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电影批评夜谈之一
我以为这只是一个绝望的梦而已。你在电影从业员或者说是创作者们身上所寄托的这种想法，以及你要对他们提出的要求，老实说，在电影的创作手段完全地掌握在企业家手里的时候，是绝望而残忍的。
你的意思是说，在现在这种体制下面，不该对电影作家要求社会的和艺术的良心。但是，我可不像你一样的悲观。虽则在现在一般的极度恶劣的环境里面，当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感觉到非艺术的企业的触手威胁到他创作的本身的时候，他可以从一个作家的立场……
错了，你没有认清电影的特性，你不理解电影的创作手段与其他艺术的创作手段的不同。在文学、绘画、音乐等等，受企业制度制约的，只限定在作品成为商品时候的流通的一面，文学的作家，当他有了作家的艺术的和社会的良心的时候，他可以从一个作家的立场，在他创作的行程里面，遂行他所被容许了的自由；而在电影，你得知道，他则是一个企业制度下面的电影工厂的工人。所以当他选择题材和决定主题这一瞬间，他就受了商业主义的支配……
但是，问题是在艺术作品对于公众所及的影响，如你所说，文学和其他艺术部门的作家有局限在创作行程中的自由，可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在流通部门被阻塞了的艺术作品，实质上就失掉了他对对象的机能。所以，电影作家假使有了艺术家的资质和对社会的诚实，那么在他对艺术和对社会的态度，做到和一个有良心的作家同等程度，决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你说到了公众的问题，而且你认识了电影作家在创作上所受到的营利的立场的支配，那么请看一看眼前的实际。有人说，公众是孩子，甜的、好看的，好听的，常常是不辨别地会接受的。现在，电影是一种以这些孩子们为对象的商品，企业家自然不独不竭力地趋向兴味中心主义，迎合低级趣味，在现在这种恐慌的时代，他们更不恤放弃一切电影向上期所发生了的艺术性对社会现实的真挚，而疯狂地制作着反进步的作品，在这里，电影作者彷徨在企业家和影评人的中间，当他们的正义感和所谓艺术的良心敌不过现实生活的经济的支配的时候。……
问题变成很简单了。你的错误，是在只看了企业支配艺术的一面，非遗忘了观众与作家之间的交互作用。电影是一种最年轻最现代和最大众的艺术，它以一种资本主义的速度，急速地渗入了大众生活的内层，资本主义将电影当作营利的商品而送进大众的各个阶层，可是这种艺术的普遍化正完成了艺术创造观众的准备作用。“公众是愚昧的”，但是他们有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压力，能够起反应作用的感觉和一种有历史的优越性的真实。“艺术对象和其他一切生产物相同，能够创造有艺术趣味和鉴赏眼的公众。所以，生产不仅对主体生产对象，同时还对对象创造主体。”（卡尔·马克思《经济学批判》序）作家用他们的艺术生产来创造有艺术鉴赏力的公众，公众用他们的社会的真实来变革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无视了这种交互作用，而将问题片面地固定起来，这是你的悲观论的原因。
这很对，但是我们也还不能乐观，现在，电影作家的艺术家的资质，对社会的正义感和严肃性，都很贫乏，而所谓“生意眼”的压力，却俨然存在他们的上面。
在这儿出现的，就是电影批评的机能。电影批评不仅对观众以一个注释家、解剖者、警告者、启蒙人的姿态而完成帮助电影作家创造理解艺术的观众的任务，同时还要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的所有者和实际制作过程理解者的姿态，来成为一个电影作家的有益的诤友和向导，当然，要完成这种机能，批评者自身的基础与态度，是该严肃地讨论的。
注 释
〔1〕 原载上海《大晚报》1934年11月18日“火炬·星期电影”副刊，署名韦彧，收入《中国左翼电影运动》，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