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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前，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展开了人类史上未曾有过的社会的改变，旧的威权终止了它的支配，新的主人从变革的烽火里面继承了他一切的遗产。在这种遗产目录中间，有的是：被旧社会经济制度剥削着、被长时间的世界战争荒废了的广漠而荒芜了的土地；被西欧文学家们描写作野蛮和无智之代表的、饥饿而半裸的农民；和旧社会秩序有不可分离之关系的僧侣和酒精；以及被一切权威的社会学者认为不能医治的“社会的癌肿”而放置在街头巷尾的娼妓和“海斯泼里淑尼”（流浪儿）！
这儿，在时代的新主人的前面，展开了困难而伟大的道途，为着大多数人的福利，他们不仅要从社会生活里面除掉一切无用而有害的东西，而且要使这些无益有害的东西也能积极地担负起建设新社会的使命。
对于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浪的儿童，符拉基米尔·伊里奇 〔2〕 曾经说过：“在苏联，不该有这种流浪的孤儿，他们，应该要变成青春泼辣的幸福的市民！”根据这样的主题，而用苏联独特的技术摄制成功的最初的声片，就是这一次在上海开映的《生路》！
《生路》（原名《人生之路》）是新锐的导演尼古拉·埃克导演、尼古拉·巴它洛夫、伊凡·库依尔拉主演、施屈路里加作曲的苏联梅裘拉蒲濮姆社出品的第一部有声片。1931年5月初映之后，在莫斯科已经突破了续映一年的纪录。截至去年6月5日为止，已经继续了一千二百次的上映。现在，为了便利在没有声片装置的农村上映，已经另印了无声拷贝。这，可以毫不迟疑地说，是一部继普特符金的《母亲》和爱森斯坦的《战斗舰伯巧姆金》而出现的世界电影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作品。
“电影在愚昧的欺诈者的手里的时候，非但不能使观众得到好处，而且要对他们散播有害的影响。大多数的脚本，都因为可嫌恶的内容，而将观众引导到可害怕的邪道。可是，当观众自己得到了电影的时候，当电影被把握在社会主义文化的真实的活动家们的掌中的时候，那么它就变成大众教化的一种最强力的武器。”电影对于文化和教育的意义的如何伟大，这部《生路》已经有了充分的证明。
苏联以流浪儿童为主题的电影，在《生路》出现之前已经有过几种，在文献上可以看到的，已经有《黄金的蜜》、《破袖子》和马雅可夫斯基编剧的《三人》等等。前一种的主题是暴露流浪儿童对于多数学童所给予的不良影响，后两种是描写无家可归的孩子们辗转流徙之后而走上了有组织的生活的路程。现在，这部《生路》的目的，为着适应这片子摄制当时的情势（五年计划开始后第二年开摄），除出上述的两项任务之外，主要的是“消灭一切社会的害虫，动员一切力量去参加建设新社会之基础的工作”。
被欧美的感伤主义和色情主义的影片食伤了的我们，在第一次接触这种苏联影片的时候。谁也会感觉到一种完全不同的空气。在这儿表现出来的不是形而上学的思索，不是文字上的心理的描写，而只是以动作和观众的感觉接触的、人类活动的力学的表现，激动我们的心灵的，是集团的生活的力量，是集团的生活的意志。新的代替了旧的，健全而明快的感情代替了颓唐而伤感的情调。看，建设和崩溃，朝气和老衰，健康和衰弱，欢呼和悲叹，泼辣和沉滞，愉快和伤感，这是何等明白而尖锐的对比。
在剧的进展，我们也可以得到一种有意义的暗示，社会的构成是有机的，性格的转变是复杂而困难的，在这一群流浪儿童的转变过程中，因社会情势的推移，而遭遇了许多必然要碰到的辩证的反逆、矛盾和动摇。在这里没有凭空而来的奇迹，在这儿也没有从来不犯错误的英雄。这是科学的、辩证法的发展。只因为如此，所以这才是丝毫没歪曲和修饰的真实的现实！
在技术上，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位性录音”的成功。这，是对一切欧美有声影片认为唯一录音方式的“同时性录音”的反叛！在这声片里面，有许多画面不一定和音响一致，可是，在这种互相克制的中间，却能对观察者给予一种融然的理解。爱森斯坦所说的“在发声电影画面和音响决没有同时性的必要，——反之，我们的工作是要在欧美先进国未曾试过的领域，去创造新鲜而强有力的影片”。这，可以说已经由这一张《生路》而完全地实证了。
这片子里比较起来镜头最多的是扮演流浪儿指导者的尼古拉·巴它洛夫和扮演流浪儿头目的伊凡·库依尔拉。可是他们两个的表演都不曾给观众以一个英雄或领袖的印象。巴它洛夫本来是莫斯科第一艺术剧场的名优，曾经在普特符金导演的高尔基的《母亲》里面扮演主角巴威尔而博得了异常的成功。在他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的时候，我们想是值得特别的介绍一下的。
总之，这一部在各方面都有特殊意义的影片，在现今这种中国影业渐渐地走上正轨的时候上映，我想对于我们的电影从业员和观众一定会有很大的指示的。
注 释
〔1〕 原载上海《晨报》1933年2月16日“每日电影”副刊，署名黄子布。
〔2〕 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即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