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现阶段剧运答客问
一个繁星无月的夏夜。
纵谈了一连串今日剧运的困难——例如剧场“荒”，捐税重，剧本困难等等之后，主人和来客都显得有些兴奋了，从如何克服困难谈到戏剧的质的提高，话题像游丝似的接触到了现阶段剧运的性质问题……
A 大家都说抗战以来话剧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有人说“话剧”在过去是少数人——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知识层——欣赏的温室里的花卉，现在却已经是为多数人所爱好所喜悦的遍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谷物与果树了。话剧已经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喜爱上面获得了成长的基础，看话剧的人的成分，已经从学生、公务员、知识分子，扩展到家庭妇女，比较保守的市民层，以至士兵老百姓和工人了。于是，由于观众层的扩大，剧团和剧场的组织乃至性质也必然地起了变化，从实验性的小剧场进展到营业性的大剧场，从非职业性乃至半职业性的业余剧团变质到职业性的商业经营的组织……
B 等一等，你说的是“已经”，还是“正在”？换句话说，你以为这种剧场和剧团的变质“已经”完成了，还是说“正在”变质中？
A 这当然要看地方和团体的情形而不同了，有些“已经”，有些“正在”，一般地说“正在”的成分较多。……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B 我以为这一问题相当重要。
A 为什么？这不妨听一听你的意见。
B 因为刚才说到了现阶段戏剧运动的一些“特点”，所以我以为必须先弄清这个问题。假如说，现在我们剧运“已经”完全地进入了职业性的商业经营的阶段，那么似乎太乐观也太笼统了一点……我的意思是现阶段的剧运正在从业余性到职业性的交叉点，用一句术语，说是“转型期”也无不可。因为是在转型期中，在新体制和旧体制的交代时期，所以我们剧运中所呈露出来的问题，就显得特别复杂，特别困难……
A 具体一点说……
B 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抗战七年之后，剧运的客观现实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新的阶段要求戏剧工作者有新的认识，新的工作态度，新的技术。而我们却一半由于忙着应付“演出”，难得有时间从本质上去考虑问题；一半由于所谓“文化人”的惰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于是我们的剧运就带了许许多多不合理的、不应有的、早已应该纠正的弱点，而在大时代里挣扎前进。说得重一点，我以为我们剧运假如不从根上除掉这一切弱点，纠正这一些错误，在今天喊什么戏剧艺术的“水准提高”，大都是无益的空言。
A 你说的弱点和错误是……
B 且慢，让我说完我的意见。你方才对现在戏剧工作者的热情低落发过一些感慨，那么让我们从这一点谈下去吧。你说戏剧工作者的热情已经不及从前，这在大后方的许多剧团也许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过去业余剧人时代的热情、勇敢，甚至有人说过的所谓“殉道精神”，已经渐渐地消逝了。过去开口说“我们戏剧运动者”，现在却不自觉地只说“我们戏剧工作者”了，过去是为“运动”，现在是为“工作”（相当狭义的，在某些地方与生活这两个字带有同义语性质的“工作”），除出极少数之外，大多数人再不像以前一样的剧运第一个人第二，出力卖命，自己挖腰包来干戏剧了。你说这是大家的不对？这也难以轻下断语。第一你得认识，剧运因时代环境的不同，性质有了差别，现在的剧团已经不是由意志、兴趣、感情等结合起来的“爱美”团体，而是明明白白地用卖票收入来支付职演员薪水的商业机构了。现在你看，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一方面已经是商业经营的剧团了，而他方面，我们因为在戏剧运动中的“现代化”还没有完成，所以肩上也还是挑着一份剧运的担子，这是我们的“转型期”的特征之一。加上，在我们的所谓“爱美”乃至非职业剧运时代，和其他欧美先进国家的小剧场运动有着很多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中国即使在进步的剧运中也包藏着许多“玩票”的成分。于是，由于剧团之职业化的事实，“爱美”时代的优点（热情，吃苦，勇于负责，不计成败，团体第一……）消逝了；而“爱美”时代的毛病（平均主义，绝对民主，个人主义，“大爷脾气”，玩票作风……）却伴随着剧运而带进了新的阶段。
A 这一点我深有同感。
B 但这还只是问题之一，这只是戏剧工作者的“工作态度”问题，可以说是一些亟应纠正的错误。其他，更基本的，是在我们戏剧运动之中，还产生了一种好高骛远，虚矜不切实际，夸谈技术而实际上轻视戏剧艺术上的基本训练这种事实。事实上，大多数戏剧工作者已经是职业的导演、剧作者、演员、舞台工作者了；事实上，观众已经进步到要求我们剧艺的提高和深入了，可是，在技术上，说得老实一点，我们大多数还逗留在“非职业”性的“票友”的阶段。天才、经验，这是我们的两个法宝，一切作为一个现在演员和工作者的基本技术却忽视了，其实，作为一个旧剧艺员，也得先经过三年五年的科班。
A 你说，我们大部分的戏剧工作者还得经过一次科班？
B 一句话，问题是：在技术上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够得上现阶段戏剧艺术的基本上的平均水准，正像在工作态度上，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够得上现阶段职业演员对自己工作和职业的基本工作态度一样。两者缺一，要把现阶段的戏剧艺术提高到新的水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A 请言其详。
B 你在重庆看了两个雾季的戏了。你一定会感觉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舞台上的成就，偶然性很大，起伏性很多。同是一个剧团，一个戏可以很好，一个戏可以很坏；同是一个演员，在一个戏中可以非常成功，在另一个戏中可以相当失败；甚至在同一个戏里，同是这些演员和工作者，这一场可以很好，过几天就可以会面目全非……这是什么缘故？拆穿了说，由于我们还是“杂牌”队伍，还是没有经过正规化的民军，还是没有长期练习，没有很好的Teamwork 〔2〕 球队的缘故。凭感情不凭规矩，凭才能不凭技术，凭运气而不想从根本上建立一个起码的平均水准。这些都是“非正规”队伍的特征。现在，我们是职业化了，最少，应该说已经正在职业化的途中了。职业化、专门化，这是和乱来一阵的即兴式才子式游击式等等作风永远不能并存不悖的。
A 你已经提出了具体的意见，那么请问：“正规化”应该从何做起？
B 还是分开来说，第一是建立一个技术上起码的平均的技术水准，第二是建立一个有纪律有责任感的职业演员乃至舞台工作者的工作态度。
A 先说第一点。
B 是的，第一，在技术上我们可做到的是：不求某一个戏特别好，而求每个戏都达到合格点，不求某个演员在一个戏中特别突出，而求这个戏中每个演员都达到合格条件，不求某一场特别成功，特别卖力，而求全演出中维持一个平均的可能做到的最好的成绩，自始至终，坚持不懈……要做到这些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从剧团的组织，演出制度，排演规程，乃至每一个工作者的基本技术水准，工作态度，都有连带的关系。都要做到“现代化”，“科学化”，“正规化”。而特别重要的，是每个演员、舞台工作者都要有一个对艺术的起码的共同的平均理解水准。在“现役”的演员和工作者中，受过正常教育和戏剧专门教育的是一种幸福，没有这种幸福的，就应该善用时机，迎头赶上，在观众要求提高水准的今天，每个求进步的戏剧工作者已经应该有冷静地反省一下的必要了。作为一个现代人所必需的常识够得上说完全具备了没有？够得上说一个站在时代尖端的戏剧工作者了没有？对于戏剧技术有不可分的因缘的学问（这范围是很广泛的），有了起码的理解没有？再，对于自己必须精通的专门技术，从发声练习肌肉运动等等一直到细微的表现艺术……够得上说“精通”了没有？假使没有，那么即使只是其中一二部分的欠缺，也应该从速填补。
A 现在一般戏剧工作者的程度不齐，是无可讳言的事实。其实，不仅不必讳言，我以为对他们还必须有一份深切的同情。譬如我认识的一位朋友，“八一三”的时候凭着一股热情脱离了家庭，脱离了刚念了两年的初中，参加了当时风起云涌的演剧队，“转战南北”，现在已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戏剧干部了。可是，他初中只读了两年，有了些社会经验，也有了不少可以应付一个戏的技术和才能，但是，就你所说的“作为一个现代人所必需的常识”，却贫乏得可怕。这一次在某一个外国的古典戏里被派了一个角色，这可真把他“惩”惨了，不仅对于地理历史一无所知，甚至于平生没穿过一次外国衣服，更不必谈古代外国人的习惯风俗姿态动作了。在这戏中，他的失败是必然有保证的。对于这样情形的演员，我同意你的说法，应该及时努力，从头做起，从速填补缺点。可是其余的“现役”演员，乃至工作者我却以为他们差不多都已经从他们实际工作中熟悉了必要的技能，乃至创造了他们的风格……
B 我承认你所说的“一部分”的事实，我们可以夸矜，我们已经有了许多够格的，乃至已经有了独自风格的演员和舞台工作者了。但，我依旧要把论点扩充到戏剧工作者全体，因为我们要求的是一个最大公约数，要求是一个普遍的平均水准。我们之间尽管有许多夏伯阳，在战场上建了功勋，有了过人的勇敢，过人的才干，但，他们也许依旧不懂得“步兵操典”、“阵中要务令”，乃至“筑城教范”这类起码学问，在游击战时代，这一切可以不问的，不懂“步兵操典”也可以打仗，但，现在是客观情形要求我们正规化了。客观的要求是：能打仗已经不够了，还要打得好，打得更好，更更好，在打仗中学会和创造出新的战争艺术来。于是，游击战中的英雄们就不能不再进一次陆军军官学校了。我想，挂了光荣的创伤，佩了上、中将的领章听讲义，不仅不是羞耻，而正是值得自傲的事情。
A （笑）那么你的口号应该是“夏伯阳应该进陆大”了。
B 这样说也并无不可。为了“好”和“更好”，学习技术是正规化的一个基本条件。在从业余的（爱美的）到职业的过程中，更应该把学习基本技术放在第一位的重要。有一支枪，每个人都会放的，但放出去不一定准，经过了射击训练之后，射中率可以渐渐增加，但是，一定要经过训练，而又加上不断的用心运用，等到熟悉精通了这支枪的构造乃至它特有的“癖性”之后，才可以企及到百发百中。这是极重要的事情。能放枪不该满足，我们要做一个精兵。精兵的意义，用最近爱伦堡的一篇前线通信的话来说，等于“勇气之上加添了技术”。正规化了，职业化了，每个人都该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职业演员”，是一个“专门技术者”，而不再是一个票友了。在正规军中，“兵油子”应该淘汰，每个兵都应该是一个“精兵”。
A 对于正规化过程中必需学习技术这一点，已经讲得很多了。时间已经不早，让我们再谈谈第二部分，你所说的所谓“工作态度”问题吧。
B 问题实在是不可分的，我们的目的是求剧艺的进步发展。在现阶段，这就必定先要有一个可以让大家自由发挥才能，自由竞赛的工作环境。我前面说过，现在是一个转型期，“纯”职业化演剧的完整制度还没有建立，而我们的戏剧工作者身上都还随带着爱美时代的作风，玩票时代的脾气。我认为，现在既然要正规化，以建立一个职业化的演剧体制了，那么，一切已经不合时代要求，一切足以障碍剧艺进步的错误，必须从速除掉。一个戏剧工作者，一个职业演（职）员，必定要在工作中建立起一个合理而有纪律的工作态度。
A 你看在现阶段，哪些工作态度最不合理？
B 小的暂时不说，大焉者，存在在我们戏剧圈子里面，有两种似是而非，而非彻底改革不可的倾向。第一种是从“票友”传来的个人主义，用“民主”这两个字掩护起来的个人主义，和无原则的“自由主义”。个人第一，团体其次，上焉者自以为对剧运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成，小事不屑做，下焉者，涉及工作则事不于己，少说为佳，涉及个人则睚眦必报，锱铢必较，蔑视纪律，不服命令，不认真，无计划，甚至还提倡革命团体早已清算了的什么“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定”等等意见。这种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造成无秩序、散漫、敷衍、堕落的作风，而个人主义则养成风头主义，人身攻击，小广播，“台上见”等等倾向。这些，实际上不仅是作为一个戏剧工作者的态度问题，而是一个做人的态度问题。第二，是误解曲解了的“平均主义”。这，正是业余演剧时代的嫡系遗传。话剧草创时代，为了杜绝新票友的个人风头主义，为了表示志同道合、同甘苦、共危难的剧运精神，所以反对明星制度、报酬平等。因此，举例以明，演员名单一律“以发言先后为序”，“以笔划多寡为序”等等。
A 对了，我想起了一个笑话。有一位先生在《新民报》上写了一个笑话，说一个戏剧运动者沦落了去当电梯司机，第一个客人进来，说四楼，第二个客人进来，说三楼，电梯一开，直放四楼，三楼不停，于是第二个客人抗议了，“为什么三楼不停？”那开电梯的说：“以发言先后为序。”
B 是啊，凡事可以当作笑话，就说明了这事的不合理和可笑。从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出发，加上了半瓶醋的“进步”理论，于是而造成了一种实质上足以阻滞剧运进步的一种相当奇怪的风气。重庆剧团为了造成依等级付薪的商业制度，“民间”团体之间已经花了相当唇舌。但是据说，某些剧团的演员酬劳，还采取平均制度。依发言先后为序的演员名单，则人人知其不合理了，可是直到今天还是无法改变。政府机关团体，比较地“没有问题”，而在民间剧团，平均主义的意见，有形无形地还占着绝对的支配势力。最普通的口号，就是要“共同生活”，因此而某一工作者不在一起生活，多得一点工作上生活上的便利，或者多得一点报酬，就在后面反唇相讥，不是说“明星制度”，就是说“脱离群众”。其实这种“进步”的口号，在实际上不合时宜，只是企图把已在职业化之中的剧运拖回到非职业性的爱美时代的一种空想。因为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同样地都是手工业小农经济的产品。讲这种话的人，平时里总以进步自命的，其实，在苏联吧，这种平均主义正就是被清算了的错误观念。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辟出整整一章来痛斥这种“粗鄙的平均思想”，伊里奇也说过这是“最荒谬的一窍不通的偏见”。此种不合时宜的看法，不仅在现在社会里行不通，就是进步到两次五年计划之后的苏联，也还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而还不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个人所做的工作“值”多少，这才是这个人“取”酬的标准，要是熟练工人也一定要和“生手”拿一样的酬报，要是做得多做得好的工人也一定要和做得坏做得少的工人过一样的生活，这不仅是不足以奖励大家的精进努力，反而是在奖励大家的不进步、粗杂和偷懒了。
A 那么你说现在可以有明星制度？
B 你先要从头脑里除去这些“可怕”的名词，用明星两个字来唬人，骄傲，自己满足，当然不对；假如不是这样，用自己不断的努力和优良的工作成绩来获得自己专门技术上的成就，那么对这样一个有功者，社会和剧坛为什么要吝啬对他的名誉上的慰勉和表褒？我以为，有明星（好的意义的）并不可怕，有“明星架子”才是真正可怕，环顾我们剧坛，没有明星的成就而先有了明星架子的人并非没有，这不是更可怕的事吗？话再说回来，我们今天并不是在提倡明星制度，更不是提倡苦乐不均，而只是提醒大家，必须认识已经形成和不久将形成的客观现实，就是适应社会现实需要的一种职业剧团的工作态度、生活方式。我们要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大家努力，发扬各人的“能”，提高各人的“值”。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做到前面所说的创造一种可能让大家自由发展的自由竞赛的工作环境，必须先创造一种科学的组织，有纪律的风气，严肃、认真，自己求进步，同时不妨碍不嫉妒他人进步的气派。我特别要强调纪律之点，再用夏伯阳进陆大的例子来说，打游击的时候，不一定要举枪立正，但是一旦正规化之后，就非尊重军队的纪律不可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制度这些错误的工作态度不清除，要把杂牌化成正规，要把我们剧运推到更高的阶段，几乎是不可能的。
A 那么，具体的意思是——
B 我谈的不是已经很具体了吗？更实际一点说，一方面要除旧，一方面要迎新。旧的作风要改掉，新的规矩要建立。我们不能把莫斯科艺术剧场的成功单单归功于史坦尼一个人，假如没有丹钦科，斯坦尼体系不能建立的。我们一方面努力不断地求技术上的精进，他方面要积极地建立一个合理而又适时的排演制度、演剧规则，更重要的是每个演员工作者，都要树立有一个当得起职业演员的工作精神、态度。
A 这怕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吧。
B 不容易。但只要我们不放弃求进之心，客观现实逼着我们非走这条不容易的路不可。问题是在我们自己，就是“求其在我”，客观的条件在成熟之中，缺少的是我们主观的努力。剧运愈见艰难，愈是无法“热闹”，无法“兴奋”，那么我们愈应该利用这个时期，在这“沉闷的时期”埋头苦干，努力完成这今日不完成明日也非完成不可的基础工作。
A 路还远得很吧。
B 可不是，让我们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吧。
1943年7月夏
沉闷的日子
注 释
〔1〕 原载《戏剧时代》1943年11月第1卷创刊号，收入《边鼓集》，重庆美学出版社1944年出版。
〔2〕 指以打球为职业，协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