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段祺瑞。他人以为他是军阀，他却以为军阀是他人。段祺瑞的八勿遗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哀，其言也善，段祺瑞的遗言：“余年已七十有余，一朝怛化，揆诸生寄死归之理，一切无所萦怀，惟我瞻四方，蹙国万里，民穷财尽，实所痛心，生平不喜多言，往日曲突徒薪之谋，国人或不尽省记，今则本识途之验，为将死之鸣，愿中国人静听而力行焉！则余生虽死犹生，九泉瞑目矣。国虽弱小，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望，亦至简略：（1）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2）勿尚空谈而不管实习；（3）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4）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5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这是1925年3月孙中山辞世后，陈炯明所撰挽联的内容。这副挽联，曾一度被人认为“极其微妙”，因为它将陈炯明叛变后的复杂情绪全部展露了，它也写出了陈炯明对于自己叛变后的坦然，他坚信：“是非功过，自有千秋青史在”。写下这副挽联时，陈炯明因兵败刚刚逃到香港。这一年，陈炯明年已53岁。人都说“五十知天命”，陈炯明似乎也已了悟天命

现在很多人谈到大西南作为中国抗日的大后方，都觉得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不可否认，从地理位置、经济环境和国际交通这几个层面来看，大西南的确是持久抗战的天选之地。从地图上看，整个大西南地区群山巍峨，地形复杂，可以很大的冲击日本帝国主义机械化部队的展开；从经济上看，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号称天府之国，向来是古代诸侯割据的兵家必争之地，强大的战争潜力足以支撑战局；从交通上看，大西南向北可以连接苏联，向南可以通衢印度、缅甸，以获得国际上的支持，抗日战争进入到后期，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的相继开通，也确实印证了大西南的重要

1、民国北洋时期有三位经国会选举出来的正式大总统，分别是袁世凯、徐世昌、曹锟。按照民国法律规定，大总统须由国会议员选举而来。孙中山属于战时的临时大总统，是参与辛亥革命的的南方17省代表选出来的，其实不能代表全国。黎元洪是在袁世凯去世后继任总统，之前他是副总统。冯国璋本来也是副总统，在张勋复辟、黎元洪避难的情况下，由他代理大总统之职。2、民国北洋时期施行的是责任内阁制，国家政务主要是由内阁处理，国务总理的实际权力不亚于大总统。北洋时代一共出现了40任总理，各总理的平均任期不到5个月。可见北洋时期政局之混乱，

1930年9月，韩复榘在中原大战的烽火狼烟中，接任山东省主席，此后他一直在这个位置上，维持着半独立状态，积极建设大山东，直到1938年因抗日不力被蒋介石枪毙。统治山东期间，韩复榘面临的最大一次挑战，是由 “胶东王”刘珍年发起的。刘珍年统治胶东12县，手下有3万多精兵，在山东省搞割据，不把韩复榘放在眼里，时刻欲取韩复榘而代之。韩复榘什么人？连老冯都被他耍得自抽嘴巴子，可知其人精明阴狠，他是绝对不会容忍刘珍年威胁他的统治的。刘珍年呢，也不是孬货，他是从张宗昌手下摸爬滚打逆袭起来的，目空

吴佩孚大军与湘军激战的主战场，与1800多年前的赤壁之战的主战场，大致在同一个地方。战争中，吴佩孚还出动了海军部队，纵横长江水域。如果湘军和川军也有水军，那湘鄂战争简直就是低配版的赤壁之战。为方便理解，我们不妨做一下类比：把吴佩孚比作曹操，把王占元比作刘表，把赵恒惕和刘湘比作刘备和孙权。01说湘鄂战争之前，先认识一个人——王占元。1861年，王占元出生于山东馆陶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年幼父母双亡，生活十分艰难，只能混迹于乡间当古惑仔，后流落到邯郸，一度加入了丐帮，几经辗转，落脚于一家

中国冰城哈尔滨，大家都不陌生，最近人们则会更多地提到这座城市，因为正在热映的<白日焰火>取景地正是这里。关于寒冷城市中的情与爱，隐忍克制和几近变态的疯狂，电影从一个角度给予了解读。如果从更广阔的时间轴来审视它，从历史与政治的风云之中窥探一座城市中的情与爱，恐怕就不是一个故事能说明白的了。我有些偏狭地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能比俄罗斯人更擅长诠释那种隐藏在平静沉默中的疯狂，他们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故事。而这里将要提到的情事和历史，就是有关这种疯狂的。回想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时，整个国家的波波娃在各路

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有多“现代”？普遍的印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落后国家，尽管有着绝大多数依附土地的务农人口，仍挣扎地走入了二十世纪；唯一的例外是通商口岸里的一些“文明”孤岛。历史学者甚至往往将“现代化”解释为“西化”，聚焦于一小部分由外国管治的租界：如上海的国际租界就被描绘为“现代西方”与“传统中国”两个世界之间的“桥头堡”。有些批判性的

詹天佑建设京张铁路的事迹，说的人很多。毋庸置疑，这是中国工程技术在那个时代的奇迹。其实，这条铁路除了工程奇迹之外，也创造了两个小成就。一个是项目管理成就，以那个时候清政府的能力，能保证如此昂贵的一条线路顺利竣工且没耽误过款项拨付，竣工后没超预算，也属于极难得的成就；另外一个小奇迹，则是外交成就，属于晚清时代少有的占了洋人便宜的谈判成果。要说京张铁路，先得说说京奉铁路。京奉铁路的历史很复杂。篇幅所限，简短来说，这是一条从北京通到奉天的铁路。不过在1907年之前，它还没全线贯通，所以名字还叫做关内外铁路。顺便

读中国历史最大的感慨就是中华民族大概是这个世界里上进心最强的民族，比如，在我们看来“穷则思变”是天经地义的规律——国家积贫积弱，被外族侵略欺凌，总有无数仁人志士站出来想办法找出路，而这个规律在全球其他地区却不大适用，比如印度，比如非洲，这些地方的人群可没有穷则思变这一说，在更多时候总是逆来顺受承受一切——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很佛系。清朝末年，人心浮动。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期，中国被列强按在地上反复摩擦毒打了几十年。当时举国上下都一致认

人潮汹涌的上海火车站，传来三声枪响，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应声倒下。1913年3月20日，31岁的宋教仁在国会选举大获全胜后即将北上赴京。如果不出意外，他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刚到车站剪票处，宋教仁就被凶徒连开3枪，其中一枪击中要害。前来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急忙将宋教仁送往医院抢救。两天后，3月22日凌晨，宋教仁不治身亡。宋教仁遇刺案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大案，至今没有定论。宋教仁（1882-1913）后人读史至此，常将这一事件视同多米诺骨牌的倒塌，其使原本相互妥协的南北政府走向决

周西成此人确实是个传奇，只是死得太早了,所谓的天妒，大概就是这样吧。执政时间不长，人死政存，虽身死而黔疆百姓筑祠念其功德。他以特立独行着称于世，以叱咤风云傲啸于大西南，以勤政爱民廉洁奉公享誉于黔疆。他离开人世已经整整近九十年了，可是在川黔滇三省的大片地区内还有着许多的普通老百姓对他念念不忘津津乐道，在贵州省会贵阳，老一辈的上了年纪的人们，提起周西成无不分外来劲，如数家珍。基本情况周西成(1893-1929)，名世杰，号继斌，贵州桐梓新桥黑神庙人。光绪十九年（1893）生，少年时读明德学堂。1911年投身军

一个人的一生，做完三件事就可以回去了。哪三件——自欺，欺人，被人欺。南怀瑾曾经这样感慨。2012年10月1日深夜。苏州吴江市，在他一手创建的太湖大学堂里，“护持工作小组”尚在忙碌中。过会儿，学堂官网上即将推出纪念专题，正式公布：南怀瑾先生已于壬辰年八月十四日（西元2012年9月29日）下午十六时廿六分，在太湖大学堂安详辞世，寿终正寝，享年九十五岁。祭奠仪式已在9月30日举行。通过学堂严守的黑栅铁门，向右前行数百米，记者被勒令止步7号楼前。楼下一层侧门内，是平

记者：佛教的目标何在？人们说学佛的目的是要进入西方极乐世界。这种极乐世界存在吗？何新：学佛的目的，是追求对人生与世界达到彻悟（觉醒）的境界。小乘极力渲染和宣讲极乐世界。但大乘主张诸法无常，诸法无我，一切境由心造，“境”只是主体、本体自身所设定的虚幻意识，是缘起性空的变动之流，既然如此又哪有什么永住不迁的极乐世界？佛学的涵摄性极广，其流派亦繁多。般若的基本原理是主张“性空”。般若学中的“缘起性空”论，指诸法（法即现象）的自性空，本旨正是

普贤是藏传佛教中常提及或出现的著名菩萨之一，特别在各派密宗中将普贤菩萨的地位提升到极致，以表法身佛或法身境界。而宁玛派作为藏传佛教诸多宗派中唯一跨越“前弘期”和“后弘期”的具有悠久历史的重要宗派，对普贤菩萨之法身说更倾注颇多笔墨作了全方位、多角度、追根究底的阐述，并结合自己宗派的密法与普贤法身佛之间建立渊源关系。本文仅就宁玛派与普贤法身说略作讨论，主要从“旧密”与普贤法身之说、“九乘”判教与普贤法身之地位，以及“大圆满法”与普贤法身之境界三个层面或不同角度，梳理、归纳和分析宁玛派对普贤法身佛或普贤法身境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1926年发表在《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上的《记念刘和珍君》里的一句话，鲁迅先生的文笔依旧犀利如昔，但却字里行间多了一丝悲痛。这是他对“三一八惨案”中所有遇难学生的哀悼，也是他对反革命的军阀一种强烈的控诉。然而，甚少有人知道，在这桩惨案背后，还发生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其中就包括鲁迅先生和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的一些往事。这个世界，从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而鲁迅先生为何点名骂李四光先生？对方还不敢还嘴？1924年，杨荫榆担任北京女子师

日本对华之一贯政策，为煽动内乱，破坏中国之统一。清末之排满革命，日本实援助之，助款济械，历有年所。然彼非同情中国革命，其真正目的，系欲中国长久分裂，彼可坐收渔人之利。--王芸生近现代中国的种种不幸或幸的命运--危厄、动荡、几近覆亡、革命、机运、凤凰涅槃--都与他的强邻、或者说恶邻、一衣带水的日本密切相关。本是同文同种、同洲同俗的千年友邻，本是同受欺压、同病相怜的后进国度，然而，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必须面对这一新的世界格局的挑战，落后就要挨打啊，于是日本君臣，上下一心，步武西法，幡然改革，

中国革命已经证明，它是现代革命运动中，最持久、最广泛、最深远的一个。它在这几方面，都超越了俄国革命，它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体制和价值，作出根本的改变。它又尝试改造人的思想和态度。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社会，建立于一些从根本上说来是不同的价值观念与原则。不独如此，中国试图自觉地、骄傲地有异于西方而忠于自己，使某些知识分子、官员的态度，尖锐地作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因为他们于六十年代以前，力图自觉地、谦逊地而又尴尬地始则模仿西方，继则模仿苏联。现代西方和中国之间的众多原则上和价值观上的分歧之中，最基本

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国共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开始换位。那些在这个过程中成为“贰臣”的人们，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所谓特殊，指这个群体在政治与情感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游离于两党之间，对于国共两方或多或少都有些若即若离。这是一种仅仅发生于过渡时期的现象。可以肯定的是，在两个生死相搏的敌对政权之间游离，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是不能被接受的，因此不管当时还是后来，这都是一个被极力遮掩的问题。迄今，人们所看到的这个群体，大都是经过包装之后的面貌。在这个成因各异的群体当中，傅作义与他

大清帝国的龙旗落地，距今已近百年。这个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辉煌壮丽，它的黑暗腐朽，都已化作历史的云烟。按照我国的传统，早该给它修一部正史，以盖棺论定。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这一修史的条件，是否各方面均告成熟，至今仍难定音。好在条件也是人创造的，许多条件的成熟也正是一个人的主观努力的过程。清史的编纂，是一个盛举。共襄盛举的，清史学界自然责无旁贷，此外，还应有包括世界史在内的整个中国史学界。不仅如此，作为21世纪的宏伟学术成果，它还应该是跨学科综合研究的结晶，体现新世纪对学术研究的时代要求。

话说，明朝末年，党争严重，朝内文臣俨然形成了两大阵营：正气凛然的东林党人和被东林党人指斥为代表邪恶势力的“阉党”。这两大阵营互相攻讦、针锋相对，不共戴天。相对而言，东林党人比较团结，众东林党人都紧跟着东林领袖赵南星、刘一璟、周嘉谟、杨涟等人共同进退，步调一致，声势浩大。“阉党”其实不属于党派，只不过被东林党人一口一句怒斥为“魏阉”的魏忠贤权大势大，朝中的浙、齐、楚、宣、昆各党派的党人不约而合聚集到魏忠贤的麾下，从而成为了与东林党抗衡的

梁启超思想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国家主义的阶段，他的这一段思想历程，决定了他后来对维新与立宪的思考，对改良与革命的态度，对国体和政体的选择，乃至对孙中山和袁世凯的看法与分合关系。作为在中国思想界有巨大影响的人物，他的这一选择甚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思想界的探索趋向。一梁启超的这个思想变化过程产生在他流亡日本的这段时间里。这个变化首先来自于他在日本所接触的现实对他的刺激。他曾在自己的文章里记载了令他感触很深的一次所见：“冬腊之间，日本兵营士卒，休息瓜代之时，余偶信步游上野，满街之红白标帜相

一　相对论中国传播的研究情况中国最早较为系统研究爱因斯坦及相对论在中国传播情况的是戴念祖。他在1979年完成的论文〈爱因斯坦在中国〉成为研究这个问题的基本文献，以后的研究大体以他所注意的方向发展，除了研究方法上稍有变化外，新材料的发现很少。胡大年近年专门研究此问题，在新材料的发现上也有贡献1。本文偏重于研究相对论在中国传播的方式、不同知识群体的接受背景及对中国知识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凡以往研究者注意到的材料和人物关系不再重复，只对新材料和新关系稍加说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对从1910年代后开始，归国自

——来自俄国解密档案中的历史证据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middot;溥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被苏联军队俘虏，并解往苏联。关押期间，溥仪曾作为证人出席日本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1950年7月经中苏政府协商，溥仪及其亲属和原伪满洲国政府高级官员、将领共58人被移交中国政府。溥仪的亲属和随从曾著述了他们被捕和在苏联关押期间的详细情况。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后，溥仪一行按照日本军人的安排，打算从长春经沈阳逃亡日本。1945年8月16日，当溥仪等人乘坐的飞机在沈阳降落，准备换

两千年来，帝国的国运如同潮汐，起伏不定，周而复始。人们已经习惯了天下大势的分分合合，很少有人担心过帝国的死亡。虽然明末顾炎武有“亡国”，“亡天下”之辨，但未几黄宗羲就与康熙暧昧起来，因为他在蛮族的庙堂上看到了帝国的复活。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仅200年后，到19世纪后半叶，王朝血统和政治的衰败已经在同光两朝帝王的暗弱和太平天国起义的滔天火光中表露无遗。而突如其来的西方列强在帝国最虚弱的时候给了她致命的刺激，李鸿章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r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