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戏剧节答一个朋友的信
××先生：
你的信昨天才收到，你所提出的问题，本来是应由别的朋友来答复才对的，可是一则我感动于你态度的真挚，二则今天是戏剧节的前夜，对于当前戏剧运动也正有些一吐为快的意见，所以就把我未成熟的意见率直地写下来了。你奇怪我们这些过去搞话剧的人为什么那样热心于秧歌？你疑问话剧在延安已经是否不复为人们所注意。从你那封信的字里行间，我也明白地感到了你在怀疑：“秧歌”是不是一种值得这样提倡的“艺术”？因为你自己也是一个“过去搞话剧的人”，你对话剧有成就也有信心，所以我对于你的这种提问并不感到意外，也不将这些看成单是你一个人的意见。你在信中一再提到中国话剧运动的历史，那么让我们先从这方面来谈一下吧。中国的新戏剧运动，只从五四以后来讲，也已经有了二十五年的历史了。在这二十五年之内，少数进步的知识分子用多种外国传来的艺术形式作为武器勇敢地进行了民族解放的斗争。我们挫折，我们苦闷，我们斗争，我们提出过“平民戏剧”的口号，我们组织过“蓝衫剧社”，我们之间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大众化”和“戏剧到农村去”的呼声。抗战开始，法西斯的炮火摧毁了我们沿江沿海的大城市中的“地盘”。我们从上海出发的戏剧工作者也曾一度相当规模地深入了中国的内地，接触了从来不曾经受过欧洲文明之洗礼的人民。但是，姑不论这个时期因为抗战中政治形势的转变而限于非常的短暂，即使是在那个时期之内，我想能够深思一点的朋友都能感到，我们在农村、兵营，乃至在小城市所演出的一切戏，也不过是想把我们自己所想所做所欢喜的一套，凭着主观的企图而普及或者说是施与给人民大众罢了。中国话剧有了近三十年的历史，但在今天回想起来，这三十年经历只是城市小市民的话剧历史，只是受过西欧文明的知识分子的戏剧运动，只是凭着资产阶级乃至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思想，而企图把这一切“普及”到更大多数的人民大众中间去的一种强迫教化运动而已。施与的同情，强迫人民接受的艺术文化，是不能获得最大多数人民的“喜闻乐见”，是不可能成为广大人民自己的文化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又明确地指出：“在我们，文艺是为人民的。”什么是人民大众呢？他说：“最广大的人民是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士兵与小资产阶级。”因之，在延安，在新民主主义实践的地方，文化——文艺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挣脱出来，把当前的重点放在人民之中最大多数的农民工人身上，鼓励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积极的亲近工农兵，认识中国革命的本质，改造自己的感情，重视农民工人自己所固有，所创造的所谓“萌芽状态”的文艺，帮助他们从这种基础之上提高，而创造出中国人民大众自己的文化文艺。这不是极其自然而极其正确的方向么？“为人民”，为中国人民之中占最大多数的农民与工人，不仅是新文艺到农民工人中去，而且是在农民工人之中创造出新文化来，这不单是现阶段文化文艺工作的正确的指标，而且也是有了三十年历史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划时代的转变，与最正确的解决。在中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任何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不从农民大众之间生根滋长，不为农民大众所拥护，所接受，所喜爱，是永远不可能有发展的前途的。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是解释得很透彻的：“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您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除实质上，就是说根本上，并非忽视其他问题，这是斯大林自己解释过了的。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民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大城市失陷之后，更不止百分之八十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数千万。没有他们，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他们，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为了抗日，为了战争的胜利，为了新的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明天，把一切工作重点放在工农大众身上，这是极合理而自然的事情。可是，亲爱的朋友，三十年来，连“小学生的常识”也似乎一直不会为我们所注意，新的话剧维持着它的那种舶来的形式，满足于他的那种一把抓不满的小市民层的观众，自命清高，高尚其志，将人民大众——特别是将农民当作“水准太低”的“不懂得我们的艺术”的对象，谨守着“我们的”这个小市民阶级的“艺术观点”与“技术水准”，直到今天还梦想着有朝一日我们的“小市民文艺”能够光大发扬……这在抗战八年，大城市沦陷垂尽了的今天，不已经是真正值得忏悔反省的时候了么？
在这种认识和方针之下，把文化——文艺运动的重点放在工农大众之上，从工农兵的现有的文化水平的萌芽状态的文艺的基础上去提高，利用人民大众之间固有的——甚至封建阶段旧形式的东西，给他们改造，加进新的内容，使他们逐渐地蜕化进步，为革命的人民大众服务，而变成革命的人民大众自己的东西，这不是今天头等重要的工作，更不是今天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也是最有责任的任务吗？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中国的农民，一直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今天，是不可能有“高尚的”艺术赏鉴能力，来接受我们这种从外国直接贩运过来的“艺术”形式的。从他们现有的文化水平，和萌芽状态的文艺做起，这是今日的方针。用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心目中的所谓“艺术水准”来评价“秧歌”，那么“不能满意”乃至认为“这是一种极其原始的艺术形式”，不也是极其自然的结果么？朋友，我们的看法是从人民大众的现有的文化水平出发的，这是“粗坯”，这是“未完成的艺术形式”，说得文雅一点，这是黑暗中一道微光，但是，我们终于摸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已经有了一道微光，中国人民大众终于有了一点点微末而粗糙的“他们自己的萌芽状态的艺术”了。我们，是不会将这一种萌芽状态的自己的东西看作已经完成已经满足了的艺术来评价，来满足的；我们只是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从人民大众自己的利害来看，从自己的爱憎来写，来演，从自己的基础上来提高和改造。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最大的多数，而我们，也必然地要突破一切困难来担当建设一个新的民主主义的中国的主要的责任。所以我们相信，这条路子是新的民主主义文化的最正确的路子，这种产生于人民大众而从实际提高的文化、文艺才是真正为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喜爱的东西。
朋友，上面所写，也许你以为这只是适应于某一特别地区的方针吧。我们不想机械地把一个地区的方针适应于“后方”，我们也没有意思忽视城市小市民的工作。但是，我们在今天，在战争到了这个决定关头，戏剧界纪念着自己的日子的时候，把“戏剧到农民中去”这个口号提出来也并不觉得就是“不合时地”。在小市民层的观众中低迷了二十几年，在大都市里作为一种温室里的花卉，作为极少数的人们的欣赏对象而在今天已经感到了彷徨苦闷的生根在小资产阶级之中的话剧，今天也应该严肃地考虑到如何使话剧新生的问题了吧。后方的城市渐渐地减少，大剧场公演的困难一天天地增多。二十年来我们所可能争取到的这一点点的小市民层的观众，不是也被迫着一天天地缩小了么？为着持续和发扬我们新剧运动的光辉传统，为了使它能够更有效更广大地服务于人民，为了使它更积极地有力地服务于我们民族的革命和解放，今天，也应该是脱下白手套，抛弃旧观念，勇敢地走向人民，走向农村的时候了。我们要有真实地表现农村的剧本，我们要有到农村去演出的剧团，我们要有真诚地为农民服务，帮助他们从现有的民间形式的基础之上来改进来创造的献身的戏剧工作者，我们要求每一个戏剧工作者应该关心在抗战中贡献了百分之九十的力量的劳苦功高的农民大众的生活与疾苦。“不从群众学习不能做群众的先生”，没有到人民大众中去的决心是不能“为人民”服务的。
1945年2月
注 释
〔1〕 原载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2月15日，署名姜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