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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批评抗战以后的剧作，常常恶意地用“抗战八股”这几个字来抹杀，“老是那一套，看厌了，又是汉奸，又是鬼子强奸妇女，又是民众起来打走鬼子，杀死汉奸，千篇一律，厌了厌了”，这是所谓“批评家”的“一致”的呼声。在这个呼声下面，我们的剧作界起了两种反响，一种是对于这种“非难”置之不理，依旧写我的“那一套”，不去考虑一下为什么他们“厌”，为什么他们不欢喜“那一套”；另一种是被这种呼声吓倒，不假思索这种“非难”的对不对，便立即改换方向，写些与“抗战无关”——即使有关也“不过是装饰”的东西，以为如此就可以免去“公式化”的讥评。这两种做法，我们以为都不是使我们的抗战戏剧走上正轨的办法。
在我，以为“公式”并不怎样可怕，也并不怎样值得反对。抗战中有的是汉奸，有的是日寇的奸杀，必然地也有的是民众的起来扫除敌伪，这是现代中国大众日日遭遇着和还有继续遭遇之可能的现实，也是民族革命战争中所必须经过的“公式”。那么作家们拿这些现实的题材来写剧本，毋宁说是应该的。问题是在对于日寇、汉奸、民众乃至他们所处环境等等写得是否真实，而不在可不可以写这些人物和故事。这些事可以发生在都市，可以发生在农村，可以发生在塞北，也可以发生在江南。日寇有各种的日寇，汉奸有各种的汉奸，民众也有各种不等的民众。写得真实，是这么一回事，观众便觉得真实而忘其为公式。写得不真实，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即使不是公式，观众也觉得这不是人间现世之所可有。没有日寇、汉奸、民众的剧本，难道就一定可以使人民不厌了吗？这就是一个反证。
剧本要上演才显现它的力量。它是要在大众面前试验的东西，因此更无法掩藏它不真实的缺点。抗战剧为着要振奋人心，写得乐观一点可以容恕，但这乐观要有一个“可能”的限度。一个扭扭捏捏的洋场小姐为着爱上一个抗战的英雄而跑上战场，这我们不能断定她没有这种可能，但是为着溺爱这个女英雄而将她在战场上的行为描写得比其他战士更加坚定，更加勇敢，那么这种描写便会使人感到不是粉饰，就是欺骗。粉饰与欺骗，是不能博得观众喜爱的最大的原因。
艺术家不该骗人，这是常识。人民从日常生活中明明知道是臭的，不论用怎样的技巧，你不能在舞台上说是香，人民从日常生活中明明知道他是坏的，你不能在舞台上说他是好。即使是有从坏到好的可能，你也只能告诉大家，如此如此之后，他才会改变过来，不要对他绝望。否则，坏蛋一抹面孔变成好人，观众必然地会报之以倒彩而无疑。
丁玲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为了宣传的目的，不是仰求少数人的赞许，而是博得大多数人的激动，最好是注意一下艺术的真实性。”这句话我有同感。
1939年
注 释
〔1〕 原载《戏剧春秋》1940年12月第1卷第2期，收入《此时此地集》，桂林文献出版社194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