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
讨论电影问题的消息，我是在病床上隐约听到的，于是，产生了一个很奇妙的联想。
离开医院的那一天，护士长同志要我对他们的护理工作提出批评，当她问到医院的伙食的时候，我回答说：“很好，特别是卫生、营养。”于是，护士长很敏感地微笑了。
伙食要卫生、营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单单这两者合格是不是就可以完全满足病人的要求了呢？从病人的角度来说，他似乎还有另一项要求，那就是：多样化、美味可口。
这里，就接触到怎样来指导伙房的炊事人员和在特定的环境之下这种指导思想应该以什么为重点的问题。最理想的，当然是三者俱备，但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这三者之间并不是没有矛盾的。有的病人只能吃流质，有的病人在食物品种上还有许多禁忌，这样，多样化和美味可口这一条就不能不放在次要的位置上了。坦率地说，我对病院的伙食也曾发过牢骚，说什么：你们只考虑几公撮的维他命C、维他命B、或者只考虑到一天的食物应该具有几千几百个“卡路里”（热量），而没有考虑到病人的食欲和口味。于是，一位比我涵养好的病友反驳了我：要好吃，病好了到菜馆里去吧。
领导某一种业务，一方面要熟悉这一种业务的特有规律，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在特定时期、环境下应注意的重点。单单从维他命和“卡路里”的角度来指导炊事员，无疑是不够全面的，但是毫无主见，病人要吃什么就给什么，那就是对病人不负责任的态度了。
在“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中，没有一篇文章批评解放后国产影片的“思想”不好，火力是集中在题材单调、公式概念上——换言之，就是不合口味。在这里值得我们警觉和应该引以为训的是，七年以来，我们对电影事业的领导只从维他命、“卡路里”出发，太少考虑到观众的口味，也应该说，还没有很好地掌握领导电影业务的特有的规律。
在此，就接触到解放以来国产影片的估价问题。再用上面的比喻来说，尽管我离开医院的时候对护士长讲了伙食的“怪话”，但是，不管怎样，对于医师和护理员们这样来处理我的伙食，还是怀着尊敬和感谢之念的。因为他们保证了我的健康，恢复了我的体力，没有使我因为饮食不慎而旧疾复发。我们完全有权利要求领导电影事业的同志们根据电影的特点来改进领导方式，尽一切力量来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以便于动员一切积极力量来繁荣我们的电影事业，但是，对七年来的电影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把护理员和炊事指导人当作“斗争对象”，那无疑的是过分了。
我完全意识到，这一联想和比喻一定会得到理直气壮的反驳：电影观众不是病人。
是的，电影观众不是病人。但是回顾一下解放初期电影从业员和电影观众的思想情况，总得承认相当混乱和相当严重地受有某些不健康的思想影响吧。当时，美国的坏电影不是还拥有大量的观众么？《武训传》初映的时候不是还有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很多的观众的掌声么？中国究竟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呢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不是还有许多人动摇不定么？抗美援朝的时候，不是还反映出一种恐美崇美的思想么？我想，在那个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环境之下，首先考虑维他命、“卡路里”，不太去迎合观众口味，在思想性第一的前提下力求艺术性的完美，应该肯定是正确的、必要的，不该受到过多的责难的。千错万错，坚持了电影为社会主义服务没有错，电影对亿万人民进行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没有错。七年以来，假如我们不坚持这一个方针，假如不用我们“公式概念”的国产片去挤掉“丰富多彩”的美国片，假如不把许多摇摇欲坠、天天到文化主管部门来要求“贷款”的私营影片公司国营化，假如不对广大的电影从业员进行思想改造、整风学习，那么，今天的“齐放”和“争鸣”，是不能设想的。
二
今年元旦的《文汇报》上发表了白杨同志的一篇文章，其中一段是：“一点联想”，她从电影联想到人民装。
打个比方，我瞧着自己这张照片，瞧着照片上这身人民装，不自觉地会从内心深处涌出一种深重的感情，就像从照片上看到了自己生命道路上的界限。一身普通的人民装，对于我标志着冲破旧社会和跨入新社会的界限，解放了与未解放的界限。这种内心深处的激情，往往使人忍不住喜悦得流下眼泪。
我不是想把解放后的电影比作人民装，我是说我有过一些联想。解放后的电影曾经感动了鼓舞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在人民建设新的生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一面。国产片的成绩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产量少，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千篇一律的现象，缺点不少，也是一面。但这不能遮掩住解放后的电影的成就，它已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的一页。说到这里，我又想扯到去年由于提倡美化服装，对人民装有过“嘲笑”、“丑化”的一些事情。因此，我便不免过虑地想，在推进电影事业的今天，会不会引起像对人民装那一种不必要的错觉？说起人民装，确实曾经起过移风易俗的作用，使全国人民趋向朴实，甚而在人们的感情上也激起一种参加革命工作的喜悦。
解放之后，党和政府并没有下命令要大家一律穿人民装，甚至也没有什么领导人特别写文章提倡过，但是人民装却蔚然成了风气。人民装美吗？很难说；经济吗，也不一定，据说对女同志还得花较多的布料。为什么这样流行？为什么从1949年到1955年一直没有人提出意见？为什么1956年曾经大大地反过一阵而终于没有被反掉？要回答这些问题并不简单，而我以为白杨同志所说的它“确实曾经起过移风易俗的作用，……甚而在人们的感情上也激起一种参加革命工作的喜悦”，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这样说并没有坚持要大家继续穿人民装的意思，也并不认为人民装应该全盘肯定而一无缺点。我同意这个比喻，是认为在讨论或者批判一种社会现象、风气的时候，应该很客观地分析一下产生这种现象、风气的内内外外的原因，假如可能的话，也应该对这种现象、风气的好坏和功过，给以公平合理的评价。
当去年许多漫画家、杂文家大张旗鼓地批评人民装的时候，一位年高的漫画家丰子恺先生在上海《新闻日报》上画了一幅具有独立见解的漫画，同时还题了一首诗，今年元旦，他对此又写了一段“小感”：
1956年11月25日我曾经在《新闻日报》上发表一张小画。画中描着三个奇形怪状的女人：一个女人头上梳一个髻，有一尺多高。第二个女人的眉毛画得很阔，占据了半个额骨。第三个女人的衣服的袖子非常大，拖在地上的有七八尺，又转个弯堆在地上。这幅画上写着一个画题：“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画题下面还有小字：“《后汉书·长安城中谣》。注云：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上之所好，下必甚焉。1956年深秋子恺画”
近来有些号召提出之后，我似乎看见社会上有许多同这三个女人一样奇形怪状、变本加厉的情况，因此画这幅画。我但愿1957年以后不再有这种奇形怪状、变本加厉的情况出现。
我认为这几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反对国产电影的公式化、概念化，不一定要任性地对过去的国产片加以丑化，而今天，尽管人民群众的思想有了很大的提高，也还应该想到：假如把概念化、公式化和思想性、政治性混淆起来，不加分析地否定过去的国产影片，片面地强调“票房价值”，那么，是不是也和服装问题一样，有可能产生某一类的“奇形怪状”呢？
也有许多人在讨论中国电影的传统。我个人看法，中国电影历史较短，不一定像戏曲、绘画、音乐那样已经有了一种比较完整的民族传统和民族风格，但是，毫无疑问，二三十年以来，特别是解放后七年来，中国电影却也积累了不少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坚持了电影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顽强地反对了为电影而电影、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反对了将电影看作商品、用票房价值来作为影片好坏的唯一标准的资产阶级思想。1933年前后，当国民党反动派不能用死刑和监狱来吓倒当时风起云涌的进步电影的时候，他们曾经把一切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的电影叫做“硬性电影”，而相对地提出过“软性电影”的口号。他们的理论是：看电影是为了娱乐，不是为了听“说教”，所以他们给“软性电影”做了一幅广告式的标语，叫做“给眼睛吃冰淇淋，让心灵坐沙发椅”。但是其结果，这一反动的理论和实践在广大进步文化工作者的猛击之下，很快就消灭了。值得我们欣慰的是，当年参加这一斗争的许多进步电影工作者今天还坚持在光荣的人民电影的岗位上，而当时主张过“软性电影”的电影工作者，一部分人也已经经过思想改造，而终于投身到我们的行列中来了。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展，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人民的服装一定会起变化，人民的文化食粮也一定会日新月异地丰富多彩。改，是大势，也是人民群众的要求，但是一定要改得好，改得对，不要改到过去的老路上去。要肯定的应该肯定，要批判的应该批判，要坚持的就一定要坚持。这之间，需要的是科学的分析，冷静的探讨，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唐朝的一位大政治家李泌有一句话讲得很好：“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慎将来耳。”大家的目的都是为了慎将来，那么，“咎”的态度也就很自然地应该是同志式的批评，而不是牢骚和泄愤了。
三
两三年前，有一位负责领导电影事业的同志对我不胜感慨地说：“电影像一个大家庭中兼祧几房的独养儿子。大家都喜欢他，大家都关心他，大家都要管，于是，当这样一个‘孩子的保姆’就难办了。”
爱他所以管他，这不能不说是大家的好意，也不能不说是这个孩子的福气。但是管的人多，关心的人多，当保姆的人的确是很难办了。
电影是最富于群众性的艺术，去年观众十三亿人次。因此，第一，群众要管，群众不能没有意见；其次，电影要描写工业、农业、工商业、青年、妇女……于是各有关部门不能不关心，不能不发表意见；当然，还有更重要的，电影是教育人民的最犀利的武器，党不能不关心，政府不能不关心。大家希望这个孩子好，希望他成为一个“三好”青年，这一点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的管法上，由于各方面的看法有所不同，就很难完全一致了。老祖母说应该让他吃得饱些、穿得暖些，叔叔伯伯却说太娇生惯养了不好，应该让他锻炼锻炼；母亲主张小孩子应该穿红戴绿，父亲却认为孩子应该从小就养成朴素的生活作风……当保姆本来很难，当这样一个孩子的保姆更难。她的责任是兼听各方面的意见，结合实际情况，不主观，不偏听，对的意见要采纳，不对的意见要解释，对的、但是一时做不到的意见，也要耐心地把做不到的理由说清楚。要做好这样一个保姆，不仅要有丰富的经验，足够的业务知识，而且要有独立思考、勇于负责的精神。
对于这个问题，有的同志做了另一个很形象化的比喻：“因为它重要，生怕它搞不好，也就出现了像《祝福》电影中鲁四老爷教阿牛描红的情景。关心过多，也就往往变成干涉过多。”
我以为两个比喻之间，有一点差别。鲁四老爷是一家之主，关心和干涉，都出于主动，主观性更多一些。而当保姆者，则主要是按各方指示办事，干涉不一定出自单纯的主观。
对这个问题，我以为电影负责人应该受到责难的，不在于对事业关心太多，而主要是在于本身政策、业务水平不高，还没有很好地掌握领导电影艺术生产的特殊规律，不善于分别实际情况来领导业务，缺乏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由此而风来随风，雨来随雨，怕犯错误，缺乏负责的风格和勇气。
拿有的同志的比喻来说，假如一方的确是鲁四老爷，一方的确是阿牛，那么我想，把着阿牛的手教描红，也算不得什么错误和罪过。毛病是出在一方面鲁四老爷自己不一定是书法家，另一方面把不是阿牛的也当作了阿牛，又忘记了经过七年之后阿牛已经能够自己临帖而不再需要描红这一事实。
但是，话也得说回来，在解放初期，在各私营厂合营初期，“关心”多，干涉多，教阿牛描红，是不是百分之百地没有必要，完完全全是“好为人师”的主观主义的办法呢？我看恐怕也不是如此。尽管在被教描红者之中有许多已经具备了足够经验的人，但是，在那个大变化的时期，把着笔教思想、教政策，也不能完全把它看成干涉，看成“传道方法”吧。假如容许我讲得坦率一点，由于中国电影还年轻，它的童年又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度过，所以即使是那些对电影生产已经具有足够经验的人，除出政策、思想之外，对于新事物、新主题、新技术恐怕也还有学描红之必要吧。在内战、外战时期身经百战的将军们，今天不是还有许多人重新在军事学院“立正”、“稍息”么？加上，开国以来，在整个人民电影事业的工作人员之中，有经验的老手并不占百分比中的多数，那么，那些初在水银灯下工作的人，难道就完全没有把笔描红之必要了吗？
时代在进展，人在成长，当孩子戴上红领巾，入了队，入了团，保姆的职能就逐渐消失了，这时候，即使他们还要“关心”，还要絮絮叨叨，但对于开始有了独立见解的青年，也不再会感到太大的压力和束缚了。但，到那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完全自由”，没有人来“关心”了呢？不，社会要关心，人民要关心，党和政府要关心，而为了他们的进步和发展，这种关心有好处，也是永远有必要的。
1957年
注 释
〔1〕 本文是将1957年发表的《一个联想——关于电影的杂感之一》（《人民日报》1957年1月11日，署名子布）、《又一个联想——关于电影的杂感之二》（《人民日报》1957年1月13日，署名子布）、《“关心”与干涉——关于电影的杂感之三》（《人民日报》1957年1月14日，署名子布）等三篇文章合编而成的，收入《电影论文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出版）。