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复于伶 〔2〕
于伶兄：
桂林和上海相距得并不远，但是消息的传递是如何的困难啊！《花溅泪》已经上演，已经再版了，但是我只从偶然看到的上海报纸上知道了这么一个名字，你写在这剧本前页的两封“致S. Y.”的信，是4月中到了香港才看见的，离这版本的出版，已经经过了半年的时日了。这两篇文章正像独行中偶尔听到曾经爱诵过的歌曲似的想起了上海，想起了上海的剧运和艰辛地在这岗位上争斗的友人。我从乱纸堆中遍找到了有关上海剧运的材料，发表在《大公报·文艺》的健吾兄的那篇《关于上海剧运的低潮》深深地使我激动了！出于真情的文字，是永远永远地使人感动的，我和他同样地难受，同样地忿怒，可是忿怒了之后，我又觉得愉快了。一年几个月，不算是一个悠远的时期，可是这短短的时期已经使那些惯于在圈子外面唱高调，用术语，讲冷话的人，和真实、诚恳而永远和青年们工作在一起的工作者相距得这样遥远了！“辩正”，是没有必要的，上海文化工作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在国内始终是一种使人向往钦慰的火炬，充满了术语的“总检讨”，是不足以减损这火炬的光辉的。
关于《一年间》和其他几个剧本的意见，我到今天还不曾接到过你的“另函”。对于《花溅泪》，我却可以愉快地报告你读后的感想。在你创作过程中，这是你走向更坚实更写实的方法的一个重要的基点，也是一步重大的前进。和《夜光杯》比拟一下，已经是一个不同类型的剧本了。朋友们热烈地期待着你从这基点出发，沿着这正确的方向，更多而更好地写出些不仅适宜于“此时此地”的剧本。让年轻而缺乏鉴别能力的戏剧工作者在抗战已入新阶段的今天还反复着《放下你的鞭子》、《九一八以来》和《夜光杯》，这是我们应该痛感的责任啊！在曲江举行的一次文艺座谈会上，我们曾提出过“生产运动”的口号。当然，目的并不在鼓吹滥造出粗糙的东西。我们需要更多，同时也需要更好，在这一点，我是同意于你的意见的：“自己既是爱定了演剧这迷人的武器的艺术，决心学习写戏编剧本，失败了可以重来，跌伤了我会支撑的。”
在你信上提到过两次“此时此地”，那么让我们谈谈“此时此地”的问题吧。我，对于此时此地的剧运，是同意于将这阶段规定作“磨炼”的时期的。“八一三”以来，中国的剧运可以大致说，已经完成了普遍化的第一阶段了。紧接在这一阶段之后，我们的任务是在如何才能使这普遍化的戏剧能够作一步更大的前进了。普遍，同时更要深入，这是我们的课题。在没有缘的大众间，过去我们已经介绍了话剧的新的形式，新的作风，这和旧有的文明戏，已经是属于不同种类的东西了；但是，距离完整的，作为抗战建国之最有力的武器的戏剧艺术，还隔着一个很远的路程。在剧战的前方，在不断轰炸下的后方，一年来我们这年轻的戏剧艺术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演出、演技、装置……和“八一三”以前已经进步到不能比拟的程度了。但是，我们的眼光不能单注意若干个优秀的团体。一般地说，我们也还有无数的只机械化接受了话剧这种“形式”，而完全不知道演出和演技为何事的支流。戏剧是综合艺术，这话已经讲腻了，但是有多少剧团和剧运工作者还将这艺术的百分之八十的成功和失败，单单寄托于剧本的故事和结构身上啊！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话剧就留下了一个并不怎样值得感谢的传统。这，就是对于演出（导演）和演技的忽视。在选定上演剧目的时候，演出和演技的因素是很少放置在考虑的问题之内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希望，寄托在剧本的身上。情节曲折和剧情的热闹，是决定是否可以上演的准绳。在话剧要在无缘的小市民中间打天下的时候，这苦心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将这固定化而成为一种传统，一种偏见，一种不费力地可以获得成功（主要是商业上的）的捷径，那便可以成为戏剧艺术正当成长的障碍了。在“八一三”以前，话剧开始向大剧场发展的那一个时期，即使作为一个试验的演出，也不曾有过一个剧团敢于上演一个著名难演的剧本，这是如何可慨的现实啊！
我深深地确信着，这种过重地依赖剧本而过轻地估价演出和演技的传统，是阻碍中国话剧进步的最主要的因素，也是真正造成今日的“剧本荒”的原因。因为现在被认为可以上演的剧本，都是“曲折离奇，紧张热烈”，不论什么人来演大致都可以博得观众欢迎。所以除出极少数的天才之外，在现阶段的剧运中，导演和演员很少有真实地试验实力和苦心磨炼他们技能的机会。在国外往往一个剧本因为演出和演员的不同而可以得到一种不同的成果，可是在中国，却是一个剧本经过一次上演之后就成为一个定型了。无原则的“闹剧第一主义”阻碍了演出和演技的进步。——这，理由是很明显的，没有好的导演和演员，“平淡”而真实的剧本是“不适”于上演了。年轻的剧作家总是希望自作的剧本有上演的机会的，那么，走“出奇”的路吧，写曲折的情节，巧合的人生吧。而不幸得很，这条路并不是中国当前所需要的。戏剧的康庄，题材的枯窘，剧情的公式化，都只是剧作者不能正当地发展他们的才能，企图侥幸成功而走错了路子的表现罢了！
强调演出和演技（以及其他舞台艺术）在戏剧艺术中的身份，在这磨炼的时期里而建立起我们新的戏剧艺术的最合理的分工，让无数的新的演出者和演员有一个试练他们才能磨炼他们技术的机会，让无数新的剧作者可以不必顾虑“生意”而能够有一个放胆地自由地描绘这个时代的真实的机会，这不是此时此地该做的事吗？
十年之前，中国话剧运动的一个最真挚的拓荒者朱穰丞先生曾经提倡一次“难剧运动”。这运动并不曾得到成功，但是他的勇气和毅力，在中国剧运史上是永远也不会被忘记的。十年之后，话剧已经应该到非走上一个新的阶段不可了。那么，让我们再来一次“难剧运动”，来造成一种新的，更切实，更严肃，也是更富于创造的风气吧。演好一个著名的闹剧，并不是演出者和演员的名誉的事情。让我们来和难剧搏斗，在难剧的上演，批评，检讨，再上演……的过程中，来使我们的戏剧作一步更深的前进吧。
我如此说，并不是表示了我们对此时此地之环境的让步，相反，这正是我们“抗战建剧”的必要的过程。我们的工作方式应该是永远地抵住，永远地反拨着压力的弹条。我们需要的是坚韧，获得一种坚韧的性格，我以为一个较长时期的磨炼是必要的。
1939年5月5日在香港
注 释
〔1〕 原载《剧场艺术》1939年第7期，收入《长途》，桂林集美书店1942年出版。
〔2〕 于伶（1907—1997），现代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