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禅开始。
从根源上来说，禅之中是没有任何时代性的东西的。现代人也好，中世时期的人也好，乃至从现在起直至数千年以后的人也好，无论哪个时代的人，只要人还是人，禅就会被需要。因此，尤其是所谓的“近代禅”，可以说是不存在的。但是从吸收禅的方面来说的话，禅的哪一面在哪一个时代是否最为适合，应该是可以谈谈的。
一
那么，就举出可以称得上是修禅的物理形式，以及禅原本具有的特性这两点，来看看禅究竟对现代人起到什么作用。
所谓修禅的物理形式，通常来说就是坐禅。也就是结跏趺坐。双脚交叉，然后将其放在大腿上，挺直脊梁骨，脖子微微向前弯曲，腹部用力，胸口放松。放缓呼吸，让气息自小腹出入。
这个姿势为何有益于修禅呢，医学上也有很多说法。然而，从常识来说，应该是如下所述。小腹用力是自古以来在东方被常常提到的。事实上，我觉得应该是把横膈膜往下沉，使胸部保持宽松从容。也可能并不是这样。总而言之，这样做的话，呼吸会变得轻松，心跳也会变得平缓。
此外，所谓将脖子微微向前弯曲，就是把视线放在大概前方三尺的地方。这样放脖子的话，间脑的活动就会变得自然，由间脑产生的神经所支配的各个内脏器官都会顺畅地活动。这样就能让身体状况变好。
结跏趺坐是印度式的坐法，它对于平心静意有所帮助。一开始的时候腿可能会有点痛。特别是由于近来人们都习惯了坐在椅子上，对于年轻人而言，这可能会很难受。不过，很快就会习惯的。这样的话，一定可以体会到舒适感与镇静感。比起一般的日式坐法更有安定感。要说那是为什么，是因为屁股坐在地板上，与地板直接接触，也就是和大地直接接触。虽说地板和大地是不同的，但是直接坐在大地上，这在现代生活中是很难做到的。就把地板当成大地好了。大地是不动的事物的象征。因此，结跏趺坐也意味着不动。在现代生活中，不把不动之感看作最重要的东西是不行的。这从现代人过于活跃这一点来看，就完全明白了。
在杜鲁门刚成为美国总统，日日忙于政务，极度繁忙的时候，有人对他说：“你可真能忍耐啊！”杜鲁门道：“因为我有一个‘狐狸洞’，可以躲进里面养神。”“狐狸洞”是军队用语，指一个人用的壕沟。杜鲁门大概是在官邸的某一处选择了一间安静的房间，一个人在那里休息，设法让内心沉静下来吧。或者也可能是用某种方法，成功地在内心的一隅腾出了一块空地吧。总而言之，用东方式的说法就是静坐吧。也就是结跏趺坐而后将心沉入气海丹田。
我们总觉得，比起坐在椅子上，在地上坐禅似乎更有效。
过去常常说，一旦坐禅，就可以使人变得冷静、沉着、无畏。禅本身虽然不会唠唠叨叨地强调这些，但从修禅的物理性的一面、医学方面及生理方面的作用来看的话，确实有上述psychosomatic 作用。
不过，仅只是结跏趺坐也是不行的。必须要将心神集中在一点之上。只是单纯地数着呼吸也可以。想一些陀罗尼之类的咒语也可以。再有，进行冥想类的修炼也可以。还可以练习灵性。做心内的祈祷也可以。提撕公案 也可以。念佛念神都可以。设法把心放空、不回应外界的刺激是修炼的第一步。
二
以上所说的虽然并非禅本身，但我相信仅仅是这些，对于现代人而言也是大有裨益的。那么，禅本身是什么呢？这也许不太适合一般大众。但是从正面来说的话，虽然我认为作为人必须解得禅，然而这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必须要像等待黄河水百年一度变清一样，耐心地等待。知道的人，或者说至少是相信它存在的人，都能很好地化解人生的危机——对于个人而言是如此，对于集体而言亦是。
虽说本不必再重复一遍，神的本来性质虽然有物体自身，或是自我的本源，或是自心源，或是本有之性，或是本来的面目，或是祖师西来意，或是佛性，或是听法底人，或是无位之真人，等等各种名目，说到底，还是存在于体会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之时。不单单是概念性的把握，而是如同在感官上听声、辨色、闻香那样，用内心本身来验证自我的体验。说到观形、听声，分为主动听到的和被动听到的、主动看见的和被动看见的，两者之间是相互对立的。然而，就内心本身而言，没有能所性质的对立。能者即所者，所者即能者。看见的便是被看见的，被看见的便是看见的。不是一个被看见分为两个，而是一个将那一个看作一个。只是用语言来表述的时候会说“一个”“两个”之类，内心本身却并不适用于这种说法。因此，就会说出看见了又没有看见，没有看见却又看见了这样矛盾的话来。也因此，即便是说“内心本身”云云，也已经迟了八刻，从正面被击退。
内心本身就是物体本身。于是，修禅之人发下豪言：即便说我的心直接包含天地、吞吐宇宙，也不是什么夸大的言辞，不过是稀松平常的事罢了。当然，事情确实是这样的。
虽然世人常说佛教是唯心论或是泛神论之类的话，但由于这些说法都是基于西洋思维方式的分类法，在东方都是完全没法理解的。禅排除一切的语言。逻辑、辩证法、哲学、形而上学等等，每一个都是在语言上的追索。人类本来就具有社会性，没有语言的话，一天都过不下去。但是只依靠语言，无法看透其中蕴含的东西——真正的经验的话，便会犯下巨大的错误。想要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来批判东方原本的看待事物的观点的时候，就必得先靠近观察东方的事物之后才可以。在不了解东方的情况下，用西方的那套推测一切的人，不必说东方，可以说是连西方都弄不明白的家伙罢了。
在禅史中可以看到诸多印证该事实的实例。姑且引用手头的某本书中的一个小故事吧。这是一个发生于十一世纪的宋朝的关于荼陵郁禅师的故事。一日，从庐山来了一位化缘的僧人。谈论间，郁禅师向这位僧人请教禅理。于是这位来自庐山的僧人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曾经有僧人问法灯禅师：“百尺竿头，如何更进一步？此事作何解呢？”法灯禅师只回答了一声：“哑。”这是危难之际在无意识间发出的声音。郁禅师听罢，怎么也参悟不透。
唐末曾有一位叫作长沙景岑的禅师作过一则偈语：“百尺竿头坐底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郁禅师的疑惑就缘于此。假若再进一步，便是诸如坠入万丈深渊的未能可知的极度危险之地，又为何还要更进一步呢？对此，郁禅师朝夕苦苦参研。据说有老妪听闻世人皆罪孽深重，地狱必定存在一说而彻夜难眠。该当如何度过苦厄？人不被逼到这般穷途末路的境地，就无法被救赎。现代人见到眼前之“无”，也只是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罢了。即便人生无任何意义，但人还是抵触死亡。死亦无意义，一切皆为虚无。那么，究竟该如何是好呢？立于百尺竿头，前后左右皆为“无”。满脑子总是万万不可堕入“无”之地狱的忧虑。患上神经疾病的不仅仅是存在主义者。那又该怎么办呢？
郁禅师也是一名存在主义者。然而他并没有从事哲学的研究，并未成为语言和逻辑的囚徒。他只是对此十分在意，不知因何种缘由，一心挂念着。某一日，郁禅师应邀骑驴外出。过桥时，因为有一块桥板破损，驴子突然一脚踏翻桥板而栽倒。驴背上的禅师，惊慌之中脱口而出：“哑！”就在这一刻，他脑海之中一直以来模模糊糊的疑团豁然而解，顿时开悟。百尺竿头，一朝跃过。所有的自我完全投入了“无”的中心。“飞身入古塘，借此一跃之力浮出水面的青蛙”正是此时郁禅师本心的写照。他在顿悟时作的诗偈是这样的：
我有明珠一颗，
久被尘劳关锁。
今朝尘尽光生，
照破山河万朵。
道理、概念、唯物，样样皆无，这样能体悟到什么呢？明珠是什么？所谓宇宙被照亮了一片，指的是什么意思？生是无意义的，死也是无意义的，没有任何的过往，这其中为何可以展现出山高水长、花红柳绿的净土呢？“百尺竿头”，究竟去往何处？
三
或许有人将这种经验解释为一种氛围。这不过是因为其自身并无这种体验而已。仅仅从氛围出发的话，便不会出现像佛教这般深奥的哲学，也不能形成贯穿一生的安心的基础，更无法产生撼动他人的魄力。释迦牟尼耗费了数年的时光，在投入全身心的大奋斗中修成的正果，并非像安逸的氛围那般浅薄。此外，像四谛、十二因缘这般不外乎道德因果观的观念，无法推断出它们不会超出俗世的思想。净土宗思想的传统，将其称为“横超”或是“超证” 。这其中，有着一种存在性的飞跃，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样的事实是被赋予的，而非人为的产物。
禅家将这一感悟称作不可得，或是无所得 。另外，道德意义上称作无功用。这并非单纯意义上与有相对应的无。因为是超越了有无的无，不应称其为消极的虚无主义之类。是具有绝对积极性的终极肯定。真正的自由自此而生。自在、自然、自重、自尊等等，皆于此有其本源。有所谓“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独坐大雄峰”“寥寥天地间，独立望何极”“乾坤只一人”等说法。正如唐朝云门大师所云“大用现前，不存轨则” ，这并非是任意的放纵，而是从具备无限可能性（称为万德）的“无极”或是“毕竟空”的深处自然涌现出来的。在消极的、对立的无之中，“大用”是不会出现的，这是因为，它总是被限制着的。
正因为是具有这种积极性的“无限”，所以无论是下文提到的矛盾还是其他，都能够一口气吞下去。所到之处都是无边无际的圆环的中心，故而可谓“十方世界现全身”。或谓“万象之中独露身”，也是可以的。用眼去看、用耳去听时，可以说是不离分别心，识取无分别心 。说得详细一些，便是于见闻之境中不离见闻，进而“识取无见闻底”之意。再进一步说的话，就是眼处闻声，耳处见色。
由于世人总是有区别地将耳用于听、眼用于看，一旦颠倒过来说用耳看、用眼听，不由得大为吃惊，便会诘问为何会有如此离谱的说法。若是被拘束在三维空间或是历史的时间中，便无法觑破形而上的事实。对哲学家及其追随者们来说，只能愕然瞠目而已。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现在伦敦居住的阿瑟·库斯勒。他近期有一部叫作《机器中的幽灵》的著作。其中有一篇涉及禅的文章。虽然并不是没有有趣的观察，但是在评价禅本身时，却完全是错误的推论。这可以说得上是这方面的代表事例。另外，还有想要解禅但偏离了预想的艾伦·瓦兹。此外，英美那些谈论禅的博学之士中，有人试图从解释学或语言研究的角度出发，理解禅表面上的矛盾及悖论。日本人中同样有这方面的行家。都是“错了也”。“错了也”这句禅语说白了便是“不可、不可”的意思。
其中也有些似是而非的见解，被禅者评价为“更参三十年” ，也就是“相去甚远”。举一个美国哲学家的例子吧。此人之前从敝人有关禅的英文拙著中摘录了部分内容，按一定的顺序排列，题之为 Zen·Buddhism （《禅·佛教》），并发行了普通版。在大洋彼岸还颇为畅销。编者威廉·巴雷特博士是纽约大学的老师。相较于哲学家的身份，他更愿意以艺术家自居，他最近的著作题为《非理性的人》。书中引用了欧内斯特·海明威在小说《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中，借酒馆侍者这一主人公之口所输出的观点——万物皆虚无。故事中的酒馆被设定在西班牙，侍者的独白也是西班牙语，原文作：Nada y pues nada y nada pues nada。
一言以蔽之，便是“虚无又虚无，虚无之外仍是虚无”。nada即虚无，也可以说是“一切皆空”。海明威笔下的侍者模仿基督教的主祷文喃喃自语。敝人试着将其译成日语，不知是否准确，姑且放在下方。
我们那比虚无更甚的虚无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虚无，你的国为虚无，正如你的心中有着虚无一样，请存在于虚无的虚无之中吧。请赋予虚无的我们日复一日的虚无吧。正如我们将我们的虚无也变为虚无那样，将我们的虚无化为虚无吧。将我们化为虚无吧。请拯救我们于虚无之中吧。除了虚无还是虚无，迎接虚无、充满虚无，虚无与你们同在……
这种论调还是绝望的、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nada。与禅者所说的“无” 与“空” 有着天壤之别。禅宗所谓的“无”与消极性、否定性、寂灭性、破坏性等等之间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由于有着无限的积极的可能性，因而总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这并不是要喝到酩酊大醉、不省人事，而是陶陶然地小酌一杯，以缓解一整天的疲劳。说起禁酒或是戒律来就太死板了——虽然现在这种人也不多见了吧——姑且不论这小酌一杯，对于我们这种凡夫 俗子而言，比起整天歌颂“无”“祷告”“无”还是直接践行“无”，更能体味其中的人生妙趣吧。
四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不就是“色即是空” 吗？这其中的空和无，并不是山移走后、水流去后的空洞或虚无，而是从那山高水长中观得的空和无。
心随万境转，
转处实能幽。
随流识得性，
无喜亦无忧。
如果仅仅把这体验看作是一种氛围，就太暴殄天物了。无论如何，西方哲学都至少应当真正地进入一次这种状态。说着“回到事物本身”“Zu den Sachen selbst” ，却站在外部观望，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应该先纵身跃入其中，再开始尝试从语言与概念的维度进行交涉。
宋朝时，五祖山有一位十分了不起的禅师名叫法演。他写过一篇偈颂，如下所示：
学道先须有指归，
闻声见色不思议。
若凭言语论高下，
恰似从前未悟时。
既然生而为人，就应当有一处立足之地。也就是说，必须找到安心立命的地方。虽然悠悠度日也是一种乐趣，但其中也得有所宗旨。饿了吃饭、渴了喝水、困了睡觉、醒来干活，像这样每日都过得惬意快活，确实是幸福到了极点。但是，如果此时没有一点“抑制”的话，便不配为人。有一种对于价值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便是宗旨。那么，它是什么呢？
眼观、耳闻，看似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地方，实则不然，且大不可思议。这便是不可得，这里必须要有所领悟。而语言学、解释学、逻辑学、哲学等学问，没什么可稀奇的，不过是平常。能够印证感觉与理智的“不可思议”“不可得”“无所得”“究竟之地” ——我认为这很妙——这里必须要有与之相契合的地方。这种契合——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名目——以它为地基时，在它上面，任何思想的建筑都能够建成。建在沙子之上的地基是十分不稳定的。即便是哲学家，其住宅都必须能够抵御风灾水灾和地震才行。我坚信，能够提供基石而非沙石的，是东方而非西方。我坚信只有东方才能做到，西方是做不到的。
必须要明确这世上存在“思议”和“不可思议”两个世界。思议的世界即理性的世界。理性的特征便是，无论什么都要先一分为二，然后再思考。正是因为一分为二，理性有了客观性，不仅仅给自己，还可以出示给任何人看。这就好像是在公共市场上买卖东西一般。商品公开展示在大家的面前，才可以你来我往，品评商品，制定价格。由此，事物变得明了。这都得益于一分为二的做法。
因此，思议的世界也是分别的世界，是一个可以从别处学到东西的世界。所以才认为没有不可思议。然而，我们必须牢记的是，分别并不仅仅因为能够分别而存在，分别之中也蕴含着无分别 。由于分别无论如何都无法脱离客观性，所以与之相对的主观性也不可或缺。正是在主客观的对立之下，理智才得以成立。但这也只能触及事物的表面而已。事物本身是无法参透的，“我”个人也无法参透。这虽然可以通过语言记述下来，但也无法再更进一步了。因为无法参透自己，那么也就无法参透被认为与之对立的物体本身。想要参透这些，无分别的分别是必不可少的。“居然还有这等事”，住在思议界的人们心情是讶异的。他们——主要是哲学家——从未尝试过真正意义上的“退步体究” 和“回光返照” 。如若只是将事物一分为二以后，站在二者之上的话，是怎样都无法参透的。
“回光”也好，“退步”也罢，如果说按照思议界的思维惯式，将事物分为前与后，或是内与外，然后才有“回光”的话，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开始考虑从前往后、从外向内了吧。这样的转变是无法亲身体察的。体会与习得也都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样是不行的。
不仅是禅宗，就整体佛教而言，能够谈及审视内我、观照事物等话题的场合，都意味着脱离了具有可知性、思维性和逻辑性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超证 。“超越”是极为关键的。不是站在同一平面，而是站在不同的维度上。就算这么说也还是会有许多人想错，所以，姑且就以向着未知的领域勇敢前进或是入侵的决心，豁出全部所有。是时候不得不这么做了。思想家往往站在外围，换言之，他们基于客观的态度养成了习惯，所以内心也不可能变得果断大胆。在这个层面上，禅师和普遍的哲学家之间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
正如苍蝇、蜜蜂紧贴着玻璃窗挣扎。亦如钻进钱筒里的老鼠，不知退却从而陷入同样的困境——这就是所谓的哲学家。一心看向虚无，却没有“断然”冲入虚无的精神准备，也就是下不了决心。“比虚无还要虚无”的神啊——只有这一点，是虚无之神所不明白的。必须向着被认为存在的虚无的中心，投入自己的全部所有。我们常说未知的世界是可怕的。虽说的确如此，但是让人感到可怕的所在究竟是什么呢？这样想着，然后毅然地冲往未知的世界。仿佛是一心看向虚无，但是岂知虚无实际上就是自身所在。如此一来，东西南北、前后左右，皆是虚无，自己与他人也都是虚无。如果下定决心跳入虚无的无底深渊，不等陷入深渊，在下定决心的那一刹那决心本身也变成了虚无。这种情形下，没有“退步”，也不存在“回光”，自身，原封不动地便是虚无。前后内外、过去现在未来都是进入虚无之后才开始变得有意义和价值。这叫作不可思议，叫作妙。而且这也是不可得、无所得、无所用的。“专修”哲学的人们，请不要忘了你们的哲学理念是在领悟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五
禅客所说的“朕兆未分以前晓会，思量意路未动以前识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做不到这些，就只会被他人的言论所吸引，变得不能自由行动。虽然前面说“大用现前，不存轨则”，但这实际上是自由创造的世界的讯息。尽管说着“就那样”“就这样”，但是如果不能一次就通晓这些自由的讯息，那么不管说什么，终究是胡说八道。唐代中期，在禅宗即将越发兴盛的时候，有一位从古至今独一无二的禅师，名叫马祖道一。有一回，马祖道一看见一位僧人正要下台阶，便唤了一声“大德”。所谓“大德”应该是“您”这样的意思吧。今天我们朋友之间的话，叫的是“喂喂”之类。于是，那位僧人转过头来。不管是谁在这种时候，做出这样的举动都是最自然不过的。这时，马祖说了如下这句话：
“从生到死，只此而已。朝向那里，又朝向这里，成了什么呢？”
这么一说，僧人当下便开悟了。
仅仅看这个，确实是一刹那的事情，肯定觉得没有完全弄懂。稍作说明的话，这位僧人并非只是下台阶而已。一定是认真思索，一副沉思默想的样子，从而连师父马祖在旁边都没有注意到，一级一级地，在梦中下着台阶。这时，出乎意料地，被师父的一声“大德”惊醒，不由得无意识地回转过头去。于是，他发现，叫他的人，不出所料就是师父。接着，师父又说：“哎呀！真是个糊涂人！一直这样不就行了吗？不需要看向这边看向那边的。”平生迷惑不已、正在黑暗中摸索的僧人不禁说了句：“啊！是这样啊！”一直以来历经千辛万苦到处追寻的“是者汉”，不就正在眼前吗？既是如此，说着“这个”，不从执迷中跳脱出来的话，就不知道该往何处去。只有肯心自许 而已。
问何为“佛”，
“佛”。
问何为“法”，
“法”。
想着原来如此。
问何为“禅”，
“瓦的碎片”。
问何为“道”，
“碎木片”。
在这样的情况下，倘若听到了荒唐无稽的问答，应该会无所适从吧。
此外，有时也会有如下的问答。
“诸和尚子莫妄想。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
（除此之外还需要探究什么吗？饥则食，渴则饮，这不就足够了吗？）
若有这样的说教 ，便有一个和尚站出来说：
“学人见山是山、水是水时，如何？”
这时，讲经台上的和尚将手举起，在空中画出一条线，说道：
“三门为什么骑佛殿，从这里过？”
像这样的学佛问答不胜枚举。禅文学便是这样形成的。但是将事物神秘化并非禅的功用。神秘存在于哲学或是语言学那里。不出思议界的范围之内，无论如何都要依附无始劫来 的积习，不得自由。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也有一位禅僧说过下面这番话：
“还未参禅时，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稍稍参过禅的话，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然而，修行圆满之后，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必须要一次性地跨过“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时节。否则便看不到真正的山，也看不到真正的水了。《般若经》里有“A不是A，故而A是A”这样的说法。这是一种不曾陷入亚里士多德理论圈套的见解。然而，要进入物的真相之中，便不得不经过这条“矛盾之路”。不用在语言的层面上进行整理，而是必须体会，必须“知见” 。
六
大体上，我打算在此稍作停歇。禅这种东西，与现代人的生活究竟存在怎样的联系呢？尽管我觉得稍作思考自然就会明白，但如果一定要说一点的话，应该会是这样的：
首先，现代人唯一热衷的事就是把自己封闭于组织之中。组织当中也分许多种类。社会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组织。宇宙全体则已是一个巨大的组织。作为人类，是无法脱离组织活下去的。存在本身就都是组织结构的一部分。这种意识在现代人的心中得到了极大的增强。有的政治家会夸下豪言，说世界正悉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但是，无论成为多么狂热信仰组织的信徒，他们也自知无法说出要把人类社会变成蚂蚁蜜蜂式的生活组织那样的话。无论嘴上怎么说，都不能忽视人类生活的事实。出于对现状的不满，从而想方设法开辟新的前途，这样的想法是无论哪个时代都有的。于是，年轻人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提倡说：如果能迅速地实现共产主义国家体系就好了。至于共产主义国家是怎样行动的，那里的国民们又是怎样享受生活的，他们并不十分清楚。所谓铁幕 背后，多半都被秘密的帷幕所掩盖。这就十分可疑了。没有什么东西能把一切都暴露在青天白日之下，毫无保留地展示给天下人看。无论怎么解释，一定都还在某处藏有阴暗的部分。真想一窥这些阴暗的角落。恶一定把这些地方当作绝妙的栖身之处。
人类生活的终结，必须选择将自己从所有人工组织中解放出来，在自我的组织中进行日常生活的时机。也就是说，当人脱离了客观的制约，进入了主观的自然法尔 的世界之后，就是人类存在的终结之时。这个终结不知什么时候会来临。它来也好不来也罢，仅仅是一个劲儿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就已经收获颇丰了。在此之前，人为的组织会随着导致人类终结的各种条件的转化而发生转化。所谓各种条件，指的是自然界的环境及组织构成者的知情意 方面的进展。（这种内外的条件指的是最广义上的。）由于这一系列的条件始终在发生着变化，以此为基础扩展出的人类思考并创造出的社会组织，是绝不会具有永久性的。
此外，一处场所、一个时代中的构成，能够一成不变，无论到何时，无论去往何处，都完美无缺，这就好比痴人说梦。因此，我们必须明白，这是一种始终带有不稳定性、变化性和局部性的事物。
人为对自然环境加以改变的范围是有限的。但是，应该视作永不改变的，不，是必须明确认定为永不改变的东西，是我们内心自由的创造力。将其称为内心，正如我之前所述，是一种颇有缺陷的表达。然而，眼下无暇对此展开详细的论述。无论如何，处于我们人类内心极限的东西是亘古不变的。因为这是人类社会组织真正的根源，不管做什么、想什么，我们都必须要将这里定为思考最后的归处。
关于内心的极限，禅学中通常对其有各种各样的命名，比如“我”“自己”“本来之面目”“无位真人”“不与万法为侣者”“平常心”“非心非佛 ”“无分别心”“无知之知”，等等。它能使万德达到一种圆满之境。将万德直接称作万法也是可以的。或者也可以说是“大用”或是“妙用”。有“真空妙有” 这种说法，不过还是“真空妙用”这种说法更好一些。这些说法，无论哪种都是一种无限的自由，所以也并不存在什么“轨则”。不被组织所限制，反过来成为创造组织的主人公。宋代的佛眼和尚，虽然作风有些老派，却也打了个有趣的比喻。
从前，有个行路人迷了路。他决定在道旁的空屋里过夜。可是，到了半夜，有一只鬼带着人的尸体进了屋子。不一会儿，又有一只鬼来了，说：“这尸体是我的东西，哪能随你处置，把它给我。”
先进来的鬼说：“不对，先进来这里的是我，是我把它背过来的。”后来的鬼对它的话充耳不闻，一把就将那猎物夺了过去。于是先来的鬼说道：“真是岂有此理！这里有一位客人，他比我们来得都早，投宿在这里，不如去问问那个人，让他来当证人吧。”
两只鬼来到行路人的面前，问道：“这具尸体是谁带来的？”
行路人心想：“不管是谁带来的尸体，鬼这帮家伙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到最后恐怕我也要被它们吃掉。以前我听说，如果临死的时候不撒谎的话，就一定能投胎转世去天道。没关系，只要不撒谎就好。”如此下定决心，说：“这尸体是前面的鬼带来的。”
后来的鬼听到他这么说，哪有不生气的道理，立刻就朝行路人猛扑上去，将他的四肢扯了下来。
先来的鬼看到这场面，心想：“这可真是可怜！无辜的行路人因为帮我做证，才遭遇到这场横祸。”于是他飞快地将尸体的四肢拿来，将行路人的身体修补如初。然而，后来的鬼又将行路人的头、脸、内脏等全给扯了下来。先来的鬼又逐一把尸体相应的部位取来，照原样修复好。
最后，两只鬼一边争吵着，一边把行路人被扯下来的支离破碎的手脚、内脏等等吃了个干干净净。就这样连痕迹也没留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然而，被留在废屋里的行路人，尽管自己原来的头颅、内脏及四肢，皆为两只恶鬼吞噬殆尽，但自己并没有死去，仍然活了下来。自己从父母那里得到的躯体已然死去，然而现在的身躯，原本是归属于其他亡者的。自己到底是谁，一旦开始这样思索，行路人便坐立不安起来，如狂人一般开始迷惑不安。
所幸，他遇见了附近寺庙里的和尚，解开了疑惑。
这一段故事颇有意思，有许多值得参考之处。第一，所谓我们自己的身体，这，到底是不是属于自己的，究竟如何呢？谁都会认为自己的身体属于自己，然而真的是这样吗？若是属于自己的，那似乎便可自由地支配，但怎么也做不到。人不是自己想要出生才出生的。人是父母所生，而其父母也并非随意诞下他们的孩子的。无论怎样回溯过往，也无法找到自己的自由意志。无论是理论上、生物学上还是生理学上，无一是靠自己的想法来完成的。
然后是自己出生的时间及地方，也即是自己所被给予的根基，既然是给予的根基，在此处也并未加入任何自己的自由意志。虽道人是环境的产物，但无论是从外向、客观上还是物理上来看，都不得不那样去考虑。仅有必然，没有自由。即便说着“我自己，我自己……”，拼尽力气，也无济于事。如果像是现代那样，无论何事皆在组织中固定地进行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正如艾希曼的辩白 那样，一切都是命令。巨大机械的一个小齿轮，无论怎样都无法被别人关注。（齿轮本身）并没有任何责任。
话说回来，反过来从内向的角度来看，“自我”依然存在。不仅仅是小小的地球，就连三千大千世界也能一口吞下去的东西，就潜伏在这里，实在是不可思议。不仅仅在空间上，在时间上也有这样的情形。三世也不过轻轻一握就碎了。就连说过“要有光”的无始劫初的神明，而今也出现在了眼前。客观来看的话，别说是成为鬼的饵食，甚至也会被狗吃掉。尽管如此，到了主观方面的人生，就会变成刚刚所说的那样。
尽管手脚和头颅都被鬼随意地替换了，但“我”依然是“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客观而言，在语言上可以思议的存在之中，必须思议到与之完全不能相容的“不可思议”的根源，为什么会混入其中呢？在“身体”这个组织中，甚至是在最严格意义上的组织之中，与之并无交涉的名为“我”的意识，为何会潜伏于此？据说，尽管“我”是物理性、生理性的身体，在达到一定的组织程度之后，会发生自然而然地从中脱离出来的epiphenomenon 。因此，也有学者认为，不必为此而争吵。然而没有比这更荒唐的理论了。在对而今真实存在的价值进行发生论式的评价时，不管是人类、马粪抑或是牛尿都必须以统一标准来进行评价。确实，也有像这样看不起人类的政治家或者军人存在，而且，也不可断言今后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然而凡是稍懂事理的人，不，即便是唯物论者自己，被人无缘无故地踹倒的话，也会愤然而起的吧。这种愤然而起，就当成是组织这个箩筐上的铆钉稍微有些松动，用铁锤砰的一声敲一下铆钉头如何？说这是损害人权、伤害人类尊严的行为，说不定会更加愤怒。人类的存在，在生物学上也是因合理的理由、适当的条件而诞生的，所以这个“人”的意志，与它一点关系也没有。从组织上来看，即便认为在必然性支配的地方，个人的责任、道德上的价值等等都不应该存在的这种想法逐渐加深，在这存在的内部，也有无法稳定下来的东西。这该予以肯定吗？
这样的东西，是一种主观的情绪，丝毫不必在意。将眼前的工作当作后生 之大事，将组织的保存作为最高生活条件的话，多余的担忧便会自行消散而去，这样想不就好了吗？——这世上有相当多的人，说着这些无关紧要的话。然而，这样就真的可以安心了吗？究竟如何呢？尽管有着提高生活水平的因素，或者说是因为这一点，抱怨精神失常、心理失调等问题的人接连不断地出现，这又是为什么呢？不仅如此，甚至连自杀的人不也在增加吗？这样的社会现象，又该如何裁断呢？
在“假我”的世界，思议的世界，由组织构筑的世界，机械、概念、技术、经济与权力所牢牢控制的世界中，存在着无论如何都无法实现的“无之极限”的世界。这并非是空荡荡的世界，而是蕴藏着无限力量的不增不灭、不得不失、万德圆满的世界。我希望能接触一次这个世界，获得它的消息，然后，建立起哲学体系。希望能够一面从政，一面经商。这样，外交问题、劳资问题，以及其他一切有关组织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所谓佛心，即大慈悲也。大智、大悲、大方便 ——这些都是从“不可思议”的根源中涌现出来的。面向外部的进化，今后一定会转为内向。
（原载于1961年8月号《中央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