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金光明经》四卷，十八品，北凉昙无谶于玄始年间（公元四一八—四二八年）译出。
2.《金光明帝王经》七卷，二十二品，梁真谛于承圣元年（公元五五二年）译出。
3.《金光明更广大辩才陀罗尼经》五卷，二十品，北周耶舍崛多于北周武帝时（公元五六〇—五七八年）译出。
4.《合部金光明经》八卷，二十四品，隋释宝贵于开皇十七年（公元五九七年）糅编各家异本而成。
5.《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三十一品，唐义净于武周长安三年（公元七〇三年）译出。
此外还有法成、胜友等所译藏文本，及西夏文本、蒙文本、满文本等。本经的完整梵本现存尼泊尔，二十一品，大同凉译，日本南条文雄、泉芳璟曾于一九三一年校印一本。
《金光明经》（依据义净本，下同）三十一品，依义区分，初序品为序分，次九品属于正宗分，其余二十一品是流通分。重点在《寿量品》以下之九品。此九品中，初二品阐释佛果地之功德，后七品解说佛国地之相状。
初《寿量品》，因妙幢对如来寿命仅有八十岁而发生疑问，四方四佛即现身说明，如来寿量无限，但为令众生生稀有心及恭敬心，示现短促。又说种种十法，以大乘义理诠释大般涅槃。
《分别三身品》，因虚空藏请问，详说佛有法身、应身及化身，佛一身具足三身，以三身显其无量功德。因地之相状即成就佛果之行法。
《梦见忏悔品》，以妙幢菩萨之梦境，说忏悔法。
《灭业障品》，因帝释问，说灭过去曾造业障之忏悔法。以上是地前菩萨之行法。
《最净地陀罗尼品》，说菩萨之十地行。依次说十地之初因（发菩提心）、十地相状、十地名义、障碍、十地所行各度、所生三摩地，最后说各地所得护持陀罗尼。
《莲华喻赞品》，说忏悔法因缘，即过去金龙主王常以莲华为喻，颂赞诸佛，并说有赞文。
《金胜陀罗尼品》，说受持此陀罗尼即是供养诸佛，得其授记，随其所求，无不圆满。
《重显空性品》，略说无我性空之理，令闻者生信起修。
《依空满愿品》，说依空性行菩提法修平等行。
从正宗分以下《四天王观察人天品》至最后《付嘱品》，共二十一品，广说天王护国及增财、益辨、除灾等持诵此经之现世利益，并说释尊前生苦因，末后众菩萨同赞以及如来付嘱等。
这些品中所说诸天护国思想、流水长者放生故事及萨埵王子舍身饲虎故事等，后来都成为佛教中流行的传说，有些还发展演变成为重要的佛教信仰行仪，如护国法会、放生会等等，从而使本经流行更为广泛。
此经在整部经译出以前，西晋竺法护早就有《菩萨十地经》的翻译，此经与本经《最净地陀罗尼品》内容相同。故知此经出现很早，当属初期大乘经典，与《般若经》《维摩经》《法华经》等约略同时。
从内容上看，此经《分别三身品》和《法华经·寿量品》所说相通，反映出大乘佛教对佛如来观念的变化。
《依空满愿品》里，天女闻法开悟，即转女身作梵天身，得佛授记，和《法华经》里龙女转身成佛相似。而《最净地陀罗尼品》所阐释的十地行足以和《华严经·十地品》相互发明。
在教义理论上，此经基本上同于《般若经》的说空与《法华经》的法身常在思想。原始佛教也有空观，即诸法缘起故诸法皆空，而大乘的空观则更彻底，不仅诸法皆空，而且诸法皆空思想的自体也必须是空的。如果以“诸法皆空”为存在，则“诸法皆空”作为“我物”又成一种执着。只有体悟毕竟空，才能证等正觉。
以这种空观为基调的宗教实践，就是行菩萨道的菩萨来济度无量无边众生。然而如果自己思量这是济度众生，则不是真实的济度。如果空观贯彻到底，则救度者空，被救度的众生亦空，行救度所达到的境地也是空。同样的道理，以身相见佛的认识亦非究竟见地。一切诸相皆是虚妄，能作如是观即是见佛。
依空观，亦不住于佛的言教。佛的一切教法皆救度众生的宝筏，等达到救度众生的目的，即行舍去。能如此认识，则得般若波罗蜜。站在智慧的立场去行布施等，才是真正的六度。
大乘佛教的首要之点，它是一种生活之道，伴之以一种非常清晰的观念，这即是精神的解脱境界，和使人达致这种精神解脱的步骤。精神解脱的途径即是六种波罗蜜，那些步骤即是十地。
原始的十地说，出现于部派佛教时代，最初是专就释尊于菩萨时代的修行阶位而言的。如《修行本起经》《过去现在因果经》《佛本行集经》等所出现的十地说，即专指释尊修行而言。不过，这些经只笼统地举出了十地之名，而未揭示十地的具体名称及说明。直到说出世律部的《大事书》，才不仅举出十地的一一名称，而且还叙说了十地菩萨的愿行，以及菩萨之所以退失其地的因缘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大事书》的十地，已不是单指释尊在菩萨时代修行阶位的十地，而是泛指一切志求佛果的菩萨都须经历的修行阶位。这种十地说，成为后来诸大乘经典十地说的滥觞。
大乘经典中论及菩萨十地的很多，如般若三经、《菩萨本业经》《菩萨十住经》《大方等总持宝光明经》《十住断结经》《菩萨璎珞经》等，但最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华严经》与本经的十地说。
《华严经》十地与十住、十行、十回向等联系在一起，菩萨先须经十住、十行、十回向才进入初地，初地以前的菩萨称地前菩萨。本经则不谈十住等菩萨阶位，而是专论十地的相状、名称，以及进入每一地的因缘与障碍等等。十地本为菩萨修行阶位，标示菩萨在智慧与济度众生方面所达到的境界，但主体的境界与客观的世界又相互说明，相互规定，所以十地又与诸菩萨所居国土的清净庄严相对应。
如初地菩萨所见国土，无量珍宝充满；而十地菩萨则见其国土光明遍照，正法流行。本经的十地说可以说是前此十地说的概括和进一步发挥。
关于涅槃思想，本经的论述有着融通大小乘的特征。涅槃的最初意义是寂灭，即灭尽贪欲，灭除痛苦，不再转生。小乘佛教所说的阿罗汉境界，就是这种解脱境界。
本经《如来寿量品》在解释何为究竟大般涅槃时说：“一切烦恼以乐欲为本，从乐欲生。诸佛世尊，断乐欲故，名为涅槃。”通于小乘佛教对涅槃的解释。
不过本经更多的是从大乘空观的立场阐释涅槃的。依空观，涅槃和世间的本性是一致的，无差别的，两者都是“空”，也都是不可言说的“妙有”。经云：“诸佛如来善能解了有情无性及法无性故，名为涅槃。”又云：“证得真实无差别相平等法身故，名为涅槃。”此法身体性亦空，法身亦假名。
小乘佛教将涅槃与生死对称，视人生为大苦难。涅槃即断生死因，不再受生，或者也灭尽生死的果，灰身灭智，肉体与精神皆归于寂灭。但大乘则认为，生死、涅槃皆以空为实相，两者都是空。所以涅槃不在生死之外，如果真正能够体会一切事物本来和人们的主观执着无关，即体会生生死死本身即空，也就达到了涅槃境界。此即经中所云：“了知生死及以涅槃无二性故，名为涅槃。”
大乘的涅槃思想渗透着大乘佛法两大根本精神，即智慧与慈悲。体会万法本空，证得世间实相，即获得般若智慧，这是进入究竟涅槃的基础。但虽获得般若智，得到个人精神的解脱，还不能说是究竟解脱。
因为大乘的慈悲精神要求修行者不能停留于自己的解脱生死，还必须去教化众生，救度众生。没有众生的解脱，也就没有个体的究竟解脱。由于发愿要普度众生，即使自身的觉悟已达到佛的境地，可以进入无余涅槃了，也决不进入。这就是所谓以大智故，不住生死；以大悲故，不住涅槃。此即经云：“于诸有情，任运休息化因缘故，名为涅槃。”
值得注意的是，本经亦有以“转依”释解脱的思想。转依是大乘瑜伽行派提出的范畴。“转”，转变、转化；“依”，所依，指与生俱有而相续不断的意识状态。转依，即于心、意识方面着力，通过转变认识，以影响行为，进而改变客观环境。
人们在修持过程中，如果能使清净的概念、认识逐渐代替染污的概念、认识，从而带来整个认识和行为的改变，人生也就从染趋净，逐渐改变，终至染尽净满，身心面貌完全改观，也就实现了转依，达到了涅槃境界。
而人类最普遍、最顽固的染污概念或认识即身见和法见，或说身依和法依，所以能转变此身依、法依，即得涅槃。经云：“能转身依及法依故，名为涅槃。”由此也见出本经在思想上会通大乘空宗与有宗的倾向。
本经在内容上另一显著特点是，出现大批婆罗门教传统的天神和天女与佛陀接谈。如《四天王护国品》中，佛陀对四大天王详细讲解地上君王的职责，包括在他们的疆界之内传扬这部特殊的经典。不过最引人注目的是经中出现的三个著名天女形象：辩才天女、吉祥天女和地母神。
辩才天女帮助所有学习这部经的人提高悟性和记忆力，并嘱咐这部经的奉持者，如果遇到星宿不利，遇见病痛，可以拿三十二种草药煎汤，并举行沐浴仪式，念诵巫术咒语。这反映出贵霜王朝流行习俗对佛教思想的影响。
另外，本经中所有咒语均称陀罗尼而不称真言。在《诸天药叉护持品》中，青颈的名号还只用于天神，而非千手观音，旷野鬼仍只是一个药叉王而非大元帅明王，苫跋罗仍只是一个阿修罗王而非胜乐金刚。这些都可以看出原始禁咒藏还未发展到后来流行的真言乘、金刚乘的地步。
本经作为初期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对后世佛教，尤其是中国佛教影响甚巨。节选的标准是视其宗教价值和学术价值及是否对后世佛教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
涅槃说、三身说、十地说以及如来行思想均集中于前十品，故重点选录了其中的《如来寿量品》《分别三身品》《灭业障品》《最净地陀罗尼品》和《依空满愿品》。
《四天王护国品》中的天王护国思想和《长者子流水品》中的护生思想对后世佛教乃至社会生活都产生过相当影响。
《舍身品》所述王子饲虎故事，情节完整，形象生动，其所张扬的慈悲救世的理想对后世信众有着巨大的感召力。
整部经还有大量陀罗尼内容，在西藏文大藏经中，甚至将它列入秘密部，为较全面反映全经面貌选录了《无染着陀罗尼品》。
本经有多种异本，译者中昙无谶、真谛、耶舍崛多、义净等皆为翻译大家。义净的译本品目义理最为完备，译文华质得中，成为通行的本子，本节选亦从此本出。
义净（公元六三五—七一三年），唐代译经僧，河北涿县人，一说齐州（山东济南）人。俗姓张，字文明。幼年出家，天性颖慧，遍访名德，博览群籍，二十岁，受具足戒。
师年十五即慕法显、玄奘之西游，并于咸亨二年（公元六七一年）经由广州，取道海路，经室利弗逝（苏门答腊巴邻旁，Pale mbang）至印度，一一巡礼鹫峰、鸡足山、鹿野苑、祇园精舍等佛教圣迹后，往那烂陀寺勤学十年，后又到苏门答腊游学七年。历游三十余国，返国后，携梵本经论约四百部、舍利三百粒至洛阳，武后亲至上东门外迎接，敕住佛授记寺。
其后参与《华严经》之新译，与戒律、唯识、密教等典籍的汉译工作。自圣历二年（公元六九九年）迄景云二年（公元七一一年）历时十二年，译出五十六部，共二三〇卷，其中以律部典籍居多，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等共称四大译经家。著有《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并首传印度拼音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