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孔子、孟子是先秦儒学的奠基者，孔孟之道为后世所艳称，但孔孟之间也存在诸多思想差异。孔子单讲仁，孟子仁义礼智并举。在孔子那里，仁与人性未曾连接，而孟子却言性善，以仁规定人性的本质。孔子虽然讲天人合一，人的德性来自天，但天人如何交通的具体理路，孔子并没有明确地阐述。《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认为天通过命的形式赋予人美好的德性，人可以通过“尽性”上达天道。在孟子时代，天命与人性已成为不可分割的理论整体。从

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正月甲子日，汉景帝驾崩于当时的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一带）未央宫。当日，时年仅16岁的太子刘彻即位登基，是为汉武帝。他当上皇帝后，尊皇太后窦氏为太皇太后，母亲王皇后为皇太后，妻子馆陶长公主刘嫖之女陈氏阿娇为皇后。二月癸酉日，归葬孝景皇帝于阳陵，始建元年为“建元”，至此，西汉的皇权政治又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的神奇之处，就是政治文化生态往往折射反映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性格与气质。汉武帝的上台，意味着西汉政治将一改“文景之治”的内敛低调

被奉为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事简而意深”，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理与智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张居正对《周易》爱不释手，“座中置一帙常玩之”，并宣称“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周易》的人生智慧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自强不息”的人生之道对天地、自然的观察与取法是八卦创设、《周易》成书的基础。它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气势恢宏的天道运行图：&

《隋书·经籍志》始有著录的小说《燕丹子》，以行刺秦王为题材，意在表现一群仁人志士当燕国国势迫急之际而展现出来的为信义而轻生死的精神力量。这一主题，是以公羊学的复仇观念作为其思想基础的。《春秋公羊传》成书于汉景帝之时，但早期公羊学自孔子作《春秋》之时便已存在，并经过孔子口授传至后代。在战国，得圣人之初心的子夏对《春秋》的诠释已受推崇，孟子和荀子传承而广大。《春秋》亦史亦经，依事而明义，公羊学对其义旨，竭尽探求，形成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历史哲学。清人皮锡瑞评曰“《春秋》为后世立法

翻阅有关春秋时代的典籍，各类文本中被反复征引的典籍中，频率最高的是《诗经》。对春秋时代社会经验的记录，最重要的典籍是《左传》和《国语》。从史料看，春秋之时除周王朝外，鲁国和晋国是当时的文化大国。我们不妨以有关晋国的记载为例，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诗经》在当时的普及程度。《左传》所载晋国的公卿大夫中在各种场合下引用过《诗经》的有士蔫、韩简、赵成子、郤至、乐丁、士季、郤成子、士会、羊舍职、穆子、魏绛、叔向、赵文子、士文伯、伯瑕、成鱄等十六位之多。可见，在这个阶层中，熟悉和运用《诗经》已经变成了最基本的政治

宋明学术空疏，清人崇尚实学。一般以为，顾炎武首开清代实学之端，他振臂一呼，“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与人书三》），对后来学人影响甚大。阮元则以为毛奇龄“首出于东林、蕺山空文讲学之余，以经学自任，大声疾呼，而一时之实学顿起”（《揅经室集·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因而推毛奇龄为清代实学的开山。实际上，阮元的实学思想，当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质实、实事之学（即“学&rdqu

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文化不仅绵延流长，而且博大深厚，从而以独树一帜的鲜明特色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论其底蕴，礼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涵，甚至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或表征。钱穆先生认为，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柳诒徵先生在《国史要义》中也强调：“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故吾国以礼为核心

自然是老子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在其文本中一共有五处：“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十七章）；“希言自然”（《老子》二十三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五十一章）；“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河上公对“我自然”的注解是：“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

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与教育家，开创了以文化教养引领社会风尚的文明之路。这种文明之路的内核是以仁爱为基础的和平之路。孔子认为，社会秩序的好坏取决于人们的文化教养程度。文化教养的表现就是内心之德与外在之行的统一，具有这种文化教养的人即为“文质彬彬”的君子。从这个意义来说，儒学是君子之学。儒学的社会价值就是先培育尽可能多的君子，再通过君子的言行与修为引领社会风尚。“仁者爱人”，“仁者，人也”，一个有仁爱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人，才懂规矩，有教养

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学堂做了一个著名的演讲，题目叫《君子》，他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勉励学子们养成君子人格。君子人格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人格境界，为历代知识分子所追慕，塑造了一批又一批中国的脊梁，挺立着中国人的精气神。君子人格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于今天的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的人格养成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君子，最早是指贵族，乃就社会地位而言。西周时贵族通常说来有教养有德行，凡君子必须要有德，可以说是有位而有德。随着贵族精神的衰败，春秋末期的孔子对君

上世纪40年代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论隋唐两朝实行“关中本位政策”和“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的颠覆性论断在唐史学界几乎无人不晓。陈寅恪据以作出这一判断的关键性资料是当时“河北省隆平县”尚存的光业寺碑文。《光业寺碑》记载了唐高祖李渊第四代祖李熙建初陵、第三代祖李天赐启运陵在当时赵郡象城县（后称昭庆县，即民国时期的隆

●形神论把文艺看成生命体，这生命体由虚实两部分构成，形的部分为实，可分析仔细，讲得清楚，神的部分为虚，可以意会，难以言传●人生天地间，个体生命与天地大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文艺作品不仅要反映个体生命的生动气韵，也要反映与个体生命紧密相连的时代的气运，同时反映比时代更为根本的天地的本质●当今的文艺生产，在以影视产业、视觉文化、大众审美、设计思想为主流的环境中，更容易把关注点放在肉与骨的技术层面上，而对神这一层的关注，也更容易简化为其中较为肤浅的主题思想层，而忽略象内之象的审美的气韵生动，特别容易忽略言外之意的天

后稷为周部族的始祖，近年来出土的楚地文献上博简《孔子诗论》《子羔篇》以及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尊德义》等文章，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们对后稷传说的讨论。生动地体现了后稷传说的多义性。《上博简二·子羔篇》记载了孔子与学生子羔的对话，其中谈到禹、契、后稷的感生传说：“禹之母……之女也，观于伊而得之，娠三年而画于背而生，生而能言，是禹也。契之母，有迺（娀）氏之女也，游于央台之上，有燕监（衔）卵而措诸其前，取而吞之，娠三年而画于膺，生乃呼曰

我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历来很重视担当精神，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较有影响的担当观，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探讨。儒家担当观的形成何谓“担当”？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接受并负起责任”；《辞海》的解释是“担负；承当”。其基本意思都是勇于接受，并承担起责任。它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忧患意识。检索《四库全书》，“担当”这个词直到宋代才出现，但有关“担当”意识在先

我国古代，“史官”作为“信史”的记录者、编著者与守护者，其职守显得神圣而庄严；而《周易》则常被人们视为“卜筮之书”。近代学者兼诗人朱自清就说：“《周易》原只是当时一部切用的筮书”（朱自清《经典常谈·周易第二》）；《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易》寓于卜筮。”在不少人眼中，作为卜筮之书的《周易》有几分神秘，甚至有几分荒诞。然而，内涵、特点等方面似乎相去甚远的史官与《周易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仁爱思想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家的仁爱思想在当今时代仍具有广泛适用性，应大力推广，以应对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弊病，维护世界和平。爱是一种真挚的情感，是人类社会的崇高价值，任何社会都应把爱作为基本道德、核心价值规范。爱不是抽象的情感，爱中凝结着历史与文化的传承。不同社会、不同文明形态中，爱的形式与内涵是不一样的。例如，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佛教讲慈悲之爱，基督教讲博爱，等等。儒家提出“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即爱人如己才

近些年，将儒家和西方新兴的社群主义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是学界一个较热门的话题。学者们一般认为儒家和社群主义的思想在很多方面相近、相似，甚至相同。对此，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欠妥。如果我们进入到思想的内核中就会发现，儒家和社群主义实际上差异极大。众所周知，近代以来西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主流传统是自由主义，但随着现代、后现代思潮的兴起，自由主义受到了质疑，其中极具批判性的一个理论思潮是社群主义，其理论的核心是用美德伦理学和共同善政治学代替自由主义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和权利政治学。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主要有三方面：一是

自从在新文化运动中跟胡适、陈独秀、蔡元培一干人“打拚”一回而以失败告终之后，林纾就基本上以一个“拚此残年以卫道”的挡车螳螂的滑稽形象存在于后人的叙述中。1919年2、3月，林纾的学生张厚载将林写的《荆生》、《妖梦》拿到上海《新申报》上发表，张是林纾在五城中学堂的学生，当时正在北大读书。这两篇作品将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务长（陈独秀）、教授（胡适、钱玄同）挨个丑化一通。当时北大已经成为新文化大本营，白话文学主张由教授倡导发展到学生普遍参与，学生们主编的《新潮》

“灵和”是一个长期被道教界、道教研究者遗忘甚或忽略的术语。而实际上，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道教在近两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鲜明的“灵和”思想，可统称之为道教“灵和主义”。关于道教“灵和主义”的概念意涵，下文拟以道教基本经典《道德经》为中心进行阐释。其一，道教“灵和主义”是一种态度，主张柔和恬淡、清心寡欲。《道德经》第十六章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r

“数”作为哲学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并被《周易》《老子》与《荀子》等作品予以理论化。时至秦汉，《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等作品对“数”与“数字”也颇为钟情，董仲舒更是将“数”与“数字”大胆地运用到人伦、社会与政治领域，从而赋予其与众不同的哲学意蕴与伦理价值；因此《春秋繁露》中出现了数、大数、天之数、制度之数等范畴。基于此，董子运用以数诠经、以数解人、以数释天、以数统政等诠释范式建构出独

宋鼎南移，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也随之南迁。孝宗乾道、淳熙之间，吕祖谦、朱熹、张栻、陆九渊都是中国学术史上坐标式的人物。吕祖谦居于浙东金华，是“浙学”的创建者。张栻初居于严州而后居于长沙，是“湖湘学”的创建者。朱熹居于闽西武夷，是“闽学”创建者。史称张、朱、吕为“东南三贤”。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后起于抚州金溪，是“心学”的创建者。理学家“门庭路径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rdqu

在这个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如何看待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各家思想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学术界有一个不好的思维方式，就是片面化和极端化。在“评法批儒”运动中，法家思想被看作是革命的、进步的，因而被肯定和赞扬，儒家思想则被看作是腐朽落后的，因而被否定和批判。而近些年来，儒家思想、道家思想都得到深入的研究和大力的弘扬，法家思想却被认定为代表封建专制而被贬抑。学术界对儒家和法家的评价完全反转过来，但是或者完全肯定或者完全否定的思想方式并没有改变，而这种思维方式无法让我

一、“狸猫换太子”传说由来有关北宋仁宗皇帝身世的“狸猫换太子”传说在元杂剧中已略见雏形，由于富有戏剧性，后来便被演绎成为京剧、越剧等多种艺术形式，遂众所周知。近年，又有了长达30集的电视连续剧《大宋奇案狸猫换太子传奇》，更家喻户晓。传说在宋真宗的皇后去世后，刘妃和李妃都怀上身孕，为了争夺皇后之位，刘妃串通太监和产婆，在李妃分娩昏迷之际，用一只剥掉皮毛的狸猫换走刚出生的太子。真宗看到狸猫以为李妃产下妖孽，遂怒将李妃打入冷宫。因此刘妃所生之子被立为太子，刘妃也被

关学与洛学同为理学的创建者、奠基者。程颢智慧创新理学的新思维、新观念、新学风、新称谓；张载则阐明理学的宗旨和方向，是指导理学为学思辨和笃行的纲领，也是理学的核心价值观、宇宙观、天下观、道德观的宣示。其《西铭》以天地为人类父母及民胞与物与的思想，以及“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命运共同体观念，为天下确立共同体文化价值，并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孝亲、仁民、爱物的共同体的本根与“太虚即气”的形而上学相融合，构成体用

自晚清以来，学界提及明代改革，主要讲的都是张居正改革。事实上，忽略嘉靖革新而仅谈隆庆、万历时期的变革，有明显的局限性。作为明代改革第一臣，张璁与明世宗一道开创了嘉隆万改革，书写了中国历史上君臣齐心协力来共同推动变革的模式。要真正认知明代改革的特点，必须正视张璁的改革精神，充分肯定张璁时代变革的历史作用和重要意义。张璁，成化十一年（1475年）出生，明代浙江永嘉县（今浙江温州市龙湾区）人，字秉用，号罗峰。嘉靖十年（1531年），因“璁”与朱厚熜之音同，世宗赐改孚敬，赐字茂恭，变罗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