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在时间上，我们离鲁迅先生远了，但在心灵上，我们或许更加靠近，相比从前能更平静地去体会他作品的好、体会他作品里的真，更深刻地感受一颗赤子心多么可贵 敬佩鲁迅，敬佩的是他的光辉艺术成就和沉默而坚定的校订、译介之功，更该敬佩的是他不保留的赤诚，不犹豫的“剥脱”；重读鲁迅，读的是中国新文艺进程之初的精华，更读的是身在时代进程中不做无所谓的旁观者的责任感今年适逢鲁迅先生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与“鲁迅”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我们才能强烈地感受到，55年这一段并不算

“以人为本”四个字家喻户晓，这与“民惟邦本”“民为贵”“民者，君之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等等儒家之论是一个意思。论述儒家这种思想的文章比比皆是，囿于所见，论述法家“以人为本”的似乎很少。在此我做点简说。法家可分为两大支——晋秦法家和齐法家。这个问题另行讨论。齐法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法儒融合，齐法家明

金门古称“浯洲”“仙洲”，简称“浯”，自五代时起即被划为泉州属地，辖于同安县。金门历史上曾有四大书院，先后为建于南宋的燕南书院、元代的金山书院和浯洲书院、清代的浯江书院。其中，至少有两座书院与朱熹有着直接的联系。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年称晦翁，又号考亭先生、云谷老人等，祖籍徽州婺源（现属江西），生于福建省尤溪县，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和代表人物，一生著述鸿富，为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思想家、教

梧桐意象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较为常见，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学内涵，而且具有多层次性，在历史长河中曾经历过多次嬗变。特别是孤桐意象，更是经历了由祥瑞、美好到孤独、悲苦再到怀才不遇、清高、孤直、刚毅的嬗变历程。此外，《禹贡》所载“峄阳孤桐”是制作琴瑟的上好材料，作为文学母题，孤桐意象由此延伸到乐声特质领域，由治世之音、清乐之音、怀古之音到呼唤知音、寻求知音再到酬谢知己，进一步丰富了孤桐意象的文学内涵。梧桐自古被视为柔木、嘉木，是祥瑞的象征。《诗经·小雅&middo

于佑任手书“横渠四句”资料图片张载（1020年—1077年），字子厚，学者称横渠先生，是北宋理学创立者之一，也是关学宗师。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王夫之高度评价张载之学在中国儒学史上的地位，称其“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张载为后世留下的思想文化遗产相当丰富。其中，最具特色并能为中华民族留下永久记忆的是：“尊礼贵德”的人文价值、“横渠四句”的太平理念

关学自张载立宗开派，迄清末殆八百余年。张载以千古造道之勇，“穷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异学”，不唯建立孟子以迄宋世“未之有也”之宏大思想体系，且以“学古力行，笃志好礼”，成为一代“关中士人宗师”。当时“关学之盛，不下洛学”，蓝田诸吕，武功苏季明，三水范巽之、张芸叟，长安李潏水，武功游师雄等，并立张载门下，接续横渠遗风。然张载殁于临潼，哲人其萎，关学衰微。诸吕、范、苏等，转入程门，唯为传道

20世纪70年代末我研究《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提出了“秦汉新道家”的概念。1981年在《文史哲》第2期刊物上发表题为“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新道家”的文章，1984年又集结有关论文出版《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虽然“秦汉新道家”这一提法曾经受到学界广泛的注意，但明确赞同和使用这个提法的人不多。而同时引起的一个研究就是黄老之学的研究，先后有吴光的《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

赵Zhào：伯益的后裔造父为周穆王驾车，穆王把赵城赐了给他，其后代以国为姓。赵匡胤是宋代的开国皇帝，据说赵姓放在第一位与此有关。钱Qián：彭祖的孙子彭孚在西周朝廷中任钱府上士，其后人以其官为姓。孙Sūn：周文王的一后代叫惠孙，他的后代以他的名字“孙”作为姓。李Lǐ：皋陶的后人理征因得罪纣王被处死，其妻儿在一棵李子树下摘果充饥得以活命，其后人为纪念李子的救命之恩改为“李”姓。周Zhōu：相传黄帝时就有一位叫周昌的大

辽道宗在宗元之乱后，对皇亲国戚失去信任，重用出身平民的耶律乙辛等人，不断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争斗。懿德皇后萧观音因谏阻辽道宗狩猎而渐受冷遇，为弥补感情裂痕，作《回心院》词，并将其谱曲，希望道宗皇帝能够回心转意。是时宫廷乐队中的伶人大都不会演奏此曲，只有汉人伶官赵惟一能演奏。因罪被没入宫中的宫婢单登原是耶律宗元的奴婢，也擅长演奏琵琶、筝等乐器，对于皇后召赵惟一进宫演奏《回心院》，颇为不满。又加之皇后曾进谏道宗对在宫中服役的罪犯家属应多加预防，因而对皇后更加怨恨。大康元年（1075），辽道宗诏皇太子耶律濬总

《龙图公案》是明末产生的白话短篇公案小说集。其中包含一百个断案故事,大多数是写包公断案的公正与神奇。其实,那里面只有一篇 《割牛舌》的本事见于《宋史》包拯传,九十九个都是别人的或虚构的。所以,人们常说,戏曲、小说中的包公形象是一个“箭垛式人物”,“滚雪球式人物”。包拯生于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卒于仁宗嘉祐七年(1062),庐州合肥人。从《宋史》、《宋史新编》、《东都事略》、《隆平集》、《名臣碑传琬琰集》、《包拯集》乃至包拯墓出土的墓志铭等信史资料来看,

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链条之中，作为一种思想形态的阳明心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最后一个环节。它以儒家学说为根荄，整合了包括佛教、道家（道教）在内的不同思想形态的合理内涵以及宋代以来理学思想之精义，完成了以“良知”为根本理念的思想体系架构，体现出极为宏阔的理论涵容度与相当精致的思想结构。它要求把人人本具的“良知”落实于个体现实生活的实践领域，实现个体的经验生存与其本原实性的同一、实现存在与价值的同一，从而达成“致良知”与“知行

汤显祖虽享誉剧坛，但在戏曲史上，人们对他的音律主张与实践并不都是肯定的。所谓“汤沈之争”给人们的印象是，汤显祖的曲学修养似乎欠佳。这一印象是否符合事实，不妨从他的唱曲活动入手，略窥一二。汤显祖幼而好乐，读书侍亲之余，往往“载音于彤管”。十五岁开始研习声歌之学，成年后，“戏逐诗赋，歌舞游侠”。汤氏留存后世的诗文中对此颇有记载。他常常与友人“歌随凤咮管，酒酌龙头铛”，“歌风扬激楚”，&ldq

作为“农与工肆之人”的代表，墨子执着于破旧立新，建立一套符合小生产者、手工业者利益的新体制、新秩序。为此他自立门户，聚徒讲学，且热衷游说，不输儒者，故有“孔席不暖，墨突不黔”之说。墨子“有坚定的主义，有具体的政治主张”（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归纳起来有十项，或称“十论”。即“兼爱”“非攻”“天志”“明鬼”&ldqu

礼仪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赫伯特·芬格莱特将中国称为“一个如神圣礼仪般存在的人类社群”。年复年，日复日，礼仪生活交织着种种敬意与温情，在我们这个和谐大邦世代传承。《管子·牧民》：“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其中，“四维”指的是礼、义、廉、耻。“四维”是国家运行的重要支柱，礼绝则国倾，义绝则国危，廉绝则国覆，耻绝则国灭。国家顺应礼制法度才能使

王子成，字庆之，自号极乐居士。著有《礼念弥陀道场忏法》。赵秉文赞“未曾有也”。“极乐居士，是汝导师。当知此忏，诸资粮具”李纯甫认为“乃学佛之捷径”。明成化四年(1468)秋，宪宗皇帝为其父之丧，尝印《弥陀忏法》安于殡侧。近人顾净缘这样评价：“网落群籍，蔚为巨制，文义整瞻，靡所不包，千百年来，西方之教，至此又一集其大成焉。”[1]此书也流传至高丽、日本。《礼念弥陀道场忏法》总共分为十三门：第一，归依西方三宝，第二

《史通》云：“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精此书，次览群籍。”此论多为历代学者共识。故汉唐以来，上自庙堂，下至闾里，人莫不习。解之为史鉴，援之以赞治，释之为训诫，授之为教化，引之以立论，《书》之大经大史地位，莫可比肩。当下，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书》学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尚书》的现代诠释显现出巨大的张力。作为经典中的经典，《尚书》的当代价值正日益彰显。一《尚书》为“政书”之祖。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称“《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

朝鲜时期对阳明学的认知开始很早，按照朴祥编写《辨王阳明守仁传习录》的时间推断，应该是在中宗十六年（1521年）。此时王阳明才50岁，距离其代表作《传习录》首次在中国刊行（1518年）才过去三年而已。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朝鲜学界有不少响应阳明学，或至少是对阳明学抱有好感的学者，而且这些学者大都是这一时期在学界和政界享有知名度并有影响力的学者，如南彦经、李睟光、崔鸣吉等人。但在以朱子性理学为宗的朝鲜学界，道统显得尤为重要。自1392年朝鲜王朝建国后，当时的朝鲜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创业期，前期学者郑道传、

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代表。标志之一，就是唐诗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的功能达到极致。上层社会，墨客文人和三教九流各有其日常生活。但不管何种人群，其日常生活均能亦均在唐诗中有所表现，题材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大至政治外交，小至起居饮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举其大者，应有四个方面。纪事遣兴，是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功能。这本是文人生活的常态。唐人用诗歌来表达思想，纪录生活并自我抒情。如果一个诗人的传世作品较多，后人便可以从其作品入手，复原其生活轨迹之大概。原因就在于唐人写诗，类同后人的日记，是日常生活

122年前，孙中山第一个提出“振兴中华”的号召，为进中国于世界先进行列，撰写《建国方略》，勾勒含“心理建设”“实业建设”与“社会建设”的系统建设工程——一个宏伟的现代化建设蓝图，其中既有世界视野，又从中国国情出发，既借鉴西方经验，又蕴含着中国元素。本文仅就“心理建设”，透视它与传统心学的渊源关系，并从中得到启迪。一《心理建设》为《建国方略》之首篇，文中阐述心理建设

我国以孔孟儒家学说为主流的文化形成传统，与社会教育、道德行为、个人前途紧密结合，在独尊儒术的两千余年间，潜移默化，规范了世代国人的思想道德。传统文化的功能及其影响力，绝对不可小觑。近代以来，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批儒士出身、笃信程朱理学、热心经世的带兵官，之所以能铲除洋不洋土不土的洪杨“拜上帝”会（拜上帝教），其宣之于众的口号，不是保卫大清王朝，而是保卫孔孟“圣教”。而今，孔子学院在国外开遍通都大邑，成为进行中外文化交流、中国向世界展示“软实力&rd

翻译引进西学著作，在西学中求得救国之策、强国之法，改变国家命运，这是晚清知识群体译介西学的初衷。而作为这一时期西学译介的另一主力，来华传教士也有着自己的打算。纵观晚清中西人士在西学译介中的互动和心态变化，虽然在微观层面上因个体、环境差异而各不相同，但在宏观层面上，以社会群体视之，则呈现出一般性特点和规律。这两个社会群体在“救国策略”译介中的心态变化，反映了晚清救国方略探索错综复杂、曲折变迁的多元面相。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译介西学的第一步往往是针砭时弊，采用以破为立、边破边立的

儒家借助鬼神之道设立教化的学说。它强调宗教祭祀的社会教育功能，最能体现儒家人文主义宗教观的特色。“神道设教”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观卦彖辞，原文是：“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里“神道”指阴阳变化不测之道，非专指鬼神之道，但用之既久，后世多以神道指鬼神之事，与人道相对应，于是神道设教便成为儒家宗教观的简练表述方式，而它又确符合孔子和儒家主流派的思想。《论语·学而》载曾子的话：&ldqu

韩偓（842–923）字致尧，小字冬郎，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人。龙纪元年进士，累迁左谏议大夫、翰林学士，进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等。后构罪朱全忠贬濮州司马，再贬荣懿尉，徙邓州司马。闻朱全忠杀崔胤、劫昭宗迁都，遂弃官南下，最终携家避地入闽，后侨居泉州南安，卒于南安龙兴寺，葬于葵山之麓①。韩偓是晚唐五代之际的著名诗人，以《香奁集》和《翰林集》名世。韩偓作为晚唐忠臣，系心昭宗、思念故国，其人格品节历来备受后人称誉②。无疑，儒家理念在其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然韩偓与道教之间也有密切关系。但是长期

自从胡适于《中国哲学史大纲》称孔子的政治哲学为“正名主义”，视作“孔子学说的中心问题”，孔子所言“正名”就被泛化为普适性政纲。以后论者无不受此影响，批评孔子“企图用过时的旧名来纠正改变了的现实，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观点成为主流。新时期以来，说孔子政治上“保守、落后以至反动”者不乏其人，对其政治哲学与治国方略误解尤甚。正本清源，廓清误解，已成为增强文化自信、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

古代诗文中有大量植物词，比如《诗经·豳风·七月》第六章：“六月食郁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其中“郁、薁、葵、菽、枣、稻、瓜、壶、苴、荼、樗”都是植物词。再如，《论语·阳货》中，孔子说，学习《诗经》，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王逸《离骚序》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