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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批评夜谈之二
在原则上，影评人一方面应该以启蒙者的姿态来帮助电影作家创造能够理解艺术的观众，他方面还该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的所有者和一个实际制作过程的理解者的姿态来成为电影制作者的有益的诤友和向导。这原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影评的现状。剧作者和影评人，除出若干的少数之外，大都是恶意地对立着的，影评人和观众，同样地除出一部分热心者之外，大都是相互地无视着或者藐视着的。
问题是相对的。中国的新生电影和电影批评，都只有极短的历史，如你所说，电影作家，除少数之外，艺术家资质和对人生对社会的正义感和严肃性都很贫乏。我们不能忘记，在一两年之前，“电影批评”只是一种宣传和广告的延长，直到现在为止，一部分剧作者和影评人还将影评当作一种私人感情的酬赠，所以当批评对于剧作者的声誉和对于售票处的收入有利益的时候，他们可以将影评当作有利益的宣传，而当批评对于上述两者有所不利的时候，他们便可以很快地全盘否定影评的存在，譬如……
那么，对于这种现状的责任，你以为影评人没有值得非难的地方吗？
恰恰相反，在责备开始——或者正要开始为着新的电影而努力的电影作家之前，“作为一个进步的世界观的所有者”的影评人应该首先接受自我批评的鞭子，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影评人缺乏的是：真挚的学习，善意的忍耐；而多余的却是：不必要的玄学和可羞耻的“指导者的架子”！为着要使中国电影进步，为着要使影评成为电影作家的向导，从事电影批评的第一件需要的是努力地学习，从客观的现实和从制作的实践；对于自然和生活现象，尤其是对于大众的现实生活，假使批评者没有一种具体而深刻的理解，试问用什么基准来估计作品所反映的一切是否真实？第二，对于电影作家，只要他们是在进步，或者有进步的可能，批评者在世界观上尽可以不作分毫的让步，但是在态度上却需要着最大限度的节制和忍耐，“批评家不该将自己看作高于作家的存在，而是要从作家学取很多的东西，只有最好的批评家才能以热心和感激对待作家，不论在什么场合，他们都该有一种兄弟般的亲切”。
其次，就是你所说的摆“指导者的架子”的问题。这种态度不仅对电影作家，同时对观众也引起了不必要的反感。譬如说，影评人常常慨叹着观众水准的低下，而将自己和观众之间划出了一条不可越的鸿沟，假使，观众的水准始终和影评人的水准不能合致，那实质上就是影评人否定了自身的存在。
摆“指导者的架子”，和高尔基所说的一样是一种“时代病”。最近，他在对苏联作家大会的报告里面有一段极痛切的批判，他说：“指导是很高地评价人们的精力，而指示出以最小的力的消费来获得最大的实际的效果的指标，可是摆指导者的架子却是一种企图出人头地的小市民的个人主义的努力，这，只要有机械的诀窍、空虚的头脑和空无所有的心灵，是谁也可以容易地做得到的。”我们的影评人应该很快地清算这种个人主义的遗产，在评价主题、性格和人物的相互关系的时候，出发点不该从烦琐哲学而该从对于现实观察所得的一切事实的根据。对于一个难以理解的作品，应该像一个不惮其烦的解释者和注释者一般地对观众解说，对于表面上香甜而实质上有霉的作品，应该像一个警告者一般地对观众忠告，对于核心包藏着有益的果仁而表面上包着一层硬壳的作品，应该像一个解剖者一样地代观众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消散影评人和观众间的鸿沟，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电影批评所应有的使命。
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是在现在这种“当口”，坦白的自我批判，也许会被当作某种企图的借口和武器的。
但是我们相信，只有不怕自我批判，才能保证我们影评的充实和前进。假使说，这一切可以当作掩护和判罪的资料，那么我们的回答是说：上面所谈的态度，是只对进步的剧作者而不是对恶意的藐视者的！
注 释
〔1〕 原载上海《大晚报》1934年11月25日“火炬—星期电影”副刊，署名韦彧，收入《中国左翼电影运动》（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出版）、《夏衍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