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一张偶然看到的桂林《大公晚报》（1932年8月7日）副刊中，读到了尉铁儿先生的一段《台下偶感》，开头一节写着：
最近桂林演了两个话剧，听说演出过程的纠纷都很多：一个剧是有点名望的艺人们演出的，演剧期间艺人们坚持着每天要一百元的酬费，而且大闹人事问题，有时临开演了，这一位演员要请，那一位装置师要拉，不然便都赌气不肯上台，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戏演毕，亏空一万多元，不欢而散。另一个戏是学生们为赈灾而义演的，学生们都忠诚耿耿，暑假不回家去，愿意卖点气力拯救远在数千里外的饥民，而委托他们筹款的机关，却只能给他们每人每天十块钱的膳费，十块钱在今天是如何一个数目？买任何物品都不足充实一个小小的胃袋，应是尽人皆知的事，结果那群学生有一次弄得断炊了！亏得一位女学生热心，把手上指环慷慨脱下，才算救大家脱离饥难的苦海。
我不知道这儿所说“有点名望的艺人们演出的”和“学生们”为赈灾而义演的戏是什么，对于文中所记事实是否确切，我也以为应有相当保留的必要，但，我依旧以为这文章提出了一个当今戏剧运动中的严重问题，值得我们严肃地加以思考。
假如这文章所记述的和事实相差不远——因为我们这里也有类似的事实——，那么我以为“有点名望的艺人们”和“学生们”在现阶段演剧运动中，正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两种不同的作用，两种不同的戏剧工作者对自己工作所取的态度。前者是从自己利益出发的，个人主义的，玩票的态度，后者是急公好义的，业余戏剧工作者（毋宁说是救亡工作者）的认真的态度。要对这两种态度的是非好坏做一个简单的结论，说起来实在是容易的事情，但在这儿值得我们以更严肃的心情去思考的，我以为倒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戏剧运动中，今天会产生前一种态度的问题。
为着说明这一问题，我以为最先应该说明现阶段戏剧运动的一些特征。在拙作《论正规化——现阶段剧运答客问》一文中（见《戏剧时代》创刊号），我把现下剧运定义为从非职业的、爱美的戏剧活动转换到职业性戏剧活动的转型阶段。在这时期之内，一方面说，“话剧”已经从少数知识分子的圈子进展到广大的人民大众，剧运已经从少数部分现代化了的都市发展到农村、工场、前线，演出已经从实验性的小剧场试演发展到营业性的大剧院公演，演期已经从三场五场的短期应景发展到三十场五十场的连续公演，换言之，尽管在我们剧运前面还横亘着无数的困难，我们戏剧工作者还要经过无数的试炼，展开在我们面前的也还不过是不平衡发展中的一些耀眼的场面，但，就大体说，经过了剧运先驱者的万苦千辛，我们的戏剧运动已经开始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爱美性的、“挖腰包垫钱为运动”的时代已经退位，“话剧”一方面已经被承认为“艺术”的一种，他方面也已经被娱乐商人认为一种可以营利的Performance 〔2〕 了。但，必须注意的是我们方才“开始跨进”而还没有“完全进入”这个新的时代，我们正在新时期的门限上挣扎。职业性的客观事实是已经俨然存在了：不仅“票房价值”已经形成了剧团行政乃至撰择剧目角色的主要因素，戏剧工作者也已经和其他自由职业者一样地用自己的劳力来换取应得的薪给，并不像“爱美剧”时代一般地领受酬报为可耻忸怩了，这是事实，这是我们职业化过程所必须经过的阶段。但，其他一面从主观方面来看，我们不仅“现役”的绝大部分演员还不是出身科班，尽管他们已经在这几年的实际工作中累积了可惊的成就和优秀的技巧，但从一般平均来说，在技术的深度与广度他们还不曾具备一个够得上说是纯职业演员所必须具备的标准，更重要的一点，只因为他们大多数都还是从爱美的，非职业性转化过来的职业演员，所以，尽管值得同情，他们也还残留着许多非职业性演员所随附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作风和习惯。说得明白一点，现存的事实——一切制度、办法、待遇等等，都已经是依照和企图做到依照职业性的规律了。于是，因为“已经”是职业性的缘故，爱美剧时代的精神和办法必然地要渐次衰退。而事实上，又因为我们大部分都还没有完全蜕变成为一个职业性演员的缘故，所以我们或多或少地都还残留着——乃至无意识地迷恋着爱美剧时代的“自由主义”和“平均制度”。再说得明白一点，可以说，爱美剧时代的优点：“为剧运”的精神，任劳任怨的精神，争工作不争报酬，问耕耘不问收获的精神，已经逐渐地衰退了，而他方面，爱美剧时代的恶德：“大爷脾气”，“票友作风”，不守时间，不守纪律，（乃至藐视组织纪律）的自由主义，人身攻击，闹意气，弄权术的小有产者习性，都完全保存，甚或变本加厉。有一位朋友谈起“带团体”问题的时候喟然兴叹，说“现在的朋友们只要求一个职业演员的应得的权利，而并不意识到一个职业演员应尽的义务”，把这和前面引用的桂林“有点名望的艺人们”的行径参照起来，就可知道剧团内部的所谓“人事”问题如何严重，和如何有重量地阻碍着我们剧艺的提高与发展了。
七八年前，当时在上海的四大剧团举行联合公演的时候，我曾在事后写过一点文章，颇致感慨于“台下的戏太多，台上的戏太少”，所以提到剧团内部的“人事”，本来是往昔已然，于今为烈的事情，因为以上所述，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开始跨进”而还没有“完全进入”职业性剧团的“转换时代”，旧的体制已经破灭，新体制尚未确立，旧的风气已经消失，新的风气尚未形成，所以事态就显得格外错综，问题就见得特别严重，从最近发展的一些趋向，真使人觉得戏剧艺术的能否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戏剧工作者的能否在社会上争得一个“艺术家”所应有的尊重，乃至“话剧”的是否会再蹈“文明戏”的覆辙，都关键于这种事态和风气的能否及时纠正这一点了。
为着要从剧运驱逐人事纠纷，我以为第一要看清我们戏剧运动的趋向，假如我们已经确认了今后戏剧运动必然地非走职业化的这路不可，那么我们要大胆而及时地完成现代化、正规化的基础工作。现代化，换言之，就是我们要彻底扬弃旧时代的陈旧办法体制，而完成一个可以适应于今天和明日的剧团组织和演出制度的问题，今天，客观情势逼使我们要有现代化的剧团组织、现代化的演出制度，更重要的是要有具有现代人的精神道德纪律和现代人的学殖技能的舞台工作者、演员。
讲到人事纠纷，人们常常偏重地责备演员，说公道话，我以为作为造成人事纠纷之中心的演员（舞台工作者）只能负一半的责任。试从实际发生的人事纠纷为例，可知最多造成纠纷的事实是一个戏的角色支配（Casting），而角色支配的可以引纠纷，主要的还是在于我们今天远没有一个现代化了的——换言之，甚至可以说是彻底职业化了的剧团组织，和还没有一个现代化了的、合理合时而具有权威性的演出制度。良好而合时的组织和制度可以防止纠纷和建立良好风气，不合理而失时的组织和制度不仅可以形成“闹人事纠纷者”的借口，而且可能驱使“不闹人事纠纷的人们”也不能不“学习”权术来“自我保卫”，因之也就等于客观地造成新的人事纠纷。新的时代要求有新的剧团经营者，新的演出人（Producer），这种经营者和演出人必须具备的条件不再单是“老大哥”的资格，不再单是“兜得转”的社会关系，而是在这些条件之上，还要有：对戏剧艺术的进步的理解，对社会现实的正确的估断，善于计划的头脑，精于经营的手腕，换言之，一个新时代的戏剧组织和演出者必须兼备艺术家的才能（理解）和“事业家”的本领，在这新旧交替关头，负有组织乃至领导剧团责任的人们应该勇猛奋进，及时奠定中国话剧现代化正规化的基础。我们要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要有丹钦科，——但退一步说，假如客观条件不具备的话，那么恕我矫激，我甚至以为我们不妨有一个齐格菲，有一个兹纳克，为了中国话剧的健在与发展，我们应该承认，现在已经是有科学头脑的事业家登场的时候了。
很明白一个现代化的，彻底职业化了的剧团组织和一个现代化了的演出制度可以防止乃至解消所谓人事纠纷的一半，而根绝其余一半的责任，就无可旁贷地落在作为一个诚实的戏剧工作者的青年朋友们身上。放开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演员所必须具备的技术基础不说，我们在此特别感到重要的，是一种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所必需的诚实的生活态度。一个好的人，是一个好的演员的先行条件，除出爱美剧时代残留下来的票友式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必须肃清之外，我们还须建立一种明朗朴实的作风。戏剧是一种综合艺术，一个戏的能否成功，完全依存于合作演技（Ensemble acting）的能否做到，我们要有一个完璧的戏，必先要有一群完璧而能合作的演员。健康明朗，诚实，尊重别人，尊重自己，这是我们期待的目标。只管自己不顾别人的利己主义必须革除，只演主角不演配角的“英雄主义”必须休息，内心热望表面谦虚的虚伪世故必须清扫，侧面包抄，迂回战术，乃至一切用曹瞒吴用式的计略来达成个人目的的“权术”必须驱逐，——总而言之，我们要驱逐戏剧圈子里低迷暗淡的诡谲虚伪的低气压，而创造一种清新泼辣坦白诚挚的爽朗的空气。只有在自由融和的空气之中才能让每个人的才能自由发展，自由竞赛，只有相互尊重的自由竞赛才能使我们的戏剧园地百花竞放，而使我们的演技水准提升到更高的阶段。
假如我们认识做一个好人是做一个好演员的先行条件，那么我深深觉得数千年的专制政治和一百年的帝国主义的政治文化侵略，已经深深地斫丧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优秀的传统，而使我们这一辈的灵魂深处缺少了一种将人当作人看，关心他人，体谅他人的人本主义的精神。时人论英国的民主政治，说最能代表英国人为人态度的是玩牌乃至踢球时候表现出来的“运动员道”（Sportsmanship），那么我想及时地在我们戏剧工作者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演员道”（Playership）似乎已经是切要的事了。构成运动员道（或者说运动精神）的特质是：对内合作，对人体谅，对事公正。而这三者正是矫正我们当前弊害的特效良剂。
好的人，好的制度，好的组织，这是我们戏剧运动必须达成的三个当前的标的，我们所处的是一个转型期，我们所站的是一个转换点（Turning-point），是飞跃，是沉滞，是坦途，是泥沼，在这转换点上的一个决意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
1943年9月5日
注 释
〔1〕 原载《天下文章》1944年1月第2卷第1期，收入《边鼓集》，重庆美学出版社1944年出版。
〔2〕 行为方式、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