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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斗牛艳事》观后
很明显的是因为对于故事的不满，所以各报对于《斗牛艳事》的批判都很严格，但是我以为这片子的失败，责任是在故事，而不全在导演，这一点是值得分清楚的。
热心的观众大概不会忘记《六一三之夜》（The Night of June 13）和《良缘巧合》（One Sunday Afternoon）这两部作品，清新，质朴和静谧的作风。导演Stephen Roberts 〔2〕 特有的那种真实的迫力和淡淡的小市民性的伤感，这一切到现在还深刻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可是，经过半年的时日，竟使我们看到了这样一部建筑在一连串的误会上的《斗牛艳事》。
Stephen Roberts不是所谓“电影出身”，也不是从舞台或文字的领域中移植过来的知识分子，据说，他的前身是一个飞行士，他没有纤细的神经，但是他却有过一些以体力和生命换取生活资料的体验，在他发表的作品里面，他描写了和他同一类型的人物，再现了30年代的美国小市民日常反复着的极普遍的生活。《六一三之夜》的莫洛家族，《良缘巧合》的啤夫和爱米，这些都是现代社会常有的典型，而决不是概念的存在，Roberts的作品所以感动我们的原因，是由于他所处理题材的“真实”。这是他的特长，也就是他的作品的力量，形成他作品的底流的不是绚烂的技巧，不是出奇的情节，这，只是极度平凡而朴素的描写，能否把握“真实”，这是艺术家能否成功的分歧。所以，Stephen Roberts放弃了他的特长，缴除了描写真实的武器，这就表示了他已经停止了他的个性的展开，而不自觉地走上了危险的境界。
《斗牛艳事》描写了一个和我们的生活离得很远的世界，在这儿登场的人物，并没有社会的和经济的背影，换句话讲，他所处理的虽则不是高贵的人们而还是些侠盗和斗牛士之类，但是，这儿早已经看不到Roberts初期作品的那种渗入心灵的“实感”，墨西哥已经不是斗牛和龙舌兰的乐土，墨西哥人同样地受着二重和三重的剥削，不论怎样的矫揉，不论怎样的粉饰，在伟大的现实前面，这种没有血肉的人物和从经济关系游离了的浮薄的恋爱冲突，是再也不能使广泛的观众感动和兴奋了吧。
离开了“实感”的Roberts的姿势是悲惨的，他已经失掉那种强烈的迫力的全体。在对于地主夫妇的漫画化，在描写那侍女的失恋的悲哀，多少地还留存着一点Roberts的面影，可是和《良缘巧合》比拟起来，真使我们有不胜今昔之感了。
这是商业主义下的电影导演的悲哀，这是故事连累了导演的一个最好的实证。
反之，作品对于现实的歪曲与粉饰是有害的，我们便该反对。
假使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的影片以文化侵略的姿态在市场上出现，起的是麻醉、欺骗、说教、诱惑的作用，我们影评人便应该负担起电影文化领域内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向帝国主义的影片堂堂地进攻（同样的，影评人也负担着反封建反宗教迷信的任务）。
但是这并不就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影片一律都要加以反对。
往往，一部作品在客观上含着丰富的真实性，这生动的真实的描写，是违反着作者的主观世界而达到了艺术上的正确的有教益的结论。
最好的例子便是《亡命者》。《亡命者》里暴露了他们的国家机关的黑暗而超越了人道主义的说教，使观众抑制不住对于资本体制的愤怒，是违反着作者的世界观的，但客观的真实性的胜利在这里证明了它自己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同样的，我们对于“民族精神”的改良主义、个人主义要做无情的打击，而不能不推荐那里边这么生动真实的殖民地奴隶命运的描写。
软性论者便是对于这些完全没有理解，把我对于影评人在电影文化领域内反帝任务的提文视为“文不对题”！
尤可笑者，一般浅见者流看到我们推荐作品，误认我们把华纳女婿视为了不起的导演人。然而无论如何，马文·莱洛、柏勃斯德既有此劳绩，当远较优于一般庸俗之徒，我们的加以注意，为什么便不应该了呢？
到现在为止，他们在“软性论”的衣裳下掩盖着真实，然而时间与历史将残酷地裁判他们，暴露其面目。在这里，我们保留着最后的结论的一章，让软性论者用他们自己的行举来写上去吧。
6月24日于盛暑之夜
注 释
〔1〕 原载上海《晨报》1934年6月27日“每日电影”副刊，署名罗浮。
《斗牛艳事》，直译为《号角吹响了》，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1934年出品，巴莱特·科马克编剧，斯蒂芬·罗伯茨导演，乔治·拉夫特、阿道夫·孟郁主演。
〔2〕 Stephen Roberts，斯蒂芬·罗伯茨，美国电影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