
第二，是鲁迅杂文中所表现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里，他指出：“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他反对对于革命抱着罗曼蒂克的幻想的人，因为这些人，主观主义地想象革命是如何有趣和美丽，但是一旦接触到革命实际，一碰见困难的时候，他就悲观失望起来了。他告诉我们应经常密切注意自己的队伍。他说：“因此革命的文学者，就不但应该留心迎面的敌人，还必须防备自己一面的三翻四复的暗探了……”[25]是的，在对敌斗争中，敌人就常常派自己的暗探进来，或者利用叛徒来破坏我们的组织。后来的许多事情都证实了鲁迅的这种话的远见。
鲁迅告诉我们，敌人是强大的，我们不应该轻敌。他说：“旧社会的根底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他自己是决不妥协的。”[26]这里他看出了反动政权后面的社会势力。根据他过去参加辛亥革命运动失败的教训，他要我们不要以小小的胜利自满，要从事有韧性的战斗，尤其要提防旧势力伸出手来要求和我们妥协的办法。我们是不应该妥协，而应该一直战斗下去的。
鲁迅告诉我们应该经常研究敌人。他说：“倘是一个战斗者，我以为，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的。”[27]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总是喜欢看自己人的东西，而不愿意去看反对我们的东西，只求一时的痛快，而不肯仔细去研究敌人的动态和方略，从而去制订我们的策略。因为有了这个缘故，就常常犯主观主义的错误。鲁迅这个意见是非常之中肯的。
鲁迅从现实主义精神出发，批判了教条主义。他说：“……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动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28]机械地搬用教条，这是左翼文艺运动中的一个大毛病。一直到1942年整风运动，这才使教条主义获得纠正。但是鲁迅早在1931年就曾经提出来过了，可惜的是，那时我们并没有深切体会和重视这个意见。
第三，是鲁迅杂文中所表现的战斗性。鲁迅在北京的时候，曾经和各种各样的反动思想战斗过。在上海的十年间，他在党的领导下就更有计划更集中地抨击了那些用各种方式来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反动思想。他的杂文的特点就是善于用简短有力的文字，揭露出这些人的隐藏着的阶级本质。新月派首先提出了“尊严与健康”来做幌子，向国民党反动派暗送秋波。梁实秋更抬出“人性”来和文学之阶级性对立。但是鲁迅立即给予还击，他说：“‘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29]他用浅显具体的例子说明了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驳倒了资产阶级大学教授的“高深”的理论。同时他还指出了梁实秋的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站在阶级立场来为他自己阶级服务的。国民党反动派看见无产阶级文学在群众中的影响一天天扩大，于是他们也就纠合文学艺术界的浮尸来一个“民族主义的文学”，企图和左联对抗。实际上所谓“民族主义的文学”，乃是提倡法西斯、残杀中国人民的文学，是反苏媚日的文学。鲁迅立即抓住了黄震遐的《陇海线上》《黄人之血》，万国安的反苏小说《国门之战》加以无情的揭露，使得“民族主义的文学”，很快就失去了它的欺骗作用。正面来攻击“左联”的计划失败了，于是就有胡秋原的“文艺自由”和苏汶的“第三种人”的理论。当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屠杀中国左翼作家，禁止左翼刊物的时候，胡秋原和苏汶却伸出手来向左翼批评家要求文艺创作的自由。鲁迅很敏锐地指出苏汶是有意以这心造的幻影来诬陷左翼批评家，好像左翼批评家才真正是妨害了文艺自由，造成文坛衰落的现象似的。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一文里，鲁迅指出：“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设立了‘书籍杂志检查处’，许多‘文学家’的失业问题消失了……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这样，他就以具体的事实揭露了这些人的丑恶的脸孔。此外，他对于林语堂的“论语派”“二丑艺术”，对邵洵美的“捐班文学”都一律给予尖锐的讽刺。
当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租界当局互相勾结以残酷的手段来对付左翼作家的时候，当左翼作家不断受到暗杀、失踪、逮捕的威胁的时候，鲁迅始终坚守自己的岗位，保护自己的友人，奋不顾身地和敌人战斗到底，这是十分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四，是鲁迅杂文中所表现的形象。鲁迅在杂文中，无论是批评时事、抨击敌人，还是阐发理论，常常用文学所特有的形象的形式来表现，或者用警句的方式来表现，文章里时时有意味深长的诗的典型。因此他的文章一点也不干燥，一点也不公式化、概念化，读了以后，常常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使人获得很多的启发。关于这一类的例子是很多的。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一文里，他说：“以为艺术是艺术家的‘灵感’的爆发，像鼻子发痒的人，只要打出喷嚏来就浑身舒服，一了百了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他把灵感论者的灵感爆发比作鼻子发痒，是既通俗，而又带讽刺的意味的。比方在《脸谱的臆测》一文里，他随手讽刺了一下“第三种人”，也是非常之好的。他说：“在实际上，忠勇的人思想较为简单，不会神经衰弱，面皮也容易发红，倘使要永远中立，自称‘第三种人’，精神上就不免时时痛苦，脸上一块青，一块白，终于显出白鼻子来。”此外也有采取警句的方式的，比方在《门外文谈》一文里，他说：“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关于鲁迅杂文的形象性问题，以后有机会再作专文来阐述，现在就不过细的来论列了。
回顾过去，鲁迅从晚清末年的光复会的会员，一直走到成为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斗士。他继承了过去革命志士的优良传统，同时又发展了它，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跨过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这中间，虽然他曾有过短暂时间的彷徨，但是他终于站在战斗的前列，不顾一切的危险和艰难，坚持韧性的战斗。他的这种精神是全中国人民都要以崇敬的心情来怀念的。
无可否认，鲁迅是中国20世纪初期到30年代的杰出的斗士。他是伟大的中国革命所哺育出来的中国人民的最优秀的儿子之一。他是整个革命文艺队伍中的领导人。整个革命文艺队伍支持他帮助他，而他又回过头来领导着这个队伍。他绝不是孤零零的唯一的人物。我们不能把他从整个文艺运动割裂开来去估计他的成就，说什么没有鲁迅就没有左联的说法。
在生前，鲁迅曾以他的无畏的战斗精神，他的热烈的情感和他的丰富的知识哺育了好几代的青年，今后我相信他的作品和论著仍将会哺育着我们和我们后代的子孙。他的崇高的美学理想，将复活在千百万中国人民的心中，使他们开出更多更好的美丽的艺术的花朵。
1956年9月
原载1956年11月《解放军文艺》第11期
【注释】
[1]《鲁迅书简》，第824页。
[2]许广平：《欣慰的纪念》，第115页。
[3]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
[4]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第19页。
[5]鲁迅：《斯巴达之魂》，《集外集》。
[6]鲁迅：《文化偏至论》，《坟》。
[7]鲁迅：《文化偏至论》，《坟》。
[8]《文化偏至论》这篇文章里有两段话可以证实我的意见。“主观主义者，其趣凡二：一谓惟以主观为准则，用律诸物；一谓视主观之心灵界，当较之客观之物质界为尤尊。前者为主观倾向之极端，力特著于十九世纪末叶，然其趋势，颇与主我及我执殊涂，仅于客观之习惯，无所盲从，或不置重，而以自有之主观世界为至高之标准而已。”又：“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灵之域，知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而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
[9]鲁迅：《范爱农》，《朝花夕拾》。
[10]鲁迅：《自序》，《呐喊》。
[11]鲁迅：《题记》，《坟》。
[1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3]见《文艺报》1956年第3期。
[14]鲁迅：《论睁了眼看》，《坟》。
[15]参考《鲁迅书简》，第766、777页。
[16]鲁迅：《序言》，《三闲集》。
[17]参考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集外集》。
[18]鲁迅：《黑暗中国文艺界现状》，《二心集》。
[19]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
[20]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二心集》。
[21]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讯》，《二心集》。
[22]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
[23]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二心集》。
[24]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且介亭杂文》。
[25]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
[26]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二心集》。
[27]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
[28]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
[29]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二心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