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生死问题是人类关注的终极问题，无论哪种重要的哲学和宗教都对生死问题有所讨论。儒家、道家和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在生死观上都对中国人有着深深的影响。虽然它们对生死问题的看法不同，但却都反映中国文化的特点。1．儒家的生死观：道德超越，天人合一，苦在德业之未能竟。儒家生死观的基本观点是“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因此，它重视的是生前，而非死后，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生时应尽自己的责任，以努力追求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的理想。人虽是生活在现实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基础是文体批评，而作为文体批评之一的赋学之批评，与其它文体批评如散文评论、诗歌评论、词曲评论相比，有一显著的不同之处，即发生早而成熟晚。可以说，汉魏时代的早期批评家是由对赋学评价引领起有关散文、诗歌艺术理论之探讨，而随着唐、宋诗文理论之繁荣，特别是宋、元、明三朝文话、诗话、词话、曲话类批评专著的大量出现，确使这一阶段仅散见于一些文人序跋、随笔以及赋选评点和供士子科考之用的格律手册类赋学评论相形见绌。因此，以清代始出现之“赋话”类专著为代表的纯粹赋学批评[（1）]，

《三三医书》系医学丛书。近代医家裘庆元辑。刊于1924年。三集，每集33种，共99种。裘氏致力于中医典籍的搜集、整理，此书取《礼记·曲礼》中“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及《左传·定公十三年》中“三折肱知为良医”之典，题名为“三三医书”。所辑内容包括中医基础理论、各科临床、针灸、本草、方书、医案、医话等各类医著，以明、清时医著为主，并收入少数日本研究汉医学者所写的中医著作，所选诸书大多篇幅短小，切于

风水术，是我国独特的民（俗）族文化，是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步摸索总结出来的对人居环境科学而合理选择的一门术数。何谓风水呢？《葬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清代乾隆年间，四川天彭人赵玉才著《地理五诀》曰：“风水有三家，一曰形家，二曰法家，三曰日家。”这是对风水术的一个系统总结。风水的形成，是先人对自然界（山川、土地、日月、水、气、风等）各类现象的一种初步认识。并笃信只有在

算命术，是我国固有的民族（民俗）文化，也是我国传统的术数文化之一。千百年来，随着道家文化的融入，早已深入人心，根植华夏。并浸透到了社会各个领域，滋养着整个中国历史文化，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至今，仍然为人所乐道，这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所在。算命术之产生，本源于古人对各种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发展认识之不足。古人认为人一生成败之至关因素，皆源于宿命之安排。人生富贵贫贱，吉凶祸福，以及生老病死，仕途商贾，无不取决于冥冥命数。回顾历史，春秋战国时，正值我国古代文化百家争鸣之繁荣时期。孔子作为儒家之大圣人，年轻

自20世纪20、30年代之交开展"中国社会史论战"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左翼倾向于将秦至清帝制时期（以下简称"前近代"）中国定性"封建社会"；此后，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规定的"五种生产关系"单线直进说框架内，前近代中国封建说逐渐成为定论，普被全社会。当然，对此论的异议也不绝如缕。将君主集权的秦汉以降中国社会冠以"封建"名目，此"封建"与封建之古义（分封建藩）和西义（封土封臣）双双

（一）《史记·孔子世家》记有孔子会见老子事：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此时，老子已成得道长者，孔子则是有为后生。老子送孔子之言，可以看作是长者对后生的谆谆告诫，透着睿智且透着善意：其一，告诫孔子注意祸从口出：那些聪明深察者之

记得在文革前，在极左思潮的推动下，突然掀起一股对清官的批判浪潮。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哪有什么清官，全是贪官。後来进行拨乱反正，又出了一批文章，正面肯定了古史上确有清官。如今中华民族确实面临着严峻的反贪腐形势和斗争。人们期望建设和谐社会，然而当前首要的不和谐因素，正是广大社会主人切齿的贪官，贪官们不仅严重损害国计民生，而且带头败坏社会风气，导致社会道德水平的严重下降。故重新对清官进行考辨，也许不是无益的。一、循吏、清官、清吏现在人们常使用“清官”一词，用以指官员公正清廉，与古人的&ld

大乘佛教的主要精神，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悲智双运，福慧并修”。这里，“悲”和“福”体现的是大乘佛教度人利他的慈悲精神，“智”和“慧”体现的是大乘佛教自度自利的智慧解脱。“悲智双运”是就大乘佛教的教义和宗旨来讲的，而“福慧并修”则是从修道者的修行方向和方法来讲的。大乘佛教的慈悲精神二千五百多年前，释迦牟尼因观世间众生沉溺欲海，饱受

一、问题的提出1.近年来，佛教界和佛教学术界均大力倡导人间佛教，从而出现了一种明显的佛教革新运动。这场运动上承近代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改革，近续赵朴初居士的人间佛教号召，横向上又受台湾印顺和星云等人的人间佛教实践的推动，目前已成为中国佛教在新世纪最突出的发展动向。2.作为一种新的佛教运动，人间佛教呈现出强烈的人间性特征。方立天先生认为，中国现代佛教所倡导的人间佛教，就是以现实人生为基点，以人的清净心为基础，通过大乘菩萨道的修持，达到完善人格进而建立人间净土的佛教。（参见方立天）这一概括是非常准确的。具体来讲

一　诗学的反思时代尽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史的研究与编撰不断对以王朝起讫划分文学史段落的分期模式提出质疑，但我认为这种看似依附于政治史的文学史分期仍是有其理由的。改朝换代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年代学问题，它往往伴随着复杂的文化认同、转型以及人们相应的政治立场与价值观的变迁。不难想见，在这场变迁中，文学作为记录和表达人们心灵活动的意识形态，是必定要产生全面的、不同层次的变革的。不同的是，明清易代带给士人的精神冲击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要剧烈，所以明清之际的文学变革也比文学史上任何一次王朝更替所造成的

在存世的名人日记中，《翁同龢日记》无疑是部重要作品。从前我在复旦上学，曾借阅过涵芬楼影印的手稿。后来中华书局出版了陈义杰点校的排印本，对于阅读方便良多。翁同龢笔下十九世纪的风雨岁月，生动有趣，既有细腻的时代场景，也包含着作者思想演变嬗递的点点痕迹，以及宫廷秘辛、朋僚交往，是研究晚清历史的宝贵财富。翁同龢记载的沙尘暴许多人的日记都记录气象，但大略只写“晴”、“雨”，而翁同龢则记得甚为详细。从连绵半个世纪的日记中，我发现时下饱得恶名的沙尘暴，其实早已有之。比如同

历经“靖康之难”的剧变，宋高宗群臣于风雨飘摇中，在临安（杭州）重续宋朝命脉。这一身兼制造业中心的南宋国都，繁华不下于《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汴京景象。然而，尽管帝国掌握了丰富的资源，但缺乏适当的服务性事业为之周转，使得经济上未能突破，影响所及，军事也积弱不振。因此，在金和蒙古人的连番侵迫下，只有走上灭亡一途。杭州（临安）在隋朝已负胜名。南北大运河开创后，它是南端终点。它与开封不同，后者大体上是一座消费城市，购买力操在政府官员及其家属和随从手里。南宋的国都——

中国为什么能在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中走向统一，并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大多数时间内保持了统一，而欧洲却在罗马帝国垮台后始终处于分裂局面？ 面对这个问题，人们首先会想到地理因素。在春秋时代，中国的核心地域东邻太平洋，西靠重山峻岭，北为大漠，南是蛮夷之地，其面积仅仅在150～200万平方公里之间。相比较而言，欧洲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从古希腊开始就涉及到北非、西亚、东欧等地，其面积可达春秋时代中国的近十倍。统一这一“任务”对欧洲来说显然要艰巨得多。地理条件虽然重要，但却不是决定性因素。比如，印度次大

乾隆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公元1749年11月28日）傍晚，西洋传教士刘松龄（Augustin F. Hallerstein）在南堂（宣武门教堂）西侧居室昏暗的灯光下，写了两封信。就好像一个秘密工作者，他总是在“信差”临走之前写信，然后立即交来人带走，以策安全。第一封信是写给意大利拿波里耶稣会士、耶稣会“拿波里省”负责人Nikolaju Giampriamu的。[1]写信人刘松龄，身份则是耶稣会“东亚省”（管辖中国和日本）的负责人，同时又

宗族发展历程，与中国古代历史上专制皇权的具体状况有密切关系。在中国古代，宗族群体早于专制皇权而存在，古老的宗法制度就是以宗族的存在为前提的。但是，宗族在对土地和对劳动者的封建占有条件下迅速发展，则是专制皇权出现以后的事。专制皇权不认识这是必然的趋势，也不认识这种发展终将与自己的利益一致，所以每当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头，总是企图抑制这种发展。西汉打击豪强，东汉实行度田，都是抑制措施。但是宗族依社会经济的自发进程而发展，皇权终于无力阻止。东汉政府在法律上，在租赋兵徭制度中，虽然对此没有正式承认的意向表示，但是

宋承唐制，进士科考诗赋，尤以赋为重，故欧阳修谓宋初“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六一诗话》)，刘克庄《李耘子诗卷》比较唐宋诗赋取士云：“唐世以赋诗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诗，故唐人诗工而赋拙。……本朝亦以诗赋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赋，故本朝赋工而诗拙。”对此，诸家赋史中仅日人铃木虎雄《赋史大要》设立“宋太宗试赋”、“真宗试赋”、“宋试赋之趋势&rdq

作为叛逆典型出现的《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是超个性的人类共同心理与特定历史文化因素相结合的产物。从原型批评的维度看，孙悟空的叛逆性格来源于追求个性和向往自由的人类共有天性，孙悟空的叛逆性格是代表这种共性的神祗从神话向文学“移位”的结果。从文化的维度看，明代中后期以李贽“童心说”为代表的个性解放思潮和呵佛骂祖的狂禅作风是孙悟空叛逆性格文学定型的思想背景。它与小说后半部分描写的造福人类、追求真理的原型共同完成了关于叛逆精神文化原型及其理想归宿的重大社会问题。一原

有许多在既有文学史中已经形成特定形象、处于特定位置的作家，如果换个视角去看，可能别开生面，端木蕻良就是其中一位。他在文学史一般表述中往往以东北流亡作家的面目出现，与萧红、萧军有着恩怨纠葛，被讨论的作品多是《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大时代》《新都花絮》等，而对其红学家的另一重身份较少注目，对其晚年的作品《曹雪芹》也较少着墨。这当然有文学史结构、时段和观念的原因，因为当《曹雪芹》发表的1980年代初期，现代文学史已经无法纳入，而此种历史小说又无法进入到与当时迅速崛起的各种文学思潮的对话之中，当代批

当今世界，一切有识之士无不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自然环境的日趋恶劣而忧心如焚。生态平衡的肆意破坏，引起了全球的气候反常；生活环境的横遭污染，带来了致命的怪病恶疾。长此以往，不仅严重地威胁着现在世界人类的生存，而且将遗害于子孙后代，大大缩短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历史。这绝不是故作危言耸听，而是摆在当今人类面前的无情现实。从现象上看，造成当今世界人类生存环境危机的原因是：人类过度地向自然索取，进行破坏性、掠夺性地开发，以及大量有害的生产、生活废弃物的污染。因此把对自然的破坏性、掠夺性开发，改变为计划性、保护性开发，

佛教以悟为修行的根本目的，所谓“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坛经》）[1]，充分道出了悟的重要性。悟，指生起真智，扫却迷妄，断除烦恼，证得佛法的真理。其中，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从开悟方面讲，是指能证的智慧，如菩提（bodhi）等；而从证悟方面讲，是指所证的真理，如涅槃（nirvāna）等。通常则是合两者而言悟。禅宗言顿悟，也包含开悟与证悟两个方面，前者谓“顿悟菩提”，“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后者谓以此“般若

中庸之道是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的、具有某种形式化的实践理性方法论，也是一种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目标。那么它的实质内容是什么？笔者认为，中庸之道的实质内容实际上是儒学或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一种“情理精神”，在实践中，这种中庸之道与情理精神又是通过对经权关系的处理而得以实现的。揭示这一内在秘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智慧的真蕴。一“中庸”最早见于《论语》。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midd

很多朋友对《周易》感兴趣，花了不少时间，却一无所得，究其原因，是学界向世人介绍的读《易》方法不对路。《周易》摆在世人面前，就像打不开的宝库。八百多年前，朱子曾经面临类似的问题，他提出的解决之道，是主张用占筮学的方法读《周易》。他用这一方法，果然从《周易》得到不少东西。朱子的主张，是针对《周易》的特点提出的。用《老》《庄》《论》《孟》这几部书作为比照，可看出《周易》的特点。约略言之，《老子》和《庄子》论天（自然），建立了关于天的学说；《论语》和《孟子》论人，建立了关于人的学说。《老》《庄》论天，认识到时空之

一、在现代化情境中的儒家与佛家当代东亚国家，整个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重叠的文化圈，在二十世纪，都经历过现代化的冲击，形成了整体社会结构的变迁。在社会「现代化」之后，或者更准确地说，在社会中人都认为应该让社会进行现代化转型之后，时间已被切隔成两段：传统与现代。经过扬弃「传统」的过程，使得社会步入现代，则称为现代化。在这种认识中，传统是负面的属性，代表应被扬弃或超越之物。传统若要予以保留，则须证明或显现它具有现代性，能与现代社会之体质、结构、价值标准相适应相结合，或能对现代社会产生积极的作用。这种观点或心态，本

中国近代佛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受西方文化猛烈冲击，以及欧洲学术界对佛教研究相当热门的环境下展开和振兴起来的。它在清末民初思想界中曾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可以说，不了解中国近代佛教的情况，是不可能正确把握中国近代哲学思想的全貌及其特征的。佛学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微妙的，它一方面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而被强调要继承发扬（如梁启超说：“我们国学的第二源泉就佛教”《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