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据《汉书·窦婴传》记载，汉武帝刘彻当上皇位继承人，也是经历了一番人们意想不到的大波折：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春天，三年前所立的皇太子刘荣（景帝长子）被废，重新确定一位皇位继承人迫在眉睫。喜欢干预朝政的窦太后一再明白地向景帝表示，将来要把帝位传给她所溺爱骄纵的小儿子、景帝胞弟梁孝王（刘武）。梁孝王当时占有优势，他在不久之前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中因堵截叛军西进、捍卫京师立了大功，加上有太后直接插手，景帝只好附和，向梁孝王示意：“千秋万岁后传于王。”外戚窦婴和大臣

南宋嘉定十四年辛巳（1221年），二三月间，蕲春的罗州城，发生了一件惊天大事，那就是金国的左副元帅、枢密副使仆散安贞率领十万金兵，渡过淮河，攻陷黄土关、入麻城，临团风，围黄州，过上下巴河，侵蕲州，攻破并血洗罗州城。而这场残酷的血战，被一位死里逃生的战将记录下来，也就是流传至今的《辛巳泣蕲录》。此人就是本文的主人公赵与褣。赵的官不大，但在当时却很重要，其官职全称是：从政郎、蕲州司理、权通判、兼淮西制置司、佥厅行司公事。一、赵与褣撰《辛巳泣蕲录》罗州城保卫战，赵与褣一家十六人被卷入其中。由于罗州城相当繁华，因

《韩非子》一般被认为是道家与法家思想的结晶，但其实《韩非子》仅仅受到战国时代南方道家代表《老子》的影响，并没有北方稷下道家的色彩。因此《韩非子》就成了以《老子》为理论基础的道法家代表著作，其与齐国稷下以黄帝为伪托的道法家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形成不同风格的道法家理论。《韩非子》为代表的南方道法家与稷下道法家的合流，在汉初才逐步完成，形成汉代影响深远的黄老学派法家政治实践。关于道家学说的发展，目前的文献条件还无法给予充分的说明，其中齐国稷下道家与楚国南方道家的关系是一个比较受关注的问题。稷下道家有田骈、慎到、

孔子的治国理政思想散见于《论语》各篇，看似杂乱无章、缺乏内在关联，然稍加条贯分析，其实也有其内在逻辑和体系建构可言。细读《论语》我们发现，“富民教民”和“尊五美屏四恶”的思想应是孔子治国理政思想的总纲，是我们理解其整个思想架构的锁钥。以下我们将围绕这个总纲，试勾勒出孔子治国理政思想的全貌。读《论语》，孔子告诉我们，为政者要实现“富民教民”的治理目标，最主要的是要能够做到“尊五美屏四恶”。据载：子适卫，冉有仆。子

关于儒家政治学说的基本内容，学界讨论甚多。学者们普遍注意到，儒家主张承天命存鬼神，讲人性重教育，重仁义讲礼仪，崇圣人尚贤能。学者们还指出，儒术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但是，对于儒家政治学说的根本属性或特质，儒家政治学说在诸子学说中的逻辑定位，目前讨论不多。弄清这一问题，不但有学术价值，而且有现实意义。第一，儒家政治学说的逻辑定位，乃居于墨法两家学说之间。先秦诸子热衷于政治者凡三家，儒家、墨家、法家，这三家学说代表了三种各具特色的政治模式。墨家信鬼神，《墨子》中有《明鬼篇》，竭力证明鬼神存在。墨家践行道德，《墨

儒道的融通互补是魏晋时期思想家面临的时代主题。作为开玄学风气之先的重要代表，王弼通过界定和说明儒道思想谱系中所涉及的无与有、自然与名教等的相互关系，对此进行了创造性的回应。为理清无与有、自然与名教的相互关系，王弼在注《论语》《周易》《老子》等经典的过程中“发明”了“举本统末”的观念和方法。在“举本统末”的观念和方法下，无与有、自然与名教的相互关系得到进一步阐发，儒道关系也因此实现了“和解”。可以说，&ldquo

清代女性社会对于《红楼梦》的接受主要体现在题咏、绘画、戏曲、续书等四个方面，其中又以“题咏”为主要的表现方式。晚清女性红楼题咏中所展示的种种生活、社会、情感、文学形态的表现，似乎是强化、放大了《红楼梦》的言情、虚幻元素乃至颓废、诲淫元素，或许折射出一种中国式的旧时代世纪末情绪，而其间亦不免酝酿着某种新时代创世纪的潜在意蕴。晚清女性社会形态从传统闺阁文化的主流，分化出都市化或者青楼化的支流。这么一个趋向，其实也是当时《红楼梦》接受文化的发展大势。通过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及其过程的研

一“宠辱若惊”一句出现在通行的王弼本《老子》第十三章的章首：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有关“宠辱若惊”一句的理解，学者分歧颇大。元代吴澄《道德经吴澄注》：“宠，犹爱也。名位之尊，人以为荣，反观之则辱也，故知道者不爱，而爱之者于此而惊焉。”其中指出“宠辱若惊&

南朝齐永明六年（488）二月，中书郎沈约终于完成奉敕撰写的《宋书》，上呈朝廷且获得朝野好评，这一年沈约48岁。事隔不久，年仅17岁的陆厥给沈约写信，对《宋书》的一个文学观点提出强烈质疑。沈约对陆厥的来信颇为重视，回信释疑。其实，陆厥不是唯一对沈约提出质疑的人，沈约针对此问题的回复也不是唯一的一次。到底是什么问题会引起当时学者的如此关注？这便是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出的汉字声韵批评理论，这种“汉字批评”中常用的也是重要的观念及方法，被后人称为&ldquo

“本腔”一词，在《陶庵梦忆》中提到：“是夜，彭天锡与罗三、与民串本腔戏，妙绝；与楚生、素芝串调腔戏，又复妙绝。”（张岱著，夏咸淳、程维荣校注：《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8页）在“本腔”注中，校注者仅以“昆剧”“昆腔”释之（张岱著，夏咸淳、程维荣校注：《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9页），个

主体性一般指人的自我意识及人的主动、能动、自主、自由和创造等特性，它既是人作为主体的根据，又是其所具有的性质。人的主体性自觉有个漫长的渐进过程，生当明朝中叶的王阳明，适逢社会新旧转型的大时代，他创立的心学体系以建构人的道德主体性为旨归，其主要范畴和命题均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一、“心即理”的价值主体正德初，阳明因冒犯阉党而被谪贵州龙场驿。他在这片荒蛮之地居夷处困，上下求索，“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洞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自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唐代诗人杜牧的七言绝句《清明》，是中国古代诗歌中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经典名篇。这首诗描述清明时节主人公雨中赶路的愁苦心境和问询牧童的瞬间情形，抒发异乡思亲的沉痛心情。一首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起笔破题，交代时令与天气，以节令与环境来渲染凄冷的气氛。清明时节，细雨淅沥，春寒料峭，这既是自然背景的描述，又是全篇感情基调的铺垫，暗示了诗人凄冷的物理感受和复杂的心理情绪。这与宋代李清照《声声慢》开头“寻寻觅觅，冷冷清

历代儒家“知行”观的简略回顾在“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上，儒家有较为深入的探讨。有知先行后、知易行难、知先行重、知行并进、知行合一等多种说法。《古文尚书·说命中》记载了傅说对商王武丁说过“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话，反映了先秦已有“知易行难”之说。孔子认为人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三种，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实际上是主张以行为本的

康熙四年（1665），曾参加《南部防乱公揭》的复社友人嘉兴人巢鸣盛（字端明），明亡后筑室其母墓侧，裹足不离。这时听说他在语溪，竟破戒前来相访。黄宗羲因出其近年所著批评夏彝仲《幸存录》中有关晚明党争观点的《汰存录》一书，请他作序。但是巢鸣盛的序，黄宗羲并不满意，于是自作《题辞》于《汰存录》之前。这篇著作，完全流露了他在反思明亡教训在党争问题上的门户之见。关于巢鸣盛来访和两篇《存录》事，黄宗羲说：乙巳（康熙四年），闻余馆语溪，破戒相访。夏彝仲有《幸存录》，言“三案”之事，得之山东张延登

在中国古代，文学天赋的神秘与天才传奇汇聚成文才尊奉的习尚，富有文才者由此被命名为“才子”，而创作力衰退、文思迟钝、佳作难觅者也同样要追根溯源于才，自六朝开始，批评界就将这种创作情势的变化概括为“才尽”，“江郎才尽”便是其时最著名的典故。围绕这个传说，历代引发了江淹之才是否尽，人之才是否能尽，是什么因素影响妨碍了才的尽数发挥，维持才情活力的途径是什么等诸多话题。很多作家成名之后，创作难以为继的现象也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作家的才华类似容蓄在

《文心雕龙·章句篇》称“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刘勰认为，文字是言语之体貌，文章之宅宇，是人们说话写文章表达思想的依托。“练于骨者，析辞必精”（《风骨篇》），“缀字属篇，必须练择”，“趣舍之间，不可不察”（《练字篇》）。《练字篇》更是刘勰所撰“汉字批评”的专论，比较全面地论述了相关问题。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练字之功，在文家为首要。”用字之

有两个概念是贯串《庄子》内七篇的：一是“遊”，二是“道”。前者可以说是《庄子》一书的代表性概念，后者则是《庄子》一书最根本的概念。辨明它们在内七篇不同语境中的含义，无疑对恰切、深入地理解“内篇”各篇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这两个贯串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正可以视为内七篇以至全本《庄子》整体性的一个标志。一“遊”字从第一篇的题目《逍遥遊》起，直贯串到《应帝王》篇“体尽无穷，而遊无朕”句。这是用&

孟子的思想很明确，我们人性之中至少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味、色、声、嗅”等生理欲望，一方面是“仁、义、礼、智”的道德禀赋，孟子主张不应将前者而应将后者也就是“仁、义、礼、智”看作我们真正的性。关于荀子的心，学术界一般认为是认识心或智识心，其与孟子心的最大不同在于，孟子是以仁识心，其心是道德本心，此心具有良知、良能，可做道德判断，引发道德行为。因此，它是善之根源，善之“生起因”，其心也可称为道德本心，本有本源、

南宋时期，朱熹在闽浙赣交界的武夷山地区开展文化学术的传承与创新活动，形成了著名的朱子学派，其影响遍及东南诸省。此时，朱熹的《四书集注》被钦定为科举的教科书和考试的标准答案，其学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上升为官方哲学，成为近古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和生活方式，影响中国社会600多年。朱子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成果的总结，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作为文化遗产，朱子学是超越时代、超越区域的。朱子学与东亚文明中国、韩国、日本三国为近邻，或山水相依，或隔海相望。这种地理环境和频繁的学术交

陶渊明在世的时候，文名并不显赫。当时，他有一位忘年交的“小朋友”颜延之，是比陶渊明小十九岁的著名作家。陶渊明去世后，颜延之作了一篇《陶征士诔并序》，对陶渊明的文学评价只有八个字：“文取指达，赋诗归来。”陶渊明的诗文平淡质朴，而颜延之则追求藻丽典雅，代表了当时文坛的主流倾向。陶渊明由不入主流的作家最终变为第一流的作家，经历了一个各种机缘相继成就的过程。陶渊明在世时就是著名的“寻阳三隐”之一。连新上任的郡太守檀道济都不能忽视他，拿着粮食和

东晋、刘宋之际，在浔阳（一作“寻阳”）郡地方有三位“不应征命”的著名隐士：陶渊明（字元亮，后改名潜，365-427）、刘遗民（原名刘程之，字仲思，354-410）、周续之（字道祖，377-423），合称“浔阳三隐”。此事在沈约《宋书·隐逸传》、萧统《陶渊明传》、许嵩《建康实录》以及《莲社高贤传》等文献中都曾经提到。“三隐”中后来名气最大的是陶渊明，而在当时，另外两位的知名度似不在他之下，可

明后期帝王（崇祯除外）怠政，朝纲颓败，乱像丛生，让明迅速走向衰退以至灭亡。不过，历史的吊诡在于，皇权的式微却刺激了民间或底层的活力。明末后期商业的繁荣是这一活力的表现，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科技著作正是诞生于这一时期。划时代的四部科技著作是《农政全书》（徐光启，成书于万历）、《本草纲目》（李时珍，成书于万历）、《徐霞客游记》（徐霞客，成书于崇祯）和本文要说的宋应星（1587-1661）的《天工开物》（下简称《天》）。《天》初刻于崇祯十年即公元1637年，但此书命运多舛。在清一代，清初尚在印行，后因书中&l

对庄子的注意始于《史记》。据司马迁说，国王让人带了很多钱去请庄子做宰相，他居然说我宁愿在脏兮兮的小沟里自寻快活。这么个牛人，据说激动了一代又一代文学巨匠，其作被鲁迅盛赞“汪洋捭阖，仪态万方”，让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其影响下发展。就为这，有机会上大学时我特地选修了先秦的课程，直奔他而去。庄子的时代，各类野心家、阴谋家“……争于气力”（韩非：《五蠹》）。“无耻者富，多信者显”。

魏晋以来，乐府诗创作进入有主名时代，人们越来越把乐府诗当作诗之一体进行批评，于是出现了实际意义上的“乐府诗学”。《文心雕龙》专列《乐府》篇，是为“乐府诗学”开山之作（吴相洲《乐府学概论》）。王小盾先生《〈文心雕龙·乐府〉三论》，论述“乐府”三种内涵：一、“声依永，律和声”，是音乐与文学的结合；二、是介于诗、赋之间的一种韵文文体；三、承载礼仪典制功能。而在《乐府》篇外，《文心雕龙》又有《杂文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是明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他生于浙江余姚，卒于江西南安，葬于浙江山阴洪溪乡（今绍兴市柯城区兰亭乡仙霞山）。生前获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后遭人诬陷，被削夺伯爵并取消朝廷恩典。卒后三十八年，即明隆庆元年（1567），被追赠为新建侯，谥“文成”。王阳明青壮年时，曾读书于绍兴市郊会稽山阳明洞天，自称阳明子、阳明山人，故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一明宪宗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1472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