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一、净土与净土思想净土思想是印度大乘佛教的重要思想之一。大乘经中无量诸佛的出现，就伴随着无量净土的出现。诸佛依于净土受用无上妙法乐，也依于净土度化一切众生。而且众生在修习成佛之道的过程中，也与净土紧密关联。首先在菩提心中就包括这方面内容，即誓愿自度度他，具体为誓愿修集一切如来善法，严净一切佛土，成熟一切他有情。而菩萨行主要以诸佛土为中心展开，即以一切佛土为深入佛法的主要基地，所以在经中要求菩萨入一切佛土，亲近一切诸佛，这在《华严经》的普贤行中有最清晰的阐明。正是因为不仅因位修行以净土为依止，而且在果地受用

在此，我无意对经典作出严格的界定。就其一般性来说，它是能够引起持续震撼力的那一类伟大的著作，最能体现人类“原创性”的东西基本上都凝结到了经典之中。经典普遍存在于人类几种伟大的文明中，它是一种“特殊”的贵优“珍品”，而且是不朽的。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之下，“经典”可以划分为一些不同的类型。这里，我关心的是与下列讨论有关的一种类型的经典。这种类型的经典，大概相当于Bible或Holy Bile而不是Classics，在

一、从部族史到华夏史中国历史上所称的“华夏”，近世以来与“民族”一词联用，习称华夏民族，是个巨大的覆盖众多族群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在先秦学术史上，有关华夏民族起源和演进的种种历史观念，现在可以统称之为华夏史观；与此相对的是各部族以自身族类记忆的形式展开的历史观念，现在可以统称之为部族史观。部族史观多可追溯到传说时代的神话与史话，其中也包含了若干华夏史观的初始因素，并成为日后华夏史观整合与进化的思想基础。近世顾颉刚先生在创立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度由于存在时间很久，各个时期多有变化。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制度进行分阶段的考察。在这篇文章中，只讨论魏西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一、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创立于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在西晋一朝遭到了大规模的抨击。当时许多人批评中正制度，其中尤以刘毅“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1)一语最具代表性。涉及到九品中正制度的论著，大都据此得出结论：当时世家大族垄断了上品。本文认为，这一结论仍有值得商榷之处。(2)晋武帝时，段灼上表称：&ldqu

本世纪以来，随着敦煌本《坛经》和其他禅籍的发现，中外学者围绕着《坛经》作了许多研究，并就一些问题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坛经》的作者究竟是谁？《坛经》与惠能思想的关系如何？《坛经》是如何形成并流传的？在《坛经》的流传过程中，其版本有哪些变化？这些变化说明了什么？现存不同版本的《坛经》之间相互关系又怎样？。这些问题曾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兴趣和讨论，甚至形成了所谓的“一代学术公案”[1] 。时至今日，中外有关《坛经》的研究成果仍然层出不穷。为了更好地全面把握惠能和禅宗的思想，本文拟对上述有

《楞伽经》与《大乘起信论》是对包括禅宗在内的中国化佛教有着重要影响的两部经典，二者间的关系一直是古今中国佛教学者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一般认为，《起信论》作为宗经之论，在思想上与汉译《楞伽经》有极大的关联。慧远、元晓、法藏等古代大师皆持此种观点，（1）并断定魏译《楞伽经》对《起信论》更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近代佛学家吕澂详细地分析了《起信论》的思想来源，甚至判定《起信论》直接脱胎于魏译《楞伽经》。（2）在他看来，《起信论》完全是根据魏译《楞伽经》的错译、错解发挥演绎而成的。吕澂的观点影响甚大，差不多已成为定论。然

一、“《大乘起信论》问题”与完整唯识思想围绕《大乘起信论》有很多争论，至今尚无定论，形成了“《大乘起信论》问题”。对“《大乘起信论》问题”的探究，可以预知，永远会有众多的可能结果。这是因为，《大乘起信论》本身文约义丰，而且出现在中国化佛教传统形成的转折阶段，堪称这个大传统的理论出发点，也是中印佛教交涉最有代表性的交汇处。由于其牵涉到中国佛教前期数百年和此后一千几百年的理论与实践，以及通过翻译与传承而移植的不同印度佛教思想传统，乃至中国

一、“从无到有”的世界生成图式东方国家的古代哲学家对宇宙创世有很多种说法，其中主要有“从无到有”说，对宇宙是从“无”开展而来还是从“有”开展而来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希腊古代哲学家却完全不同。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宇宙的生成演化完全是神的创造，他们把神的创造和自然的生成交织在一起，以神话世界观来解释世界生成图式。直到公元前6世纪左右希腊早期哲学家出现之后，才开始了自然哲学的思考。而中国诞生于公元前的《淮南子》对宇宙和世

“风神”本指人的风采神态，如《晋书•裴楷传》称裴楷“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博涉群书，特精理义，时人谓之玉人”[1]（卷三十五，P1048）。后来也用以评论文艺作品，如唐孙过庭《书谱》：“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注：《丛书集成初编》据《百川学海》排印本，第1622册，中华书局，1985年新一版。）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目录》评赵公祐曰：“用笔最尚风神骨气。”（注：文渊阁《

钟嵘《诗品》说《古诗十九首》其体源出于《国风》。[1] 其后，学者多从比兴等角度探讨两者的渊源关系，而对其引用《诗经》情况重视不够。自唐代李善到现代学者朱自清、马茂元，虽有涉足，但仅指出一些明引部分。本文拟全面考察《古诗十九首》引用《诗经》的情况，而对借用意象、化用语意等暗引部分做出重点剖析。最后，对其引用《诗经》的特点和意义作进一步探讨。一、《古诗十九首》引用《诗经》的形式(一)词语的引用“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凛凛岁方暮》)，“巧笑”出自《卫风&a

享年问题是关于陶渊明的一大疑案，聚讼纷纭，由来已久，至今仍然没有圆满解决。其中以主六十三岁说者最为普遍，自（宋）王质《栗里谱》以来至（清）陶澍《陶靖节年谱考异》、今人逯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均主此说，当今许多学者以及许多中国文学史教材也采用此说，不必一一胪列，郭银田虽主此说而稍游移〔1〕。此外， 还有倡七十六岁说者（张縯）〔2〕， 倡五十一岁说者（吴挚甫）〔3〕，倡五十六岁说者（梁启超）〔4〕，倡五十二岁说者（古直、赖义辉）〔5〕，倡五十九岁说者（圣旦、邓安生）〔6〕等等。研究这个问题而有冀于发现新

治三代以上的古史首要就在把握“华夷之辨”——也就是作为征服氏族的华夏族与土著居民之间的种族区隔。历史上的华夏民族很可能来自遥远的中东地区。1张骞通西域一个附带的使命就是寻访中华文明之西方根源——他在给汉武帝的报告中说“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2很明显，甘肃弱水在汉人看来仅是东晋南朝“侨州郡”一类的地名，而与之对应的西亚之弱水才是毗邻西王母所居处的原版“弱水。

本人研究先秦，萨保问题之所以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因为这个问题与我十多年来研究的神守、社稷守有关。最近，同事李锦绣女士指引我去看了几篇论文，我感觉萨保可能是祭司首领的称呼。后世见于《三国志》的“天君”，《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里的“鬼主”，是政教合一的部落首领，也有助于理解萨保。首先我想强调，单是从《唐故米国大首领米公墓志铭》开头说“公讳萨宝”，看出“大首领”可以和“萨宝”划等号。

一朝鲜李朝时代（公元1392－1910年）有两种流行的汉语教科书，一种是《老乞大》，一种是《朴通事》。一般认为，“乞大”即契丹，老乞大即老契丹，书名可能与作者身分有关，但具体情况已不可考。《老乞大》全书不到二万字，以高丽商人来中国经商为线索，用对话的形式，叙述道路见闻、住宿饮食、货物买卖等，并穿插一些宴饮、治病的段落。此书供朝鲜人学习汉语之用，同时又具有旅行指南和经商指南的功能，具有实用性。至迟在15世纪前期，《老乞大》和《朴通事》两书已作为李朝的“译学”教

一、前言《中庸》的开头是如下一段经常为人所引用的格言，我们将会论证这段格言属于孟子之前的文献材料，这些文献材料与孔子之孙子思有关。[1]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对于《中庸》的整篇文献，包括以上这一段，朱熹毫不怀疑地认为出自子思本人之手。他坚决认为有一个纲领贯穿其中，这个纲领使得《中庸》既深刻又连贯。作为一种既经建立的学术智慧，朱熹将《中庸》刻画为一个连贯整体，这种看法自宋代以降便居于学界的支配地位。尽管如此，与朱熹同时代的一些批评者们当时就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中庸》是由一些彼此分离并且常常冲

“文学史学”这个名词总令人觉得有点别扭，倒不是由于它听起来拗口，而是由于对它的意义不甚了然。旁观其他历史学科，似乎没有这样一种“亚学科”。与文学史性质相近的学科为数很多：科技史、艺术史、哲学史、史学史等等，但似乎不曾听说有什么“科技史学”、“艺术史学”。哲学史与史学史这两门学科的繁盛程度并不亚于文学史，也未见有人在它们后面再缀上一个“学”字。那么，为什么唯独文学史要派出生一门&ldquo

吴乔《围炉诗话》是清初诗学一部重要的著作，关于它的写作情况，作者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所作的自序中说：“辛酉冬，萍梗都门，与东海诸英俊围炉取暖，啖爆栗，烹苦茶，笑言飙举，无复畛畦。其有及于吟咏之道者，小史录之，时日既积，遂得六卷，命之曰《围炉诗话》。”[1]辛酉为康熙二十年(1681)年，是冬吴乔客京师徐乾学邸。陈维崧《湖海楼诗集》卷八《屡过东海先生家不得见吴丈修龄诗以柬之》诗云：“最爱玉峰禅老子，力追艳体斗西昆（修龄精禅学，又善拟无题诗）。朱门纵视如蓬户，入幕长愁

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都讲和谐，但道家不仅在思想上主张和谐，而且将其落实在修道的行动上。可以说，道家的修行之道就是和谐的追求之道、实行之道。道家和谐之道有四个基本的要点，这就是合道顺道、自然无为、多样统一及超越对立。道家正是通过这四个要点来追求和实现其和谐的基本目标，尤其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和谐目标。合道顺道根据道家的认识，天地万物都由道化生，其自然和谐的存在也是由道来决定的。要达到天地万物的和谐，尤其是人和社会的和谐存在和发展，必须是在合道顺道的前提下，这也正如庄子所说：“道者，万物之所由也

一些儒学研究专家着力阐释孔子儒学中的主体性原则，把“个体（主体）的发现”作为孔子儒学的主旨。[1](PP.71-72)这样的解释有几个益处，一是可以和西方现代哲学对话，二是可以与当下社会的主体性精神需求结合起来，阐发孔子儒学的当代意义。但是，这一解释立场明显受到西方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影响。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反省的解释学立场。当我们在抬高孔子儒学的主体性原则的同时，在某种意义上贬低了儒学的特殊性价值，有把儒学等同于西方主体性哲学之嫌。现在应该是重估孔子儒学中的主体性原则这个解释学视

对《大学》中“格物”观念的不同诠释，或许是最能反映阳明学与朱子学不同取向的一个方面。不过，即使在中晚明阳明学的系统内部，不同学者对“格物”观念也有互不相同的理解并且相互之间进行过辩难。格物之辨不仅是一个经典诠释学的问题，更多地反映了不同学者对工夫问题的各自看法，构成中晚明阳明学工夫之辨的一项具体内容。明末的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称蕺山先生，1578-1645）曾谓“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1]这当然是就整个宋明理学传统而言

1932年熊十力《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出版，是他从学术思想上背离他的老师欧阳渐（竟无）先生及其学派的标志。之后，欧阳先生授意刘定权（衡如）作《破新唯识论》，熊先生作《破破新唯识论》，展开论战。日后参加论战的，有欧阳先生及其高弟吕澂（秋逸）、王恩洋、陈铭枢（真如）等，还有释太虚及其高弟释印顺，以及周叔迦、释巨赞、朱世龙等。[①]这成为中国现代佛学史上的一桩公案。我在本文中主要论述熊先生对佛教唯识学的批评。一、关于性体：“性觉”与“性寂”之争欧阳竟无先生以唯识学

我对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认真地用科学方法加以探讨，则会发现它的教义与仪规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都有其产生根源，都是人制造成的，都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因此，研究越深入，则信仰越淡薄。如果一个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种宗教，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的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够深入，自欺欺人。从整个世界自古至今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一个文化，不管在某一时期内发展得多么辉煌灿烂，如果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又没有外来的新成分注入，结果必然会销声匿迹，成为夏天夜空中的流星。佛教几乎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给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自由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理念。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争论的焦点之一。“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者凸现自由与儒学的紧张性，强调对儒学纲常伦理的批判是建构自由观念的前提，因而对儒学传统采取坚硬的否定态度。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而言，虽不拒斥自由的精神理念，但其文化领域的强势卫道立场，使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也难以兼容。不过，20世纪后半叶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中出现了一些人物，他们致力

古典儒学既是无神论的，又具有深刻的宗教性，两方面同时兼而有之。这是一种没有上帝的宗教，是一种确认累积性的人类经验本身的宗教。儒学所赞成的人类成长和扩展的方式是：它们由整体的意义——我将称之为“协同创造”（co-creativity）——造成，并且对这种意义作出贡献。在古代典籍中，“协同创造”具有许多相关的表达方式（仁、君子、圣人、和、中庸），但是，在所有的情况下，用杜威的话来说，它是“做和经历&rd

“境论”“量论”不二熊十力先生学贯古今，融会中西，出入佛道，取精用弘，而要归于儒，创立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哲学体系，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有着一定的影响。熊十力哲学体系主要有三大组成部分。他在《原儒》绪言中说，在完成《新唯识论》后“更拟撰两书，为《新论》羽翼。曰《量论》，曰《大易广传》。两书若成，儒学规模始粗备。”熊氏的《新唯识论》原计划包括两部分，即“境论”和“量论”。然自一九三二年正式发表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