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说起佛教，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南传小乘”和“北传大乘”——好像小乘佛教在东南亚那一带，大乘佛教在中国、日本、韩国，仿佛一南一北分得泾渭分明。有人还以为，小乘是“自了汉”，大乘才“度众生”，所以大乘“更高级”。可真相真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就从头讲起，看看这两“乘”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怎么一路走到了今天。故事要从公元前5世纪说起。那是释迦牟尼（约公

伴随着时光流逝，现代文学巨匠茅盾越来越呈现出其恢宏、厚重、崇高的气象和品格。对于茅盾的精神世界和文学成就，学术界和评论界已有过深入发掘与精彩阐释，只是在拾遗补阙的意义上，似乎还有一个维度值得用心留意，这就是细致梳理茅盾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关系。而厘清这一关系，不仅有助于人们通过富有历史纵深感的审视与观察，更加充分地领略和认识茅盾思想、创作与理论的重要价值；而且可以凭借茅盾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借鉴与扬弃，很自然地形成一种熔古铸今的艺术对话，从而展现中国现代作家既注重文脉赓续、又推动遗产增殖的精神向度与生动场景。一少

大蜀农民军领袖李顺究竟死在哪一年，在宋代当时就有歧异的说法，而且在起义失败的淳化五年（994年）五月里，就有人提出了怀疑；只是由于宋太宗确认李顺已被捕杀，没人再敢公开议论，后来官修实录依此记载下来。调子既已确定，当代人所撰史书就以《太宗皇帝实录》 [1] 为准，一律向它看齐。这就成了主张李顺死于淳化五年五月的丁巳（初六）的所谓“淳化说”。这一说的来源，是宋太宗亲信宦官、受命镇压大蜀起义军的反动统帅、剑南两川招安使王继恩的军前奏报所捏造出来的。《宋会要辑稿·兵》

一般而言，伟大的经典总是具有某种“超越性价值”。所谓“超越性价值”，盖指作品所蕴含的超越时代、族群、地域、意识形态、乃至文化的独特精神价值。这种精神价值包括生命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哲学价值和人类价值。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文言笔记和白话长篇的两部代表作品，《世说新语》与《红楼梦》无疑都是具有“超越性价值”的不朽经典[1]，在思想、艺术、乃至哲学上表现出某种一脉相承的关联性，我们姑且把这种关联性称作“文化共性&rdquo

颜徵在（约公元前568——前535年），孔子的母亲，被后世君王加封为启圣王夫人。孔子的父亲是叔梁纥。《孔子家语》记载：“纥虽有九女而无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颜氏。”在孔子3岁时，叔梁纥病故，此后颜徵在和孔子相依为命。孔子17岁时，母亲去世。孔子的成长与母亲的辛苦抚养和精心教育密切相关，虽然关于颜徵在的史料记载并不多见，但孔子成年后的博学笃行以及取得的成就充分彰显了这位母亲的教子智慧。择良地而居是颜徵在教子的重要举措。孔子丧父后，孔

秦统一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影响深远。迄今为止，探索秦统一原因的论述很多，均各抒己见，见仁见智。近日，李禹阶教授在《制度效应与资源整合：秦王朝大一统原因再探》中指出，秦国横扫六国，建立统一国家，本质上是秦国在制度重构与资源整合上不断调适的结果，取得凌驾于关东六国之上的巨大优势。王子今教授在《秦统一进程中的文化转型》中指出，对于秦统一进程及秦统一原因的考察，仍可以多方位、多角度、多层面地进行研究，关注技术层面的条件，从文化史视角展开分析，是一个有积极学术意义的新角度（《光明日报》史学版2024

有清一代，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几乎无不受“四书五经”的影响。清政府袭用明制，以《四书》科举取士。康熙为《四书解义》作序，强调“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有意将“君权正统”与“理学道统”相结合，借程朱理学维系统治秩序。官方的文化政策促使文人逐渐脱离明末心性空疏之学而致力于“返经书”“经世学”，文坛风气

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论语》原典中，不仅凝练了孔子的仁学、义学、礼学、乐学等学说，还饱含着孔子的诗学智慧成果，积淀而成“诗兴”学说。相对于学界关于孔子仁学、义学、礼学、乐学等的丰富研究成果而言，“诗兴”学说尚存在非常广阔和深入探讨的学术空间。本文即从“诗兴”学说的理论根源、理论形态、理论主体、思想价值、哲学贡献等，逐一展开探讨。“诗兴”学说的理论根源众所周知，“孔子以诗书

一、儒家、儒学与儒教儒家是一个学派，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未上升为“王官学”（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时代，即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未形成国家“礼制”“文制”以安顿人心、社会与政治的时代。儒家一词的对应者是其它学术流派，如汉以前儒家的对应者是法家、墨家、道家等中国的学术流派，一九一一年后儒家的对应者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西方的学术流派。“儒家”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衰世之词，是边缘化于中国文化权力中心的被放逐者的称号。

关于“儒教问题”狭义地说就是大陆20多年以来一直争论的儒教（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问题，构成了一个“是”与“非”的争辩历史；广义地说就是围绕儒学与宗教相关方面的问题群，形成了广泛而多样的讨论。这个问题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天主教来华以及稍后的中国礼仪之争，不但儒教非教说，而且儒教是教说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此后，这个问题在中国和西方几乎同时展开争论，至今仍然没有解决，也许永远不可能解决。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如果从观点上看

何为素食？素食又称斋或斋食，有广狭两义，广义的素食指无腥（肉）之食物，《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说：“孝昭皇帝早弃天下，亡嗣，……征昌邑王典丧，服斩缞，亡悲哀之心，废礼谊，居道上不素食。”颜师古注称：“素食，菜食无肉也。”此即无肉而称素食。狭义的素食指佛教信仰者提倡的斋食，它不但严格断腥，而且要求无荤，亦即远离葱、蒜、韮菜、薤和兴蕖五荤。此即以无荤腥为素食。何为“众生平等”？“众

可以确信的孔子唯一一次亲口谈论“儒”这个概念，出现在《论语·雍也第六》：“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我视之曰“十字之戒”。戒，即戒令，语出《周礼·天官·宰夫》：“掌其戒令。”按邢氏理解，这十个字系孔子“戒子夏为君子也”。邢昺之说是准确的，但孔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迄今没

王夫之是中国古代最富于辩证思维的哲学家，他的宇宙论秉承传统的二元观念而更强调其间的共生依存关系。他在《周易外传》中曾说：“天下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之物乎？求之于天地，无有此也；求之于万物，无有此乎？反而求之于心，抑未谂其必然也。”① 这种观念贯彻于文学思考，就在情与理、意与辞、情与景的关系上形成一系列富有辩证法色彩的见解，其中对情景关系的阐述尤为当代学者所重视，专题论文也比较多。② 其实相比结构来，王夫之对情景问题远没那么重视，只因他的有机结构观念解构了一切模式化的诗学命题，历来相

文学的历史虽是生生不息的永恒过程，但在一定的时间内却呈现为某种明显的历史、文化特征，文学史家根据这种特征划分出文学史的时代。在许多时候，文学史的时代并不和王朝的起讫相吻合，但在一些时期，由于王朝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状况的特殊性使得孕育于其中的文学史具有一种相对的自足性时，以王朝为单位来叙述文学史，就变得简明而有效。清代从长时段的眼光来看，往往被视为现代性发生和社会转型的时代，清代的历史因而被分割为分属古代史和近代史的两段。但如果从文学史的眼光来看，则清代正是古代文学史的终结，现代文学的蜕生。这是中国古代

中俄《尼布楚条约》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1689年)正式签订。《尼布楚条约》的内容，曾用满文、汉文、蒙文、俄文和拉丁文五种文字刻成了界碑。这个条约明确划分了中俄两国的东西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沙俄同意把入侵雅克萨的军队撤回，满清同意把贝加尔湖以东原属中国的尼布楚土地让给俄国。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一个平等条约，是双方经过平等谈判、中国政府作了让步的结果。条约的订立为中俄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础使，中国东北边疆获得了比较长久的安宁。本文的重点不

关于晚明“民变”问题的研究，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和森正夫先生的著作《中国民众叛乱史》称之为“民众叛乱”，这其实就是“民变”的衍义，依然是从明朝政府立场而定义的说法。所以他们的著作中所开列的事件，包括了晚明到清的城市“民变”事件和乡村反赋役的动乱。① 日本学者夫马进以杭州为个案，对晚明杭州城市改革和“民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第一点就是民众对于那些阻碍改革的精英和官僚的

早期道教虽然相信人死为 “鬼”，“鬼”能祸人，可是却反对张兴祭祀，认为死人阴也，事阴不得过阳，事死不得过生，否则便是“逆气”、“逆政”，其害使阴气胜阳，鬼神邪物大兴，行病害人，怪变纷纷。道教从汉顺帝时张道陵创立行世，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样漫长的岁月中，信仰 “神仙”的基本传统固然保持不变，但由于时代变化及社会思潮影响，其具体教义自然也不免有所变异。如早期道教之太平道、天师道，

“太一”究竟是什么？这曾经是民国时期顾颉刚、钱宝琮、杨向奎诸先生关心的重要问题，他们在《太一考》《三皇考》两篇名文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为古史辨派的思想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时隔近百年，林勰宇博士完成了他的新着《太一：楚文化、秦汉国家祭祀与原始道教探源》，要重新回答这个问题。虽然书中并未明确批评古史辨派，但此书所讨论的问题和涉及时段，与古史辨派的两篇文章高度接近，而他提出不同的立意和结论，隐藏着与前辈学者的深度对话。在古史辨派思考太一问题以来的九十多年当中，出现了与太一相关的大量出土

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至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只有短短四个月时间，灭亡之速，实所罕见。清朝何以速亡？最好先看看武昌起义半个月后拥护清朝的民选资政院议员对时局的感受。10月22日，第二届资政院会议按期举行开幕典礼。至26日，湖北、湖南、陕西相继独立。27日，有议员提出“顺人心以弭乱本”具奏案。议员于邦华说明此案的主旨：“今日之患，在人心已失。如粤乱甫平，川乱又起；川乱未已，鄂乱随之；以至皖、宁、荆、襄、赣、豫，皆有不安之象，此即人心已去之明证也。今日第

大藏经，是将一切佛教典籍汇集起来编成的一部全集。起初叫作“一切经”，后来定名为“大藏经”，“藏”有“保藏”的意思。因其内容十分广泛，故称“大藏经”，又称“藏经”。其内容主要由经、律、论叁部分组成，又称为“叁藏经”，分别称为经藏、律藏和论藏。“经”是佛教为指导弟子修行所说的理论；“律”是佛教为信

当代中国社会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法治，当然也离不开道德。法治偏于制度，而道德则重在观念，两者毕竟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在：相对而言，制度属于物质方面的建设，它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法规法律条文或者说以法规法律的形式规定人们的行为，对主体行为予以限制，使其符合正常的社会规范，防止社会失范现象的发生。道德属于观念或思想方面的建设，它主要通过道德的力量对主体内心进行约束，以杜绝失范现象的发生，两方面角度虽然不同，但都期以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制度方面的建设至关重要，因其可操作，限制人们的行为，为防止失范现象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对于社会学者来说，中国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中国是第一代文明的幸存者和第三代文明的发源地，历史相对完整、脉络较为清晰，古代社会因为封闭而近乎典型，而且发育得非常成熟；尤其是近现代社会变化剧烈，使得研究材料异常丰富，所以中国应该是社会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第一章古代史部分我们并不是要完整地阐述历史去详细地描述曾经发生过什么，那是历史学者的任务，我们只是要总体上说明过去发生了什么。第一节文明次代表（三代文明说）这一假说试图论证在古代社会人类共有三次文明的迭起，而这三代文明都具有鲜明的思想核心、创造了影响整个世界

1644年，立国二百七十余年的大明政权，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彻底摧毁，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大明王朝没有亡于外敌的入侵，没有亡于藩王的叛乱，没有亡于重臣的图谋不轨，却亡在一群乌合之众的农民手里，很有点“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的味道，令人感慨不已。有人认为，朱由检之所以落到这样的结局，是因为他的前任朱由校留给他的是一个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烂摊子。而朱由校之所以会留下这么一个烂摊子，是因为朱由校当政时，宦官魏忠贤把持了朝政，扰乱了朝纲。魏忠贤对明朝的衰败和灭亡负有重大责任。然而，细读

曾国藩幕府之盛自古罕见，近世无匹。近20年间，他为了办理军政、粮饷及军工科技诸务，所设机构不下数十，招聘幕僚近于400，一则治事，一则育人，从中产生出一大批各类人才，其中不少人属于曾国藩集团的骨干成员，对该集团的发展壮大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不仅助成曾国藩一时之功，且于其死后将他的思想政治路线传递下去，使之影响沛然，长期延续。故研究曾国藩幕府和幕僚一题，对于进一步了解曾国藩集团乃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皆有助益。然而，长期以来，这一问题的研究却相当薄弱。光绪年间始有其门人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

岭南：打击政治对手的绝佳流放地宋神宗死的时候只有38岁。这个胸怀大志的理想主义者平生只做对了一件事情：发动变法。他也只做错了一件事情：停止变法。有人指责他没有推进民主体制，我以为这跟指责乔丹（国际篮球明星）为什么不踢足球一样不靠谱。他在他的年代，只能作出符合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选择。宋神宗撒手而去，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给他的继位者宋哲宗。哲宗只有9岁。这样的年龄只适合赖在妈妈怀里撒娇，显然不适合坐在龙椅上对着群臣发号施令。因此，又一位女人娉娉婷婷地走上了前台——这种事情我们有一个专业词语，叫“垂帘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