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一闭上眼，仿佛可以看见一条漫长而险 的道路上，一个怯弱，可又是那般悲壮的求真和求美者的姿态。颠踬，挫跌，无情的嘲笑，一时的迷失，荆棘刺伤他的肌肤，崎岖磨损他的脚底！可是他摸索着，行进，没有丝毫的反悔。历史吝啬了他应该得到的积蓄和遗产，但是在殉道的求神者，也许过多的行囊反而是他累赘的负担。他选择了的是一条怎样的路子，我们善良而谦逊的作剧者是明白地意识到而且是作为骄矜的：
……自己既是爱定了演剧这迷人的武器的艺术——决心学习写戏编剧，失败了可以重来，跌伤了我会支撑的。因为自己还年轻，自信有着充分的勇气来接受失败的经验与教训，武器只有在锻炼与使用中才能具备与发挥其战斗力的。
——给S. Y.（《花溅泪》代序）
怯弱、多感、疾病和贫穷老是紧缠了他，先天具备了旧时代儒生的谦让与息事宁人的心情，而后天的环境与教养，偏又使他养成了知识分子的洁癖。接触到这位善良的作者和诵读到他的作品的时候，我常常这样想，要是这位作者早生这么一世纪，那么他也许可以是一个恬淡飘逸，徜徉山水和歌啸林泉的隐遁之士吧；早生这么二三十年，那么也许可以是一个佯狂歌哭用诗酒来排遣他“国民孤愤”的南社诗人吧；再说，要是他少年易感的时代不接触到五卅、一九二七、九·一八、一二·九，那一浪猛于一浪的时代的怒潮，他所处的环境不是北平，一个有着五四革命传统的地方，他所私淑的只是唐诗，定庵诗和梦窗词，而更找不出一些新的支柱来作为他灵魂的依傍，那么也许，他可以是一个“忠贞”于“艺术”的“莺”，而决不会那般悲壮地“再度生涯潜地下”吧！
“自己爱定了演剧这迷人的武器”之后，“学剧九年”在我们这位多感的诗人已经是一连串困苦的争斗，从感伤的哈姆雷特到悲壮的堂吉诃德，这中间不是没有脉络可以追迹的。最触目，最感人，也是我们这位作家所最值得使人珍爱的，是他洋溢着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使他同情弱者，人道主义使他憎恶强暴，人道主义使他带着不愉快的心情来正视现实，也是人道主义，使他从现实社会的矛盾苦恼，怀疑追索而走向了学习一种可以解决这一切苦恼和矛盾的理论。于是，一个诚实而单纯的青年求神者，发现了新的神，发现了他灵魂的新的支撑点了。因为他是敏感的知识人，所以他珍视理性；因为他是朴质的人道主义者，所以他开始了对真理的热烈的追寻；更因为他处身于一个国破家亡的时代，他亲自目击着和身受着内内外外的，精神和物质的对于人性的真和美的迫害和戕杀，于是他把自己爱定了的艺术作为武器，而开始不计成败的战斗了。
一位值得尊敬的批评者和剧作家李健吾先生，在《夜上海与沉渊》一文中接触到对于我们这位作家“最有影响于他制作的物质和精神的作用”，举出了四点，就是：“第一，贫弱的身体。第二，诗情的心灵。第三，锐敏的感受。第四，乐观的信仰。”
于是他说：“这么一点，或许是于伶先生在最恶劣的心情和最困难的环境之下，能给以不断的创作的坚强的支柱。”我同意这个观察。信仰使他乐观，使他挣扎，使他废而再立，伤而再起，但是，使他今天，最少在今天，支持这乐观的信仰的，还是由于他的同情，他的人道主义，换句话讲，信仰成为了他肉体和灵魂的支柱，而这支柱的着力点，依旧是知识人的善良、多感和人道主义。
由于他的出身，由于他的教养，由于他生来内向的性格限制了他热情的奔放而只能默默地在心内烧灼的个性，更由于他从一个真诚的人道主义者走向殉教般的革命者的经路，由于他目前担当的工作和接受的生活，我们今天正不必替作者讳饰，他获得了的世界观今天依然还只是他灵魂深处的一根有力的“支柱”。世界观使他脆弱的时候得到支援，世界观使他颓丧的时候得到补强，但，支柱终于还不是灵魂的本体。
在这苦难的中国，在这苦难的当代，尽管不能和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同时代人比拟，但是把中国知识人的遭际，和过着牲畜一般生活的中国人民大众较量起来，终于还是属于得天较厚的部分。于是，由于生活，由于在现实社会中的遭际，真正处于社会底层的勤劳大众和知识人之间，在对事象的观察，在内心进发的要求，就有了不相同的方向。前者喊出来的是“我要”，而后者感觉到的却是“我有责任”和“我要对得住良心”！对于这种感情的表达，我们的作者自己是说得很清楚的：
“为了戏剧，为了自己爱定了的演剧艺术，我愿意而且决定了出生入死出死入生地把生命赌在这受难的尤其是孤岛受难的戏剧运动里面！我将不计毁誉，不论成败，但求尽我心，竭我力，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合作的志同道合者，对得起戏剧艺术者的本分与良心！”
《女儿国》序，《雪中废话》第十四页。
我们没有权利和必要来要求一个知识阶级的作者违背自己的良心和感情而急速地去迎合另一种人群的口号，我们也丝毫没有企图过低评价一个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和理性。对于我们论及的这位作者。恰恰相反，我们要求的正是要有更深和更广的人道主义，和更有机地和自己感情融合了的理智。只有具备着全副心肠的深而且广的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作家，才能不沉溺于自己狭隘的情操，才能使自己眼、心、脑看到感到和想到更广泛的地方，才能成为一个真实的社会人和世界人，而全心全力地为着受难者群的遭际而歌哭，而争斗，也只如此，才能把自己坚定起来，不会在挫败的时候“怯战”，不会在寂寞的时候伤感，更进一步，也只有如此，才能溶化理论成为自己的血肉，浸润自己的每一个细胞，汇合同时代人的苦痛为自己的苦痛，才使他自己的灵魂壮健起来，能够巍然独立，再不需要“理论”这一根机械的外在的支柱！
也许我们已经花费了过多的篇幅于空疏的绪论，但，在我们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我们从善良恬淡的“读书人”由于理智的掖导而未成熟地走向了人生残酷之战场的文艺工作者，理与情的未能浑然合致，也许正是一个普遍存在而不很自觉的现象。在我们这一辈的知识阶级，在性质上，“理”本来是“情”的推力（Push），而在自然界，电压（Votage）先导电流（Current）也正是应有的事情。可是，我们在此不能忘记，电力（Power）是电压与电流之“积”，而决不是电压与电流之“和”。所以艺术作品感人的力量，应该是理与情的浑然的一致，而决不是情加理或者理加情所能做到的事了。现在，假如某一特定阶段的一个作者在他作品中所能发散的感人力量是一个定数，而我们在这限度之内要有更多的光，更多的热，那么很明白，问题不是放任他的情的泛滥，相反，在这儿应该强化和更强化他的理的强度和压力了。具体一点说，就是更深的思考，更广的感受，更真挚地关心全人类的运命，和更严肃的斗争与生活。
在我们论及的这位善良的作者，情与理的未能达到融合是一个容易发现的现象，——这，就是我们上面说过的直到今天，他理论上的认识依然还是他的灵魂的一根外在的支柱，因此，在他短时期内辛苦制作了的许多作品中，因为在他灵魂深处还留着这么一点小小的企图合致而终于未曾合致的乖离，所以发于情者大都为珠玉，而急于理者大部为赘瘤。我们在此已经不需追溯尤兢时代的作品，从《夜光杯》到《江南三唱》、《血洒晴空》，就是在他大踏步地走向了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后的《夜上海》、《大明英烈传》，我们也能容易地发现，作者常常委屈他的人物，不使他从他们特定的身份、地位、环境和某一特定的时代氛围气中行动，讲话，和得到归结，而常常借用他们，而由自己来代替他们说理。当然，这常常表现于作者与戏剧搏斗最激烈的场合。不能胜之以情，乃图胜之以理，这也许是转型期内的必然的现象吧。
对于这位自谦为“学剧九年”的作者，不幸得很，即使是较为亲密的朋辈，也已经很少能够知道他初期的作品。但是，从尤兢（1931—1937）到于伶（1937— ），无可否认的他有了一个飞跃的——值得刮目的成就。看了《夜上海》（1939年）和《大明英烈传》（1941年）之后再去回溯一下《汉奸的子孙》（1935年）和《夜光杯》（1936年），这是一个如何显著的进展呀！从性急的呼喊到切实的申诉，从拙直的说明到细致的描写，从感情的投掷到情绪的渗透，很奇妙，一个笔名的改变在某种意义上竟象征了这位作者的再出发和新生。当然，这进展是不能用奇妙这两个字来解释的。第一，从1932到1936，作者获得了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而未能充分溶解与消化，而这一个时期也正是焦躁和窒闷的时代；第二，1938以后，使他蛰居在上海，责任和良心使他负起了“孤岛”剧运最艰苦的工作，而一般情势又逼他学习了“沉默，肯定，确信，坚持”和“站定岗位，保蓄力量，稳扎稳打，埋头苦干”的作风和气派。
把一个具有知识的洁癖和善良人的息事宁人之心情的作者抛掷在“沦陷了的上海”这泥泞的战场上作战，这是一件残酷的，可是在他创作生活上有着重大意义的事情。一方面上海磨折了他，上海也孳乳了他，他学会了战斗，接触了“浅俗”，他懂得了千万上海市民的心，他真实地从浅俗的材料中去提炼惊心动魄的气韵，使他完成了一种“诗与俗的化合”的风格，使他写下了令人不能忘记的迂回曲折地传达了上海五百万市民决不屈服于侵略者的意志的作品；但是另一面，由于要在上海这环境中创建一个同时兼备“小剧场”性的戏剧的质和“大剧场”性的观众的量的剧场，为了要在商业竞争极度的强烈的“娱乐”市场上使新的戏剧能够占有一个继续性的地位，我们的剧作者也不能不“为营业，为观众着想”，而助长了他在作品中放任那种“涉笔成趣，涉笔成刺”（“孤岛”市民同时需要着趣和刺的）的“繁花茂叶”的滋长。《夜上海》第四幕的云姑与冯凤这线索的发展，《大明英烈传》第四幕的两头蛇这一角色的出现，都是一方面为了迎合上海这特殊的环境，而另一方面又不能抑制对于恶的谩骂，和对于笔墨之游戏的适宜。要一棵大树高而且直地成长，生长期内是需要删剪繁枝茂叶的。在此，对于结构的更紧密的把握，和对于成趣的题材的无情的割爱，为着作者更大的成就，也许在技术上是当前重要的问题。
求神者求得了他的神，摸索者找到了他的路，而在本质上，我们的作家又正是前途灿烂的弥琢弥珍的浑金与璞玉，让我们祝福他，更热情地斗争，更诚挚地生活，更艰苦地磨炼，他，可以有更多更好的成就来激励润泽滋养我们这民族的心的！
妄言多罪。这算是备忘录式的试论。
1941年7月，香港
注 释
〔1〕 收入《长途》，桂林集美书店194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