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风神”本指人的风采神态，如《晋书•裴楷传》称裴楷“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博涉群书，特精理义，时人谓之玉人”[1]（卷三十五，P1048）。后来也用以评论文艺作品，如唐孙过庭《书谱》：“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注：《丛书集成初编》据《百川学海》排印本，第1622册，中华书局，1985年新一版。）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目录》评赵公祐曰：“用笔最尚风神骨气。”（注：文渊阁《

钟嵘《诗品》说《古诗十九首》其体源出于《国风》。[1] 其后，学者多从比兴等角度探讨两者的渊源关系，而对其引用《诗经》情况重视不够。自唐代李善到现代学者朱自清、马茂元，虽有涉足，但仅指出一些明引部分。本文拟全面考察《古诗十九首》引用《诗经》的情况，而对借用意象、化用语意等暗引部分做出重点剖析。最后，对其引用《诗经》的特点和意义作进一步探讨。一、《古诗十九首》引用《诗经》的形式(一)词语的引用“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凛凛岁方暮》)，“巧笑”出自《卫风&a

享年问题是关于陶渊明的一大疑案，聚讼纷纭，由来已久，至今仍然没有圆满解决。其中以主六十三岁说者最为普遍，自（宋）王质《栗里谱》以来至（清）陶澍《陶靖节年谱考异》、今人逯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均主此说，当今许多学者以及许多中国文学史教材也采用此说，不必一一胪列，郭银田虽主此说而稍游移〔1〕。此外， 还有倡七十六岁说者（张縯）〔2〕， 倡五十一岁说者（吴挚甫）〔3〕，倡五十六岁说者（梁启超）〔4〕，倡五十二岁说者（古直、赖义辉）〔5〕，倡五十九岁说者（圣旦、邓安生）〔6〕等等。研究这个问题而有冀于发现新

治三代以上的古史首要就在把握“华夷之辨”——也就是作为征服氏族的华夏族与土著居民之间的种族区隔。历史上的华夏民族很可能来自遥远的中东地区。1张骞通西域一个附带的使命就是寻访中华文明之西方根源——他在给汉武帝的报告中说“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2很明显，甘肃弱水在汉人看来仅是东晋南朝“侨州郡”一类的地名，而与之对应的西亚之弱水才是毗邻西王母所居处的原版“弱水。

本人研究先秦，萨保问题之所以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因为这个问题与我十多年来研究的神守、社稷守有关。最近，同事李锦绣女士指引我去看了几篇论文，我感觉萨保可能是祭司首领的称呼。后世见于《三国志》的“天君”，《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里的“鬼主”，是政教合一的部落首领，也有助于理解萨保。首先我想强调，单是从《唐故米国大首领米公墓志铭》开头说“公讳萨宝”，看出“大首领”可以和“萨宝”划等号。

一朝鲜李朝时代（公元1392－1910年）有两种流行的汉语教科书，一种是《老乞大》，一种是《朴通事》。一般认为，“乞大”即契丹，老乞大即老契丹，书名可能与作者身分有关，但具体情况已不可考。《老乞大》全书不到二万字，以高丽商人来中国经商为线索，用对话的形式，叙述道路见闻、住宿饮食、货物买卖等，并穿插一些宴饮、治病的段落。此书供朝鲜人学习汉语之用，同时又具有旅行指南和经商指南的功能，具有实用性。至迟在15世纪前期，《老乞大》和《朴通事》两书已作为李朝的“译学”教

一、前言《中庸》的开头是如下一段经常为人所引用的格言，我们将会论证这段格言属于孟子之前的文献材料，这些文献材料与孔子之孙子思有关。[1]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对于《中庸》的整篇文献，包括以上这一段，朱熹毫不怀疑地认为出自子思本人之手。他坚决认为有一个纲领贯穿其中，这个纲领使得《中庸》既深刻又连贯。作为一种既经建立的学术智慧，朱熹将《中庸》刻画为一个连贯整体，这种看法自宋代以降便居于学界的支配地位。尽管如此，与朱熹同时代的一些批评者们当时就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中庸》是由一些彼此分离并且常常冲

“文学史学”这个名词总令人觉得有点别扭，倒不是由于它听起来拗口，而是由于对它的意义不甚了然。旁观其他历史学科，似乎没有这样一种“亚学科”。与文学史性质相近的学科为数很多：科技史、艺术史、哲学史、史学史等等，但似乎不曾听说有什么“科技史学”、“艺术史学”。哲学史与史学史这两门学科的繁盛程度并不亚于文学史，也未见有人在它们后面再缀上一个“学”字。那么，为什么唯独文学史要派出生一门&ldquo

吴乔《围炉诗话》是清初诗学一部重要的著作，关于它的写作情况，作者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所作的自序中说：“辛酉冬，萍梗都门，与东海诸英俊围炉取暖，啖爆栗，烹苦茶，笑言飙举，无复畛畦。其有及于吟咏之道者，小史录之，时日既积，遂得六卷，命之曰《围炉诗话》。”[1]辛酉为康熙二十年(1681)年，是冬吴乔客京师徐乾学邸。陈维崧《湖海楼诗集》卷八《屡过东海先生家不得见吴丈修龄诗以柬之》诗云：“最爱玉峰禅老子，力追艳体斗西昆（修龄精禅学，又善拟无题诗）。朱门纵视如蓬户，入幕长愁

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都讲和谐，但道家不仅在思想上主张和谐，而且将其落实在修道的行动上。可以说，道家的修行之道就是和谐的追求之道、实行之道。道家和谐之道有四个基本的要点，这就是合道顺道、自然无为、多样统一及超越对立。道家正是通过这四个要点来追求和实现其和谐的基本目标，尤其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和谐目标。合道顺道根据道家的认识，天地万物都由道化生，其自然和谐的存在也是由道来决定的。要达到天地万物的和谐，尤其是人和社会的和谐存在和发展，必须是在合道顺道的前提下，这也正如庄子所说：“道者，万物之所由也

一些儒学研究专家着力阐释孔子儒学中的主体性原则，把“个体（主体）的发现”作为孔子儒学的主旨。[1](PP.71-72)这样的解释有几个益处，一是可以和西方现代哲学对话，二是可以与当下社会的主体性精神需求结合起来，阐发孔子儒学的当代意义。但是，这一解释立场明显受到西方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影响。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反省的解释学立场。当我们在抬高孔子儒学的主体性原则的同时，在某种意义上贬低了儒学的特殊性价值，有把儒学等同于西方主体性哲学之嫌。现在应该是重估孔子儒学中的主体性原则这个解释学视

对《大学》中“格物”观念的不同诠释，或许是最能反映阳明学与朱子学不同取向的一个方面。不过，即使在中晚明阳明学的系统内部，不同学者对“格物”观念也有互不相同的理解并且相互之间进行过辩难。格物之辨不仅是一个经典诠释学的问题，更多地反映了不同学者对工夫问题的各自看法，构成中晚明阳明学工夫之辨的一项具体内容。明末的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称蕺山先生，1578-1645）曾谓“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1]这当然是就整个宋明理学传统而言

1932年熊十力《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出版，是他从学术思想上背离他的老师欧阳渐（竟无）先生及其学派的标志。之后，欧阳先生授意刘定权（衡如）作《破新唯识论》，熊先生作《破破新唯识论》，展开论战。日后参加论战的，有欧阳先生及其高弟吕澂（秋逸）、王恩洋、陈铭枢（真如）等，还有释太虚及其高弟释印顺，以及周叔迦、释巨赞、朱世龙等。[①]这成为中国现代佛学史上的一桩公案。我在本文中主要论述熊先生对佛教唯识学的批评。一、关于性体：“性觉”与“性寂”之争欧阳竟无先生以唯识学

我对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认真地用科学方法加以探讨，则会发现它的教义与仪规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都有其产生根源，都是人制造成的，都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因此，研究越深入，则信仰越淡薄。如果一个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种宗教，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的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够深入，自欺欺人。从整个世界自古至今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一个文化，不管在某一时期内发展得多么辉煌灿烂，如果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又没有外来的新成分注入，结果必然会销声匿迹，成为夏天夜空中的流星。佛教几乎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给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自由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理念。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争论的焦点之一。“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者凸现自由与儒学的紧张性，强调对儒学纲常伦理的批判是建构自由观念的前提，因而对儒学传统采取坚硬的否定态度。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而言，虽不拒斥自由的精神理念，但其文化领域的强势卫道立场，使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也难以兼容。不过，20世纪后半叶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中出现了一些人物，他们致力

古典儒学既是无神论的，又具有深刻的宗教性，两方面同时兼而有之。这是一种没有上帝的宗教，是一种确认累积性的人类经验本身的宗教。儒学所赞成的人类成长和扩展的方式是：它们由整体的意义——我将称之为“协同创造”（co-creativity）——造成，并且对这种意义作出贡献。在古代典籍中，“协同创造”具有许多相关的表达方式（仁、君子、圣人、和、中庸），但是，在所有的情况下，用杜威的话来说，它是“做和经历&rd

“境论”“量论”不二熊十力先生学贯古今，融会中西，出入佛道，取精用弘，而要归于儒，创立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哲学体系，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有着一定的影响。熊十力哲学体系主要有三大组成部分。他在《原儒》绪言中说，在完成《新唯识论》后“更拟撰两书，为《新论》羽翼。曰《量论》，曰《大易广传》。两书若成，儒学规模始粗备。”熊氏的《新唯识论》原计划包括两部分，即“境论”和“量论”。然自一九三二年正式发表文言

一、影响“中国社会”的思想在哪？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主要关注典籍中的思想，尤其是这些典籍中思想的形而上层面。这种关注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历史进程中真正关键性的还是"社会思想"而不是"典籍思想"。并且这里所谓的社会思想不仅是有别于精英的“民间思想”，也包括精英们通过“行为”而不是通过言论著述表达的、往往对社会实际影响更大的那些思想。这主要就是指落实在制度设计与政策思维层面上的思想。二、思想史研究在关注

有明一代，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著籍。人户以籍为断，禁数姓合户附籍。漏口、脱户，许自实。[1] 《明史》的这段记载，说明了明代户籍分等的原则，“毕以其业著籍”、“人户以籍为断”。民户、军户、乐户等，确以职业断分，亦以职业为名。濒海有盐灶，濒海亦有疍户，乃沿袭前朝称呼，是对濒海部分渔家民之蔑称，非以职业为籍，亦不以职业为名。京师南海子有海户，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是现代中国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曾起过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首先，这个研究突破了长期支配中国传统史学的那种“中国即天下，天下即中国”的狭隘眼光，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来加以研究，从而促使中国史学摆脱了原有的封闭状态，成为国际现代史学的一个部分。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个研究实际上是以欧洲经验作为参照系来研究中国，而这一点也很有意义，因为在世界历史从前近代到近代的转变过程中，欧洲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因此其经验对于其他国家的研

众所周知，一些西方人对自己的民主制度深感骄傲。这些人对中国的看法大抵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极权国家；另一种看法认为，中华民族自始至终都在各种各样的束缚之中，人民已经习惯了与锁链相伴的生活。这两种看法都明显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虽然第二种看法显得还较有同情味。不可否认，这些人对中国通常很真诚，但是，他们的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只要看看他们批评中国政府制度和政治实践时所用的语言就可以了。他们要么从明确的经济利益出发，并不为人民实际的民主利益考虑；要么含糊其词地从当代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出

近代以来，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仍然没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一种对儒家思想的内容进行合理区分的方法。儒家思想虽然极其庞杂，但可以区分为核心价值、实践路径和表现形式三个不同的层面。核心价值就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学思想家们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实践路径就是实现其目标所采取的方法和途径；表现形式就是儒学思想家们认为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中能够体现其价值目标的具体形式。如“克己复礼为仁&rdq

“面子”是中国人人际交往中最不可或缺的人情媒介，也许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爱面子”。在新浪网的一项最新调查中，有83.33%的被调查者认为面子在中国人的社会交往中很重要。从“给面子”、“留面子”、“死要面子活受罪”，到“打狗还看主人面”，“不看僧面看佛面”，有关面子的种种说法在人们的言语对话里更是随处可见。有人说，“面

我今天从一个具体的例子出发，来看历史上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与四大文明中其他三大相比，中国文明是历史上最长的，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的生命力也是学术界关心的。中国历史并不是一番风顺的，为什么中国文化还有如此强的生命力？我想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它能吸收很多外来文化，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中国文化的底蕴，而忽视对外来文化的研究，这跟我们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有关，我们不太喜欢从外来文化中寻长，而往往投身于底蕴，这在传统学问里非常突出。中国文化其实并非一个纯而又纯的文化，我想这是生命力所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形式有诗歌，从诗

《佛教与生命伦理学》这个题目有点大，具有广告效应。其实我要讲的只是和生命伦理学中很小的一部分尤其是佛教对它具有独到见解的那一部分。生命伦理学这个学科是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其标志是哈斯汀中心的成立。哈斯汀中心每年都定期出版报告，这是该领域最重要的文献。为什么生命伦理学会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呢？这是因为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医学的发展使得人们在医疗识别上有了变化。人类在拯救生命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人类面临一些新的情境；过去对于死亡的定义太简单了，过去对死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