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
在一个时候曾经被毒舌的批评家叫过“路易十四之幸臣”的拉辛 〔2〕 ，也曾在他耽读过的希腊悲剧上写过一些愤语式的批注：
社会是一头巨兽，它会踢蹴跳蹦，除非你能用它的言语对它讲话。
假如不能呢？那么，他说：
一个人就不能不随波逐流……哲人和圣贤是生活在猛兽群中的人……他假如不愿意被裂为齑粉，那他就只能缄口不语，他只能退居于自己的小天地中，袖手旁观那些被雨淋泥溅的人，而自以终身之能洁身自保为庆幸。
这是一个艺术家的歧途。缄口不言，用兽语讲话，或者甘犯“被裂为齑粉”的危险。在拉辛，我们觉得愤语终于还是愤语而已，即使是“懂得用兽语向兽讲话”的他，也还是不能心安理得地退居到自己的小天地，而旁观同时代人的雨淋泥溅的。在无意中，他不是也曾刻画了许多暴君的可怕的图像，在无意中，他不是也曾赞颂了反抗侵略保卫国土的英雄吗？
时人忿忿于历史剧家的描绘暴虐的君王，其实，自有历史剧以来，这就是“古已有之”的事情。在英国，伊丽莎白曾经禁止过戏剧中谈到帝王的短处，但是在莎士比亚面前，这防栅是如何的无力啊。莎翁的笔，是峻烈而不可御的。看，这是一群如何煊赫的人物啊：马克白、理查二世、理查三世、恺撒、克劳狄……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千秋万世的观众和读者，不是都用拍手和欢呼来接受了这些英雄的悲剧的结局么？
雨淋泥溅的人自有他们自己的好恶与爱憎，对受难者有同情心和Fellowfeeling 〔3〕 的艺术家，往往是不待思索而就能决定他们自己所站的地位的。换句话说，他们不是懂得人民欢喜这样的结局而用这样的结局来迎合他们，相反地是因为在处理题材的时候，他们早就已经“情不自禁”地和人民同样地为着这样的一个结局而欢喜。人民为什么欢喜悲剧？为什么欢喜悲剧人物的悲剧的结束？17世纪的一位法国哲学家Jean de la Bruyere 〔4〕 在他的名著《性格论》中说得最为清楚：
人民在悲剧中发现了快感，这是因为在这里，在社会剧场的舞台上，他们看到了他们生平认为最可恨、最有大害于他们，而为他们所深痛疾恶的那些人物的毁灭。
是与非，正义与邪恶，这是凭人民的感觉可能判断的事情，戏剧家剥去了一切伪装，整理出一个对照，于是而人民为着自己所厌恨的人物之毁灭而拍掌了。
历史会使人物走向他必须走向的终结，历史剧家呢，那不过是将历史重新制作成为一个作品，而把什么是决定历史的因素更明白地提示给当代和后世的观众而已。
二
在这里我们接触到历史和历史剧的问题。
历史不会是完全雷同的反复，但是，在某些共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历史也真可以和现实酷似到可怕的程度。
作家笔下的史剧可以常常被认为影射，说：这和现实太相像了。但，作家笔下的史剧也可以被认为歪曲，说：这和正史太不相像了。俗语说：舌扁而话圆。随着个人的好恶和利害，中国人是懂得用不同的尺度来衡量不同对象的技巧的。我们觉得，阐明历史学家任务和历史剧家任务之异同，有着急迫的必要。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告诉后人：
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就是依着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而可能发生的事件。历史学家和诗人的不同，不在前者用散文而后者用韵文之点，他们的相差，可以说是前者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后者相反地叙述可能的事件这一点。
“依着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而可能发生的事件”，这就是比“实在的事”更真实的真实。亚里士多德劝诗人与其使用那显然不合理的或然的事（就是：事虽或有，但背情理），毋宁使用那显然合理而未必然的事（就是：事虽或无，理所必有）。就是，要诗人不必拘束于或有的“实在的事件”，而应该努力去接近“更高的真实”（Higher reality）的意思。这一点，几乎是古来一切优秀的诗人和剧作家所共同把握了的诀要。“不成问题，荷马、莎士比亚，乃至《圣经》的作者，都擅自更易，而没有完全依照文件记录中的事实，但，我以为即使是他们的杜撰，也比历史学家批判考验过的所谓实情还要生动”（L. Feuchtwanger） 〔5〕 。历史剧家不仅许可而且需要夸张，不仅许可而且需要补改，“莎士比亚常常自由地把事实移前倒后，使他的主人公们年轻或者年老，甚至他还‘发明’了一些事实。例如《亨利第四》中的理查第三是一名成年的武士，建立了许多功勋，可是实在，亨利第四在位时他才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同样，恺撒死后安东尼和布鲁特之争酝酿了相当的时光，而在剧本《恺撒大将》中莎翁把时间缩短了很长的一段。”（狄纳莫夫）。莎士比亚的史剧比“文件记录”更加辉煌，莎士比亚的史剧比历史更多地给了人民以教训，也可以说，重新安排过了的艺术品比凭着支配者的好恶而记录下来的文件更真、更深、更大地表现了人民的喜怒和哀乐，也就是说，这样的史剧更深地发掘了历史的奥秘，道破了历史的真实。
在一个具有正确的世界观而用全副心肠贴近人民大众的艺术家的安排之下，依着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而再创造出来的历史悲剧，无疑的可能更进一步地迫近历史的真实，可能更典型地表现出互相争斗着的两个斗争集团的轮廓，两种代表者的性格、容貌，乃至可能更正确、更简明地指明这两者的前途与运命！
历史学家的工作是记述，保存，说某一件事情如此如此，某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做了些什么。而历史剧作者的工作，却是整理这些历史，删除偶然的、表面的枝叶，发现历史发展的法则，说某人某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成因，“某一特殊人物在某一特殊环境中，他会做出些什么来的事情”（G. E. 蓝辛，《汉堡演剧评论》 〔6〕 ）。
三
现在，我们也不妨谈谈悲剧和闹剧的问题。
和平凡的日常生活比拟，历史上被采用的题材的故事总是那么的曲折奇离，波涛壮阔，和实生活中的人物比拟，历史剧中的英雄总是那么的性格鲜明、丰富多彩。于是，不满意史剧的人们又把问题混淆起来，说，这不是史剧而落人闹剧的窠臼了。
戏剧本来是人生的“剧”烈部分，因之采用波涛壮阔的事件和性格鲜明的人物也许反可以说是戏剧的本分。闹剧需要煽情，需要对落后的观众诉之于惯俗的情操，所以他们就不问故事发展的是否合理，人物性格是否入情，只用出奇制胜的故事，类型的——可是有特色的人物，毫无目的，“为戏剧而戏剧”地造成一个紧张刺激而又通俗有趣的剧本，这，和具有对人民的同情，对真理的向往，为着真的是非爱憎而写作的历史悲剧，有什么一点共同的地方？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再三强调“事件的次序”，换言之就是事件和人物性格发展必须依循的必然律和或然律，事件一定要从事件发生，行动必须从行动出发，依着追求“更高真实”的途径，不为紧张的情节所阻挠而放弃人物性格的刻画，不用不合理的类型和俗套来迎合低级的情操，这就是史剧！莎士比亚冠绝古今的史剧之所以不同于庸俗的闹剧，除出前述的艺术家在历史事件中所站的地位和所抱的心肠之外，这是最基本，最诀要的地方。
只要封建主义的余毒还在中国残存，只要人类的精神领域还有需要净化的积垢，我们就还有充分的权利和义务来发掘历史的真实。“历史是为诗人而存在的，历史用戏剧表现出来，历史转化成了对白！”（Novalis） 〔7〕 。
1943年冬
注 释
〔1〕 原载《群众》1943年第8卷第6、7合刊，原题为《历史、历史剧、闹剧》，署名余伯约，后改为现名收入《边鼓集》。
〔2〕 拉辛（1639—1699），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作家。
〔3〕 同感。
〔4〕 拉布吕耶尔（1645—1696），法国哲学、伦理学家。
〔5〕 福伊希特万格（1884—1958），德国小说家和剧作家。
〔6〕 今译莱辛（1729—1781），德国戏剧家，《汉堡演剧评论》今译《汉堡剧评》。
〔7〕 诺瓦利斯（1772—1801），德国浪漫主义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